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桑兵：大众时代的小众读书法】
治学首要在于读书，不要以找材料的态度读书，而应以读书的态度看各种类型的材料。
所谓以读书的态度看各类材料，首先，治学必须经过放眼读书的阶段，不预设藩篱，尽量不受现在分科的局限以及后人成见的制约，不以分科的眼光看待所谓专门史的界域，不以后出的观念生出专题的问题意识，努力把握学问的基本和大体及其渊源流变。
不读书而治专题研究的流弊之一，就是专而偏，误以当时的系统为历来的系统。所谓研究历史学术文化，实际上是按照后来的架构重新条理解读。抗战结束后，有学人针对当时学界的流弊指出：“晚近治史者，喜称专家。凡治某朝者，即只知某朝之一二事物，而不识某朝一代制度所以损益及其演变之故，其著述论证，多所附会穿凿”。后来钱穆进一步批评道：“民国以来，中国学术界分门别类，务为专家，与中国传统通人通儒之学大相违异。循至返读古籍，格不相入。此其影响将来学术之发展实大。”主张以既有的分科门类，参融旧籍，求其会通。时过境迁，风气流转，专家先是成为学界的尊称，继而畸变为坊间的调侃，影响学术事业何止是大而已。分科教育之下，未经放眼读书，则起步阶段已经偏于一端。不要说放不进学科体系的经学无从解读（望文生义的门外文谈不在考虑之列），即使近代经过对应重新条理的文史哲等科，若是按照今日通行的分界观念，不仅所读之书大为局限，解读之法更是格义附会，越有条理，去古人真相越远。
“学问必先通晓前人之大体，必当知前人所已知，必先对此门类之知识有宽博成系统之认识。然后可以进而为窄而深之研讨，可以继续发现前人所未知”。而要做到这一层，必须放眼读书。这虽然与现时的教育体制及知识系统不无矛盾，很难在上学阶段实现，至少应在毕业之后努力设法弥补。否则终身参野狐禅，很难踏上正轨，登堂入室。治学不读书而一味找材料，只由教科书接受一些常识套话，就进入细小的专题研究，不知前人大体和已知，守成尚且力有不逮，又迫于环境，急于创新超越，凭借翻译介绍的域外义理或讲座讲坛等耳学零碎，追逐新奇，道听途说，横逸斜出。所谓创新，难免无知者无畏。如果只是为了写书而翻书，等于不读书一味找材料。而做什么只看什么，所写不出所读范围，著书不是所知的冰山一角，而将内囊尽了上来，犹如日暮时分盲人骑瞎马行险道，实在是万分危险的事。
其次，应读书以发现问题，不要悬问题以觅材料。否则先入为主，难免偏蔽。不读书而做学问，所研究的问题只能依靠后来预设，治学的顺序前后颠倒，先有论点，再找论据。不仅问题本身或非前人所有，或为自己生造，挑选、取舍和使用材料往往演变成为预设的观念填充作注，而不会从文献中读出历史本相，用事实说话，顺时序地重现史事的发生、联系及其演化。由于读不懂前人著述的意思，便以为前人无意思，总是要将各种文本史事原有的时空联系割裂，打乱成为任意取舍的材料，以便纳入后设的框架，曲解附会。如果遵循固有联系，则反而无法连缀，不能通解。就所撰写的文字看，似乎前后照应，自圆其说，实则断章取义，削足适履。即使稍高明者，能够言出有据，面对材料史事的繁杂，也很难入木三分，力透纸背，容易误入前人所设陷阱而不自知。如此这般被构建出来的历史，自然不可能呈现历史的本相，只能流于作者自己的思想史。所以王国维说：“宜由细心苦读以发现问题，不宜悬问题以觅材料”。
读书以发现问题，所要发现的主要不是书的问题，而是研究对象的事实问题。不要仅仅限于读书得间，一味找漏洞钻空子，而应关注历史发展变化的枢纽大节和线索脉络。最好同时关注多个问题，不要终生固守一个方面甚至孤立的一点。
不读书而只是找材料，必然有材料范围难以捉摸的问题，细分化并不能解决史料边际无从把握的困惑，再小的题目，也很难穷尽史料。以索引找资料，则会遗漏大量从题目、关键词不可见的重要史料。况且关键与否，也要出自泛读博览，而不能单凭后设。因为不知研究对象的范围，也就难以把握所治专题的史料边际及其关联度究竟何在。由此出现相反相同的两种情形，或是动手动脚找不到材料（实则往往视而不见），或材料太多而不能驾驭。犹如秉烛夜行，灯下黑与不远见均不可免。于是研究一个题目究竟要掌握材料到何种程度方可出手，而且能够保证大体不错，将来材料进一步发掘披露，可以补充，可以局部调整，甚至可以个别细节正误，但基本的判断和用力的方向大致正确，后续研究只是加强，而不至于颠覆已有结论，而且所论不仅仅是发表见仁见智的议论，便成为难以拿捏捉摸的普遍难题，也是史学艺术一面的奥妙所在。不能掌握书的规模条理脉络而专题治学，无异于学术上的冒险赌博，成败只能听天由命。
