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爱尔《2022近视手术白皮书》数据发布 过去两年近视手术量呈增长趋势】
6月5日，山西广播电视台与山西爱尔眼科医院联合举办了“爱眼周”公益行动启动仪式。启动仪式上，山西爱尔眼科发布了山西爱尔近视手术大数据统计分析报告《2022近视手术白皮书》（以下简称《白皮书》）。《白皮书》针对大众关注的近视手术热点话题进行了专业分析和解答。
《白皮书》选取2019-2021年3年间，在山西省内各爱尔眼科医院接受近视手术的34304名患者、68608眼作为研究依据。研究对象年龄在18-53岁之间，覆盖了山西省11个地市。
《白皮书》以山西爱尔眼科医院电子病例系统作为研究依据，对不同年龄段、性别、职业的近视患者，从其手术方式的选择、术后视力、恢复周期等多维度进行了分析，深度剖析了山西爱尔近视手术现状。这为进一步提升近视手术质量提供了借鉴，也有助于大众更全面系统地了解近视手术，让更多患者享受先进技术带来的优质视觉。
2021年较2019年近视手术量呈增长趋势，20-24岁学生是各术式的主要人群
随着近视手术知识的普及，国人对手术摘镜的接受度也在日渐提高。《白皮书》显示，2019-2021年3年间，近视手术量呈逐年上升趋势，2021年近视手术量同比2019年增长六成多。
随着阅读方式的改变，越来越多的人出现了视觉质量下降的问题。但随着公众对生活品质的日益追求以及升学、就业、入伍等刚性需求人群的增多，尽管处于疫情之下，2021年，山西爱尔眼科的近视手术量仍然比2020年增长了28.5%。
从年龄与职业分布来看，近视手术人群平均年龄为25岁，20-24岁学生占比最高，为51%。学生也是各术式的主要人群。25-34岁上班族对近视手术也越来越“情有独钟”，占比32%。
从性别来看，无论男女，选择手术摘镜的人数都在逐年上升。总体而言，男性选择手术摘镜人数多于女性。男性占比61.1%，女性占比38.9%。但从细分年龄段来看，选择手术摘镜的男女比例又明显不同。在24岁以下人群中，男性近视人数占比达79.3%；而在25岁以上人群中，男女比例则正好相反，女性近视手术占比达62.8%。
“事实上，这个数据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临床现状。24岁以下主要是学生人群，由于特殊岗位或择业需求，手术人群以男性居多；而女性对颜值、生活品质等要求更高，故25岁以上上班族中，女性选择近视手术意愿更强烈。”爱尔眼科医院集团屈光学组核心专家、实施各类近视手术超十万例的山西爱尔眼科医院副院长陈鹏解释道。
高度与超高度近视患者倾向于选择晶体植入术
在近视度数分布上，《白皮书》显示，中度近视（300-600度）患者的手术量占比超过一半，约54%；其次为高度近视（600-1000度）患者，占比近30%；而超高度近视（近视度数高于1000度）患者，占比约3%。
而在手术方式选择上，接受准分子激光原位角膜磨镶术（LASIK手术）的患者最多，占比47.6%；其次为全飞秒手术，占比40.2%；第三位是晶体植入术（ICL手术），占比12.2%。值得注意的是，ICL手术量2021年较2019年增长149%，选择眼内晶体植入术的人群越来越多。
在近视度数与手术方式选择上，低中度近视以全飞秒手术和准分子激光原位角膜磨镶术（LASIK手术）为主；85%的高度、超高度近视患者更倾向于晶体植入术。
“常见的近视手术分为角膜激光术和晶体植入术两大类。像SMILE全飞秒激光手术，通过切削角膜来改变角膜的屈光力，以矫正屈光不正问题，主要针对角膜条件好、近视度数相对较低的人群；ICL人工晶体植入术则通过微创切口在人体眼球内植入一种人工晶体，通过这种特殊的隐形眼镜，达到视力矫正的效果，其矫正范围更广。”陈鹏强调，每一类近视手术的适用范围和术后优势都各有区别。“没有最好的术式，只有适合的手术方式。”
陈鹏同时指出，手术矫正近视是一种有效的手段，但这并不意味着所有人都适用近视手术。近视手术有着严格的禁忌症要求，包括屈光度数不稳定、圆锥角膜、青光眼、视网膜疾病、虹膜囊肿等，以及患有影响角膜伤口愈合的疾病，如瘢痕体质、糖尿病、红斑狼疮等结缔组织疾病等均不适合做近视手术。
陈鹏提醒，近视手术也不是随时可做，开展术前检查前，也需提前做好“停镜”准备。如软性球镜停戴1周以上，软性散光镜及硬镜停戴3周以上，角膜塑形镜停戴3个月以上。当前，也建议有做近视手术愿望的考生，尤其是想报考有视力“门槛”专业的考生，要提前到专业的眼科医疗机构进行术前检查，以早日确认能否实施近视手术，也好为填报志愿和专业选择提供参考。
严格把控手术标准，“量眼订制”受追捧
术后视力是衡量手术效果的重要指标之一。从《白皮书》对综合各术式的术后视力均值分析可以看出，患者裸眼远视力均值，术后半年日趋稳定。《白皮书》也对不同术式的术后视力均值进行了分析，数据显示，各术式患者的术后屈光度均渐趋稳定。
良好的术后效果与严格的手术质量控制分不开。据了解，爱尔眼科近视手术标准有82项。在有效满足患者个性化用眼需求的同时，这些标准有利于严格把控手术质量标准，减少手术风险，帮助患者拥有更稳定、高品质的视觉质量。
“《白皮书》对山西爱尔近视手术的现状进行了深度剖析，对公众准确认识近视、认识近视手术、从而更好地参与到近视防控的行动中来，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上海视光学与屈光手术学组组长、复旦大学眼耳鼻喉科医院院长周行涛说。
