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宝拍】古镜奇珍 | 顶级馆藏铜镜鉴赏系列（七）
原创 宝拍国际 宝拍国际 2022-07-10 10:20 发表于河南
戏曲人物青铜镜 上海博物馆藏
太原进铁镜赋（以清光含众象为韵）
唐·乔琳
晋人用铁兮从革无方，其或五金同铸，百炼为钢。雕镌而云龙动色，磨莹而冰雪生光；烂成形於宝镜，期将达於明王。故有彻侯居守，方物底贡；择使而天骥共飞，登车而海月相送。妍媸之鉴已久，肝胆愿呈者众。镜之既明，星衢是亨；列照而三光共霁，凝辉而四海俱清。应人无疲，知道不虚受；处已不厚，见心乎砥平。若乃宇宙清朗，提携偃仰；旁窥而山泽入怀，俯视而云霄在掌。虽因时而委照，不偏物以呈象。圆规可转，处顺之物攸先；劲质无亏，持盈之道弥张。墨客因进而歌曰：金之精兮众宝所参，镜之明兮群象所舍。清至莹兮氛埃不杂，明至察兮鬼类相惭。幸忝秦台之一鉴，与飞鹊而图南。
原创 宝拍国际 宝拍国际 2022-07-10 10:20 发表于河南
戏曲人物青铜镜 上海博物馆藏
太原进铁镜赋（以清光含众象为韵）
唐·乔琳
晋人用铁兮从革无方，其或五金同铸，百炼为钢。雕镌而云龙动色，磨莹而冰雪生光；烂成形於宝镜，期将达於明王。故有彻侯居守，方物底贡；择使而天骥共飞，登车而海月相送。妍媸之鉴已久，肝胆愿呈者众。镜之既明，星衢是亨；列照而三光共霁，凝辉而四海俱清。应人无疲，知道不虚受；处已不厚，见心乎砥平。若乃宇宙清朗，提携偃仰；旁窥而山泽入怀，俯视而云霄在掌。虽因时而委照，不偏物以呈象。圆规可转，处顺之物攸先；劲质无亏，持盈之道弥张。墨客因进而歌曰：金之精兮众宝所参，镜之明兮群象所舍。清至莹兮氛埃不杂，明至察兮鬼类相惭。幸忝秦台之一鉴，与飞鹊而图南。
#每日一道# 【道教法物的文化内涵】
所谓道教法物，简而言之即道教持道、护道、做法所用之物也。道教法物历史久远，形式多样，品种繁多，可谓丰富多彩。有的做工十分精细，堪称上品。道教法物来自原始宗教以及早期礼乐祭天敬祖活动，早在南北朝刘宋时陆修静就已对道教法物做了严格的规定，《道藏·天皇至道太清玉册》卷四中的《奉圣仪制章》中就有关于“圣像宝座”、“龙牌”、“龟鹤炉”、“幡”、“盖”等道教法物规范制作的详细记载。道教法物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道教神仙信仰、灵魂永在、祈求大同、和平、普济度物等思想观念，它的形成是研究道教宫观建筑、教制、戒律等多方面历史的有力佐证。道教法物文化又同传统的绘画、书法等艺术相结合，体现了道教独特的审美及世界观。道教法物是道教文化重要的一部分。我们试以分类介绍之。
一、道场用物
道教斋醮来自古代的祷神祭祀。宋玉《高唐赋》说：“醮诸神，礼太一”。道教斋醮正式形成可以追根到祖天师的“三官手书”和寇谦之的“云中音诵新科之诫”，到了南朝刘宋时陆修静演成大型分类斋仪，陶弘景又因斋设醮，制定出醮仪。从此道教法事绵延不断，斋醮日臻繁多，道教法物也日渐丰富多彩了。
（一）、法器
道教将用的打击乐器称作“法器”，即做法用之乐器。道教迄今用的法器一般为铛子、钗子（当击铰子）、铃子、木鱼、引磬、翁子、磬、鼓、钟、铙钹等。属纯粹的中国古“钟鼓之乐”。钟鼓文化我们在《道教钟鼓文化内涵》中谈过，此处不再介绍。
1、磬
道场所用的磬有大磬、单磬及引磬。大磬置大殿的左上方。一般除监院、方丈叩首时用，平时很少用。单磬是放在经单上的小磬，一般用于交板连接及诵“天尊”处击一响。单磬及大磬口上方边多有图案，称为“万不断”。有的磬同忏钟一样，均铸有铭文或经文，以示庄重。引磬是上单主经者或殿主上供时引道、引叩所用之物。大一点的引磬称为“翁子”，一般只有方丈或监院的使者持用。
2、木鱼
是道教重要法器之一，古时称其为木鱼鼓、鱼鼓、或者木鱼板。显然是古人敲击空木所发现的打击乐器。道教刻之鱼形，相传鱼类目不合睛，昼夜常醒，所以玄门用木雕刻成鱼形，以便敲响时警惕大家不要昏沉懈怠。木鱼作为敲击乐器何时出现在道教，已无可考。
3、铙、钹
辞源说：铙，中乐器也。周礼以金铙止鼓。有称小钲，浮屠氏所用，出西域。钹，即铜盔，本西域南蛮之器。
辞源记载说：铙钹，乐器，本名铜钹，南齐穆士素所造，其园数寸，大者出扶南、南昌、疏勤等国。其圆数尺，隆起如浮区，以韦贯之，相击以和乐者，今通称铙钹。按《道藏·天皇至道大清玉册》卷五中言：“铙钹，蚩尤驱虎豹与黄帝战，黄帝作铙钹以破之……唐武后时……令道门亦有建阴阳醮者皆用之。”说明铙钹用于道教斋醮历史颇早。
