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碳达峰 碳中和##节能减排##双碳目标#
【关于产业园区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的路径分析】
国际经验
（一）现代环保主义兴起，绿色低碳发展理念成为共识。早在1896年，瑞典科学家斯万就警告说，二氧化碳排放量可能会导致全球变暖，但一直未引起社会关注。直到上世纪60年代，以《寂静的春天》出版为起点，西方国家掀起了现代环保运动，才开始反思对自然“索取式”的传统发展模式，倡导人类与自然和谐共生、共同发展的新模式。1992年，联合国大会通过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1997年，达成了《京都议定书》，确立了三个实现温室气体减排的灵活机制：联合履约、排放贸易和清洁发展。此后，虽然经历了《哥本哈根协议》草案未获通过、美国退出《京都议定书》等波折，但总体上，绿色低碳发展已成为全球的共识。
（二）系统的顶层设计和法律法规体系有助于指导碳达峰、碳中和进程。2019年9月20日，德国联邦政府内阁通过了《气候行动计划2030》，并进而于2019年11月15日在德国联邦议院通过了《德国联邦气候保护法》，通过立法的方式确定碳中和的目标与时间；同年12月，欧盟推出《欧洲绿色新政》作为引领欧洲未来社会发展的关键指导文件；2020年3月，《欧盟气候法》草案被提交至欧洲议会和欧盟理事会，拟通过立法的形式确保各成员国实现碳中和目标。
（三）产业结构轻量化是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的自发途径。随着资本在世界范围内的扩展和全球化的日益深化，在比较优势的推动下，产业结构顺应各国的资源禀赋自然演化，经历了劳动密集型、资金和资源密集型产业两轮转移之后，总体上形成了发达国家以第三产业为主、新兴市场国家以第二产业为主的全球产业分布格局。
（四）新兴市场通过绿色低碳改造也能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新兴市场国家产业结构普遍偏重，但一些国家通过绿色循环低碳改造，也探索出了主动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的自觉途径。韩国蔚山国家工业园就是一个典型例子。蔚山国家工业园是韩国于1962年开始建设的第一个国家级工业园区，以汽车、石油化工、造船、有色金属和造纸业等重工业为主要产业，造成了严重的污染。
（五）完善的碳交易市场体系。在世界各国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诸多实践中，碳排放权交易被认为是最有效的市场经济手段之一。
（六）强化碳税政策工具使用可能会成为推动实现“双碳”目标的有效途径。通过增加税赋来提高含碳化石能源价格，以促进能效提高和资源节约利用，相对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是国际社会应对气候变化的主要政策措施之一。
（七）提前布局能源转型是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的重点。能源转型的趋势是通过逐渐降低能源生产和消费中的碳排放，建立低碳甚至零碳的能源系统。零碳能源的实现，一方面是提高能源效率，减少化石能源消费总量；另一方面是发展可再生能源。
（八）绿色金融在碳达峰、碳中和进程中能发挥关键作用。通过金融可以有效引导资源流向有利于碳达峰、碳中和的领域：一方面控制并收紧涉及化石能源行业的投融资，通过资本向传统化石燃料企业施压，迫使其向低碳燃料供应商转型；另一方面则是通过绿色信贷、绿色基金等方式，支持清洁能源技术研发和产业发展，引导经济资源流向更环保的领域，以绿色投融资，促进能源转型、能源可持续性发展，培育新的增长点。
国内现状
（一）建立组织保障与考核体系。我国于2007年6月12日便成立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及节能减排工作领导小组，作为国家应对气候最高议事机构。自“十二五”开始，将单位国内生产总值（GDP）二氧化碳排放下降幅度作为约束性指标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纲要，明确应对气候变化的重点任务、重要领域和重大工程，分类确定省级碳排放控制目标。
（二）制定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划。大力推动绿色低碳发展，新能源、节能环保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快速壮大，并逐步成为支柱产业；高技术制造业和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重达46.9%；新能源产业蓬勃发展，新能源汽车生产和销售规模均居全球第一；风电、光伏发电设备制造形成了全球最完整的产业链。
（三）注重能源结构调整与节能提效。实施能源消费强度和总量双控制度；建立能效“领跑者”制度，健全能效标识制度；加快推行合同能源管理，强化节能法规标准约束，发布实施340多项国家节能标准。
（四）探索低碳发展新模式。先后在10个省（市）和77个城市开展低碳试点工作，在组织领导、配套政策、市场机制、统计体系、评价考核、协同示范和合作交流等方面探索低碳发展模式和制度创新。
（五）提高生态系统碳汇能力。我国是全球森林资源增长最多和人工造林面积最大的国家，成为全球“增绿”的主力军；2010年至2020年，全国实施退耕还林还草约1.08亿亩；“十三五”期间，累计完成造林5.45亿亩、森林抚育6.37亿亩；截至2020年年末，全国森林面积2.2亿公顷。
（六）推动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多边治理。作为《巴黎协定》（2015）的重要推动力量之一，中国始终坚持多边主义，坚持《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巴黎协定》所确定的公平、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和各自能力原则；积极与全球各国开展气候对话和务实合作，截至2020年年末，中国已与35个发展中国家签署39份应对气候变化南南合作谅解备忘录；以绿色“一带一路”建设引领全球气候治理实践。积极参与国际《关于消耗臭氧层物质的蒙特利尔议定书》，制定《消耗臭氧层物质管理条例》，推动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减排。
