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柔情史##我和妈妈的故事# 中国式母女的相爱相杀 文｜读者：款款 （-本文系读者投稿，不代表本刊立场-）
我和我妈 相爱相杀。”——这是电影《柔情史》印在海报上的一句宣传语，也是整部电影的故事核心所在，即一对普通母女“相爱相杀”的琐碎日常。
北漂女孩小雾是一个自由编剧，因为意外得到一笔稿费，她租下了胡同里的一个老房子，并期待着一个人的崭新生活。然而母亲却突然搬来同住，并将她荒谬的生活规则与偏执的行为方式强行渗透进生活的方方面面，让小雾备受折磨。于是独属于母女间的奇特战争开始了。她们在一蔬一饭间你来我往，仿佛乐此不疲地相互伤害着，又试图从彼此身上寻求慰藉。
电影由“奶”“羊蝎子”“瓜”三段组成，“吃”也占据了很大的篇幅。因为正是饭桌连缀了母亲的世界和女儿的世界，是两人之间唯一风平浪静的闲暇时刻。母亲当了一辈子的家庭主妇，对女儿目前身处的世界鞭长莫及。只有饭桌，是她唯一能找回存在感和安全感的地方。她在饭桌前将女儿一口口喂养长大，在饭桌前传递自己的生活经验，也在饭桌前成为一个母亲。
女儿小雾虽然看似独立自由，但面对生存困境和创作焦虑，她也在艰难地寻找自己的存在感。至于与母亲的争吵，尽管痛苦却也痛快，好似一场默契的游戏，让她短暂忘记外面的风雨。说到底，这其实是两个极度缺乏安全感的女人，在笨拙地对抗世界、保护自己。而母女关系的微妙映照，又让女儿选择了与母亲完全相反的方式进行应对，于是矛盾、摩擦甚至战争就开始了。
美国心理学与女性研究荣誉教授菲利斯·切斯勒在《女性的负面》一书中，专门用了三个章节来讨论母女关系。在第五章中，她提到了美国当代著名女诗人阿德里安城·里奇（Adrienne Rich）在其著作《女人所生：母性作为一种经验与制度》里引出的“惧母症”（matrophobia）概念。这是一种“愿望”，“彻底肃清母亲的所有束缚，成为个性鲜明的人、自由人”。对此，她还借另一位女性评论家的观点进一步阐释道：“在俄狄浦斯神话中，亲子杀父以便取而代之。相比之下，在新女性神话中，女儿‘弑’母是为了不必取而代之。”
然而大部分情况下，悲剧的宿命论都占了上风，那些女儿们一直努力想要逃离的，反而被根深蒂固地继承下来。在电影《春潮》里，金燕玲饰演的纪母和郝蕾饰演的建波，在将母女之间的角力升级的同时，也将不幸的人生延续。
比起小雾和母亲的“相爱相杀”，建波和母亲更像是仇敌，剩下的只有“相杀”。小雾和母亲会争吵翻脸，也会相携逛街，而在面对母亲如魔咒般喋喋不休的抱怨、控诉乃至谩骂时，建波早就放弃了言语的回击，始终保持冰冷的沉默。因为对于亲手砌起围墙，将自己围困在不幸过往里的母亲，言语是无效的。真正有力的回击或者说报复，是竖起浑身的刺，凡事叛逆而行。
战争止于母亲的病倒。背对母亲的病榻，看着窗外夜色里的霓虹，建波终于开口了。她诉说了从小被母亲漠然以对的委屈，以及母女矛盾的症结所在——父亲。尽管于母亲而言，父亲是罪恶和羞辱般的存在，但于她而言，父亲却是唯一给过她点滴温暖的人。可母亲却硬要摧毁这一点温暖，只为证明自己有多么地不幸。
“你想让我找一个好男人，有一个家，过体面的生活。我不，我就要你看见我现在的样子。”
是的，建波用承袭不幸的方式去反抗母亲的不幸，通过摧毁自己的人生来摧毁母亲的人生。这无疑是双输的惨烈结果。然而不幸的是，这种惨烈的关系在现实生活中并不少见。纵使没有如此激烈的冲突，相信每对母女也都或多或少经历过类似的“紧迫”时刻。
爱恨交织，情仇难分。因为同性的境遇投射，尤其在父权和男权之下，处于弱势地位且面临纷繁压力的女性又普遍缺乏安全感，母女关系在所有家庭关系里也最为复杂和幽深。
香港大学婚姻与家族治疗硕士、简单心理认证心理咨询师李惠珠在《母女关系交织着复杂的爱恨情仇》一文中曾写道：“在成长的过程中，通常女儿与妈妈的关系紧密，边界模糊的关系使得彼此情绪相互影响着，女儿一方面要安抚妈妈的情绪，另一方面又吸收妈妈的情绪，融合分不出来。身为女儿，随着年龄增长，渐渐会觉得这个情绪似乎不是自己的，很想摆脱可又摆脱不了，觉得陷入母亲情绪的洞里，但是离开这个洞，似乎又背叛母亲。这样的矛盾挣扎，以及脱离不了的愤怒与无力感，让她纠缠而且进退两难。”