“随着科技创新与临床应用的结合越加紧密，近视手术将进一步向‘个性化、定制化’方向发展，以满足广大近视人群对更高视觉质量的追求。基于《白皮书》的研究，未来山西爱尔会继续利用爱尔眼科全球化布局与数字化平台协同的优势，开展覆盖范围更广、服务更多人群的近视手术多中心课题研究，让更多的近视人群‘共享全球眼科智慧’。”陈鹏说。
6月5日，山西广播电视台与山西爱尔眼科医院联合举办了“爱眼周”公益行动启动仪式。启动仪式上，山西爱尔眼科发布了山西爱尔近视手术大数据统计分析报告《2022近视手术白皮书》（以下简称《白皮书》）。《白皮书》针对大众关注的近视手术热点话题进行了专业分析和解答。
《白皮书》选取2019-2021年3年间，在山西省内各爱尔眼科医院接受近视手术的34304名患者、68608眼作为研究依据。研究对象年龄在18-53岁之间，覆盖了山西省11个地市。
《白皮书》以山西爱尔眼科医院电子病例系统作为研究依据，对不同年龄段、性别、职业的近视患者，从其手术方式的选择、术后视力、恢复周期等多维度进行了分析，深度剖析了山西爱尔近视手术现状。这为进一步提升近视手术质量提供了借鉴，也有助于大众更全面系统地了解近视手术，让更多患者享受先进技术带来的优质视觉。
2021年较2019年近视手术量呈增长趋势，20-24岁学生是各术式的主要人群
随着近视手术知识的普及，国人对手术摘镜的接受度也在日渐提高。《白皮书》显示，2019-2021年3年间，近视手术量呈逐年上升趋势，2021年近视手术量同比2019年增长六成多。
随着阅读方式的改变，越来越多的人出现了视觉质量下降的问题。但随着公众对生活品质的日益追求以及升学、就业、入伍等刚性需求人群的增多，尽管处于疫情之下，2021年，山西爱尔眼科的近视手术量仍然比2020年增长了28.5%。
从年龄与职业分布来看，近视手术人群平均年龄为25岁，20-24岁学生占比最高，为51%。学生也是各术式的主要人群。25-34岁上班族对近视手术也越来越“情有独钟”，占比32%。
从性别来看，无论男女，选择手术摘镜的人数都在逐年上升。总体而言，男性选择手术摘镜人数多于女性。男性占比61.1%，女性占比38.9%。但从细分年龄段来看，选择手术摘镜的男女比例又明显不同。在24岁以下人群中，男性近视人数占比达79.3%；而在25岁以上人群中，男女比例则正好相反，女性近视手术占比达62.8%。
“事实上，这个数据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临床现状。24岁以下主要是学生人群，由于特殊岗位或择业需求，手术人群以男性居多；而女性对颜值、生活品质等要求更高，故25岁以上上班族中，女性选择近视手术意愿更强烈。”爱尔眼科医院集团屈光学组核心专家、实施各类近视手术超十万例的山西爱尔眼科医院副院长陈鹏解释道。
高度与超高度近视患者倾向于选择晶体植入术
在近视度数分布上，《白皮书》显示，中度近视（300-600度）患者的手术量占比超过一半，约54%；其次为高度近视（600-1000度）患者，占比近30%；而超高度近视（近视度数高于1000度）患者，占比约3%。
而在手术方式选择上，接受准分子激光原位角膜磨镶术（LASIK手术）的患者最多，占比47.6%；其次为全飞秒手术，占比40.2%；第三位是晶体植入术（ICL手术），占比12.2%。值得注意的是，ICL手术量2021年较2019年增长149%，选择眼内晶体植入术的人群越来越多。
在近视度数与手术方式选择上，低中度近视以全飞秒手术和准分子激光原位角膜磨镶术（LASIK手术）为主；85%的高度、超高度近视患者更倾向于晶体植入术。
“常见的近视手术分为角膜激光术和晶体植入术两大类。像SMILE全飞秒激光手术，通过切削角膜来改变角膜的屈光力，以矫正屈光不正问题，主要针对角膜条件好、近视度数相对较低的人群；ICL人工晶体植入术则通过微创切口在人体眼球内植入一种人工晶体，通过这种特殊的隐形眼镜，达到视力矫正的效果，其矫正范围更广。”陈鹏强调，每一类近视手术的适用范围和术后优势都各有区别。“没有最好的术式，只有适合的手术方式。”
陈鹏同时指出，手术矫正近视是一种有效的手段，但这并不意味着所有人都适用近视手术。近视手术有着严格的禁忌症要求，包括屈光度数不稳定、圆锥角膜、青光眼、视网膜疾病、虹膜囊肿等，以及患有影响角膜伤口愈合的疾病，如瘢痕体质、糖尿病、红斑狼疮等结缔组织疾病等均不适合做近视手术。
陈鹏提醒，近视手术也不是随时可做，开展术前检查前，也需提前做好“停镜”准备。如软性球镜停戴1周以上，软性散光镜及硬镜停戴3周以上，角膜塑形镜停戴3个月以上。当前，也建议有做近视手术愿望的考生，尤其是想报考有视力“门槛”专业的考生，要提前到专业的眼科医疗机构进行术前检查，以早日确认能否实施近视手术，也好为填报志愿和专业选择提供参考。
严格把控手术标准，“量眼订制”受追捧
术后视力是衡量手术效果的重要指标之一。从《白皮书》对综合各术式的术后视力均值分析可以看出，患者裸眼远视力均值，术后半年日趋稳定。《白皮书》也对不同术式的术后视力均值进行了分析，数据显示，各术式患者的术后屈光度均渐趋稳定。
良好的术后效果与严格的手术质量控制分不开。据了解，爱尔眼科近视手术标准有82项。在有效满足患者个性化用眼需求的同时，这些标准有利于严格把控手术质量标准，减少手术风险，帮助患者拥有更稳定、高品质的视觉质量。
“《白皮书》对山西爱尔近视手术的现状进行了深度剖析，对公众准确认识近视、认识近视手术、从而更好地参与到近视防控的行动中来，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上海视光学与屈光手术学组组长、复旦大学眼耳鼻喉科医院院长周行涛说。
