境界的会通，易经和阳明心学
阳明心学的最高概括自然是有名的“四句教”：“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这是王阳明所钦定的宗旨。
易道的最高概括又是什么？易以六十四卦为主体，地位最高的一卦毫无疑问是乾，无论帛书本还是通行本都居第一位，解说的体量和言说中的推重，也不是其他卦所能及，即使是共同代表阴阳的坤卦。乾卦，就是易道的最高代表。对乾卦内涵的最高概括，则正是卦辞仅有的四个字：元、亨、利、贞。
而很多人都没发现，这四个字，其实完全对应着王阳明的四句教。
这四个字的本义是有关占卜，占卜却只是象，背后还有更深的意在。“元”就是元始，是一切的本源和初始，四句教的“无善无恶心之体”也是如此。“亨”就是通顺，所谓亨通，通是怎么来的呢？易本变化，说“变则通”，四句教的“有善有恶意之动”也是变化之起。“利”是有利，如何才有利？易所谓“乾道变化，各正性命”，朱熹所谓“物各得宜，不相妨害”，关键在明是非，明是非才能使一切各自正位，由此实现一种和谐，四句教的“知善知恶是良知”也是说这点。“贞”是正固，也就是固守正道，易以为如此才能做好事情、维持长久，这也正是四句教的“为善去恶是格物”的主题。
元亨利贞是一种天道性质的层次和历程，落实到人本身，解说乾卦的文言还有四句话，也与四句教有着高度一致的对应，便是“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与天地合其德，怎么合？正是“无思无为，寂然不动，感而遂通天地”，要回到无善无恶的心体。与日月合其明，天地间有日月、人心间则有善恶，日月升落不息、人心善恶之意亦生灭不息，月因日而明、恶因善而消，要合的是明，明暗则就在一念发动中。与四时合其序，四时秩序井然，所依便是寒暑，人对善恶也贵在有这样分明的认知。与鬼神合其吉凶，“祸福无门，惟人自召；善恶之报，如影随形”，关键就在为善去恶。易说做到四合就是大人，王阳明也说做到四句教就是圣人。
更深刻的对应则在本体层面。四句教的本体当然在“无善无恶心之体”一句，乾卦的本体又在哪里？乾、坤因其原型性，是六十四卦中唯一在六爻之外，在最后又多出一虚爻解说的卦，称为“用九”“用六”。用是通的意思，有变通的含义，总体意为通达这一卦的境界。这便是其本体所在。乾卦用九是怎么说的呢？“见群龙无首，吉”。群龙无首与无善无恶，说的完全就是一回事。见群龙无首，就是抵达了那个寂然无为、无有涯际的境界，之所以吉则是因为如此才能做到易所说的“不可为典要，惟变所适”。而阳明心学的最高境界，也正是“此心不动，随机而动”。
四句教与乾道的对应处，其实还有很多，以上只是最为明显、典型和深刻的。可见阳明心学与易道境界的根本相通，是真实不虚、实实在在的。
而当这种对应发生在两种顶级的学说上，就绝不只是对应这么简单了，背后必定指向一个深层的真相。这便是那个天意所在，所谓天意，天之意旨。这天意是什么？乾卦说的是天，乃天道象征；心学说的是人，乃人道深层；当天与人对应，所呈现的自然就是天人感应。乾道与心学各自的意义和总体的意义也便明晰了——心学就是那条天人和合的路，乾道就是那个天人合一的最终境界。它们所共同构建的，正是一个天人和合的标准模型。
修学心学就是修学天人和合、就是走向天人合一，这恐怕是很多喜欢心学的人所没有想到的。而综合以上所述，这确实就是真相。只看你能够走到哪一步，能够修到哪一层。
而这种对应里那层最大的意味、那个最深的内核，还是没有显现出来。天人和合的真正驱动，也在这里面。
阳明心学与乾道境界的至深交汇
有个关键性的问题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为什么乾卦居于六十四卦的首位、为地位最高的一卦？
六十四卦皆是阴阳生化而来，阴阳乃本源之气，乾坤作为阴阳的象征地位自然更高，这好理解。只是为什么乾卦要高于坤卦、阳要高于阴？其实对于《易经》，乾坤的确是并重的，“大哉乾元”、“至哉坤元”，一个大一个至，都是元，也都是六十四卦中唯一多出一爻解说和有专门解释的文言传的卦。即便如此，乾卦却仍然居于前，乾卦是“万物资始，乃统天”，坤卦是“万物资生，乃顺承天”，仍有个主从关系。这是因为有阴阳密义在，因为这层密义，乾卦而具有了更加超越性的意义。
这便是阴阳是分两种的，一种是平行阴阳，就是太极图中那样的阴阳，同为万物本源之气，共成万物太极之体。另一种则是层次阴阳，譬如大与小，也是阴阳，但大实际是包含小的，是由小的累积而成的，它们实际是一种纵向的层次关系。善与恶、清与浊、美与丑、真与伪等，其实都是层次阴阳，一方是以对另一方的超越而实现的。在这种关系中，超越性的一方就是阳，被超越的则是阴。从这个角度看，就有个纯阳的说法，所谓至善、太清、大美、天真之类。《易经》中的阴阳同时有这两层含义，所以才有了乾坤并列而又乾在坤前，平行阴阳中虽然乾坤并列，层次阴阳中阳却是高于阴的。
阳明四句教的“无善无恶心之体”一句困惑住了很多人，他们怎么也搞不明白既然心体无善无恶，后面又何来有善有恶、知善知恶和为善去恶。层次阴阳则就是一个最好的切入口——这个心体，其实就是纯善、至善，只是因为没有了阴阳的对待而称为无善无恶而已。
乾卦的地位来自纯阳，所以以至阳至刚的华夏族图腾龙为象，又以直指天道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立定宗旨。这就像《金刚经》以最坚硬的金刚为喻，以破一切相为宗旨，真正要破的其实是阴邪。而王阳明也正是个纯阳气质的人，所以学问上有面对朱熹理学主流意识形态强势的只进不退，工夫上有扫除廓清一毫不留的决绝，战场上有一往无前、杀伐决断和迅速推进的气魄，人生中有临危不惧苦难不堕的坚韧，临终时有“此心光明，亦复何言”的自语。
