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事关注# 【廊坊：变“生态疮痍”为“绿色屏障”】11年图治，天地一新；灵山绿洲，惊羡四方。
九月的三河市东部矿山治理区，如诗如画。无际花海、青山绵延，削山填坑、覆土植绿，这是在22平方公里矿山上奏响的绿色交响曲。
然而，5年前的这片山却因几十年的过度矿山开采，形成了大量深浅不一的采坑和多处高陡危岩体、白茬山体，三河境内的美丽燕山余脉伤痕累累。三河为过去粗放经济发展模式付出了沉重代价。
在“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指引下，三河市委、市政府把矿山生态治理作为转型发展的突破口，吹响了东部矿山环境恢复治理集结号。河北福成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福成集团”）积极响应号召，履行社会责任，彰显本土企业担当，巧夺天工废弃地，自铸巍峨绿“峰碑”。从2010年至2020年，累计投入60余亿元，整治废弃矿山矿坑5.8平方公里；修复绿化荒山荒坡2.7平方公里；造出可耕可建可工标准的土地12000余亩；栽植林木、果树等各种花冠木60余万株……
日前，记者走进福成集团灵山生态修复治理区，看到过去的矿坑沟壑变成了大美梯田，昔日的废弃矿山变成了座座青山。千年秀美的灵山又再现芳容，一张张生态蓝图正生动诠释着坚持生态优先、推动高质量发展的三河担当。
坚守“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
——“着力推进生态环境建设，这是企业的
社会责任，这是利国、利子孙的千年大计”
三河境内有山，面积78平方公里。从70年代开始到2016年，经过矿山开采鼓了采矿人的口袋，也造成了22平方公里废弃矿山的生态欠账，资源枯竭后的田园风光不再。
2010年，福成集团董事长李福成到灵山考察，家乡山水满目疮痍的景象让他心痛和惋惜。他萌生了出资整治废弃矿山，恢复绿水青山，重新焕发灵山的生机与活力，重新唤回大自然的美丽与和谐的念头。
“我的企业是沐浴着党的改革开放春风不断发展壮大起来的。作为一名农民企业家，有责任更有义务尽己之力感恩国家、回报社会。”李福成表示，着力推进生态环境建设，这既是企业的社会责任，也是利国、利子孙的千年大计。
饱含情怀，奋勇向前。2010年开始，福成集团全力投身废弃矿山整治、生态环境恢复攻坚战。
定规划，聘请国内外规划勘察设计公司，对废弃矿山进行勘测设计，制定“削高填低、山体修复、覆土植绿”治理方案；买设备，先后采购大型挖掘机、矿山车、强夯机等机械设备400台（套）；建队伍，1000余人的施工团队日夜兼程、全力以赴……短短几年间，光秃秃的灵山再披绿装。
要金山银山，更要绿水青山。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建设生态文明是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千年大计。发展经济决不能以牺牲资源和环境为代价，必须坚持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这是三河市委、市政府的共同目标和承诺，也坚定了福成集团复绿矿山铿锵前行的脚步。
在这样的背景下，福成集团对于资源、环境愈益尊重与珍惜，家国情怀更加炽烈，矿山修复之旅蹄疾步稳。
坚定“誓叫矿山起翠屏”脚步
——“为大山复绿、为家乡植绿、
为国家护绿、为子孙留绿”
金秋时节，灵山800亩果园又迎来丰收季。“福成集团灵山矿山生态修复治理一期工程项目投资10亿元，于2013年完成治理，造地2000余亩，利用其中的800亩地栽植了各类果树6.2万余棵，如今已是枝繁叶茂，生机勃勃。”顺着福成集团灵山生态修复治理区项目负责人李玉江手指方向，记者看到了成片的梯田式果园。李玉江说，如今这里已经发展成为农业旅游观光园。
开弓蓄势，锁定目标。站位京津冀协同发展大局，三河市始终把东部矿山环境生态修复治理作为一项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伟大事业来抓，举全市之力，动员一切力量，探索消灾除险、生态复绿的矿山综合治理有效路径。响应政府号召，福成集团开启了“誓叫矿山起翠屏”的建设征程。