“随着科技创新与临床应用的结合越加紧密，近视手术将进一步向‘个性化、定制化’方向发展，以满足广大近视人群对更高视觉质量的追求。基于《白皮书》的研究，未来山西爱尔会继续利用爱尔眼科全球化布局与数字化平台协同的优势，开展覆盖范围更广、服务更多人群的近视手术多中心课题研究，让更多的近视人群‘共享全球眼科智慧’。”陈鹏说。
【建设国家科技创新先行示范区 绵阳勇担使命】省第十二次党代会提出，支持中国(绵阳)科技城建设国家科技创新先行示范区!连日来，这项决策部署在我市干部群众中引起强烈反响。
建设国家科技创新先行示范区，意味着要在高质量发展上保持快的速度、做好示范和引领。“十四五”开局以来，绵阳市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支出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达7.14%，居全省第一;技术合同认定登记额21.18亿元，居全省第二……
数据的背后是绵阳的担当：党中央国务院赋予使命，省委省政府全力支持，绵阳勇毅前行。
敢闯敢试 敢为人先
以科技创新支撑引领经济高质量发展
当前，全国正在进行新一轮战略科技力量布局，明确提出在成渝地区建设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而省上支持绵阳建设国家科技创新先行示范区则是重要落子之举。
绵阳为何能建设国家科技创新先行示范区?站在这一天向时间轴的前后张望，一个名为“使命”的词正从过去22年延展而来，铺就成一条绵阳科技创新进阶之路。
这条路上，绵阳“闯”出了新路子。绵阳一方面高质量服务保障国防建设，着力破解制约发展的体制性障碍、结构性矛盾和政策性问题。另一方面，促进创新链与产业链深度融合，组建创新联合体，打破创新主体之间的“壁垒”。
这条路上，绵阳“试”出了新经验。绵阳探索开展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改革，探索出大型国防科研仪器设备整合共享、银行与企业风险共担的仪器设备信用贷等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绵阳经验”。
正是在科技创新路上的“闯”与“试”，让绵阳敢于“蹚路子”——
“大国重器”上的绵阳造频繁被刷新。在神舟十三号载人飞船返航中，中国电科九所为飞船配套了包括隔离器和环行器在内的多款磁性产品。
“国字号”科学城打造更多“国字号”战略科技力量。我市将目光投向了我国顶尖创新平台国家实验室，将从多个方面支持多方力量参与国家实验室建设。
集聚创新要素激发新活力。我市大力实行“招院引所”工作，积极引进央属企业集团和知名高校来绵建设分支机构，建设“云上科技城”“云上大学城”。
“科技之花”结出“产业之果”。绵阳将赛道锁定在了核技术应用、激光、航空与燃机、新材料等高科技产业集群上，并加快推进长虹、九洲等传统电子龙头企业巩固壮大，抢占发展先机。
透过一个个具体的事例，可以看到绵阳对“科技立市”的真抓实干，以及建设国家科技创新先行示范区的信心和决心。
勇于先行 当好示范
形成更多可复制可推广的绵阳经验
中国(绵阳)科技城是国家创新驱动版图上的重要一块，建设国家科技创新先行示范区，意味着要承担更大的责任、扛起更大的担当。绵阳早在行动中给出了答案：勇于先行、当好示范。
勇于先行、当好示范，就是要率先探索、实践制度创新。绵阳从创新体制机制入手，邀请来自高校和科研院所、企业的年轻干部和科研工作者担任科技助理，着力破解“大科技小产业”、企业创新动力不足、科技成果转化率不高等“困境”。
今年5月，在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总体工程研究所“康复外骨骼机器人”研发团队办公室内，一场联动“政产学研用金”的“相亲会”在科技助理的撮合下成功配对。联姻的背后是科技助理发挥“1+1+N”模式作用，建立科技成果供需精准对接机制，打通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最后一公里”。
3个月以来，科技助理通过“线上+线下”方式，为企业与科研院所、企业与金融机构架起沟通“桥梁”、实现无缝“对接”，已对接成果转移转化项目170余项，甄别和梳理出61个项目作为重点突破和主攻方向，成功转移转化2项西南科技大学科研成果。
勇于先行、当好示范，就是要先行探索、谋求突破;示范引领、发挥带动作用。绵阳抢抓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机遇，找准科技创新突破发展支点，完善科技创新体制机制，用好促进科技创新各项政策，加速释放科技创新潜能。
日前，长虹集团AI实验室传来两则喜讯。AI实验室牵头申报的工信部揭榜挂帅项目“高精度工业视觉检测系统”从全国60多个团队中突围，入选工信部批复的4个项目之一。另一个喜讯则是技术成果获国际认可，AI实验室发布的论文被目前全球智能车科研学术领域水平最高、规模最大、历史最为悠久的IEEE国际智能车大会接收。
在科技助理、西南科技大学信息工程学院教授朱玉玉看来，高校和科研院所是创新的基础力量，在创新源头供给和人才供给方面起着重要作用，企业则是科技与经济紧密结合的重要力量，要将这两股力量用好，加快把中国(绵阳)科技城建设成为国防科研生产重要基地、科技体制机制改革先行区和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创新高地。
以智赋能 集聚要素
打造充满活力的科技创新生态圈