按《道藏·天皇至道太清玉册》中记载，道教上等乐为“三清天乐”，为“黄帝祀三清之乐也”。其法器达十九种，其中有包括吹弹乐器十四种。其为：震天集灵之鼓（丰鼓）、碧霄震空之钟（洪钟）、万金铮从之钟（架上十六应候之钟）、群玉琳琅之磬（架上十六应候之磬）、瑶池灵明之鼓（扛鼓也）、达悃通真之磬（手磬）、玉霄紫金之钟（金钟）、玉清天球之磬（玉磬）、太昊咸和之琴、琅霄遏云之管、湘灵空清之瑟、太虚仙音之簌（似箜候而奏弦）、瑶台夜月之阮、檄龙命鸦之愫、青华瑶天之笙、玄洲洞灵之箫、啸风凌云之笛、灵龟啸风之鼓（即札）、枸台碧玉之板、震空册霄之璈、叶和众音之埙、保合太和之箎、五音翕和之祝、八音九成之敔。并说：“凡升坛朝真谒帝则用之，其行道诵经只用常日之仙乐”。
（二）、法物
法事中高功做法祈请神将、召将、敕鬼等用物也称之为法物。试举例几种。
1、笏板
古时没有纸张，人们要简单地记点事情，最方便的方法就是写在竹木削成的竹片和木片上，狭长的叫简，宽厚的叫牍。古人把随身携带的竹、木牍专称为笏。大概从春秋战国开始广泛使用。一直到唐宋，不过六朝以后，笏也称手板。唐代，官吏都要持笏，这已成制度，公卿也不例外。一方面是为了议事时记事，一方面是为了遮面以防惊了圣驾。这种文化一直留传到道教传统中。古时笏分为“简”、“圭”、二种。
道教在祭祀五岳时要“投龙玉简”，简上有符。有《救苦简符》、《九幽玉简符》、《神霄玉简符》等，其书符皆有咒，如《神霄金简》书符咒曰：
明梵玄景，开度穷魂。阴阳交象，火炼成人。大帝阳堂，号人灵君。魂生摄炁，九转成仙。元炁归身，混合百神。九门禄道，胎炁上玄。得澄无为。身腾紫云。
其简文皆有告文，如《九幽玉简》中《告文》曰：
太上玉简，九幽符命告下。罗丰九垒，五岳重幽。据吏考官，冥司典吏。牛头狱卒，监牢大神。拔度某神魂，永离长夜。出离九幽，得睹慈光。心神明了，证品仙阶。冤仇和释，上生大有之天，一如诰命。年岁次某月某日告下。
一般用玉或金做成的简称为圭。圭的档次要高贵些，一般多为天神用物。《道藏·灵宝玉鉴》卷十九第四有《圭上朝真符》，为高功朝真谒帝时专用之圭。这样的圭符一直流传到现在。全真、正一二教在《玉皇大表科仪》中高功变身谒帝时则用此种圭符。
2、香炉
香炉的种类很多，《天皇至道太清玉册》中有“龟鹤炉”的记载：“丹陛上两旁宜用，铜铁铸成，龟鹤二对为炉，凡建醮事焚香于内可以通仙灵，香气可达上苍。”
3、灯
《天皇至道太清玉册》有“日月灯”，言：“凡殿两楹之间必用鱼鲀为灯，以云霞覆之，高耸于楣枋之间，左用红以象日，右用白以象月。”
4、神尺
按《道藏·道法会元》卷之一百五十七之《上清天蓬伏魔大法》中有《神尺秘旨》言：“造尺之法，用福地桃木或雷震枣木为之，择甲子日造。准尺长一尺二寸，厚八分，阔一寸二分。正面三台七星罡，星指下书元帅……背上刊七星隐讳，三台北斗，星下元帅有令……左侧太乙力士，右侧二十四神，雕造毕，写天蓬咒，用水调朱填篆，以降纱囊盛。”
5、铁鏆
道教《全真青玄济炼铁鏆施食全集》中有《铁鏆图式》，相传为铁师传北宋道士萨守坚，萨守坚传流至今。道教施食中以铁鏆装米，通过高功作用，将铁鏆内的米祭成琼浆，进而饱食幽魂众。其鏆上还须帖上封鏆符，据说怕众饥饿之鬼来抢食。
6、印篆
道教印篆有佩带及章表传神二种功用。《道藏·道法会元》称《雷霆都司符玺》：“元始上帝付授三洞飞仙五岳丈人，其符玺皆玉为之。黄帝得之佩印登天，雷公风后二君得之相继仙去”。在《魁台宝玺式》中言：“斯印在处，将吏护持，久久行持，鬼神不敢正视，凡所遇山川社稷神庙，城隍社令悉来迎拜，宜佩受之，以求灵焉”。道教印篆，乃五天真文，篆而成印，非世间印也。可除身中秽毒、令人聪明、保命护身、诸患无侵、名系仙籍、神异无比。
道教章函用印来自上古书简用泥封以为信的传统。如《道藏·道法会元》卷五十七中称：紫光丹天之文……可奏上帝……可印符箓牒状。其有投江河中，起龙发雨，印牒请风，能使舟航快急、发雷电，请晴雨雪、照千百殃出，感动天地神明，役风使雨，驱除神怪，诛斩妖魅。凡一切疾病以印印之立愈。《道藏》中关于印的记载很多，如《九天上章灵官印》、《飞玄三炁玉章印》、《三天内讳印》、《三天太上印》等。现通行正一教的印有《灵宝大法师印》、《正一大法师印》等，全真教多用《混元宗坛印》、《道经师宝印》、《雷霆都司印》等。
7、令尺
令尺也称令牌，《道藏·道书援神契》中言：“周礼，牙璋以起军旅。汉，铜虎符，上圆下方，刻五牙，文若垂露状，背文作一坐虎形，铭其旁曰，如古牙璋作虎符，今召将用令牌，此法也”。《道教全真秘旨》中对令尺作法有严格规定，其一是选料，不可用槐木，枣木、柏木、松木、黄阳木均可，古人选雷击木。一般长四寸，厚七分。
8、规、钵
道教全真派传戒时传衣钵，衣即戒衣及规，钵即饭钵。
三坛大戒的戒衣各不一样，即初真戒衣、中极戒衣及天仙戒衣。规是规范道人行为的尺度，戒规是戒子礼神、礼师时跪拜之物。一般用黄色或红色，四周用黑边，长方形，四角中一角内有红色或黄色三角者为规头。
9、戒尺
《道藏·天皇至道太清玉册》中有《清规戒尺式》：“用木造阔一寸四分，厚四分，长三尺。”戒尺上有铭文曰：“法非此不行、礼非此不齐、德非此不修，人非此不耻。”
