年龄越来越大，阅历也更丰富，生活中的一些事能忽视完全可以忽视，这个目标可以达成。
有过一段相对和睦的往来相处，客客气气也还不错，反正不常在一起。个别时，她也能将一些私下说的话讲给我听，是想征求我的意见，我知道，那是一种信任。可就是由于性格的不合，不理解，所以，爆发矛盾是迟早的事。她听不进别人的意见，自己认准的，谁也改变不了，即使这次说过，下次依然。外甥打灯笼，照旧。
早在孩子他妈怀孕的时候，因为吃饭时一句话不爱听了，马上就开始尥蹶子，不干了。趁我还在楼下爸爸那里吃饭，上楼后，一个招呼不打，大晚上，一个人溜掉了。回屋后不见人影，肯定着急啊。此时，她也在爸爸这里吃饭，还没回去。我一个人赶快四处寻找，能找的地方都找了，但她的家是没在考虑之中的。都这个时候，挺个大肚子，不替自己想，也得考虑孩子啊。留给我的就是个急，这女人啊，不可思议的尤物，毫不思忖我的感受。
后来，可能是一个人在外面转累了，还是不想回，也没地方可去，估计到她们一家人也该回自己那了，便直接跑到她们家去了。稍微懂事的，会办事的，会做人的，站在我的立场上，一个电话过来，我也就放心了，啥事不会有。可没有任何信息过来。她这个时候，马上快生的日期，一个人不管不顾往外就跑，一时心烦，出去走走，也无所谓，差不多就回来呗，可能也觉得自己做得有些过分，不太好意思了，时间越拖就越不好意思，便躲去她们家一直呆在那。她们倒没事了，聊起大天，可把我这个着急上火之人完全抛到脑后了。
天越来越晚，我是越来越急，都等到12点多了，她突然出现了，还没说话我就明白了，但还是有些不愿相信是真的，这也太蠢了。她告诉我：她去我那了，怕你说她，才让我送她回来。人呢？我问。在外面。她回答。我问她：一直在你呢？她点头：是啊。我又问：怎么不打个电话？她支支吾吾说不清到底怎么想的。她怕，你也怕？你不了解她，还不了解我吗？唉，让我说什么好呢。一个过来人，自己也养了孩子的 ，怎么如此糊涂。真的是太无语啦。可她就是这般，且几乎一向如此，连我有时都不敢相信，不认为这是她真心所想而为。可是，事实就这样，真的发生了。不仅她，这个家的人差不多都如此，总是与你期望的不一样，你根本讲不清，讲不出个理来。
她自己的女儿，到哪都总是带着，有什么事也会彼此商量，可那是她的女儿，天天在一起，相互了解，但对于我就不同了，有些时候她女儿的出现会让我感觉很没面子，很尴尬，必定我是长辈。但她不懂，一点没感觉到。你跟她说也说不清楚，说了也白说，不在乎，依然坚持自己的观点：那怎么了，有嘛事呀！很多时候，好事也办砸了。或许有时，她的确出于好意，可不会办，所以，便没有预期效果，反而适得其反，弄巧成拙。
诸如此类，这样的事太多了。你躲着她，有问题，可走近了，又有了新的问题。头疼啊。有时候，我想说：让我们彼此尊重，不来往都无所谓，但不要成为仇人，视若水火，就让彼此之间有一个距离，这样起码还保持着尊严，保持着亲情，不撕破脸，我只想静静，行吗？可事实说明，这想法太过理想，只能停留在想象之中，非此即彼，只能选择其一。逼人啊！
有过一段相对和睦的往来相处，客客气气也还不错，反正不常在一起。个别时，她也能将一些私下说的话讲给我听，是想征求我的意见，我知道，那是一种信任。可就是由于性格的不合，不理解，所以，爆发矛盾是迟早的事。她听不进别人的意见，自己认准的，谁也改变不了，即使这次说过，下次依然。外甥打灯笼，照旧。
早在孩子他妈怀孕的时候，因为吃饭时一句话不爱听了，马上就开始尥蹶子，不干了。趁我还在楼下爸爸那里吃饭，上楼后，一个招呼不打，大晚上，一个人溜掉了。回屋后不见人影，肯定着急啊。此时，她也在爸爸这里吃饭，还没回去。我一个人赶快四处寻找，能找的地方都找了，但她的家是没在考虑之中的。都这个时候，挺个大肚子，不替自己想，也得考虑孩子啊。留给我的就是个急，这女人啊，不可思议的尤物，毫不思忖我的感受。
后来，可能是一个人在外面转累了，还是不想回，也没地方可去，估计到她们一家人也该回自己那了，便直接跑到她们家去了。稍微懂事的，会办事的，会做人的，站在我的立场上，一个电话过来，我也就放心了，啥事不会有。可没有任何信息过来。她这个时候，马上快生的日期，一个人不管不顾往外就跑，一时心烦，出去走走，也无所谓，差不多就回来呗，可能也觉得自己做得有些过分，不太好意思了，时间越拖就越不好意思，便躲去她们家一直呆在那。她们倒没事了，聊起大天，可把我这个着急上火之人完全抛到脑后了。
天越来越晚，我是越来越急，都等到12点多了，她突然出现了，还没说话我就明白了，但还是有些不愿相信是真的，这也太蠢了。她告诉我：她去我那了，怕你说她，才让我送她回来。人呢？我问。在外面。她回答。我问她：一直在你呢？她点头：是啊。我又问：怎么不打个电话？她支支吾吾说不清到底怎么想的。她怕，你也怕？你不了解她，还不了解我吗？唉，让我说什么好呢。一个过来人，自己也养了孩子的 ，怎么如此糊涂。真的是太无语啦。可她就是这般，且几乎一向如此，连我有时都不敢相信，不认为这是她真心所想而为。可是，事实就这样，真的发生了。不仅她，这个家的人差不多都如此，总是与你期望的不一样，你根本讲不清，讲不出个理来。
她自己的女儿，到哪都总是带着，有什么事也会彼此商量，可那是她的女儿，天天在一起，相互了解，但对于我就不同了，有些时候她女儿的出现会让我感觉很没面子，很尴尬，必定我是长辈。但她不懂，一点没感觉到。你跟她说也说不清楚，说了也白说，不在乎，依然坚持自己的观点：那怎么了，有嘛事呀！很多时候，好事也办砸了。或许有时，她的确出于好意，可不会办，所以，便没有预期效果，反而适得其反，弄巧成拙。
诸如此类，这样的事太多了。你躲着她，有问题，可走近了，又有了新的问题。头疼啊。有时候，我想说：让我们彼此尊重，不来往都无所谓，但不要成为仇人，视若水火，就让彼此之间有一个距离，这样起码还保持着尊严，保持着亲情，不撕破脸，我只想静静，行吗？可事实说明，这想法太过理想，只能停留在想象之中，非此即彼，只能选择其一。逼人啊！
关于《知觉的世界》的读书笔记