“为大山复绿、为家乡植绿、为国家护绿、为子孙留绿。”这是李福成这些年经常挂在嘴边的话。而事实上，他也一直在用行动践行着初心和使命。
2014年，李福成高薪聘请国内外规划设计专家，对整治废弃矿山项目进行科学统一规划。经过反复论证，确定以山川为载体、文化为灵魂，将灵山的文明碎片捏成点、连成线、织成网。这也成为灵山恢复生态的路线图。
借鉴国内外废弃矿山治理先进经验，采用现代化机械作业的方法，有序推进福成集团灵山生态修复治理区二期、三期、四期的治理工作。
2014年至2016年，福成集团投资20亿元，开始二期工程建设，共造地4500亩。“由于多年的开采，矿山内的植被已经所剩无几，白茬山遍布，施工难度非常大。”李玉江介绍，他们采用去高填低、平整碎石、填坑造地、覆土植绿的方法，整理出面积不等的多个地块。
针对废弃矿山少土多石缺水的地理环境特点，福成人发明了“福成造林法”。通过整形填挖、精心选种、营养输送、钢管固定等措施，4万余棵树木的成活率达到99%以上，创造了“废弃矿山矿坑上种树”的生态奇迹。
2017年至2020年，福成集团投资30亿元开始三期工程建设，累计造地5500亩。山上山下齐头并进，治理全部废弃山体的同时进行垂直绿化，栽植各种树木、花冠木等6万余棵，绿化草坪5200平方米。
眼下，福成集团灵山生态修复治理区四期工程已经完成规划设计，很快将进入实施阶段。
………
一步一个脚印，一步一个台阶。11年，福成集团凭着“愚公精神”，逐步抚平生态“疮疤”，努力再现绿水青山。
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道路
——“整治废弃矿山之路只有进行时，
没有完成时”
矿山复绿，当地百姓成了受益人。“原来卖不上价钱的桃子和苹果，现在价格翻了一番。果园果树和矿山治理区的绿化养护工作，解决了本地近500名村民就业。”李玉江说。
加强生态文明建设，是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人民群众追求高品质生活的共识和呼声。在着手对东部矿区开展生态修复治理时，三河市对矿山治理的“后半篇文章”也已进行了谋篇布局，全力做到矿山治理与生态保护、旅游发展、土地复垦等相结合，努力把东部矿山建成生态、生产、生活相协调的“绿色创新发展区”。
目标既定，势必达成。在三河市委、市政府的科学引领下，福成集团也坚定了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道路，努力让青山常在、绿水长流、空气常新。
路通则百通。2019年，三河市委、市政府与福成集团、河北省交通运输厅积极推动密涿高速白庄子互通至平谷交界段高速公路的启动建设，三方签订了共建协议。福成集团将投入资金3亿元，助力高速公路工程建设。公路的建成将进一步推动京津冀交通一体化、促进区域协同发展，对修复治理后的矿山发展也有积极带动作用。
业兴则民富。结合矿山治理，福成集团正在规划建设“三河国际绿色康养中心”项目。项目建成后，将带动多个产业链共同发展，也将会为当地百姓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促进当地经济的发展与进步，重塑当地生态环境，形成良性循环。
“整治废弃矿山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11年来，坚守“治山梦想”的李福成以责任和担当，让过去的“生态疮疤”变成了如今的生态美景。
三河市“政府主导、多元投入”的治理思路，实现了如今109个责任主体22平方公里矿山修复治理任务的基本完成。谈及下一步，三河市矿山环境恢复治理示范工程指挥部负责人邵振表示，结合东部矿区生态恢复治理实际，他们将坚持从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两个方面同时发力、相向而行，把东部矿区打造成京津冀城市群中的生态康养文旅高地，为京津冀协同发展筑起绿色屏障。
“金山银山”，未来可期！
九月的三河市东部矿山治理区，如诗如画。无际花海、青山绵延，削山填坑、覆土植绿，这是在22平方公里矿山上奏响的绿色交响曲。
然而，5年前的这片山却因几十年的过度矿山开采，形成了大量深浅不一的采坑和多处高陡危岩体、白茬山体，三河境内的美丽燕山余脉伤痕累累。三河为过去粗放经济发展模式付出了沉重代价。