二、教事用物
道教在大型教事活动中用仙仗，如方丈、监院升座，传戒授箓等活动。按《天皇至道太清玉册》中有十七种，其为肃清黄道之旆一对、昭告万灵之幡一对、震摄百魔之幢一对、九皇万龄之缕一对、三清神霓之旌一对、太微命灵之麾一对、太清极玄之幢一对（一面画龙，一面画虎）、五灵绛霄之节一对、九天伏魔如意一对、九霄云翰之扇一对、玉罗庆云之扇一对、神飚飞霞之盖一对、破暗烛明之灯一对、丹霄神焰之灯一对、天衢玉霄之灯一对、丹凤呈祥之辇（香亭是也）、神龙捧圣之辂。并说：“以上仙仗用硃竿宝盖珠绸绵帛缕彩为之，务在装尽整肃列于外坛，四面每朝步虚旋行之际，则道童各执仙仗和华夏吟，随班旋绕皇坛之上。”如幡，道教的用法及式样就很多。《天皇至道太清玉册》言：“道教所用之幡以表天地人三才之象”。并说：“幡顶用桐梓之木为之上，用日月星辰云霞内，画天尊像于二，以表天也，腹书天帝之名，脚具用龙凤，雨边带取象于手，皆以云龙飞凤为副之，取象于人也。脚亦用桐梓之木，画山河大地，五岳四渎，取象于地也。
道人日常所持之物，也称法物，如云游用的棕薄团、便铲、缘瓢、引磬等，道人所戴的冠如黄冠、五岳冠、星冠、莲花冠、五老冠皆为道教法物范围。
现在国外学术界很看重道教法物，道教法物往往体现了某段历史时期的道教文化现象。王宜娥老师的《让美国民众步入道教艺术的殿堂》一文中就详尽地介绍了道教法物在美国成功举办艺术展的盛况。道教法物的文化内涵还有待学者们进一步深入研究。
作者：任宗权
文章来源：北京白云观
所谓道教法物，简而言之即道教持道、护道、做法所用之物也。道教法物历史久远，形式多样，品种繁多，可谓丰富多彩。有的做工十分精细，堪称上品。道教法物来自原始宗教以及早期礼乐祭天敬祖活动，早在南北朝刘宋时陆修静就已对道教法物做了严格的规定，《道藏·天皇至道太清玉册》卷四中的《奉圣仪制章》中就有关于“圣像宝座”、“龙牌”、“龟鹤炉”、“幡”、“盖”等道教法物规范制作的详细记载。道教法物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道教神仙信仰、灵魂永在、祈求大同、和平、普济度物等思想观念，它的形成是研究道教宫观建筑、教制、戒律等多方面历史的有力佐证。道教法物文化又同传统的绘画、书法等艺术相结合，体现了道教独特的审美及世界观。道教法物是道教文化重要的一部分。我们试以分类介绍之。
一、道场用物
道教斋醮来自古代的祷神祭祀。宋玉《高唐赋》说：“醮诸神，礼太一”。道教斋醮正式形成可以追根到祖天师的“三官手书”和寇谦之的“云中音诵新科之诫”，到了南朝刘宋时陆修静演成大型分类斋仪，陶弘景又因斋设醮，制定出醮仪。从此道教法事绵延不断，斋醮日臻繁多，道教法物也日渐丰富多彩了。
（一）、法器
道教将用的打击乐器称作“法器”，即做法用之乐器。道教迄今用的法器一般为铛子、钗子（当击铰子）、铃子、木鱼、引磬、翁子、磬、鼓、钟、铙钹等。属纯粹的中国古“钟鼓之乐”。钟鼓文化我们在《道教钟鼓文化内涵》中谈过，此处不再介绍。
1、磬
道场所用的磬有大磬、单磬及引磬。大磬置大殿的左上方。一般除监院、方丈叩首时用，平时很少用。单磬是放在经单上的小磬，一般用于交板连接及诵“天尊”处击一响。单磬及大磬口上方边多有图案，称为“万不断”。有的磬同忏钟一样，均铸有铭文或经文，以示庄重。引磬是上单主经者或殿主上供时引道、引叩所用之物。大一点的引磬称为“翁子”，一般只有方丈或监院的使者持用。
2、木鱼
是道教重要法器之一，古时称其为木鱼鼓、鱼鼓、或者木鱼板。显然是古人敲击空木所发现的打击乐器。道教刻之鱼形，相传鱼类目不合睛，昼夜常醒，所以玄门用木雕刻成鱼形，以便敲响时警惕大家不要昏沉懈怠。木鱼作为敲击乐器何时出现在道教，已无可考。
3、铙、钹
辞源说：铙，中乐器也。周礼以金铙止鼓。有称小钲，浮屠氏所用，出西域。钹，即铜盔，本西域南蛮之器。
辞源记载说：铙钹，乐器，本名铜钹，南齐穆士素所造，其园数寸，大者出扶南、南昌、疏勤等国。其圆数尺，隆起如浮区，以韦贯之，相击以和乐者，今通称铙钹。按《道藏·天皇至道大清玉册》卷五中言：“铙钹，蚩尤驱虎豹与黄帝战，黄帝作铙钹以破之……唐武后时……令道门亦有建阴阳醮者皆用之。”说明铙钹用于道教斋醮历史颇早。
按《道藏·天皇至道太清玉册》中记载，道教上等乐为“三清天乐”，为“黄帝祀三清之乐也”。其法器达十九种，其中有包括吹弹乐器十四种。其为：震天集灵之鼓（丰鼓）、碧霄震空之钟（洪钟）、万金铮从之钟（架上十六应候之钟）、群玉琳琅之磬（架上十六应候之磬）、瑶池灵明之鼓（扛鼓也）、达悃通真之磬（手磬）、玉霄紫金之钟（金钟）、玉清天球之磬（玉磬）、太昊咸和之琴、琅霄遏云之管、湘灵空清之瑟、太虚仙音之簌（似箜候而奏弦）、瑶台夜月之阮、檄龙命鸦之愫、青华瑶天之笙、玄洲洞灵之箫、啸风凌云之笛、灵龟啸风之鼓（即札）、枸台碧玉之板、震空册霄之璈、叶和众音之埙、保合太和之箎、五音翕和之祝、八音九成之敔。并说：“凡升坛朝真谒帝则用之，其行道诵经只用常日之仙乐”。
