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庆祥、汪业周：**现实的问题逻辑
政治最直接地关涉人的生存与发展，人性发展状况是政治发展状况的重要表征。在当代中国，政治文明发展方面还存在诸多问题，比如权大于法、情大于理、“关系”高于能力、依附高于自立等，因而，当代中国人面临着“政治解放”和“人类解放”双重任务。
人性发展是政治发展的集中表征，因而对当代中国人的人性发展状态进行判断显得十分重要，它关系到我们关照“中国问题”的准确程度和着力点。我们认为，从当代中国人性发展状态看，不仅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构建和完善还在征途中，传统中国的封建政治文化对健康人性的发育影响依然十分强大；同时，我国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政治和文化诸方面，对人性的解放、发挥和发展也还有其不利的方面，这是我们必须面对、无法逾越的阶段。因此，当代中国人性发展总体上仍处于马克思所说的消解“人的依赖”和“物的依赖”并存的历史阶段，我们面临着双重压力。
中国政治较为明显地缺乏理性政治的传统和理念，在具体体制层面进行理性设计较少，因而导致在政治实践中，我国的政治活动与政治行为相对缺乏科学精神，注重权力、情感、主观意志和“关系”的非理性因素较多；另一方面，在现实层面，我国的一些政治活动与政治行为对公民的合法权益、平等独立的人格和创新能力相对注重不够，一定意义上还缺乏应有的人文关怀。这样的政治活动与政治行为会产生许许多多的问题，当今中国存在的根本问题与这种缺乏理性（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一些政治行为有直接关系。由此，确立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核心理念，就必须坚持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统一。
一个更值得我们关注的也是引发诸多社会问题的现实是，在目前社会结构中不是凭能力而是凭权力“切蛋糕”，不仅物质资源，包括人力资源的配置也不是根据能力而配置到相应的位置上，权力在资源配置中作用过大，甚至成为差距拉大的最主要原因。越是官商勾结严重的领域差距越大，就是明证。因而，既要重视结果公正，更要高度重视机会公正。在当今中国，权力主义才是公正的最大敌人，才是影响公正的一切问题的滥觞，才是真正的社会达尔文主义。——韩庆祥、汪业周
近年来中国公众对社会问题抱怨最多的要算是分配不公。其实这里有一个需要澄清的概念，国为中国这些年的问题不是出在国民收入的一次分配和二次分配中，而是出在市场前权力分配作用下的资源配置中。所谓“资源”有无形资源和有形资源两种类别，无形资源是一些经营特许权，如房地产经营权、某类物质的进出口权、股票上市等等；有形资源如上地、计划物质等等。在这 10 多年积累财富的前几轮竞赛中，得利最大的就是在掌握资源分
配大权的部门和企业这两大科层组织中少部分掌握实权者。这少部分人形成了我国社会转型期过程中的分利集团，他们利用自己掌握的政治（社会）资源和经济资源，出于互利这一目的，展开了大量的寻租活动。这前六章 ，主要就是论述我国政治经济这两大科层组织的少部分掌权者，如何利用权力这只严重变形的手，“创造”了中国当代资本原始积累这一现代神话。
通过对大量事实的伦理追问表明“中国当代所有的经济问题虽发生在经济领域，但其根源却深桓于非经济领域。在约束软化的情况下，部分政府官员对法规的遵守陷入了一种非常随意和松弛的状态。权力层大规模的贪污腐败行为对下层广泛渗透，导致了中国当代经济伦理的剧变、对金钱意义的张扬达到了一种藐视任何道德法则的地步，由于市场缺乏伦理规则的约束，我国经济出现一种过度投机的状态。——【现代化陷阱】