在“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指引下，三河市委、市政府把矿山生态治理作为转型发展的突破口，吹响了东部矿山环境恢复治理集结号。河北福成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福成集团”）积极响应号召，履行社会责任，彰显本土企业担当，巧夺天工废弃地，自铸巍峨绿“峰碑”。从2010年至2020年，累计投入60余亿元，整治废弃矿山矿坑5.8平方公里；修复绿化荒山荒坡2.7平方公里；造出可耕可建可工标准的土地12000余亩；栽植林木、果树等各种花冠木60余万株……
日前，记者走进福成集团灵山生态修复治理区，看到过去的矿坑沟壑变成了大美梯田，昔日的废弃矿山变成了座座青山。千年秀美的灵山又再现芳容，一张张生态蓝图正生动诠释着坚持生态优先、推动高质量发展的三河担当。
坚守“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
——“着力推进生态环境建设，这是企业的
社会责任，这是利国、利子孙的千年大计”
三河境内有山，面积78平方公里。从70年代开始到2016年，经过矿山开采鼓了采矿人的口袋，也造成了22平方公里废弃矿山的生态欠账，资源枯竭后的田园风光不再。
2010年，福成集团董事长李福成到灵山考察，家乡山水满目疮痍的景象让他心痛和惋惜。他萌生了出资整治废弃矿山，恢复绿水青山，重新焕发灵山的生机与活力，重新唤回大自然的美丽与和谐的念头。
“我的企业是沐浴着党的改革开放春风不断发展壮大起来的。作为一名农民企业家，有责任更有义务尽己之力感恩国家、回报社会。”李福成表示，着力推进生态环境建设，这既是企业的社会责任，也是利国、利子孙的千年大计。
饱含情怀，奋勇向前。2010年开始，福成集团全力投身废弃矿山整治、生态环境恢复攻坚战。
定规划，聘请国内外规划勘察设计公司，对废弃矿山进行勘测设计，制定“削高填低、山体修复、覆土植绿”治理方案；买设备，先后采购大型挖掘机、矿山车、强夯机等机械设备400台（套）；建队伍，1000余人的施工团队日夜兼程、全力以赴……短短几年间，光秃秃的灵山再披绿装。
要金山银山，更要绿水青山。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建设生态文明是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千年大计。发展经济决不能以牺牲资源和环境为代价，必须坚持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这是三河市委、市政府的共同目标和承诺，也坚定了福成集团复绿矿山铿锵前行的脚步。
在这样的背景下，福成集团对于资源、环境愈益尊重与珍惜，家国情怀更加炽烈，矿山修复之旅蹄疾步稳。
坚定“誓叫矿山起翠屏”脚步
——“为大山复绿、为家乡植绿、
为国家护绿、为子孙留绿”
金秋时节，灵山800亩果园又迎来丰收季。“福成集团灵山矿山生态修复治理一期工程项目投资10亿元，于2013年完成治理，造地2000余亩，利用其中的800亩地栽植了各类果树6.2万余棵，如今已是枝繁叶茂，生机勃勃。”顺着福成集团灵山生态修复治理区项目负责人李玉江手指方向，记者看到了成片的梯田式果园。李玉江说，如今这里已经发展成为农业旅游观光园。
开弓蓄势，锁定目标。站位京津冀协同发展大局，三河市始终把东部矿山环境生态修复治理作为一项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伟大事业来抓，举全市之力，动员一切力量，探索消灾除险、生态复绿的矿山综合治理有效路径。响应政府号召，福成集团开启了“誓叫矿山起翠屏”的建设征程。
“为大山复绿、为家乡植绿、为国家护绿、为子孙留绿。”这是李福成这些年经常挂在嘴边的话。而事实上，他也一直在用行动践行着初心和使命。
2014年，李福成高薪聘请国内外规划设计专家，对整治废弃矿山项目进行科学统一规划。经过反复论证，确定以山川为载体、文化为灵魂，将灵山的文明碎片捏成点、连成线、织成网。这也成为灵山恢复生态的路线图。
借鉴国内外废弃矿山治理先进经验，采用现代化机械作业的方法，有序推进福成集团灵山生态修复治理区二期、三期、四期的治理工作。
2014年至2016年，福成集团投资20亿元，开始二期工程建设，共造地4500亩。“由于多年的开采，矿山内的植被已经所剩无几，白茬山遍布，施工难度非常大。”李玉江介绍，他们采用去高填低、平整碎石、填坑造地、覆土植绿的方法，整理出面积不等的多个地块。