（二）、法物
法事中高功做法祈请神将、召将、敕鬼等用物也称之为法物。试举例几种。
1、笏板
古时没有纸张，人们要简单地记点事情，最方便的方法就是写在竹木削成的竹片和木片上，狭长的叫简，宽厚的叫牍。古人把随身携带的竹、木牍专称为笏。大概从春秋战国开始广泛使用。一直到唐宋，不过六朝以后，笏也称手板。唐代，官吏都要持笏，这已成制度，公卿也不例外。一方面是为了议事时记事，一方面是为了遮面以防惊了圣驾。这种文化一直留传到道教传统中。古时笏分为“简”、“圭”、二种。
道教在祭祀五岳时要“投龙玉简”，简上有符。有《救苦简符》、《九幽玉简符》、《神霄玉简符》等，其书符皆有咒，如《神霄金简》书符咒曰：
明梵玄景，开度穷魂。阴阳交象，火炼成人。大帝阳堂，号人灵君。魂生摄炁，九转成仙。元炁归身，混合百神。九门禄道，胎炁上玄。得澄无为。身腾紫云。
其简文皆有告文，如《九幽玉简》中《告文》曰：
太上玉简，九幽符命告下。罗丰九垒，五岳重幽。据吏考官，冥司典吏。牛头狱卒，监牢大神。拔度某神魂，永离长夜。出离九幽，得睹慈光。心神明了，证品仙阶。冤仇和释，上生大有之天，一如诰命。年岁次某月某日告下。
一般用玉或金做成的简称为圭。圭的档次要高贵些，一般多为天神用物。《道藏·灵宝玉鉴》卷十九第四有《圭上朝真符》，为高功朝真谒帝时专用之圭。这样的圭符一直流传到现在。全真、正一二教在《玉皇大表科仪》中高功变身谒帝时则用此种圭符。
2、香炉
香炉的种类很多，《天皇至道太清玉册》中有“龟鹤炉”的记载：“丹陛上两旁宜用，铜铁铸成，龟鹤二对为炉，凡建醮事焚香于内可以通仙灵，香气可达上苍。”
3、灯
《天皇至道太清玉册》有“日月灯”，言：“凡殿两楹之间必用鱼鲀为灯，以云霞覆之，高耸于楣枋之间，左用红以象日，右用白以象月。”
4、神尺
按《道藏·道法会元》卷之一百五十七之《上清天蓬伏魔大法》中有《神尺秘旨》言：“造尺之法，用福地桃木或雷震枣木为之，择甲子日造。准尺长一尺二寸，厚八分，阔一寸二分。正面三台七星罡，星指下书元帅……背上刊七星隐讳，三台北斗，星下元帅有令……左侧太乙力士，右侧二十四神，雕造毕，写天蓬咒，用水调朱填篆，以降纱囊盛。”
5、铁鏆
道教《全真青玄济炼铁鏆施食全集》中有《铁鏆图式》，相传为铁师传北宋道士萨守坚，萨守坚传流至今。道教施食中以铁鏆装米，通过高功作用，将铁鏆内的米祭成琼浆，进而饱食幽魂众。其鏆上还须帖上封鏆符，据说怕众饥饿之鬼来抢食。
6、印篆
道教印篆有佩带及章表传神二种功用。《道藏·道法会元》称《雷霆都司符玺》：“元始上帝付授三洞飞仙五岳丈人，其符玺皆玉为之。黄帝得之佩印登天，雷公风后二君得之相继仙去”。在《魁台宝玺式》中言：“斯印在处，将吏护持，久久行持，鬼神不敢正视，凡所遇山川社稷神庙，城隍社令悉来迎拜，宜佩受之，以求灵焉”。道教印篆，乃五天真文，篆而成印，非世间印也。可除身中秽毒、令人聪明、保命护身、诸患无侵、名系仙籍、神异无比。
道教章函用印来自上古书简用泥封以为信的传统。如《道藏·道法会元》卷五十七中称：紫光丹天之文……可奏上帝……可印符箓牒状。其有投江河中，起龙发雨，印牒请风，能使舟航快急、发雷电，请晴雨雪、照千百殃出，感动天地神明，役风使雨，驱除神怪，诛斩妖魅。凡一切疾病以印印之立愈。《道藏》中关于印的记载很多，如《九天上章灵官印》、《飞玄三炁玉章印》、《三天内讳印》、《三天太上印》等。现通行正一教的印有《灵宝大法师印》、《正一大法师印》等，全真教多用《混元宗坛印》、《道经师宝印》、《雷霆都司印》等。
7、令尺
令尺也称令牌，《道藏·道书援神契》中言：“周礼，牙璋以起军旅。汉，铜虎符，上圆下方，刻五牙，文若垂露状，背文作一坐虎形，铭其旁曰，如古牙璋作虎符，今召将用令牌，此法也”。《道教全真秘旨》中对令尺作法有严格规定，其一是选料，不可用槐木，枣木、柏木、松木、黄阳木均可，古人选雷击木。一般长四寸，厚七分。
8、规、钵
道教全真派传戒时传衣钵，衣即戒衣及规，钵即饭钵。
三坛大戒的戒衣各不一样，即初真戒衣、中极戒衣及天仙戒衣。规是规范道人行为的尺度，戒规是戒子礼神、礼师时跪拜之物。一般用黄色或红色，四周用黑边，长方形，四角中一角内有红色或黄色三角者为规头。
9、戒尺
《道藏·天皇至道太清玉册》中有《清规戒尺式》：“用木造阔一寸四分，厚四分，长三尺。”戒尺上有铭文曰：“法非此不行、礼非此不齐、德非此不修，人非此不耻。”
二、教事用物