政治最直接地关涉人的生存与发展，人性发展状况是政治发展状况的重要表征。在当代中国，政治文明发展方面还存在诸多问题，比如权大于法、情大于理、“关系”高于能力、依附高于自立等，因而，当代中国人面临着“政治解放”和“人类解放”双重任务。
人性发展是政治发展的集中表征，因而对当代中国人的人性发展状态进行判断显得十分重要，它关系到我们关照“中国问题”的准确程度和着力点。我们认为，从当代中国人性发展状态看，不仅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构建和完善还在征途中，传统中国的封建政治文化对健康人性的发育影响依然十分强大；同时，我国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政治和文化诸方面，对人性的解放、发挥和发展也还有其不利的方面，这是我们必须面对、无法逾越的阶段。因此，当代中国人性发展总体上仍处于马克思所说的消解“人的依赖”和“物的依赖”并存的历史阶段，我们面临着双重压力。
中国政治较为明显地缺乏理性政治的传统和理念，在具体体制层面进行理性设计较少，因而导致在政治实践中，我国的政治活动与政治行为相对缺乏科学精神，注重权力、情感、主观意志和“关系”的非理性因素较多；另一方面，在现实层面，我国的一些政治活动与政治行为对公民的合法权益、平等独立的人格和创新能力相对注重不够，一定意义上还缺乏应有的人文关怀。这样的政治活动与政治行为会产生许许多多的问题，当今中国存在的根本问题与这种缺乏理性（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一些政治行为有直接关系。由此，确立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核心理念，就必须坚持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统一。
一个更值得我们关注的也是引发诸多社会问题的现实是，在目前社会结构中不是凭能力而是凭权力“切蛋糕”，不仅物质资源，包括人力资源的配置也不是根据能力而配置到相应的位置上，权力在资源配置中作用过大，甚至成为差距拉大的最主要原因。越是官商勾结严重的领域差距越大，就是明证。因而，既要重视结果公正，更要高度重视机会公正。在当今中国，权力主义才是公正的最大敌人，才是影响公正的一切问题的滥觞，才是真正的社会达尔文主义。——韩庆祥、汪业周
近年来中国公众对社会问题抱怨最多的要算是分配不公。其实这里有一个需要澄清的概念，国为中国这些年的问题不是出在国民收入的一次分配和二次分配中，而是出在市场前权力分配作用下的资源配置中。所谓“资源”有无形资源和有形资源两种类别，无形资源是一些经营特许权，如房地产经营权、某类物质的进出口权、股票上市等等；有形资源如上地、计划物质等等。在这 10 多年积累财富的前几轮竞赛中，得利最大的就是在掌握资源分
配大权的部门和企业这两大科层组织中少部分掌握实权者。这少部分人形成了我国社会转型期过程中的分利集团，他们利用自己掌握的政治（社会）资源和经济资源，出于互利这一目的，展开了大量的寻租活动。这前六章 ，主要就是论述我国政治经济这两大科层组织的少部分掌权者，如何利用权力这只严重变形的手，“创造”了中国当代资本原始积累这一现代神话。
通过对大量事实的伦理追问表明“中国当代所有的经济问题虽发生在经济领域，但其根源却深桓于非经济领域。在约束软化的情况下，部分政府官员对法规的遵守陷入了一种非常随意和松弛的状态。权力层大规模的贪污腐败行为对下层广泛渗透，导致了中国当代经济伦理的剧变、对金钱意义的张扬达到了一种藐视任何道德法则的地步，由于市场缺乏伦理规则的约束，我国经济出现一种过度投机的状态。——【现代化陷阱】
《王安石传·第三章荆公之时代（下）_古文学网》 荆公所处之时势，虽极艰钜，然以其不世出之才，遭遇大有为之主，其于拨乱世反诸正也，宜若反手然。顾其成就不能如其所期者，何也？则朋党累之也。宋之党祸，盛于荆公以后，而实远滥觞于荆公以前，是不可不追论之。政党之为物，产于政https://t.cn/A6oCgdmU
