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走郑州读懂最早中国#【“九问溯源 奋楫笃行”第一问 8000多年前石磨盘藏着什么惊天之谜?】
编者按
在中华文明的初创时期，没有哪一个地区的文明比郑州更丰富，没有哪一个地区的文明比郑州更系统，没有哪一个地区像郑州一样文明发展从未断线，从氏族时代跨入古国时代、又从古国时代跨进王国时代，一步一个脚印地完成了中华文明的奠基。
读懂最早中国，从郑州开始。
今日起，正观新闻特别推出“行走郑州 读懂最早中国”系列报道，让我们一起行走郑州，追溯文明起源，读懂最早中国!
3月22日，春分时节，光景明媚。我们踏上了九问溯源的第一站——新郑。黄帝故里，寻根圣地，悬灯结彩，正在为盛典做着最后准备。作为海内外炎黄子孙共同的精神家园，每年“三月三”，全球华人的目光都会聚焦到这里。
这是我们引以为傲的五千年文明之初始!无论是传说中的黄帝时期的故事，史学中的五帝时代的记载，还是考古学中的仰韶文化时期的实证，都从不同层面诠释丰富着人文初祖黄帝的伟大形象，让那段文明初创时期充盈着温润和光泽。
黄帝时期之前的先民是怎么生活的?黄帝时期的丰功伟业是如何奠基的?谜题，从半个多世纪前新郑裴李岗村农民平整土地时翻出来的石磨盘开启。我们通过走访博物馆馆长、讲解员、考古人员、遗址所在地村民，以及相关专家学者，拼图式去了解8000多年前的秘密。
郑报全媒体记者 苏瑜
从搓衣板到文化馆，石磨盘进京惊动“大人物”
“20世纪50年代初，新郑裴李岗村的农民们在平整土地时总是挖出形状奇特的石磨盘、石磨棒，对文物没有太多概念的他们，就把这些东西留在家里当搓衣板用。到1969年冬，当地文化馆已经收集了20多件石磨盘、石磨棒，但是并不清楚具体出土位置和年代。”新郑市博物馆馆长杜平安介绍说，裴李岗遗址的发现不是一帆风顺的，是许许多多文物工作者面对困难困惑始终不服输不退却，才最终揭开它的神秘面纱。
1972年《河南日报》在《我省出土的历史文物介绍》中刊登了“原始社会晚期的石碾盘和石棒”。1973年国家文物局征集文物办展览，被推荐送去的石磨盘，最终因出土地点和时代没有调查清楚被退了回来。
1975年，距离裴李岗村约20公里远的唐户村，在平整土地过程中，再次发现一些器物。可发掘来发掘去，始终没见石磨盘的踪影。
待到1977年，裴李岗村民李铁蛋最新发现的石磨盘与出土处的印痕完全吻合!裴李岗遗址终于呼之欲出——随后至1979年，裴李岗村共进行了三次大规模的发掘。
据说，为了叫响“石磨盘”的名头，时任开封地区文化局文物科科长的崔耕和新郑县文化馆工作人员薛文灿曾带着石磨盘去北京找媒体宣传，被轰了出来仍不死心。这群执拗的文物人来回奔波于国家文物局、《文物》杂志社、中国科学院……功夫不负苦心人，考古大家夏鼐、安志敏、苏秉琦、裴文中先后都对石磨盘产生了浓厚兴趣，提供了具体帮助。
裴李岗，终不负众望。
“从出土的石磨盘、石磨棒、锯齿镰和大量陶器来看，距今8000多年前的裴李岗文化时期人们过着以农业为主，渔猎为辅的氏族经济生活，人类离开洞穴，进入平原，建造房屋，形成相对定居的原始村落。这里陈列的有用于砍伐的石斧，用于松土播种的石铲，还有用于收割禾穗的石镰，说明当时的农业生产已脱离了‘刀耕火种’的原始状态，进入了锄耕农业时期。”新郑市博物馆讲解员胡嘉说，以新郑裴李岗为代表的这一远古文化，正是人们寻觅已久的黄帝文化之源。“在自己世代生息的脚下，挖出了中华民族伟大文明的根，这是多么让人兴奋和骄傲的事!”