其三，熟读基本书，熟悉旧材料，才能有效运用新材料。近代以来，提倡扩张史料而不读书的流弊之一，是人所共知的书都不看，一心只找前人未见书。殊不知不熟悉旧材料，则不可能恰当地利用新材料。结果往往问题和材料就在眼前，却视而不见，就算找到前人未见的材料，因为不知大体全局，也无法认识得当，只能望文生义、穿凿附会，导致研究流于凿空蹈隙。虽然看似有扩张领域之利，其实不过是图立说容易之便。
片面强调以新材料研究新问题，不读书而一味扩张材料，造成对资料的迷信和垄断，产生两种看似相反而实相同的偏颇，一是不看身边易见书，专找人所不见的材料，不知历史的大体已在一般书中，熟悉旧材料，才能恰当解读新材料；二是过度依赖材料的独占，只看自己拥有的秘笈，不与其他资料比勘互证。如果研究某人某事只看直接资料，以其人的所见所知为全部事实，等于以其是非为是非。或以某一类资料为直接可信，以为材料即事实，于是只看这类材料，甚至排斥其他资料，不能相互参证，非但事倍功半，也容易错解误判。而在打洞式的专题研究之下，学术成果很难被重新验证，使得不读书但找材料，用看得到来掩饰读不懂的偏向不断加剧。今人能够看到的文献远过于前人，而读懂文献的能力则远不及前人。于是价值越高的史料，因为愈是难读，利用者反而愈少，即使查阅，也只是从中挑选自以为“看懂”的东西。正因为找不到看不全弄不懂，研究者干脆不顾史料的全体、异例及反证，敢于断章取义，强材料以就我，以举例为归纳，凿空逞臆，轻率立论。不读书而只是动手动脚找材料，“上穷碧落下黄泉”的结果，自然是“两处茫茫皆不见”。
其四，应如严耕望所说，治学要读人人常见之书，说人人不常说的话。此意与黄侃所说发现与发明有异曲同工之妙。1930年，留学北京大学的吉川幸次郎专程到金陵拜访黄侃，后者针对学界的时趋，“诰以治学之法曰：‘所贵乎学者，在乎发明，不在乎发见。今发见之学行，而发明之学替矣。”此说可以吉川本人的亲身经历为证。吉川在北京期间，对于《经典释文》中“释旧作某”的含义百思不得其解，先后请教过包括章门弟子在内的诸多先生，均不得要领。而与黄侃见面时，一提及此，黄侃便立即指示此处是夹入了宋人的校语。闻言之下豁然开朗的吉川觉得第一次遇到真正的学者。对于一味追求发现新材料的学术趋向，哪怕是各方一致赞誉有加的王国维，黄侃也予以尖锐批评。1928年6月18日，他在日记中写道：“国维少不好读注疏，中年乃治经，仓皇立说，挟其辩给，以眩耀后生，非独一事之误而已。始西域出汉晋简纸，鸣沙石室发得臧书，洹上掊获龟甲有文字，清亡而内阁档案散落于外，诸言小学、校勘、地理、近世史事者，以为忽得异境，可陵傲前人，辐辏于斯，而国维幸得先见。……要之经史正文忽略不讲，而希冀发见新知以掩前古儒先，自矜曰：我不为古人奴，六经注我。此近日风气所趋，世或以整理国故之名予之，悬牛头，卖马脯，举秀才，不知书，信在于今矣。”并进而评判道：“近世之学，沟沈优而释滞拙，翻案出奇更拙。”发明是接着说，发现则容易流于对着干，温故知新与不破不立，虽然在近代学术发展史上都有所贡献，毕竟高下有别。
将重心由找材料转向读书，由看得到转向读得懂，改变以外国义理为准则的趋向，由借助外力条理材料转向理解文本史事的本意本相，通过比较而近真并得其头绪，透过表象探究史事背后的内在联系，以免进一步误读错解前人言行。如此，解读文本，重现史事，才能领会本意，查知本相，得其所哉，立于不败之地，从而改善提升近代中国研究的格局与水准。
本文原载于《学术研究》2013年第11期，转引自“墨香学术”公众号，旨在知识分享，如有侵权，敬请联系删除。转引自：墨香学术 春雨经典
治学首要在于读书，不要以找材料的态度读书，而应以读书的态度看各种类型的材料。
所谓以读书的态度看各类材料，首先，治学必须经过放眼读书的阶段，不预设藩篱，尽量不受现在分科的局限以及后人成见的制约，不以分科的眼光看待所谓专门史的界域，不以后出的观念生出专题的问题意识，努力把握学问的基本和大体及其渊源流变。