近日，赛迪顾问联合赛迪科创对全国279个科技城(含科学城)的综合竞争力和发展潜力进行评价，发布《科技城百强榜(2022)》。其中，中国(绵阳)科技城位列全国第七、中西部地区第一。
放眼全国，科技创新实力已成为不少城市发展的“标配”，绵阳为何能脱颖而出?这依托于绵阳雄厚的科技创新资源，让种种创新要素在绵阳“聚沙成塔”，一步步形成可持续发展的强大竞争力。
在省第十二次党代会前，一场“速度与激情”在绵阳上演——中国农业银行绵阳科技支行揭牌成立，常规需要1年才能完成的筹建设立工作，在绵阳只用了70天。
当“农行速度”遇到“绵阳态度”，擦出的是科技金融与科技企业的“火花”。2022年3月，中国农业银行四川省分行与绵阳市签订战略合作协议，4月出台了《倾力支持绵阳发展十大政策》。目前累计向绵阳地区新投放贷款120余亿元，其中70%以上投向科技企业发展等领域。
在科技创新领域，示范引领效应和集群效应非常重要，而在绵阳一个具有强磁场效应的科技创新生态圈已形成。
不久前，作为国家两用技术交易中心重庆分中心首个绵碚合作案例，西南科技大学制造学院与重庆荣凯川仪仪表有限公司校企合作项目结题，正式投产。“该项目在技术上与传统的铅酸电池相比，更加绿色化、低碳化、智能化。”国家两用技术交易中心负责人丁爱华表示，像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
搭“桥梁”，让“创新链”与“产业链”精准对接。绵阳把建平台、促转化、育产业作为主攻方向，聚焦“共通共用、共建共享”，建成了国家两用技术交易中心、四川大型科学仪器共享平台等一批主攻方向明确、特色鲜明的创新平台。
搭建平台的同时，绵阳也在思考，一些院所企业、科研人员存在转化科研成果的积极性不高等问题。
壁垒如何破?一个月前，我市发布历年来含金量最高、力度最大、诚意最足的“人才十条”新政，出招之真，揽才之诚，条条彰显引才、育才、用才、留才的诚意和决心。
在省第十二次党代会闭幕当天，2022年绵阳最美科技工作者颁奖典礼如约而至。谢莉、姜淮芜、伍凌川、刘定友等10位“最美科技工作者”奋发有为、砥砺前行的身影，在聚光灯下光彩夺目。
“绵阳既要抛出‘橄榄枝’引人才，更要挖掘在绵国防科研院所、高校、企业人才宝库。”中国兵器装备集团自动化研究所有限公司智能制造事业部总经理伍凌川说，十分关注国家、省上对绵阳的支持政策以及绵阳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内发挥的支撑作用。
新的征程已开启。可以肯定的是，国家战略的叠加、全省战略的赋能、全市目标的锚定，绵阳将进入前所未有的机遇期、跃升期、跨越期，让我们一起向未来。（绵报融媒记者 郭若雪 视觉绵阳资料图片）
建设国家科技创新先行示范区，意味着要在高质量发展上保持快的速度、做好示范和引领。“十四五”开局以来，绵阳市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支出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达7.14%，居全省第一;技术合同认定登记额21.18亿元，居全省第二……
数据的背后是绵阳的担当：党中央国务院赋予使命，省委省政府全力支持，绵阳勇毅前行。
敢闯敢试 敢为人先
以科技创新支撑引领经济高质量发展
当前，全国正在进行新一轮战略科技力量布局，明确提出在成渝地区建设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而省上支持绵阳建设国家科技创新先行示范区则是重要落子之举。
绵阳为何能建设国家科技创新先行示范区?站在这一天向时间轴的前后张望，一个名为“使命”的词正从过去22年延展而来，铺就成一条绵阳科技创新进阶之路。
这条路上，绵阳“闯”出了新路子。绵阳一方面高质量服务保障国防建设，着力破解制约发展的体制性障碍、结构性矛盾和政策性问题。另一方面，促进创新链与产业链深度融合，组建创新联合体，打破创新主体之间的“壁垒”。
这条路上，绵阳“试”出了新经验。绵阳探索开展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改革，探索出大型国防科研仪器设备整合共享、银行与企业风险共担的仪器设备信用贷等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绵阳经验”。
正是在科技创新路上的“闯”与“试”，让绵阳敢于“蹚路子”——
“大国重器”上的绵阳造频繁被刷新。在神舟十三号载人飞船返航中，中国电科九所为飞船配套了包括隔离器和环行器在内的多款磁性产品。
“国字号”科学城打造更多“国字号”战略科技力量。我市将目光投向了我国顶尖创新平台国家实验室，将从多个方面支持多方力量参与国家实验室建设。
集聚创新要素激发新活力。我市大力实行“招院引所”工作，积极引进央属企业集团和知名高校来绵建设分支机构，建设“云上科技城”“云上大学城”。
“科技之花”结出“产业之果”。绵阳将赛道锁定在了核技术应用、激光、航空与燃机、新材料等高科技产业集群上，并加快推进长虹、九洲等传统电子龙头企业巩固壮大，抢占发展先机。
透过一个个具体的事例，可以看到绵阳对“科技立市”的真抓实干，以及建设国家科技创新先行示范区的信心和决心。
勇于先行 当好示范
形成更多可复制可推广的绵阳经验
中国(绵阳)科技城是国家创新驱动版图上的重要一块，建设国家科技创新先行示范区，意味着要承担更大的责任、扛起更大的担当。绵阳早在行动中给出了答案：勇于先行、当好示范。
勇于先行、当好示范，就是要率先探索、实践制度创新。绵阳从创新体制机制入手，邀请来自高校和科研院所、企业的年轻干部和科研工作者担任科技助理，着力破解“大科技小产业”、企业创新动力不足、科技成果转化率不高等“困境”。
