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宗商品强势依旧】全球经济持续复苏，大宗商品的供给恢复相对偏慢且库存较低，而美联储和欧洲央行在2020年内仍将继续维持宽松货币政策，这都将支撑大宗商品价格保持强势。本刊特约作者 梁润 谭华清／文2020年年初，在新冠疫情冲击下，工业大宗商品的需求短期内快速降温，价格迅速下降。从2020年二季度开始，随着中国疫情快速受控，经济逐步复苏，工业大宗商品价格开始止跌回升。在2020年三季度以后，随着美国和欧洲经济也逐渐好转，全球对于工业大宗商品的需求进一步回暖，价格进一步快速上行。从IMF发布的大宗商品价格指数来看，从2020年4月至2021年3月，基础金属价格指数和能源价格指数分别上涨了73%和170%。从中国最主要的三种工业大宗商品原油、铁矿石和铜的价格来看，均在2020年二季度后大幅上涨。其中布伦特原油价格从不足15美元/桶上涨至近70美元/桶，上涨了422%，铁矿石从不足80美元/吨上涨至近180美元/吨，上涨了124%，铜从不足3.7万元/吨上涨至超过7万元/吨，上涨了92%。多因素共振本次工业大宗商品价格上涨的影响因素源于多个方面，是供给、需求、物流、库存和金融因素共振的结果。在供给方面，由于受疫情的影响，主要资源输出国的重要矿产企业停工，导致产能收缩；同时，原本计划的资本开支也被推迟。例如，2020年6月在188名工人被筛查新冠肺炎阳性后，巴西淡水河谷有三座矿山被强制暂停作业，这三座矿石年产量占淡水河谷年总产能的10%。世界第二大铜生产国秘鲁受疫情影响，大幅削减矿山上班员工数量，使得2020年铜产量同比下降12.5%。在需求方面，2020年二季度以后，随着中国经济的复苏，基建、地产投资走强，带动了铁矿石、煤炭、钢材、铜矿等大宗商品价格的回升。2020年11月以后，随着疫苗的问世和接种的推进，欧美经济逐渐走出二次疫情的阴影，经济复苏共振的迹象日益明朗，原油、铜矿这些受益于全球经济复苏的大宗商品价格出现了快速上升。在物流方面，全球大宗商品运输主要依靠海运。受疫情影响，全球的港口装卸效率大幅下降，并且由于各地区疫情差别很大，常常出现只能单程装载货物的情况，导致海运费用暴涨。原油价格上涨又进一步推升了海运费用。例如，波罗的海干散货指数2020年5月最低点为393，2021年4月已经涨至2385，上涨超过6倍。原油运输指数也从2020年11月最低点的403上涨至2021年3月的高点753，上涨了87%。在库存方面，在生产受限、物流受阻而经济逐步复苏的情形下，全球主要大宗商品的库存持续下降或维持低位。美国的原油和石油产品库存从2020年6月高点21.2亿桶下降至今年4月的19.2亿桶。LME的铜库存从2020年5月高点28.3万吨下降至2021年2月的7.3万吨，COMEX的铜库存从去年8月高点近9万短吨下降至2021年4月6.9万短吨，铜库存已经处于过去12年来的低位。中国铁矿石港口库存虽然从2020年6月以来持续恢复，但依然不高，仍未恢复至2018至2019年的平均水平。在金融方面，2020年美国和欧洲大量发行货币，也对大宗商品价格回升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从历史数据来看，美国和欧洲的M2总量增加1%，国际基础金属价格指数上涨1.9%，能源价格指数上涨2.7%。本次为应对疫情，美国和欧洲都实行了极为宽松的货币政策，从2020年2月至2021年2月，美国和欧元区的M2总量上涨了25%，如果按历史弹性推算，将推升基础金属价格指数和能源价格指数分别上涨49%和69%。大宗商品价格继续维持高位在全球经济持续恢复的大背景下，上半年工业大宗商品的需求和供给都将增加，但由于需求更多集中在发达经济体，从疫情影响中恢复更快，而很多工业大宗商品供给国由于疫情更加严重，供给恢复较慢，因此工业大宗商品价格短期内将继续维持高位。随着恢复的节奏不同，工业大宗商品价格将维持震荡格局。全球经济继续好转，对工业大宗的需求将继续增加。IMF2020年10月发布的对2021年全球经济增长率的预测为5.2%，而最新于2021年4月发布的预测已调高到6%，显示全球经济恢复速度好于此前的预期。从美国、欧元区、日本的制造业PMI来看，一季度PMI平均值分别达到了59、58.4和51.3，反映出发达经济体制造业在快速恢复，这将提升对工业大宗商品的需求。需要注意的是，中国对部分大宗商品的需求可能与2020年持平或略有下降。一方面，从2021年财政赤字率和专项债发行额度下降，以及国常会提出希望降低政府杠杆率来看，预计基建投资将放缓。另一方面，为达成碳达峰、碳中和阶段性目标，工信部要求2021年全年钢铁总产量同比下降。但总体而言，全球对大宗商品的需求在继续增长。工业大宗商品的供给也将增加，但恢复程度相对较慢，且受疫情影响较大。很多工业大宗商品的生产国都是发展中国家，受疫情影响程度比发达国家更大，疫苗推广速度和经济恢复也更慢。例如，受疫情影响，全球最大产铜国智利2月铜产量降至两年最低水平。全球最大铁矿石生产商巴西淡水河谷在2018年产量达到3.85亿吨。但由于2019年发生大面积溃坝事件，当年铁矿石产量减产21.5%至3.02亿吨。2020年受新冠疫情影响，铁矿石产量进一步下降了0.5%。截至2020年底，淡水河谷的产能已经恢复至3.22亿吨，并计划在2021年底恢复至3.5亿吨。2021年淡水河谷的产能修复可能是铁矿石产量增加的主要来源。但当前巴西仍然面临较为严重的新冠疫情，淡水河谷产量增长具有很大不确定性。欧佩克及其减产同盟国计划延长此前的减产计划，意味着原油供给也低于市场的预期。然而，也需要注意的是，原油价格回升推动美国页岩油产能回归，美国、利比亚和伊朗等国都开始增加或计划增加原油产量。受高价格刺激，其他工业大宗商品的新增产能也正在投产。但预计这些产能要在下半年才逐渐释放。主要工业大宗商品库存较低，美联储和欧洲央行在2021年内将继续维持宽松货币政策，油价上涨使得海运费用增加，也对大宗商品价格有所支撑。综合以上分析，工业大宗商品价格在2021年上半年预计将依然维持高位，受供需恢复的节奏影响，波动较大。下半年随着新产能的释放和疫情对供给的影响进一步减小，价格或有望下降。（梁润为北大汇丰智库高级研究员，谭华清为嘉实财富高级研究员）
