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超话]#高阳公主，房遗爱谋反案
司空、吴王李恪的母亲，是杨广的女儿。李恪文武全才，李世民一直认为李恪很像自己，打算封为太子，长孙无忌坚决劝阻，才算停止，李恪因此跟长孙无忌互相仇视。李恪拥有很高名望，受到舆论的拥护，长孙无忌深怀嫉妒，打算扩大打击面。找一个借口把他诛杀，用来断绝大家的盼望。房遗爱探听到这个消息，遂供称跟李恪一同谋反，希望能像纥干承基一样（参考六四三年正月），免除死刑。
司空、吴王李恪的母亲，是杨广的女儿。李恪文武全才，李世民一直认为李恪很像自己，打算封为太子，长孙无忌坚决劝阻，才算停止，李恪因此跟长孙无忌互相仇视。李恪拥有很高名望，受到舆论的拥护，长孙无忌深怀嫉妒，打算扩大打击面。找一个借口把他诛杀，用来断绝大家的盼望。房遗爱探听到这个消息，遂供称跟李恪一同谋反，希望能像纥干承基一样（参考六四三年正月），免除死刑。
@新闻出版广电报
从今天开始，本人每天不定时的来和新闻出版广电报的雷萌记者阅读《海边的卡夫卡》和《刺杀骑士团长》这两部书！我们看看靖国鬼社在这两部书里的第几章会出现！
《海边的卡夫卡》和《刺杀骑士团长》是日本作家村上春树著，由中国林少华老师（作家，翻译，教授）翻译！出版于【上海译文出版社】
今天我们阅读《海边的卡夫卡》第一章@新闻出版广电报 和贵报记者雷萌女士一起
离家时从父亲书房里悄悄带走的不仅是现金，还有一个旧的金制小打火机（款式和重量正合我意），一把尖头锋利的折叠刀。刀是用来剥鹿皮的，往手心里一放沉甸甸的，刀身有十二厘米长，大概是在外国旅行时买的纪念品。另外还拿了桌子抽屉里一个袖珍强光手电筒。太阳镜也是需要的，深天蓝色的，要用来遮掩年龄。
父亲珍爱的劳力士手表也打算带走，犹豫片刻，还是作罢。它的作为机械的精美固然强烈吸引着我，但我不愿意带价值过高的东西惹人注意。从实用性考虑，我平时用的秒表和带报时铃的卡西欧塑料表已足够了，或者不如说这两样好用得多。我转念把劳力士放回书桌抽屉。
此外拿了小时候姐姐和我的合影。相片同样藏在书桌抽屉深处。我和姐姐坐在哪里的海岸上，两个人开心地笑着。姐姐往旁边看，脸有一半阴影，以致看上去笑脸从正中间切开了，就像在课本照片上见到的希腊剧面具一样含有双重意味。光与影。希望和绝望。欢笑与哀伤。信赖和孤独。我则毫不羞涩地直盯盯对着镜头。海岸上除了我俩别无人影。我和姐姐都身穿游泳衣。姐姐穿的是红花连衣裙式，我穿一条松松垮垮不成样子的蓝色短裤。我手里拿着什么，似乎是根塑料棍。已成白沫的浪花冲刷着脚前的沙滩。
是谁在哪里什么时候照的这张照片呢？我为什么做出那般开心的表情呢？父亲为什么只把这张相片留在手头呢？一切都是谜。我大约三岁，姐姐可能九岁。我和姐姐果真那么要好不成？记忆中我根本不曾同家人去看过大海。全然没有去过哪里的记忆。总之作为我不愿意这相片留在父亲手里。我将相片塞进钱夹。没有母亲的相片，父亲好像把母亲的相片烧得一张不剩了。
想了想，我决定带走手机。发现手机没了，父亲有可能同电话公司联系取消合同，那一来就毫无用处了，但我还是把它放进背囊。充电用的变压器也放了进去。反正东西轻，知道没用处时扔掉即可。
背囊里我决定装无论如何也少不得的东西。衣服最不好挑选。内衣要几套吧？毛衣要几件吧？衬衫呢长裤呢手套围巾短裤大衣呢？考虑起来多得很。不过有一点是明明白白的——我可不想扛着大行李以一副十足出走少年的形象在陌生的地方游来逛去，那样很快就会引起别人的注意，或者转眼之间就被警察领走，遣送回家，或者同当地的地痞无赖同流合污。