今年5月，在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总体工程研究所“康复外骨骼机器人”研发团队办公室内，一场联动“政产学研用金”的“相亲会”在科技助理的撮合下成功配对。联姻的背后是科技助理发挥“1+1+N”模式作用，建立科技成果供需精准对接机制，打通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最后一公里”。
3个月以来，科技助理通过“线上+线下”方式，为企业与科研院所、企业与金融机构架起沟通“桥梁”、实现无缝“对接”，已对接成果转移转化项目170余项，甄别和梳理出61个项目作为重点突破和主攻方向，成功转移转化2项西南科技大学科研成果。
勇于先行、当好示范，就是要先行探索、谋求突破;示范引领、发挥带动作用。绵阳抢抓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机遇，找准科技创新突破发展支点，完善科技创新体制机制，用好促进科技创新各项政策，加速释放科技创新潜能。
日前，长虹集团AI实验室传来两则喜讯。AI实验室牵头申报的工信部揭榜挂帅项目“高精度工业视觉检测系统”从全国60多个团队中突围，入选工信部批复的4个项目之一。另一个喜讯则是技术成果获国际认可，AI实验室发布的论文被目前全球智能车科研学术领域水平最高、规模最大、历史最为悠久的IEEE国际智能车大会接收。
在科技助理、西南科技大学信息工程学院教授朱玉玉看来，高校和科研院所是创新的基础力量，在创新源头供给和人才供给方面起着重要作用，企业则是科技与经济紧密结合的重要力量，要将这两股力量用好，加快把中国(绵阳)科技城建设成为国防科研生产重要基地、科技体制机制改革先行区和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创新高地。
以智赋能 集聚要素
打造充满活力的科技创新生态圈
近日，赛迪顾问联合赛迪科创对全国279个科技城(含科学城)的综合竞争力和发展潜力进行评价，发布《科技城百强榜(2022)》。其中，中国(绵阳)科技城位列全国第七、中西部地区第一。
放眼全国，科技创新实力已成为不少城市发展的“标配”，绵阳为何能脱颖而出?这依托于绵阳雄厚的科技创新资源，让种种创新要素在绵阳“聚沙成塔”，一步步形成可持续发展的强大竞争力。
在省第十二次党代会前，一场“速度与激情”在绵阳上演——中国农业银行绵阳科技支行揭牌成立，常规需要1年才能完成的筹建设立工作，在绵阳只用了70天。
当“农行速度”遇到“绵阳态度”，擦出的是科技金融与科技企业的“火花”。2022年3月，中国农业银行四川省分行与绵阳市签订战略合作协议，4月出台了《倾力支持绵阳发展十大政策》。目前累计向绵阳地区新投放贷款120余亿元，其中70%以上投向科技企业发展等领域。
在科技创新领域，示范引领效应和集群效应非常重要，而在绵阳一个具有强磁场效应的科技创新生态圈已形成。
不久前，作为国家两用技术交易中心重庆分中心首个绵碚合作案例，西南科技大学制造学院与重庆荣凯川仪仪表有限公司校企合作项目结题，正式投产。“该项目在技术上与传统的铅酸电池相比，更加绿色化、低碳化、智能化。”国家两用技术交易中心负责人丁爱华表示，像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
搭“桥梁”，让“创新链”与“产业链”精准对接。绵阳把建平台、促转化、育产业作为主攻方向，聚焦“共通共用、共建共享”，建成了国家两用技术交易中心、四川大型科学仪器共享平台等一批主攻方向明确、特色鲜明的创新平台。
搭建平台的同时，绵阳也在思考，一些院所企业、科研人员存在转化科研成果的积极性不高等问题。
壁垒如何破?一个月前，我市发布历年来含金量最高、力度最大、诚意最足的“人才十条”新政，出招之真，揽才之诚，条条彰显引才、育才、用才、留才的诚意和决心。
在省第十二次党代会闭幕当天，2022年绵阳最美科技工作者颁奖典礼如约而至。谢莉、姜淮芜、伍凌川、刘定友等10位“最美科技工作者”奋发有为、砥砺前行的身影，在聚光灯下光彩夺目。
“绵阳既要抛出‘橄榄枝’引人才，更要挖掘在绵国防科研院所、高校、企业人才宝库。”中国兵器装备集团自动化研究所有限公司智能制造事业部总经理伍凌川说，十分关注国家、省上对绵阳的支持政策以及绵阳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内发挥的支撑作用。
新的征程已开启。可以肯定的是，国家战略的叠加、全省战略的赋能、全市目标的锚定，绵阳将进入前所未有的机遇期、跃升期、跨越期，让我们一起向未来。（绵报融媒记者 郭若雪 视觉绵阳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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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引导基金受捧 地方以资引凤下好“一盘棋”】
“快到手的钱最后却放弃了。”近日，北京某私募股权机构负责人经过反复思考，最终拒绝了一只政府产业引导基金的邀约。
地方政府为实现产业转型升级，用起“引导基金”这一工具，“以资招商”渐成主流。数据显示，2022年一季度，政府产业引导基金同比增长26.9%。然而，不少机构将“拿”产业引导基金的钱比作“戴着镣铐跳舞”;因缺乏专业化基金管理人，地方直投风险放大，难以“保本”。直面投资市场，用好产业引导基金这一工具“以资招商”，地方还需在人才、产业、资金等方面统筹考虑，下好“一盘棋”。