针对废弃矿山少土多石缺水的地理环境特点，福成人发明了“福成造林法”。通过整形填挖、精心选种、营养输送、钢管固定等措施，4万余棵树木的成活率达到99%以上，创造了“废弃矿山矿坑上种树”的生态奇迹。
2017年至2020年，福成集团投资30亿元开始三期工程建设，累计造地5500亩。山上山下齐头并进，治理全部废弃山体的同时进行垂直绿化，栽植各种树木、花冠木等6万余棵，绿化草坪5200平方米。
眼下，福成集团灵山生态修复治理区四期工程已经完成规划设计，很快将进入实施阶段。
………
一步一个脚印，一步一个台阶。11年，福成集团凭着“愚公精神”，逐步抚平生态“疮疤”，努力再现绿水青山。
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道路
——“整治废弃矿山之路只有进行时，
没有完成时”
矿山复绿，当地百姓成了受益人。“原来卖不上价钱的桃子和苹果，现在价格翻了一番。果园果树和矿山治理区的绿化养护工作，解决了本地近500名村民就业。”李玉江说。
加强生态文明建设，是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人民群众追求高品质生活的共识和呼声。在着手对东部矿区开展生态修复治理时，三河市对矿山治理的“后半篇文章”也已进行了谋篇布局，全力做到矿山治理与生态保护、旅游发展、土地复垦等相结合，努力把东部矿山建成生态、生产、生活相协调的“绿色创新发展区”。
目标既定，势必达成。在三河市委、市政府的科学引领下，福成集团也坚定了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道路，努力让青山常在、绿水长流、空气常新。
路通则百通。2019年，三河市委、市政府与福成集团、河北省交通运输厅积极推动密涿高速白庄子互通至平谷交界段高速公路的启动建设，三方签订了共建协议。福成集团将投入资金3亿元，助力高速公路工程建设。公路的建成将进一步推动京津冀交通一体化、促进区域协同发展，对修复治理后的矿山发展也有积极带动作用。
业兴则民富。结合矿山治理，福成集团正在规划建设“三河国际绿色康养中心”项目。项目建成后，将带动多个产业链共同发展，也将会为当地百姓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促进当地经济的发展与进步，重塑当地生态环境，形成良性循环。
“整治废弃矿山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11年来，坚守“治山梦想”的李福成以责任和担当，让过去的“生态疮疤”变成了如今的生态美景。
三河市“政府主导、多元投入”的治理思路，实现了如今109个责任主体22平方公里矿山修复治理任务的基本完成。谈及下一步，三河市矿山环境恢复治理示范工程指挥部负责人邵振表示，结合东部矿区生态恢复治理实际，他们将坚持从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两个方面同时发力、相向而行，把东部矿区打造成京津冀城市群中的生态康养文旅高地，为京津冀协同发展筑起绿色屏障。
“金山银山”，未来可期！
【雁荡帝影——关于建文帝流亡雁荡山的史料漫谈】京城来的太监
明永乐二十一年（1423）三月九日，雁荡山来了三拨不寻常的游客。来者都带着“钦差内使”的头衔，用通常的称谓来描述，就是出宫为皇帝办事的太监；其中还至少有一位按现在的标准看算是外国人（范福坚祖贯交阯，即今越南；此外，阮赤也有可能是越南人）。这些钦差内使出行的目的地各不相同，却同时在雁荡山相会；他们甚至还留下了摩崖题名：
钦差内使、信裴福化，祖贯交阯布政司长津县范福坚，经过台、温府；钦差内使阮赤往温州府过此；钦差内使郭闵前往台州府经过。永乐癸卯三月九日题。
雁荡山有太监经游，据我了解历史上有8个批次，全部发生在明朝。最早留下记录的就是这三批人马；同一年，又有一位疑似为小太监的罗圭和江西道监察御史刘英一起到了雁荡山（天顺元年，即1457年，左监丞太监罗圭被派去镇守云南，估计就是三十四年前来雁荡山的罗圭，当时他还是个地位较低的小太监，所以名列御史之后）；宣德五年（1430），裴福化又带着十多位极有可能也是太监的随从，再次到雁荡山龙鼻洞“发心”塑了一尊像（所以他在永乐二十一年题名时自称为“信”，也就是信士）；景泰三年（1452）正月二十六日，钦差镇守浙江市舶提举司、内官陈彝经过雁荡山龙鼻洞“随喜”，随行的有锦衣卫官陈敬等十九人；成化十七年（1481）十一月，镇守浙江司设监太监李义与浙江总督备倭都指挥佥事黄琮、浙江守备温州都指挥佥事弓璇、温州府同知姚骏、乐清知县徐颐游雁荡山；正德五年（1510）七月二十八日，钦差陈吉祥游雁荡山。陈吉祥，从名字来分析，极有可能也是个太监；如果分析正确，他是迄今有记录的最后一批游雁荡山的太监。