（七）完善法规政策体系。2010年，我国制定了《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2014年，制定《国家应对气候变化规划（2014－2020年）》首个应对气候专项规划；2020年，启动编制《国家适应气候变化战略2035》。2021年，我国成立碳达峰、碳中和工作领导小组，加快构建碳达峰、碳中和“1+N”政策体系，统筹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
挑战和机遇
（一）挑战。一是能源消耗大，碳排放总量偏高，减碳的压力偏大。产业园区通常是当地主要的经济产出集聚地和能源生产、消耗的大户，因而也就成为碳排放的高地。据清华大学环境学院测算，2015年，全国213家国家级经开区的能源消费总计为3.89亿吨标准煤，占同期全国能源消费总量的10%；按照碳排放测算，则为12.2亿吨二氧化碳当量，占同期全国排放的9.4%，减碳的压力和空间均很大。
二是碳排放以工业（包括能源活动）排放为主，减碳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偏大偏快。《中华人民共和国气候变化第一次两年更新报告2016》测算，能源和工业生产活动排放的二氧化碳占我国碳排放的99.9%。不同于传统城市以人口聚集为主，开发区突出表现为产业集聚。我国是制造业大国，开发区也通常集聚了当地主要的制造企业，消耗着大部分的能源。因而，在碳排放结构上，工业排放一般占据开发区碳排放的大头。在碳达峰、碳中和的过程中，存量企业的低碳改造和产业结构的低碳转型任务艰巨。一旦碳减排进程过快、要求过高，企业技术改造的成本负担沉重，如果再叠加改造的技术可行性受限，短期内对开发区经济增长的压力巨大。
三是产业结构偏重，加剧了碳达峰、碳中和的压力。近年来，在节能减排和生态环保要求下，各地纷纷调整产业结构，逐步淘汰高耗能高污染的落后产能。但在当下，多数开发区的产业结构仍然偏重，高固投、高资本的行业仍主要集中在开发区，未来碳达峰、碳中和的任务艰巨。
（二）机遇。一是节能减排基础较好，单位碳排放相对较低。据清华大学环境学院保守测算，2015年，全国工业园区贡献了约50%的全国工业增加值，即117484亿元，其二氧化碳排放为282324万吨，由此估算出工业园区的平均碳排放强度为2.4吨/万元，比同期全国水平低39%。
二是产业链集聚效应明显，资源循环利用和产业共生基础深厚。作为产业集聚的物理区域，产业园区一般围绕着一个或几个核心产业构建产业链条，集聚上下游企业，最终形成各具特色的产业集聚地。因此，产业园区天然具备资源循环利用和产业共生集聚的禀赋，市场要素从上游企业向中下游企业传递的过程，本身就契合资源循环利用和产业共生的要求。
三是能源、资源的消费需求和供给相对集中，低碳改造的交易成本较低，容易形成规模效应。在水电气热等公共服务供给和保障方面，多数产业园区通常采取管委会下属企业集中供给的模式，即园区管委会通过设立专门的企业，集中提供园区企业的水、电、蒸汽、天然气等能源和主要工业原料。因此，对这些公共产品供给方式进行集约式和低碳化改造，尤其是构建综合能源管理体系，统筹水电气热的循环生产和在不同时段的转换储备，在技术上和制度协调上都具有可行性。
四是企业科技含量普遍较高、创新能力和市场意识较强，对低碳改造的微观基础相对扎实。产业园区汇集了当地的优势资源和企业，一定程度上是区域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具体表现为：园区企业普遍具备一定的软硬件实力，不少企业甚至是行业龙头，具备开展低碳改造的意识和条件；部分园区不乏提供生产流程改造方案和服务的企业，低碳改造的产业生态相对完善。
五是金融资源相对富足，低碳改造的资金支持相对有力。产业园区作为区域经济发展的高地，通常是金融机构关注和服务的重点，不少园区本身也是区域金融的集聚区，如泰达开发区汇聚了所有牌照类型的金融机构，是国内少有的“全牌照”开发区，金融业增加值占天津市的近五分之一。在“双碳”成为国家战略，金融支持绿色发展的背景下，充裕的金融资源有力支撑了绿色低碳改造的进程。
六是“双碳”战略提供了园区发展的全新赛道。我国经济转入新常态后，传统的模式需要转型，传统的市场需要切换和提升，产业园区也面临着转型升级的挑战，而“双碳”战略提供了全新的投资机会，培育了全新的市场需求，催生了一批新兴企业，也形成了一个全新的产业领域。对于产业园区而言，既意味着新的招商引资和产业培育的机遇，更是存量企业改造升级的市场，在未来很长时间内可以成为园区发展的主要方向。
路径考量
（一）以市场力量为主，政府推动为辅，兼顾“双碳”工作的经济性和社会性。碳达峰和碳中和的要求把以往忽略的外部性重新施加给每个市场主体，从这个意义上理解，“双碳”工作本质上是一个经济行为。当然，从事关全人类的生死存亡来看，“双碳”工作也同时具有社会性。因此，在推进“双碳”工作时，应充分发挥市场在价格形成和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同时，利用好政府在纠正市场扭曲和引导合理预期中的积极作用，兼顾绿色低碳、零碳发展的经济性和社会性。
（二）紧扣碳达峰、碳中和要求，结合区域实际，做好顶层设计。碳达峰、碳中和是未来三四十年持续推进的战略工作，因此，如何结合全球、全国的规划，同时符合区域发展阶段、资源禀赋、产业结构、财税实力等实际，制定园区碳达峰、碳中和顶层设计，这对有序推进“双碳”工作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三）以能源系统重构为基础，建设综合能源体系，实现能源系统绿色清洁低碳化。鉴于能源消费形成的碳排放在产业园区排放中占据绝对的主导份额，园区减碳的首要任务必须是重构传统高碳、偏煤的能源系统，以煤改天然气为开端，大力发展光伏、风电、氢能等清洁能源，配套储能设施建设，加大外购绿电比例，理顺能源生产、传输、消费之间的价格形成机制，构建以传统能源为基础、多种清洁能源共同参与、各种能源形态智能转换的分布式能源综合管理体系，以此作为园区发展的基础设施，为推进园区低碳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支撑。