从以地招商到以资招商
电视剧《人世间》中有这么一个情节，为带动当地就业，新到哈阳任市长的周秉义坚持将一个地块开发成商贸城，在拍卖地块招引资金过程中，他与众多商人展开周旋。
周秉义的这一做法是过去许多地方政府“以地招商”的一个缩影。近几年来，地方政府为实现产业转型升级，用起“引导基金”这一工具，“以资招商”渐成主流。
“地方政府想吸引先进的生产力落地，无外乎要用到资源置换，土地、税收优惠是一种资源，直接拿钱进行投资也是一种资源。卖地这种方法，对于地方政府来说实现起来越来越难，比如一些一线城市的土地储备已经不多。”紫荆资本董事总经理钱进对中国证券报记者表示。
盛世投资湖南公司总经理谢迪表示，传统的财政补贴方式存在投放不够精准、效果难以评估、资金无法滚动等问题。
从企业端来看，土地对企业的吸引力也在下降。
“现在很多企业实现了智能化建厂，对土地利用得比较好，他们不再需要那么多的土地，但要做技术迭代升级，需要资金，所以产生了‘以资招商’需求。此外，一些企业除了需要土地等生产要素以外，也需要政府的产业引导基金作为一种信用背书。”安徽省高新技术产业投资有限公司(简称“安徽省高新投”)相关负责人说。
2015年，财政部颁布《政府投资基金暂行管理办法》，政府产业引导基金迈入快速发展时期。深圳福田产业引导基金总经理汪云沾在“2021中国股权投资年度峰会暨中国风险投资年会”上表示，2015年号称是政府产业引导基金元年，从财政账里拿出钱做产业引导基金，改变了财政资金使用方式。
清科研究中心数据显示，2022年一季度新设政府产业引导基金33只，同比增长26.9%。截至3月底，国内共设立2004只政府产业引导基金，目标规模约12.62万亿元，已认缴规模约6.28万亿元。
“地方政府之所以热衷于设立产业引导基金，主要还是希望利用政策和资本的组合拳，在产业转型升级和招商引资方面，打造更灵活、更丰富、更有效的手段和工具。”谢迪对中国证券报记者表示，政府产业引导基金能够发挥“政府引导、市场化运作、专业化管理”的优势，从项目获取、项目研判、项目赋能和退出机制等方面支持地方产业转型升级，助力财政资金高效使用。
钱进认为，地方政府热衷于设立产业引导基金的另一个原因是，可以通过产业引导基金的形式实现资源的正循环。“地方的钱投进去，能在一定的时间内拿回来或者获得增值，把其变成一个可持续的资金来源。”他说。
近几年，因成功投资科大讯飞、京东方、蔚来等企业，合肥以出色的投资能力成为业界关注的焦点。安徽省高新投相关人士告诉中国证券报记者，不论以什么样的招商形式，其实质还是市场需求和供给的问题，企业愿意来的核心原因是地方政府给出的条件契合了企业需求。
良缘难结原因何在
不过，并不是所有的机构都愿意“入局”。近日，北京某私募股权机构负责人拒绝了一只政府产业引导基金的邀约。
该负责人介绍，某地拟设立一只规模为50亿元至100亿元的产业引导基金，资金主要投向当地汽车汽配、油气化工等行业。“该地的产业领域、企业的发展阶段与我们的投资策略不是很匹配。此外，公司近期的人民币基金募集接近尾声，地方政府的资金运用会有很多条条框框，与我们基金的策略会产生冲突。”这位负责人说。
在业界，不少机构将管理地方政府基金称作“带着镣铐跳舞”。
“政府产业引导基金带有较强的地方引导属性，会附加一些支持本地产业的条款，比如返投比例达到1.5倍或2倍。”钱进表示。
返投比例是指子基金对本地的投资规模不低于引导基金对子基金出资额的一定倍数。对于市场化机构来说，这一要求无疑会制约其投资能力的施展。近期，部分政府产业引导基金在尝试放宽对投资子基金返投比例的要求。
温州市科技创新创业投资基金将子基金返投要求从原母基金出资额的1.67倍降至1.5倍。成都、河南等地政府也发文明确提出要降低返投比例。
上述安徽省高新投人士表示，“安徽部分产业引导基金将返投要求从此前的2倍降低到1.2倍。我们对返投的认定空间更为灵活，以前要求机构必须要投资当地企业，才能认定为返投，但现在机构如果能够对接项目方和所在地市的招商需求，将项目资源以撮合的方式招引到当地，即便不直接投资，我们也认定为机构的贡献。”
此外，对于许多地方政府来说，若想搭上产业引导基金这趟快车，寻找一个“情投意合”的母基金管理人非常重要。
近日，生鲜第一股每日优鲜股价跌破0.2美元/股。2020年12月，青岛市政府引导基金和青岛国信、阳光创投组成联合投资主体，向每日优鲜战略投资20亿元。每日优鲜股价的暴跌，令许多政府产业引导基金不得不重视对基金的专业化运作。
钱进对中国证券报记者直言：“政府产业引导基金投出这笔钱，一个很重要的诉求是保本。”
“母基金管理人要经历过子基金的生命周期，并且懂得地方政府和市场的两套运作逻辑。只有这样，才能在复杂的交易系统里，更好地识别子基金管理机构，构建母基金的资产配置，然后向地方政府交付产业投资基金的工作成果。”上述安徽省高新投人士告诉中国证券报记者，对于母基金管理人来说，首要本领是要懂子基金的运作，所谓“知己知彼”，只有知道子基金如何运作，母基金管理人才能用更高的标准或者第三方视角去评价子基金，在早期判断一家基金管理机构是否靠谱。此外，还要了解企业，如果不了解企业的底层逻辑，母基金在与资金管理机构商谈一个底层资产的估值时，是没有办法对话的。
同时，她也提到：“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总体来说，安徽省母基金管理人的专业化水平的提升还是得益于安徽整体产业的发展，以及市场不断成熟。”
下好“引凤”一盘棋