不读书而治专题研究的流弊之一，就是专而偏，误以当时的系统为历来的系统。所谓研究历史学术文化，实际上是按照后来的架构重新条理解读。抗战结束后，有学人针对当时学界的流弊指出：“晚近治史者，喜称专家。凡治某朝者，即只知某朝之一二事物，而不识某朝一代制度所以损益及其演变之故，其著述论证，多所附会穿凿”。后来钱穆进一步批评道：“民国以来，中国学术界分门别类，务为专家，与中国传统通人通儒之学大相违异。循至返读古籍，格不相入。此其影响将来学术之发展实大。”主张以既有的分科门类，参融旧籍，求其会通。时过境迁，风气流转，专家先是成为学界的尊称，继而畸变为坊间的调侃，影响学术事业何止是大而已。分科教育之下，未经放眼读书，则起步阶段已经偏于一端。不要说放不进学科体系的经学无从解读（望文生义的门外文谈不在考虑之列），即使近代经过对应重新条理的文史哲等科，若是按照今日通行的分界观念，不仅所读之书大为局限，解读之法更是格义附会，越有条理，去古人真相越远。
“学问必先通晓前人之大体，必当知前人所已知，必先对此门类之知识有宽博成系统之认识。然后可以进而为窄而深之研讨，可以继续发现前人所未知”。而要做到这一层，必须放眼读书。这虽然与现时的教育体制及知识系统不无矛盾，很难在上学阶段实现，至少应在毕业之后努力设法弥补。否则终身参野狐禅，很难踏上正轨，登堂入室。治学不读书而一味找材料，只由教科书接受一些常识套话，就进入细小的专题研究，不知前人大体和已知，守成尚且力有不逮，又迫于环境，急于创新超越，凭借翻译介绍的域外义理或讲座讲坛等耳学零碎，追逐新奇，道听途说，横逸斜出。所谓创新，难免无知者无畏。如果只是为了写书而翻书，等于不读书一味找材料。而做什么只看什么，所写不出所读范围，著书不是所知的冰山一角，而将内囊尽了上来，犹如日暮时分盲人骑瞎马行险道，实在是万分危险的事。
其次，应读书以发现问题，不要悬问题以觅材料。否则先入为主，难免偏蔽。不读书而做学问，所研究的问题只能依靠后来预设，治学的顺序前后颠倒，先有论点，再找论据。不仅问题本身或非前人所有，或为自己生造，挑选、取舍和使用材料往往演变成为预设的观念填充作注，而不会从文献中读出历史本相，用事实说话，顺时序地重现史事的发生、联系及其演化。由于读不懂前人著述的意思，便以为前人无意思，总是要将各种文本史事原有的时空联系割裂，打乱成为任意取舍的材料，以便纳入后设的框架，曲解附会。如果遵循固有联系，则反而无法连缀，不能通解。就所撰写的文字看，似乎前后照应，自圆其说，实则断章取义，削足适履。即使稍高明者，能够言出有据，面对材料史事的繁杂，也很难入木三分，力透纸背，容易误入前人所设陷阱而不自知。如此这般被构建出来的历史，自然不可能呈现历史的本相，只能流于作者自己的思想史。所以王国维说：“宜由细心苦读以发现问题，不宜悬问题以觅材料”。
读书以发现问题，所要发现的主要不是书的问题，而是研究对象的事实问题。不要仅仅限于读书得间，一味找漏洞钻空子，而应关注历史发展变化的枢纽大节和线索脉络。最好同时关注多个问题，不要终生固守一个方面甚至孤立的一点。
不读书而只是找材料，必然有材料范围难以捉摸的问题，细分化并不能解决史料边际无从把握的困惑，再小的题目，也很难穷尽史料。以索引找资料，则会遗漏大量从题目、关键词不可见的重要史料。况且关键与否，也要出自泛读博览，而不能单凭后设。因为不知研究对象的范围，也就难以把握所治专题的史料边际及其关联度究竟何在。由此出现相反相同的两种情形，或是动手动脚找不到材料（实则往往视而不见），或材料太多而不能驾驭。犹如秉烛夜行，灯下黑与不远见均不可免。于是研究一个题目究竟要掌握材料到何种程度方可出手，而且能够保证大体不错，将来材料进一步发掘披露，可以补充，可以局部调整，甚至可以个别细节正误，但基本的判断和用力的方向大致正确，后续研究只是加强，而不至于颠覆已有结论，而且所论不仅仅是发表见仁见智的议论，便成为难以拿捏捉摸的普遍难题，也是史学艺术一面的奥妙所在。不能掌握书的规模条理脉络而专题治学，无异于学术上的冒险赌博，成败只能听天由命。
其三，熟读基本书，熟悉旧材料，才能有效运用新材料。近代以来，提倡扩张史料而不读书的流弊之一，是人所共知的书都不看，一心只找前人未见书。殊不知不熟悉旧材料，则不可能恰当地利用新材料。结果往往问题和材料就在眼前，却视而不见，就算找到前人未见的材料，因为不知大体全局，也无法认识得当，只能望文生义、穿凿附会，导致研究流于凿空蹈隙。虽然看似有扩张领域之利，其实不过是图立说容易之便。