宋明理学的源流
1、宋代理学为什么会起源
（1）、收拾人心
拨乱反正的需要。
唐末五代十国武人专政，风气败坏，道德沦亡，毫无廉耻，宋代读书人为扭转这不良风气，挽救人心社会，从教化入手而开讲学之风，促成理学存在基础。
（2）、与佛教争夺人心
抗击西方意识形态。
隋唐以来，佛教迅速发展，其精密思辨特点，对中国儒家这种缺乏逻辑思辩能力的格言式学说产生了致命的冲击，几乎瓦解了儒家学说。尤其是禅宗所讲的“明心见性”之道影响为最大。
儒家思想一向以现实社会的伦理纲常为主，但是大多是结论，缺乏哲学上的推理系统，无法解释疑惑，无法让人信服。
儒家学说是实用主义的，强调学以致用，其核心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政治技术，离不开功名利禄，没法进入形而上学境界，无法超越自己，例如儒家从不讨论：人是什么，我是谁，为什么活着，人可以知道的知识边界是什么这类古希腊时代热门的问题。
但是人类与动物不同，必然会问精神上的问题。由于我们精神是可以超越有限和无常的，但是精神的载体不论是生物身体或宇宙（六合八荒为宇。古往今来 为宙）都是有限和无常的，都有起点和边界。这就导致一个人生基本苦恼，也是一个人的基本问题：在物质领域不存在无限永恒，而人的精神却在追求超越这种有限 和无常。这样超越的的结果必然是从自我进入忘我，从理性进入信仰，从清醒进入混沌，超越的必然结果是无长短大小，先后轻重这些基于时空尺度的比较概念（超 越的标志就是消灭了时空概念，所谓坐忘的特征就是不知何地，不知何时），这种纯粹的精神永恒和无限境界按照很多超越者的描述时存在的，这就是所谓的彼岸， 不过这个彼岸只有精神才能达到，载体是去不了的。这个境界给中国的士大夫阶层打开了以上大门，远远超越了儒家政治技术学说的境界，导致儒家学说节节败退。
所以就算是唐代儒学得到政府大力倡导，但是由于儒学知识体系和逻辑体系的粗糙，实际影响却远不及佛学，甚至日益衰微，气息奄奄，士大夫阶层均以修行超越标榜。
宋初学者为建立儒学能够对抗佛教的逻辑体系和形而上学体系，不得不吸收道教和佛教中关于宇宙本体的概念（因为自己没有，儒家学说本质是如何做官的官场学说），作为建构自己的宇宙论和本体论，这就是理学。
（3）、儒学需要改革
传统意识形态需要修补。
儒学自两汉以至隋，已由孔、孟、荀的儒学变为经学，已经僵化到奄奄一息，必须创新求生。
经学从西汉、东汉到唐代，已由注重微言大义的今文经学一变而为专重训诂考据的古文经学，由笺注经传的“注”再变而为“注”作“注”的疏，致力于文 字训诂名物考据、章句分析，与孔、孟、荀“尊德性”、“论政治”的学风距离越来越远，而且笺注日趋繁琐，而唐人作“疏”，例不破“注”，即“注”有错误亦 不会指出，反而代为解释维护，这种琐屑的讲疏，有违孔、孟遗意，忽略先哲经传中所含义理的讨究，舍本逐末。已经走投无路。
其实韩愈、李翱的作《原道》、《复性书》时，就已经提出要创新，
他们鄙弃汉儒琐碎的训诂、章句之学，要专究于修己、治平之道，而着力于做人的工夫。
（4）、宋朝中央政府需要
君主大力提倡。是巩固权力的需要。
宋初各帝鉴于唐末五代以来伦理道德崩溃，臣民的廉耻之心尽丧，社会风气因此而败坏不堪，使一般的士人只求荣利，不重气节。如五代的冯道历事四姓十君而不以为耻，反而自称为“长乐老”洋洋自得。
更由于宋朝得位不正，担心武人效仿陈桥驿故事，所以坚定执行重文弃武国策，认为让国人多读书，就能防患于未然。
所以从宋太祖立国开始，便执行文做官而分利的政策，极力提倡文教，奖励儒学，力崇实践，专事于修养的工夫。
于是社会风气为之转移，进而成为宋儒致力于身心修养的理学。
国家政策的支持，导致宋代书院极盛，例如白鹿、岳麓、应天、嵩阳四大书院。书院多聘请名儒主讲，他们大多排斥功利，崇尚道义，教学宗旨在于发扬孔门义理之学及修己立人之道，开启了理学身体力行的风气。
这样也就彻底解除社会精英可能对宋家皇位的威胁。当然后遗症是让整个民族变成小白兔，精神被阉割，人人是太监，整个国家精神上不堪一击。
2、周敦颐
理学的开山鼻祖是周敦颐，周敦颐传程颢、程颐，二程再传朱熹，而奠定理学的基础。
周敦颐主要成就是《太极图说》和《通书》。
《太极图说》以图形说明宇宙发生的原理和次序，《通书》则重在阐述“诚”的意义。
周敦颐学说渊源于道家的太极、阴阳五行之说，参以佛家的心性，而以儒家仁义之道为宗。他核心名句是以“无欲故静”作为修养方法（实际是来自佛家“清静寂灭”之说，又与道家的“恬静无欲”有相近地方）。
周敦颐认为宇宙的起源乃由“无极而太极”，“太极”是宇宙的本体，“太极”动而生“阳”，静而生“阴”，动极而后静，静极而后动，循环不息而生金、木、水、火、土五行，由五行而生万物。