（四）以节能减排为抓手，引导存量企业流程再造和工艺重塑，推动企业绿色低碳发展。企业是市场经济的主体，也是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最终的实践主体。落
（五）市场竞争和政府引导共同推进园区产业结构升级和价值链提升，培育新兴“双碳”产业，引导建立循环共生发展，实现产业结构高附加值和绿色低碳化。
（六）善用金融配置资源的功能，打造绿色低碳金融生态。鼓励金融机构善用货币当局和监管部门的“双碳”政策工具，结合自身优势开发并不断丰富绿色低碳金融产品，提升服务“双碳”发展的能力，打造一批各具特色的绿色评级、咨询、保险、投融资等“双碳”金融机构，完善碳配额和碳减排交易市场，稳步扩大交易品种和市场规模，构建服务“双碳”、品类丰富、风险可控的绿色金融生态。
（七）开发碳税、低碳补贴等财税工具，引导企业节能减排和研发固碳技术、工艺。
（八）加强与周边城市一体化低碳改造，扩大循环利用范围，增大正向溢出效应。
责任编辑：原健凇
#产业园区#
【关于产业园区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的路径分析】
国际经验
（一）现代环保主义兴起，绿色低碳发展理念成为共识。早在1896年，瑞典科学家斯万就警告说，二氧化碳排放量可能会导致全球变暖，但一直未引起社会关注。直到上世纪60年代，以《寂静的春天》出版为起点，西方国家掀起了现代环保运动，才开始反思对自然“索取式”的传统发展模式，倡导人类与自然和谐共生、共同发展的新模式。1992年，联合国大会通过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1997年，达成了《京都议定书》，确立了三个实现温室气体减排的灵活机制：联合履约、排放贸易和清洁发展。此后，虽然经历了《哥本哈根协议》草案未获通过、美国退出《京都议定书》等波折，但总体上，绿色低碳发展已成为全球的共识。
（二）系统的顶层设计和法律法规体系有助于指导碳达峰、碳中和进程。2019年9月20日，德国联邦政府内阁通过了《气候行动计划2030》，并进而于2019年11月15日在德国联邦议院通过了《德国联邦气候保护法》，通过立法的方式确定碳中和的目标与时间；同年12月，欧盟推出《欧洲绿色新政》作为引领欧洲未来社会发展的关键指导文件；2020年3月，《欧盟气候法》草案被提交至欧洲议会和欧盟理事会，拟通过立法的形式确保各成员国实现碳中和目标。
（三）产业结构轻量化是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的自发途径。随着资本在世界范围内的扩展和全球化的日益深化，在比较优势的推动下，产业结构顺应各国的资源禀赋自然演化，经历了劳动密集型、资金和资源密集型产业两轮转移之后，总体上形成了发达国家以第三产业为主、新兴市场国家以第二产业为主的全球产业分布格局。
（四）新兴市场通过绿色低碳改造也能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新兴市场国家产业结构普遍偏重，但一些国家通过绿色循环低碳改造，也探索出了主动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的自觉途径。韩国蔚山国家工业园就是一个典型例子。蔚山国家工业园是韩国于1962年开始建设的第一个国家级工业园区，以汽车、石油化工、造船、有色金属和造纸业等重工业为主要产业，造成了严重的污染。
（五）完善的碳交易市场体系。在世界各国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诸多实践中，碳排放权交易被认为是最有效的市场经济手段之一。
（六）强化碳税政策工具使用可能会成为推动实现“双碳”目标的有效途径。通过增加税赋来提高含碳化石能源价格，以促进能效提高和资源节约利用，相对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是国际社会应对气候变化的主要政策措施之一。
（七）提前布局能源转型是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的重点。能源转型的趋势是通过逐渐降低能源生产和消费中的碳排放，建立低碳甚至零碳的能源系统。零碳能源的实现，一方面是提高能源效率，减少化石能源消费总量；另一方面是发展可再生能源。
（八）绿色金融在碳达峰、碳中和进程中能发挥关键作用。通过金融可以有效引导资源流向有利于碳达峰、碳中和的领域：一方面控制并收紧涉及化石能源行业的投融资，通过资本向传统化石燃料企业施压，迫使其向低碳燃料供应商转型；另一方面则是通过绿色信贷、绿色基金等方式，支持清洁能源技术研发和产业发展，引导经济资源流向更环保的领域，以绿色投融资，促进能源转型、能源可持续性发展，培育新的增长点。
国内现状
（一）建立组织保障与考核体系。我国于2007年6月12日便成立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及节能减排工作领导小组，作为国家应对气候最高议事机构。自“十二五”开始，将单位国内生产总值（GDP）二氧化碳排放下降幅度作为约束性指标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纲要，明确应对气候变化的重点任务、重要领域和重大工程，分类确定省级碳排放控制目标。
（二）制定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划。大力推动绿色低碳发展，新能源、节能环保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快速壮大，并逐步成为支柱产业；高技术制造业和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重达46.9%；新能源产业蓬勃发展，新能源汽车生产和销售规模均居全球第一；风电、光伏发电设备制造形成了全球最完整的产业链。
（三）注重能源结构调整与节能提效。实施能源消费强度和总量双控制度；建立能效“领跑者”制度，健全能效标识制度；加快推行合同能源管理，强化节能法规标准约束，发布实施340多项国家节能标准。