道教在大型教事活动中用仙仗，如方丈、监院升座，传戒授箓等活动。按《天皇至道太清玉册》中有十七种，其为肃清黄道之旆一对、昭告万灵之幡一对、震摄百魔之幢一对、九皇万龄之缕一对、三清神霓之旌一对、太微命灵之麾一对、太清极玄之幢一对（一面画龙，一面画虎）、五灵绛霄之节一对、九天伏魔如意一对、九霄云翰之扇一对、玉罗庆云之扇一对、神飚飞霞之盖一对、破暗烛明之灯一对、丹霄神焰之灯一对、天衢玉霄之灯一对、丹凤呈祥之辇（香亭是也）、神龙捧圣之辂。并说：“以上仙仗用硃竿宝盖珠绸绵帛缕彩为之，务在装尽整肃列于外坛，四面每朝步虚旋行之际，则道童各执仙仗和华夏吟，随班旋绕皇坛之上。”如幡，道教的用法及式样就很多。《天皇至道太清玉册》言：“道教所用之幡以表天地人三才之象”。并说：“幡顶用桐梓之木为之上，用日月星辰云霞内，画天尊像于二，以表天也，腹书天帝之名，脚具用龙凤，雨边带取象于手，皆以云龙飞凤为副之，取象于人也。脚亦用桐梓之木，画山河大地，五岳四渎，取象于地也。
道人日常所持之物，也称法物，如云游用的棕薄团、便铲、缘瓢、引磬等，道人所戴的冠如黄冠、五岳冠、星冠、莲花冠、五老冠皆为道教法物范围。
现在国外学术界很看重道教法物，道教法物往往体现了某段历史时期的道教文化现象。王宜娥老师的《让美国民众步入道教艺术的殿堂》一文中就详尽地介绍了道教法物在美国成功举办艺术展的盛况。道教法物的文化内涵还有待学者们进一步深入研究。
作者：任宗权
文章来源：北京白云观
#每日一道# 〖《度人经》与宋元道教〗
两宋时期,道教的斋醮科仪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从历时性的角度来看，斋醮科仪在北宋的变化主要是醮祭代替斋法成为科仪活动的主流，而南宋则鲜明地体现在各种新道法对传统道教斋醮科仪的影响。从共时性的角度来考察，伴随着斋醮仪式的变化，道教内部就“恪守古法”与“随俗行事”展开了激烈的辩论，并由此而形成了崇尚古典与随顺世法的两大流派。
以道教传世的经典来看，蒋叔舆、金允中可以说是维护经典与传统的代表，天心正法与天台东华派则有着强烈的征用世法的一面。新符箓派对斋醮科仪的创新，遭到了灵宝派中以维护经典与“古科”为己任者的批判。对于受箓与行法的关系，以恪守古法、维护经典为己任的灵宝派有自己的看法。
他们认为，道教的斋醮仪式历来是灵宝派之所长，按照传统的“三洞”学说，要行灵宝斋法必须受洞玄灵宝中盟箓,否则即为“不法”，即为“僭妄”，即为“越阶行事”，即所谓“灵宝为中乘之极品，正一而下诸法不得跨越灵宝”。然而，宋元时期，灵宝斋法的兴盛，已经是不争的事实。
一、《度人经》在道教仪式中的广泛使用
灵宝斋法是道教仪式传统的主流,灵宝斋法重《度人经》。两宋时期的新符箓派大都推崇《度人经》，称颂《度人经》在道法中的灵验。宋元之际盛行的混元法,始创于武昌的雷时中。混元法奉晋人路大安为祖师,其法即重《度人经》:
路祖师当晋时亲遇太上老君，授以此法，而是教专以《度人经》为主。师每化导世人及开度弟子，皆先令其精心诵经，各获果报。且尝论度人经旨，以开后学。其要在十回度人，非惟十遍可以度人，乃在平日修炼自己，以究返还之妙。
宋元之际蜀人廖守真所创的天心地司雷法亦推崇《度人经》。《道法会元》卷二四六《大心地司大法·法序》称:昔宗师廖真人(廖守真)修大洞法,诵《度人经》后真人得道,遍历江湖。
不仅如此,《度人经》的盛行与推崇甚至变革了大洞法。原本以存思身神为务的《大洞真经》也出现与《度人经》相互融合的现象。南宋之际,大洞法已经风行一时。南宋时期的《太上无极总真文昌大洞仙经》和元朝卫琪的《玉清无极总真文昌大洞仙经注》即是该法流传于世的体现。所谓《太上无极总真文昌大洞仙经》(即《大洞仙经》)乃是《大洞真经》的南宋传本,亦称梓潼文昌经本或者蜀本。此经据称是“更生永命天尊”(即文昌帝君)于南宋孝宗乾道戊子年(1168)初次降笔于鸾坛,宋理宗景定甲子年(1264)上德真君降坛校正。
《大洞真经》本为炼养之书,以诵咒思神为主,而《大洞仙经》却是除去《大洞真经》中的存真之法,效仿《度人经》,以济生度死、消灾延寿为归旨,强调设斋诵经,行斋醮仪式。卫琪在注释《大洞仙经》时,即时时强调要修诵《度人经》,方可受度飞升;同时,更结合新出仪式(如炼度仪)的宗旨来诠释《大洞仙经》。其认为作为“受炼司”的“南昌上宫”即为文昌,即所谓“《度人经》、南宫、南昌皆与此同”。
上清派本重《大洞真经》、《黄庭经》等经,以存神、服气等为内修之法,因此,在斋法上,六朝时期的上清斋乃是一种主要以个人内修为内容的斋仪。相对于“外斋”的灵宝斋法,上清斋被称为“内斋”,是“三箓七品”斋法之一种。显然,南宋之际出现的大洞法不仅与《大洞真经》的主旨相去甚远,更与六朝时期的上清斋法迥然有别,金允中所说的“将《度人经》中章句指为洞经者也”乃是十分精辟的断语。
二、《度人经》的符咒化与灵宝大法的兴盛