片面强调以新材料研究新问题，不读书而一味扩张材料，造成对资料的迷信和垄断，产生两种看似相反而实相同的偏颇，一是不看身边易见书，专找人所不见的材料，不知历史的大体已在一般书中，熟悉旧材料，才能恰当解读新材料；二是过度依赖材料的独占，只看自己拥有的秘笈，不与其他资料比勘互证。如果研究某人某事只看直接资料，以其人的所见所知为全部事实，等于以其是非为是非。或以某一类资料为直接可信，以为材料即事实，于是只看这类材料，甚至排斥其他资料，不能相互参证，非但事倍功半，也容易错解误判。而在打洞式的专题研究之下，学术成果很难被重新验证，使得不读书但找材料，用看得到来掩饰读不懂的偏向不断加剧。今人能够看到的文献远过于前人，而读懂文献的能力则远不及前人。于是价值越高的史料，因为愈是难读，利用者反而愈少，即使查阅，也只是从中挑选自以为“看懂”的东西。正因为找不到看不全弄不懂，研究者干脆不顾史料的全体、异例及反证，敢于断章取义，强材料以就我，以举例为归纳，凿空逞臆，轻率立论。不读书而只是动手动脚找材料，“上穷碧落下黄泉”的结果，自然是“两处茫茫皆不见”。
其四，应如严耕望所说，治学要读人人常见之书，说人人不常说的话。此意与黄侃所说发现与发明有异曲同工之妙。1930年，留学北京大学的吉川幸次郎专程到金陵拜访黄侃，后者针对学界的时趋，“诰以治学之法曰：‘所贵乎学者，在乎发明，不在乎发见。今发见之学行，而发明之学替矣。”此说可以吉川本人的亲身经历为证。吉川在北京期间，对于《经典释文》中“释旧作某”的含义百思不得其解，先后请教过包括章门弟子在内的诸多先生，均不得要领。而与黄侃见面时，一提及此，黄侃便立即指示此处是夹入了宋人的校语。闻言之下豁然开朗的吉川觉得第一次遇到真正的学者。对于一味追求发现新材料的学术趋向，哪怕是各方一致赞誉有加的王国维，黄侃也予以尖锐批评。1928年6月18日，他在日记中写道：“国维少不好读注疏，中年乃治经，仓皇立说，挟其辩给，以眩耀后生，非独一事之误而已。始西域出汉晋简纸，鸣沙石室发得臧书，洹上掊获龟甲有文字，清亡而内阁档案散落于外，诸言小学、校勘、地理、近世史事者，以为忽得异境，可陵傲前人，辐辏于斯，而国维幸得先见。……要之经史正文忽略不讲，而希冀发见新知以掩前古儒先，自矜曰：我不为古人奴，六经注我。此近日风气所趋，世或以整理国故之名予之，悬牛头，卖马脯，举秀才，不知书，信在于今矣。”并进而评判道：“近世之学，沟沈优而释滞拙，翻案出奇更拙。”发明是接着说，发现则容易流于对着干，温故知新与不破不立，虽然在近代学术发展史上都有所贡献，毕竟高下有别。
将重心由找材料转向读书，由看得到转向读得懂，改变以外国义理为准则的趋向，由借助外力条理材料转向理解文本史事的本意本相，通过比较而近真并得其头绪，透过表象探究史事背后的内在联系，以免进一步误读错解前人言行。如此，解读文本，重现史事，才能领会本意，查知本相，得其所哉，立于不败之地，从而改善提升近代中国研究的格局与水准。
本文原载于《学术研究》2013年第11期，转引自“墨香学术”公众号，旨在知识分享，如有侵权，敬请联系删除。转引自：墨香学术 春雨经典
北魏书风的代表！原在朔州崇福寺，现藏台湾历史博物馆的九层石塔题记
文/殷宪 金石契 2022-05-07 19:53
《曹天度造九层石塔记》，为献文帝天安元年(466)的纪年造塔题记，与近年在大同地区发现的《叱干渴侯墓砖》同年。原在朔州崇福寺，现藏台湾历史博物馆（今塔刹犹存崇福寺，惜身首异处）。塔铭刻于一尊玲珑精巧的九级石塔下部，北魏天安元年(466)造于京师平城。塔周三面为供养人浮雕，一面刻题记。《魏书·释老志》云：“永宁寺七级浮图，高三百余尺，基架博敞，为天下第一”。郦道元《水经注》称“其制甚妙，工在寡双”。我曾说过，云冈第六窟中心塔柱上层的四尊九级浮图及其他洞窟的诸多塔雕，该是“京邑帝里，佛法丰盛，神图妙塔，桀峙相望”的真实写照。恰与永宁寺塔作于同年的曹天度造九层石塔更具有这样的意义。前已述及，太武帝始光元年(424)的《魏文朗造像题记》，是迄今为止发现的北魏平城时期最早的造像题记。在云冈石窟三十多种题记中，较早的是十一窟太和七年(483)的《五十四人题记》。《曹天度塔记》虽然比《魏文朗题记》晚了四十多年，但却是有明确纪年的造于平城的早期佛塔造像题记。与武周山石窟寺相随相应，文成、献文时期平城内外民间雕石造佛的盛况于此可见一斑。