最好的证明就是他的阳明之号，道教吕洞宾号纯阳子，王阳明则号阳明子，含义其实完全一样。因为“阳明”二字的本义，就是阳气最盛，《黄帝内经》解释为“两阳合明”。在四象也就是阴阳的四种组合方式中，上下皆阳的两阳之合，则正是乾卦的雏形。乾卦纯阳，乾字本义是日出，日出而有明，这还是阳明。总之，无论从哪个方面看，王阳明都是一个纯粹乾道气质的人，这点恐怕连他自己都没有明确意识到，这又是一种天意式的对应。
所谓文如其人，人如此，其学问必然也是如此。阳明心学的气质，就必也是纯阳气质的，在最深处乃是以一种纯阳之气贯通，连通着乾道的气脉。这就是阳明心学与乾道境界的对应那层最大的意味；纯阳，就是那个最深的内核。天人和合的真正驱动，正是纯阳之气。
而明白这一点，对我们这个时代、对我们每个人，太重要了。
阳明心学的最高概括自然是有名的“四句教”：“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这是王阳明所钦定的宗旨。
易道的最高概括又是什么？易以六十四卦为主体，地位最高的一卦毫无疑问是乾，无论帛书本还是通行本都居第一位，解说的体量和言说中的推重，也不是其他卦所能及，即使是共同代表阴阳的坤卦。乾卦，就是易道的最高代表。对乾卦内涵的最高概括，则正是卦辞仅有的四个字：元、亨、利、贞。
而很多人都没发现，这四个字，其实完全对应着王阳明的四句教。
这四个字的本义是有关占卜，占卜却只是象，背后还有更深的意在。“元”就是元始，是一切的本源和初始，四句教的“无善无恶心之体”也是如此。“亨”就是通顺，所谓亨通，通是怎么来的呢？易本变化，说“变则通”，四句教的“有善有恶意之动”也是变化之起。“利”是有利，如何才有利？易所谓“乾道变化，各正性命”，朱熹所谓“物各得宜，不相妨害”，关键在明是非，明是非才能使一切各自正位，由此实现一种和谐，四句教的“知善知恶是良知”也是说这点。“贞”是正固，也就是固守正道，易以为如此才能做好事情、维持长久，这也正是四句教的“为善去恶是格物”的主题。
元亨利贞是一种天道性质的层次和历程，落实到人本身，解说乾卦的文言还有四句话，也与四句教有着高度一致的对应，便是“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与天地合其德，怎么合？正是“无思无为，寂然不动，感而遂通天地”，要回到无善无恶的心体。与日月合其明，天地间有日月、人心间则有善恶，日月升落不息、人心善恶之意亦生灭不息，月因日而明、恶因善而消，要合的是明，明暗则就在一念发动中。与四时合其序，四时秩序井然，所依便是寒暑，人对善恶也贵在有这样分明的认知。与鬼神合其吉凶，“祸福无门，惟人自召；善恶之报，如影随形”，关键就在为善去恶。易说做到四合就是大人，王阳明也说做到四句教就是圣人。
更深刻的对应则在本体层面。四句教的本体当然在“无善无恶心之体”一句，乾卦的本体又在哪里？乾、坤因其原型性，是六十四卦中唯一在六爻之外，在最后又多出一虚爻解说的卦，称为“用九”“用六”。用是通的意思，有变通的含义，总体意为通达这一卦的境界。这便是其本体所在。乾卦用九是怎么说的呢？“见群龙无首，吉”。群龙无首与无善无恶，说的完全就是一回事。见群龙无首，就是抵达了那个寂然无为、无有涯际的境界，之所以吉则是因为如此才能做到易所说的“不可为典要，惟变所适”。而阳明心学的最高境界，也正是“此心不动，随机而动”。
四句教与乾道的对应处，其实还有很多，以上只是最为明显、典型和深刻的。可见阳明心学与易道境界的根本相通，是真实不虚、实实在在的。
而当这种对应发生在两种顶级的学说上，就绝不只是对应这么简单了，背后必定指向一个深层的真相。这便是那个天意所在，所谓天意，天之意旨。这天意是什么？乾卦说的是天，乃天道象征；心学说的是人，乃人道深层；当天与人对应，所呈现的自然就是天人感应。乾道与心学各自的意义和总体的意义也便明晰了——心学就是那条天人和合的路，乾道就是那个天人合一的最终境界。它们所共同构建的，正是一个天人和合的标准模型。
修学心学就是修学天人和合、就是走向天人合一，这恐怕是很多喜欢心学的人所没有想到的。而综合以上所述，这确实就是真相。只看你能够走到哪一步，能够修到哪一层。
而这种对应里那层最大的意味、那个最深的内核，还是没有显现出来。天人和合的真正驱动，也在这里面。
阳明心学与乾道境界的至深交汇
有个关键性的问题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为什么乾卦居于六十四卦的首位、为地位最高的一卦？
六十四卦皆是阴阳生化而来，阴阳乃本源之气，乾坤作为阴阳的象征地位自然更高，这好理解。只是为什么乾卦要高于坤卦、阳要高于阴？其实对于《易经》，乾坤的确是并重的，“大哉乾元”、“至哉坤元”，一个大一个至，都是元，也都是六十四卦中唯一多出一爻解说和有专门解释的文言传的卦。即便如此，乾卦却仍然居于前，乾卦是“万物资始，乃统天”，坤卦是“万物资生，乃顺承天”，仍有个主从关系。这是因为有阴阳密义在，因为这层密义，乾卦而具有了更加超越性的意义。
这便是阴阳是分两种的，一种是平行阴阳，就是太极图中那样的阴阳，同为万物本源之气，共成万物太极之体。另一种则是层次阴阳，譬如大与小，也是阴阳，但大实际是包含小的，是由小的累积而成的，它们实际是一种纵向的层次关系。善与恶、清与浊、美与丑、真与伪等，其实都是层次阴阳，一方是以对另一方的超越而实现的。在这种关系中，超越性的一方就是阳，被超越的则是阴。从这个角度看，就有个纯阳的说法，所谓至善、太清、大美、天真之类。《易经》中的阴阳同时有这两层含义，所以才有了乾坤并列而又乾在坤前，平行阴阳中虽然乾坤并列，层次阴阳中阳却是高于阴的。