在传统的儒家文化和孝顺美德影响下，中国式母女关系更容易深陷这种“逃离-内疚-挣扎/争吵-逃离”的负性情绪循环，难以找到出口。而面对成年女儿的反抗，母亲的口头禅除了“都是为你好”，就是“再也不管你”。比起前者，后者杀伤力更大。因为它唤起的是孩童期的生存恐惧。
在《春潮》里，母亲会骂“白眼狼”，“你从小吃我的，喝我的，合着我养你就是让你来跟我顶嘴”；在《柔情史》里，母亲会大喊“你以为你的自由是什么换来的，你早该挣钱养活我了” 。
因为养育之恩，所以有了“管”的权力。尤其是计划生育政策下出生的独生子女一代，很多人都经历过被父母支配的恐惧。而作为母亲一生的投射和焦点，独生女所经历的被控制感只会更加强烈。我就是其中之一。
我的母亲是一个非常居家的人，称得上典型的贤妻良母。小的时候，尽管经济条件不好，母亲却总能把家里料理得妥帖温馨，而且常常用一双巧手制造着小小的惊喜。母亲尤擅织毛衣和扎辫子，我也因此经常被同学羡慕。母亲用浓浓的爱意将我包裹，但与此同时，也将我重重围困。
除了上学，只要我一不在她的视线范围内，她就会恐慌。用我四婶的一句话来形容，就是“恨不得把你拴在裤腰带上”。整个成长期，我都在这张爱的罗网里左突右撞。直到进入大学，除了遵守至少每两天打一个电话的约定，作为反抗，我开始一两个月不回家。有一次，因为跟同学在外吃晚饭，我没有接母亲的电话。等再拿起手机，有18个未接来电。那一瞬间，往事历历，汹涌而来，我终于忍不住情绪崩溃。
如今回想起来，我才发现，那时的母亲是孤独的。父亲常年在外工作，作为家庭主妇，母亲也没什么朋友。加上那个年代经济拮据、娱乐匮乏，我既是母亲的女儿，又是她的朋友、她的玩伴、她的生活目的、她的情感寄托。也正是因为慢慢意识到这一点，这些年来，我开始跟母亲真的像朋友那样相处，从前的那种紧张感也逐渐变得轻盈。
当然，物理距离的拉开是先决条件。远离之后，爱才能自由呼吸，否则就会在密闭空间里发酵成复杂难言的恨意。中国式母女关系，以及所有代际关系的主要矛盾，其实都源自界限感的缺失。而无论是痛苦转嫁还是爱的捆绑，都不过是具体表现形式而已。关于这一点，需要强调的是，“界限感”是对关系双方的要求。当我们想让母亲把女儿当作一个独立的个体来看待时，我们也应该撕掉母亲的标签，把她也当作一个人、一个女人来看待。
母亲也是人，会有脆弱、愤怒、嫉妒、自私的时候；母亲也是第一次做母亲，会有彷徨、无助、忧郁、想要放弃的时候。中国的很多父母，其实并不清楚为什么要生孩子，或者在根本没有准备好的情况下就成为了父母。而流传千年的“慈母”圣像塑造和主流文化里对“母爱伟大”的讴歌，都让母亲面临更大的压力。
我跟母亲关系的真正缓解，是从第一次明显看出她的衰老开始的。当我惊讶地发现母亲的模样变得比我记忆中瘦小时，就好像褪下了“母亲”这个壳，我突然意识到原来母亲也是个普通人。前两年过年回家，如同当初她教我背唐诗一样，我教她使用智能手机，从那笨拙又用力的模样里，我瞥见了幼时的自己。有次国庆回家，我看懂了她眼里的喜欢，于是将口红送给她，并让出梳妆台，让她在我看不见的地方开始涂抹，就像小时候我偷偷穿她的高跟鞋一样。与此同时，借助微信的文字和表情包，母亲的爱意有了更多的外露表达，而我也开始学着对母亲进行哄劝式的赞赏，让她感受到我对她的在乎。
在前述提到的两部电影里，两对母女的“相杀”也都因为母亲的“示弱”戛然而止。《柔情史》里是母亲黄昏恋的失败，《春潮》里是母亲的病倒。在《亲情无价》《热泪伤痕》《母女情深》等多部讲述母女关系的经典美国电影里，这也是让矛盾暂歇的通用情节。因为借由危机或生病而来的，其实是一次角色互换，一次婴儿回归。
随着母亲衰老，女儿成熟。身体、经济、认知、地位，在时间的催化下，母女关系也发生了调转。女儿变成母亲，母亲变成女儿，从而获得一次和解的机会。本质上母女一直互为镜像，是某种意义上的双生子。
从这个角度来说，看清自己身为人、身为女人的局限，才能找到一种自洽的方式，更好地与母亲相处。抛下“母爱是最伟大的”双重束缚，才能减轻女儿反抗的愧疚，并卸下母亲圣像的枷锁，真正透过“母亲”，看见母亲。
我和我妈 相爱相杀。”——这是电影《柔情史》印在海报上的一句宣传语，也是整部电影的故事核心所在，即一对普通母女“相爱相杀”的琐碎日常。