#每日一道# 【学神仙，做神仙，自度度他是根基】
信仰道教，离不开对道教宫观中供奉的各路神仙的尊崇。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神仙信仰是道教信仰的基本表现形式，更是其内在核心。早在老子做五千言真文之前，《周易·观卦·彖传》中就已经提出“观天之神道，而四时不忒，圣人以神道设教，而天下服矣”的思想，朱熹在《周易本义》中注释说，圣人“观天之神道”来教化百姓，从而天下悦服。为了化度众生，所以以神明之道作为教育的手段，这是古来便有的治世之法。而世人所效法的神道，在道教中则演化为神仙之道。
不论是早期君王的求仙活动，还是后世大兴的祭祀和炼养之法，亦或者是用来规定教徒日常行为的戒律经文，从古至今与道教有关的这些寻仙、求仙和修仙的活动，都是把神仙教化用于世间俗人身上的具体体现。道教终极修炼的目的是追求长生久视，是希望能够坐化成仙。“仙”的观念，是道教所独有的，同时也是中华文化所独有的。而道教这一修行愿望，其实也是每一个人内心中都具有的迫切追求。
《左传》中记载，鲁昭公曾经问晏子“古而无死，其乐若何？”鲁昭公表达了自己对不死的神仙世界的向往，此正是秦始皇、汉武帝等后来者希望于东海之上寻得不死神药的滥觞。而借助于方士、术士的大力推广，神仙信仰跳脱了帝王求长生的活动范畴，并从中衍生出诸如吐纳、导引、食饵、丹药等等修炼之方术，而这些都是可以惠及百姓的易学、易练的养生手段。以当今科学的眼光来看，被冠以求仙之名的道教炼养方术均具有益寿延年的功效，可称作是原始的医疗和保健手段。
相比之下，更具有宗教仪式的符箓、禁咒、存神、炼心、坐忘、内观等等方法，除了本身具有一定的科学性外，其实更在强调两方面的内容：一是调心炼性，修炼者按照既定的方法可以达到心外无物的境界，以心为连接道与器的桥梁，通过炼心实现合道的目标；其二是导气存神，通过特殊的方式调动身体内部的真气，并借助于内观、存神等方法来感应身中各部位的神明，使之能够与天地万物的真灵相联通，真正实现通灵的效果。这是方仙道和上古时期的巫蛊之间的本质区别。道教的修炼之士，他们既知道神仙在哪里，又有识别仙人和交通仙界的能力，同时还拥有成仙的具体方法，所以自然会得到权力者的青睐，同时也不乏普通百姓的信奉。从这个层面来看，人们对神仙世界的向往是共通的。
最具文学代表性的《南华真经》中对异域的神仙曾有如此描述：“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肤若冰雪，淖约若处子；不食五谷，吸风饮露；乘云气，御飞龙，而游乎四海之外；其神凝，使物不疵疠而年谷熟。”《史记·封禅书》载：“尝游海上，见安期生，安期生食巨枣，大如瓜。安期生仙者，通蓬莱中，合则见人，不合则隐。”这都是对异域神仙的具体描述，且充分说明了神仙是和常人完全不同的存在。这种存在毫无疑问是令人向往的，因为它超越了现实的苦难和局限，真正可以实现人人皆得个性解放的教化本根。
与其他宗教理念不同的是，道教对神仙的信仰并不会强调每一个人都可以做神仙，也不会出现只凭念几句圣号就可以往生到无痛苦的彼岸世界的宗教理论。早期的寻仙活动的一大任务是为统治者寻找长生的仙丹妙药，至发展到外丹术时期人们仍然认为服食丹药是成仙的捷径。但这样的捷径是有一个巨大前提的。道教所炼制的丹药，并不是任何一个普通者服用之后都可以白日飞升，其一定是建立在内炼的基础上的。服丹药的人，一定是有调养精气神的功夫，如此服药后，可以用体内的真水火与丹药发生反应，抵消丹药中的有害物质，并倍增自己的修炼功效。假如失去了这个前提，服用丹药无异于服用毒药，这是很多帝王服药后致死的原因。外丹的烧炼如果离开了内丹的炼养，只会沦为炼金术的障眼法。
道教的神仙可学，但学神仙是有途径和方法的，任何一种投机取巧的方式最终都会成为大害。