阳明四句教的“无善无恶心之体”一句困惑住了很多人，他们怎么也搞不明白既然心体无善无恶，后面又何来有善有恶、知善知恶和为善去恶。层次阴阳则就是一个最好的切入口——这个心体，其实就是纯善、至善，只是因为没有了阴阳的对待而称为无善无恶而已。
乾卦的地位来自纯阳，所以以至阳至刚的华夏族图腾龙为象，又以直指天道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立定宗旨。这就像《金刚经》以最坚硬的金刚为喻，以破一切相为宗旨，真正要破的其实是阴邪。而王阳明也正是个纯阳气质的人，所以学问上有面对朱熹理学主流意识形态强势的只进不退，工夫上有扫除廓清一毫不留的决绝，战场上有一往无前、杀伐决断和迅速推进的气魄，人生中有临危不惧苦难不堕的坚韧，临终时有“此心光明，亦复何言”的自语。
最好的证明就是他的阳明之号，道教吕洞宾号纯阳子，王阳明则号阳明子，含义其实完全一样。因为“阳明”二字的本义，就是阳气最盛，《黄帝内经》解释为“两阳合明”。在四象也就是阴阳的四种组合方式中，上下皆阳的两阳之合，则正是乾卦的雏形。乾卦纯阳，乾字本义是日出，日出而有明，这还是阳明。总之，无论从哪个方面看，王阳明都是一个纯粹乾道气质的人，这点恐怕连他自己都没有明确意识到，这又是一种天意式的对应。
所谓文如其人，人如此，其学问必然也是如此。阳明心学的气质，就必也是纯阳气质的，在最深处乃是以一种纯阳之气贯通，连通着乾道的气脉。这就是阳明心学与乾道境界的对应那层最大的意味；纯阳，就是那个最深的内核。天人和合的真正驱动，正是纯阳之气。
而明白这一点，对我们这个时代、对我们每个人，太重要了。
宋明理学的源流
1、宋代理学为什么会起源
（1）、收拾人心
拨乱反正的需要。
唐末五代十国武人专政，风气败坏，道德沦亡，毫无廉耻，宋代读书人为扭转这不良风气，挽救人心社会，从教化入手而开讲学之风，促成理学存在基础。
（2）、与佛教争夺人心
抗击西方意识形态。
隋唐以来，佛教迅速发展，其精密思辨特点，对中国儒家这种缺乏逻辑思辩能力的格言式学说产生了致命的冲击，几乎瓦解了儒家学说。尤其是禅宗所讲的“明心见性”之道影响为最大。
儒家思想一向以现实社会的伦理纲常为主，但是大多是结论，缺乏哲学上的推理系统，无法解释疑惑，无法让人信服。
儒家学说是实用主义的，强调学以致用，其核心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政治技术，离不开功名利禄，没法进入形而上学境界，无法超越自己，例如儒家从不讨论：人是什么，我是谁，为什么活着，人可以知道的知识边界是什么这类古希腊时代热门的问题。
但是人类与动物不同，必然会问精神上的问题。由于我们精神是可以超越有限和无常的，但是精神的载体不论是生物身体或宇宙（六合八荒为宇。古往今来 为宙）都是有限和无常的，都有起点和边界。这就导致一个人生基本苦恼，也是一个人的基本问题：在物质领域不存在无限永恒，而人的精神却在追求超越这种有限 和无常。这样超越的的结果必然是从自我进入忘我，从理性进入信仰，从清醒进入混沌，超越的必然结果是无长短大小，先后轻重这些基于时空尺度的比较概念（超 越的标志就是消灭了时空概念，所谓坐忘的特征就是不知何地，不知何时），这种纯粹的精神永恒和无限境界按照很多超越者的描述时存在的，这就是所谓的彼岸， 不过这个彼岸只有精神才能达到，载体是去不了的。这个境界给中国的士大夫阶层打开了以上大门，远远超越了儒家政治技术学说的境界，导致儒家学说节节败退。
所以就算是唐代儒学得到政府大力倡导，但是由于儒学知识体系和逻辑体系的粗糙，实际影响却远不及佛学，甚至日益衰微，气息奄奄，士大夫阶层均以修行超越标榜。
宋初学者为建立儒学能够对抗佛教的逻辑体系和形而上学体系，不得不吸收道教和佛教中关于宇宙本体的概念（因为自己没有，儒家学说本质是如何做官的官场学说），作为建构自己的宇宙论和本体论，这就是理学。
（3）、儒学需要改革
传统意识形态需要修补。
儒学自两汉以至隋，已由孔、孟、荀的儒学变为经学，已经僵化到奄奄一息，必须创新求生。
经学从西汉、东汉到唐代，已由注重微言大义的今文经学一变而为专重训诂考据的古文经学，由笺注经传的“注”再变而为“注”作“注”的疏，致力于文 字训诂名物考据、章句分析，与孔、孟、荀“尊德性”、“论政治”的学风距离越来越远，而且笺注日趋繁琐，而唐人作“疏”，例不破“注”，即“注”有错误亦 不会指出，反而代为解释维护，这种琐屑的讲疏，有违孔、孟遗意，忽略先哲经传中所含义理的讨究，舍本逐末。已经走投无路。
其实韩愈、李翱的作《原道》、《复性书》时，就已经提出要创新，
他们鄙弃汉儒琐碎的训诂、章句之学，要专究于修己、治平之道，而着力于做人的工夫。
（4）、宋朝中央政府需要
君主大力提倡。是巩固权力的需要。
宋初各帝鉴于唐末五代以来伦理道德崩溃，臣民的廉耻之心尽丧，社会风气因此而败坏不堪，使一般的士人只求荣利，不重气节。如五代的冯道历事四姓十君而不以为耻，反而自称为“长乐老”洋洋自得。
更由于宋朝得位不正，担心武人效仿陈桥驿故事，所以坚定执行重文弃武国策，认为让国人多读书，就能防患于未然。
所以从宋太祖立国开始，便执行文做官而分利的政策，极力提倡文教，奖励儒学，力崇实践，专事于修养的工夫。
于是社会风气为之转移，进而成为宋儒致力于身心修养的理学。