一本可以细读的书～梅洛.庞蒂从人的知觉出发，论述了关于我们对于事物、生活、艺术等各方面的看法。上一次有如此看书体验的是塔可夫斯基的《雕刻时光》，再一次被这种论述的方式所打动。自从前段时间开始接触哲学，自己对于生活的体验以及看待世界的方式都有所改变，这大概就是哲学的魅力吧。看到最后，真心希望哲学能成为每个国家义务教育里的必修课程，就像法国所做的那样，我相信每个人都能从中获得一种新的体验。
摘抄：
在检视了空间之后，让我们着手检视那些填充了空间的物本身。就此，若去查考经典心理学的教科书，我们会发现里面是这么界定物的：先是有一些不同的性质呈现给了不同的感官，然后再由理智的一个综合行为将这些性质统合为一个体系一这就形成了物。例如，柠檬就是这个两头鼓起的椭圆的形状，再加上这个黄黄的颜色，再加上这个凉凉的触感，再加上这个酸酸的味道……然而，这一分析并不能让我们满意，因为我们并没有看到这里有什么是能够把这其中的每一个性质和所有其他的性质统一起来的；而实际上，我们是的的确确地感受到了这一点的：柠檬是个统一的存在，它所有的性质都不过是这统一的存在的不同表现。只要我们还把物体的各种性质看作属于视觉、味觉、触觉等截然分疏的世界的，物体的统一性就一直会是神秘难解的。然而，在这一点上，遵从歌德的指引，现代心理学已经注意到：物体的任何一个性质都远非严格地独立的，而是都拥有一种情感意谓(une signification affective),这情感意谓会将此性质与所有其他感官的情感意谓连结起来。举例说来，正如给房间挑选过壁毯的人都知道的，每种颜色都会氤氲出一种情绪氛围，都会使这壁毯或忧郁或明快，或阴沉或昂扬。既然不仅颜色是如此，既然对于声音和触觉来说亦是如此，那么我们或许就可以说：每一种颜色都对应着某一种声音和温度。正是因此，当向盲人描述一种颜色时，盲人可能会通过把此颜色类比为某种声音来想见此颜色。因为人的经验赋予了性质某种情感意谓，所以一旦我们把一个性质放回到人的经验之中，那么这个性质何以能够和其他那些它原本与之毫无关系的性质发生关联也就变得开始能够被理解了。
在我们试图找回我们在生活的经验中所领会到的那个世界的努力中,所有那些古典的艺术法则都被打破了。关于绘画的古典教条是建立在视角主义之上的。所谓视角主义就是说，比如当画家在面对一片风景时决定只按照最传统的画法把他所看见的在画布上再现出来:画家先是看见了他身边的树,然后他把目光放远，投放到前方的路上，再然后将目光投向更远方的地平线;如此一来，根据目光每次所投注的焦点之不同，其他物体的外观也都随之发生变化。在画布上，画家所试图完成的不过是所有这些各异的视图所折中调和而成的产品，画家不过是在试图给所有这些各异的知觉找到一个公约数，也就是说画家并不是在给出物体呈现给画家的尺寸、颜色和外观,而只是在试图给出物体为传统绘画规则所规定下的尺寸和外观,也就是说，当把目光投注于地平线上某一个固定的点时，当风景画中的一切线条都因而从画家出发奔向这个点时，物体所呈现出的尺寸和外观。如此这般画出来的风景就会显得平静、端严而可敬，因为这些风景是被一个投注于无限远处的目光所固定住的。这些风景是与我有一段距离的，观看者是没有被卷入其中去的,这些风景是彬彬有礼的。观看者的目光从这些画中风景上从容地掠过，这些风景画中不会有任何令人不悦的东西来扰乱观看者那无上的从容安闲。然而，上述方式并非世界实际上呈现给我们的方式。世界实际上是在我们与世界的接触中呈现给我们的,而这与世界的接触正是知觉给予我们的。每时每刻，在我们的目光流转于现实场景中的时候，我们都必然只能从某一个确定的观点出发,而这些前后相继的瞬间之所见,无论是关于哪一个风景区域的，都是不能够简单地相互叠加起来的。画家如果想成功地彻底控制住这一系列的所见并从中提取出一个永恒的、唯一的风景，就不得不破坏掉自然而然的看的方式。比如画家就必须得时不时地眯起一只眼睛,借着铅笔去目测清楚一个细节处看起来到底有多大--然而这种做法难免就会改变这一细节本身--然后把这些都置于一个分析性的看之注视下，并进而在画布上构建对风景的再现。如此这般再现出来的风景完全不符合任何自然而自由的看，这般再现出的风景宰制住了自然的看之动态的开展，并且，这般再现出的风景还取消了这自然的看之律动和生命本身。自塞尚以来，很多画家都开始拒绝再遵从几何视角这一规则，因为他们想要重新抓住并再现出风景在我们眼底下的诞生本身;因为他们不再满足于去做一个分析性的报告，而是想要重新融进并采用知觉经验的“作画法”(“style”)本身。所以,他们的画的不同部分是从不同的出发点来看的，这就会使不仔细的赏画者觉得这些画犯了“视角错误”，然而却会使认真的赏画者觉得:在这些画中，从来没有任何两个物体是同时被看到的;若要在这些画里的不同空间部分之间游动目光，永远都是要耗费时间的;在这些画中,存在不是现成地被给予了的，而是通过时间显现或浮现出来的。
塞尚就曾说我们当能够绘画出树木的气味。在相同的意义上，萨特曾于《存在与虚无》中写道:每一个性质“都在揭示出物的存在”,他接着说道:“柠檬(的黄)贯彻于柠檬的所有性质中，且其每一个性质都是贯穿于所有其他的性质中的。那黄黄的正是柠檬的酸，那酸酸的正是柠檬的黄;我们吃糕点的颜色;而且糕点的味道也在向我们所说的饮食直观揭示着糕点的形状和颜色……泳池中水的流动性、温热感、泛蓝色以及涌
动态，这其中的每一个性质都一下子就在所有其他性质中被呈现出来了。”
每一个物都向我们象征着某种特定的行为,都向我们提示着这一行为，都激发着我们或正面或负面的反应。正因此,从一个人装点布置其居所的方式,从他所喜爱的颜色,从他所爱去散步的地点就可看出此人的品位、性格及面对世界和外部存在的态度。克洛岱尔就曾提到，中国人会用石头建筑园林,其中的一切都干枯而惨淡①。如此这般对环境的石化所透露出的是对生之茵润的否定,也就是说是对死的向往。那些郁结纠缠在我们的梦里的物同样是意味深长的。我们与物的关联并非一种遥远的关联。每一个物都向我们的身体和生活诉说着什么,每一个物都穿着人的品格(顺从、温柔、恶意、抗拒),并且,物反过来也活在我们之中,作为我们所爱或所恨的生活行为的标记。人驻于物,物也驻于人--借用心理分析师的说法就是:物都是情结(complexe)。塞尚亦持此观点,他曾说绘画所力图传达的正是物的“光环”(“halo”)。这也是现代诗人弗朗西斯·蓬热的看法。我们现在就以他为例对此作进一步的说明。萨特曾在一项关于蓬热的研究中写道:“物居住在他那里已经年历岁,物居有着他，物似地衣般覆盖住了他记忆的基底,物就在他那里……他现在努力所要做的就是从自身之深底钓出这些丛生的巨物以使它们出现，而不是对它们作严密细致的观察以确定它们的性质。”比如说水--当然,不仅仅是水，所有的元素都是如此--其本质并不在于它可被观察出的性质,而在于,关于我们它到底向我们说了些什么。