在人生方面，周敦颐认为阴阳五行配合得最恰当的就是人，所以万物中以人最灵秀，具有太极之理、五行之性，受太极“纯粹至善”的“理”，故人之性本来是善。
宇宙既由金、木、水、火、土五行构成，则人亦有仁（木）、义（金）、礼（火）、智（水）、信（土）五常。
其见诸实施，则不外乎仁义二者（所以配合阴阳）。
仁义之性，皆是善的，但用得不当，却可变为恶，所以人要不离乎中正以立“人极”（做人的标准），欲立“人极”，必须无欲、主静，无欲便会心灵虚 静，于事物的是非利害的考虑上便能居于中道，明理通达，而在行动上便自然的正直无私，能做到这样的话，便能达到至诚的境界，也是一个圣人的境界，同时也是 一个太极的境界，达至儒家追求的最高境界──天人合一。
周敦颐的学说已将宇宙论与修身为人之道揉合一起，建立起理学基础。
3、程颢和程颐
程颢、程颐的学问就是在《通书》基础上发展的。
但是二程不喜欢探讨宇宙问题，而主张直接从人生实际经验来建立人生的道理，因此教人从实际生活与内心体验上来寻求修养的方法。
程颢认为天下一切真理必须经过亲身体验，才不会流于空谈，他认为“天理”在于“仁”，人如能具有仁德，便能与天地万物为一体，所以学者必须先“识 仁”，他说：“学者须先识仁，义、礼、智、信皆仁也”。他认为“仁”在人之本性中，不须外求，只要“明心”，便能“见性”，便能“求仁”“得仁”，我们明 白这道理后，便须紧记不忘，更要身体力行，一切行事，皆本此心去做，即所谓以“诚敬存之”，所以“诚”与“敬”便是明道、修身、养性的法门。
程颢侧重“心”的修养，认为“舍心之外天下无理”，要人“自其心体验天理”。
总之，程颢认为学者须先识仁，然后以诚敬存养。他重内心体证，认为人必须透过内心反省以掌握做人、修养的道理。名言是“涵养须用敬，进学在致知”。
程颐论“心性”与程颢相同，但论“诚、敬”方面的修养则不一致。程颐提出“存天理，去人欲”的方法在“涵养”和“进学”两方面，并认为“涵养须用 敬，进学在致知”、“诚意在致知，致知在格物”。一方面修己的意志，使之专一集中，不为外物所动（敬）；一方面今日格（“穷”(求)的意思）一物（理）， 明日格一物，然后加以归纳，便会豁然贯通，明白万物都是一理。他主张“持敬”与“穷理”并重。
这是朱熹朱熹道问学、即物穷理之学说的来源。
4、朱熹
朱熹集宋代理学之大成，他认为“格物”、“致知”可帮助了解个别事物的理，从而归纳了解宇宙的天理，因此他认为修养方法在“道问学”以致知，“存天理”以去人欲。
朱熹认为宇宙间万事万物都有一个真理存在，这个真理就是“太极”。至于“真理”要表现而成为具体的形象，则有赖于“气”。他说：“理也者，形而上 之道也，生物之本也，气也者，形而下之器也，生物之具也”。由此而解释到人、物的形成：“理”与“气”合而构成人，由于气中有清、浊，因而人性亦有善、有 恶。
因此，朱熹教人从善，要“存天理，去人欲”。
要去人欲，便必须“敬”与“致知”。
所谓“敬”，是要使人的一己之心，常常受到警策监督，一旦有私念私欲的萌芽，便要马上加以克制；“致知”即求取学问的意思，他以为天下之物理精髓皆具于圣贤书中，所以读圣贤典籍便是致知的所在，而古书则以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为六经的阶梯。
人若做到“敬”与“致知”，是绝对可以到达至德、至善、至理的境界。
宋代的理学经朱熹提倡而大盛。
5、邵康节（邵雍）
另外一个原创者是邵雍，着有《先天图》等。他根据《易传》关于八卦形成的解释，参杂道教思想，认为宇宙之本是“太极”，亦即是“道”、“心”（换 言之道是天地万物的本源）；太极永恒不变，而天地万物皆有消长、有终始，人如能知天地万物之道，便能参天地、育万物，成为天地万物的主宰（简单说就是天人 同构）。
6、陆九渊
另外一个原创者是陆九渊，他认为“宇宙即吾心，吾心即宇宙”，故透过自我内心的反省即可了解天理；他重视持敬，持敬使人能明心见性，因此他强调反省，认为知识的多寡与个人修养无必然关系。而提倡“尊德性”。
陆九渊特别注重持敬的内向工夫，主张心即是理，不容有二，认为即物穷理为支离破碎，而教人先发明本心之明，而后博览，以应万物之变。陆九渊名言：“学苟知本，六经皆我注脚”。陆九渊启发了明代王阳明的心学。
7、张载
还得介绍一下张载。张载是继孙复、范仲淹经世济人的思想再加以性理的参透而成。张载治学以《易》为宗，以《中庸》为体，以“孔孟”为法。
张载认为万物的生长发展都由于气的聚散、动静，气中又有阴阳二性，沉、降、静之性是阴性，浮、升、动之性是阳性，气有聚散，气聚则物成，气散则物 毁。气的聚散，有一定的规律。所以物的产生，有一定的秩序，这叫做“理”。“人”亦由气聚所产生，故亦得其性的部分，具有“天地之性”和“气质之性”。人 与万物俱生于天地之间，天地是人与万物的父母，人就应该努力破除“我”与“非我”的界限，而使个体和天地万物合一。为达这目的，首先要变化“气质之性”， 使它恢复为原来的“天地之性”；“天地之性”就是朱熹所说的“理”。
张载在《西铭》一文中阐明人对宇宙所应持的态度：“吾人之体”即“宇宙之体”，“吾人之性”即“宇宙之性”，我们应视宇宙为父母，应以事父母之道对待宇宙，应视天下之人皆如兄弟，天下万物皆如同类。
所以张载提出了“民胞物与”的主张。
张载核心名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8、叶适
叶适是理学务实派（事功派）的代表人物，特点是“教人就事上理会，步步着实，言之必使可行，足以开物成务”（也即可行性优先于必要性）。叶适曾经与朱朱熹陆九渊鼎立而三。