北漂女孩小雾是一个自由编剧，因为意外得到一笔稿费，她租下了胡同里的一个老房子，并期待着一个人的崭新生活。然而母亲却突然搬来同住，并将她荒谬的生活规则与偏执的行为方式强行渗透进生活的方方面面，让小雾备受折磨。于是独属于母女间的奇特战争开始了。她们在一蔬一饭间你来我往，仿佛乐此不疲地相互伤害着，又试图从彼此身上寻求慰藉。
电影由“奶”“羊蝎子”“瓜”三段组成，“吃”也占据了很大的篇幅。因为正是饭桌连缀了母亲的世界和女儿的世界，是两人之间唯一风平浪静的闲暇时刻。母亲当了一辈子的家庭主妇，对女儿目前身处的世界鞭长莫及。只有饭桌，是她唯一能找回存在感和安全感的地方。她在饭桌前将女儿一口口喂养长大，在饭桌前传递自己的生活经验，也在饭桌前成为一个母亲。
女儿小雾虽然看似独立自由，但面对生存困境和创作焦虑，她也在艰难地寻找自己的存在感。至于与母亲的争吵，尽管痛苦却也痛快，好似一场默契的游戏，让她短暂忘记外面的风雨。说到底，这其实是两个极度缺乏安全感的女人，在笨拙地对抗世界、保护自己。而母女关系的微妙映照，又让女儿选择了与母亲完全相反的方式进行应对，于是矛盾、摩擦甚至战争就开始了。
美国心理学与女性研究荣誉教授菲利斯·切斯勒在《女性的负面》一书中，专门用了三个章节来讨论母女关系。在第五章中，她提到了美国当代著名女诗人阿德里安城·里奇（Adrienne Rich）在其著作《女人所生：母性作为一种经验与制度》里引出的“惧母症”（matrophobia）概念。这是一种“愿望”，“彻底肃清母亲的所有束缚，成为个性鲜明的人、自由人”。对此，她还借另一位女性评论家的观点进一步阐释道：“在俄狄浦斯神话中，亲子杀父以便取而代之。相比之下，在新女性神话中，女儿‘弑’母是为了不必取而代之。”
然而大部分情况下，悲剧的宿命论都占了上风，那些女儿们一直努力想要逃离的，反而被根深蒂固地继承下来。在电影《春潮》里，金燕玲饰演的纪母和郝蕾饰演的建波，在将母女之间的角力升级的同时，也将不幸的人生延续。
比起小雾和母亲的“相爱相杀”，建波和母亲更像是仇敌，剩下的只有“相杀”。小雾和母亲会争吵翻脸，也会相携逛街，而在面对母亲如魔咒般喋喋不休的抱怨、控诉乃至谩骂时，建波早就放弃了言语的回击，始终保持冰冷的沉默。因为对于亲手砌起围墙，将自己围困在不幸过往里的母亲，言语是无效的。真正有力的回击或者说报复，是竖起浑身的刺，凡事叛逆而行。
战争止于母亲的病倒。背对母亲的病榻，看着窗外夜色里的霓虹，建波终于开口了。她诉说了从小被母亲漠然以对的委屈，以及母女矛盾的症结所在——父亲。尽管于母亲而言，父亲是罪恶和羞辱般的存在，但于她而言，父亲却是唯一给过她点滴温暖的人。可母亲却硬要摧毁这一点温暖，只为证明自己有多么地不幸。
“你想让我找一个好男人，有一个家，过体面的生活。我不，我就要你看见我现在的样子。”
是的，建波用承袭不幸的方式去反抗母亲的不幸，通过摧毁自己的人生来摧毁母亲的人生。这无疑是双输的惨烈结果。然而不幸的是，这种惨烈的关系在现实生活中并不少见。纵使没有如此激烈的冲突，相信每对母女也都或多或少经历过类似的“紧迫”时刻。
爱恨交织，情仇难分。因为同性的境遇投射，尤其在父权和男权之下，处于弱势地位且面临纷繁压力的女性又普遍缺乏安全感，母女关系在所有家庭关系里也最为复杂和幽深。
香港大学婚姻与家族治疗硕士、简单心理认证心理咨询师李惠珠在《母女关系交织着复杂的爱恨情仇》一文中曾写道：“在成长的过程中，通常女儿与妈妈的关系紧密，边界模糊的关系使得彼此情绪相互影响着，女儿一方面要安抚妈妈的情绪，另一方面又吸收妈妈的情绪，融合分不出来。身为女儿，随着年龄增长，渐渐会觉得这个情绪似乎不是自己的，很想摆脱可又摆脱不了，觉得陷入母亲情绪的洞里，但是离开这个洞，似乎又背叛母亲。这样的矛盾挣扎，以及脱离不了的愤怒与无力感，让她纠缠而且进退两难。”
在传统的儒家文化和孝顺美德影响下，中国式母女关系更容易深陷这种“逃离-内疚-挣扎/争吵-逃离”的负性情绪循环，难以找到出口。而面对成年女儿的反抗，母亲的口头禅除了“都是为你好”，就是“再也不管你”。比起前者，后者杀伤力更大。因为它唤起的是孩童期的生存恐惧。
在《春潮》里，母亲会骂“白眼狼”，“你从小吃我的，喝我的，合着我养你就是让你来跟我顶嘴”；在《柔情史》里，母亲会大喊“你以为你的自由是什么换来的，你早该挣钱养活我了” 。