（四）探索低碳发展新模式。先后在10个省（市）和77个城市开展低碳试点工作，在组织领导、配套政策、市场机制、统计体系、评价考核、协同示范和合作交流等方面探索低碳发展模式和制度创新。
（五）提高生态系统碳汇能力。我国是全球森林资源增长最多和人工造林面积最大的国家，成为全球“增绿”的主力军；2010年至2020年，全国实施退耕还林还草约1.08亿亩；“十三五”期间，累计完成造林5.45亿亩、森林抚育6.37亿亩；截至2020年年末，全国森林面积2.2亿公顷。
（六）推动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多边治理。作为《巴黎协定》（2015）的重要推动力量之一，中国始终坚持多边主义，坚持《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巴黎协定》所确定的公平、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和各自能力原则；积极与全球各国开展气候对话和务实合作，截至2020年年末，中国已与35个发展中国家签署39份应对气候变化南南合作谅解备忘录；以绿色“一带一路”建设引领全球气候治理实践。积极参与国际《关于消耗臭氧层物质的蒙特利尔议定书》，制定《消耗臭氧层物质管理条例》，推动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减排。
（七）完善法规政策体系。2010年，我国制定了《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2014年，制定《国家应对气候变化规划（2014－2020年）》首个应对气候专项规划；2020年，启动编制《国家适应气候变化战略2035》。2021年，我国成立碳达峰、碳中和工作领导小组，加快构建碳达峰、碳中和“1+N”政策体系，统筹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
挑战和机遇
（一）挑战。一是能源消耗大，碳排放总量偏高，减碳的压力偏大。产业园区通常是当地主要的经济产出集聚地和能源生产、消耗的大户，因而也就成为碳排放的高地。据清华大学环境学院测算，2015年，全国213家国家级经开区的能源消费总计为3.89亿吨标准煤，占同期全国能源消费总量的10%；按照碳排放测算，则为12.2亿吨二氧化碳当量，占同期全国排放的9.4%，减碳的压力和空间均很大。
二是碳排放以工业（包括能源活动）排放为主，减碳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偏大偏快。《中华人民共和国气候变化第一次两年更新报告2016》测算，能源和工业生产活动排放的二氧化碳占我国碳排放的99.9%。不同于传统城市以人口聚集为主，开发区突出表现为产业集聚。我国是制造业大国，开发区也通常集聚了当地主要的制造企业，消耗着大部分的能源。因而，在碳排放结构上，工业排放一般占据开发区碳排放的大头。在碳达峰、碳中和的过程中，存量企业的低碳改造和产业结构的低碳转型任务艰巨。一旦碳减排进程过快、要求过高，企业技术改造的成本负担沉重，如果再叠加改造的技术可行性受限，短期内对开发区经济增长的压力巨大。
三是产业结构偏重，加剧了碳达峰、碳中和的压力。近年来，在节能减排和生态环保要求下，各地纷纷调整产业结构，逐步淘汰高耗能高污染的落后产能。但在当下，多数开发区的产业结构仍然偏重，高固投、高资本的行业仍主要集中在开发区，未来碳达峰、碳中和的任务艰巨。
（二）机遇。一是节能减排基础较好，单位碳排放相对较低。据清华大学环境学院保守测算，2015年，全国工业园区贡献了约50%的全国工业增加值，即117484亿元，其二氧化碳排放为282324万吨，由此估算出工业园区的平均碳排放强度为2.4吨/万元，比同期全国水平低39%。
二是产业链集聚效应明显，资源循环利用和产业共生基础深厚。作为产业集聚的物理区域，产业园区一般围绕着一个或几个核心产业构建产业链条，集聚上下游企业，最终形成各具特色的产业集聚地。因此，产业园区天然具备资源循环利用和产业共生集聚的禀赋，市场要素从上游企业向中下游企业传递的过程，本身就契合资源循环利用和产业共生的要求。
三是能源、资源的消费需求和供给相对集中，低碳改造的交易成本较低，容易形成规模效应。在水电气热等公共服务供给和保障方面，多数产业园区通常采取管委会下属企业集中供给的模式，即园区管委会通过设立专门的企业，集中提供园区企业的水、电、蒸汽、天然气等能源和主要工业原料。因此，对这些公共产品供给方式进行集约式和低碳化改造，尤其是构建综合能源管理体系，统筹水电气热的循环生产和在不同时段的转换储备，在技术上和制度协调上都具有可行性。
四是企业科技含量普遍较高、创新能力和市场意识较强，对低碳改造的微观基础相对扎实。产业园区汇集了当地的优势资源和企业，一定程度上是区域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具体表现为：园区企业普遍具备一定的软硬件实力，不少企业甚至是行业龙头，具备开展低碳改造的意识和条件；部分园区不乏提供生产流程改造方案和服务的企业，低碳改造的产业生态相对完善。
五是金融资源相对富足，低碳改造的资金支持相对有力。产业园区作为区域经济发展的高地，通常是金融机构关注和服务的重点，不少园区本身也是区域金融的集聚区，如泰达开发区汇聚了所有牌照类型的金融机构，是国内少有的“全牌照”开发区，金融业增加值占天津市的近五分之一。在“双碳”成为国家战略，金融支持绿色发展的背景下，充裕的金融资源有力支撑了绿色低碳改造的进程。
六是“双碳”战略提供了园区发展的全新赛道。我国经济转入新常态后，传统的模式需要转型，传统的市场需要切换和提升，产业园区也面临着转型升级的挑战，而“双碳”战略提供了全新的投资机会，培育了全新的市场需求，催生了一批新兴企业，也形成了一个全新的产业领域。对于产业园区而言，既意味着新的招商引资和产业培育的机遇，更是存量企业改造升级的市场，在未来很长时间内可以成为园区发展的主要方向。
路径考量
（一）以市场力量为主，政府推动为辅，兼顾“双碳”工作的经济性和社会性。碳达峰和碳中和的要求把以往忽略的外部性重新施加给每个市场主体，从这个意义上理解，“双碳”工作本质上是一个经济行为。当然，从事关全人类的生死存亡来看，“双碳”工作也同时具有社会性。因此，在推进“双碳”工作时，应充分发挥市场在价格形成和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同时，利用好政府在纠正市场扭曲和引导合理预期中的积极作用，兼顾绿色低碳、零碳发展的经济性和社会性。