国家政策的支持，导致宋代书院极盛，例如白鹿、岳麓、应天、嵩阳四大书院。书院多聘请名儒主讲，他们大多排斥功利，崇尚道义，教学宗旨在于发扬孔门义理之学及修己立人之道，开启了理学身体力行的风气。
这样也就彻底解除社会精英可能对宋家皇位的威胁。当然后遗症是让整个民族变成小白兔，精神被阉割，人人是太监，整个国家精神上不堪一击。
2、周敦颐
理学的开山鼻祖是周敦颐，周敦颐传程颢、程颐，二程再传朱熹，而奠定理学的基础。
周敦颐主要成就是《太极图说》和《通书》。
《太极图说》以图形说明宇宙发生的原理和次序，《通书》则重在阐述“诚”的意义。
周敦颐学说渊源于道家的太极、阴阳五行之说，参以佛家的心性，而以儒家仁义之道为宗。他核心名句是以“无欲故静”作为修养方法（实际是来自佛家“清静寂灭”之说，又与道家的“恬静无欲”有相近地方）。
周敦颐认为宇宙的起源乃由“无极而太极”，“太极”是宇宙的本体，“太极”动而生“阳”，静而生“阴”，动极而后静，静极而后动，循环不息而生金、木、水、火、土五行，由五行而生万物。
在人生方面，周敦颐认为阴阳五行配合得最恰当的就是人，所以万物中以人最灵秀，具有太极之理、五行之性，受太极“纯粹至善”的“理”，故人之性本来是善。
宇宙既由金、木、水、火、土五行构成，则人亦有仁（木）、义（金）、礼（火）、智（水）、信（土）五常。
其见诸实施，则不外乎仁义二者（所以配合阴阳）。
仁义之性，皆是善的，但用得不当，却可变为恶，所以人要不离乎中正以立“人极”（做人的标准），欲立“人极”，必须无欲、主静，无欲便会心灵虚 静，于事物的是非利害的考虑上便能居于中道，明理通达，而在行动上便自然的正直无私，能做到这样的话，便能达到至诚的境界，也是一个圣人的境界，同时也是 一个太极的境界，达至儒家追求的最高境界──天人合一。
周敦颐的学说已将宇宙论与修身为人之道揉合一起，建立起理学基础。
3、程颢和程颐
程颢、程颐的学问就是在《通书》基础上发展的。
但是二程不喜欢探讨宇宙问题，而主张直接从人生实际经验来建立人生的道理，因此教人从实际生活与内心体验上来寻求修养的方法。
程颢认为天下一切真理必须经过亲身体验，才不会流于空谈，他认为“天理”在于“仁”，人如能具有仁德，便能与天地万物为一体，所以学者必须先“识 仁”，他说：“学者须先识仁，义、礼、智、信皆仁也”。他认为“仁”在人之本性中，不须外求，只要“明心”，便能“见性”，便能“求仁”“得仁”，我们明 白这道理后，便须紧记不忘，更要身体力行，一切行事，皆本此心去做，即所谓以“诚敬存之”，所以“诚”与“敬”便是明道、修身、养性的法门。
程颢侧重“心”的修养，认为“舍心之外天下无理”，要人“自其心体验天理”。
总之，程颢认为学者须先识仁，然后以诚敬存养。他重内心体证，认为人必须透过内心反省以掌握做人、修养的道理。名言是“涵养须用敬，进学在致知”。
程颐论“心性”与程颢相同，但论“诚、敬”方面的修养则不一致。程颐提出“存天理，去人欲”的方法在“涵养”和“进学”两方面，并认为“涵养须用 敬，进学在致知”、“诚意在致知，致知在格物”。一方面修己的意志，使之专一集中，不为外物所动（敬）；一方面今日格（“穷”(求)的意思）一物（理）， 明日格一物，然后加以归纳，便会豁然贯通，明白万物都是一理。他主张“持敬”与“穷理”并重。
这是朱熹朱熹道问学、即物穷理之学说的来源。
4、朱熹
朱熹集宋代理学之大成，他认为“格物”、“致知”可帮助了解个别事物的理，从而归纳了解宇宙的天理，因此他认为修养方法在“道问学”以致知，“存天理”以去人欲。
朱熹认为宇宙间万事万物都有一个真理存在，这个真理就是“太极”。至于“真理”要表现而成为具体的形象，则有赖于“气”。他说：“理也者，形而上 之道也，生物之本也，气也者，形而下之器也，生物之具也”。由此而解释到人、物的形成：“理”与“气”合而构成人，由于气中有清、浊，因而人性亦有善、有 恶。
因此，朱熹教人从善，要“存天理，去人欲”。
要去人欲，便必须“敬”与“致知”。
所谓“敬”，是要使人的一己之心，常常受到警策监督，一旦有私念私欲的萌芽，便要马上加以克制；“致知”即求取学问的意思，他以为天下之物理精髓皆具于圣贤书中，所以读圣贤典籍便是致知的所在，而古书则以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为六经的阶梯。
人若做到“敬”与“致知”，是绝对可以到达至德、至善、至理的境界。
宋代的理学经朱熹提倡而大盛。
5、邵康节（邵雍）
另外一个原创者是邵雍，着有《先天图》等。他根据《易传》关于八卦形成的解释，参杂道教思想，认为宇宙之本是“太极”，亦即是“道”、“心”（换 言之道是天地万物的本源）；太极永恒不变，而天地万物皆有消长、有终始，人如能知天地万物之道，便能参天地、育万物，成为天地万物的主宰（简单说就是天人 同构）。
6、陆九渊
另外一个原创者是陆九渊，他认为“宇宙即吾心，吾心即宇宙”，故透过自我内心的反省即可了解天理；他重视持敬，持敬使人能明心见性，因此他强调反省，认为知识的多寡与个人修养无必然关系。而提倡“尊德性”。
陆九渊特别注重持敬的内向工夫，主张心即是理，不容有二，认为即物穷理为支离破碎，而教人先发明本心之明，而后博览，以应万物之变。陆九渊名言：“学苟知本，六经皆我注脚”。陆九渊启发了明代王阳明的心学。
7、张载
还得介绍一下张载。张载是继孙复、范仲淹经世济人的思想再加以性理的参透而成。张载治学以《易》为宗，以《中庸》为体，以“孔孟”为法。