不去寒冷地方即可。我得出这样的结论。这很容易，找暖和地方就是。这样就用不着什么大衣了。手套也不用。不考虑防寒，必需衣物足可减去一半。我挑选容易洗容易干又不占地方的薄衣服，叠成一小团塞入背囊。除了衣服，还装了这样几件东西：可以排除空气小小叠起的四季通用睡袋、简易洗漱用具、防雨斗篷、笔记本和圆珠笔、能录音的索尼MD随身听、十多张唱片（音乐无论如何缺不得）、备用充电式电池。大致就这么多了。野营用的炊具大可不必，太重太占地方。吃的东西可以在小超市里买。如此花了很长时间，终于将必需用品一览表缩短了许多。这个那个写上去不少，随即勾掉。又加进不少，又勾掉。
我觉得十五岁生日是最适合离家出走的时间。这以前过早，以后又太晚。
为了这一天，上初中后两年时间里我一直努力锻炼身体。从小学低年级开始我就去学柔道，成了初中生后也大体坚持下来了。但在学校里没参加体育俱乐部，一有时间就一个人跑马拉松，在游泳池游泳，去区立体育馆用器械锻炼肌肉，那里有年轻教练员免费教给我正确的伸展运动方式和器械使用方法——如怎样做才能使全身肌肉快速强劲，哪块肌肉日常生活中使用，哪块肌肉只能通过器械强化等等。他们教我卧举杠铃的准确动作。幸运的是我原本长得高，每天的运动又使肩部变宽，胸脯变厚。在不相识的人眼里，我应该足有十七岁。如果我十五岁而看上去又只有十五岁，那么所到之处势必麻烦缠身。
除去同体育馆教练员的交谈，除去跟隔一天上门一次的家政阿姨之间的三言两语以及学校必不可少的几句话，我差不多不向任何人开口。同父亲很早以前就回避见面了。一来虽然同在一个家，但活动时间段截然不同，二来父亲一天之中几乎所有时间都闷在位于别处的工作室里。何况，不用说我总是刻意避免同父亲见面。
我上的是一所私立中学，里面几乎全是上流家庭或有钱人家的子女。只要不出大格，就能直接升入高中。他们个个牙齿整齐、衣着干净、说话无聊。在班里我当然不受任何人喜欢。我在自己周围筑起高墙，没有哪个人能够入内，也尽量不放自己出去。这样的人不可能讨人喜欢。他们对我敬而远之，并怀有戒心。或者感到不快、时而感到惧怕也未可知。然而，不为他人理睬这点对我莫如说正中下怀，因为我必须独自处理的事堆积如山。休息时间我总去学校图书室，贪婪地阅读不止。
不过学校的课我还是听得相当专心。这是叫乌鸦的少年再三劝我做的。
初中课堂教的知识和技术，很难认为在现实生活中有多大用处，是这样的。老师也差不多全部不值一提。这我晓得。可你得记着：你是要离家出走的。而那一来，日后进学校的机会几乎等于零。因此最好把课堂上教的东西——喜欢也好讨厌也好——一点不剩地好好吸进脑袋。权当自己是块海绵。至于保存什么抛弃什么，日后再定不迟。
我听从了他的劝告（总的说来我对叫乌鸦的少年是言听计从的）。我全神贯注，让脑袋变成海绵，侧耳倾听课堂上的每一句话，使之渗入脑袋。我在有限时间里理解它们记住它们。这样，尽管课外几乎不用功，但考试成绩我经常在班上名列前茅。
肌肉如合金一般结实起来，我也愈发变得沉默寡言。我尽可能不让喜怒形之于色，留心着不使自己所思所想为老师和身边同学注意。我即将融入剧烈争斗的大人世界，要在那里边孤军奋战，必须变得比任何人都坚不可摧。
面对镜子，我发现自己的眼睛泛出蜥蜴般的冷光，表情越来越僵硬麻木。回想起来，自己从不曾笑过，甚至连微笑都不曾有过——至少记忆中如此——无论对他人还是对自己本身。
