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觉睡醒，莫名其妙变成一只腹大腿短，奇丑无比的大甲虫。
这个骇人听闻的情节，不是出自恐怖电影，而是奥地利作家卡夫卡的传世名作——《变形记》。
小时候读到这里，只觉得恶心又可怖。
走上社会以后才发现，真正可怖的，是主人公格里高尔变成虫以后的遭遇——被老板开除，被社会遗弃，让自己和家人陷入无尽的痛苦。
因为这不再是幻想，而是很多人正在经历的现实。
凌晨四点钟起床，匆匆洗漱后去赶五点钟的火车上班，然后奔赴全国各地开展业务。
每天在各类交通工具的转换间疲于奔命，不规律的饮食、糟糕的睡眠都是家常便饭。
这样的日子，格里高尔连续过了五年，没请过一天病假，没误过一次事情。
甚至当他生了怪病变成虫子的时候，格里高尔的第一反应，都不是自己遭遇了什么，亦或怎样才能变回人。
而是他睡过了头，赶不上五点钟的火车，会耽误公司的运转。
可一心为公司着想的格里高尔，并没有被公司厚待。
他破天荒迟到了一次，等来的并不是老板关切的问候。
而是全权代表上门指责他装病，并在发现格里高尔变形的真相后，冷酷地开除了他。
一百年后，格里高尔式的悲剧，依然在一遍遍上演。
某会计事务所女员工连续大半年加班到半夜12点，脖子肿到说不出话都没有请假。
直到积劳成疾，查出了癌症。公司立刻翻脸无情，赶她离职，连额外延长半个月的医保都不肯。
另一位互联网大厂员工工作五年，累积加班超过4000个小时，对公司鞠躬尽瘁。
可一朝确诊绝症，公司就想方设法将其辞退。
他两手空空，不但回报不了父母的辛苦养育，还要靠老人筹钱，以支付巨额医药费。
在刚踏入社会的时候，谁不是雄心万丈，期待有努力就有奇迹。
直到摸爬滚打过数年后，才不得不承认，大多数人都很普通，大多数工作也只是为了谋生。
即使现在拼尽全力，能拼个短暂好看的业绩，和眼下丰厚的薪资。
可一旦年纪大了，身体垮了，很快就会被这飞速运转的车轮抛下，再无翻身余地。
公司离了谁都能运转，可把自己输掉了就无法挽回。
这世上所有以谋生为目标的工作，其实都不值得用命去拼。
过去的几年里，格里高尔主动扛起了家庭的重担。
父亲早年创业失败，欠下了一身债务。
格里高尔拼命工作，替父亲一点点还清了欠债，让父亲得以早早退休，安享晚年。
母亲多年操持家务，十分辛苦。
格里高尔雇来女仆和厨娘，替母亲分担掉大部分家务。
妹妹热爱音乐，还颇有几分天赋。
格里高尔明知道读音乐学院的开销，远远超过了家庭的承受能力。却宁可自己更加辛苦，也要满足妹妹的愿望。
在他的努力下，小家庭的日子虽说不上富裕，却还算体面。
可惜一夕之间，祸从天降。格里高尔变成甲虫，被公司开除，家里瞬间失去了经济来源。
为了糊口，一向养尊处优的家人们只能走出家门打工。
父亲以前虽然当过老板，可如今已经老迈，只能应聘最底层的侍者。
母亲被迫辞掉了厨娘，自己一面重新操持起家务，一面打零工补贴家用。
妹妹不得已放弃梦想，辍学去做与音乐毫无关系的售货员。
一家人每日工作如此辛苦，却依然入不敷出，父母只好把房屋分租出去，赚取一点点房租。
为此，他们不得不忍受日常起居中的很多处不便。还要想方设法瞒住租客的眼睛，偷偷喂养格里高尔。
因为这个秘密一旦泄露出去，整个家庭很可能就被周遭社会所厌弃。
此时的格里高尔，已经不再是家庭的支柱和家人的庇护伞，而是成了所有亲人的累赘，所有灾难的根源。
这就是最悲哀的现实。
一场大病，就能掏空一个人所有的积蓄；一次意外，就能破灭一家人所有的希望。
一旦自己倒下，就一切归零。