张载认为万物的生长发展都由于气的聚散、动静，气中又有阴阳二性，沉、降、静之性是阴性，浮、升、动之性是阳性，气有聚散，气聚则物成，气散则物 毁。气的聚散，有一定的规律。所以物的产生，有一定的秩序，这叫做“理”。“人”亦由气聚所产生，故亦得其性的部分，具有“天地之性”和“气质之性”。人 与万物俱生于天地之间，天地是人与万物的父母，人就应该努力破除“我”与“非我”的界限，而使个体和天地万物合一。为达这目的，首先要变化“气质之性”， 使它恢复为原来的“天地之性”；“天地之性”就是朱熹所说的“理”。
张载在《西铭》一文中阐明人对宇宙所应持的态度：“吾人之体”即“宇宙之体”，“吾人之性”即“宇宙之性”，我们应视宇宙为父母，应以事父母之道对待宇宙，应视天下之人皆如兄弟，天下万物皆如同类。
所以张载提出了“民胞物与”的主张。
张载核心名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8、叶适
叶适是理学务实派（事功派）的代表人物，特点是“教人就事上理会，步步着实，言之必使可行，足以开物成务”（也即可行性优先于必要性）。叶适曾经与朱朱熹陆九渊鼎立而三。
叶适提倡功利，反对空谈性命，认为学者重点是学以致用，所以重典章、重经济、重致用，倡改革，主张“义理之学不必深穷”。认为“既无功利，则道义者乃无用之虚语”。主张“通商惠工，以国家之力扶持商贾，流通货币”，反对传统的“重本抑末”（即只重农业、轻视工商）政策。
叶适的哲学思想是：强调“道”存在于事物本身之中，“物之所在，道则在焉”。物由气构成，五行八卦都是气的变化形态。提出“一物为两”、“一而不 同”的关于事物对立统一的命题，认为事物对立面处于依存、转化之中，强调“止于中庸”。认识上主张“以物用不以己用”，提倡对事物作实际考察来确定义理。 反对朱熹陆九渊等等的性理空谈，认为糅合儒、佛、道三家思想提出“无极”、“太极”等学说的周敦颐纯属谬论。但是叶适显然缺乏思辩能力和逻辑能力，其哲学 思想比较浅薄。
叶适本人虽然强调实践，但是其门人多流于辞章，纯属口水党：“水心之门，有为性命之学者，有为经制之学者，有为文字之学者”。只有少数有“欲以事功见其门庭”。
1、宋代理学为什么会起源
（1）、收拾人心
拨乱反正的需要。
唐末五代十国武人专政，风气败坏，道德沦亡，毫无廉耻，宋代读书人为扭转这不良风气，挽救人心社会，从教化入手而开讲学之风，促成理学存在基础。
（2）、与佛教争夺人心
抗击西方意识形态。
隋唐以来，佛教迅速发展，其精密思辨特点，对中国儒家这种缺乏逻辑思辩能力的格言式学说产生了致命的冲击，几乎瓦解了儒家学说。尤其是禅宗所讲的“明心见性”之道影响为最大。
儒家思想一向以现实社会的伦理纲常为主，但是大多是结论，缺乏哲学上的推理系统，无法解释疑惑，无法让人信服。
儒家学说是实用主义的，强调学以致用，其核心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政治技术，离不开功名利禄，没法进入形而上学境界，无法超越自己，例如儒家从不讨论：人是什么，我是谁，为什么活着，人可以知道的知识边界是什么这类古希腊时代热门的问题。
但是人类与动物不同，必然会问精神上的问题。由于我们精神是可以超越有限和无常的，但是精神的载体不论是生物身体或宇宙（六合八荒为宇。古往今来 为宙）都是有限和无常的，都有起点和边界。这就导致一个人生基本苦恼，也是一个人的基本问题：在物质领域不存在无限永恒，而人的精神却在追求超越这种有限 和无常。这样超越的的结果必然是从自我进入忘我，从理性进入信仰，从清醒进入混沌，超越的必然结果是无长短大小，先后轻重这些基于时空尺度的比较概念（超 越的标志就是消灭了时空概念，所谓坐忘的特征就是不知何地，不知何时），这种纯粹的精神永恒和无限境界按照很多超越者的描述时存在的，这就是所谓的彼岸， 不过这个彼岸只有精神才能达到，载体是去不了的。这个境界给中国的士大夫阶层打开了以上大门，远远超越了儒家政治技术学说的境界，导致儒家学说节节败退。
所以就算是唐代儒学得到政府大力倡导，但是由于儒学知识体系和逻辑体系的粗糙，实际影响却远不及佛学，甚至日益衰微，气息奄奄，士大夫阶层均以修行超越标榜。
宋初学者为建立儒学能够对抗佛教的逻辑体系和形而上学体系，不得不吸收道教和佛教中关于宇宙本体的概念（因为自己没有，儒家学说本质是如何做官的官场学说），作为建构自己的宇宙论和本体论，这就是理学。
（3）、儒学需要改革
传统意识形态需要修补。
儒学自两汉以至隋，已由孔、孟、荀的儒学变为经学，已经僵化到奄奄一息，必须创新求生。
经学从西汉、东汉到唐代，已由注重微言大义的今文经学一变而为专重训诂考据的古文经学，由笺注经传的“注”再变而为“注”作“注”的疏，致力于文 字训诂名物考据、章句分析，与孔、孟、荀“尊德性”、“论政治”的学风距离越来越远，而且笺注日趋繁琐，而唐人作“疏”，例不破“注”，即“注”有错误亦 不会指出，反而代为解释维护，这种琐屑的讲疏，有违孔、孟遗意，忽略先哲经传中所含义理的讨究，舍本逐末。已经走投无路。
其实韩愈、李翱的作《原道》、《复性书》时，就已经提出要创新，
他们鄙弃汉儒琐碎的训诂、章句之学，要专究于修己、治平之道，而着力于做人的工夫。
（4）、宋朝中央政府需要
君主大力提倡。是巩固权力的需要。
宋初各帝鉴于唐末五代以来伦理道德崩溃，臣民的廉耻之心尽丧，社会风气因此而败坏不堪，使一般的士人只求荣利，不重气节。如五代的冯道历事四姓十君而不以为耻，反而自称为“长乐老”洋洋自得。
更由于宋朝得位不正，担心武人效仿陈桥驿故事，所以坚定执行重文弃武国策，认为让国人多读书，就能防患于未然。