《曹天度塔记》凡十九行，满行八字，尚存一百一十五字：
夫至宗凝寂，弘之在/人。圣不自运，畅由表/感。是以仰慕者愿莫/不如，功务者因莫不/果。乃感竭家珍，造兹/石塔。饬（饰）仪丽晖，以□(释或解)/永或。愿/圣主契齐乾坤。运表/皇太后、皇太子□□/无穷。/群僚百辟，存亡宗（族？）。/延沉楚炭，有形未亥。/菩提是获。
天安元年，岁次鹑火/侣登蕤宾五日，□□/内小曹天度，为亡□/颖宁亡息玄明于/平城造。
《曹天度塔记》笔力雄健，方重厚密，始则导源《魏文朗》，中则堪比《钦文姬辰》，末则遗及《郑长猷》《杨大眼》《魏灵藏》。在平城魏碑中，《魏文朗》可谓“草昧初构，已有王气矣”。此评同样适用于《曹天度》和《钦文姬辰》。就三石而较，《魏文朗》最率意，《钦文姬辰》略肃整，《曹天度》则在二者之间。三石的共性比差异更多。《曹天度》与《魏文朗》的两个“子”字同出一辙。《曹天度》与《钦文姬辰》中共有的“楚”“延”“内”“仪”“岁”“之”等字的用笔和体势几乎看不出时间的差异。而二记书迹上部两侧的耸肩，长横起落的波磔，以及字形相近的“蕤”“豫”“护”等字的上疏下密，也颇相类。康有为说，这种书风是“卫氏嫡派”。《魏书·崔玄伯传》谓：“崔浩曾祖崔悦与范阳卢谌，并以博艺著名。谌法钟繇，悦法卫瓘……悦传子潜，潜传玄伯。世不替业。”这种书风是否与崔浩父子有关呢？是个很有意思的问题。
另外还有几点要述及：
其一，关于释文，首句“夫至宗凝寂，弘之在人”，“在人”，以往研究者皆作“由人”，细审实误也，今改。第二句，前人皆释为“圣不自运，畅由来感”，今以字形和文义改“来”为“表”，释句为“畅由表感”。第三句，“是以仰慕者愿莫不如，功务者因莫不果”，前人均释为“是以仰慕者悲叹不如，功务者因莫不果”。我将 “悲叹”正为“愿莫”，这样一个对偶句出来了，词顺了，意也达了。2005年，张焯君《云冈石窟编年史》将付梓，以书稿示我。适逢本人为日本《金石书学》撰写《平城时期金石刻书迹考释》特集，于《曹天度塔发愿文》改释上述数字，且以此和盘托于张焯君，张遂在过录史树青先生《北魏曹天度造千佛石塔》(文载《文物》1980年第一期)释文时，将我的改释文字或在录文中用括弧标出，如(悲叹)（莫愿），或在脚注中标明，如“来，拓片又似表字”，而“由”改“在”是其后葛世民先生欲撰写《北魏曹天度石塔考》(后刊于《文物世界》2008年第4期)时，向我借拓本并请释其要义，我在串解此愿文时又读出的。葛文中引用的释文，已采用我的新释法。
其二，功德主曹天度不见于《魏书》《北史》，但其职位不低。“内小”当为“内行内小”。《南巡碑》碑阴还可辨识二十一位“内行内小”的随行官员，且指其为“内侍之官”。这反映了孝文帝改制前的官制。
其三，天安元年的书刻时间令人生疑。题记中的“圣主”是献文帝，皇太后当为文明太后冯氏，皇太子无疑是孝文帝了。但孝文帝出生于皇兴元年(467)八月，天安元年（466）皇太子尚未出生，岂能为其祈福？以书迹观之，其刻不伪，是不是造塔像在天安元年，刻题记已在第二年八月甚至册封皇太子以后呢？
其四，“岁次鹑火，侣登蕤宾五日”，鹑火，古代与十二辰相配之纪年法中的第七位“午”，天安元年为丙午年。蕤宾，古代以律吕纪月的五月，侣登蕤宾即吕登蕤宾，蕤宾五日即五月五日。造塔题字在天安元年端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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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殷宪 金石契 2022-05-07 19:53