蓬热就是这么评论水的:
“水白、亮、无形、清凉、被动，执拗于它唯一的堕落--重力，用各种绝招完成这种堕落:包抄,穿透,腐蚀,渗透。
堕落同样作用于水的内部:不断地坍塌，每时每刻都在放弃各种形状，一味地卑躬屈膝，四脚八叉地趴伏于地，如尸首，像某些教派的僧侣……
我们几乎可以说水发了疯了,它歇斯底里般地唯重力是从。这个需求控制着它，如同一个根深蒂固的执念……
液体从定义上讲执着于服从重力而不是执着于维持自己的形状。为了服从重力它拒绝一切形状。这一根深蒂固的执念及病态的顾虑使它完全失态……
水的不安定:能感觉出最细微的倾斜变化。连滚带爬地跳下楼梯。活泼快乐，幼稚地顺从。当降低这边的高度以召唤它时，它立马就跟过来了。”
（引于《采取事物的立场》）
① Paul Claudel,Connaissance de IEst(1895-1900)，Paris,Mercur
de France,190è; rééd1960p.63:“正如景物之美实非草木和枝叶的颜色所构成,而是由线条与地势之起伏掩映所致,中国人真的会只用石头建园子。如此造园就好比是在雕塑,相形之下，寻常造园法则类于绘画。堆叠山石,以创造人工景观。从确定轮廓和形态来看，用石头似乎要比用植物装点更服帖更适宜它们的层次和外貌的变化令人感觉到高度和深度曲折和突兀”一-编者注。(中译文请参见《认识东方》徐知免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32页。-中译注)
加斯东·巴什拉将这种分析拓展到了所有的元素中。听众诸君会在他一系列关于气、水、火和土的著作中发现这种分析。在这些著作中,巴什拉把每一种元素都看成了某一类人的心灵家园,看成了此类人魂之所牵梦之所萦者,看成了主导此类人生活的那一为其所最钟爱的境域，看成了那赋予此类人以力量和幸福的自然圣礼(sacre-ment naturel)。所有这些研究都有赖于超现实主义。长达三十年，超现实主义力图在我们生活于其中的物体中--尤其是在那些我们失而复得的、弥足珍贵的物件中--寻找那“欲望的催化剂”或者,正如安德烈·布勒东所说,寻找人的欲望于其中显现自身或曰“结晶”的地方。所以说,这是个相当普遍的趋势:不再把物和人之间的关联设想为一个享有着至高权威的精神和一个例如笛卡尔的著名分析中所呈现的蜡之间的那种距离和主宰;而是终于意识到了:这关联并不是那么清楚明白,这关联是一个令人目眩的接近,这接近使我们不能把自己视作与物完全撇清关系的纯粹精神,使我们不能把物界定为与人的性质没有任何瓜葛的纯粹对象。
通过检视知觉的世界，我们到底学到了什么呢?我们学到了:在这个世界里，根本就不可能把物和它的显现方式区分开。诚然，当我像字典那样去定义桌子的时候--三条或四条腿支撑起的一个平面，人们可以在上面吃饭、书写等等--我可能会觉得如此我就抓住了桌子的本质而完全不必在意桌腿的形状、纹饰的风格等等这般伴随性的偶然之处。然而，这样我就不是在知觉了，而是在下定义。与此相反，当我在知觉一张桌子的时候，我不会不在意这桌子实现其作为桌子的功能的方式,而且,正是桌腿每一次承载起桌面的独特方式、正是那从桌脚到桌面抵抗重力的独特运动吸引着我,并使得每张桌子都卓然有别于所有其他的桌子。在这里，没有任何一个细节--从木头的纤维、桌腿的形状、木头的色泽及年龄到印证着木头之年龄的某些涂鸦或磨损--是无关紧要的，而且“桌子”这个意谓之所以吸引我,正是因为它是透过所有这些“细节”显现出来的，因为正是这些细节体现着它在场的样态。然而，一旦我们明白了知觉学派的教导，我们就会发现我们开始懂艺术作品了,因为艺术品也是一个肉身性的总体，在此总体中,意义并不是自由的,而是系于或者说束缚于形形色色的符号以及各种各样的细节的。正是这些符号和细节向我显现了意义，以至于正如被知觉到的物那样,艺术品也是要去看的、要去听的，任何的关于艺术品的定义和分析--无论这分析作为对知觉经验所进行的事后盘点做得有多么完备--都不能取代我对此艺术品所进行的直接感知经验。这一点乍看上去并不是那么明白无疑。
一本可以细读的书～梅洛.庞蒂从人的知觉出发，论述了关于我们对于事物、生活、艺术等各方面的看法。上一次有如此看书体验的是塔可夫斯基的《雕刻时光》，再一次被这种论述的方式所打动。自从前段时间开始接触哲学，自己对于生活的体验以及看待世界的方式都有所改变，这大概就是哲学的魅力吧。看到最后，真心希望哲学能成为每个国家义务教育里的必修课程，就像法国所做的那样，我相信每个人都能从中获得一种新的体验。
摘抄：
在检视了空间之后，让我们着手检视那些填充了空间的物本身。就此，若去查考经典心理学的教科书，我们会发现里面是这么界定物的：先是有一些不同的性质呈现给了不同的感官，然后再由理智的一个综合行为将这些性质统合为一个体系一这就形成了物。例如，柠檬就是这个两头鼓起的椭圆的形状，再加上这个黄黄的颜色，再加上这个凉凉的触感，再加上这个酸酸的味道……然而，这一分析并不能让我们满意，因为我们并没有看到这里有什么是能够把这其中的每一个性质和所有其他的性质统一起来的；而实际上，我们是的的确确地感受到了这一点的：柠檬是个统一的存在，它所有的性质都不过是这统一的存在的不同表现。只要我们还把物体的各种性质看作属于视觉、味觉、触觉等截然分疏的世界的，物体的统一性就一直会是神秘难解的。然而，在这一点上，遵从歌德的指引，现代心理学已经注意到：物体的任何一个性质都远非严格地独立的，而是都拥有一种情感意谓(une signification affective),这情感意谓会将此性质与所有其他感官的情感意谓连结起来。举例说来，正如给房间挑选过壁毯的人都知道的，每种颜色都会氤氲出一种情绪氛围，都会使这壁毯或忧郁或明快，或阴沉或昂扬。既然不仅颜色是如此，既然对于声音和触觉来说亦是如此，那么我们或许就可以说：每一种颜色都对应着某一种声音和温度。正是因此，当向盲人描述一种颜色时，盲人可能会通过把此颜色类比为某种声音来想见此颜色。因为人的经验赋予了性质某种情感意谓，所以一旦我们把一个性质放回到人的经验之中，那么这个性质何以能够和其他那些它原本与之毫无关系的性质发生关联也就变得开始能够被理解了。