中国的神仙有一个鲜明的特点：凡是在历史上做出过功德、贡献的人，通常都会有上升为仙阶的可能，是可以受到后代百姓尊崇和香火供养的。最典型的例子便是关公。其实，功德成神的理念早在《道德经》中就已经种下了种子。老子言：“重积德则无不克，无不克则莫知其极……是谓深根固柢，长生久视之道。”教祖在这里鲜明地提出了积功累行以成仙的法门。所以，晏子在回答的鲁昭公的问题时，说：“古而无死，则古之乐也，君何得焉？”晏子认为，世上之人是有生必有死的，假若鲁昭公不知“以百姓心为心”，那么他对于神仙的世界只能是个人的向往，却无成真的可能。
在强调功德的同时，道教还为普通百姓指明了修行进阶的方法。不论是天师道时期倡导的静室思过以及向神明忏悔的“三官手书”，或者是劝善书流行时期倡导的“语善、视善、行善”的一日三善和自我检查的功过格，再到具有相对完整教团形式的全真教兴起后对戒律上的严格要求，这些不同的法门目的只有一个，即告诫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只有谨言慎行，才不会损修行之德，由此才有助于证得修真妙果。正如《正一法文天师教戒科经》中所言：“教戒者，欲令人劝进长生，保命无穷。人皆能奉法不倦，何但保命，乃有延年无穷之福。此非富贵者货赂求请所能得通也，亦非酒肉祭祷鬼神所降致也。道人贤者，奉敬教戒，精专勤身，先苦后报，其福应也。”只有遵守祖师教戒，为这一世人道，才能筑起修仙道的根本。
这一点构成了道教区别于其他宗教的基本特征，即道教是特别强调个体的生命意识和实践活动的宗教。不论是个人的炼养，还是累积的度世之功，道教对神仙的信仰是真实反映在现实生活中的，并借此对人们的现实生活具有了切实可行的指导性。刘鹤丹在发表于《中国宗教》上的文章《“神道设教”的人文意义》中提到：“具体来说，它包含两个方面内容：一是尊崇神道，祭天祀神，这是宗教方面的事情；二是推行教化，明礼易俗，这是伦理道德方面的事情。”而这两点也正是道教的立教之本和教徒自度度他之初心。毕竟，神仙信仰不是简单的烧香求保佑，而是应该让每一个信徒都有一个可学的目标，以此绵延道脉，终至不绝。
文/清虚道人
来源：北京白云观
信仰道教，离不开对道教宫观中供奉的各路神仙的尊崇。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神仙信仰是道教信仰的基本表现形式，更是其内在核心。早在老子做五千言真文之前，《周易·观卦·彖传》中就已经提出“观天之神道，而四时不忒，圣人以神道设教，而天下服矣”的思想，朱熹在《周易本义》中注释说，圣人“观天之神道”来教化百姓，从而天下悦服。为了化度众生，所以以神明之道作为教育的手段，这是古来便有的治世之法。而世人所效法的神道，在道教中则演化为神仙之道。
不论是早期君王的求仙活动，还是后世大兴的祭祀和炼养之法，亦或者是用来规定教徒日常行为的戒律经文，从古至今与道教有关的这些寻仙、求仙和修仙的活动，都是把神仙教化用于世间俗人身上的具体体现。道教终极修炼的目的是追求长生久视，是希望能够坐化成仙。“仙”的观念，是道教所独有的，同时也是中华文化所独有的。而道教这一修行愿望，其实也是每一个人内心中都具有的迫切追求。
《左传》中记载，鲁昭公曾经问晏子“古而无死，其乐若何？”鲁昭公表达了自己对不死的神仙世界的向往，此正是秦始皇、汉武帝等后来者希望于东海之上寻得不死神药的滥觞。而借助于方士、术士的大力推广，神仙信仰跳脱了帝王求长生的活动范畴，并从中衍生出诸如吐纳、导引、食饵、丹药等等修炼之方术，而这些都是可以惠及百姓的易学、易练的养生手段。以当今科学的眼光来看，被冠以求仙之名的道教炼养方术均具有益寿延年的功效，可称作是原始的医疗和保健手段。
相比之下，更具有宗教仪式的符箓、禁咒、存神、炼心、坐忘、内观等等方法，除了本身具有一定的科学性外，其实更在强调两方面的内容：一是调心炼性，修炼者按照既定的方法可以达到心外无物的境界，以心为连接道与器的桥梁，通过炼心实现合道的目标；其二是导气存神，通过特殊的方式调动身体内部的真气，并借助于内观、存神等方法来感应身中各部位的神明，使之能够与天地万物的真灵相联通，真正实现通灵的效果。这是方仙道和上古时期的巫蛊之间的本质区别。道教的修炼之士，他们既知道神仙在哪里，又有识别仙人和交通仙界的能力，同时还拥有成仙的具体方法，所以自然会得到权力者的青睐，同时也不乏普通百姓的信奉。从这个层面来看，人们对神仙世界的向往是共通的。