两宋时期,民间社会盛行念诵《度人经》的礼俗,在民众的信仰世界中,《度人经》具有奇异的效用。此外,《度人经》的符咒化,也是两宋时期道教斋醮仪式兴盛的重要表现。隋唐道教,呈现出了重义理的旨趣。两宋道教则大兴符咒法术。以《度人经》而言,唐代道士薛幽栖、李少微、成玄英等皆以重玄义理来注解此经。约成书于两宋之际的《灵宝无量度人上品妙经》,共六十一卷,仅卷一为《度人经》本文,余下的六十卷则是由本经衍生出的符箓咒术。其中,以《度人经》经文为根本,编造大量的神将吏兵、道法职司是当时新兴符箓派的惯常做法。
灵宝大法本以《度人经》为其本经,天台东华派据经文为编造道法符书,“以经中一句作一司”,“断章破句”编造出了二百多种的道法职司:切闻天真司于上境,鬼神主于幽冥,固非世人所可测。然而行持之士,亦须少达天地之正理,粗晓教法之源流,既不通古今,又不考经典,妄以己见测度,迷误后世,可不哀哉!台山灵宝法中又立修用仙曹品,以经中一句作一司,且如“不得拘留逼合鬼群”。
经中本意自谓应度之鬼,出离幽境,不得复行拘留,而逼合于鬼群之中,是承上文之义尔。却取以为《不得拘留司》、《逼合鬼群司》。乃断章破句,悉以为司。且有修用仙曹、施用仙曹、赫奕仙曹、三界所向仙曹等例。牵合诞妄,无所不至。而台山排联补缀,碍理极甚。
究道法职司之实质,乃是在明“尊卑等第”的基础上,用人世间的礼法来奉事天地神祇:
斋法之设,必有奏申关牒,悉如阳世之官府者。以事人之道事天地神祇也。所以寓诚也。是假我之有,以感通寂然不动之无也。然后见其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以明其不敢以上下神祇为无也。所以尽事人之道以事天地神祇也。故阐事之先,必请命于上天之主宰,与夫三界分治之真灵,曰府,曰司,曰宫,曰院,凡有关世人生死罪福之所,必一一月誊诚以闻,或奏或申或关或牒,又当随其尊卑等第为之。
随着道法职司的出现,道教斋醮仪式中也出现了大量借以“感通”神真“以达其忱”的“奏、申、关、牒”等文书。
显然,东华派所造之职司,以《度人经》经文为主要依据,以“经中一句为一司”,其目的仅仅是为道教斋醮仪式提供可以召请的神真与将吏,而《度人经》经文本身的“深机奥义”却处于次要的位置。通观两宋时期出现的派别不同的灵宝大法,以“经中一句为一司”编造仪式中使用的职司、将吏,比比皆是。其中,王升卿一系也属此列:“王升卿所编《灵宝大法》,考证甚多,其以经句为司处,亦有数条,失于删去,已为不当。”
随着天心正法、东华派等新道法对道教斋醮仪式中神将吏兵的改造,斋醮仪式中的用印制度也发生了变化。以道教的理念,法印是三界神灵职司威权的象征,行法用印,犹人间官署施行必用之官印:印者,信也。用者封物相什,亦执政者所持信也。《汉官仪》云:王侯曰玺,列侯至中二千石曰章,其余皆曰印,此世印也。隆古盛时,人鬼各安其所,阴阳不杂其伦,故道之用,惟见于修真练本,以至轻举飞升。中古以降,慢真日益,正道凋晦,邪伪交驰,上下反复,于是出法,以救其敝,表章以达其忱,付降印篆以为信志。故用印之义,近同世格,亦道运因时损益者也。
从东汉张天师开始,道教即有使用法印的传统,但是其数量不多,仅止乎“阳平治都功印”等少数几枚。晋宋之末,斋修方盛,文檄渐繁,于是在斋醮仪式中,印篆亦即法印便日见增多。以至于在后世的法师中,时常出现“玄奥不逮于古人,印篆百倍于前辈”的现象。撰造印记,增改旧法,为图利之端者,更是不胜枚举。天台东华派所增印篆尤甚。
东华派的“飞玄三气玉章印”、“三天太上印”、“道君玉印”、“九灵飞步章奏司”、“九灵飞步章奏印”都是古灵宝法中所没有的。按照灵宝古法,灵宝章奏之事,止用四印即可奏效:一切奏申符檄均用“灵宝大法司印”,“通章印”专以拜章,“黄神越章印”以备急切奏告,“神虎印”用于招魂旛,“或朱篆七玉女名于旛身,不用亦可”。仅此四印即可应世间行持之用,修二十七品之斋,设四十二等之醮,以祈天告地,设醮修斋,祷雨请晴,招魂摄鬼,治病考祟,拔亡救存。然而,东华派科仪大肆增加的法印,早已突破了古灵宝法的陈规,成为两宋时期灵宝派仪式颇为值得注意的现象。
天台东华派所编造的印章被金允中称为“名称失格”,东华派也被视为“科教中为异”者。这充分显示出了东华派灵宝大法与灵宝古法的差异,也显示出两宋时期诸家灵宝大法极强的创造力。
倘若仔细考之,东华派所增加的印篆却是有其内在逻辑的。新法箓的出现是法印大量产生的重要因素。杜达真所创的“玄灵璇玑府印”是吸收神霄派法箓的产物。行北斗醮受“北斗箓”是道教斋法的典式,宋宣和年间,宝箓宫开始传授“高上神霄元一六阳璇玑秘箓”这一阶新道法。所谓璇玑指的是中斗星宫,此法箓一出,即出现了行北斗醮受“高上神霄元一六阳璇玑秘箓”的状况。与之相应的,“玄灵璇玑府印”也取代了“灵宝大法司印”。