胡濙的报告
太监游山，本来也说不上不寻常。我之所以关注起这件事，却是因为永乐二十一年发生远在北方的一次著名的君臣晤对，与传说中早些时候发生的雁荡山的一次隐秘游踪都指向同一个神秘人物：建文帝。而在明朝的历史上，太监出京往往负有特殊使命，在永乐朝，这种特殊使命也包括了察访建文帝的行踪。
我们先大致捋一下建文帝朱允炆的命运和传说。建文四年（1042）六月，当时还是燕王的朱棣率“靖难之师”攻入国都南京，发现建文帝已不见踪影，只留下几具烧焦了的尸体。宫人指认其中的一具为建文帝尸体，朱棣予以认可，假哭了一番后将其秘密安葬。不久，宫廷内外开始流传建文帝已于当天出走流亡的消息，说那具被安葬的尸体实际上是皇后的。尽管登基后的永乐皇帝朱棣表面上坚持建文帝已死，但种种迹象表明，他也在怀疑建文帝的下落。后来的修史者，基本判定永乐帝一直致力于在寻觅建文帝，他派出去暗访的队伍遍布全国各地乃至于海外，最著名的暗访者有两位，一位是太监郑和，另一位是大臣胡濙。
永乐二十一年，永乐帝在亲征蒙古的宣府（今河北张家口宣化区）行营里夤夜听取了胡濙关于建文帝暗访结果的汇报。《明史·胡濙传》：
惠帝之崩于火也，或言遁去，诸旧臣多从者，帝疑之。五年遣濙颁御制诸书，并访仙人张邋遢，遍行天下州郡乡邑，隐察建文帝安在。濙以故在外最久，至十四年乃还。所至，亦间以民隐闻。母丧乞归，不许，擢礼部左侍郎。十七年复出巡江、浙、湖、湘诸府。二十一年还朝，驰谒帝于宣府。帝已就寝，闻濙至，急起召入。濙悉以所闻对，漏下四鼓乃出。先，濙未至，传言建文帝蹈海去，帝分遣内臣郑和数辈浮海下西洋。至是疑始释。
胡濙驰谒永乐帝的月份，本传没有交代。当年的《文宗实录》留下了一个印迹：
八月甲子（十六日），礼部左侍郎胡濙进瑞光图及榔梅灵芝，具奏云今岁万寿圣节大岳太和山顶金殿现五色圆光，紫云周匝，逾时不散；山石产灵芝，榔梅结实特盛……
想必君臣见面就在此日。“进瑞光图及榔梅灵芝”云云，无非是史臣避重就轻的曲笔。
建文帝的下落
也就是说，永乐二十一年八月，关于建文帝下落，胡濙有重大的发现。而在永乐帝获得确切消息之前，有三拨任务不明的太监奉旨在雁荡山相会，还有一位小太监跟随着一位江西道监察御史——请注意，是主管江西而非浙江的都察院御史——也来到了浙江的雁荡山。
他们来得有些蹊跷。我们有理由怀疑，雁荡山一带与建文帝的下落有关，至少永乐帝和他的秘密调查团队可能有此疑猜。
我们的怀疑和他们的疑猜并非毫无根据。当“靖难”的血迹被时间冲洗得差不多了的时候，明朝中后期，坊间出现了两部详细记录建文帝从出亡到结局的奇书，一部叫《致身录》，作者署名史仲彬；一部叫《从亡随笔》，作者叫程济。
两部书的内容彼此有些出入，详略也不尽相同，但大致是接近的，就是以当事人的身份，言之凿凿地披露：靖难之师攻入南京城后，在程济等人的策划下，建文帝祝发出遁，在以云南为主的南方各省辗转流亡了近四十年。《致身录》所记终于洪熙元年（1425），是年明仁宗（朱棣之子）在位一年而崩，建文帝闻讯道：“吾心放下矣，今后而可往来，想关津不若昔之有意我也。”《从亡随笔》所记终于正统五年（1440），建文帝六十四岁时，他主动暴露身份，被带回京师，居于西内，并于当年亡故。
两部书一经面世就引发了不小的争议。钱谦益专门撰文予以批驳，潘柽章、李清也认为两书可疑；陈继儒、胡汝亨、文震孟则为之作序以示认可，张岱更是视之为信史。清朝的馆臣在修《明史》之际，还为此争讼不休。近代孟森对此有专门的论述。
实际上，不管《致身录》和《从亡随笔》的记载是否可靠，建文帝出亡的说法还是得到了各方面的认可。即便是批驳两书最有力的钱谦益，也是承认建文并未自焚，而是由当时的主录僧溥洽剃度出遁的。
在《建文年谱序》（出《有学集》）里，钱谦益还间接认可了永乐帝曾派人追踪建文的传闻：
以文皇帝（永乐）之神圣，明知孺子之不焚也，明知亡人之在外也，明知其朝于黔而夕于楚也。胡濙之访张邋遢，舍人而求诸仙，迂其词以宽之也；郑和之下西洋，舍近而求诸远，广其途以安之也；药灯之诅咒，剃染之借手，彼髡之罪，百倍方、黄，以荣国榻前一语言，改参彝而典僧录，其释然于溥洽，昭于中外者，所以慰藉少帝之心，而畀之以终老也。