（二）紧扣碳达峰、碳中和要求，结合区域实际，做好顶层设计。碳达峰、碳中和是未来三四十年持续推进的战略工作，因此，如何结合全球、全国的规划，同时符合区域发展阶段、资源禀赋、产业结构、财税实力等实际，制定园区碳达峰、碳中和顶层设计，这对有序推进“双碳”工作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三）以能源系统重构为基础，建设综合能源体系，实现能源系统绿色清洁低碳化。鉴于能源消费形成的碳排放在产业园区排放中占据绝对的主导份额，园区减碳的首要任务必须是重构传统高碳、偏煤的能源系统，以煤改天然气为开端，大力发展光伏、风电、氢能等清洁能源，配套储能设施建设，加大外购绿电比例，理顺能源生产、传输、消费之间的价格形成机制，构建以传统能源为基础、多种清洁能源共同参与、各种能源形态智能转换的分布式能源综合管理体系，以此作为园区发展的基础设施，为推进园区低碳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支撑。
（四）以节能减排为抓手，引导存量企业流程再造和工艺重塑，推动企业绿色低碳发展。企业是市场经济的主体，也是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最终的实践主体。落
（五）市场竞争和政府引导共同推进园区产业结构升级和价值链提升，培育新兴“双碳”产业，引导建立循环共生发展，实现产业结构高附加值和绿色低碳化。
（六）善用金融配置资源的功能，打造绿色低碳金融生态。鼓励金融机构善用货币当局和监管部门的“双碳”政策工具，结合自身优势开发并不断丰富绿色低碳金融产品，提升服务“双碳”发展的能力，打造一批各具特色的绿色评级、咨询、保险、投融资等“双碳”金融机构，完善碳配额和碳减排交易市场，稳步扩大交易品种和市场规模，构建服务“双碳”、品类丰富、风险可控的绿色金融生态。
（七）开发碳税、低碳补贴等财税工具，引导企业节能减排和研发固碳技术、工艺。
（八）加强与周边城市一体化低碳改造，扩大循环利用范围，增大正向溢出效应。
责任编辑：原健凇
#产业园区#
【#茅台投放每箱12瓶装飞天茅台# ，用于开箱零售】新京报消息，12月13日起，茅台将增加销售一种规格为12瓶/箱的飞天茅台酒。北京、上海多名经销商表示，他们已经收到茅台驻各省区市片区销售部门电话通知；一旦12瓶装规格的茅台酒到货，立即开始执行这一政策。“此次新举措只是增加了专门用于开箱的品种，购买方式仍需要预约登记，没有变化。”贵州茅台酒销售公司北京片区负责人表示。
揭穿亿元调解书中的猫腻
➤ 一起标的额近亿元的合同纠纷案，双方迅速达成调解协议。
➤ 前后两份《补充协议》，约定综合费率为何大相径庭？
➤ 诉讼疑点重重，调查层层深入，监督持续推进……
建筑公司将置业公司起诉至法院，要求支付工程款近亿元，双方迅速达成调解协议。检察官审查发现，这份民事调解书有猫腻！启动监督后，再审检察建议却没被采纳。检察机关跟进监督，虚假的民事调解书被撤销，案件也被发回重审。
2021年10月29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印发4件民事检察跟进监督典型案例，这起由浙江省浦江县检察院办理的某建筑公司与某置业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跟进监督案位列其中。
“目前这起案件发回重审后还在审理中，我们将持续跟进监督到底！”近日，记者对此案进行采访时，参与办案的浙江省金华市检察院第四检察部副主任金全表示。
大有文章的《七月协议》
2014年4月，浦江某置业公司（下称“置业公司”）因经营不善导致资金周转困难，在当地搞房地产投资的潘某有意接手该公司开发的楼盘，但未能筹措到资金。后来，潘某经人介绍向某集团公司（下称“集团公司”）借款。集团公司对置业公司资产及楼盘的后期销售前景进行充分评估后，认为该楼盘项目可实现盈利。
经过一番商议，各方最终确定由集团公司全额出资入股置业公司，资金通过某信托公司（下称“信托公司”）投入；确定信托公司为置业公司独资法人，占有100%股权。置业公司聘请潘某为公司总经理兼法定代表人，同时由集团公司派驻一名财务人员，监管公司印章及公司账户。
此后不久，经公开招投标，某建筑公司（下称“建筑公司”）中标承建置业公司的楼盘开发项目。潘某作为置业公司法定代表人，与建筑公司签订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与此同时，双方另行签订了一份补充协议（下称《六月合同》），明确了土建工程综合费率、水电安装工程综合费率的取费标准，以及定额人工单价。随后，双方将上述两份合同一并提交给建设部门进行备案。
2017年五六月间，潘某与建筑公司负责人洪某、实际施工经理杜某串通，准备通过提高综合费率的方式，将自己欠洪某、杜某的钱计入工程款中进行结算。于是，潘某在未取得信托公司同意的情况下，擅自与建筑公司又重新签订了一份补充协议（下称《七月合同》）。
为避免被人发现，双方将《七月合同》的签订时间倒签至2014年7月18日。此后，双方以《七月合同》作为审计依据，交给一家造价咨询公司。2017年9月22日，造价咨询公司出具了工程造价审定单，审定金额为2.63亿余元。
同年10月12日，建筑公司依据《七月合同》及工程造价审定单，将置业公司起诉至浦江县法院，要求支付剩余工程款9520万余元。
一个月不到，双方就顺利达成了调解协议，浦江县法院据此作出了民事调解书。
突然冒出个职务侵占案
2018年1月3日，建筑公司以置业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而且明显缺乏清偿能力为由，向浦江县法院申请对置业公司进行破产清算。同月15日，该院裁定受理置业公司破产清算案，置业公司随即进入破产清算程序。
顺利的话，根据调解协议书规定，建筑公司就能从楼盘折价或者拍卖价款中优先受偿全部工程款。而洪某和杜某，也自然能够不动声色地收回潘某的欠款。可人算不如天算，眼看大功告成之时，潘某“翻车”了。
2018年3月4日，浦江县公安局将一起职务侵占案移送浦江县检察院审查起诉。该案的犯罪嫌疑人正是潘某。
出于职业敏感，公司财务人员整理了置业公司与建筑公司的民事调解书等材料，发现潘某可能存在通过虚假诉讼侵害公司利益的行为，于是立即向浦江县检察院申请民事裁判监督。