而混洞赤文印、灵书中篇印、八威龙文印、元始符命印、自然灵章印、敕制地祇印、历关诸天印、招集群仙印、普告三界印、严摄北鄷印、明检鬼营印等法印皆以《度人经》中四字为一印,“添一印字,凑分三行”。虽然灵宝古斋法本无以上印文,但是这亦不失为天台东华派对灵宝斋法的一种创新。
究其实,神霄雷法、天心正法等新出道法对灵宝斋法的影响是两宋时期道教大量编造职司、法印的根本原因。天心正法重“北极驱邪院印”。世间法师以“北极驱邪院”为仿效的对象,编造了“考召院”、“灵官院”等职司,并制成“考召院印”和“灵官院印”等印章。雷法盛行于世,也成为道教法印频繁增加的诱因:
天台续编灵宝法,新起“璇玑法”、“青玄左府法”,其类不一。前后所撰印篆,不计其数,难以备言。如天心法用“(北极)驱邪院印”,乃正一之枢要也。考召诸术,千途万派,莫不总乎驱邪院也。世乃厌其称名,常俗多易。“考召院”、“灵官院”之类极多,亦以其额为印。若雷法名称、印篆,迩来又其繁冗。殊不知,运雷霆于掌上,致风雨于目前,亦不必印多,而后可行也。
显而易见,“北极驱邪院印”可以总括诸阶考召法,行诸阶考召法只用“北极驱邪院印”即可,不必无端增衍“考召院”、“灵官院”诸印。金允中力图为道教的职司、法印制度正本清源,这一举动着实有维护道教斋醮仪式主流传统之义。然而,道教斋醮仪式主流传统的维护,并不是通过扼杀新法这一简单的途径能达到的,终究还必须借助“古典”与“世法”二者的辩证统一来实现。
两宋时期,道教的斋醮科仪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从历时性的角度来看，斋醮科仪在北宋的变化主要是醮祭代替斋法成为科仪活动的主流，而南宋则鲜明地体现在各种新道法对传统道教斋醮科仪的影响。从共时性的角度来考察，伴随着斋醮仪式的变化，道教内部就“恪守古法”与“随俗行事”展开了激烈的辩论，并由此而形成了崇尚古典与随顺世法的两大流派。
以道教传世的经典来看，蒋叔舆、金允中可以说是维护经典与传统的代表，天心正法与天台东华派则有着强烈的征用世法的一面。新符箓派对斋醮科仪的创新，遭到了灵宝派中以维护经典与“古科”为己任者的批判。对于受箓与行法的关系，以恪守古法、维护经典为己任的灵宝派有自己的看法。
他们认为，道教的斋醮仪式历来是灵宝派之所长，按照传统的“三洞”学说，要行灵宝斋法必须受洞玄灵宝中盟箓,否则即为“不法”，即为“僭妄”，即为“越阶行事”，即所谓“灵宝为中乘之极品，正一而下诸法不得跨越灵宝”。然而，宋元时期，灵宝斋法的兴盛，已经是不争的事实。
一、《度人经》在道教仪式中的广泛使用
灵宝斋法是道教仪式传统的主流,灵宝斋法重《度人经》。两宋时期的新符箓派大都推崇《度人经》，称颂《度人经》在道法中的灵验。宋元之际盛行的混元法,始创于武昌的雷时中。混元法奉晋人路大安为祖师,其法即重《度人经》:
路祖师当晋时亲遇太上老君，授以此法，而是教专以《度人经》为主。师每化导世人及开度弟子，皆先令其精心诵经，各获果报。且尝论度人经旨，以开后学。其要在十回度人，非惟十遍可以度人，乃在平日修炼自己，以究返还之妙。
宋元之际蜀人廖守真所创的天心地司雷法亦推崇《度人经》。《道法会元》卷二四六《大心地司大法·法序》称:昔宗师廖真人(廖守真)修大洞法,诵《度人经》后真人得道,遍历江湖。
不仅如此,《度人经》的盛行与推崇甚至变革了大洞法。原本以存思身神为务的《大洞真经》也出现与《度人经》相互融合的现象。南宋之际,大洞法已经风行一时。南宋时期的《太上无极总真文昌大洞仙经》和元朝卫琪的《玉清无极总真文昌大洞仙经注》即是该法流传于世的体现。所谓《太上无极总真文昌大洞仙经》(即《大洞仙经》)乃是《大洞真经》的南宋传本,亦称梓潼文昌经本或者蜀本。此经据称是“更生永命天尊”(即文昌帝君)于南宋孝宗乾道戊子年(1168)初次降笔于鸾坛,宋理宗景定甲子年(1264)上德真君降坛校正。
《大洞真经》本为炼养之书,以诵咒思神为主,而《大洞仙经》却是除去《大洞真经》中的存真之法,效仿《度人经》,以济生度死、消灾延寿为归旨,强调设斋诵经,行斋醮仪式。卫琪在注释《大洞仙经》时,即时时强调要修诵《度人经》,方可受度飞升;同时,更结合新出仪式(如炼度仪)的宗旨来诠释《大洞仙经》。其认为作为“受炼司”的“南昌上宫”即为文昌,即所谓“《度人经》、南宫、南昌皆与此同”。
上清派本重《大洞真经》、《黄庭经》等经,以存神、服气等为内修之法,因此,在斋法上,六朝时期的上清斋乃是一种主要以个人内修为内容的斋仪。相对于“外斋”的灵宝斋法,上清斋被称为“内斋”,是“三箓七品”斋法之一种。显然,南宋之际出现的大洞法不仅与《大洞真经》的主旨相去甚远,更与六朝时期的上清斋法迥然有别,金允中所说的“将《度人经》中章句指为洞经者也”乃是十分精辟的断语。
二、《度人经》的符咒化与灵宝大法的兴盛