最具文学代表性的《南华真经》中对异域的神仙曾有如此描述：“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肤若冰雪，淖约若处子；不食五谷，吸风饮露；乘云气，御飞龙，而游乎四海之外；其神凝，使物不疵疠而年谷熟。”《史记·封禅书》载：“尝游海上，见安期生，安期生食巨枣，大如瓜。安期生仙者，通蓬莱中，合则见人，不合则隐。”这都是对异域神仙的具体描述，且充分说明了神仙是和常人完全不同的存在。这种存在毫无疑问是令人向往的，因为它超越了现实的苦难和局限，真正可以实现人人皆得个性解放的教化本根。
与其他宗教理念不同的是，道教对神仙的信仰并不会强调每一个人都可以做神仙，也不会出现只凭念几句圣号就可以往生到无痛苦的彼岸世界的宗教理论。早期的寻仙活动的一大任务是为统治者寻找长生的仙丹妙药，至发展到外丹术时期人们仍然认为服食丹药是成仙的捷径。但这样的捷径是有一个巨大前提的。道教所炼制的丹药，并不是任何一个普通者服用之后都可以白日飞升，其一定是建立在内炼的基础上的。服丹药的人，一定是有调养精气神的功夫，如此服药后，可以用体内的真水火与丹药发生反应，抵消丹药中的有害物质，并倍增自己的修炼功效。假如失去了这个前提，服用丹药无异于服用毒药，这是很多帝王服药后致死的原因。外丹的烧炼如果离开了内丹的炼养，只会沦为炼金术的障眼法。
道教的神仙可学，但学神仙是有途径和方法的，任何一种投机取巧的方式最终都会成为大害。
中国的神仙有一个鲜明的特点：凡是在历史上做出过功德、贡献的人，通常都会有上升为仙阶的可能，是可以受到后代百姓尊崇和香火供养的。最典型的例子便是关公。其实，功德成神的理念早在《道德经》中就已经种下了种子。老子言：“重积德则无不克，无不克则莫知其极……是谓深根固柢，长生久视之道。”教祖在这里鲜明地提出了积功累行以成仙的法门。所以，晏子在回答的鲁昭公的问题时，说：“古而无死，则古之乐也，君何得焉？”晏子认为，世上之人是有生必有死的，假若鲁昭公不知“以百姓心为心”，那么他对于神仙的世界只能是个人的向往，却无成真的可能。
在强调功德的同时，道教还为普通百姓指明了修行进阶的方法。不论是天师道时期倡导的静室思过以及向神明忏悔的“三官手书”，或者是劝善书流行时期倡导的“语善、视善、行善”的一日三善和自我检查的功过格，再到具有相对完整教团形式的全真教兴起后对戒律上的严格要求，这些不同的法门目的只有一个，即告诫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只有谨言慎行，才不会损修行之德，由此才有助于证得修真妙果。正如《正一法文天师教戒科经》中所言：“教戒者，欲令人劝进长生，保命无穷。人皆能奉法不倦，何但保命，乃有延年无穷之福。此非富贵者货赂求请所能得通也，亦非酒肉祭祷鬼神所降致也。道人贤者，奉敬教戒，精专勤身，先苦后报，其福应也。”只有遵守祖师教戒，为这一世人道，才能筑起修仙道的根本。
这一点构成了道教区别于其他宗教的基本特征，即道教是特别强调个体的生命意识和实践活动的宗教。不论是个人的炼养，还是累积的度世之功，道教对神仙的信仰是真实反映在现实生活中的，并借此对人们的现实生活具有了切实可行的指导性。刘鹤丹在发表于《中国宗教》上的文章《“神道设教”的人文意义》中提到：“具体来说，它包含两个方面内容：一是尊崇神道，祭天祀神，这是宗教方面的事情；二是推行教化，明礼易俗，这是伦理道德方面的事情。”而这两点也正是道教的立教之本和教徒自度度他之初心。毕竟，神仙信仰不是简单的烧香求保佑，而是应该让每一个信徒都有一个可学的目标，以此绵延道脉，终至不绝。
文/清虚道人
来源：北京白云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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