到了一定年龄的时候，你就会明白，活着不只是为了自己，还与家人的幸福息息相关。
好好爱自己，才是成年人首要的责任。
格里高尔的悲惨遭遇，其实源自作者卡夫卡本人的人生映射。
一样为了谋生，不得不拼死拼活做一份不喜欢的工作。
一样深爱家人，却没能与家人和睦相处，直到死，卡夫卡都没能与自己那位严厉的父亲和解。
他三次订婚，而又三次退婚，一生都没能拥有世俗意义上的幸福人生。
然而，与书中那个一心为家人和公司奉献，被抛弃后觉得自己失去了价值，甘愿用死亡求解脱的格里高尔不同。
书外的卡夫卡过得虽然辛苦，每一天都活得充实而饱满。
他出生于一个犹太商人家庭，父亲强势而专制，一心期望卡夫卡成为一个优秀的商人。
可卡夫卡志不在此。他从小就热爱文学。
虽然长大后迫于谋生，他不得不从事枯燥无味的保险业职员工作。
可是在枯燥的工作之外，卡夫卡把大量的精力和满腔的热情，投入到文学创作中来。
短短十几年里，这个从不以职业作家自居，也不把写作当成事业的男人，潜心写出了百余万字，几乎每年都有新作问世。
相恋、失爱、疲累、病痛，求不得，放不下……
所有生活中的苦痛，和情感上的磨折，到头来都成了滋养卡夫卡文字的养料。
他用冷峻的笔触，击开心灵的冰湖，通过一部部著作深入思考人生，也不断找寻着自我价值。
卡夫卡在日记中痛快淋漓地写道：
“我的幸福、我的能力和所作所为的每一种可能，从来都存在于文学之中。”
即使家人不认可，即使工作不顺心又如何？
扰扰红尘中，卡夫卡一直能立定本心，成就自己。
大千世界，世事繁杂，又有几人能称心如意。
谁还不是在烦闷的尘世间拼命挣扎，一面心怀不甘，一面挣脱无力。
大多数人，都没有足够的能力彻底改变困境，完全掌控命运。
但至少我们可以像卡夫卡那样，在贫瘠的生活中，找到可以润泽灵魂的东西。
在不确定的现实中，学着努力爱自己。
日子再忙，也尽力偷出半日浮闲；世事再烦，总想办法找到出路寄托情怀。
物随心转，境由心造。
努力照顾好自己的心情，早晚能把人生活成想要的模样。
《变形记》里的人变成虫，不过是个荒诞的幻想。
但格里高尔变成虫后的困境，却隐喻着我们每个人的日常。
每日慌慌张张，只为碎银几两。可生活如此艰辛，即使殚精竭虑，依然举步维艰。
人人都在属于自己的冬天里孤军奋战，却一无所靠。
除了自渡，他人爱莫能助。
往后岁月，愿你好好爱自己，努力活余生。
这个骇人听闻的情节，不是出自恐怖电影，而是奥地利作家卡夫卡的传世名作——《变形记》。
小时候读到这里，只觉得恶心又可怖。
走上社会以后才发现，真正可怖的，是主人公格里高尔变成虫以后的遭遇——被老板开除，被社会遗弃，让自己和家人陷入无尽的痛苦。
因为这不再是幻想，而是很多人正在经历的现实。
凌晨四点钟起床，匆匆洗漱后去赶五点钟的火车上班，然后奔赴全国各地开展业务。
每天在各类交通工具的转换间疲于奔命，不规律的饮食、糟糕的睡眠都是家常便饭。
这样的日子，格里高尔连续过了五年，没请过一天病假，没误过一次事情。
甚至当他生了怪病变成虫子的时候，格里高尔的第一反应，都不是自己遭遇了什么，亦或怎样才能变回人。
而是他睡过了头，赶不上五点钟的火车，会耽误公司的运转。
可一心为公司着想的格里高尔，并没有被公司厚待。
他破天荒迟到了一次，等来的并不是老板关切的问候。
而是全权代表上门指责他装病，并在发现格里高尔变形的真相后，冷酷地开除了他。
一百年后，格里高尔式的悲剧，依然在一遍遍上演。
某会计事务所女员工连续大半年加班到半夜12点，脖子肿到说不出话都没有请假。
直到积劳成疾，查出了癌症。公司立刻翻脸无情，赶她离职，连额外延长半个月的医保都不肯。