所以从宋太祖立国开始，便执行文做官而分利的政策，极力提倡文教，奖励儒学，力崇实践，专事于修养的工夫。
于是社会风气为之转移，进而成为宋儒致力于身心修养的理学。
国家政策的支持，导致宋代书院极盛，例如白鹿、岳麓、应天、嵩阳四大书院。书院多聘请名儒主讲，他们大多排斥功利，崇尚道义，教学宗旨在于发扬孔门义理之学及修己立人之道，开启了理学身体力行的风气。
这样也就彻底解除社会精英可能对宋家皇位的威胁。当然后遗症是让整个民族变成小白兔，精神被阉割，人人是太监，整个国家精神上不堪一击。
2、周敦颐
理学的开山鼻祖是周敦颐，周敦颐传程颢、程颐，二程再传朱熹，而奠定理学的基础。
周敦颐主要成就是《太极图说》和《通书》。
《太极图说》以图形说明宇宙发生的原理和次序，《通书》则重在阐述“诚”的意义。
周敦颐学说渊源于道家的太极、阴阳五行之说，参以佛家的心性，而以儒家仁义之道为宗。他核心名句是以“无欲故静”作为修养方法（实际是来自佛家“清静寂灭”之说，又与道家的“恬静无欲”有相近地方）。
周敦颐认为宇宙的起源乃由“无极而太极”，“太极”是宇宙的本体，“太极”动而生“阳”，静而生“阴”，动极而后静，静极而后动，循环不息而生金、木、水、火、土五行，由五行而生万物。
在人生方面，周敦颐认为阴阳五行配合得最恰当的就是人，所以万物中以人最灵秀，具有太极之理、五行之性，受太极“纯粹至善”的“理”，故人之性本来是善。
宇宙既由金、木、水、火、土五行构成，则人亦有仁（木）、义（金）、礼（火）、智（水）、信（土）五常。
其见诸实施，则不外乎仁义二者（所以配合阴阳）。
仁义之性，皆是善的，但用得不当，却可变为恶，所以人要不离乎中正以立“人极”（做人的标准），欲立“人极”，必须无欲、主静，无欲便会心灵虚 静，于事物的是非利害的考虑上便能居于中道，明理通达，而在行动上便自然的正直无私，能做到这样的话，便能达到至诚的境界，也是一个圣人的境界，同时也是 一个太极的境界，达至儒家追求的最高境界──天人合一。
周敦颐的学说已将宇宙论与修身为人之道揉合一起，建立起理学基础。
3、程颢和程颐
程颢、程颐的学问就是在《通书》基础上发展的。
但是二程不喜欢探讨宇宙问题，而主张直接从人生实际经验来建立人生的道理，因此教人从实际生活与内心体验上来寻求修养的方法。
程颢认为天下一切真理必须经过亲身体验，才不会流于空谈，他认为“天理”在于“仁”，人如能具有仁德，便能与天地万物为一体，所以学者必须先“识 仁”，他说：“学者须先识仁，义、礼、智、信皆仁也”。他认为“仁”在人之本性中，不须外求，只要“明心”，便能“见性”，便能“求仁”“得仁”，我们明 白这道理后，便须紧记不忘，更要身体力行，一切行事，皆本此心去做，即所谓以“诚敬存之”，所以“诚”与“敬”便是明道、修身、养性的法门。
程颢侧重“心”的修养，认为“舍心之外天下无理”，要人“自其心体验天理”。
总之，程颢认为学者须先识仁，然后以诚敬存养。他重内心体证，认为人必须透过内心反省以掌握做人、修养的道理。名言是“涵养须用敬，进学在致知”。
程颐论“心性”与程颢相同，但论“诚、敬”方面的修养则不一致。程颐提出“存天理，去人欲”的方法在“涵养”和“进学”两方面，并认为“涵养须用 敬，进学在致知”、“诚意在致知，致知在格物”。一方面修己的意志，使之专一集中，不为外物所动（敬）；一方面今日格（“穷”(求)的意思）一物（理）， 明日格一物，然后加以归纳，便会豁然贯通，明白万物都是一理。他主张“持敬”与“穷理”并重。
这是朱熹朱熹道问学、即物穷理之学说的来源。
4、朱熹
朱熹集宋代理学之大成，他认为“格物”、“致知”可帮助了解个别事物的理，从而归纳了解宇宙的天理，因此他认为修养方法在“道问学”以致知，“存天理”以去人欲。
朱熹认为宇宙间万事万物都有一个真理存在，这个真理就是“太极”。至于“真理”要表现而成为具体的形象，则有赖于“气”。他说：“理也者，形而上 之道也，生物之本也，气也者，形而下之器也，生物之具也”。由此而解释到人、物的形成：“理”与“气”合而构成人，由于气中有清、浊，因而人性亦有善、有 恶。
因此，朱熹教人从善，要“存天理，去人欲”。
要去人欲，便必须“敬”与“致知”。
所谓“敬”，是要使人的一己之心，常常受到警策监督，一旦有私念私欲的萌芽，便要马上加以克制；“致知”即求取学问的意思，他以为天下之物理精髓皆具于圣贤书中，所以读圣贤典籍便是致知的所在，而古书则以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为六经的阶梯。
人若做到“敬”与“致知”，是绝对可以到达至德、至善、至理的境界。
宋代的理学经朱熹提倡而大盛。
5、邵康节（邵雍）
另外一个原创者是邵雍，着有《先天图》等。他根据《易传》关于八卦形成的解释，参杂道教思想，认为宇宙之本是“太极”，亦即是“道”、“心”（换 言之道是天地万物的本源）；太极永恒不变，而天地万物皆有消长、有终始，人如能知天地万物之道，便能参天地、育万物，成为天地万物的主宰（简单说就是天人 同构）。
6、陆九渊
另外一个原创者是陆九渊，他认为“宇宙即吾心，吾心即宇宙”，故透过自我内心的反省即可了解天理；他重视持敬，持敬使人能明心见性，因此他强调反省，认为知识的多寡与个人修养无必然关系。而提倡“尊德性”。
陆九渊特别注重持敬的内向工夫，主张心即是理，不容有二，认为即物穷理为支离破碎，而教人先发明本心之明，而后博览，以应万物之变。陆九渊名言：“学苟知本，六经皆我注脚”。陆九渊启发了明代王阳明的心学。
7、张载
还得介绍一下张载。张载是继孙复、范仲淹经世济人的思想再加以性理的参透而成。张载治学以《易》为宗，以《中庸》为体，以“孔孟”为法。