《曹天度造九层石塔记》，为献文帝天安元年(466)的纪年造塔题记，与近年在大同地区发现的《叱干渴侯墓砖》同年。原在朔州崇福寺，现藏台湾历史博物馆（今塔刹犹存崇福寺，惜身首异处）。塔铭刻于一尊玲珑精巧的九级石塔下部，北魏天安元年(466)造于京师平城。塔周三面为供养人浮雕，一面刻题记。《魏书·释老志》云：“永宁寺七级浮图，高三百余尺，基架博敞，为天下第一”。郦道元《水经注》称“其制甚妙，工在寡双”。我曾说过，云冈第六窟中心塔柱上层的四尊九级浮图及其他洞窟的诸多塔雕，该是“京邑帝里，佛法丰盛，神图妙塔，桀峙相望”的真实写照。恰与永宁寺塔作于同年的曹天度造九层石塔更具有这样的意义。前已述及，太武帝始光元年(424)的《魏文朗造像题记》，是迄今为止发现的北魏平城时期最早的造像题记。在云冈石窟三十多种题记中，较早的是十一窟太和七年(483)的《五十四人题记》。《曹天度塔记》虽然比《魏文朗题记》晚了四十多年，但却是有明确纪年的造于平城的早期佛塔造像题记。与武周山石窟寺相随相应，文成、献文时期平城内外民间雕石造佛的盛况于此可见一斑。
《曹天度塔记》凡十九行，满行八字，尚存一百一十五字：
夫至宗凝寂，弘之在/人。圣不自运，畅由表/感。是以仰慕者愿莫/不如，功务者因莫不/果。乃感竭家珍，造兹/石塔。饬（饰）仪丽晖，以□(释或解)/永或。愿/圣主契齐乾坤。运表/皇太后、皇太子□□/无穷。/群僚百辟，存亡宗（族？）。/延沉楚炭，有形未亥。/菩提是获。
天安元年，岁次鹑火/侣登蕤宾五日，□□/内小曹天度，为亡□/颖宁亡息玄明于/平城造。
《曹天度塔记》笔力雄健，方重厚密，始则导源《魏文朗》，中则堪比《钦文姬辰》，末则遗及《郑长猷》《杨大眼》《魏灵藏》。在平城魏碑中，《魏文朗》可谓“草昧初构，已有王气矣”。此评同样适用于《曹天度》和《钦文姬辰》。就三石而较，《魏文朗》最率意，《钦文姬辰》略肃整，《曹天度》则在二者之间。三石的共性比差异更多。《曹天度》与《魏文朗》的两个“子”字同出一辙。《曹天度》与《钦文姬辰》中共有的“楚”“延”“内”“仪”“岁”“之”等字的用笔和体势几乎看不出时间的差异。而二记书迹上部两侧的耸肩，长横起落的波磔，以及字形相近的“蕤”“豫”“护”等字的上疏下密，也颇相类。康有为说，这种书风是“卫氏嫡派”。《魏书·崔玄伯传》谓：“崔浩曾祖崔悦与范阳卢谌，并以博艺著名。谌法钟繇，悦法卫瓘……悦传子潜，潜传玄伯。世不替业。”这种书风是否与崔浩父子有关呢？是个很有意思的问题。
另外还有几点要述及：
其一，关于释文，首句“夫至宗凝寂，弘之在人”，“在人”，以往研究者皆作“由人”，细审实误也，今改。第二句，前人皆释为“圣不自运，畅由来感”，今以字形和文义改“来”为“表”，释句为“畅由表感”。第三句，“是以仰慕者愿莫不如，功务者因莫不果”，前人均释为“是以仰慕者悲叹不如，功务者因莫不果”。我将 “悲叹”正为“愿莫”，这样一个对偶句出来了，词顺了，意也达了。2005年，张焯君《云冈石窟编年史》将付梓，以书稿示我。适逢本人为日本《金石书学》撰写《平城时期金石刻书迹考释》特集，于《曹天度塔发愿文》改释上述数字，且以此和盘托于张焯君，张遂在过录史树青先生《北魏曹天度造千佛石塔》(文载《文物》1980年第一期)释文时，将我的改释文字或在录文中用括弧标出，如(悲叹)（莫愿），或在脚注中标明，如“来，拓片又似表字”，而“由”改“在”是其后葛世民先生欲撰写《北魏曹天度石塔考》(后刊于《文物世界》2008年第4期)时，向我借拓本并请释其要义，我在串解此愿文时又读出的。葛文中引用的释文，已采用我的新释法。
其二，功德主曹天度不见于《魏书》《北史》，但其职位不低。“内小”当为“内行内小”。《南巡碑》碑阴还可辨识二十一位“内行内小”的随行官员，且指其为“内侍之官”。这反映了孝文帝改制前的官制。
其三，天安元年的书刻时间令人生疑。题记中的“圣主”是献文帝，皇太后当为文明太后冯氏，皇太子无疑是孝文帝了。但孝文帝出生于皇兴元年(467)八月，天安元年（466）皇太子尚未出生，岂能为其祈福？以书迹观之，其刻不伪，是不是造塔像在天安元年，刻题记已在第二年八月甚至册封皇太子以后呢？
其四，“岁次鹑火，侣登蕤宾五日”，鹑火，古代与十二辰相配之纪年法中的第七位“午”，天安元年为丙午年。蕤宾，古代以律吕纪月的五月，侣登蕤宾即吕登蕤宾，蕤宾五日即五月五日。造塔题字在天安元年端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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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白云部分公共交通有临时管控#】