另一位互联网大厂员工工作五年，累积加班超过4000个小时，对公司鞠躬尽瘁。
可一朝确诊绝症，公司就想方设法将其辞退。
他两手空空，不但回报不了父母的辛苦养育，还要靠老人筹钱，以支付巨额医药费。
在刚踏入社会的时候，谁不是雄心万丈，期待有努力就有奇迹。
直到摸爬滚打过数年后，才不得不承认，大多数人都很普通，大多数工作也只是为了谋生。
即使现在拼尽全力，能拼个短暂好看的业绩，和眼下丰厚的薪资。
可一旦年纪大了，身体垮了，很快就会被这飞速运转的车轮抛下，再无翻身余地。
公司离了谁都能运转，可把自己输掉了就无法挽回。
这世上所有以谋生为目标的工作，其实都不值得用命去拼。
过去的几年里，格里高尔主动扛起了家庭的重担。
父亲早年创业失败，欠下了一身债务。
格里高尔拼命工作，替父亲一点点还清了欠债，让父亲得以早早退休，安享晚年。
母亲多年操持家务，十分辛苦。
格里高尔雇来女仆和厨娘，替母亲分担掉大部分家务。
妹妹热爱音乐，还颇有几分天赋。
格里高尔明知道读音乐学院的开销，远远超过了家庭的承受能力。却宁可自己更加辛苦，也要满足妹妹的愿望。
在他的努力下，小家庭的日子虽说不上富裕，却还算体面。
可惜一夕之间，祸从天降。格里高尔变成甲虫，被公司开除，家里瞬间失去了经济来源。
为了糊口，一向养尊处优的家人们只能走出家门打工。
父亲以前虽然当过老板，可如今已经老迈，只能应聘最底层的侍者。
母亲被迫辞掉了厨娘，自己一面重新操持起家务，一面打零工补贴家用。
妹妹不得已放弃梦想，辍学去做与音乐毫无关系的售货员。
一家人每日工作如此辛苦，却依然入不敷出，父母只好把房屋分租出去，赚取一点点房租。
为此，他们不得不忍受日常起居中的很多处不便。还要想方设法瞒住租客的眼睛，偷偷喂养格里高尔。
因为这个秘密一旦泄露出去，整个家庭很可能就被周遭社会所厌弃。
此时的格里高尔，已经不再是家庭的支柱和家人的庇护伞，而是成了所有亲人的累赘，所有灾难的根源。
这就是最悲哀的现实。
一场大病，就能掏空一个人所有的积蓄；一次意外，就能破灭一家人所有的希望。
一旦自己倒下，就一切归零。
到了一定年龄的时候，你就会明白，活着不只是为了自己，还与家人的幸福息息相关。
好好爱自己，才是成年人首要的责任。
格里高尔的悲惨遭遇，其实源自作者卡夫卡本人的人生映射。
一样为了谋生，不得不拼死拼活做一份不喜欢的工作。
一样深爱家人，却没能与家人和睦相处，直到死，卡夫卡都没能与自己那位严厉的父亲和解。
他三次订婚，而又三次退婚，一生都没能拥有世俗意义上的幸福人生。
然而，与书中那个一心为家人和公司奉献，被抛弃后觉得自己失去了价值，甘愿用死亡求解脱的格里高尔不同。
书外的卡夫卡过得虽然辛苦，每一天都活得充实而饱满。
他出生于一个犹太商人家庭，父亲强势而专制，一心期望卡夫卡成为一个优秀的商人。
可卡夫卡志不在此。他从小就热爱文学。
虽然长大后迫于谋生，他不得不从事枯燥无味的保险业职员工作。
可是在枯燥的工作之外，卡夫卡把大量的精力和满腔的热情，投入到文学创作中来。
短短十几年里，这个从不以职业作家自居，也不把写作当成事业的男人，潜心写出了百余万字，几乎每年都有新作问世。
相恋、失爱、疲累、病痛，求不得，放不下……
所有生活中的苦痛，和情感上的磨折，到头来都成了滋养卡夫卡文字的养料。
他用冷峻的笔触，击开心灵的冰湖，通过一部部著作深入思考人生，也不断找寻着自我价值。
卡夫卡在日记中痛快淋漓地写道：
“我的幸福、我的能力和所作所为的每一种可能，从来都存在于文学之中。”
即使家人不认可，即使工作不顺心又如何？
扰扰红尘中，卡夫卡一直能立定本心，成就自己。