“这里面很可能有问题！”受理申请后，承办检察官经调查发现，置业公司和建筑公司存在两份《补充协议》，即在建设部门备案的《六月合同》和后来的《七月合同》。
通过仔细比对，检察官发现，双方后来签署的这份《七月合同》存在诸多不合常理之处，比如，《七月合同》较《六月合同》大幅提高了定额人工单价、土建工程综合费率、水电安装综合费率等，数额均明显不符合建筑市场行情；工程监理、预决算、跟踪审计人员所提供的原始结算基础资料也证实，工程实际是按照《六月合同》履行，置业公司也是按照该合同支付相应阶段工程款。而且更让人大跌眼镜的是，这份2014年7月8日签署的《七月合同》上，盖的竟是置业公司在2015年9月28日才启用的印章……
潘某作为置业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为何要签署这份远高于市场价、完全不利于置业公司的《七月合同》？
冲破迷雾揪出虚假诉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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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案人员赴某置业公司取证途中
为尽快查明真相、固定相关证据，浦江县检察院整合内部办案力量组成专班，并立即向金华市检察院汇报案情，请求支持和指导。金华市检察院当即派出民事检察业务骨干参与案件调查。
“虚假调解通常隐蔽性较强，通过单纯的书面审查虽然可以作出初步判断与识别，但这最多能达到合理怀疑诉争案件涉嫌虚假诉讼的程度，对诉争案件是否确实存在虚假诉讼，还需要通过后期的调查取证工作予以认定。”办案人员很快达成充分行使调查核实权提升监督质效的共识。
为此，办案人员重点围绕涉案协议签订的时间、协议内容差异、施工决算情况等关键问题，审查当事人不符常理或者行业惯例的异常行为，固定关键证据。通过对中标合同、建设施工备案合同、工程预决算报告、工程进度款结算、支付情况及竣工结算报告等书证进行全面审查，最终将《七月合同》中的诸多疑点逐个击破。
鉴于该案涉案人员多、人员之间又存在利益关系，一旦串供，很难突破，办案人员认真研判案情后，制定了周密详实的询问提纲和询问策略，通过上下联动，一体化办案，将项目经理、监理、预决算制作人员、跟踪审计人员等相关人员同时通知到位，分组进行询问，避免了当事人之间的串供。
另外，办案人员通过查询银行往来账目，搜索与潘某相关的所有民事判决情况，审查相关的所有裁判文书，查明潘某在2014年3月曾向建筑公司总经理洪某借款1000万元，约定借款利息为月利率2.5%，而且在2016年分多次通过支付工程款的方式，已支付给洪某个人利息500万元。
在查明潘某与洪某之间存在上述利益关系后，办案人员顺利找到了潘某参与虚假诉讼的动机。在事实证据面前，潘某如实向检察官供述了参与虚假诉讼情况。同时，针对检察机关在调查取证过程中存在刚性措施不足、相关人员不愿配合等现实情况，办案人员还采取上门取证方式，面对面进行释法说理，消除当事人的心理顾虑。在取证过程中，办案人员专门请技术人员配合，通过同步录音录像的方式将证人证言予以固定，以防止证人证言出现反复。
跟进监督撤销调解书
经过全面深入的调查核实，浦江县检察院查明，潘某与建筑公司为自身利益，恶意串通伪造《七月合同》，虚增工程款，骗取民事调解书，并凭借该民事调解书申请置业公司破产，从而达到将自己虚增的部分建筑工程款优先受偿的非法目的。双方的行为严重扰乱了正常的司法秩序，损害了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据此，2019年6月28日，该院依法向浦江县法院发出再审检察建议。
同年9月25日，浦江县法院复函认为现有证据不足以证实民事调解书损害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没有采纳再审检察建议。对此，浦江县检察院当即召开检察委员会会议，讨论后续处理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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浦江县检察院检察委员会讨论案情
“当事人这种以调解形式达到非法目的或获取非法利益的行为，利用了法院的审判权，从实质上突破了调解各方私益的范畴，所处分和损害的利益已不仅仅是当事人的私益，还妨害了司法秩序，损害了司法权威，侵害了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典型的破坏性，检察机关应当加强监督。”
“虚假诉讼损害的是司法秩序等国家利益及社会公共利益，检察机关作为保护‘两益’的重要力量，在此类案件中应当加强跟进监督的能动性。”
“根据虚假诉讼民事检察监督证明标准的‘高度盖然性’原则，本案事实证据足以证实这份民事调解书存在虚假诉讼，侵害了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针对当事人不法行为，检察机关必须监督到底！”
……
会上，该院检委会委员一致同意启动跟进监督程序，提请金华市检察院抗诉。
金华市检察院受理该案后，强化了对民事抗诉书的说理，果断精准地提出了抗诉。承办检察官在开庭过程中，就检察机关调查取证情况进行了详细说明，阐述了抗诉理由，最大程度还原了该案的真实情况。
2020年2月20日，金华市中级法院采纳了金华市检察院的抗诉理由，裁定撤销浦江县法院作出的民事调解书，并对建筑公司与置业公司的建筑合同纠纷案发回重审。目前，案件正在审理中。
实现公权监督和私权救济的有机统一
伪造证据虚增工程款是建设工程领域虚假诉讼常见的表现形式之一。司法机关对于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尤其是能迅速达成和解协议的案件应保持足够的警惕。
民事诉讼法第93条规定调解的原则是：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根据当事人自愿的原则，在事实清楚的基础上，分清是非，进行调解。该案中，建筑公司于2017年10月12日将置业公司起诉至法院，建筑公司和置业公司法定代表人潘某又迅速达成和解协议。在和解协议中，潘某代表置业公司作出了巨大让步，不但全盘同意了对方的诉请，还同意对方保留对千万余元利息起诉的权利，调整了质保金，从而使得建筑公司规避了诉讼标的超过1亿元需要有上一级法院管辖的规定，迅速获得了全额优先受偿权，这一系列行为殊为异常。