20世纪20年代，现代考古学进入中国后，新石器时代中期的仰韶文化和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龙山文化陆续有所发现。但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是什么样子，却没有任何发现。于是西方一些学者抓住这个空子，提出“中国文化西来说”“外来信息是中国新石器时代起源的决定因素”等谬论。这些言论激起中国考古工作者的强烈愤怒，裴李岗遗址的发现，终于让大家扬眉吐气。
1980年著名考古学家许顺湛提出，以裴李岗遗址为代表的古文化遗存命名为“裴李岗文化”，得到了考古界普遍认同。从此，裴李岗文化作为一个时代的象征，载入了人类文明的史册。
2021年10月18日，“百年百大考古发现”终评结果出炉，河南省有14个项目入选，数量位居全国第一，再次印证了河南“文物大省”“考古强省”的地位。其中，郑州市入选的3个项目分别是：新郑裴李岗遗址、巩义双槐树遗址、郑州商城遗址。
中国最早定居村落的生活丰富多彩
新郑市博物馆，更多的文物展现了目前发现的中国最早定居村落——裴李岗先民的生活细节。
裴李岗遗址出土的乳钉纹陶鼎，是我国目前发现最早的一件陶鼎，许多考古专家称它为“中华第一鼎”。绿松石坠，从人骨的颈下出土，上部小孔直径不足1毫米，不仅说明当时钻孔技术的高超，也折射出8000多年前先民对美的向往与追求。还有先民随手捏制的玩偶，红面猪头、陶塑羊头，证明当时家畜饲养已经出现……
揣着几千年的秘密和或远或近的故事，我们来到了裴李岗遗址发掘现场。眼前是一座又一座探方，一个又一个剖面，一层又一层黄土，寂静而朴素。
李永强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助理研究员、裴李岗遗址发掘项目执行领队，已在裴李岗村驻扎5年。考古工作是琐碎和平淡的，并不像人们以为的那样神秘、有趣。不是在田野发掘现场，就是在室内整理资料，或是协同其他学科进行验证研究，这是李永强和队员的日常。
裴李岗遗址最近被大众关注到的研究成果，是2021年度河南考古工作成果交流会上披露的“酿酒”和“麻绳”。
“8000多年前，新郑裴李岗人已经学会使用红曲霉发酵酿酒，是我国目前发现最早的红曲霉酿酒技术。”李永强介绍说，裴李岗人使用红曲霉制曲作为发酵剂，主要利用稻米，并加以芡实和小麦族种子为原料的酿酒方法，是目前所知最早使用这一方法的例证。
“通过提取微化石的方法获得微体纤维遗存，发现陶壶耳部穿孔中有染色特征的植物韧皮纤维，很可能是穿绳使用的遗存。这一突破性发现,对将来更系统地进行纺织品残留物的研究提供了例证。”李永强说，最新检测显示，部分纤维显示有蓝、黑、粉色，以蓝色为主，表明使用颜料染色工艺的存在。“目前还无法鉴定染料的来源，这一谜团未来有望通过化学分析破解。”
8000多年前郑州地区的人们已住上两居室
走进唐户村，道路干净整洁，排列整齐的青瓦白墙小院落让人赏心悦目，红色的复古式门庭掩映在绿树荫中，给这个远离市区小村落带来一抹别样色彩。文化广场上，村民三三两两地聚在一起唠家常。
“俺村可有名了，经常有人来，还可多拍抖音的。”提起自己村，唐明军无比自豪，“文化悠久，有全国文物保护单位，好几千年的遗址。村口有观景阁，上去就能看到黄帝口。每年南水北调生态廊道的海棠花一开，很多人专门开车、骑车来看。”
在裴李岗遗址发现的过程中， “一闪而过”的唐户村，虽然一直被考古人惦记着，但真正得以大面积发掘，正是来自南水北调工程的机缘——2006年，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信应君主持发掘的唐户遗址，为人们探讨8000多年前裴李岗文化时期的居住形态提供了线索。
据该院工作人员汪松枝介绍，唐户遗址的裴李岗文化遗存面积达30万平方米，是目前已发现裴李岗文化中面积最大的遗址。文化层堆积最厚处达3米以上，属于裴李岗文化聚落群的一级聚落遗址。共发现裴李岗文化房址60多座，也是目前发现裴李岗文化房址最多的地方。房屋建造方式均为半地穴式，分为单间式和双间式两种，在一双间式房屋内发现有灶台及陶器残片，说明我们的先民在房屋里既能做饭，又能在冬季取暖。房屋布局上出现内向凝聚式特征和人工壕沟防护设施以及排水设施。