大千世界，世事繁杂，又有几人能称心如意。
谁还不是在烦闷的尘世间拼命挣扎，一面心怀不甘，一面挣脱无力。
大多数人，都没有足够的能力彻底改变困境，完全掌控命运。
但至少我们可以像卡夫卡那样，在贫瘠的生活中，找到可以润泽灵魂的东西。
在不确定的现实中，学着努力爱自己。
日子再忙，也尽力偷出半日浮闲；世事再烦，总想办法找到出路寄托情怀。
物随心转，境由心造。
努力照顾好自己的心情，早晚能把人生活成想要的模样。
《变形记》里的人变成虫，不过是个荒诞的幻想。
但格里高尔变成虫后的困境，却隐喻着我们每个人的日常。
每日慌慌张张，只为碎银几两。可生活如此艰辛，即使殚精竭虑，依然举步维艰。
人人都在属于自己的冬天里孤军奋战，却一无所靠。
除了自渡，他人爱莫能助。
往后岁月，愿你好好爱自己，努力活余生。
#天地史话[超话]#1984年春晚后台，导演黄一鹤找到了躲在二楼幕布后、没被允许上台的陈佩斯和朱时茂。黄一鹤含泪对他们说：“你俩准备登台，出了问题我负责”。黄一鹤赌上了自己后半辈子职业生涯，让陈佩斯、朱时茂首开春晚小品先河。
1983年之前的春晚都不是现场直播，采用的都是录播的方式。
1983年，黄一鹤接棒春晚导演，这次春晚采用了大胆的方式，那就是用现场直播的方式播出这台晚会。这一届春晚可以说是央视第一届真正意义上的春晚。
这一届春晚有四位主持人，分别是马季、姜昆、刘晓庆、王景愚。
春晚现场安装了4台热线电话，观众点什么，演员就唱什么。当时观众点播率最高的歌曲是被批为“靡靡之音”的歌曲《乡恋》，就这样《乡恋》由李谷一在春晚舞台上唱响，晚会上，独唱加合唱，李谷一一共唱了9首歌曲。
这次导演黄一鹤还将哑剧《吃鸡》推上了春晚的舞台。
第一届春晚直播，虽然场地有限、设备陈旧，服装道具也有些简单，但是却显得格外情真意切，欢乐祥和。
1984年，黄一鹤再接春晚导演接力棒。他想在1984年的春晚舞台上推出一个有语言的小品。
其实黄一鹤心里已经有了人选，那就是陈佩斯和朱时茂。
陈佩斯在1979年，和父亲一起出演了《瞧这一家子》后，便走上了喜剧之路，他当时已是八一电影制片厂的演员。他和父亲合作了一些喜剧影片后，获得了很多观众的喜爱。
1981年，八一电影制片厂借调朱时茂来拍电影，就这样朱时茂和陈佩斯相识了。
1982年，朱时茂凭借《牧马人》获得了观众的熟知和喜爱，他也成为一代人的梦中情人。
1983年，陈佩斯和朱时茂在哈尔滨“走穴”时合作了一个幽默小短剧《拍电影》，观众被逗得前仰后合。
黄一鹤得知这个短剧后，便邀请他们参加1984年的春晚。黄一鹤认为短剧《拍电影》时间太长，他要求陈佩斯和朱时茂只抓短剧里《吃面条》这一点就可以。
可陈佩斯和朱时茂却没有多大信心，因为之前春晚舞台上没有过语言小品的参考案例和经验，所以两人怕给演砸了。
两人来到央视安排的宾馆不到一个星期，便“逃跑了”：“住宾馆，不交粮票、邮票、肉票……”享受这么好的待遇，让两人更加“心虚”，于是就逃跑了，而且先后逃跑了三次。每次黄一鹤都语重心长的劝两人。
最后陈佩斯和朱时茂沉下心，住在宾馆里开始创作《吃面条》。一个月后，《吃面条》剧本基本成型，但别说陈佩斯和朱时茂心里没底了，导演黄一鹤心里同样没底。于是黄一鹤请了一些观众来宾馆饭堂观看小品《吃面条》，检验一下效果。
刚开始表演，观众就被逗得放心大笑，歌手朱明瑛直接笑到趴在地上，大家一看笑得更厉害了。
小品演到一半时，朱时茂觉得台下笑声越来越小，结果一看观众席，原来大家都捂着肚子笑，笑到笑不出来了。
《吃面条》的“笑果”很好，但是导演开始担忧了：“春节晚会让人这么笑行不行？”