叶适提倡功利，反对空谈性命，认为学者重点是学以致用，所以重典章、重经济、重致用，倡改革，主张“义理之学不必深穷”。认为“既无功利，则道义者乃无用之虚语”。主张“通商惠工，以国家之力扶持商贾，流通货币”，反对传统的“重本抑末”（即只重农业、轻视工商）政策。
叶适的哲学思想是：强调“道”存在于事物本身之中，“物之所在，道则在焉”。物由气构成，五行八卦都是气的变化形态。提出“一物为两”、“一而不 同”的关于事物对立统一的命题，认为事物对立面处于依存、转化之中，强调“止于中庸”。认识上主张“以物用不以己用”，提倡对事物作实际考察来确定义理。 反对朱熹陆九渊等等的性理空谈，认为糅合儒、佛、道三家思想提出“无极”、“太极”等学说的周敦颐纯属谬论。但是叶适显然缺乏思辩能力和逻辑能力，其哲学 思想比较浅薄。
叶适本人虽然强调实践，但是其门人多流于辞章，纯属口水党：“水心之门，有为性命之学者，有为经制之学者，有为文字之学者”。只有少数有“欲以事功见其门庭”。
1、宋代理学为什么会起源
（1）、收拾人心
拨乱反正的需要。
唐末五代十国武人专政，风气败坏，道德沦亡，毫无廉耻，宋代读书人为扭转这不良风气，挽救人心社会，从教化入手而开讲学之风，促成理学存在基础。
（2）、与佛教争夺人心
抗击西方意识形态。
隋唐以来，佛教迅速发展，其精密思辨特点，对中国儒家这种缺乏逻辑思辩能力的格言式学说产生了致命的冲击，几乎瓦解了儒家学说。尤其是禅宗所讲的“明心见性”之道影响为最大。
儒家思想一向以现实社会的伦理纲常为主，但是大多是结论，缺乏哲学上的推理系统，无法解释疑惑，无法让人信服。
儒家学说是实用主义的，强调学以致用，其核心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政治技术，离不开功名利禄，没法进入形而上学境界，无法超越自己，例如儒家从不讨论：人是什么，我是谁，为什么活着，人可以知道的知识边界是什么这类古希腊时代热门的问题。
但是人类与动物不同，必然会问精神上的问题。由于我们精神是可以超越有限和无常的，但是精神的载体不论是生物身体或宇宙（六合八荒为宇。古往今来 为宙）都是有限和无常的，都有起点和边界。这就导致一个人生基本苦恼，也是一个人的基本问题：在物质领域不存在无限永恒，而人的精神却在追求超越这种有限 和无常。这样超越的的结果必然是从自我进入忘我，从理性进入信仰，从清醒进入混沌，超越的必然结果是无长短大小，先后轻重这些基于时空尺度的比较概念（超 越的标志就是消灭了时空概念，所谓坐忘的特征就是不知何地，不知何时），这种纯粹的精神永恒和无限境界按照很多超越者的描述时存在的，这就是所谓的彼岸， 不过这个彼岸只有精神才能达到，载体是去不了的。这个境界给中国的士大夫阶层打开了以上大门，远远超越了儒家政治技术学说的境界，导致儒家学说节节败退。
所以就算是唐代儒学得到政府大力倡导，但是由于儒学知识体系和逻辑体系的粗糙，实际影响却远不及佛学，甚至日益衰微，气息奄奄，士大夫阶层均以修行超越标榜。
宋初学者为建立儒学能够对抗佛教的逻辑体系和形而上学体系，不得不吸收道教和佛教中关于宇宙本体的概念（因为自己没有，儒家学说本质是如何做官的官场学说），作为建构自己的宇宙论和本体论，这就是理学。
（3）、儒学需要改革
传统意识形态需要修补。
儒学自两汉以至隋，已由孔、孟、荀的儒学变为经学，已经僵化到奄奄一息，必须创新求生。
经学从西汉、东汉到唐代，已由注重微言大义的今文经学一变而为专重训诂考据的古文经学，由笺注经传的“注”再变而为“注”作“注”的疏，致力于文 字训诂名物考据、章句分析，与孔、孟、荀“尊德性”、“论政治”的学风距离越来越远，而且笺注日趋繁琐，而唐人作“疏”，例不破“注”，即“注”有错误亦 不会指出，反而代为解释维护，这种琐屑的讲疏，有违孔、孟遗意，忽略先哲经传中所含义理的讨究，舍本逐末。已经走投无路。
其实韩愈、李翱的作《原道》、《复性书》时，就已经提出要创新，
他们鄙弃汉儒琐碎的训诂、章句之学，要专究于修己、治平之道，而着力于做人的工夫。
（4）、宋朝中央政府需要
君主大力提倡。是巩固权力的需要。
宋初各帝鉴于唐末五代以来伦理道德崩溃，臣民的廉耻之心尽丧，社会风气因此而败坏不堪，使一般的士人只求荣利，不重气节。如五代的冯道历事四姓十君而不以为耻，反而自称为“长乐老”洋洋自得。
更由于宋朝得位不正，担心武人效仿陈桥驿故事，所以坚定执行重文弃武国策，认为让国人多读书，就能防患于未然。
所以从宋太祖立国开始，便执行文做官而分利的政策，极力提倡文教，奖励儒学，力崇实践，专事于修养的工夫。
于是社会风气为之转移，进而成为宋儒致力于身心修养的理学。
国家政策的支持，导致宋代书院极盛，例如白鹿、岳麓、应天、嵩阳四大书院。书院多聘请名儒主讲，他们大多排斥功利，崇尚道义，教学宗旨在于发扬孔门义理之学及修己立人之道，开启了理学身体力行的风气。
这样也就彻底解除社会精英可能对宋家皇位的威胁。当然后遗症是让整个民族变成小白兔，精神被阉割，人人是太监，整个国家精神上不堪一击。
2、周敦颐
理学的开山鼻祖是周敦颐，周敦颐传程颢、程颐，二程再传朱熹，而奠定理学的基础。
周敦颐主要成就是《太极图说》和《通书》。
《太极图说》以图形说明宇宙发生的原理和次序，《通书》则重在阐述“诚”的意义。
周敦颐学说渊源于道家的太极、阴阳五行之说，参以佛家的心性，而以儒家仁义之道为宗。他核心名句是以“无欲故静”作为修养方法（实际是来自佛家“清静寂灭”之说，又与道家的“恬静无欲”有相近地方）。