但是，并非任何时候我都能彻底保持静静的孤立。以为自己围筑妥当的高墙一下子土崩瓦解的时候也是有的。虽然不很频繁，但时而还是有的。围墙在我不知不觉之间崩毁，我赤身裸体暴露在世界面前。每当那时脑袋便一片混乱，极度混乱。况且那里还有预言。预言总是如黑乎乎的水潭出现在那里。
预言总是如黑乎乎的神秘水潭出现在那里。
平时静悄悄潜伏于某个人所不知的场所，一旦时机来临，它就无声无息地涌出，冰冷冷浸满你身上每一个细胞。你在残酷的洪水泛滥中奄奄一息，痛苦挣扎。你紧紧抓住靠近天花板的通风口，苦苦乞求外面的新鲜空气。然而从那里吸入的空气干燥得几乎起火，热辣辣地灼烧你的喉咙。水与渴、冷与热这理应对立的要素齐心合力朝你袭来。
尽管世界上有那般广阔的空间，而容纳你的空间——虽然只需一点点——却无处可找。你寻求声音之时，那里惟有沉默；你寻求沉默之时，那里传来不间断的预言。那声音不时按动藏在你脑袋某处的秘密开关。
你的心如久雨催涨的大河。地面标识一无所剩地被河流淹没，并冲往一个黑暗的地方。而雨仍在河面急剧倾泻不止。每当在电视新闻里看见那样的洪水，你便这样想道：是的，一点不错，那就是我的心。
离家之前我用香皂在洗漱间里洗手、洗脸。剪指甲，掏耳，刷牙。花时间尽可能使身体清洁。在某种情况下，清洁比什么都重要。然后面对洗面台的镜子，仔仔细细审视自己的脸。那里有我从父亲和母亲那里——话虽这么说，母亲的长相我根本记不起来——作为遗传接受下来的脸。即使再抹杀脸上浮现的表情，再淡化眼睛的光亮，再增加身上的肌肉，相貌也是改变不了的。就算我深恶痛绝，也不可能把两条只能认为受之于父的又长又黑的眉毛和眉间深深的皱纹一把扯掉。如果有意，我可以除掉父亲（以我现在的力气，决非什么难事），也可从记忆中将母亲抹消。可是我无法将两人的遗传因子从身上驱逐干净。如果我想驱逐，只能驱逐我自身。
并且那里有预言。它作为装置深深埋在我的体内。
从今天开始，本人每天不定时的来和新闻出版广电报的雷萌记者阅读《海边的卡夫卡》和《刺杀骑士团长》这两部书！我们看看靖国鬼社在这两部书里的第几章会出现！
《海边的卡夫卡》和《刺杀骑士团长》是日本作家村上春树著，由中国林少华老师（作家，翻译，教授）翻译！出版于【上海译文出版社】
今天我们阅读《海边的卡夫卡》第一章@新闻出版广电报 和贵报记者雷萌女士一起
离家时从父亲书房里悄悄带走的不仅是现金，还有一个旧的金制小打火机（款式和重量正合我意），一把尖头锋利的折叠刀。刀是用来剥鹿皮的，往手心里一放沉甸甸的，刀身有十二厘米长，大概是在外国旅行时买的纪念品。另外还拿了桌子抽屉里一个袖珍强光手电筒。太阳镜也是需要的，深天蓝色的，要用来遮掩年龄。
父亲珍爱的劳力士手表也打算带走，犹豫片刻，还是作罢。它的作为机械的精美固然强烈吸引着我，但我不愿意带价值过高的东西惹人注意。从实用性考虑，我平时用的秒表和带报时铃的卡西欧塑料表已足够了，或者不如说这两样好用得多。我转念把劳力士放回书桌抽屉。
此外拿了小时候姐姐和我的合影。相片同样藏在书桌抽屉深处。我和姐姐坐在哪里的海岸上，两个人开心地笑着。姐姐往旁边看，脸有一半阴影，以致看上去笑脸从正中间切开了，就像在课本照片上见到的希腊剧面具一样含有双重意味。光与影。希望和绝望。欢笑与哀伤。信赖和孤独。我则毫不羞涩地直盯盯对着镜头。海岸上除了我俩别无人影。我和姐姐都身穿游泳衣。姐姐穿的是红花连衣裙式，我穿一条松松垮垮不成样子的蓝色短裤。我手里拿着什么，似乎是根塑料棍。已成白沫的浪花冲刷着脚前的沙滩。