在采访中，安徽省高新投人士告诉中国证券报记者，当地运用产业基金招商引资的核心在于，如何把地方政府的投行思维建立起来。也就是说，政府明确投资的目标在哪，围绕这些目标谁来干、怎么分工，定期的调整、协调机制是什么。
不少机构人士表示，通过产业基金发展地方产业，人才、产业、资本等条件必不可少，地方要下好“一盘棋”。
“首先是人才。区域内应具备一批高素质的创业者，这样的创业者往往是两大类，一大类是科研院所或高等院校里的研究型人员，从研究或技术岗位走向创业，拥有过硬的技术背景;另一类是从大的产业平台辞职的创业者，这类创业者对产业化有系统性认知，视野较为开阔。上述两类人群通常在科教实力发达或大型科技企业较多的城市聚集密度更高，也更容易发起高质量的早期创业企业。”谢迪表示。
中国证券报记者了解到，安徽的产业发展遵循“清单制”，省里围绕重点产业制定了一个目标清单。“我们叫十大新兴产业，围绕安徽省的禀赋资源、在未来全国的版图当中可能有地位或者跑出的赛道，制定了十大新兴产业的产业链。从这些产业链的上游到下游，以及相关领域的头部企业，我们在招引计划中都制定一个清单，这样所有的从业者、创业者就有了导航灯。”安徽省高新投相关人士说。
谢迪表示，按照以往经验，成功的政府引导基金项目更多诞生在具有较强科技属性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在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较好的区域，早期创业企业对应用场景的理解通常更为深刻，对下游客户的触达更快，成功概率更大。
由于早期投资风险大、周期长，需要投资机构花更多的时间陪伴早期企业成长。在吸引靠谱的长期机构这一问题上，安徽省高新投相关人士表示，他们主要站在机构的角度，围绕政府资金的条件和可获得的收益两个维度去考虑这件事。
“机构的核心痛点是募资，如果在技术方面处于爬坡过坎阶段，需要政府扶持较多的企业，我们可以用专项的SPV项目来投，单一项目的金额就会大一些。此外，我们会推出一些让利机制，基本上是在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基础之上，对于超额收益的部分会有一定幅度的分成或让利。”上述安徽省高新投人士表示，产业引导基金不是万能的，它是政府作为引导产业发展的一个工具，做产业引导基金最终是为了扶持产业和科技发展，所以这一工具是中性的，要看如何运用这个工具，围绕当地资源服务当地产业。
【产业引导基金受捧 地方以资引凤下好“一盘棋”】
“快到手的钱最后却放弃了。”近日，北京某私募股权机构负责人经过反复思考，最终拒绝了一只政府产业引导基金的邀约。
地方政府为实现产业转型升级，用起“引导基金”这一工具，“以资招商”渐成主流。数据显示，2022年一季度，政府产业引导基金同比增长26.9%。然而，不少机构将“拿”产业引导基金的钱比作“戴着镣铐跳舞”;因缺乏专业化基金管理人，地方直投风险放大，难以“保本”。直面投资市场，用好产业引导基金这一工具“以资招商”，地方还需在人才、产业、资金等方面统筹考虑，下好“一盘棋”。
从以地招商到以资招商
电视剧《人世间》中有这么一个情节，为带动当地就业，新到哈阳任市长的周秉义坚持将一个地块开发成商贸城，在拍卖地块招引资金过程中，他与众多商人展开周旋。
周秉义的这一做法是过去许多地方政府“以地招商”的一个缩影。近几年来，地方政府为实现产业转型升级，用起“引导基金”这一工具，“以资招商”渐成主流。
“地方政府想吸引先进的生产力落地，无外乎要用到资源置换，土地、税收优惠是一种资源，直接拿钱进行投资也是一种资源。卖地这种方法，对于地方政府来说实现起来越来越难，比如一些一线城市的土地储备已经不多。”紫荆资本董事总经理钱进对中国证券报记者表示。
盛世投资湖南公司总经理谢迪表示，传统的财政补贴方式存在投放不够精准、效果难以评估、资金无法滚动等问题。
从企业端来看，土地对企业的吸引力也在下降。
“现在很多企业实现了智能化建厂，对土地利用得比较好，他们不再需要那么多的土地，但要做技术迭代升级，需要资金，所以产生了‘以资招商’需求。此外，一些企业除了需要土地等生产要素以外，也需要政府的产业引导基金作为一种信用背书。”安徽省高新技术产业投资有限公司(简称“安徽省高新投”)相关负责人说。
2015年，财政部颁布《政府投资基金暂行管理办法》，政府产业引导基金迈入快速发展时期。深圳福田产业引导基金总经理汪云沾在“2021中国股权投资年度峰会暨中国风险投资年会”上表示，2015年号称是政府产业引导基金元年，从财政账里拿出钱做产业引导基金，改变了财政资金使用方式。
清科研究中心数据显示，2022年一季度新设政府产业引导基金33只，同比增长26.9%。截至3月底，国内共设立2004只政府产业引导基金，目标规模约12.62万亿元，已认缴规模约6.28万亿元。
“地方政府之所以热衷于设立产业引导基金，主要还是希望利用政策和资本的组合拳，在产业转型升级和招商引资方面，打造更灵活、更丰富、更有效的手段和工具。”谢迪对中国证券报记者表示，政府产业引导基金能够发挥“政府引导、市场化运作、专业化管理”的优势，从项目获取、项目研判、项目赋能和退出机制等方面支持地方产业转型升级，助力财政资金高效使用。
钱进认为，地方政府热衷于设立产业引导基金的另一个原因是，可以通过产业引导基金的形式实现资源的正循环。“地方的钱投进去，能在一定的时间内拿回来或者获得增值，把其变成一个可持续的资金来源。”他说。
近几年，因成功投资科大讯飞、京东方、蔚来等企业，合肥以出色的投资能力成为业界关注的焦点。安徽省高新投相关人士告诉中国证券报记者，不论以什么样的招商形式，其实质还是市场需求和供给的问题，企业愿意来的核心原因是地方政府给出的条件契合了企业需求。