因为在当时每个节目的意义比“笑”更重要。果真最后小品《吃面条》被审核时，领导却说：“不行”，并让陈佩斯和朱时茂走人。
黄一鹤却不让陈佩斯和朱时茂走，他说：“先别走，不管别人怎么说，至少我认为这个节目不错，我有信心”。
黄一鹤觉得领导担心的问题无非是怕小品缺少主题或格调不高。于是黄一鹤让马季和姜昆帮着改《吃面条》的剧本，其实也没有大改，就是在剧本结尾加上点明主题的话：讽刺那些好高骛远的人。
然而修改好，再次送去审核后，领导就是不点头，不说可以上，也不说不可以上。
此时，导演黄一鹤又去忙港台歌手上春晚的特批手续，已无暇顾及《吃面条》的审核问题。其实黄一鹤内心认为《吃面条》应该可以上春晚。
除夕晚会就要开始时，黄一鹤视察现场和演员时，却没有发现陈佩斯和朱时茂，最后黄一鹤在演播大厅二楼的幕布后找到了两人。
情绪低落的两人对黄一鹤说，不知道节目到底能不能上，就来躲一躲。
后来黄一鹤回忆起这件事仍不禁落泪：“在那个岁月里，人们干一点破格的事，就要付出很沉重的代价”。
看着眼前失落的两人，黄一鹤一番思想挣扎后，含泪对陈佩斯和朱时茂说：“这个节目没有人说可以上，但也没有人说不可以上，我是春晚导演，我来决定，‘上’ ，出了问题我来负责，但是你俩记住一条，表演时一定要按照最后审查的剧本来演，千万不要添枝加叶捅娄子”。
朱时茂和陈佩斯上台前，黄一鹤让主持人姜黎黎这样说道：“下面，请看小品《吃面条》”。
小品现场直播“笑果”依然很足，它让观众在除夕之夜开怀大笑。
但是也有观众质疑这些笑毫无意义，黄一鹤反驳说：“谁说没有社会意义了？小品最后一句话就是在讽刺那些好高骛远的人”。
就这样春晚舞台上第一个真正意义的小品产生了，陈佩斯和朱时茂开创了春晚小品的先河，他们是晚会喜剧小品的鼻祖。
陈佩斯和朱时茂11次登上春晚的舞台，那些年他们给观众带来了太多的笑声，那些笑声汇聚了太多人的回忆与美好，是那些年春晚独有的“符号”。#春晚##年味仪式感大赛#
1983年之前的春晚都不是现场直播，采用的都是录播的方式。
1983年，黄一鹤接棒春晚导演，这次春晚采用了大胆的方式，那就是用现场直播的方式播出这台晚会。这一届春晚可以说是央视第一届真正意义上的春晚。
这一届春晚有四位主持人，分别是马季、姜昆、刘晓庆、王景愚。
春晚现场安装了4台热线电话，观众点什么，演员就唱什么。当时观众点播率最高的歌曲是被批为“靡靡之音”的歌曲《乡恋》，就这样《乡恋》由李谷一在春晚舞台上唱响，晚会上，独唱加合唱，李谷一一共唱了9首歌曲。
这次导演黄一鹤还将哑剧《吃鸡》推上了春晚的舞台。
第一届春晚直播，虽然场地有限、设备陈旧，服装道具也有些简单，但是却显得格外情真意切，欢乐祥和。
1984年，黄一鹤再接春晚导演接力棒。他想在1984年的春晚舞台上推出一个有语言的小品。
其实黄一鹤心里已经有了人选，那就是陈佩斯和朱时茂。
陈佩斯在1979年，和父亲一起出演了《瞧这一家子》后，便走上了喜剧之路，他当时已是八一电影制片厂的演员。他和父亲合作了一些喜剧影片后，获得了很多观众的喜爱。
1981年，八一电影制片厂借调朱时茂来拍电影，就这样朱时茂和陈佩斯相识了。
1982年，朱时茂凭借《牧马人》获得了观众的熟知和喜爱，他也成为一代人的梦中情人。
1983年，陈佩斯和朱时茂在哈尔滨“走穴”时合作了一个幽默小短剧《拍电影》，观众被逗得前仰后合。
黄一鹤得知这个短剧后，便邀请他们参加1984年的春晚。黄一鹤认为短剧《拍电影》时间太长，他要求陈佩斯和朱时茂只抓短剧里《吃面条》这一点就可以。