“唐户遗址这种匠心独具的布局方法，表明裴李岗文化时期的人们已经充分考虑到人地关系。这一时期的人们在此长时间进行农耕和捕猎，有着严密的社会组织和较高的社会生产力，不断进行繁衍生息，成为中国腹心地区新石器时代早中期面积最大的村落遗址。”汪松枝说。
唐户遗址内涵丰富，上至8000多年裴李岗文化，下至2000多年的周文化，时间长达6000多年，是国内少见的年代跨度长的地下博物馆，为研究黄帝文化提供了完整、丰富的历史资料和有利佐证。
2009年，新密李家沟遗址的发掘揭开了中原地区考古的新时代，作为裴李岗文化发现30多年来新石器时代早期考古上的一次重大突破，代表一种全新的文化面貌的李家沟文化填补了旧、新石器时代过渡阶段的空白——从狩猎、采集的迁徙社会到稳定居住的农业社会，这一人类历史最为伟大的一次社会变革，在郑州地区有了完整的演化历程，中华延续至今的乡村社会从这里起步。而裴李岗村、唐户村近年来发现的3万多至2万多年前的旧石器晚期遗存，给了人们更多的期待和遐想。
畅想先人在肥沃、松软的黄土地上，辛勤而出色地从事原始农业、手工业等生产劳动的情景，思绪万千，请关注后续报道，看人类社会第一次生产力革命大潮的到来!（郑报全媒体记者 苏瑜/文 徐宗福/图）
编者按
在中华文明的初创时期，没有哪一个地区的文明比郑州更丰富，没有哪一个地区的文明比郑州更系统，没有哪一个地区像郑州一样文明发展从未断线，从氏族时代跨入古国时代、又从古国时代跨进王国时代，一步一个脚印地完成了中华文明的奠基。
读懂最早中国，从郑州开始。
今日起，正观新闻特别推出“行走郑州 读懂最早中国”系列报道，让我们一起行走郑州，追溯文明起源，读懂最早中国!
3月22日，春分时节，光景明媚。我们踏上了九问溯源的第一站——新郑。黄帝故里，寻根圣地，悬灯结彩，正在为盛典做着最后准备。作为海内外炎黄子孙共同的精神家园，每年“三月三”，全球华人的目光都会聚焦到这里。
这是我们引以为傲的五千年文明之初始!无论是传说中的黄帝时期的故事，史学中的五帝时代的记载，还是考古学中的仰韶文化时期的实证，都从不同层面诠释丰富着人文初祖黄帝的伟大形象，让那段文明初创时期充盈着温润和光泽。
黄帝时期之前的先民是怎么生活的?黄帝时期的丰功伟业是如何奠基的?谜题，从半个多世纪前新郑裴李岗村农民平整土地时翻出来的石磨盘开启。我们通过走访博物馆馆长、讲解员、考古人员、遗址所在地村民，以及相关专家学者，拼图式去了解8000多年前的秘密。
郑报全媒体记者 苏瑜
从搓衣板到文化馆，石磨盘进京惊动“大人物”
“20世纪50年代初，新郑裴李岗村的农民们在平整土地时总是挖出形状奇特的石磨盘、石磨棒，对文物没有太多概念的他们，就把这些东西留在家里当搓衣板用。到1969年冬，当地文化馆已经收集了20多件石磨盘、石磨棒，但是并不清楚具体出土位置和年代。”新郑市博物馆馆长杜平安介绍说，裴李岗遗址的发现不是一帆风顺的，是许许多多文物工作者面对困难困惑始终不服输不退却，才最终揭开它的神秘面纱。
1972年《河南日报》在《我省出土的历史文物介绍》中刊登了“原始社会晚期的石碾盘和石棒”。1973年国家文物局征集文物办展览，被推荐送去的石磨盘，最终因出土地点和时代没有调查清楚被退了回来。
1975年，距离裴李岗村约20公里远的唐户村，在平整土地过程中，再次发现一些器物。可发掘来发掘去，始终没见石磨盘的踪影。
待到1977年，裴李岗村民李铁蛋最新发现的石磨盘与出土处的印痕完全吻合!裴李岗遗址终于呼之欲出——随后至1979年，裴李岗村共进行了三次大规模的发掘。
据说，为了叫响“石磨盘”的名头，时任开封地区文化局文物科科长的崔耕和新郑县文化馆工作人员薛文灿曾带着石磨盘去北京找媒体宣传，被轰了出来仍不死心。这群执拗的文物人来回奔波于国家文物局、《文物》杂志社、中国科学院……功夫不负苦心人，考古大家夏鼐、安志敏、苏秉琦、裴文中先后都对石磨盘产生了浓厚兴趣，提供了具体帮助。
裴李岗，终不负众望。
“从出土的石磨盘、石磨棒、锯齿镰和大量陶器来看，距今8000多年前的裴李岗文化时期人们过着以农业为主，渔猎为辅的氏族经济生活，人类离开洞穴，进入平原，建造房屋，形成相对定居的原始村落。这里陈列的有用于砍伐的石斧，用于松土播种的石铲，还有用于收割禾穗的石镰，说明当时的农业生产已脱离了‘刀耕火种’的原始状态，进入了锄耕农业时期。”新郑市博物馆讲解员胡嘉说，以新郑裴李岗为代表的这一远古文化，正是人们寻觅已久的黄帝文化之源。“在自己世代生息的脚下，挖出了中华民族伟大文明的根，这是多么让人兴奋和骄傲的事!”