是谁在哪里什么时候照的这张照片呢？我为什么做出那般开心的表情呢？父亲为什么只把这张相片留在手头呢？一切都是谜。我大约三岁，姐姐可能九岁。我和姐姐果真那么要好不成？记忆中我根本不曾同家人去看过大海。全然没有去过哪里的记忆。总之作为我不愿意这相片留在父亲手里。我将相片塞进钱夹。没有母亲的相片，父亲好像把母亲的相片烧得一张不剩了。
想了想，我决定带走手机。发现手机没了，父亲有可能同电话公司联系取消合同，那一来就毫无用处了，但我还是把它放进背囊。充电用的变压器也放了进去。反正东西轻，知道没用处时扔掉即可。
背囊里我决定装无论如何也少不得的东西。衣服最不好挑选。内衣要几套吧？毛衣要几件吧？衬衫呢长裤呢手套围巾短裤大衣呢？考虑起来多得很。不过有一点是明明白白的——我可不想扛着大行李以一副十足出走少年的形象在陌生的地方游来逛去，那样很快就会引起别人的注意，或者转眼之间就被警察领走，遣送回家，或者同当地的地痞无赖同流合污。
不去寒冷地方即可。我得出这样的结论。这很容易，找暖和地方就是。这样就用不着什么大衣了。手套也不用。不考虑防寒，必需衣物足可减去一半。我挑选容易洗容易干又不占地方的薄衣服，叠成一小团塞入背囊。除了衣服，还装了这样几件东西：可以排除空气小小叠起的四季通用睡袋、简易洗漱用具、防雨斗篷、笔记本和圆珠笔、能录音的索尼MD随身听、十多张唱片（音乐无论如何缺不得）、备用充电式电池。大致就这么多了。野营用的炊具大可不必，太重太占地方。吃的东西可以在小超市里买。如此花了很长时间，终于将必需用品一览表缩短了许多。这个那个写上去不少，随即勾掉。又加进不少，又勾掉。
我觉得十五岁生日是最适合离家出走的时间。这以前过早，以后又太晚。
为了这一天，上初中后两年时间里我一直努力锻炼身体。从小学低年级开始我就去学柔道，成了初中生后也大体坚持下来了。但在学校里没参加体育俱乐部，一有时间就一个人跑马拉松，在游泳池游泳，去区立体育馆用器械锻炼肌肉，那里有年轻教练员免费教给我正确的伸展运动方式和器械使用方法——如怎样做才能使全身肌肉快速强劲，哪块肌肉日常生活中使用，哪块肌肉只能通过器械强化等等。他们教我卧举杠铃的准确动作。幸运的是我原本长得高，每天的运动又使肩部变宽，胸脯变厚。在不相识的人眼里，我应该足有十七岁。如果我十五岁而看上去又只有十五岁，那么所到之处势必麻烦缠身。
除去同体育馆教练员的交谈，除去跟隔一天上门一次的家政阿姨之间的三言两语以及学校必不可少的几句话，我差不多不向任何人开口。同父亲很早以前就回避见面了。一来虽然同在一个家，但活动时间段截然不同，二来父亲一天之中几乎所有时间都闷在位于别处的工作室里。何况，不用说我总是刻意避免同父亲见面。
我上的是一所私立中学，里面几乎全是上流家庭或有钱人家的子女。只要不出大格，就能直接升入高中。他们个个牙齿整齐、衣着干净、说话无聊。在班里我当然不受任何人喜欢。我在自己周围筑起高墙，没有哪个人能够入内，也尽量不放自己出去。这样的人不可能讨人喜欢。他们对我敬而远之，并怀有戒心。或者感到不快、时而感到惧怕也未可知。然而，不为他人理睬这点对我莫如说正中下怀，因为我必须独自处理的事堆积如山。休息时间我总去学校图书室，贪婪地阅读不止。
不过学校的课我还是听得相当专心。这是叫乌鸦的少年再三劝我做的。
初中课堂教的知识和技术，很难认为在现实生活中有多大用处，是这样的。老师也差不多全部不值一提。这我晓得。可你得记着：你是要离家出走的。而那一来，日后进学校的机会几乎等于零。因此最好把课堂上教的东西——喜欢也好讨厌也好——一点不剩地好好吸进脑袋。权当自己是块海绵。至于保存什么抛弃什么，日后再定不迟。