在我们试图找回我们在生活的经验中所领会到的那个世界的努力中,所有那些古典的艺术法则都被打破了。关于绘画的古典教条是建立在视角主义之上的。所谓视角主义就是说，比如当画家在面对一片风景时决定只按照最传统的画法把他所看见的在画布上再现出来:画家先是看见了他身边的树,然后他把目光放远，投放到前方的路上，再然后将目光投向更远方的地平线;如此一来，根据目光每次所投注的焦点之不同，其他物体的外观也都随之发生变化。在画布上，画家所试图完成的不过是所有这些各异的视图所折中调和而成的产品，画家不过是在试图给所有这些各异的知觉找到一个公约数，也就是说画家并不是在给出物体呈现给画家的尺寸、颜色和外观,而只是在试图给出物体为传统绘画规则所规定下的尺寸和外观,也就是说，当把目光投注于地平线上某一个固定的点时，当风景画中的一切线条都因而从画家出发奔向这个点时，物体所呈现出的尺寸和外观。如此这般画出来的风景就会显得平静、端严而可敬，因为这些风景是被一个投注于无限远处的目光所固定住的。这些风景是与我有一段距离的，观看者是没有被卷入其中去的,这些风景是彬彬有礼的。观看者的目光从这些画中风景上从容地掠过，这些风景画中不会有任何令人不悦的东西来扰乱观看者那无上的从容安闲。然而，上述方式并非世界实际上呈现给我们的方式。世界实际上是在我们与世界的接触中呈现给我们的,而这与世界的接触正是知觉给予我们的。每时每刻，在我们的目光流转于现实场景中的时候，我们都必然只能从某一个确定的观点出发,而这些前后相继的瞬间之所见,无论是关于哪一个风景区域的，都是不能够简单地相互叠加起来的。画家如果想成功地彻底控制住这一系列的所见并从中提取出一个永恒的、唯一的风景，就不得不破坏掉自然而然的看的方式。比如画家就必须得时不时地眯起一只眼睛,借着铅笔去目测清楚一个细节处看起来到底有多大--然而这种做法难免就会改变这一细节本身--然后把这些都置于一个分析性的看之注视下，并进而在画布上构建对风景的再现。如此这般再现出来的风景完全不符合任何自然而自由的看，这般再现出的风景宰制住了自然的看之动态的开展，并且，这般再现出的风景还取消了这自然的看之律动和生命本身。自塞尚以来，很多画家都开始拒绝再遵从几何视角这一规则，因为他们想要重新抓住并再现出风景在我们眼底下的诞生本身;因为他们不再满足于去做一个分析性的报告，而是想要重新融进并采用知觉经验的“作画法”(“style”)本身。所以,他们的画的不同部分是从不同的出发点来看的，这就会使不仔细的赏画者觉得这些画犯了“视角错误”，然而却会使认真的赏画者觉得:在这些画中，从来没有任何两个物体是同时被看到的;若要在这些画里的不同空间部分之间游动目光，永远都是要耗费时间的;在这些画中,存在不是现成地被给予了的，而是通过时间显现或浮现出来的。
塞尚就曾说我们当能够绘画出树木的气味。在相同的意义上，萨特曾于《存在与虚无》中写道:每一个性质“都在揭示出物的存在”,他接着说道:“柠檬(的黄)贯彻于柠檬的所有性质中，且其每一个性质都是贯穿于所有其他的性质中的。那黄黄的正是柠檬的酸，那酸酸的正是柠檬的黄;我们吃糕点的颜色;而且糕点的味道也在向我们所说的饮食直观揭示着糕点的形状和颜色……泳池中水的流动性、温热感、泛蓝色以及涌
动态，这其中的每一个性质都一下子就在所有其他性质中被呈现出来了。”
每一个物都向我们象征着某种特定的行为,都向我们提示着这一行为，都激发着我们或正面或负面的反应。正因此,从一个人装点布置其居所的方式,从他所喜爱的颜色,从他所爱去散步的地点就可看出此人的品位、性格及面对世界和外部存在的态度。克洛岱尔就曾提到，中国人会用石头建筑园林,其中的一切都干枯而惨淡①。如此这般对环境的石化所透露出的是对生之茵润的否定,也就是说是对死的向往。那些郁结纠缠在我们的梦里的物同样是意味深长的。我们与物的关联并非一种遥远的关联。每一个物都向我们的身体和生活诉说着什么,每一个物都穿着人的品格(顺从、温柔、恶意、抗拒),并且,物反过来也活在我们之中,作为我们所爱或所恨的生活行为的标记。人驻于物,物也驻于人--借用心理分析师的说法就是:物都是情结(complexe)。塞尚亦持此观点,他曾说绘画所力图传达的正是物的“光环”(“halo”)。这也是现代诗人弗朗西斯·蓬热的看法。我们现在就以他为例对此作进一步的说明。萨特曾在一项关于蓬热的研究中写道:“物居住在他那里已经年历岁,物居有着他，物似地衣般覆盖住了他记忆的基底,物就在他那里……他现在努力所要做的就是从自身之深底钓出这些丛生的巨物以使它们出现，而不是对它们作严密细致的观察以确定它们的性质。”比如说水--当然,不仅仅是水，所有的元素都是如此--其本质并不在于它可被观察出的性质,而在于,关于我们它到底向我们说了些什么。
蓬热就是这么评论水的:
“水白、亮、无形、清凉、被动，执拗于它唯一的堕落--重力，用各种绝招完成这种堕落:包抄,穿透,腐蚀,渗透。
堕落同样作用于水的内部:不断地坍塌，每时每刻都在放弃各种形状，一味地卑躬屈膝，四脚八叉地趴伏于地，如尸首，像某些教派的僧侣……
我们几乎可以说水发了疯了,它歇斯底里般地唯重力是从。这个需求控制着它，如同一个根深蒂固的执念……
液体从定义上讲执着于服从重力而不是执着于维持自己的形状。为了服从重力它拒绝一切形状。这一根深蒂固的执念及病态的顾虑使它完全失态……