#广州疫情#
据@广州交通 ，根据白云区疫情防控的有关要求，结合相关管控区域的设置，从4月9日起，临时撤销管控区域范围的325个公交站点（公交总站22个，中途站点303个）。同时对途经区域内的161条线路实施临时调整，其中35条线路临时停运，106条线路临时截短不进入管控区域，20条线路实施绕行。请广大市民留意上述临时调整情况，合理选择出行方式。
提 醒
广州市交通运输局提醒广大市民自觉遵守上述防疫交通管控措施，密切关注官方疫情动态信息，合理安排好出行，戴好口罩、主动出示健康码、配合测温。涉及相关重点区域和场所的排查人员，请就近前往核酸检测点进行核酸检测，做好个人防护，不要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出行。
公共汽车方面
临时暂停营运线路
111、420、421、426、470、475、479、480、539、543、661、662、730、740、741、752、795、921、925、975、980、981、807A、高峰20线、高峰快线17、高峰快线31、高峰快线70、商务3、夜105、夜107、夜114、夜22、夜75、夜77、夜82等35条线路
临时截短运营线路
7、21、32、34、58、60、63、66、71、93、101、105、108、113、124、126、127、175、179、181、182、185、186、189、190、199、210、212、215、223、228、241、244、245、251、254、257、259、265、268、271、273、274、278、280、284、298、424、481、510、519、522、523、527、528、529、530、538、540、544、546、547、555、563、660、664、702、703、706、731、742、743、757、759、794、803、807、810、823、831、832、840、841、864、886、929、982、244A、523A、58A、B18、B18快、大学城专线1、高峰快线48、高峰快线61、高速专线2、夜121、夜122、夜15、夜32、夜35、夜40、夜87、夜90、夜94、夜95等106条线路
临时绕行运营线路
17、24、36、38、46、76、80、134、198、477、524、545、556、76A、夜12、夜2、夜26、夜76、夜80、夜9等20条线路
临时撤销的站点
北站总站、广园新村总站、广州大学(桂花岗校区)总站、广州市儿童公园总站、汇侨新城总站、机场立交(广中医一附院)总站、机场路总站、金信路(云山锦绣家园)总站、景泰直街总站、柯子岭(河田路)总站、明泉街总站、南航新村总站、齐富路总站、沙涌南总站、上步总站、棠安路总站、同德围（丽康居）总站、同德围（教师新村）总站、云城南二路总站、云霄街(五号停机坪)总站、云苑新村总站、泽德花苑(市中医院同德围分院)总站、北站路站（双向）、北站社区站（双向）、大埔村站（双向）、大埔东街站（双向）、德康路站（双向）、地铁白云公园站（双向）、地铁飞翔公园站（双向）、岗贝路东站（双向）、岗贝路站（双向）、广园客运站（双向）、广园新村站（双向）、华泉社区站（双向）、汇侨南路站（双向）、交电新村站（双向）、矿泉街道办站（双向）、乐嘉路西站（双向）、乐嘉路站（双向）、乐嘉路中站（双向）、民航子弟学校站（双向）、南云东街站（双向）、齐富路中站（双向）、前进北街站（双向）、润云路口站（双向）、三元里古庙站（双向）、棠乐路站（双向）、同德围站（双向）、西苑南街站（双向）、萧岗市场站（双向）、萧岗涌北大街站（双向）、新市南街站（双向）、新市新街东站（双向）、新市新街口站（双向）、新市新街西站（双向）、新市新街中站（双向）、瑶池西街口站（双向）、瑶华街口站（双向）、瑶华街站（双向）、涌北大街口站（双向）、远景路站（双向）、云城东路口站（双向）、云城南二路站（双向）、云城南四路站（双向）、云城中二路(地铁白云文化广场站)（双向）、云龙路口站（双向）、云霄路站（双向）、白兰花园站（双向）、白云区政务中心站（双向）、北站（双向）、地铁三元里站(B出口)（双向）、地铁三元里站(C2出口)（双向）、飞鹅路站（双向