可陈佩斯和朱时茂却没有多大信心，因为之前春晚舞台上没有过语言小品的参考案例和经验，所以两人怕给演砸了。
两人来到央视安排的宾馆不到一个星期，便“逃跑了”：“住宾馆，不交粮票、邮票、肉票……”享受这么好的待遇，让两人更加“心虚”，于是就逃跑了，而且先后逃跑了三次。每次黄一鹤都语重心长的劝两人。
最后陈佩斯和朱时茂沉下心，住在宾馆里开始创作《吃面条》。一个月后，《吃面条》剧本基本成型，但别说陈佩斯和朱时茂心里没底了，导演黄一鹤心里同样没底。于是黄一鹤请了一些观众来宾馆饭堂观看小品《吃面条》，检验一下效果。
刚开始表演，观众就被逗得放心大笑，歌手朱明瑛直接笑到趴在地上，大家一看笑得更厉害了。
小品演到一半时，朱时茂觉得台下笑声越来越小，结果一看观众席，原来大家都捂着肚子笑，笑到笑不出来了。
《吃面条》的“笑果”很好，但是导演开始担忧了：“春节晚会让人这么笑行不行？”
因为在当时每个节目的意义比“笑”更重要。果真最后小品《吃面条》被审核时，领导却说：“不行”，并让陈佩斯和朱时茂走人。
黄一鹤却不让陈佩斯和朱时茂走，他说：“先别走，不管别人怎么说，至少我认为这个节目不错，我有信心”。
黄一鹤觉得领导担心的问题无非是怕小品缺少主题或格调不高。于是黄一鹤让马季和姜昆帮着改《吃面条》的剧本，其实也没有大改，就是在剧本结尾加上点明主题的话：讽刺那些好高骛远的人。
然而修改好，再次送去审核后，领导就是不点头，不说可以上，也不说不可以上。
此时，导演黄一鹤又去忙港台歌手上春晚的特批手续，已无暇顾及《吃面条》的审核问题。其实黄一鹤内心认为《吃面条》应该可以上春晚。
除夕晚会就要开始时，黄一鹤视察现场和演员时，却没有发现陈佩斯和朱时茂，最后黄一鹤在演播大厅二楼的幕布后找到了两人。
情绪低落的两人对黄一鹤说，不知道节目到底能不能上，就来躲一躲。
后来黄一鹤回忆起这件事仍不禁落泪：“在那个岁月里，人们干一点破格的事，就要付出很沉重的代价”。
看着眼前失落的两人，黄一鹤一番思想挣扎后，含泪对陈佩斯和朱时茂说：“这个节目没有人说可以上，但也没有人说不可以上，我是春晚导演，我来决定，‘上’ ，出了问题我来负责，但是你俩记住一条，表演时一定要按照最后审查的剧本来演，千万不要添枝加叶捅娄子”。
朱时茂和陈佩斯上台前，黄一鹤让主持人姜黎黎这样说道：“下面，请看小品《吃面条》”。
小品现场直播“笑果”依然很足，它让观众在除夕之夜开怀大笑。
但是也有观众质疑这些笑毫无意义，黄一鹤反驳说：“谁说没有社会意义了？小品最后一句话就是在讽刺那些好高骛远的人”。
就这样春晚舞台上第一个真正意义的小品产生了，陈佩斯和朱时茂开创了春晚小品的先河，他们是晚会喜剧小品的鼻祖。
陈佩斯和朱时茂11次登上春晚的舞台，那些年他们给观众带来了太多的笑声，那些笑声汇聚了太多人的回忆与美好，是那些年春晚独有的“符号”。#春晚##年味仪式感大赛#
【当好贴心的“#服务员#”——记#文山州##民族团结#先进个人、广南县莲城镇南秀社区党委书记、主任蒙建萍】
33岁的蒙建萍是广南县莲城镇南秀社区党委书记、主任，壮族，同时也是文山州的第三批民族团结先进个人。
近期，记者在文山州民族宗教委见到她时，她正在准备文山州建设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工作推进会暨第七次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先进个人的演讲稿。说起自己的事迹，她羞涩地表示：“我没做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为群众解决一些他们的需求，就是我的工作，群众的期盼就是我努力做好工作的最大动力源泉。”