水的不安定:能感觉出最细微的倾斜变化。连滚带爬地跳下楼梯。活泼快乐，幼稚地顺从。当降低这边的高度以召唤它时，它立马就跟过来了。”
（引于《采取事物的立场》）
① Paul Claudel,Connaissance de IEst(1895-1900)，Paris,Mercur
de France,190è; rééd1960p.63:“正如景物之美实非草木和枝叶的颜色所构成,而是由线条与地势之起伏掩映所致,中国人真的会只用石头建园子。如此造园就好比是在雕塑,相形之下，寻常造园法则类于绘画。堆叠山石,以创造人工景观。从确定轮廓和形态来看，用石头似乎要比用植物装点更服帖更适宜它们的层次和外貌的变化令人感觉到高度和深度曲折和突兀”一-编者注。(中译文请参见《认识东方》徐知免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32页。-中译注)
加斯东·巴什拉将这种分析拓展到了所有的元素中。听众诸君会在他一系列关于气、水、火和土的著作中发现这种分析。在这些著作中,巴什拉把每一种元素都看成了某一类人的心灵家园,看成了此类人魂之所牵梦之所萦者,看成了主导此类人生活的那一为其所最钟爱的境域，看成了那赋予此类人以力量和幸福的自然圣礼(sacre-ment naturel)。所有这些研究都有赖于超现实主义。长达三十年，超现实主义力图在我们生活于其中的物体中--尤其是在那些我们失而复得的、弥足珍贵的物件中--寻找那“欲望的催化剂”或者,正如安德烈·布勒东所说,寻找人的欲望于其中显现自身或曰“结晶”的地方。所以说,这是个相当普遍的趋势:不再把物和人之间的关联设想为一个享有着至高权威的精神和一个例如笛卡尔的著名分析中所呈现的蜡之间的那种距离和主宰;而是终于意识到了:这关联并不是那么清楚明白,这关联是一个令人目眩的接近,这接近使我们不能把自己视作与物完全撇清关系的纯粹精神,使我们不能把物界定为与人的性质没有任何瓜葛的纯粹对象。
通过检视知觉的世界，我们到底学到了什么呢?我们学到了:在这个世界里，根本就不可能把物和它的显现方式区分开。诚然，当我像字典那样去定义桌子的时候--三条或四条腿支撑起的一个平面，人们可以在上面吃饭、书写等等--我可能会觉得如此我就抓住了桌子的本质而完全不必在意桌腿的形状、纹饰的风格等等这般伴随性的偶然之处。然而，这样我就不是在知觉了，而是在下定义。与此相反，当我在知觉一张桌子的时候，我不会不在意这桌子实现其作为桌子的功能的方式,而且,正是桌腿每一次承载起桌面的独特方式、正是那从桌脚到桌面抵抗重力的独特运动吸引着我,并使得每张桌子都卓然有别于所有其他的桌子。在这里，没有任何一个细节--从木头的纤维、桌腿的形状、木头的色泽及年龄到印证着木头之年龄的某些涂鸦或磨损--是无关紧要的，而且“桌子”这个意谓之所以吸引我,正是因为它是透过所有这些“细节”显现出来的，因为正是这些细节体现着它在场的样态。然而，一旦我们明白了知觉学派的教导，我们就会发现我们开始懂艺术作品了,因为艺术品也是一个肉身性的总体，在此总体中,意义并不是自由的,而是系于或者说束缚于形形色色的符号以及各种各样的细节的。正是这些符号和细节向我显现了意义，以至于正如被知觉到的物那样,艺术品也是要去看的、要去听的，任何的关于艺术品的定义和分析--无论这分析作为对知觉经验所进行的事后盘点做得有多么完备--都不能取代我对此艺术品所进行的直接感知经验。这一点乍看上去并不是那么明白无疑。
【瞭望丨在“中国”发现中国】
◇“双槐树遗址的重要考古发现，实证了河洛地区在5300年前后这一中华文明起源的黄金阶段的代表性和影响力，填补了中华文明起源关键时期、关键地区的关键材料。”
◇受访专家指出，无论是遗址的地理位置、规模、文化内涵还是所处时代，无不凸显“河洛古国”是仰韶文化中晚期至少是黄河流域政治文明核心
2018年5月末的暮霭里，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顾万发匆匆踏上前往北京的火车，马不停蹄地约见了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王巍，将一沓研究材料激动又郑重地递到王巍手中。
那是“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阶段性成果发布前夜，考古学界内部对于即将披露的一系列重大发现，已有诸多讨论。浙江良渚、东北地区西辽河流域的红山、山西陶寺、安徽凌家滩……实证着5000多年前中华文明初始时期的“满天星斗”。
可这一片璀璨星光中，却唯独不见河南的身影。所谓“中原地区文明洼地现象”的说法似乎再度被坐实。
探寻中华文明起源，这片被以“宅兹中国”四字铭刻在何尊之上的土地，不应该也不可能缺席。
“那份当时未公开发布的材料，正是河南郑州双槐树遗址的初步研究成果。”顾万发说，“王巍老师看后也认为非常重要，尽管仍需进一步论证，但我们都知道，属于河南的那抹隐秘而伟大的文明起源之星光，马上将不再黯淡……”
一场雨“冲出”的文明
在伊洛汇流入黄河处的河南巩义河洛镇，有个名为“双槐树”的小村庄。在过去很长的时间里，它并不起眼，只是静默地居于黄河南岸高台地上，等待与世人相视的一刻。
司马迁在《史记》中写道：“昔三代之居，皆在河洛之间。”《易经》中“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的记载，更是广为流传。
诸多历史文献，都将最早的“中国”指向黄河流域的河洛地区。中华文明起源的“中原中心说”，也一度是学界的主流观点。但考古工作者们，迟迟未能找到过硬的实证材料。
王巍也一直有个“心结”。“在距今3700多年前，以二里头遗址为代表的二里头文化已经成为中华文明总进程的核心与引领者。中原地区在各个时期都有很重大的发现，在距今5000年左右的关键时期，怎么会没有文明起源迹象呢？”
1984年，河洛镇滩小关村发现一处新石器时代遗址，命名为“滩小关遗址”，并未引起广泛关注。