20世纪20年代，现代考古学进入中国后，新石器时代中期的仰韶文化和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龙山文化陆续有所发现。但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是什么样子，却没有任何发现。于是西方一些学者抓住这个空子，提出“中国文化西来说”“外来信息是中国新石器时代起源的决定因素”等谬论。这些言论激起中国考古工作者的强烈愤怒，裴李岗遗址的发现，终于让大家扬眉吐气。
1980年著名考古学家许顺湛提出，以裴李岗遗址为代表的古文化遗存命名为“裴李岗文化”，得到了考古界普遍认同。从此，裴李岗文化作为一个时代的象征，载入了人类文明的史册。
2021年10月18日，“百年百大考古发现”终评结果出炉，河南省有14个项目入选，数量位居全国第一，再次印证了河南“文物大省”“考古强省”的地位。其中，郑州市入选的3个项目分别是：新郑裴李岗遗址、巩义双槐树遗址、郑州商城遗址。
中国最早定居村落的生活丰富多彩
新郑市博物馆，更多的文物展现了目前发现的中国最早定居村落——裴李岗先民的生活细节。
裴李岗遗址出土的乳钉纹陶鼎，是我国目前发现最早的一件陶鼎，许多考古专家称它为“中华第一鼎”。绿松石坠，从人骨的颈下出土，上部小孔直径不足1毫米，不仅说明当时钻孔技术的高超，也折射出8000多年前先民对美的向往与追求。还有先民随手捏制的玩偶，红面猪头、陶塑羊头，证明当时家畜饲养已经出现……
揣着几千年的秘密和或远或近的故事，我们来到了裴李岗遗址发掘现场。眼前是一座又一座探方，一个又一个剖面，一层又一层黄土，寂静而朴素。
李永强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助理研究员、裴李岗遗址发掘项目执行领队，已在裴李岗村驻扎5年。考古工作是琐碎和平淡的，并不像人们以为的那样神秘、有趣。不是在田野发掘现场，就是在室内整理资料，或是协同其他学科进行验证研究，这是李永强和队员的日常。
裴李岗遗址最近被大众关注到的研究成果，是2021年度河南考古工作成果交流会上披露的“酿酒”和“麻绳”。
“8000多年前，新郑裴李岗人已经学会使用红曲霉发酵酿酒，是我国目前发现最早的红曲霉酿酒技术。”李永强介绍说，裴李岗人使用红曲霉制曲作为发酵剂，主要利用稻米，并加以芡实和小麦族种子为原料的酿酒方法，是目前所知最早使用这一方法的例证。
“通过提取微化石的方法获得微体纤维遗存，发现陶壶耳部穿孔中有染色特征的植物韧皮纤维，很可能是穿绳使用的遗存。这一突破性发现,对将来更系统地进行纺织品残留物的研究提供了例证。”李永强说，最新检测显示，部分纤维显示有蓝、黑、粉色，以蓝色为主，表明使用颜料染色工艺的存在。“目前还无法鉴定染料的来源，这一谜团未来有望通过化学分析破解。”
8000多年前郑州地区的人们已住上两居室
走进唐户村，道路干净整洁，排列整齐的青瓦白墙小院落让人赏心悦目，红色的复古式门庭掩映在绿树荫中，给这个远离市区小村落带来一抹别样色彩。文化广场上，村民三三两两地聚在一起唠家常。
“俺村可有名了，经常有人来，还可多拍抖音的。”提起自己村，唐明军无比自豪，“文化悠久，有全国文物保护单位，好几千年的遗址。村口有观景阁，上去就能看到黄帝口。每年南水北调生态廊道的海棠花一开，很多人专门开车、骑车来看。”
在裴李岗遗址发现的过程中， “一闪而过”的唐户村，虽然一直被考古人惦记着，但真正得以大面积发掘，正是来自南水北调工程的机缘——2006年，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信应君主持发掘的唐户遗址，为人们探讨8000多年前裴李岗文化时期的居住形态提供了线索。