由于虚假诉讼，特别是虚假调解的隐蔽性很强，受到利益侵害的第三人很难收集确实证据证明相关事实，检察机关在发现线索后应依法行使调查核实权取得虚假诉讼的充分证据并予以监督。
本案中，检察机关运用“调查、侦查、审查”三查融合机制，重点围绕《七月合同》和《六月合同》的签订时间、协议内容、施工决算情况进行调查比对，查明了《七月合同》中存在的种种不合理之处。在扎实的证据面前，潘某不得不承认，其和建筑公司合谋，将其个人欠款计入工程款，从而编造《七月合同》来虚增工程款，以达到通过工程款优先受偿的目的。
虚假诉讼并非双方当事人的私权争议，可能涉及到违法犯罪行为，既损害了司法秩序，也损害了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检察机关在收集查明虚假诉讼的证据后，应当依法采用适合的方式予以监督。在法院未予纠正的情况下，检察机关采取跟进监督措施，既是落实精准监督理念，也是增强检察监督刚性的重要方式。本案中，检察机关正是通过跟进监督，经抗诉促使上级法院撤销了虚假调解书，维护了司法权威，保护了相关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实现了公权监督和私权救济的有机统一。（浙江省金华市检察院第四检察部副主任 金全）
来源:检察日报正义网
➤ 一起标的额近亿元的合同纠纷案，双方迅速达成调解协议。
➤ 前后两份《补充协议》，约定综合费率为何大相径庭？
➤ 诉讼疑点重重，调查层层深入，监督持续推进……
建筑公司将置业公司起诉至法院，要求支付工程款近亿元，双方迅速达成调解协议。检察官审查发现，这份民事调解书有猫腻！启动监督后，再审检察建议却没被采纳。检察机关跟进监督，虚假的民事调解书被撤销，案件也被发回重审。
2021年10月29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印发4件民事检察跟进监督典型案例，这起由浙江省浦江县检察院办理的某建筑公司与某置业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跟进监督案位列其中。
“目前这起案件发回重审后还在审理中，我们将持续跟进监督到底！”近日，记者对此案进行采访时，参与办案的浙江省金华市检察院第四检察部副主任金全表示。
大有文章的《七月协议》
2014年4月，浦江某置业公司（下称“置业公司”）因经营不善导致资金周转困难，在当地搞房地产投资的潘某有意接手该公司开发的楼盘，但未能筹措到资金。后来，潘某经人介绍向某集团公司（下称“集团公司”）借款。集团公司对置业公司资产及楼盘的后期销售前景进行充分评估后，认为该楼盘项目可实现盈利。
经过一番商议，各方最终确定由集团公司全额出资入股置业公司，资金通过某信托公司（下称“信托公司”）投入；确定信托公司为置业公司独资法人，占有100%股权。置业公司聘请潘某为公司总经理兼法定代表人，同时由集团公司派驻一名财务人员，监管公司印章及公司账户。
此后不久，经公开招投标，某建筑公司（下称“建筑公司”）中标承建置业公司的楼盘开发项目。潘某作为置业公司法定代表人，与建筑公司签订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与此同时，双方另行签订了一份补充协议（下称《六月合同》），明确了土建工程综合费率、水电安装工程综合费率的取费标准，以及定额人工单价。随后，双方将上述两份合同一并提交给建设部门进行备案。
2017年五六月间，潘某与建筑公司负责人洪某、实际施工经理杜某串通，准备通过提高综合费率的方式，将自己欠洪某、杜某的钱计入工程款中进行结算。于是，潘某在未取得信托公司同意的情况下，擅自与建筑公司又重新签订了一份补充协议（下称《七月合同》）。
为避免被人发现，双方将《七月合同》的签订时间倒签至2014年7月18日。此后，双方以《七月合同》作为审计依据，交给一家造价咨询公司。2017年9月22日，造价咨询公司出具了工程造价审定单，审定金额为2.63亿余元。
同年10月12日，建筑公司依据《七月合同》及工程造价审定单，将置业公司起诉至浦江县法院，要求支付剩余工程款9520万余元。
一个月不到，双方就顺利达成了调解协议，浦江县法院据此作出了民事调解书。
突然冒出个职务侵占案
2018年1月3日，建筑公司以置业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而且明显缺乏清偿能力为由，向浦江县法院申请对置业公司进行破产清算。同月15日，该院裁定受理置业公司破产清算案，置业公司随即进入破产清算程序。
顺利的话，根据调解协议书规定，建筑公司就能从楼盘折价或者拍卖价款中优先受偿全部工程款。而洪某和杜某，也自然能够不动声色地收回潘某的欠款。可人算不如天算，眼看大功告成之时，潘某“翻车”了。
2018年3月4日，浦江县公安局将一起职务侵占案移送浦江县检察院审查起诉。该案的犯罪嫌疑人正是潘某。
出于职业敏感，公司财务人员整理了置业公司与建筑公司的民事调解书等材料，发现潘某可能存在通过虚假诉讼侵害公司利益的行为，于是立即向浦江县检察院申请民事裁判监督。
“这里面很可能有问题！”受理申请后，承办检察官经调查发现，置业公司和建筑公司存在两份《补充协议》，即在建设部门备案的《六月合同》和后来的《七月合同》。
通过仔细比对，检察官发现，双方后来签署的这份《七月合同》存在诸多不合常理之处，比如，《七月合同》较《六月合同》大幅提高了定额人工单价、土建工程综合费率、水电安装综合费率等，数额均明显不符合建筑市场行情；工程监理、预决算、跟踪审计人员所提供的原始结算基础资料也证实，工程实际是按照《六月合同》履行，置业公司也是按照该合同支付相应阶段工程款。而且更让人大跌眼镜的是，这份2014年7月8日签署的《七月合同》上，盖的竟是置业公司在2015年9月28日才启用的印章……
潘某作为置业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为何要签署这份远高于市场价、完全不利于置业公司的《七月合同》？
冲破迷雾揪出虚假诉讼
图片
办案人员赴某置业公司取证途中
为尽快查明真相、固定相关证据，浦江县检察院整合内部办案力量组成专班，并立即向金华市检察院汇报案情，请求支持和指导。金华市检察院当即派出民事检察业务骨干参与案件调查。