那是河南考古人与“河洛古国”的第一次擦肩而过。
20世纪90年代初，为配合基建，考古工作者对滩小关遗址进行了小规模发掘。“回过头看，那次的发掘点其实距离双槐树遗址内环壕及一号宫殿都非常近，不过几米。”顾万发回想起来仍颇感遗憾，“要是当时再多布几个探方就好了。”
那是河南考古人与“河洛古国”的第二次擦肩而过。
倏忽，又是10年。2003年，顾万发在花地嘴遗址主持考古发掘工作，一个雨天，无法开工，便和一同避雨的老乡闲聊起来。
“你们不就是在整天找瓦片吗？我们村多得是！”
“您是哪个村的？”
“双槐树。”
这个村庄离滩小关村并不远。顾万发一下提起兴趣，那里会不会真“有点好东西”？
又一个雨天，顾万发动身了。在双槐树村一个原本为引黄河水灌溉而挖，但并未启用的大型蓄水池，数日的雨水已将池壁冲塌，剖面上，不仅各式各样的陶片堆叠在一起，还暴露出房基、动物骨骼、石斧、石刀等遗迹遗物。
很快，随身携带的两个编织袋就装满了。顾万发和民工师傅一人扛起一袋，冒雨返程。
“我们俩，肩上是文物，脸上是雨水，身上全是泥。”顾万发说，走到一半，他的一只鞋底掉了，只能打赤脚，回到工作站才发现，脚上全是口子。“当时什么都顾不上了，只想着赶紧把捡回来的陶片洗干净。”
通过综合判断，双槐树村发现的陶片明显属于仰韶文化风格，并且器物的等级较高。顾万发立刻意识到重要性。“那感觉简直就是‘面朝大海，春暖花开’，就像农民看到了丰收的麦浪。”
此后的钻探发现，滩小关遗址仅是双槐树遗址东北部的一角。双槐树遗址被确认并命名。
但考古发掘工作的具体开展还需多方商榷。惊鸿一瞥后，双槐树重归静默，俯瞰大河滔滔。而顾万发也在密切注视着双槐树，静待最佳契机。
关键时期、关键地区的关键材料
2013年起，经国家文物局批准，“寻找中国丝绸之源——郑州地区仰韶时代中晚期考古学文化面貌与文明起源问题研究”课题启动，对双槐树遗址及其周边区域进行规模化的考古调查、勘探与发掘。
既为“寻丝绸”，也为“找源头”。随着工作不断深入，双槐树遗址的一系列重要遗迹现象被持续揭露出来。
2020年春夏之交，这座由北京大学教授、著名考古学家李伯谦建议命名为“河洛古国”的仰韶文化中晚期巨型聚落遗址，迎来揭开神秘面纱的时刻，穿越5300年时光，铺陈在世人眼前。
——这是一处经过精心选址和科学规划的都邑性聚落遗址，周边的青台、汪沟和洛阳的苏羊、土门等多个遗址，特别是西山、点军台、大河村仰韶文化城址组成的城址群，对双槐树都邑形成拱卫之势。
——这里现存面积高达117万平方米。遗址被内壕、中壕、外壕三重宽大的环壕围绕，形成严密的防御体系。“三重环壕曲度一致，工程量巨大，显然具有规划的同时性。而这种形制的规划可能蕴含有一定的高等级礼制概念。”顾万发说。
——这里有目前发现的中国最早的“宫殿”，多处院落建立在大型版筑夯土地基之上，门塾台阶、一门三道。“这种大型院落的空间组织形式连同大型居址构成的‘前朝后寝’式的宫城布局，开创了中国宫室制度的先河。”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何努说。
——这里有封闭式排状布局的大型中心居址区，目前发掘的4排大型房址，其间有巷道相通，其中最大的房子面积达220平方米，即使放到今天看也属于“豪宅”，可见居住者身份非同一般。在居址区的南部，两道370多米长的围墙与北部内壕合围形成了一个18000多平方米的半月形结构，其南段两端围墙组成的造型被专家视为中国最早瓮城的雏形。
——这里有4处共1700余座经过严格规划的大型公共墓地，所有墓葬均呈排状分布，墓葬区内的夯土祭坛遗迹，是仰韶文化遗址中首次发现。
——这里出土了许多含外来文化因素的器物，如具备大汶口文化特征的折腹鼎、属于屈家岭文化因素的陶器组合双腹豆和双腹碗等，说明河洛地区在距今5000年前后已存在文化的汇聚和辐射，体现出兼容并蓄的文化传统。
——这里还发现了用9个陶罐摆放成“北斗九星”遗迹、与丝绸起源关联的最早家蚕牙雕……
“双槐树遗址的重要考古发现，实证了河洛地区在5300年前后这一中华文明起源的黄金阶段的代表性和影响力，填补了中华文明起源关键时期、关键地区的关键材料。”王巍表示，以双槐树遗址为中心的仰韶文化中晚期文明，堪称“早期中华文明的胚胎”。
我国考古界泰斗、北京大学教授严文明高度评价双槐树遗址，亲笔写下《双槐城礼赞》一诗，其中提到：“是始建朝廷，诸侯来朝奉”“春蚕勤吐丝，丝绸惠万方。中华创文明，神州大风光！”
一只蚕、九颗星，
文明根脉瓜瓞绵绵
作为双槐树遗址发掘项目的总负责人和“双槐树遗址考古资料整理与综合研究”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首席专家，顾万发对“河洛古国”的“宝贝们”如数家珍，但他最津津乐道的，莫过于“家蚕牙雕”和“北斗九星”。
这两处颇具神秘色彩、打破常规认知的遗迹现象，甫一公布，就引发不少公众好奇的审视和热烈的讨论。
一只蚕，能有多重要？
这只用野猪獠牙制作的雕刻，长6.4厘米、宽不足1厘米、厚0.1厘米，造型和现代家蚕极为相似。背部凸起，头昂尾翘，仿佛即将吐丝或正在吐丝，是中国目前发现的时代最早的蚕雕艺术品。它的发现，被顾万发戏称为“神来之笔”。
“在‘寻找丝绸之源’过程中，我们在周边遗址发现了仰韶文化中晚期的丝绸实物，但仍有一关键问题悬而未决，吐出这丝的蚕是野生的还是驯化的？”顾万发说，“双槐树遗址的牙雕家蚕让一切不言自明。”
中华文明的一个典型特征即是农桑文明、丝帛文明。20世纪20年代，“中国考古学之父”李济在山西西阴村遗址就发掘出半个蚕茧，引发考古学界对中国蚕桑和丝织起源及发展历程的追寻。
如今，双槐树遗址发现大量的农作物和正在吐丝状态的牙雕家蚕，连同附近青台、汪沟等遗址发现的农业和丝绸实物等，证明距今5300年左右的中原地区已开始驯化家蚕，形成较为完备的农桑文明形态。
李伯谦直言，以双槐树遗址为首的黄河流域中心聚落群，是目前发现中国农桑文明发展史上的时代最早的代表。
九颗星，能有何奥妙？