因为养育之恩，所以有了“管”的权力。尤其是计划生育政策下出生的独生子女一代，很多人都经历过被父母支配的恐惧。而作为母亲一生的投射和焦点，独生女所经历的被控制感只会更加强烈。我就是其中之一。
我的母亲是一个非常居家的人，称得上典型的贤妻良母。小的时候，尽管经济条件不好，母亲却总能把家里料理得妥帖温馨，而且常常用一双巧手制造着小小的惊喜。母亲尤擅织毛衣和扎辫子，我也因此经常被同学羡慕。母亲用浓浓的爱意将我包裹，但与此同时，也将我重重围困。
除了上学，只要我一不在她的视线范围内，她就会恐慌。用我四婶的一句话来形容，就是“恨不得把你拴在裤腰带上”。整个成长期，我都在这张爱的罗网里左突右撞。直到进入大学，除了遵守至少每两天打一个电话的约定，作为反抗，我开始一两个月不回家。有一次，因为跟同学在外吃晚饭，我没有接母亲的电话。等再拿起手机，有18个未接来电。那一瞬间，往事历历，汹涌而来，我终于忍不住情绪崩溃。
如今回想起来，我才发现，那时的母亲是孤独的。父亲常年在外工作，作为家庭主妇，母亲也没什么朋友。加上那个年代经济拮据、娱乐匮乏，我既是母亲的女儿，又是她的朋友、她的玩伴、她的生活目的、她的情感寄托。也正是因为慢慢意识到这一点，这些年来，我开始跟母亲真的像朋友那样相处，从前的那种紧张感也逐渐变得轻盈。
当然，物理距离的拉开是先决条件。远离之后，爱才能自由呼吸，否则就会在密闭空间里发酵成复杂难言的恨意。中国式母女关系，以及所有代际关系的主要矛盾，其实都源自界限感的缺失。而无论是痛苦转嫁还是爱的捆绑，都不过是具体表现形式而已。关于这一点，需要强调的是，“界限感”是对关系双方的要求。当我们想让母亲把女儿当作一个独立的个体来看待时，我们也应该撕掉母亲的标签，把她也当作一个人、一个女人来看待。
母亲也是人，会有脆弱、愤怒、嫉妒、自私的时候；母亲也是第一次做母亲，会有彷徨、无助、忧郁、想要放弃的时候。中国的很多父母，其实并不清楚为什么要生孩子，或者在根本没有准备好的情况下就成为了父母。而流传千年的“慈母”圣像塑造和主流文化里对“母爱伟大”的讴歌，都让母亲面临更大的压力。
我跟母亲关系的真正缓解，是从第一次明显看出她的衰老开始的。当我惊讶地发现母亲的模样变得比我记忆中瘦小时，就好像褪下了“母亲”这个壳，我突然意识到原来母亲也是个普通人。前两年过年回家，如同当初她教我背唐诗一样，我教她使用智能手机，从那笨拙又用力的模样里，我瞥见了幼时的自己。有次国庆回家，我看懂了她眼里的喜欢，于是将口红送给她，并让出梳妆台，让她在我看不见的地方开始涂抹，就像小时候我偷偷穿她的高跟鞋一样。与此同时，借助微信的文字和表情包，母亲的爱意有了更多的外露表达，而我也开始学着对母亲进行哄劝式的赞赏，让她感受到我对她的在乎。
在前述提到的两部电影里，两对母女的“相杀”也都因为母亲的“示弱”戛然而止。《柔情史》里是母亲黄昏恋的失败，《春潮》里是母亲的病倒。在《亲情无价》《热泪伤痕》《母女情深》等多部讲述母女关系的经典美国电影里，这也是让矛盾暂歇的通用情节。因为借由危机或生病而来的，其实是一次角色互换，一次婴儿回归。
随着母亲衰老，女儿成熟。身体、经济、认知、地位，在时间的催化下，母女关系也发生了调转。女儿变成母亲，母亲变成女儿，从而获得一次和解的机会。本质上母女一直互为镜像，是某种意义上的双生子。
从这个角度来说，看清自己身为人、身为女人的局限，才能找到一种自洽的方式，更好地与母亲相处。抛下“母爱是最伟大的”双重束缚，才能减轻女儿反抗的愧疚，并卸下母亲圣像的枷锁，真正透过“母亲”，看见母亲。
张艺谋,在采访里说起挑选“谋女郎”的标准,首先就是不要整容脸。[亲亲]他说：“整容就完了,大银幕会把脸放大几万倍,整容会破坏脸上的肌肉,所以我反对整容。”而且,他挑演员的标准,跟他个人的审美是不一样的,因为他挑演员的时候是以摄像机的标准来挑,就是看这个女演员“是不是耐拍”？有些女演员在人群里是鹤立鸡群的大美人,但是一到镜头里,就没有味道了！
所谓耐拍,张艺谋说是“跟五官突出无关,而是跟光线与角度有关”。
的确,从巩俐、章子怡、倪妮、周冬雨到刘浩存,这几代谋女郎都并非通常意义上五官明艳的大美人,尤其是拍《山楂树之恋》的时候,老谋子全国海选演员,最终挑中了周冬雨,连他的副导演都表示诧异,但他就是坚信：“这张脸在摄像机前能拍到生动性”,果不其然,周冬雨的脸确实耐拍！所以《山楂树之恋》里,有大量的周冬雨面部特写镜头。[亲亲]