我听从了他的劝告（总的说来我对叫乌鸦的少年是言听计从的）。我全神贯注，让脑袋变成海绵，侧耳倾听课堂上的每一句话，使之渗入脑袋。我在有限时间里理解它们记住它们。这样，尽管课外几乎不用功，但考试成绩我经常在班上名列前茅。
肌肉如合金一般结实起来，我也愈发变得沉默寡言。我尽可能不让喜怒形之于色，留心着不使自己所思所想为老师和身边同学注意。我即将融入剧烈争斗的大人世界，要在那里边孤军奋战，必须变得比任何人都坚不可摧。
面对镜子，我发现自己的眼睛泛出蜥蜴般的冷光，表情越来越僵硬麻木。回想起来，自己从不曾笑过，甚至连微笑都不曾有过——至少记忆中如此——无论对他人还是对自己本身。
但是，并非任何时候我都能彻底保持静静的孤立。以为自己围筑妥当的高墙一下子土崩瓦解的时候也是有的。虽然不很频繁，但时而还是有的。围墙在我不知不觉之间崩毁，我赤身裸体暴露在世界面前。每当那时脑袋便一片混乱，极度混乱。况且那里还有预言。预言总是如黑乎乎的水潭出现在那里。
预言总是如黑乎乎的神秘水潭出现在那里。
平时静悄悄潜伏于某个人所不知的场所，一旦时机来临，它就无声无息地涌出，冰冷冷浸满你身上每一个细胞。你在残酷的洪水泛滥中奄奄一息，痛苦挣扎。你紧紧抓住靠近天花板的通风口，苦苦乞求外面的新鲜空气。然而从那里吸入的空气干燥得几乎起火，热辣辣地灼烧你的喉咙。水与渴、冷与热这理应对立的要素齐心合力朝你袭来。
尽管世界上有那般广阔的空间，而容纳你的空间——虽然只需一点点——却无处可找。你寻求声音之时，那里惟有沉默；你寻求沉默之时，那里传来不间断的预言。那声音不时按动藏在你脑袋某处的秘密开关。
你的心如久雨催涨的大河。地面标识一无所剩地被河流淹没，并冲往一个黑暗的地方。而雨仍在河面急剧倾泻不止。每当在电视新闻里看见那样的洪水，你便这样想道：是的，一点不错，那就是我的心。
离家之前我用香皂在洗漱间里洗手、洗脸。剪指甲，掏耳，刷牙。花时间尽可能使身体清洁。在某种情况下，清洁比什么都重要。然后面对洗面台的镜子，仔仔细细审视自己的脸。那里有我从父亲和母亲那里——话虽这么说，母亲的长相我根本记不起来——作为遗传接受下来的脸。即使再抹杀脸上浮现的表情，再淡化眼睛的光亮，再增加身上的肌肉，相貌也是改变不了的。就算我深恶痛绝，也不可能把两条只能认为受之于父的又长又黑的眉毛和眉间深深的皱纹一把扯掉。如果有意，我可以除掉父亲（以我现在的力气，决非什么难事），也可从记忆中将母亲抹消。可是我无法将两人的遗传因子从身上驱逐干净。如果我想驱逐，只能驱逐我自身。
并且那里有预言。它作为装置深深埋在我的体内。
【遇见乡愁 小汲村民自建民俗展室乡味浓】分离麦糠麦粒的扇车、抗战时期的三面秤、西瓜保墒用的瓜叉、刮榆树皮的特制镰刀、 柏木做的水筲……68岁的董振林家里6代木匠，希望通过民俗展室，让后人“不忘来路，忆苦思甜”，一个人收藏了2000多件民俗老物件。
遇见乡愁，小汲村民自建民俗展室乡味浓
摇煤球用的笸箩。
“知道这个是干什么的不?”12月22日上午，在位于西二环生态园对面的小汲村，68岁的董振林拿着一把比割麦子的镰刀明显大得多的镰刀，刚见面就一脸笑容地“考”起了记者。
看到记者一脸茫然，董振林开心地笑起来：“就知道你们不知道。这个是刮榆树皮的特制镰刀。”
在老董的讲述中，在物质匮乏的年代，人们就用这样的大镰刀，刮下榆树皮，把靠近树心的白色部分晒干粉碎成榆皮面，利用它的粘性让玉米面、棱子面等粗杂粮变成美味， “掺了榆皮面，压饸饹、蒸扒糕，这杂粮又筋道又可口。”
让麦粒与麦糠分离的扇车，抗战时期的三面秤，西瓜保墒用的瓜叉，摇煤球用的笸箩，用柏木做的水桶(柏木筲)……在老董名为“小激印象”的民俗展室内，民俗老物件有2000多件。
