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是一篇论述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思想的散文,原是《小戴礼记》第四十二篇,相传为春秋战国时期曾子所作,实为秦汉时儒家作品,是一部中国古代讨论教育理论的重要著作。经北宋程颢、程颐竭力尊崇,南宋朱熹又作《大学章句》,最终和《中庸》《论语》《孟子》并称“四书”。宋、元以后,《大学》成为学校官定的教科书和科举考试的必读书,对中国古代教育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大学》提出的“三纲领”(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和“八条目”(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强调修己是治人的前提,修己的目的是为了治国平天下,说明治国平天下和个人道德修养的一致性。《大学》全文文辞简约,内涵深刻,影响深远,主要概括总结了先秦儒家道德修养理论,以及关于道德修养的基本原则和方法,对儒家政治哲学也有系统的论述,对做人、处事、治国等有深刻的启迪性。
礼记
历史沿革
成书年代《大学》出自《礼记》,原本是《礼记》四十九篇中的第四十二篇。《礼记》原名《小戴礼记》,又名《小戴记》,由汉宣帝时人戴圣根据历史上遗留下来的一批佚名儒家的著作合编而成。据断代史学家班固在“《记》百三十一篇”下自注云“七十子后学者所记也”,他认为《礼记》各篇的成书年代主要分布在战国初期至西汉初期这段时间。
《大学》与四书关系清代人崔述认为:“凡文之体,因乎其时……《大学》之文繁而尽,又多排语,计其时当在战国。”(《洙泗考信录·全录》)综合而论,《大学》的成书时代大体在孔子、曾子之后,孟子、荀子之前的战国前期,即公元前5世纪左右,系出于曾氏之儒一派的纯儒家作品。即《大学》的成书年代应是在战国初期,其作者应是“曾氏之儒一派”,即现在学术界比较认可的战国初期曾参所作。[3][4]历代概况《大学》至今已流传两千多年,在中国历史上的各个时期都有其独特的学术特点、学术成就和社会地位。汉唐时期宋代以前,《大学》一直从属于《礼记》。尽管《大学》没有从《礼记》中独立出来,但是,西汉的董仲舒、东汉的郑玄、唐代的孔颖达和韩愈,他们对《大学》的传承与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影响了《大学》的学术地位。⑴董仲舒对《大学》的贡献主要在于将儒家经学由民间思想提升到国家意识形态的高度,开启了儒学成为官学、显学和国学的始点。⑵郑玄将西汉后期流传的各种《礼记》抄本,相互校对,并作注解,使得《礼记》大行于世,并流传至今。他的著作《三礼注》中《礼记·大学》是现今可考的最早的《大学》研究著述。
⑶孔颖达解读《大学》,重点强调“诚意”的关键性作用。他将《大学》文本分为两大段,为朱熹将《大学》分为经、传两部分做好了铺垫。⑷韩愈把“仁义”定为“道”的根本,并以《大学》为依据,提出了“正心一诚意一修身一齐家一治国一平天下”的儒家道德的修炼路径。他在《原道》中引用《大学》“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来证明和张扬儒家道统,并把《大学》《孟子》《易经》视做同等重要的“经书”,提高了《大学》在儒家道统中的地位。[3]宋代时期⑴程颢、程颐将《诗》《书》《礼》《易》《春秋》称作“大经”,将《大学》《中庸》《论语》《孟子》称作“小经”,并继续尊崇儒家经学的正统地位,认为“大学,孔氏之遗书,而初学入德之门也。”⑵朱熹将《大学》从《礼记》中抽取出来,为《大学》《中庸》做章句,为《论语》《孟子》做集注,把它们编在一起,做《四书章句集注》,经此,《大学》与《中庸》《论语》《孟子》合称为“四书”,并被确立“四书之首”的地位。自宋以后,《大学》成为科举考试科目的钦定科目。[3][5]元明清时期⑴元仁宗于皇庆二年(1313年)十一月颁布“考试程序”,明确规定《大学》《中庸》《论语》《孟子》用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作为科举用书。⑵明代是中国科举制度的鼎盛时期,规定乡试、会试头场必考八股文,而八股文以四书五经中的经文做题目,故大多读书人往往倾注一生,研读四书五经和八股文,使《大学》在儒家学说中的地位更加显赫。⑶清代鼓吹复兴汉学,《大学》地位依然重要。
礼记
历史沿革
成书年代《大学》出自《礼记》,原本是《礼记》四十九篇中的第四十二篇。《礼记》原名《小戴礼记》,又名《小戴记》,由汉宣帝时人戴圣根据历史上遗留下来的一批佚名儒家的著作合编而成。据断代史学家班固在“《记》百三十一篇”下自注云“七十子后学者所记也”,他认为《礼记》各篇的成书年代主要分布在战国初期至西汉初期这段时间。