张艺谋的老搭档、著名摄影师赵小丁说过,张艺谋是摄影系毕业的,上学时学拍人像,很了解一个人在光学镜头里呈现出来的感觉会是什么样。光学镜头拍出来的人脸,跟肉眼看到的人脸,不完全一样。因为皮肤反光质感等原因,光学镜头会增加人脸的丰满感,这才是老谋子挑演员“慧眼如炬”的原因。
章子怡和周迅,是中国女演员里的顶尖梯队,张艺谋说她们俩个子不算高,但是“脸都耐看”,所以他常常说：“脸耐不耐拍,决定了你的星途。”
想起大S当年被某省媒体捧为第一美人,也的确是很火,但是她在采访里就实话实说：“我不是‘电影脸’,周迅才是天生的电影脸。”
所谓耐拍,张艺谋说是“跟五官突出无关,而是跟光线与角度有关”。
的确,从巩俐、章子怡、倪妮、周冬雨到刘浩存,这几代谋女郎都并非通常意义上五官明艳的大美人,尤其是拍《山楂树之恋》的时候,老谋子全国海选演员,最终挑中了周冬雨,连他的副导演都表示诧异,但他就是坚信：“这张脸在摄像机前能拍到生动性”,果不其然,周冬雨的脸确实耐拍！所以《山楂树之恋》里,有大量的周冬雨面部特写镜头。[亲亲]
张艺谋的老搭档、著名摄影师赵小丁说过,张艺谋是摄影系毕业的,上学时学拍人像,很了解一个人在光学镜头里呈现出来的感觉会是什么样。光学镜头拍出来的人脸,跟肉眼看到的人脸,不完全一样。因为皮肤反光质感等原因,光学镜头会增加人脸的丰满感,这才是老谋子挑演员“慧眼如炬”的原因。
章子怡和周迅,是中国女演员里的顶尖梯队,张艺谋说她们俩个子不算高,但是“脸都耐看”,所以他常常说：“脸耐不耐拍,决定了你的星途。”
想起大S当年被某省媒体捧为第一美人,也的确是很火,但是她在采访里就实话实说：“我不是‘电影脸’,周迅才是天生的电影脸。”
你是咖啡几级上瘾患者？ 文｜读者：静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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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么说吧，毫不夸张，如果某天我没有喝咖啡，我就会变成一名暴躁的丧尸——除了发怒和痛苦，没有脑子做任何事。
对他人来说，早上起来让自己神清气爽的可能是炙热的梦想、一晚上无梦的好觉；对我来说，只有在听到咖啡机提示音响完、房间里飘出咖啡的香气后，我先给自己倒上半杯咖啡灌下去，大脑才逐渐开启正常运转模式，慢慢清醒过来。
大脑就是一团浆糊”这句话对咖啡因上瘾的人来说不是一个比喻，而是真实写照。
若干年前，我只是一名有着小资心态的伪咖啡爱好者。上班日中规中矩地喝一杯咖啡。通常是在工作一上午结束后，吃完午饭和同事们溜达着去公司楼下的星巴克买杯咖啡，散步和八卦是正事，买咖啡是顺手。
周末，天清气朗，就在衡山路找间私人咖啡馆，点杯咖啡、来一块丹麦卷，在那里消磨两三个小时。那时，咖啡对我来说更像一个符号，脑海中会对它赋予很多想象中的抽象意义。比如，它可能是一段后味延绵的友谊，不像烈酒那么浓烈，但品之亦有味。
就电影《海鸥食堂》里的三位日本女人在芬兰的故事。剧中很美的一幕是某天午后，几个女人相约在赫尔辛基的乌苏拉咖啡馆（Cafe Ursula）闲坐，她们眼前是延绵好几公里的沿海小道，时而会有海鸥飞过来停下在海边。女友们就这样平静地赏海、看海鸥、喝着咖啡和酒，“偷”一段徐徐人生中，只属于自己的空暇时光。
再比如，它可能是一段意外的自我剖析和觉醒之旅。
约翰·史崔勒基写过一本畅销全球的《世界尽头的咖啡馆》，讲述了自己是如何在一家咖啡店里让人生变道行驶的。
拥有 MBA 学位、在企业工作多年、有大好前途的约翰在32岁那年决定辞职。辞职的初衷有些俗套：约翰在日复一日的拼命工作中迷失了，即便眼前有着大好的晋升机会，但这一切为了什么呢？更大的办公室、更长时间的加班，然后直到生命结束么？
辞职后他和妻子背起背包，踏上环球之旅，花了9个月时间走过7万里路程。其中因为意外闯入了一家名叫“为什么咖啡馆”的地方，在这间咖啡馆里，他通过和店主、服务生的对话，开启了一场寻找自己存在的意义的“游戏”。