建文君臣与雁荡山
把雁荡山与流亡中的建文帝联系起来的，主要是《致身录》。《从亡随笔》只提到天台和台州，没有提到雁荡山。据两书，建文帝于永乐二年（1044）正月从云南动身北返，八月初九日到江苏吴江，住在史仲彬家，重九日登天台山，十一月离开台州。《致身录》是年条：
（八月）十三日清晨，彬随师为两浙之行。杭州计游廿三日，天台、雁宕计游三十九日。会马二子、稽山主人、金焦亦来于石梁间，且云：“诸友俱约于此一会。”然终不一见。时天气已寒，师欲返云南，固却诸人而去。
文中的“师”，就是出家后的建文帝。马二子等人，都是协助建文帝逃亡的旧臣，当然，他们都改用了化名。
我们很难考证两书记载的真伪，也没有这个必要。不管怎么样，这里至少包含了两个方面的信息：第一，建文帝可能到过雁荡；第二，雁荡山能藏人，包括流亡的皇帝——或者说，在当时一些人的心目中，雁荡山及其周边地区是一个比较安全的“宜隐”的处所。据两书，建文帝此后又于永乐二十二年末、宣德七年十月两次重游天台，曾否到雁荡山未交代。
雁荡山的“宜隐”还体现在另一条关于建文旧臣的传闻上。朱彝尊《静志居诗话》卷五收录了一位名叫蒋兢的人为他的老师高逊志写的《祭高太常文》：
岁在壬午九月晦，吾师士敏高先生卒。师以国破家亡，遁影东瓯雁荡山中……天假之合，小子兢亦以未死之身来偷息于此，相对若梦寐，泪涔涔下。侍吾师厪（通“仅”）五十日，吾师竟长逝……兢穷途，无以成礼。林有巨木遭伐，其腹枵然，乞诸樵叟，敛而薶（通“埋”）之芙蓉峰北。
“壬午”即建文四年。我们姑且不管高逊志在靖难后是否栖身雁荡以终，也不管这篇文章是否出自蒋兢之手，只要有这么个传说被讲出来、散布出去、流传下来，就证明了雁荡山的“宜隐”还是有着相当的认可程度的。
明永乐二十一年（1423）三月九日，雁荡山来了三拨不寻常的游客。来者都带着“钦差内使”的头衔，用通常的称谓来描述，就是出宫为皇帝办事的太监；其中还至少有一位按现在的标准看算是外国人（范福坚祖贯交阯，即今越南；此外，阮赤也有可能是越南人）。这些钦差内使出行的目的地各不相同，却同时在雁荡山相会；他们甚至还留下了摩崖题名：
钦差内使、信裴福化，祖贯交阯布政司长津县范福坚，经过台、温府；钦差内使阮赤往温州府过此；钦差内使郭闵前往台州府经过。永乐癸卯三月九日题。
雁荡山有太监经游，据我了解历史上有8个批次，全部发生在明朝。最早留下记录的就是这三批人马；同一年，又有一位疑似为小太监的罗圭和江西道监察御史刘英一起到了雁荡山（天顺元年，即1457年，左监丞太监罗圭被派去镇守云南，估计就是三十四年前来雁荡山的罗圭，当时他还是个地位较低的小太监，所以名列御史之后）；宣德五年（1430），裴福化又带着十多位极有可能也是太监的随从，再次到雁荡山龙鼻洞“发心”塑了一尊像（所以他在永乐二十一年题名时自称为“信”，也就是信士）；景泰三年（1452）正月二十六日，钦差镇守浙江市舶提举司、内官陈彝经过雁荡山龙鼻洞“随喜”，随行的有锦衣卫官陈敬等十九人；成化十七年（1481）十一月，镇守浙江司设监太监李义与浙江总督备倭都指挥佥事黄琮、浙江守备温州都指挥佥事弓璇、温州府同知姚骏、乐清知县徐颐游雁荡山；正德五年（1510）七月二十八日，钦差陈吉祥游雁荡山。陈吉祥，从名字来分析，极有可能也是个太监；如果分析正确，他是迄今有记录的最后一批游雁荡山的太监。
胡濙的报告
太监游山，本来也说不上不寻常。我之所以关注起这件事，却是因为永乐二十一年发生远在北方的一次著名的君臣晤对，与传说中早些时候发生的雁荡山的一次隐秘游踪都指向同一个神秘人物：建文帝。而在明朝的历史上，太监出京往往负有特殊使命，在永乐朝，这种特殊使命也包括了察访建文帝的行踪。
我们先大致捋一下建文帝朱允炆的命运和传说。建文四年（1042）六月，当时还是燕王的朱棣率“靖难之师”攻入国都南京，发现建文帝已不见踪影，只留下几具烧焦了的尸体。宫人指认其中的一具为建文帝尸体，朱棣予以认可，假哭了一番后将其秘密安葬。不久，宫廷内外开始流传建文帝已于当天出走流亡的消息，说那具被安葬的尸体实际上是皇后的。尽管登基后的永乐皇帝朱棣表面上坚持建文帝已死，但种种迹象表明，他也在怀疑建文帝的下落。后来的修史者，基本判定永乐帝一直致力于在寻觅建文帝，他派出去暗访的队伍遍布全国各地乃至于海外，最著名的暗访者有两位，一位是太监郑和，另一位是大臣胡濙。
永乐二十一年，永乐帝在亲征蒙古的宣府（今河北张家口宣化区）行营里夤夜听取了胡濙关于建文帝暗访结果的汇报。《明史·胡濙传》：