《大学》与四书关系清代人崔述认为:“凡文之体,因乎其时……《大学》之文繁而尽,又多排语,计其时当在战国。”(《洙泗考信录·全录》)综合而论,《大学》的成书时代大体在孔子、曾子之后,孟子、荀子之前的战国前期,即公元前5世纪左右,系出于曾氏之儒一派的纯儒家作品。即《大学》的成书年代应是在战国初期,其作者应是“曾氏之儒一派”,即现在学术界比较认可的战国初期曾参所作。[3][4]历代概况《大学》至今已流传两千多年,在中国历史上的各个时期都有其独特的学术特点、学术成就和社会地位。汉唐时期宋代以前,《大学》一直从属于《礼记》。尽管《大学》没有从《礼记》中独立出来,但是,西汉的董仲舒、东汉的郑玄、唐代的孔颖达和韩愈,他们对《大学》的传承与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影响了《大学》的学术地位。⑴董仲舒对《大学》的贡献主要在于将儒家经学由民间思想提升到国家意识形态的高度,开启了儒学成为官学、显学和国学的始点。⑵郑玄将西汉后期流传的各种《礼记》抄本,相互校对,并作注解,使得《礼记》大行于世,并流传至今。他的著作《三礼注》中《礼记·大学》是现今可考的最早的《大学》研究著述。
⑶孔颖达解读《大学》,重点强调“诚意”的关键性作用。他将《大学》文本分为两大段,为朱熹将《大学》分为经、传两部分做好了铺垫。⑷韩愈把“仁义”定为“道”的根本,并以《大学》为依据,提出了“正心一诚意一修身一齐家一治国一平天下”的儒家道德的修炼路径。他在《原道》中引用《大学》“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来证明和张扬儒家道统,并把《大学》《孟子》《易经》视做同等重要的“经书”,提高了《大学》在儒家道统中的地位。[3]宋代时期⑴程颢、程颐将《诗》《书》《礼》《易》《春秋》称作“大经”,将《大学》《中庸》《论语》《孟子》称作“小经”,并继续尊崇儒家经学的正统地位,认为“大学,孔氏之遗书,而初学入德之门也。”⑵朱熹将《大学》从《礼记》中抽取出来,为《大学》《中庸》做章句,为《论语》《孟子》做集注,把它们编在一起,做《四书章句集注》,经此,《大学》与《中庸》《论语》《孟子》合称为“四书”,并被确立“四书之首”的地位。自宋以后,《大学》成为科举考试科目的钦定科目。[3][5]元明清时期⑴元仁宗于皇庆二年(1313年)十一月颁布“考试程序”,明确规定《大学》《中庸》《论语》《孟子》用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作为科举用书。⑵明代是中国科举制度的鼎盛时期,规定乡试、会试头场必考八股文,而八股文以四书五经中的经文做题目,故大多读书人往往倾注一生,研读四书五经和八股文,使《大学》在儒家学说中的地位更加显赫。⑶清代鼓吹复兴汉学,《大学》地位依然重要。
唐代是在转嫁扩张成本时玩脱了(胡人边将与募兵制主导的大反叛),宋代则选择了不扩张,把军费转做社会福利和外交岁币,保持了经济文化的一个繁荣,但就是打仗不行,今天割一块儿明天割一块儿割着割着就没了,甚至酿成了所谓第一次的亡天下事件,唐宋国策的迥异性在现在看来依然是一个聊的话题,还有就是宋末天下观的转变,到了崖山海战时元朝自动承接了宋朝的华夏道统,这点在其他文明世界中也是罕见的,但在我看来也还是有其偶然性的存在[揣手]
【儒家网致贺曲阜师范大学孔子文化研究院创立四十周年 】卌载白驹,春华秋实,弹指须臾,硕果已繁。诸同仁既扎根于齐鲁之乡,耕耘于洙泗圣地,亲承道统,再拓灵光,名山踵迹,继缵先贤,所谋者不可谓不大矣!而以心血灌注,焚膏继晷,不计名利,甘潜于道,兢兢业业,允克允成,学人辈出,著作如林,堪导天下之归仁,以致文献之重昌,宏业在兹,四海称颂。想我神州之圣学,陆沉亦久,世莫能明。孔子文化研究院乃于拨乱反正之后,巍然耸立,导夫先路,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珠玉在前,遂光其后,厥功甚伟,自不待言。且今喜迎天运往还,大道再复,圣学旗纛,朝野共推,海内并仰,响合景从。功不唐捐,力未虚掷,自此以驱,兼倍于前。宜为经学之重镇,更造学术之高地,建瓴论剑,儒林钦尊,华夷同风,络绎云集,尤当一时之盛也。唯际此之形势,实遇良机,吾辈中人,欢忭鼓舞,携手戮力,功必殊昔。河图洛书,凤鸣岐山,道之所系,天下攸同。化民成俗,沐泽远裔,千古煌煌,有在于今,绝学可继,太平则期,恭逢华诞,谨拜言以闻。孔子二五七四年十月,儒家网敬贺https://t.cn/A6l9KrN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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