据该院工作人员汪松枝介绍，唐户遗址的裴李岗文化遗存面积达30万平方米，是目前已发现裴李岗文化中面积最大的遗址。文化层堆积最厚处达3米以上，属于裴李岗文化聚落群的一级聚落遗址。共发现裴李岗文化房址60多座，也是目前发现裴李岗文化房址最多的地方。房屋建造方式均为半地穴式，分为单间式和双间式两种，在一双间式房屋内发现有灶台及陶器残片，说明我们的先民在房屋里既能做饭，又能在冬季取暖。房屋布局上出现内向凝聚式特征和人工壕沟防护设施以及排水设施。
“唐户遗址这种匠心独具的布局方法，表明裴李岗文化时期的人们已经充分考虑到人地关系。这一时期的人们在此长时间进行农耕和捕猎，有着严密的社会组织和较高的社会生产力，不断进行繁衍生息，成为中国腹心地区新石器时代早中期面积最大的村落遗址。”汪松枝说。
唐户遗址内涵丰富，上至8000多年裴李岗文化，下至2000多年的周文化，时间长达6000多年，是国内少见的年代跨度长的地下博物馆，为研究黄帝文化提供了完整、丰富的历史资料和有利佐证。
2009年，新密李家沟遗址的发掘揭开了中原地区考古的新时代，作为裴李岗文化发现30多年来新石器时代早期考古上的一次重大突破，代表一种全新的文化面貌的李家沟文化填补了旧、新石器时代过渡阶段的空白——从狩猎、采集的迁徙社会到稳定居住的农业社会，这一人类历史最为伟大的一次社会变革，在郑州地区有了完整的演化历程，中华延续至今的乡村社会从这里起步。而裴李岗村、唐户村近年来发现的3万多至2万多年前的旧石器晚期遗存，给了人们更多的期待和遐想。
畅想先人在肥沃、松软的黄土地上，辛勤而出色地从事原始农业、手工业等生产劳动的情景，思绪万千，请关注后续报道，看人类社会第一次生产力革命大潮的到来!（郑报全媒体记者 苏瑜/文 徐宗福/图）
LA专题 | 张宇程 何捷 | 基于最大熵模型的通天河流域岩画景观分布研究
https://t.cn/A66S3w5x
景观考古视角下岩画的价值不仅仅是图像语义本身，更是先民与环境互动产生的遗迹，尤其是岩画的分布特征可以作为理解历史环境变迁和人地关系演化的重要切入点。以通天河流域岩画作为研究对象，根据考古调查报告对已发现岩画点进行整理，利用GIS平台构建岩画数据库；然后运用K均值聚类法将岩画依据空间位置划分为4个岩画群，进一步选取影响岩画分布的8个潜在变量，综合运用成本表面分析法、累积可视域法等方法计算并提取对应变量的空间属性信息；运用最大熵模型对通天河流域岩画整体和各岩画群分别建立考古遗址预测模型。结果显示：该地区各岩画群彼此间分布特征差异大，但岩画群内部具有相似性。从上游早期至下游晚期的岩画，其分布受河流、遗址点可达性的影响逐渐减小，受高程、植被覆盖等因素的影响增大，这种变化是对该地区早期人类迁徙与适应环境过程的反映。最后，结合预测结果绘制出各岩画群潜在的分布概率图，可作为岩画景观保护范围划定的依据。
https://t.cn/A66S3w5x
景观考古视角下岩画的价值不仅仅是图像语义本身，更是先民与环境互动产生的遗迹，尤其是岩画的分布特征可以作为理解历史环境变迁和人地关系演化的重要切入点。以通天河流域岩画作为研究对象，根据考古调查报告对已发现岩画点进行整理，利用GIS平台构建岩画数据库；然后运用K均值聚类法将岩画依据空间位置划分为4个岩画群，进一步选取影响岩画分布的8个潜在变量，综合运用成本表面分析法、累积可视域法等方法计算并提取对应变量的空间属性信息；运用最大熵模型对通天河流域岩画整体和各岩画群分别建立考古遗址预测模型。结果显示：该地区各岩画群彼此间分布特征差异大，但岩画群内部具有相似性。从上游早期至下游晚期的岩画，其分布受河流、遗址点可达性的影响逐渐减小，受高程、植被覆盖等因素的影响增大，这种变化是对该地区早期人类迁徙与适应环境过程的反映。最后，结合预测结果绘制出各岩画群潜在的分布概率图，可作为岩画景观保护范围划定的依据。