那时的我对咖啡保持着一种友好但并不亲近的距离。它更像我充满幻想或者装腔作势的一个工具。
让这个“悬在空中”装腔作势的工具落地是我在国外生活这几年。我成功的把喝咖啡这件本该惬意、体面的事，变成了鲸吸牛饮。
这一切都源于在国外想要喝一杯热水实在太难。
来欧美旅行或者留学、生活的朋友都明白，这片土地有一个神奇之处：公共厕所里有热水洗手，但公共场所里却没有热水饮用。
有一次我入院做个小手术，结束后按照咱们的惯例喝水最好喝温热的水，对身体恢复有好处。但偌大的医院，想喝一杯热开水太难了。到处都有免费的公共饮用水，但流出来的都是哇凉哇凉的冰水。
我只好按铃请护士帮我找杯热水。她特意去医院餐厅帮我要了一杯，一边递给我一遍万分嘱咐：非常热，要小心。结果我一喝：温的。 行吧，总比他们喝什么冷饮都要往里加一大堆冰块强。
在国外，出门时想喝上一口热乎的，除了去咖啡店/超市/餐厅购买热咖啡（或者袋泡茶包），你很难有其他选择。
春秋之际，看着阳光明媚，但风似刀片一刀刀向你割来，当地的外国人敢在10度的气温一边穿着短裤短袖、一边喝着加满冰的果汁，我没有这样的勇气，只能裹紧自己棉外套，随便走进一家咖啡店，买一杯热咖啡暖身。
艳阳高照的夏季，外面35度，你在商场、图书馆、市政厅或者随便一间公共建筑楼里，空调开到19度。前10分钟，你凉爽舒服，20分钟过去，你开始起鸡皮疙瘩，半小时后有点瑟瑟发抖，忍不住要找咖啡店来杯热咖啡取暖。
就这样，我在咖啡成瘾的路上越走越远。直到有一天，我发现如果一天不喝咖啡我就会头疼难忍、再难集中精神做事时，才知道自己对咖啡因上瘾有了依赖。
也有人喝咖啡是出于腔调，把喝咖啡当成生活中的一种有仪式感的事去进行。
金宇澄的《繁花》里，处处可见上一代的老上海人对咖啡的喜爱。男女青年谈恋爱压马路时，要喝咖啡；朋友之间谈心事要喝咖啡；生意人酒桌上谈完正事私下再约着喝杯咖啡巩固巩固交情。
咖啡是他们维系关系的一种介质。
有人喝咖啡是出于依赖，依靠它要去创造了不起的个人价值。比如那位“我不在家，就在咖啡馆；不在咖啡馆，就在去咖啡馆的路上”的大文豪巴尔扎克就是如此，
巴尔扎克嗜咖啡如命，一壶咖啡一支笔，这是巴尔扎克写作时的标配。据说巴尔扎克在读了司汤达的长篇小说《巴尔玛修道院》之后，写了《司汤达研究》一书，对《巴尔玛修道院》大加赞赏。在这本书的封面上印着一把咖啡壶，还有巴尔扎克的一句话：“就是这把咖啡壶，支持我一天写16小时，最少也写12小时的文章。”
这样的功力，任何一名文字工作者、打工人都得顶礼膜拜啊。像我这种一天喝三四个中杯量的“小巫”，在巴尔扎克这位狠人面前不值一提。
《世界咖啡学》这本书里提到巴尔扎克写的《咖啡是我的苦痛与喜乐》的短文，真是个喝咖啡的狠人。根据“用咖啡激发脑力”的效果，巴尔扎克将喝咖啡分成三个等级：
初级等级：
“前两周，每次先喝一杯，再喝两杯，咖啡粉也要逐渐磨细，再用热水泡来喝，就会获得足够的脑力刺激与巧思。第三周就要开始减少冲泡水量，咖啡粉要磨得比前两周更细，但要用冷水慢慢浸泡萃取，喝下后即可维持大脑战力不坠。”
中级等级：
“咖啡粉要磨到最细，水量要尽可能少，咖啡粉剂量再加一倍，一次灌下两杯量，身体底子够，不妨一口气喝三杯，大脑敏锐度还可再维持几天。”
惨绝人寰等级：
“咖啡粉磨至超细，高剂量，不加水或少水，空腹吞服入肚……火花即刻传抵大脑－－刹那间，一切灵活起来，巧思浮现。”
大文豪还悉心提醒：最后一个等级的够格尝试者，“一定要精力超级旺盛，头发乌黑浓密，肌肤有黑斑，双手宽大厚实，两腿状似上宽下窄的保龄球木瓶才行。”
我们普通人喝咖啡，是为了续命加班；巴尔扎克喝咖啡，是为了能以命相搏为人类结出文明的硕果做贡献。境界高下毫无可比性。
终于，在我每天三四杯“黄汤”下肚后，身体出了状况——胸部疼痛。
检查后医生排除了乳房疾病的可能，紧接着就问我：每天喝几杯咖啡？我回到3-4个中杯后，医生建议我先减少到2杯看看情况。
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建议是：对于健康的成年人，每天摄入400mg咖啡因，也就是大约3-4个中杯的咖啡是可以的。但每个人对咖啡因的耐受度、身体的代谢速度不同，因此身体会出现不同的症状。