周敦颐认为宇宙的起源乃由“无极而太极”，“太极”是宇宙的本体，“太极”动而生“阳”，静而生“阴”，动极而后静，静极而后动，循环不息而生金、木、水、火、土五行，由五行而生万物。
在人生方面，周敦颐认为阴阳五行配合得最恰当的就是人，所以万物中以人最灵秀，具有太极之理、五行之性，受太极“纯粹至善”的“理”，故人之性本来是善。
宇宙既由金、木、水、火、土五行构成，则人亦有仁（木）、义（金）、礼（火）、智（水）、信（土）五常。
其见诸实施，则不外乎仁义二者（所以配合阴阳）。
仁义之性，皆是善的，但用得不当，却可变为恶，所以人要不离乎中正以立“人极”（做人的标准），欲立“人极”，必须无欲、主静，无欲便会心灵虚 静，于事物的是非利害的考虑上便能居于中道，明理通达，而在行动上便自然的正直无私，能做到这样的话，便能达到至诚的境界，也是一个圣人的境界，同时也是 一个太极的境界，达至儒家追求的最高境界──天人合一。
周敦颐的学说已将宇宙论与修身为人之道揉合一起，建立起理学基础。
3、程颢和程颐
程颢、程颐的学问就是在《通书》基础上发展的。
但是二程不喜欢探讨宇宙问题，而主张直接从人生实际经验来建立人生的道理，因此教人从实际生活与内心体验上来寻求修养的方法。
程颢认为天下一切真理必须经过亲身体验，才不会流于空谈，他认为“天理”在于“仁”，人如能具有仁德，便能与天地万物为一体，所以学者必须先“识 仁”，他说：“学者须先识仁，义、礼、智、信皆仁也”。他认为“仁”在人之本性中，不须外求，只要“明心”，便能“见性”，便能“求仁”“得仁”，我们明 白这道理后，便须紧记不忘，更要身体力行，一切行事，皆本此心去做，即所谓以“诚敬存之”，所以“诚”与“敬”便是明道、修身、养性的法门。
程颢侧重“心”的修养，认为“舍心之外天下无理”，要人“自其心体验天理”。
总之，程颢认为学者须先识仁，然后以诚敬存养。他重内心体证，认为人必须透过内心反省以掌握做人、修养的道理。名言是“涵养须用敬，进学在致知”。
程颐论“心性”与程颢相同，但论“诚、敬”方面的修养则不一致。程颐提出“存天理，去人欲”的方法在“涵养”和“进学”两方面，并认为“涵养须用 敬，进学在致知”、“诚意在致知，致知在格物”。一方面修己的意志，使之专一集中，不为外物所动（敬）；一方面今日格（“穷”(求)的意思）一物（理）， 明日格一物，然后加以归纳，便会豁然贯通，明白万物都是一理。他主张“持敬”与“穷理”并重。
这是朱熹朱熹道问学、即物穷理之学说的来源。
4、朱熹
朱熹集宋代理学之大成，他认为“格物”、“致知”可帮助了解个别事物的理，从而归纳了解宇宙的天理，因此他认为修养方法在“道问学”以致知，“存天理”以去人欲。
朱熹认为宇宙间万事万物都有一个真理存在，这个真理就是“太极”。至于“真理”要表现而成为具体的形象，则有赖于“气”。他说：“理也者，形而上 之道也，生物之本也，气也者，形而下之器也，生物之具也”。由此而解释到人、物的形成：“理”与“气”合而构成人，由于气中有清、浊，因而人性亦有善、有 恶。
因此，朱熹教人从善，要“存天理，去人欲”。
要去人欲，便必须“敬”与“致知”。
所谓“敬”，是要使人的一己之心，常常受到警策监督，一旦有私念私欲的萌芽，便要马上加以克制；“致知”即求取学问的意思，他以为天下之物理精髓皆具于圣贤书中，所以读圣贤典籍便是致知的所在，而古书则以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为六经的阶梯。
人若做到“敬”与“致知”，是绝对可以到达至德、至善、至理的境界。
宋代的理学经朱熹提倡而大盛。
5、邵康节（邵雍）
另外一个原创者是邵雍，着有《先天图》等。他根据《易传》关于八卦形成的解释，参杂道教思想，认为宇宙之本是“太极”，亦即是“道”、“心”（换 言之道是天地万物的本源）；太极永恒不变，而天地万物皆有消长、有终始，人如能知天地万物之道，便能参天地、育万物，成为天地万物的主宰（简单说就是天人 同构）。
6、陆九渊
另外一个原创者是陆九渊，他认为“宇宙即吾心，吾心即宇宙”，故透过自我内心的反省即可了解天理；他重视持敬，持敬使人能明心见性，因此他强调反省，认为知识的多寡与个人修养无必然关系。而提倡“尊德性”。
陆九渊特别注重持敬的内向工夫，主张心即是理，不容有二，认为即物穷理为支离破碎，而教人先发明本心之明，而后博览，以应万物之变。陆九渊名言：“学苟知本，六经皆我注脚”。陆九渊启发了明代王阳明的心学。
7、张载
还得介绍一下张载。张载是继孙复、范仲淹经世济人的思想再加以性理的参透而成。张载治学以《易》为宗，以《中庸》为体，以“孔孟”为法。
张载认为万物的生长发展都由于气的聚散、动静，气中又有阴阳二性，沉、降、静之性是阴性，浮、升、动之性是阳性，气有聚散，气聚则物成，气散则物 毁。气的聚散，有一定的规律。所以物的产生，有一定的秩序，这叫做“理”。“人”亦由气聚所产生，故亦得其性的部分，具有“天地之性”和“气质之性”。人 与万物俱生于天地之间，天地是人与万物的父母，人就应该努力破除“我”与“非我”的界限，而使个体和天地万物合一。为达这目的，首先要变化“气质之性”， 使它恢复为原来的“天地之性”；“天地之性”就是朱熹所说的“理”。
张载在《西铭》一文中阐明人对宇宙所应持的态度：“吾人之体”即“宇宙之体”，“吾人之性”即“宇宙之性”，我们应视宇宙为父母，应以事父母之道对待宇宙，应视天下之人皆如兄弟，天下万物皆如同类。
所以张载提出了“民胞物与”的主张。
张载核心名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8、叶适