#历史趣闻#【汉匈战争史上汉军最离奇的惨败！】#v光新星#
在汉匈百年战争史上，在汉武帝以压倒性的优势击败匈奴汗国的时代，一支装备精良、具有极高战斗力的汉军精锐骑兵部队初战告捷后，却在匈奴骑兵再度进攻时，尚未接战，便主动弃械投降。这也许是汉军最离奇的一次惨败了。那么，这队汉军为何会选择不战而降呢？
公元前105年，匈奴汗国发生了件大事：老单于乌维去世，儿子詹师庐继位，因为年少，号儿单于。儿单于性情凶暴，好杀伐，其身边的亲贵臣子多有不满。而这一年冬天，天降大雪，匈奴人赖以生存的许多牲口都被冻死。生活如此艰难，人心思变，于是，匈奴左大都尉欲杀儿单于降汉，并遣人密报汉廷称，只要有汉军前来接应，自己便立马起事。
汉武帝获此消息喜出望外，多年的夙愿——让整个匈奴汗国对自己俯首称臣——即将成真。于是，汉武帝令因杅将军公孙敖于塞外修筑受降城，等待匈奴左大都尉举事来降。这还不够，第二年春天，汉武帝又派遣浞野侯赵破奴领两万骑兵出朔方。
赵破奴乃太原人，是汉武帝时期的一员名将。他幼时曾在匈奴境内流浪，所以非常熟悉匈奴的地形，归汉后从军征战。元狩二年(前121年)夏天，赵破奴随骠骑将军霍去病出击河西匈奴军，因战功卓著受封从骠侯。后因向皇帝献金成色不足而失侯。元封三年(前108年)，他仅率七百轻骑便攻破楼兰国，生擒楼兰王，后迅疾北上，大破车师国，大汉军威自此威震西域。赵破奴也因此战之功再度封侯，受封浞野侯。
如今，赵破奴领军出塞后，向匈奴腹地挺进两千余里，直到浚稽山，准备接应即将发动兵变的匈奴左大都尉。然而，左大都尉的谋逆之举被儿单于发现，他先发制人诛杀左大都尉，并发兵袭杀赵破奴军。
冰雪覆盖的漠北草原上，汉军和匈奴骑兵短兵相接，汉军大获全胜，杀虏匈奴数千人。儿单于大怒，当即增兵至八万，将赵破奴的两万汉军精锐骑兵重重包围。不过，对赵破奴军来说，匈奴即便八万之多也并非致命的威胁。
从装备上来说，汉王朝的冶铁技术远远超过匈奴，铁制的强弓硬弩广泛装配部队，更兼专门为骑兵打造的长约一米的环首铁刀让汉军骑兵无论在马上、马下，在与匈奴的弓箭弯刀的交锋中都所向披靡。
再说单兵素质。汉武帝时代，整个国家一直处于征伐四夷的战争状态中，更为应对与匈奴旷日持久的战争，西汉王朝在普遍兵役制的基础上辅之以募兵制，招募了大量精于骑射、力能扼虎的兵卒。汉军的整体军事素质，特别是骑兵部队的素质，得到了极大的提高。如今的汉军对阵匈奴，有着以一敌五之勇。
即便是汉军的马匹也比匈奴战马更为健壮。匈奴人的战马一般是在草原上自由放养，然而，经历了一冬的冻饿，战马都处于瘦饿的疲态之中。汉军的战马则是马厩粟米喂养，不受自然条件影响，匹匹膘肥体壮。
更为重要的是，受困地距离汉军屯守的受降城仅四百里地，快马加鞭，不到一天即能赶到。所以，只要稍事休整，赵破奴的军队杀出重围并非难事，甚至大败匈奴军队，生擒匈奴单于，建立彪炳史册的赫赫战功也不是没有可能。
事情在此时，发生了诡异的变化。赵破奴军受困处无水。熟悉匈奴地形的赵破奴趁夜带亲随出营找水，却遇到了匈奴的斥候(侦查)部队，奋力搏杀之后，寡不敌众，竟被生擒。儿单于大喜，急忙挥军攻击汉军。
此时，赵破奴麾下的诸领兵校尉不免焦头烂额，倒不是因为失了主帅不知如何应战，而是因为依据汉律，大军失了主帅，全军受罚，诸领兵校尉更会被诛杀。无奈之下，被围两万汉军只得全军投降。《汉书.匈奴传》是这样记录的：“军吏畏亡将而诛，莫相劝而归，军遂没于匈奴。”