惠帝之崩于火也，或言遁去，诸旧臣多从者，帝疑之。五年遣濙颁御制诸书，并访仙人张邋遢，遍行天下州郡乡邑，隐察建文帝安在。濙以故在外最久，至十四年乃还。所至，亦间以民隐闻。母丧乞归，不许，擢礼部左侍郎。十七年复出巡江、浙、湖、湘诸府。二十一年还朝，驰谒帝于宣府。帝已就寝，闻濙至，急起召入。濙悉以所闻对，漏下四鼓乃出。先，濙未至，传言建文帝蹈海去，帝分遣内臣郑和数辈浮海下西洋。至是疑始释。
胡濙驰谒永乐帝的月份，本传没有交代。当年的《文宗实录》留下了一个印迹：
八月甲子（十六日），礼部左侍郎胡濙进瑞光图及榔梅灵芝，具奏云今岁万寿圣节大岳太和山顶金殿现五色圆光，紫云周匝，逾时不散；山石产灵芝，榔梅结实特盛……
想必君臣见面就在此日。“进瑞光图及榔梅灵芝”云云，无非是史臣避重就轻的曲笔。
建文帝的下落
也就是说，永乐二十一年八月，关于建文帝下落，胡濙有重大的发现。而在永乐帝获得确切消息之前，有三拨任务不明的太监奉旨在雁荡山相会，还有一位小太监跟随着一位江西道监察御史——请注意，是主管江西而非浙江的都察院御史——也来到了浙江的雁荡山。
他们来得有些蹊跷。我们有理由怀疑，雁荡山一带与建文帝的下落有关，至少永乐帝和他的秘密调查团队可能有此疑猜。
我们的怀疑和他们的疑猜并非毫无根据。当“靖难”的血迹被时间冲洗得差不多了的时候，明朝中后期，坊间出现了两部详细记录建文帝从出亡到结局的奇书，一部叫《致身录》，作者署名史仲彬；一部叫《从亡随笔》，作者叫程济。
两部书的内容彼此有些出入，详略也不尽相同，但大致是接近的，就是以当事人的身份，言之凿凿地披露：靖难之师攻入南京城后，在程济等人的策划下，建文帝祝发出遁，在以云南为主的南方各省辗转流亡了近四十年。《致身录》所记终于洪熙元年（1425），是年明仁宗（朱棣之子）在位一年而崩，建文帝闻讯道：“吾心放下矣，今后而可往来，想关津不若昔之有意我也。”《从亡随笔》所记终于正统五年（1440），建文帝六十四岁时，他主动暴露身份，被带回京师，居于西内，并于当年亡故。
两部书一经面世就引发了不小的争议。钱谦益专门撰文予以批驳，潘柽章、李清也认为两书可疑；陈继儒、胡汝亨、文震孟则为之作序以示认可，张岱更是视之为信史。清朝的馆臣在修《明史》之际，还为此争讼不休。近代孟森对此有专门的论述。
实际上，不管《致身录》和《从亡随笔》的记载是否可靠，建文帝出亡的说法还是得到了各方面的认可。即便是批驳两书最有力的钱谦益，也是承认建文并未自焚，而是由当时的主录僧溥洽剃度出遁的。
在《建文年谱序》（出《有学集》）里，钱谦益还间接认可了永乐帝曾派人追踪建文的传闻：
以文皇帝（永乐）之神圣，明知孺子之不焚也，明知亡人之在外也，明知其朝于黔而夕于楚也。胡濙之访张邋遢，舍人而求诸仙，迂其词以宽之也；郑和之下西洋，舍近而求诸远，广其途以安之也；药灯之诅咒，剃染之借手，彼髡之罪，百倍方、黄，以荣国榻前一语言，改参彝而典僧录，其释然于溥洽，昭于中外者，所以慰藉少帝之心，而畀之以终老也。
建文君臣与雁荡山
把雁荡山与流亡中的建文帝联系起来的，主要是《致身录》。《从亡随笔》只提到天台和台州，没有提到雁荡山。据两书，建文帝于永乐二年（1044）正月从云南动身北返，八月初九日到江苏吴江，住在史仲彬家，重九日登天台山，十一月离开台州。《致身录》是年条：
（八月）十三日清晨，彬随师为两浙之行。杭州计游廿三日，天台、雁宕计游三十九日。会马二子、稽山主人、金焦亦来于石梁间，且云：“诸友俱约于此一会。”然终不一见。时天气已寒，师欲返云南，固却诸人而去。
文中的“师”，就是出家后的建文帝。马二子等人，都是协助建文帝逃亡的旧臣，当然，他们都改用了化名。
我们很难考证两书记载的真伪，也没有这个必要。不管怎么样，这里至少包含了两个方面的信息：第一，建文帝可能到过雁荡；第二，雁荡山能藏人，包括流亡的皇帝——或者说，在当时一些人的心目中，雁荡山及其周边地区是一个比较安全的“宜隐”的处所。据两书，建文帝此后又于永乐二十二年末、宣德七年十月两次重游天台，曾否到雁荡山未交代。
雁荡山的“宜隐”还体现在另一条关于建文旧臣的传闻上。朱彝尊《静志居诗话》卷五收录了一位名叫蒋兢的人为他的老师高逊志写的《祭高太常文》：
岁在壬午九月晦，吾师士敏高先生卒。师以国破家亡，遁影东瓯雁荡山中……天假之合，小子兢亦以未死之身来偷息于此，相对若梦寐，泪涔涔下。侍吾师厪（通“仅”）五十日，吾师竟长逝……兢穷途，无以成礼。林有巨木遭伐，其腹枵然，乞诸樵叟，敛而薶（通“埋”）之芙蓉峰北。