叶适是理学务实派（事功派）的代表人物，特点是“教人就事上理会，步步着实，言之必使可行，足以开物成务”（也即可行性优先于必要性）。叶适曾经与朱朱熹陆九渊鼎立而三。
叶适提倡功利，反对空谈性命，认为学者重点是学以致用，所以重典章、重经济、重致用，倡改革，主张“义理之学不必深穷”。认为“既无功利，则道义者乃无用之虚语”。主张“通商惠工，以国家之力扶持商贾，流通货币”，反对传统的“重本抑末”（即只重农业、轻视工商）政策。
叶适的哲学思想是：强调“道”存在于事物本身之中，“物之所在，道则在焉”。物由气构成，五行八卦都是气的变化形态。提出“一物为两”、“一而不 同”的关于事物对立统一的命题，认为事物对立面处于依存、转化之中，强调“止于中庸”。认识上主张“以物用不以己用”，提倡对事物作实际考察来确定义理。 反对朱熹陆九渊等等的性理空谈，认为糅合儒、佛、道三家思想提出“无极”、“太极”等学说的周敦颐纯属谬论。但是叶适显然缺乏思辩能力和逻辑能力，其哲学 思想比较浅薄。
叶适本人虽然强调实践，但是其门人多流于辞章，纯属口水党：“水心之门，有为性命之学者，有为经制之学者，有为文字之学者”。只有少数有“欲以事功见其门庭”。
【奋斗到底，唯我少年】
《曙光·少年 赵世炎》
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赵世炎生于1901年4月，1919年追随李大钊参加“少年中国学会”，1920年在从上海赴法勤工俭学的船上，他作歌一首：“山之涯，海之湄，少年中国短别离，短别离，长相忆，奋斗到底，唯我少年有此志气。”1921年，巴黎共产主义小组成立，赵世炎和周恩来等同志名列其中。他们后来发起组织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创办《少年》月刊，赵世炎和周恩来又相继担任编辑。
由天津广播电视台、中共天津市委党史研究室、天津市档案馆联合制作的大型电视纪录片《曙光》，赵世炎一集名为《少年》。1924年，他从苏联莫斯科中央大学归国后，先后在北方区委和江浙区委工作，在担任北方区委宣传部长和北京市地委书记时，他经常来津指导工人运动，1925年“五卅”运动后期曾有一段驻津主编《工人小报》的往事。
住东北角大东旅社
主编天津最早的工人日报
1925年秋天以后，赵世炎常驻天津，主要指导总工会工作，住在大东旅社。天津总工会成立于1925年8月4日，一度设在鼓楼旁侧广东会馆。天津地委也经常利用广东会馆开会、演戏，进行反帝反军阀的宣传。
大东旅社现在鲜为人知。它坐落于东北角大胡同一侧，后来曾有一长途公共汽车站，那里的车库即为其旧址所在，也就是现今古文化街北口外解放广场的位置。也有资料记载其在老铁桥之畔，这也没错，它就在海河岸边，金钢桥一侧。大东旅社原是直鲁军阀李书凤所办的旅社和烟馆，李书凤是直隶督办李景林的侄子，在李景林被国民军赶出天津后，这幢有23间住房的三层楼房的旅社被接管。据《益世报》载，1926年元旦下午4点，天津总工会在新会址大东旅社举行隆重的升旗典礼。
当时的天津党团地委组织以国民党市党部名义在此办公，大东旅社遂成为各革命群众团体活动的指挥中心。天津很多党团干部如李季达、于方舟、李希逸、江震寰等和来津指导工作的赵世炎都曾在此居住。
赵世炎生活简朴，房间里屋只有一张床，一个面盆，一把椅子和一个报架，别无其他陈设。他每天早晨起床先看英文《泰晤士报》，之后布置工作。由赵世炎倡导，经中共天津地委决定，天津总工会于1926年1月25日创刊《工人小报》，是天津最早的工人日报，赵世炎担任主编。有资料显示称《工人小报》是李季达主编办，并不准确，因为《工人小报》在国民军于3月撤出天津时即停刊，李季达1925年6月来津改组天津地委，天津地委于7月创办报纸《工人生活》，由安幸生、李培良、陶卓然所编，李季达作为地委书记必然对其有所关注。据笔者看到的资料，《工人小报》创刊前10天，《工人生活》仍在出刊。此为两种报刊。
赵世炎所编《工人小报》现已鲜见，文献资料对它的介绍也不多，现在存世的只有创刊号这一期。
创刊号发文祝贺工友
收入中国共产党先驱领袖文库
《工人小报》创刊号上的发刊词是赵世炎所写，题目是“《工人小报》出版祝贺工友”。文字朴实无华，既不讲高深道理，也不用晦涩词藻，而是浅白如话，如诉家常。看得出来，它是专门面向工人所写的。这篇文章收入“中国共产党先驱领袖文库”，于2013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赵世炎文集》中。
“今天，是《工人小报》第一天与诸位工友见面。《工人小报》是总工会出的报，也是天津几十万工友大伙共有的一张小日报，这份小报寄到外埠去，各处工友看见小报上说的全是工人自己的话，为的是工人阶级的利益，也算是各处工友大伙共有的报。”这段文字总述小报，说明它是日报，说明它的波及范围，其中“工友大伙”一句颇见亲切。
“我们工人太吃亏了！工人认字的既不多，认得字的也没报可看。那些大报没有好的，不是工人看的，既买不起，也看不得劲。小张的报呢更糟了！他们那些小报，也不过抄一抄大报，并没有替工人说话的。我们工人要看的，就是工人自己的报纸。
天津总工会代表天津几十万无产阶级，一面要竭力组织大家团结，一面也要供给工友以时事消息和政治常识，这张小报，就因为这个才出版。本报出版时就要：祝贺工友们！祝贺什么呢? 祝贺工友们快快团结！大家都来团结，组织工会，各厂有各厂的工会，各地有各地的总工会，一齐团结在中华全国总工会旗帜之下。”这两段文字提出，工人因识字不多和无报可看，故而“吃亏”，以总工会的名义，用小报号召大家团结起来。