这是一段让后世之人读来，颇感荒诞的历史。一支两万人的精锐骑兵部队，并非不能力战，而且离自己的大本营不远，却甘愿投降敌军，也不敢突出重围，去面对自己国家的律法。
军法制度在我国由来已久。《左传》说：“国之大事，在祀与戎。”与文明进程形影相随的，却是战争。为了取得战争的胜利，在作战过程中就需要有一定的规矩来约束士兵。春秋以前我国尚无成文法，所以，也不可能有军法。这个时候的部队出征前，多采用战争誓言的方式，由国君当众宣布，违背者需接受处罚。
比较完整的军事立法始于战国时期秦的商鞅变法。商鞅在变法时制定了一系列的刑法以及军事法律，比如《商君书》中的“军功授爵”、“军人什伍连坐”等。汉代的军事法律自汉初已有。《汉书.高帝纪》中有“天下既定，命萧何次律令，韩信申军法，张苍定章程，叔孙通制礼仪”的记录。韩信所制定的“军法”，应该就是后来在战争中广泛应用的各种法律条文，包括本文所述的导致这次汉军全军投降离奇惨败的律法亦当源于此。
汉代的军法所规定的军事犯罪种类主要有：叛乱罪，乏军兴罪，失职罪，违令罪，亡将亡卒罪，降敌罪，逗留、畏懦和失期罪，临阵逃亡罪，喧哗罪，增功冒赏罪等。
导致这次汉军惨败的，便是这条“亡将亡卒罪”。根据《汉书》记载：“军吏畏亡将而诛……”我们可以看出，这是一条死罪。大军失了主帅，哪怕军队能够保全，将士们能够平安返回汉边，至少军中的各级军官都会依照军法被处以死刑。所以，军官们才会一致决定投降。
军队需要有铁的纪律，但如果把铁的纪律演化成没有基本的人性考量，那它就等同于颟顸，其功效只能适得其反。赵破奴的两万汉军精锐骑兵因为惧怕“亡将罪”投降了匈奴;汉将李陵在箭尽路绝之际不得不投降匈奴，犯了“降敌罪”竟导致母弟妻儿全族被屠。当然，最糟糕的结果在《史记.陈涉世家》里。“会天大雨，道不通，度已失期。失期，法皆斩”，于是，陈胜、吴广干脆揭竿而起，拉开了颠覆暴秦的序幕。
在汉匈百年战争史上，在汉武帝以压倒性的优势击败匈奴汗国的时代，一支装备精良、具有极高战斗力的汉军精锐骑兵部队初战告捷后，却在匈奴骑兵再度进攻时，尚未接战，便主动弃械投降。这也许是汉军最离奇的一次惨败了。那么，这队汉军为何会选择不战而降呢？
公元前105年，匈奴汗国发生了件大事：老单于乌维去世，儿子詹师庐继位，因为年少，号儿单于。儿单于性情凶暴，好杀伐，其身边的亲贵臣子多有不满。而这一年冬天，天降大雪，匈奴人赖以生存的许多牲口都被冻死。生活如此艰难，人心思变，于是，匈奴左大都尉欲杀儿单于降汉，并遣人密报汉廷称，只要有汉军前来接应，自己便立马起事。
汉武帝获此消息喜出望外，多年的夙愿——让整个匈奴汗国对自己俯首称臣——即将成真。于是，汉武帝令因杅将军公孙敖于塞外修筑受降城，等待匈奴左大都尉举事来降。这还不够，第二年春天，汉武帝又派遣浞野侯赵破奴领两万骑兵出朔方。
赵破奴乃太原人，是汉武帝时期的一员名将。他幼时曾在匈奴境内流浪，所以非常熟悉匈奴的地形，归汉后从军征战。元狩二年(前121年)夏天，赵破奴随骠骑将军霍去病出击河西匈奴军，因战功卓著受封从骠侯。后因向皇帝献金成色不足而失侯。元封三年(前108年)，他仅率七百轻骑便攻破楼兰国，生擒楼兰王，后迅疾北上，大破车师国，大汉军威自此威震西域。赵破奴也因此战之功再度封侯，受封浞野侯。
如今，赵破奴领军出塞后，向匈奴腹地挺进两千余里，直到浚稽山，准备接应即将发动兵变的匈奴左大都尉。然而，左大都尉的谋逆之举被儿单于发现，他先发制人诛杀左大都尉，并发兵袭杀赵破奴军。