“虚假调解通常隐蔽性较强，通过单纯的书面审查虽然可以作出初步判断与识别，但这最多能达到合理怀疑诉争案件涉嫌虚假诉讼的程度，对诉争案件是否确实存在虚假诉讼，还需要通过后期的调查取证工作予以认定。”办案人员很快达成充分行使调查核实权提升监督质效的共识。
为此，办案人员重点围绕涉案协议签订的时间、协议内容差异、施工决算情况等关键问题，审查当事人不符常理或者行业惯例的异常行为，固定关键证据。通过对中标合同、建设施工备案合同、工程预决算报告、工程进度款结算、支付情况及竣工结算报告等书证进行全面审查，最终将《七月合同》中的诸多疑点逐个击破。
鉴于该案涉案人员多、人员之间又存在利益关系，一旦串供，很难突破，办案人员认真研判案情后，制定了周密详实的询问提纲和询问策略，通过上下联动，一体化办案，将项目经理、监理、预决算制作人员、跟踪审计人员等相关人员同时通知到位，分组进行询问，避免了当事人之间的串供。
另外，办案人员通过查询银行往来账目，搜索与潘某相关的所有民事判决情况，审查相关的所有裁判文书，查明潘某在2014年3月曾向建筑公司总经理洪某借款1000万元，约定借款利息为月利率2.5%，而且在2016年分多次通过支付工程款的方式，已支付给洪某个人利息500万元。
在查明潘某与洪某之间存在上述利益关系后，办案人员顺利找到了潘某参与虚假诉讼的动机。在事实证据面前，潘某如实向检察官供述了参与虚假诉讼情况。同时，针对检察机关在调查取证过程中存在刚性措施不足、相关人员不愿配合等现实情况，办案人员还采取上门取证方式，面对面进行释法说理，消除当事人的心理顾虑。在取证过程中，办案人员专门请技术人员配合，通过同步录音录像的方式将证人证言予以固定，以防止证人证言出现反复。
跟进监督撤销调解书
经过全面深入的调查核实，浦江县检察院查明，潘某与建筑公司为自身利益，恶意串通伪造《七月合同》，虚增工程款，骗取民事调解书，并凭借该民事调解书申请置业公司破产，从而达到将自己虚增的部分建筑工程款优先受偿的非法目的。双方的行为严重扰乱了正常的司法秩序，损害了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据此，2019年6月28日，该院依法向浦江县法院发出再审检察建议。
同年9月25日，浦江县法院复函认为现有证据不足以证实民事调解书损害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没有采纳再审检察建议。对此，浦江县检察院当即召开检察委员会会议，讨论后续处理方案。
图片
浦江县检察院检察委员会讨论案情
“当事人这种以调解形式达到非法目的或获取非法利益的行为，利用了法院的审判权，从实质上突破了调解各方私益的范畴，所处分和损害的利益已不仅仅是当事人的私益，还妨害了司法秩序，损害了司法权威，侵害了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典型的破坏性，检察机关应当加强监督。”
“虚假诉讼损害的是司法秩序等国家利益及社会公共利益，检察机关作为保护‘两益’的重要力量，在此类案件中应当加强跟进监督的能动性。”
“根据虚假诉讼民事检察监督证明标准的‘高度盖然性’原则，本案事实证据足以证实这份民事调解书存在虚假诉讼，侵害了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针对当事人不法行为，检察机关必须监督到底！”
……
会上，该院检委会委员一致同意启动跟进监督程序，提请金华市检察院抗诉。
金华市检察院受理该案后，强化了对民事抗诉书的说理，果断精准地提出了抗诉。承办检察官在开庭过程中，就检察机关调查取证情况进行了详细说明，阐述了抗诉理由，最大程度还原了该案的真实情况。
2020年2月20日，金华市中级法院采纳了金华市检察院的抗诉理由，裁定撤销浦江县法院作出的民事调解书，并对建筑公司与置业公司的建筑合同纠纷案发回重审。目前，案件正在审理中。
实现公权监督和私权救济的有机统一
伪造证据虚增工程款是建设工程领域虚假诉讼常见的表现形式之一。司法机关对于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尤其是能迅速达成和解协议的案件应保持足够的警惕。
民事诉讼法第93条规定调解的原则是：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根据当事人自愿的原则，在事实清楚的基础上，分清是非，进行调解。该案中，建筑公司于2017年10月12日将置业公司起诉至法院，建筑公司和置业公司法定代表人潘某又迅速达成和解协议。在和解协议中，潘某代表置业公司作出了巨大让步，不但全盘同意了对方的诉请，还同意对方保留对千万余元利息起诉的权利，调整了质保金，从而使得建筑公司规避了诉讼标的超过1亿元需要有上一级法院管辖的规定，迅速获得了全额优先受偿权，这一系列行为殊为异常。
由于虚假诉讼，特别是虚假调解的隐蔽性很强，受到利益侵害的第三人很难收集确实证据证明相关事实，检察机关在发现线索后应依法行使调查核实权取得虚假诉讼的充分证据并予以监督。
本案中，检察机关运用“调查、侦查、审查”三查融合机制，重点围绕《七月合同》和《六月合同》的签订时间、协议内容、施工决算情况进行调查比对，查明了《七月合同》中存在的种种不合理之处。在扎实的证据面前，潘某不得不承认，其和建筑公司合谋，将其个人欠款计入工程款，从而编造《七月合同》来虚增工程款，以达到通过工程款优先受偿的目的。
虚假诉讼并非双方当事人的私权争议，可能涉及到违法犯罪行为，既损害了司法秩序，也损害了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检察机关在收集查明虚假诉讼的证据后，应当依法采用适合的方式予以监督。在法院未予纠正的情况下，检察机关采取跟进监督措施，既是落实精准监督理念，也是增强检察监督刚性的重要方式。本案中，检察机关正是通过跟进监督，经抗诉促使上级法院撤销了虚假调解书，维护了司法权威，保护了相关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实现了公权监督和私权救济的有机统一。（浙江省金华市检察院第四检察部副主任 金全）
来源:检察日报正义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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