祖辈六代木匠从祖辈的刨子开始收藏，各类木匠用品上百件
在老董的民俗展室，一进门最显眼的便是挂在墙上的木匠用品。
“我们家六代木匠，我从小学毕业后就跟着家里人干。像这把刨(音bào)子，就是我太爷爷的，距今也有100多年了。还有这把，是专门刮檩用的，叫做刮刨。”老董说到木匠行里的器物，如数家珍，滔滔不绝。在他的民俗展室里，各种用途的刨子就有几十把。
各类农具。
在民俗展室墙上，几面钢锯很吸引人。
“拉大锯，扯大锯，姥姥家唱大戏。这个歌谣里说的‘大锯’，就是这种双开刃的大锯，这才能来回拉起来。”在老董的指引下，记者看到这把大锯的锯齿方向，从中间位置开始是相反的，“双开刃才能来回拉起来，否则很难拉回去。”除了各类刨子、大锯、墨斗、木锤，老董的展室里还有丈尺、皮尺、米尺等各种尺子。
靠着祖传的木匠手艺，老董在改革开放后，以做各类书画画轴以及镜框为主。正是这个原因，老董接触到了越来越多的文化人，受其影响，慢慢走上了收藏之路。
“比如这把金属尺子，跟咱们用的就大不相同。这是当年我姥爷和我父亲被小鬼子抓了壮丁，给他们修炮楼时用的日本尺子。”老董告诉记者，当时日本人不信中国木匠的木尺子，要求必须用他们自己尺寸的弯尺，“这是专门从南关大街大丰五金商行买的，距今也有80多年了。”
一把钢尺背后见证着日军侵华的历史，老董的这些民俗老物件，故事不少。
让麦糠与麦粒分离的扇车。
老物件里藏着历史和文化收集2000多件民俗老物件，专门腾出150平方米的展室
在老董的展室里，除了木匠用品，各种杆秤也不少。
“掀起了你的盖头来，让我来看看你的脸……这首歌儿火吧，旧时候拿什么掀盖头，就用这种秤杆。”老董从一张桌子上，拿着一杆比较纤细的秤跟记者解释到。
相比寓意“称心如意”的这杆细秤，另外一根大秤，更加显眼。
“这杆秤可有故事，这是一杆收棉花用的三面秤。”老董告诉记者，在抗日战争时期，这杆秤的上面，是日本人认可的计量单位，“在秤的里怀，也就是靠近胸膛的这一侧，是古时候的十六两一斤的计量。秤的外怀是十两一斤的现代计量。至于为什么是这样，我也不清楚。”
原来，中国自周代开始有重量单位：斤、两、钱、分。计量的工具叫做司马秤，这一标准也叫司马秤制标识。
从有“斤”这个概念开始，一直到民国结束，历朝历代的“斤”统统是十六两，一司马斤等于十六司马两，半斤八两就是这么来的。
听老董讲老物件，不仅能更直观地感受历史，更能了解到文化渊源。
老董称，如今他已经有各类民俗老物件2000多件，大部分放在仓库里。目前的展室约150平方米，只能展出一小部分老物件。
老董收藏的织布机。
希望后人“忆苦思甜”投入10多万元收藏，涉及三农民俗物品最多，展室准备扩大到350平方米
收藏是件让人上瘾的事儿，68岁的老董也不例外。前前后后花了多少钱，他也不是特别清楚。
“怎么也得10多万吧，我老伴就觉得我是乱花钱，有一段时间都不给我做饭了。”说到这里，老董不好意思地笑了。
在老董的收藏里，涉及三农的老物件很多。特别是那些几乎贯穿了从播种到收获各道工序的家伙什儿，种类繁多，作用各异，既透着旧时农民们精心侍弄田地的智慧，又让人不由感慨，在全部手工劳作情况下，“粒粒皆辛苦”的农耕生活着实不易。
大件的，有让麦粒与麦糠分离的木制扇车，通过人力摇动摇杆吹风;有老董也不会用的老式织布机、纺车;有几十年前用的木质大马车，连轮子都是木头的;还有各种木独轮车，当年农民就用这些车支持国家建设。
小件的民俗物件，更是多得讲不过来。
老董收藏的瓦罐和升。