“目下国内的情形虽不好，战事没息，反动的军阀没倒，外国帝国主义还侵略中国，可是中国的平民都抬起头来了！我们的民众运动，一天比一天盛，人民革命的事业，一天比一天有望。实在说起来，情形是进步了。便是工人，也一天比一天团结；无论在何处，不管军阀和外国人怎样压迫，我们老是干……”这段又进一步阐明了工友团结的意义和价值。
“工友们！本报敬谨祝贺你们，本报以后的职务，没别的，只有维护工人的利益，拥护工人的团结。”结尾敬谨祝工友们，并总结出《工人小报》职能，此处“职务”一词所用并不恰当，而应为“职能”。赵世炎一味地使用白话，视角下沉，可以看出他满腔热忱地对着工人说话。而文字相对粗糙，也可看出当时时间的仓促，人力的匮乏，斗争的残酷。
在《工人小报》创刊号上还有一篇文章，是题为《工会复活歌》的一首歌词。赵世炎在北方区委刊物《政治生活》中还发表了一篇文章《庆祝北京天津总工会成立》，开篇就说：“在1926年的第一天就有值得我们特别注意的两件事：一是北京总工会的正式成立，一是天津总工会的重新恢复。”
这首《工会复活歌》记录了天津总工会重新恢复时工友快乐的心情，歌词朴实，亲切感人，又极富鼓动性，使用的乃是民歌说唱风格。歌词未见收入《赵世炎文集》，尚不确定是否为赵世炎创作。
这首歌的歌词是这样的：“诸位呀，工友呀，听我说呀，咱的工会又复活，大家真快乐……从今呀，以后呀，齐声唱，愿我工会地久天长，生活才有保障……遇见呀，工友呀，把他劝，加入工会做个会员，工会大又坚……”当时工人运动的状况已跃然纸上了。
一起工作的同志回忆赵世炎
工作细致周到效率很高
当时天津具备一定文化程度的干部奇缺，故而《工人小报》由赵世炎一手负责。他当时要经常开会作报告，深入基层调查研究，但报纸每天照常出刊，为此不得不工作到深夜乃至通宵。
据参与《工人小报》编辑工作的邢克让回忆，赵世炎工作紧张，但细致周到，效率很高。八开纸的小报全部约稿、改稿、编辑，乃至文章的标题用几号字，都是他一个人动手，创刊号上发刊词和以后每期的社论都出自他的手笔。当时邢克让只有十七八岁，帮助赵世炎做小报的校对发行和经费管理，这些事也是在赵世炎的具体指点下进行的。小报的主要内容是报道天津、唐山等地工人运动情况和各地的革命运动，发行很广，每天向唐山、北京，甚至莫斯科等地发售。
李志新对于赵世炎办报也有具体回忆。赵世炎住在旅社楼上的东间，他住一通间两小间，两张办公桌接起来放在当中，靠墙放一张床，既是办公室又是宿舍。《工人小报》的筹备、编辑都由他一人负责。记得他从苏联报纸上剪下一些小题头，如镰刀斧头，等等，作为《工人小报》的花样，赵世炎要李志新把这些东西拿到一家英国人开办的印字馆去作铅模（中国人当时还做不出来）。以后小报出版，他日夜忙于编写，都是邢克让帮他校对，由协议印刷局印刷。
吕宜之的回忆充满感情，他说，赵世炎对宣传工作非常重视，对《工人小报》的编辑都是亲自指导，排版版面、校对等也都要亲自过目。这种精神给所有一起工作的同志起到了好的榜样。
就在1926年当年，赵世炎南下工作。转年3月，他参与领导了上海第三次工人起义的武装斗争，获得胜利。是年7月2日被捕，在狱中遭受酷刑而不改其志，当月19日在上海枫林桥英勇就义，时年仅26岁。（文 杨仲达)
《曙光·少年 赵世炎》
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赵世炎生于1901年4月，1919年追随李大钊参加“少年中国学会”，1920年在从上海赴法勤工俭学的船上，他作歌一首：“山之涯，海之湄，少年中国短别离，短别离，长相忆，奋斗到底，唯我少年有此志气。”1921年，巴黎共产主义小组成立，赵世炎和周恩来等同志名列其中。他们后来发起组织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创办《少年》月刊，赵世炎和周恩来又相继担任编辑。
由天津广播电视台、中共天津市委党史研究室、天津市档案馆联合制作的大型电视纪录片《曙光》，赵世炎一集名为《少年》。1924年，他从苏联莫斯科中央大学归国后，先后在北方区委和江浙区委工作，在担任北方区委宣传部长和北京市地委书记时，他经常来津指导工人运动，1925年“五卅”运动后期曾有一段驻津主编《工人小报》的往事。
住东北角大东旅社
主编天津最早的工人日报
1925年秋天以后，赵世炎常驻天津，主要指导总工会工作，住在大东旅社。天津总工会成立于1925年8月4日，一度设在鼓楼旁侧广东会馆。天津地委也经常利用广东会馆开会、演戏，进行反帝反军阀的宣传。
大东旅社现在鲜为人知。它坐落于东北角大胡同一侧，后来曾有一长途公共汽车站，那里的车库即为其旧址所在，也就是现今古文化街北口外解放广场的位置。也有资料记载其在老铁桥之畔，这也没错，它就在海河岸边，金钢桥一侧。大东旅社原是直鲁军阀李书凤所办的旅社和烟馆，李书凤是直隶督办李景林的侄子，在李景林被国民军赶出天津后，这幢有23间住房的三层楼房的旅社被接管。据《益世报》载，1926年元旦下午4点，天津总工会在新会址大东旅社举行隆重的升旗典礼。
当时的天津党团地委组织以国民党市党部名义在此办公，大东旅社遂成为各革命群众团体活动的指挥中心。天津很多党团干部如李季达、于方舟、李希逸、江震寰等和来津指导工作的赵世炎都曾在此居住。