更确切地说，这是一处用九个陶罐摆放成天上“北斗九星”形状的遗迹，主体被掩埋在双槐树遗址中心居址区最大房子的门廊处。在“北斗九星”遗迹上端，即古人言中“天的中心”北极附近，还有一头首向南并朝着门道的完整麋鹿骨架。
陶罐半截在土中，只露出一小部分，乍一看平平无奇，很难直观意识到其在摆放位置上的巧思。
结合此前在青台遗址发现的用陶罐摆放而成的‘北斗九星’图案和圜丘形天坛遗迹，顾万发说，这一发现表明5000多年前的“北斗”崇拜是当时仰韶先民的最高信仰之一。
有专家认为，“北斗九星”遗迹一方面具有科学和天文价值，表明当时人们已经具有相对成熟的“观象授时观”，用以观察节气、指导农时，还具有特殊的人文内涵与政治礼仪功能，其主人借此表达自己是呼应天上中心的地下王者，实现身份的“神化”。这是中国古代文明高度重视承天之命特征的早期代表，更是中华民族高度重视中心思维的重要考古学证据。
“家蚕牙雕”和“北斗九星”，一个是“脚踏实地”的农桑文明，一个是“仰望星空”的天文礼制。物质与精神，两大文明切面在双槐树遗址一体呈现。
受访专家指出，无论是遗址的地理位置、规模、文化内涵还是所处时代，无不凸显“河洛古国”是仰韶文化中晚期至少是黄河流域政治文明核心。而其天地之中的宇宙观、合天命而治的礼仪思维、崇尚中心的文化心理、具有引领性的社会发展模式，被后世所承袭和发扬，表明五千年中华文明主根脉可追溯于此，延续不断、瓜瓞绵绵。
五千多年时光流转。沐浴在文明曙光中的中原先民，其生活图景正经由考古研究被不断还原，在“河洛古国”，与你我相视一笑。（来源：《瞭望》 图源：双槐树遗址 2019年8月27日摄 李安摄）
◇“双槐树遗址的重要考古发现，实证了河洛地区在5300年前后这一中华文明起源的黄金阶段的代表性和影响力，填补了中华文明起源关键时期、关键地区的关键材料。”
◇受访专家指出，无论是遗址的地理位置、规模、文化内涵还是所处时代，无不凸显“河洛古国”是仰韶文化中晚期至少是黄河流域政治文明核心
2018年5月末的暮霭里，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顾万发匆匆踏上前往北京的火车，马不停蹄地约见了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王巍，将一沓研究材料激动又郑重地递到王巍手中。
那是“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阶段性成果发布前夜，考古学界内部对于即将披露的一系列重大发现，已有诸多讨论。浙江良渚、东北地区西辽河流域的红山、山西陶寺、安徽凌家滩……实证着5000多年前中华文明初始时期的“满天星斗”。
可这一片璀璨星光中，却唯独不见河南的身影。所谓“中原地区文明洼地现象”的说法似乎再度被坐实。
探寻中华文明起源，这片被以“宅兹中国”四字铭刻在何尊之上的土地，不应该也不可能缺席。
“那份当时未公开发布的材料，正是河南郑州双槐树遗址的初步研究成果。”顾万发说，“王巍老师看后也认为非常重要，尽管仍需进一步论证，但我们都知道，属于河南的那抹隐秘而伟大的文明起源之星光，马上将不再黯淡……”
一场雨“冲出”的文明
在伊洛汇流入黄河处的河南巩义河洛镇，有个名为“双槐树”的小村庄。在过去很长的时间里，它并不起眼，只是静默地居于黄河南岸高台地上，等待与世人相视的一刻。
司马迁在《史记》中写道：“昔三代之居，皆在河洛之间。”《易经》中“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的记载，更是广为流传。
诸多历史文献，都将最早的“中国”指向黄河流域的河洛地区。中华文明起源的“中原中心说”，也一度是学界的主流观点。但考古工作者们，迟迟未能找到过硬的实证材料。
王巍也一直有个“心结”。“在距今3700多年前，以二里头遗址为代表的二里头文化已经成为中华文明总进程的核心与引领者。中原地区在各个时期都有很重大的发现，在距今5000年左右的关键时期，怎么会没有文明起源迹象呢？”
1984年，河洛镇滩小关村发现一处新石器时代遗址，命名为“滩小关遗址”，并未引起广泛关注。
那是河南考古人与“河洛古国”的第一次擦肩而过。
20世纪90年代初，为配合基建，考古工作者对滩小关遗址进行了小规模发掘。“回过头看，那次的发掘点其实距离双槐树遗址内环壕及一号宫殿都非常近，不过几米。”顾万发回想起来仍颇感遗憾，“要是当时再多布几个探方就好了。”
那是河南考古人与“河洛古国”的第二次擦肩而过。
倏忽，又是10年。2003年，顾万发在花地嘴遗址主持考古发掘工作，一个雨天，无法开工，便和一同避雨的老乡闲聊起来。
“你们不就是在整天找瓦片吗？我们村多得是！”
“您是哪个村的？”
“双槐树。”
这个村庄离滩小关村并不远。顾万发一下提起兴趣，那里会不会真“有点好东西”？
又一个雨天，顾万发动身了。在双槐树村一个原本为引黄河水灌溉而挖，但并未启用的大型蓄水池，数日的雨水已将池壁冲塌，剖面上，不仅各式各样的陶片堆叠在一起，还暴露出房基、动物骨骼、石斧、石刀等遗迹遗物。
很快，随身携带的两个编织袋就装满了。顾万发和民工师傅一人扛起一袋，冒雨返程。
“我们俩，肩上是文物，脸上是雨水，身上全是泥。”顾万发说，走到一半，他的一只鞋底掉了，只能打赤脚，回到工作站才发现，脚上全是口子。“当时什么都顾不上了，只想着赶紧把捡回来的陶片洗干净。”
通过综合判断，双槐树村发现的陶片明显属于仰韶文化风格，并且器物的等级较高。顾万发立刻意识到重要性。“那感觉简直就是‘面朝大海，春暖花开’，就像农民看到了丰收的麦浪。”
此后的钻探发现，滩小关遗址仅是双槐树遗址东北部的一角。双槐树遗址被确认并命名。
但考古发掘工作的具体开展还需多方商榷。惊鸿一瞥后，双槐树重归静默，俯瞰大河滔滔。而顾万发也在密切注视着双槐树，静待最佳契机。
关键时期、关键地区的关键材料
2013年起，经国家文物局批准，“寻找中国丝绸之源——郑州地区仰韶时代中晚期考古学文化面貌与文明起源问题研究”课题启动，对双槐树遗址及其周边区域进行规模化的考古调查、勘探与发掘。