有各式各样的坛子罐子，根治海河会战时吃饭的大钵碗，挑水用的扁担，柏木制成的水筲，辘轳的摇把，有专门用来从水井里捞水桶的“一窝蜂”，还有专门把麦秸捆、谷子个儿往车上扔的二股禾叉……
“就拿这二股叉来说，除了叉麦子捆的，还有专门叉砖坯的叉，这就是为什么红砖都有俩眼的原因。”老董告诉记者，还有一种四股叉，是瓜农专用的。
原来，小汲村曾是远近有名的西瓜村，苇毛西瓜有上百年栽培历史。在没有大棚的年代，村民们就用火坑和泥瓦盆育苗，用玉米秸秆挡风保温，晚上加盖芦苇花，瓜把式用四股瓜叉保墒……
“鲁迅先生的名篇《故乡》里，在月色下的瓜田里，闰土用钢叉刺猹(chá)，用的钢叉，是不是就是瓜叉?”面对记者的问题，老董摸了摸脑袋，“这个我还真不清楚。”
老董的小激印象民俗展馆。
在老董不停的讲述中，半天采访不知不觉过去。
“其实，我就是想让现在的年轻人们知道过去劳动人民的智慧，也更体会到过去日子的不容易。”老董希望通过这些民俗老物件，让人们在体会现代化品质生活时，能常过来看看，“不忘来路，忆苦思甜!”
为了这个目的，老董准备把展室扩大到350平方米， 把那些挤在厂房里还没整理出来的各种民俗老物件都拾掇出来，“过段时间再来，我还能给你讲半天。”
来源： 保定晚报 易网保定
遇见乡愁，小汲村民自建民俗展室乡味浓
摇煤球用的笸箩。
“知道这个是干什么的不?”12月22日上午，在位于西二环生态园对面的小汲村，68岁的董振林拿着一把比割麦子的镰刀明显大得多的镰刀，刚见面就一脸笑容地“考”起了记者。
看到记者一脸茫然，董振林开心地笑起来：“就知道你们不知道。这个是刮榆树皮的特制镰刀。”
在老董的讲述中，在物质匮乏的年代，人们就用这样的大镰刀，刮下榆树皮，把靠近树心的白色部分晒干粉碎成榆皮面，利用它的粘性让玉米面、棱子面等粗杂粮变成美味， “掺了榆皮面，压饸饹、蒸扒糕，这杂粮又筋道又可口。”
让麦粒与麦糠分离的扇车，抗战时期的三面秤，西瓜保墒用的瓜叉，摇煤球用的笸箩，用柏木做的水桶(柏木筲)……在老董名为“小激印象”的民俗展室内，民俗老物件有2000多件。
祖辈六代木匠从祖辈的刨子开始收藏，各类木匠用品上百件
在老董的民俗展室，一进门最显眼的便是挂在墙上的木匠用品。
“我们家六代木匠，我从小学毕业后就跟着家里人干。像这把刨(音bào)子，就是我太爷爷的，距今也有100多年了。还有这把，是专门刮檩用的，叫做刮刨。”老董说到木匠行里的器物，如数家珍，滔滔不绝。在他的民俗展室里，各种用途的刨子就有几十把。
各类农具。
在民俗展室墙上，几面钢锯很吸引人。
“拉大锯，扯大锯，姥姥家唱大戏。这个歌谣里说的‘大锯’，就是这种双开刃的大锯，这才能来回拉起来。”在老董的指引下，记者看到这把大锯的锯齿方向，从中间位置开始是相反的，“双开刃才能来回拉起来，否则很难拉回去。”除了各类刨子、大锯、墨斗、木锤，老董的展室里还有丈尺、皮尺、米尺等各种尺子。
靠着祖传的木匠手艺，老董在改革开放后，以做各类书画画轴以及镜框为主。正是这个原因，老董接触到了越来越多的文化人，受其影响，慢慢走上了收藏之路。
“比如这把金属尺子，跟咱们用的就大不相同。这是当年我姥爷和我父亲被小鬼子抓了壮丁，给他们修炮楼时用的日本尺子。”老董告诉记者，当时日本人不信中国木匠的木尺子，要求必须用他们自己尺寸的弯尺，“这是专门从南关大街大丰五金商行买的，距今也有80多年了。”
一把钢尺背后见证着日军侵华的历史，老董的这些民俗老物件，故事不少。
让麦糠与麦粒分离的扇车。
老物件里藏着历史和文化收集2000多件民俗老物件，专门腾出150平方米的展室