冰雪覆盖的漠北草原上，汉军和匈奴骑兵短兵相接，汉军大获全胜，杀虏匈奴数千人。儿单于大怒，当即增兵至八万，将赵破奴的两万汉军精锐骑兵重重包围。不过，对赵破奴军来说，匈奴即便八万之多也并非致命的威胁。
从装备上来说，汉王朝的冶铁技术远远超过匈奴，铁制的强弓硬弩广泛装配部队，更兼专门为骑兵打造的长约一米的环首铁刀让汉军骑兵无论在马上、马下，在与匈奴的弓箭弯刀的交锋中都所向披靡。
再说单兵素质。汉武帝时代，整个国家一直处于征伐四夷的战争状态中，更为应对与匈奴旷日持久的战争，西汉王朝在普遍兵役制的基础上辅之以募兵制，招募了大量精于骑射、力能扼虎的兵卒。汉军的整体军事素质，特别是骑兵部队的素质，得到了极大的提高。如今的汉军对阵匈奴，有着以一敌五之勇。
即便是汉军的马匹也比匈奴战马更为健壮。匈奴人的战马一般是在草原上自由放养，然而，经历了一冬的冻饿，战马都处于瘦饿的疲态之中。汉军的战马则是马厩粟米喂养，不受自然条件影响，匹匹膘肥体壮。
更为重要的是，受困地距离汉军屯守的受降城仅四百里地，快马加鞭，不到一天即能赶到。所以，只要稍事休整，赵破奴的军队杀出重围并非难事，甚至大败匈奴军队，生擒匈奴单于，建立彪炳史册的赫赫战功也不是没有可能。
事情在此时，发生了诡异的变化。赵破奴军受困处无水。熟悉匈奴地形的赵破奴趁夜带亲随出营找水，却遇到了匈奴的斥候(侦查)部队，奋力搏杀之后，寡不敌众，竟被生擒。儿单于大喜，急忙挥军攻击汉军。
此时，赵破奴麾下的诸领兵校尉不免焦头烂额，倒不是因为失了主帅不知如何应战，而是因为依据汉律，大军失了主帅，全军受罚，诸领兵校尉更会被诛杀。无奈之下，被围两万汉军只得全军投降。《汉书.匈奴传》是这样记录的：“军吏畏亡将而诛，莫相劝而归，军遂没于匈奴。”
这是一段让后世之人读来，颇感荒诞的历史。一支两万人的精锐骑兵部队，并非不能力战，而且离自己的大本营不远，却甘愿投降敌军，也不敢突出重围，去面对自己国家的律法。
军法制度在我国由来已久。《左传》说：“国之大事，在祀与戎。”与文明进程形影相随的，却是战争。为了取得战争的胜利，在作战过程中就需要有一定的规矩来约束士兵。春秋以前我国尚无成文法，所以，也不可能有军法。这个时候的部队出征前，多采用战争誓言的方式，由国君当众宣布，违背者需接受处罚。
比较完整的军事立法始于战国时期秦的商鞅变法。商鞅在变法时制定了一系列的刑法以及军事法律，比如《商君书》中的“军功授爵”、“军人什伍连坐”等。汉代的军事法律自汉初已有。《汉书.高帝纪》中有“天下既定，命萧何次律令，韩信申军法，张苍定章程，叔孙通制礼仪”的记录。韩信所制定的“军法”，应该就是后来在战争中广泛应用的各种法律条文，包括本文所述的导致这次汉军全军投降离奇惨败的律法亦当源于此。
汉代的军法所规定的军事犯罪种类主要有：叛乱罪，乏军兴罪，失职罪，违令罪，亡将亡卒罪，降敌罪，逗留、畏懦和失期罪，临阵逃亡罪，喧哗罪，增功冒赏罪等。
导致这次汉军惨败的，便是这条“亡将亡卒罪”。根据《汉书》记载：“军吏畏亡将而诛……”我们可以看出，这是一条死罪。大军失了主帅，哪怕军队能够保全，将士们能够平安返回汉边，至少军中的各级军官都会依照军法被处以死刑。所以，军官们才会一致决定投降。
军队需要有铁的纪律，但如果把铁的纪律演化成没有基本的人性考量，那它就等同于颟顸，其功效只能适得其反。赵破奴的两万汉军精锐骑兵因为惧怕“亡将罪”投降了匈奴;汉将李陵在箭尽路绝之际不得不投降匈奴，犯了“降敌罪”竟导致母弟妻儿全族被屠。当然，最糟糕的结果在《史记.陈涉世家》里。“会天大雨，道不通，度已失期。失期，法皆斩”，于是，陈胜、吴广干脆揭竿而起，拉开了颠覆暴秦的序幕。
✋热门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