2021年4月的一天上午，蒙建萍正在社区上班，突然接到社区一个安置小区居民的电话说，他们小区因电箱位置设计不合理有安全隐患，反映了三四年却一直未能得到彻底解决。
一听这话，蒙建萍赶紧放下手中的工作，赶往那个小区。过去一看，数十位居民聚在那里，他们一见蒙建萍，就七嘴八舌地说了起来，言辞激烈：“蒙书记，你说，这个事情你打算给我们咋个整？”“我们都反映了两三年了，到现在还没能彻底解决！你们就是骗子……”
见这种连话都插不进去的场面，蒙建萍直接走到居民代表跟前，大声地说：“大家安静一下！希望你们相信我这一次，我一定把你们的问题全面地向上级反映，我也会尽我最大的努力来做好这个事情。”
“以前反映了那么多次都没有解决。你是新来的书记，如果你这次再不给我们解决好这个问题，我们绝对不会配合你！”群众情绪激动地说。
“请大家放心，也请大家给我一点时间，我一定会尽最大努力做这个事情的……”蒙建萍态度诚恳，用心去跟居民交流，了解居民的具体诉求。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了，大家感受到了蒙建萍想要解决问题的真诚，心情渐渐平复下来，答应让她先去做这个事情，人群也散去了。
答应的事情就要做到，蒙建萍开始与上级各个部门不停沟通协调。尽管自己还带着两个年幼的孩子，母亲视力一级残疾，父亲脑梗后经常忘记关火或者关水……可她工作一忙起来，就什么都顾不上了。家人的不理解，事情办理过程中遇到的不顺，都让她感到身心俱疲，但是一想到对群众的承诺，她就又有了继续前进的动力。
功夫不负有心人。2021年10月，居民们反映的这个问题终于在约定时间得到彻底解决。通过这件事，居民们也从心底里认可了她，“这个新来的书记有两把刷子，可以！以后我们都听你的！”
在社区工作，这样的事数不胜数，一桩桩，一件件，无论大小，都关系着各族群众的冷暖。
南秀社区居住着9个民族，少数民族人口占社区总人口41%。作为在多民族聚居社区工作的基层干部，她深知社区工作无小事，这点点滴滴都关系到民族团结、社会稳定。因此，在日常工作中，无论是为社区生活困难人员安置公益性岗位或者申请低保，还是为入学困难孩子申请“雨露计划”和助学金，蒙建萍都尽心尽力去办好。
多年的基层社区工作，让蒙建萍悟出了一个道理：民族团结是凝聚人心、凝聚力量的工作，只有把各民族群众的事当成自己的事来办，促进各民族群众共居、共学、共事、共乐，亲如一家、和睦共处，才能干好南秀的事！
许多次，她参与当地民族节庆活动时，看到来自各地的民族同胞身着民族盛装一起参加活动，看到各族群众脸上洋溢着快乐幸福的笑容，在她心里，也盛开着一朵民族团结之花，那就是紧紧围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把民族团结工作挂在心上、抓在手上、扛在肩上，落在行动上，努力当好各族同胞的贴心“服务员”！
作者：民族时报全媒体记者 马新焕
编辑：庞玉珍
转载请注明来源《民族时报》
33岁的蒙建萍是广南县莲城镇南秀社区党委书记、主任，壮族，同时也是文山州的第三批民族团结先进个人。