在老董的展室里，除了木匠用品，各种杆秤也不少。
“掀起了你的盖头来，让我来看看你的脸……这首歌儿火吧，旧时候拿什么掀盖头，就用这种秤杆。”老董从一张桌子上，拿着一杆比较纤细的秤跟记者解释到。
相比寓意“称心如意”的这杆细秤，另外一根大秤，更加显眼。
“这杆秤可有故事，这是一杆收棉花用的三面秤。”老董告诉记者，在抗日战争时期，这杆秤的上面，是日本人认可的计量单位，“在秤的里怀，也就是靠近胸膛的这一侧，是古时候的十六两一斤的计量。秤的外怀是十两一斤的现代计量。至于为什么是这样，我也不清楚。”
原来，中国自周代开始有重量单位：斤、两、钱、分。计量的工具叫做司马秤，这一标准也叫司马秤制标识。
从有“斤”这个概念开始，一直到民国结束，历朝历代的“斤”统统是十六两，一司马斤等于十六司马两，半斤八两就是这么来的。
听老董讲老物件，不仅能更直观地感受历史，更能了解到文化渊源。
老董称，如今他已经有各类民俗老物件2000多件，大部分放在仓库里。目前的展室约150平方米，只能展出一小部分老物件。
老董收藏的织布机。
希望后人“忆苦思甜”投入10多万元收藏，涉及三农民俗物品最多，展室准备扩大到350平方米
收藏是件让人上瘾的事儿，68岁的老董也不例外。前前后后花了多少钱，他也不是特别清楚。
“怎么也得10多万吧，我老伴就觉得我是乱花钱，有一段时间都不给我做饭了。”说到这里，老董不好意思地笑了。
在老董的收藏里，涉及三农的老物件很多。特别是那些几乎贯穿了从播种到收获各道工序的家伙什儿，种类繁多，作用各异，既透着旧时农民们精心侍弄田地的智慧，又让人不由感慨，在全部手工劳作情况下，“粒粒皆辛苦”的农耕生活着实不易。
大件的，有让麦粒与麦糠分离的木制扇车，通过人力摇动摇杆吹风;有老董也不会用的老式织布机、纺车;有几十年前用的木质大马车，连轮子都是木头的;还有各种木独轮车，当年农民就用这些车支持国家建设。
小件的民俗物件，更是多得讲不过来。
老董收藏的瓦罐和升。
有各式各样的坛子罐子，根治海河会战时吃饭的大钵碗，挑水用的扁担，柏木制成的水筲，辘轳的摇把，有专门用来从水井里捞水桶的“一窝蜂”，还有专门把麦秸捆、谷子个儿往车上扔的二股禾叉……
“就拿这二股叉来说，除了叉麦子捆的，还有专门叉砖坯的叉，这就是为什么红砖都有俩眼的原因。”老董告诉记者，还有一种四股叉，是瓜农专用的。
原来，小汲村曾是远近有名的西瓜村，苇毛西瓜有上百年栽培历史。在没有大棚的年代，村民们就用火坑和泥瓦盆育苗，用玉米秸秆挡风保温，晚上加盖芦苇花，瓜把式用四股瓜叉保墒……
“鲁迅先生的名篇《故乡》里，在月色下的瓜田里，闰土用钢叉刺猹(chá)，用的钢叉，是不是就是瓜叉?”面对记者的问题，老董摸了摸脑袋，“这个我还真不清楚。”
老董的小激印象民俗展馆。
在老董不停的讲述中，半天采访不知不觉过去。
“其实，我就是想让现在的年轻人们知道过去劳动人民的智慧，也更体会到过去日子的不容易。”老董希望通过这些民俗老物件，让人们在体会现代化品质生活时，能常过来看看，“不忘来路，忆苦思甜!”
为了这个目的，老董准备把展室扩大到350平方米， 把那些挤在厂房里还没整理出来的各种民俗老物件都拾掇出来，“过段时间再来，我还能给你讲半天。”
来源： 保定晚报 易网保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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