良缘难结原因何在
不过，并不是所有的机构都愿意“入局”。近日，北京某私募股权机构负责人拒绝了一只政府产业引导基金的邀约。
该负责人介绍，某地拟设立一只规模为50亿元至100亿元的产业引导基金，资金主要投向当地汽车汽配、油气化工等行业。“该地的产业领域、企业的发展阶段与我们的投资策略不是很匹配。此外，公司近期的人民币基金募集接近尾声，地方政府的资金运用会有很多条条框框，与我们基金的策略会产生冲突。”这位负责人说。
在业界，不少机构将管理地方政府基金称作“带着镣铐跳舞”。
“政府产业引导基金带有较强的地方引导属性，会附加一些支持本地产业的条款，比如返投比例达到1.5倍或2倍。”钱进表示。
返投比例是指子基金对本地的投资规模不低于引导基金对子基金出资额的一定倍数。对于市场化机构来说，这一要求无疑会制约其投资能力的施展。近期，部分政府产业引导基金在尝试放宽对投资子基金返投比例的要求。
温州市科技创新创业投资基金将子基金返投要求从原母基金出资额的1.67倍降至1.5倍。成都、河南等地政府也发文明确提出要降低返投比例。
上述安徽省高新投人士表示，“安徽部分产业引导基金将返投要求从此前的2倍降低到1.2倍。我们对返投的认定空间更为灵活，以前要求机构必须要投资当地企业，才能认定为返投，但现在机构如果能够对接项目方和所在地市的招商需求，将项目资源以撮合的方式招引到当地，即便不直接投资，我们也认定为机构的贡献。”
此外，对于许多地方政府来说，若想搭上产业引导基金这趟快车，寻找一个“情投意合”的母基金管理人非常重要。
近日，生鲜第一股每日优鲜股价跌破0.2美元/股。2020年12月，青岛市政府引导基金和青岛国信、阳光创投组成联合投资主体，向每日优鲜战略投资20亿元。每日优鲜股价的暴跌，令许多政府产业引导基金不得不重视对基金的专业化运作。
钱进对中国证券报记者直言：“政府产业引导基金投出这笔钱，一个很重要的诉求是保本。”
“母基金管理人要经历过子基金的生命周期，并且懂得地方政府和市场的两套运作逻辑。只有这样，才能在复杂的交易系统里，更好地识别子基金管理机构，构建母基金的资产配置，然后向地方政府交付产业投资基金的工作成果。”上述安徽省高新投人士告诉中国证券报记者，对于母基金管理人来说，首要本领是要懂子基金的运作，所谓“知己知彼”，只有知道子基金如何运作，母基金管理人才能用更高的标准或者第三方视角去评价子基金，在早期判断一家基金管理机构是否靠谱。此外，还要了解企业，如果不了解企业的底层逻辑，母基金在与资金管理机构商谈一个底层资产的估值时，是没有办法对话的。
同时，她也提到：“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总体来说，安徽省母基金管理人的专业化水平的提升还是得益于安徽整体产业的发展，以及市场不断成熟。”
下好“引凤”一盘棋
在采访中，安徽省高新投人士告诉中国证券报记者，当地运用产业基金招商引资的核心在于，如何把地方政府的投行思维建立起来。也就是说，政府明确投资的目标在哪，围绕这些目标谁来干、怎么分工，定期的调整、协调机制是什么。
不少机构人士表示，通过产业基金发展地方产业，人才、产业、资本等条件必不可少，地方要下好“一盘棋”。
“首先是人才。区域内应具备一批高素质的创业者，这样的创业者往往是两大类，一大类是科研院所或高等院校里的研究型人员，从研究或技术岗位走向创业，拥有过硬的技术背景;另一类是从大的产业平台辞职的创业者，这类创业者对产业化有系统性认知，视野较为开阔。上述两类人群通常在科教实力发达或大型科技企业较多的城市聚集密度更高，也更容易发起高质量的早期创业企业。”谢迪表示。
中国证券报记者了解到，安徽的产业发展遵循“清单制”，省里围绕重点产业制定了一个目标清单。“我们叫十大新兴产业，围绕安徽省的禀赋资源、在未来全国的版图当中可能有地位或者跑出的赛道，制定了十大新兴产业的产业链。从这些产业链的上游到下游，以及相关领域的头部企业，我们在招引计划中都制定一个清单，这样所有的从业者、创业者就有了导航灯。”安徽省高新投相关人士说。
谢迪表示，按照以往经验，成功的政府引导基金项目更多诞生在具有较强科技属性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在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较好的区域，早期创业企业对应用场景的理解通常更为深刻，对下游客户的触达更快，成功概率更大。
由于早期投资风险大、周期长，需要投资机构花更多的时间陪伴早期企业成长。在吸引靠谱的长期机构这一问题上，安徽省高新投相关人士表示，他们主要站在机构的角度，围绕政府资金的条件和可获得的收益两个维度去考虑这件事。
“机构的核心痛点是募资，如果在技术方面处于爬坡过坎阶段，需要政府扶持较多的企业，我们可以用专项的SPV项目来投，单一项目的金额就会大一些。此外，我们会推出一些让利机制，基本上是在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基础之上，对于超额收益的部分会有一定幅度的分成或让利。”上述安徽省高新投人士表示，产业引导基金不是万能的，它是政府作为引导产业发展的一个工具，做产业引导基金最终是为了扶持产业和科技发展，所以这一工具是中性的，要看如何运用这个工具，围绕当地资源服务当地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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