近期，记者在文山州民族宗教委见到她时，她正在准备文山州建设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工作推进会暨第七次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先进个人的演讲稿。说起自己的事迹，她羞涩地表示：“我没做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为群众解决一些他们的需求，就是我的工作，群众的期盼就是我努力做好工作的最大动力源泉。”
2021年4月的一天上午，蒙建萍正在社区上班，突然接到社区一个安置小区居民的电话说，他们小区因电箱位置设计不合理有安全隐患，反映了三四年却一直未能得到彻底解决。
一听这话，蒙建萍赶紧放下手中的工作，赶往那个小区。过去一看，数十位居民聚在那里，他们一见蒙建萍，就七嘴八舌地说了起来，言辞激烈：“蒙书记，你说，这个事情你打算给我们咋个整？”“我们都反映了两三年了，到现在还没能彻底解决！你们就是骗子……”
见这种连话都插不进去的场面，蒙建萍直接走到居民代表跟前，大声地说：“大家安静一下！希望你们相信我这一次，我一定把你们的问题全面地向上级反映，我也会尽我最大的努力来做好这个事情。”
“以前反映了那么多次都没有解决。你是新来的书记，如果你这次再不给我们解决好这个问题，我们绝对不会配合你！”群众情绪激动地说。
“请大家放心，也请大家给我一点时间，我一定会尽最大努力做这个事情的……”蒙建萍态度诚恳，用心去跟居民交流，了解居民的具体诉求。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了，大家感受到了蒙建萍想要解决问题的真诚，心情渐渐平复下来，答应让她先去做这个事情，人群也散去了。
答应的事情就要做到，蒙建萍开始与上级各个部门不停沟通协调。尽管自己还带着两个年幼的孩子，母亲视力一级残疾，父亲脑梗后经常忘记关火或者关水……可她工作一忙起来，就什么都顾不上了。家人的不理解，事情办理过程中遇到的不顺，都让她感到身心俱疲，但是一想到对群众的承诺，她就又有了继续前进的动力。
功夫不负有心人。2021年10月，居民们反映的这个问题终于在约定时间得到彻底解决。通过这件事，居民们也从心底里认可了她，“这个新来的书记有两把刷子，可以！以后我们都听你的！”
在社区工作，这样的事数不胜数，一桩桩，一件件，无论大小，都关系着各族群众的冷暖。
南秀社区居住着9个民族，少数民族人口占社区总人口41%。作为在多民族聚居社区工作的基层干部，她深知社区工作无小事，这点点滴滴都关系到民族团结、社会稳定。因此，在日常工作中，无论是为社区生活困难人员安置公益性岗位或者申请低保，还是为入学困难孩子申请“雨露计划”和助学金，蒙建萍都尽心尽力去办好。
多年的基层社区工作，让蒙建萍悟出了一个道理：民族团结是凝聚人心、凝聚力量的工作，只有把各民族群众的事当成自己的事来办，促进各民族群众共居、共学、共事、共乐，亲如一家、和睦共处，才能干好南秀的事！
许多次，她参与当地民族节庆活动时，看到来自各地的民族同胞身着民族盛装一起参加活动，看到各族群众脸上洋溢着快乐幸福的笑容，在她心里，也盛开着一朵民族团结之花，那就是紧紧围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把民族团结工作挂在心上、抓在手上、扛在肩上，落在行动上，努力当好各族同胞的贴心“服务员”！
作者：民族时报全媒体记者 马新焕
编辑：庞玉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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