因为身体——不仅仅是舌头——吃过了咖啡的苦，知道这东西虽然能提神、续命，但不是人人都有巴尔扎克那样的本事，能拿咖啡当水喝。所以，我现在每天把咖啡控制在2杯以内，煮咖啡时尽量掺杂一些低咖啡因粉来代替正常的咖啡粉。身体倒是再无状况出现。
亦舒在《承欢记》里说：“蛋糕非常香，咖啡十分甜，这里又没有地震，活着真好。”人们喜爱咖啡，除了它能帮我们唤醒大脑外，更重要的是咖啡能让人品出一点小美好。
在《浅草的深夜咖啡馆》这部纪录片里，导演跟拍了一家经营了40年的老式咖啡馆，往来的顾客多是当地居民。他们有的是出租车司机，凌晨3点收工后几个人一起来这里吃个宵夜、休息一下、说说碰到的好笑顾客，再回去休息；有的人从事殡葬业，每隔几天就要和同行的同事们聚一聚，聊一聊工作中遇到的不幸者，为自己的情绪有个出口；有人在这里决定了自己的婚姻；有人在这里和伴侣分手、哭作一团。
这就是咖啡的魅力，无论生活惬意还是辛苦，当我们在咖啡馆稍作停留喝一杯咖啡时，那一刻的生命里有温暖流淌而过。
-本文系读者投稿，不代表本刊立场-
这么说吧，毫不夸张，如果某天我没有喝咖啡，我就会变成一名暴躁的丧尸——除了发怒和痛苦，没有脑子做任何事。
对他人来说，早上起来让自己神清气爽的可能是炙热的梦想、一晚上无梦的好觉；对我来说，只有在听到咖啡机提示音响完、房间里飘出咖啡的香气后，我先给自己倒上半杯咖啡灌下去，大脑才逐渐开启正常运转模式，慢慢清醒过来。
大脑就是一团浆糊”这句话对咖啡因上瘾的人来说不是一个比喻，而是真实写照。
若干年前，我只是一名有着小资心态的伪咖啡爱好者。上班日中规中矩地喝一杯咖啡。通常是在工作一上午结束后，吃完午饭和同事们溜达着去公司楼下的星巴克买杯咖啡，散步和八卦是正事，买咖啡是顺手。
周末，天清气朗，就在衡山路找间私人咖啡馆，点杯咖啡、来一块丹麦卷，在那里消磨两三个小时。那时，咖啡对我来说更像一个符号，脑海中会对它赋予很多想象中的抽象意义。比如，它可能是一段后味延绵的友谊，不像烈酒那么浓烈，但品之亦有味。
就电影《海鸥食堂》里的三位日本女人在芬兰的故事。剧中很美的一幕是某天午后，几个女人相约在赫尔辛基的乌苏拉咖啡馆（Cafe Ursula）闲坐，她们眼前是延绵好几公里的沿海小道，时而会有海鸥飞过来停下在海边。女友们就这样平静地赏海、看海鸥、喝着咖啡和酒，“偷”一段徐徐人生中，只属于自己的空暇时光。
再比如，它可能是一段意外的自我剖析和觉醒之旅。
约翰·史崔勒基写过一本畅销全球的《世界尽头的咖啡馆》，讲述了自己是如何在一家咖啡店里让人生变道行驶的。
拥有 MBA 学位、在企业工作多年、有大好前途的约翰在32岁那年决定辞职。辞职的初衷有些俗套：约翰在日复一日的拼命工作中迷失了，即便眼前有着大好的晋升机会，但这一切为了什么呢？更大的办公室、更长时间的加班，然后直到生命结束么？
辞职后他和妻子背起背包，踏上环球之旅，花了9个月时间走过7万里路程。其中因为意外闯入了一家名叫“为什么咖啡馆”的地方，在这间咖啡馆里，他通过和店主、服务生的对话，开启了一场寻找自己存在的意义的“游戏”。
那时的我对咖啡保持着一种友好但并不亲近的距离。它更像我充满幻想或者装腔作势的一个工具。
让这个“悬在空中”装腔作势的工具落地是我在国外生活这几年。我成功的把喝咖啡这件本该惬意、体面的事，变成了鲸吸牛饮。
这一切都源于在国外想要喝一杯热水实在太难。
来欧美旅行或者留学、生活的朋友都明白，这片土地有一个神奇之处：公共厕所里有热水洗手，但公共场所里却没有热水饮用。
有一次我入院做个小手术，结束后按照咱们的惯例喝水最好喝温热的水，对身体恢复有好处。但偌大的医院，想喝一杯热开水太难了。到处都有免费的公共饮用水，但流出来的都是哇凉哇凉的冰水。
我只好按铃请护士帮我找杯热水。她特意去医院餐厅帮我要了一杯，一边递给我一遍万分嘱咐：非常热，要小心。结果我一喝：温的。 行吧，总比他们喝什么冷饮都要往里加一大堆冰块强。
在国外，出门时想喝上一口热乎的，除了去咖啡店/超市/餐厅购买热咖啡（或者袋泡茶包），你很难有其他选择。
春秋之际，看着阳光明媚，但风似刀片一刀刀向你割来，当地的外国人敢在10度的气温一边穿着短裤短袖、一边喝着加满冰的果汁，我没有这样的勇气，只能裹紧自己棉外套，随便走进一家咖啡店，买一杯热咖啡暖身。