）、富康路站（双向）、桂花岗站（双向）、航云北街站（双向）、花园路口站（双向）、花园路站（双向）、黄石路口站（双向）、汇侨路站（双向）、机场立交北站（双向）、机场路(黄石南收费站)（双向）、机场路岗贝路口(省二医民航院区)站（双向）、柯子岭站（双向）、明泉街站（双向）、南社站（双向）、润云路南站（双向）、润云路中站（双向）、三元里大道(桂花岗)站（双向）、三元里大道北站（双向）、三元里大道中站（双向）、三元里站（双向）、沙涌站（双向）、松柏东街北站（双向）、松柏东街站（双向）、松柏路中站（双向）、棠安路站（双向）、棠乐路口站（双向）、棠溪站（双向）、棠下(三元里大道)站（双向）、棠涌村委站（双向）、棠涌南街站（双向）、童心北站（双向）、王圣堂站（双向）、祥岗社区站（双向）、祥岗外街站（双向）、向阳大街口站（双向）、萧岗齐富二横路站（双向）、小坪东路站（双向）、小坪东路中站（双向）、心谊路站（双向）、新市墟站（双向）、新市站（双向）、瑶台西街站（双向）、瑶台站（双向）、悦云路口站（双向）、云城东路(云城南二路口)站（双向）、云城东路(云城南三路口)站（双向）、云城东路南站（双向）、云城西路(云城南四路口)站（双向）、云城西路南站（双向）、云城西路中站（双向）、云港路站（双向）、云龙路南站（双向）、云龙路站（双向）、泽德中学站（双向）、政民路站（双向）、直巷站（双向）、中医学院站（双向）、广园西路站（双向）、广园中路站（双向）、地铁三元里站(C1出口)（双向）、雕塑公园站（双向）、云城西路(机场路口)站（双向）、保利紫云站（西行）、村前大街站（南行）、岗贝路口站（东行）、岗头大街站（北行）、河田西路站（南行）、横滘大道站（西行）、横滘小区站（西行）、金信路口站（南行）、金信路站（东行）、景安街站（南行）、景泰直街站（南行）、乐陶街口站（北行）、丽康居站（南行）、莲涌街站（南行）、南航新村(西门)站（北行）、齐富路东站（东行）、前进大街口站（南行）、三元里大道口站（南行）、时代花园站（东行）、水边街(三元里大道口)站（东行）、松云街口站（东行）、棠新路站（北行）、祥元路站（东行）、新市云霄楼站（西行）、兴泰路站（东行）、云城东路(兴发广场西门)站（南行）、云城东路南站（北行）、云城南站（北行）、云城西路(云城南四路口)站（北行）、政通路站（南行）、梓元岗路口站（西行）、梓元岗路中站（西行）、梓元岗站（西行）、走马岗路站（南行）、上步村(地铁上步站)站（双向）、横滘站（双向）、泽德花苑站（双向）、
石槎路(地铁聚龙站)（双向）、地铁石潭站（双向）、石槎路站（双向）、桥东站（双向）、石槎路中站（南行）、地铁小坪站（双向）、小坪桥口站（西行）、小坪（双向）、马务站（双向）、黄石路站（双向）、祥景花园站（双向）、江夏（黄石东路中）站（双向）、云城西路(白云区图书馆)（双向）、体育花园站（双向）、广州体育馆南门站（双向）、白云大道南（金信路口）站（南行）、盈翠华庭站（双向）、柯子岭牌坊站（双向）、大金钟路站（双向）、景泰坑站（西行）、广园中路站（东行）、广园客运站（双向）
地铁方面
自2022年4月9日运营时间起，广州地铁二号线三元里、飞翔公园、白云公园、白云文化广场，八号线上步、聚龙、石潭、小坪，共8个站点停止对外服务、列车不停站运行。八号线终点站为聚龙的短线列车调整为同德。
客运站方面
根据白云区疫情防控的有关要求，结合相关管控区域的设置，从4月9日起，广园客运站、三元里客运招呼站暂时停运，具体恢复营运时间另行通知。请广大乘客自觉遵守防疫交通管控措施，并听从现场工作人员指挥，共同维持好疫情防控条件下的交通出行秩序。感谢您的支持和配合。
#广州疫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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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铁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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