既为“寻丝绸”，也为“找源头”。随着工作不断深入，双槐树遗址的一系列重要遗迹现象被持续揭露出来。
2020年春夏之交，这座由北京大学教授、著名考古学家李伯谦建议命名为“河洛古国”的仰韶文化中晚期巨型聚落遗址，迎来揭开神秘面纱的时刻，穿越5300年时光，铺陈在世人眼前。
——这是一处经过精心选址和科学规划的都邑性聚落遗址，周边的青台、汪沟和洛阳的苏羊、土门等多个遗址，特别是西山、点军台、大河村仰韶文化城址组成的城址群，对双槐树都邑形成拱卫之势。
——这里现存面积高达117万平方米。遗址被内壕、中壕、外壕三重宽大的环壕围绕，形成严密的防御体系。“三重环壕曲度一致，工程量巨大，显然具有规划的同时性。而这种形制的规划可能蕴含有一定的高等级礼制概念。”顾万发说。
——这里有目前发现的中国最早的“宫殿”，多处院落建立在大型版筑夯土地基之上，门塾台阶、一门三道。“这种大型院落的空间组织形式连同大型居址构成的‘前朝后寝’式的宫城布局，开创了中国宫室制度的先河。”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何努说。
——这里有封闭式排状布局的大型中心居址区，目前发掘的4排大型房址，其间有巷道相通，其中最大的房子面积达220平方米，即使放到今天看也属于“豪宅”，可见居住者身份非同一般。在居址区的南部，两道370多米长的围墙与北部内壕合围形成了一个18000多平方米的半月形结构，其南段两端围墙组成的造型被专家视为中国最早瓮城的雏形。
——这里有4处共1700余座经过严格规划的大型公共墓地，所有墓葬均呈排状分布，墓葬区内的夯土祭坛遗迹，是仰韶文化遗址中首次发现。
——这里出土了许多含外来文化因素的器物，如具备大汶口文化特征的折腹鼎、属于屈家岭文化因素的陶器组合双腹豆和双腹碗等，说明河洛地区在距今5000年前后已存在文化的汇聚和辐射，体现出兼容并蓄的文化传统。
——这里还发现了用9个陶罐摆放成“北斗九星”遗迹、与丝绸起源关联的最早家蚕牙雕……
“双槐树遗址的重要考古发现，实证了河洛地区在5300年前后这一中华文明起源的黄金阶段的代表性和影响力，填补了中华文明起源关键时期、关键地区的关键材料。”王巍表示，以双槐树遗址为中心的仰韶文化中晚期文明，堪称“早期中华文明的胚胎”。
我国考古界泰斗、北京大学教授严文明高度评价双槐树遗址，亲笔写下《双槐城礼赞》一诗，其中提到：“是始建朝廷，诸侯来朝奉”“春蚕勤吐丝，丝绸惠万方。中华创文明，神州大风光！”
一只蚕、九颗星，
文明根脉瓜瓞绵绵
作为双槐树遗址发掘项目的总负责人和“双槐树遗址考古资料整理与综合研究”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首席专家，顾万发对“河洛古国”的“宝贝们”如数家珍，但他最津津乐道的，莫过于“家蚕牙雕”和“北斗九星”。
这两处颇具神秘色彩、打破常规认知的遗迹现象，甫一公布，就引发不少公众好奇的审视和热烈的讨论。
一只蚕，能有多重要？
这只用野猪獠牙制作的雕刻，长6.4厘米、宽不足1厘米、厚0.1厘米，造型和现代家蚕极为相似。背部凸起，头昂尾翘，仿佛即将吐丝或正在吐丝，是中国目前发现的时代最早的蚕雕艺术品。它的发现，被顾万发戏称为“神来之笔”。
“在‘寻找丝绸之源’过程中，我们在周边遗址发现了仰韶文化中晚期的丝绸实物，但仍有一关键问题悬而未决，吐出这丝的蚕是野生的还是驯化的？”顾万发说，“双槐树遗址的牙雕家蚕让一切不言自明。”
中华文明的一个典型特征即是农桑文明、丝帛文明。20世纪20年代，“中国考古学之父”李济在山西西阴村遗址就发掘出半个蚕茧，引发考古学界对中国蚕桑和丝织起源及发展历程的追寻。
如今，双槐树遗址发现大量的农作物和正在吐丝状态的牙雕家蚕，连同附近青台、汪沟等遗址发现的农业和丝绸实物等，证明距今5300年左右的中原地区已开始驯化家蚕，形成较为完备的农桑文明形态。
李伯谦直言，以双槐树遗址为首的黄河流域中心聚落群，是目前发现中国农桑文明发展史上的时代最早的代表。
九颗星，能有何奥妙？
更确切地说，这是一处用九个陶罐摆放成天上“北斗九星”形状的遗迹，主体被掩埋在双槐树遗址中心居址区最大房子的门廊处。在“北斗九星”遗迹上端，即古人言中“天的中心”北极附近，还有一头首向南并朝着门道的完整麋鹿骨架。
陶罐半截在土中，只露出一小部分，乍一看平平无奇，很难直观意识到其在摆放位置上的巧思。
结合此前在青台遗址发现的用陶罐摆放而成的‘北斗九星’图案和圜丘形天坛遗迹，顾万发说，这一发现表明5000多年前的“北斗”崇拜是当时仰韶先民的最高信仰之一。
有专家认为，“北斗九星”遗迹一方面具有科学和天文价值，表明当时人们已经具有相对成熟的“观象授时观”，用以观察节气、指导农时，还具有特殊的人文内涵与政治礼仪功能，其主人借此表达自己是呼应天上中心的地下王者，实现身份的“神化”。这是中国古代文明高度重视承天之命特征的早期代表，更是中华民族高度重视中心思维的重要考古学证据。
“家蚕牙雕”和“北斗九星”，一个是“脚踏实地”的农桑文明，一个是“仰望星空”的天文礼制。物质与精神，两大文明切面在双槐树遗址一体呈现。
受访专家指出，无论是遗址的地理位置、规模、文化内涵还是所处时代，无不凸显“河洛古国”是仰韶文化中晚期至少是黄河流域政治文明核心。而其天地之中的宇宙观、合天命而治的礼仪思维、崇尚中心的文化心理、具有引领性的社会发展模式，被后世所承袭和发扬，表明五千年中华文明主根脉可追溯于此，延续不断、瓜瓞绵绵。
五千多年时光流转。沐浴在文明曙光中的中原先民，其生活图景正经由考古研究被不断还原，在“河洛古国”，与你我相视一笑。（来源：《瞭望》 图源：双槐树遗址 2019年8月27日摄 李安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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