艳阳高照的夏季，外面35度，你在商场、图书馆、市政厅或者随便一间公共建筑楼里，空调开到19度。前10分钟，你凉爽舒服，20分钟过去，你开始起鸡皮疙瘩，半小时后有点瑟瑟发抖，忍不住要找咖啡店来杯热咖啡取暖。
就这样，我在咖啡成瘾的路上越走越远。直到有一天，我发现如果一天不喝咖啡我就会头疼难忍、再难集中精神做事时，才知道自己对咖啡因上瘾有了依赖。
也有人喝咖啡是出于腔调，把喝咖啡当成生活中的一种有仪式感的事去进行。
金宇澄的《繁花》里，处处可见上一代的老上海人对咖啡的喜爱。男女青年谈恋爱压马路时，要喝咖啡；朋友之间谈心事要喝咖啡；生意人酒桌上谈完正事私下再约着喝杯咖啡巩固巩固交情。
咖啡是他们维系关系的一种介质。
有人喝咖啡是出于依赖，依靠它要去创造了不起的个人价值。比如那位“我不在家，就在咖啡馆；不在咖啡馆，就在去咖啡馆的路上”的大文豪巴尔扎克就是如此，
巴尔扎克嗜咖啡如命，一壶咖啡一支笔，这是巴尔扎克写作时的标配。据说巴尔扎克在读了司汤达的长篇小说《巴尔玛修道院》之后，写了《司汤达研究》一书，对《巴尔玛修道院》大加赞赏。在这本书的封面上印着一把咖啡壶，还有巴尔扎克的一句话：“就是这把咖啡壶，支持我一天写16小时，最少也写12小时的文章。”
这样的功力，任何一名文字工作者、打工人都得顶礼膜拜啊。像我这种一天喝三四个中杯量的“小巫”，在巴尔扎克这位狠人面前不值一提。
《世界咖啡学》这本书里提到巴尔扎克写的《咖啡是我的苦痛与喜乐》的短文，真是个喝咖啡的狠人。根据“用咖啡激发脑力”的效果，巴尔扎克将喝咖啡分成三个等级：
初级等级：
“前两周，每次先喝一杯，再喝两杯，咖啡粉也要逐渐磨细，再用热水泡来喝，就会获得足够的脑力刺激与巧思。第三周就要开始减少冲泡水量，咖啡粉要磨得比前两周更细，但要用冷水慢慢浸泡萃取，喝下后即可维持大脑战力不坠。”
中级等级：
“咖啡粉要磨到最细，水量要尽可能少，咖啡粉剂量再加一倍，一次灌下两杯量，身体底子够，不妨一口气喝三杯，大脑敏锐度还可再维持几天。”
惨绝人寰等级：
“咖啡粉磨至超细，高剂量，不加水或少水，空腹吞服入肚……火花即刻传抵大脑－－刹那间，一切灵活起来，巧思浮现。”
大文豪还悉心提醒：最后一个等级的够格尝试者，“一定要精力超级旺盛，头发乌黑浓密，肌肤有黑斑，双手宽大厚实，两腿状似上宽下窄的保龄球木瓶才行。”
我们普通人喝咖啡，是为了续命加班；巴尔扎克喝咖啡，是为了能以命相搏为人类结出文明的硕果做贡献。境界高下毫无可比性。
终于，在我每天三四杯“黄汤”下肚后，身体出了状况——胸部疼痛。
检查后医生排除了乳房疾病的可能，紧接着就问我：每天喝几杯咖啡？我回到3-4个中杯后，医生建议我先减少到2杯看看情况。
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建议是：对于健康的成年人，每天摄入400mg咖啡因，也就是大约3-4个中杯的咖啡是可以的。但每个人对咖啡因的耐受度、身体的代谢速度不同，因此身体会出现不同的症状。
因为身体——不仅仅是舌头——吃过了咖啡的苦，知道这东西虽然能提神、续命，但不是人人都有巴尔扎克那样的本事，能拿咖啡当水喝。所以，我现在每天把咖啡控制在2杯以内，煮咖啡时尽量掺杂一些低咖啡因粉来代替正常的咖啡粉。身体倒是再无状况出现。
亦舒在《承欢记》里说：“蛋糕非常香，咖啡十分甜，这里又没有地震，活着真好。”人们喜爱咖啡，除了它能帮我们唤醒大脑外，更重要的是咖啡能让人品出一点小美好。
在《浅草的深夜咖啡馆》这部纪录片里，导演跟拍了一家经营了40年的老式咖啡馆，往来的顾客多是当地居民。他们有的是出租车司机，凌晨3点收工后几个人一起来这里吃个宵夜、休息一下、说说碰到的好笑顾客，再回去休息；有的人从事殡葬业，每隔几天就要和同行的同事们聚一聚，聊一聊工作中遇到的不幸者，为自己的情绪有个出口；有人在这里决定了自己的婚姻；有人在这里和伴侣分手、哭作一团。
这就是咖啡的魅力，无论生活惬意还是辛苦，当我们在咖啡馆稍作停留喝一杯咖啡时，那一刻的生命里有温暖流淌而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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