“壬午”即建文四年。我们姑且不管高逊志在靖难后是否栖身雁荡以终，也不管这篇文章是否出自蒋兢之手，只要有这么个传说被讲出来、散布出去、流传下来，就证明了雁荡山的“宜隐”还是有着相当的认可程度的。
#两会政在说##法眼看两会#【全国政协委员史贻云：统一城乡人身损害赔偿司法标准】提案名称：关于统一人身损害赔偿司法标准建议的提案提案人：全国政协委员、海南省政协副主席、民进海南省委会主委 史贻云
作为连任四届的全国政协委员，史贻云是一位名副其实的“资深委员”。履职以来，他始终关注国计民生发展，积极建言献策，先后将近百份提案带到了全国政协会议。
2020年，史贻云关注到，按照现行司法解释，人身损害赔偿司法标准对于城镇居民与农村居民的死亡赔偿金存在较大差额。随即，他向全国政协提交了关于统一人身损害赔偿司法标准建议的提案，从推进人身损害赔偿纠纷案件统一城乡居民赔偿标准试点工作等四个方面提出了具体建议。
最高人民法院在随后的公开回复中表示，截至目前，全国所有高级人民法院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生产建设兵团分院均已开展人身损害赔偿标准城乡统一试点工作，下发了辖区内适用的试点工作文件，并在案件审理中遵照适用。超过七成的高级人民法院在辖区内全面推行城乡标准统一试点，试点工作取得了阶段性成效。
史贻云对最高人民法院的回复表示满意，他说：“统一人身损害赔偿司法标准是社会文明和社会进步的重要体现，最高人民法院的回复内容详细，在调研的基础上有步骤地推进人身损害赔偿纠纷案件中城乡居民赔偿标准统一工作，其中一些数据和取得的工作效果符合我们的期待。”
目前，最高人民法院仍在继续推进《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等相关司法解释的修订工作，结合民法典的立法精神、最新规定，充分吸收人身损害赔偿标准城乡统一试点前期工作的成果，进一步加强对试点工作的调查研究，适时修订完善《人身损害赔偿解释》的规定。
史贻云表示，将会持续关注人身损害赔偿标准城乡统一问题，希望可以尽快完善相关司法解释，并在立法层面对“同命同价”予以具体体现，进一步彰显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精神和我国法治文明的进步。（来源：人民法院报 记者：刘婧）
作为连任四届的全国政协委员，史贻云是一位名副其实的“资深委员”。履职以来，他始终关注国计民生发展，积极建言献策，先后将近百份提案带到了全国政协会议。
2020年，史贻云关注到，按照现行司法解释，人身损害赔偿司法标准对于城镇居民与农村居民的死亡赔偿金存在较大差额。随即，他向全国政协提交了关于统一人身损害赔偿司法标准建议的提案，从推进人身损害赔偿纠纷案件统一城乡居民赔偿标准试点工作等四个方面提出了具体建议。
最高人民法院在随后的公开回复中表示，截至目前，全国所有高级人民法院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生产建设兵团分院均已开展人身损害赔偿标准城乡统一试点工作，下发了辖区内适用的试点工作文件，并在案件审理中遵照适用。超过七成的高级人民法院在辖区内全面推行城乡标准统一试点，试点工作取得了阶段性成效。
史贻云对最高人民法院的回复表示满意，他说：“统一人身损害赔偿司法标准是社会文明和社会进步的重要体现，最高人民法院的回复内容详细，在调研的基础上有步骤地推进人身损害赔偿纠纷案件中城乡居民赔偿标准统一工作，其中一些数据和取得的工作效果符合我们的期待。”
目前，最高人民法院仍在继续推进《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等相关司法解释的修订工作，结合民法典的立法精神、最新规定，充分吸收人身损害赔偿标准城乡统一试点前期工作的成果，进一步加强对试点工作的调查研究，适时修订完善《人身损害赔偿解释》的规定。
史贻云表示，将会持续关注人身损害赔偿标准城乡统一问题，希望可以尽快完善相关司法解释，并在立法层面对“同命同价”予以具体体现，进一步彰显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精神和我国法治文明的进步。（来源：人民法院报 记者：刘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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