张载认为万物的生长发展都由于气的聚散、动静，气中又有阴阳二性，沉、降、静之性是阴性，浮、升、动之性是阳性，气有聚散，气聚则物成，气散则物 毁。气的聚散，有一定的规律。所以物的产生，有一定的秩序，这叫做“理”。“人”亦由气聚所产生，故亦得其性的部分，具有“天地之性”和“气质之性”。人 与万物俱生于天地之间，天地是人与万物的父母，人就应该努力破除“我”与“非我”的界限，而使个体和天地万物合一。为达这目的，首先要变化“气质之性”， 使它恢复为原来的“天地之性”；“天地之性”就是朱熹所说的“理”。
张载在《西铭》一文中阐明人对宇宙所应持的态度：“吾人之体”即“宇宙之体”，“吾人之性”即“宇宙之性”，我们应视宇宙为父母，应以事父母之道对待宇宙，应视天下之人皆如兄弟，天下万物皆如同类。
所以张载提出了“民胞物与”的主张。
张载核心名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8、叶适
叶适是理学务实派（事功派）的代表人物，特点是“教人就事上理会，步步着实，言之必使可行，足以开物成务”（也即可行性优先于必要性）。叶适曾经与朱朱熹陆九渊鼎立而三。
叶适提倡功利，反对空谈性命，认为学者重点是学以致用，所以重典章、重经济、重致用，倡改革，主张“义理之学不必深穷”。认为“既无功利，则道义者乃无用之虚语”。主张“通商惠工，以国家之力扶持商贾，流通货币”，反对传统的“重本抑末”（即只重农业、轻视工商）政策。
叶适的哲学思想是：强调“道”存在于事物本身之中，“物之所在，道则在焉”。物由气构成，五行八卦都是气的变化形态。提出“一物为两”、“一而不 同”的关于事物对立统一的命题，认为事物对立面处于依存、转化之中，强调“止于中庸”。认识上主张“以物用不以己用”，提倡对事物作实际考察来确定义理。 反对朱熹陆九渊等等的性理空谈，认为糅合儒、佛、道三家思想提出“无极”、“太极”等学说的周敦颐纯属谬论。但是叶适显然缺乏思辩能力和逻辑能力，其哲学 思想比较浅薄。
叶适本人虽然强调实践，但是其门人多流于辞章，纯属口水党：“水心之门，有为性命之学者，有为经制之学者，有为文字之学者”。只有少数有“欲以事功见其门庭”。
（二十三）林少穆先生跋屠太守书后：信哉，天人感应之理固昭然不爽也。余友钱塘屠潜园太守，于辛巳秋得危疾，医者误投药，几殆。自誓以济人利物为忏悔地，他事一不系怀。一夕，观自在菩萨，感应入梦，谓：“太守夙世为楚中某官，遇事公而刻，殊伤仁厚，虽无私亦减禄位，又多戕物命，宜得短命报。幸病中誓愿坚固，念念以利济为怀，无毫发怨尤，冥中以他福折除，当可益算。阴律惟救生可延生且加禄，当益勉之。”寤后，遂举家戒杀，广放生命。是冬即叠拜袁州、九江之命，即蒙起用，不次殊遇。明年春，病亦顿愈。太守念佛法，以自利利他为大愿，欲人人咸获戒杀放生福报，而又虑人人之不尽征信也，故为《好生录书后》一篇，第畅明吾儒不杀之理，而于感梦一事未尝及之，其于立言之体固当，而于觉世之意，或有未尽。余故复为详述之，使人知感应之故非荒诞无据也。近时风俗奢靡，无故饮食酬酢，刀几必赤。惟归安张兰渚中丞（明清时巡抚的别称）独守此戒。前抚吴日，尝为《戒杀文注释》，以劝吏民。有议之者曰：“大臣行政以己饥己溺为量，煦煦之仁，似非急务。”闻者疑之，独太守折之曰：“惟仁民者乃能爱物，未有爱物而不仁民者。吾方以中丞为师法，何疑为？”盖太守之笃信，已非今日始矣。余又闻太守之先德封公，中年始得子，即立愿戒杀放生，冀其子以文学科名显。太守果以翰林起家，今太守复于症中感梦大士，盖福德种子有自来矣。愿览其文者，人人勉行之，则仁爱风行，太和翔洽，于世道即有裨益，而文学科名之报，与延生起疾，亦正有如响斯应者在也。道光壬午年夏六月，侯官林则徐跋。（钱塘李更生《同善录全书》）
【注释】（1）林少穆：即林则徐（1785-1850），汉族，福建侯官人（今福建省福州），字符抚，又字少穆、石麟，晚号俟村老人、俟村退叟、七十二峰退叟、瓶泉居士、栎社散人等。是清朝后期政治家、思想家和诗人，是中华民族抵御外辱过程中伟大的民族英雄，其主要功绩是虎门销烟。官至一品，曾任江苏巡抚、两广总督、湖广总督、陕甘总督和云贵总督，两次受命为钦差大臣；因其主张严禁鸦片、抵抗西方的侵略、坚持维护中国主权和民族利益深受全世界中国人的敬仰。林则徐是中国近代史上焚毁英帝鸦片，杰出的政治家和民族英雄。但他一生虔心奉佛，并真实履践的事迹，则鲜为人知。林则徐，福建福州人。二十余岁，在福建巡抚张师诚幕府任职，深受器重。因“张师诚奉佛尤谨，曾辑《径中径又径》一书，劝策行人，专修净业，多切至之语。林则徐自然深受影响”。那时，林则徐即用蝇头小楷书写《阿弥陀经》等经咒，随身携带，终生受持。并常书联语为座右铭：“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壁立千仞，无欲则刚。”又联云：“苟利国家生死已，岂因祸福避趋之。”所以，当年为国家民族的利益，能不顾威胁利诱，不怕罢官判罪，毅然销毁鸦片。正是“但愿众生得离苦，不为自已求安乐”的菩萨精神的体现。在流放新疆四年中，将个人荣辱得失置之度外。两三年里即组织开垦近百万亩荒地；推广‘坎井’以利灌溉。为此，老百姓将坎井改名“林公井”，以志纪念。真正做到以出世（无我）精神，办入世（利他）事业。在英国伦敦蜡像馆中，至今屹立着林则徐的蜡像，证明历史自有公论。而林则徐的后裔，子孙繁衍，人才辈出。其中较知名的如：曾任原国民党政府最高法院院长林翔，曾任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联合国首席代表林青。