赵世炎生活简朴，房间里屋只有一张床，一个面盆，一把椅子和一个报架，别无其他陈设。他每天早晨起床先看英文《泰晤士报》，之后布置工作。由赵世炎倡导，经中共天津地委决定，天津总工会于1926年1月25日创刊《工人小报》，是天津最早的工人日报，赵世炎担任主编。有资料显示称《工人小报》是李季达主编办，并不准确，因为《工人小报》在国民军于3月撤出天津时即停刊，李季达1925年6月来津改组天津地委，天津地委于7月创办报纸《工人生活》，由安幸生、李培良、陶卓然所编，李季达作为地委书记必然对其有所关注。据笔者看到的资料，《工人小报》创刊前10天，《工人生活》仍在出刊。此为两种报刊。
赵世炎所编《工人小报》现已鲜见，文献资料对它的介绍也不多，现在存世的只有创刊号这一期。
创刊号发文祝贺工友
收入中国共产党先驱领袖文库
《工人小报》创刊号上的发刊词是赵世炎所写，题目是“《工人小报》出版祝贺工友”。文字朴实无华，既不讲高深道理，也不用晦涩词藻，而是浅白如话，如诉家常。看得出来，它是专门面向工人所写的。这篇文章收入“中国共产党先驱领袖文库”，于2013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赵世炎文集》中。
“今天，是《工人小报》第一天与诸位工友见面。《工人小报》是总工会出的报，也是天津几十万工友大伙共有的一张小日报，这份小报寄到外埠去，各处工友看见小报上说的全是工人自己的话，为的是工人阶级的利益，也算是各处工友大伙共有的报。”这段文字总述小报，说明它是日报，说明它的波及范围，其中“工友大伙”一句颇见亲切。
“我们工人太吃亏了！工人认字的既不多，认得字的也没报可看。那些大报没有好的，不是工人看的，既买不起，也看不得劲。小张的报呢更糟了！他们那些小报，也不过抄一抄大报，并没有替工人说话的。我们工人要看的，就是工人自己的报纸。
天津总工会代表天津几十万无产阶级，一面要竭力组织大家团结，一面也要供给工友以时事消息和政治常识，这张小报，就因为这个才出版。本报出版时就要：祝贺工友们！祝贺什么呢? 祝贺工友们快快团结！大家都来团结，组织工会，各厂有各厂的工会，各地有各地的总工会，一齐团结在中华全国总工会旗帜之下。”这两段文字提出，工人因识字不多和无报可看，故而“吃亏”，以总工会的名义，用小报号召大家团结起来。
“目下国内的情形虽不好，战事没息，反动的军阀没倒，外国帝国主义还侵略中国，可是中国的平民都抬起头来了！我们的民众运动，一天比一天盛，人民革命的事业，一天比一天有望。实在说起来，情形是进步了。便是工人，也一天比一天团结；无论在何处，不管军阀和外国人怎样压迫，我们老是干……”这段又进一步阐明了工友团结的意义和价值。
“工友们！本报敬谨祝贺你们，本报以后的职务，没别的，只有维护工人的利益，拥护工人的团结。”结尾敬谨祝工友们，并总结出《工人小报》职能，此处“职务”一词所用并不恰当，而应为“职能”。赵世炎一味地使用白话，视角下沉，可以看出他满腔热忱地对着工人说话。而文字相对粗糙，也可看出当时时间的仓促，人力的匮乏，斗争的残酷。
在《工人小报》创刊号上还有一篇文章，是题为《工会复活歌》的一首歌词。赵世炎在北方区委刊物《政治生活》中还发表了一篇文章《庆祝北京天津总工会成立》，开篇就说：“在1926年的第一天就有值得我们特别注意的两件事：一是北京总工会的正式成立，一是天津总工会的重新恢复。”
这首《工会复活歌》记录了天津总工会重新恢复时工友快乐的心情，歌词朴实，亲切感人，又极富鼓动性，使用的乃是民歌说唱风格。歌词未见收入《赵世炎文集》，尚不确定是否为赵世炎创作。
这首歌的歌词是这样的：“诸位呀，工友呀，听我说呀，咱的工会又复活，大家真快乐……从今呀，以后呀，齐声唱，愿我工会地久天长，生活才有保障……遇见呀，工友呀，把他劝，加入工会做个会员，工会大又坚……”当时工人运动的状况已跃然纸上了。
一起工作的同志回忆赵世炎
工作细致周到效率很高
当时天津具备一定文化程度的干部奇缺，故而《工人小报》由赵世炎一手负责。他当时要经常开会作报告，深入基层调查研究，但报纸每天照常出刊，为此不得不工作到深夜乃至通宵。
据参与《工人小报》编辑工作的邢克让回忆，赵世炎工作紧张，但细致周到，效率很高。八开纸的小报全部约稿、改稿、编辑，乃至文章的标题用几号字，都是他一个人动手，创刊号上发刊词和以后每期的社论都出自他的手笔。当时邢克让只有十七八岁，帮助赵世炎做小报的校对发行和经费管理，这些事也是在赵世炎的具体指点下进行的。小报的主要内容是报道天津、唐山等地工人运动情况和各地的革命运动，发行很广，每天向唐山、北京，甚至莫斯科等地发售。
李志新对于赵世炎办报也有具体回忆。赵世炎住在旅社楼上的东间，他住一通间两小间，两张办公桌接起来放在当中，靠墙放一张床，既是办公室又是宿舍。《工人小报》的筹备、编辑都由他一人负责。记得他从苏联报纸上剪下一些小题头，如镰刀斧头，等等，作为《工人小报》的花样，赵世炎要李志新把这些东西拿到一家英国人开办的印字馆去作铅模（中国人当时还做不出来）。以后小报出版，他日夜忙于编写，都是邢克让帮他校对，由协议印刷局印刷。
吕宜之的回忆充满感情，他说，赵世炎对宣传工作非常重视，对《工人小报》的编辑都是亲自指导，排版版面、校对等也都要亲自过目。这种精神给所有一起工作的同志起到了好的榜样。
就在1926年当年，赵世炎南下工作。转年3月，他参与领导了上海第三次工人起义的武装斗争，获得胜利。是年7月2日被捕，在狱中遭受酷刑而不改其志，当月19日在上海枫林桥英勇就义，时年仅26岁。（文 杨仲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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