从佛法观点看：利人是善，损己利人更是大善。《周易》所云：“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综观古今历史，真实不虚。近代高僧印光大师谓“详观古之大忠大孝，建大功，立大业，道济当时，德被后世，浩气塞天地，精忠贯日月者，皆由学佛得力而来。林文忠公则徐，其学问、知识、志节、忠义，为前清一代所仅见。虽政事冗繁，而修持净业，不稍间断。以学佛乃学问、志节、忠义之根本。此本既得，则泛应曲当，举措咸宜。此古大人高出流辈之所由来也。一日，文忠公曾孙翔，字璧予者。以公亲书之《弥陀》、《金刚》、《心经》、《大悲》、《往生》各经咒之梵册课本见示。其卷面题曰：《净土资粮》、其匣面题曰：《行舆日课》。足知公潜修净土法门，虽出入往还，犹不肯废。为备行舆持诵，故其经本只4寸多长，3寸多宽。其字恭楷，一笔不苟。足见其恭敬至诚，不敢稍涉疏忽也。”（参阅《径中径又径译注》一书）
（2）张兰渚：张师诚（？－1826），字兰渚，浙江归安人，清朝大臣。少登科第，历任封疆。巡抚江苏，见杀业甚伙，屡出示劝戒，遇放生河，严禁捕鱼，署中不宴客，不杀生，长斋奉佛，栖心净土。择前贤净土论说，辑《径中径又径》一书，普劝念佛。六旬余，乞假归里，静居斗室，一意西驰。临终，诵弥陀经毕，才举佛号五声，寂然而逝。
（3）己饥己溺：出自《孟子·离娄下》“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也；稷思天下有饥者，由己饥之也；是以如是其急也。”别人挨饿、落水就象自己挨饿、落水一样。旧时形容在位者关心人民疾苦。也比喻对别人的痛苦深表同情，并将解除别人的痛苦为己任。
【注释】（1）林少穆：即林则徐（1785-1850），汉族，福建侯官人（今福建省福州），字符抚，又字少穆、石麟，晚号俟村老人、俟村退叟、七十二峰退叟、瓶泉居士、栎社散人等。是清朝后期政治家、思想家和诗人，是中华民族抵御外辱过程中伟大的民族英雄，其主要功绩是虎门销烟。官至一品，曾任江苏巡抚、两广总督、湖广总督、陕甘总督和云贵总督，两次受命为钦差大臣；因其主张严禁鸦片、抵抗西方的侵略、坚持维护中国主权和民族利益深受全世界中国人的敬仰。林则徐是中国近代史上焚毁英帝鸦片，杰出的政治家和民族英雄。但他一生虔心奉佛，并真实履践的事迹，则鲜为人知。林则徐，福建福州人。二十余岁，在福建巡抚张师诚幕府任职，深受器重。因“张师诚奉佛尤谨，曾辑《径中径又径》一书，劝策行人，专修净业，多切至之语。林则徐自然深受影响”。那时，林则徐即用蝇头小楷书写《阿弥陀经》等经咒，随身携带，终生受持。并常书联语为座右铭：“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壁立千仞，无欲则刚。”又联云：“苟利国家生死已，岂因祸福避趋之。”所以，当年为国家民族的利益，能不顾威胁利诱，不怕罢官判罪，毅然销毁鸦片。正是“但愿众生得离苦，不为自已求安乐”的菩萨精神的体现。在流放新疆四年中，将个人荣辱得失置之度外。两三年里即组织开垦近百万亩荒地；推广‘坎井’以利灌溉。为此，老百姓将坎井改名“林公井”，以志纪念。真正做到以出世（无我）精神，办入世（利他）事业。在英国伦敦蜡像馆中，至今屹立着林则徐的蜡像，证明历史自有公论。而林则徐的后裔，子孙繁衍，人才辈出。其中较知名的如：曾任原国民党政府最高法院院长林翔，曾任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联合国首席代表林青。从佛法观点看：利人是善，损己利人更是大善。《周易》所云：“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综观古今历史，真实不虚。近代高僧印光大师谓“详观古之大忠大孝，建大功，立大业，道济当时，德被后世，浩气塞天地，精忠贯日月者，皆由学佛得力而来。林文忠公则徐，其学问、知识、志节、忠义，为前清一代所仅见。虽政事冗繁，而修持净业，不稍间断。以学佛乃学问、志节、忠义之根本。此本既得，则泛应曲当，举措咸宜。此古大人高出流辈之所由来也。一日，文忠公曾孙翔，字璧予者。以公亲书之《弥陀》、《金刚》、《心经》、《大悲》、《往生》各经咒之梵册课本见示。其卷面题曰：《净土资粮》、其匣面题曰：《行舆日课》。足知公潜修净土法门，虽出入往还，犹不肯废。为备行舆持诵，故其经本只4寸多长，3寸多宽。其字恭楷，一笔不苟。足见其恭敬至诚，不敢稍涉疏忽也。”（参阅《径中径又径译注》一书）
（2）张兰渚：张师诚（？－1826），字兰渚，浙江归安人，清朝大臣。少登科第，历任封疆。巡抚江苏，见杀业甚伙，屡出示劝戒，遇放生河，严禁捕鱼，署中不宴客，不杀生，长斋奉佛，栖心净土。择前贤净土论说，辑《径中径又径》一书，普劝念佛。六旬余，乞假归里，静居斗室，一意西驰。临终，诵弥陀经毕，才举佛号五声，寂然而逝。
（3）己饥己溺：出自《孟子·离娄下》“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也；稷思天下有饥者，由己饥之也；是以如是其急也。”别人挨饿、落水就象自己挨饿、落水一样。旧时形容在位者关心人民疾苦。也比喻对别人的痛苦深表同情，并将解除别人的痛苦为己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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