两宋时期,民间社会盛行念诵《度人经》的礼俗,在民众的信仰世界中,《度人经》具有奇异的效用。此外,《度人经》的符咒化,也是两宋时期道教斋醮仪式兴盛的重要表现。隋唐道教,呈现出了重义理的旨趣。两宋道教则大兴符咒法术。以《度人经》而言,唐代道士薛幽栖、李少微、成玄英等皆以重玄义理来注解此经。约成书于两宋之际的《灵宝无量度人上品妙经》,共六十一卷,仅卷一为《度人经》本文,余下的六十卷则是由本经衍生出的符箓咒术。其中,以《度人经》经文为根本,编造大量的神将吏兵、道法职司是当时新兴符箓派的惯常做法。
灵宝大法本以《度人经》为其本经,天台东华派据经文为编造道法符书,“以经中一句作一司”,“断章破句”编造出了二百多种的道法职司:切闻天真司于上境,鬼神主于幽冥,固非世人所可测。然而行持之士,亦须少达天地之正理,粗晓教法之源流,既不通古今,又不考经典,妄以己见测度,迷误后世,可不哀哉!台山灵宝法中又立修用仙曹品,以经中一句作一司,且如“不得拘留逼合鬼群”。
经中本意自谓应度之鬼,出离幽境,不得复行拘留,而逼合于鬼群之中,是承上文之义尔。却取以为《不得拘留司》、《逼合鬼群司》。乃断章破句,悉以为司。且有修用仙曹、施用仙曹、赫奕仙曹、三界所向仙曹等例。牵合诞妄,无所不至。而台山排联补缀,碍理极甚。
究道法职司之实质,乃是在明“尊卑等第”的基础上,用人世间的礼法来奉事天地神祇:
斋法之设,必有奏申关牒,悉如阳世之官府者。以事人之道事天地神祇也。所以寓诚也。是假我之有,以感通寂然不动之无也。然后见其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以明其不敢以上下神祇为无也。所以尽事人之道以事天地神祇也。故阐事之先,必请命于上天之主宰,与夫三界分治之真灵,曰府,曰司,曰宫,曰院,凡有关世人生死罪福之所,必一一月誊诚以闻,或奏或申或关或牒,又当随其尊卑等第为之。
随着道法职司的出现,道教斋醮仪式中也出现了大量借以“感通”神真“以达其忱”的“奏、申、关、牒”等文书。
显然,东华派所造之职司,以《度人经》经文为主要依据,以“经中一句为一司”,其目的仅仅是为道教斋醮仪式提供可以召请的神真与将吏,而《度人经》经文本身的“深机奥义”却处于次要的位置。通观两宋时期出现的派别不同的灵宝大法,以“经中一句为一司”编造仪式中使用的职司、将吏,比比皆是。其中,王升卿一系也属此列:“王升卿所编《灵宝大法》,考证甚多,其以经句为司处,亦有数条,失于删去,已为不当。”
随着天心正法、东华派等新道法对道教斋醮仪式中神将吏兵的改造,斋醮仪式中的用印制度也发生了变化。以道教的理念,法印是三界神灵职司威权的象征,行法用印,犹人间官署施行必用之官印:印者,信也。用者封物相什,亦执政者所持信也。《汉官仪》云:王侯曰玺,列侯至中二千石曰章,其余皆曰印,此世印也。隆古盛时,人鬼各安其所,阴阳不杂其伦,故道之用,惟见于修真练本,以至轻举飞升。中古以降,慢真日益,正道凋晦,邪伪交驰,上下反复,于是出法,以救其敝,表章以达其忱,付降印篆以为信志。故用印之义,近同世格,亦道运因时损益者也。
从东汉张天师开始,道教即有使用法印的传统,但是其数量不多,仅止乎“阳平治都功印”等少数几枚。晋宋之末,斋修方盛,文檄渐繁,于是在斋醮仪式中,印篆亦即法印便日见增多。以至于在后世的法师中,时常出现“玄奥不逮于古人,印篆百倍于前辈”的现象。撰造印记,增改旧法,为图利之端者,更是不胜枚举。天台东华派所增印篆尤甚。
东华派的“飞玄三气玉章印”、“三天太上印”、“道君玉印”、“九灵飞步章奏司”、“九灵飞步章奏印”都是古灵宝法中所没有的。按照灵宝古法,灵宝章奏之事,止用四印即可奏效:一切奏申符檄均用“灵宝大法司印”,“通章印”专以拜章,“黄神越章印”以备急切奏告,“神虎印”用于招魂旛,“或朱篆七玉女名于旛身,不用亦可”。仅此四印即可应世间行持之用,修二十七品之斋,设四十二等之醮,以祈天告地,设醮修斋,祷雨请晴,招魂摄鬼,治病考祟,拔亡救存。然而,东华派科仪大肆增加的法印,早已突破了古灵宝法的陈规,成为两宋时期灵宝派仪式颇为值得注意的现象。
天台东华派所编造的印章被金允中称为“名称失格”,东华派也被视为“科教中为异”者。这充分显示出了东华派灵宝大法与灵宝古法的差异,也显示出两宋时期诸家灵宝大法极强的创造力。
倘若仔细考之,东华派所增加的印篆却是有其内在逻辑的。新法箓的出现是法印大量产生的重要因素。杜达真所创的“玄灵璇玑府印”是吸收神霄派法箓的产物。行北斗醮受“北斗箓”是道教斋法的典式,宋宣和年间,宝箓宫开始传授“高上神霄元一六阳璇玑秘箓”这一阶新道法。所谓璇玑指的是中斗星宫,此法箓一出,即出现了行北斗醮受“高上神霄元一六阳璇玑秘箓”的状况。与之相应的,“玄灵璇玑府印”也取代了“灵宝大法司印”。
而混洞赤文印、灵书中篇印、八威龙文印、元始符命印、自然灵章印、敕制地祇印、历关诸天印、招集群仙印、普告三界印、严摄北鄷印、明检鬼营印等法印皆以《度人经》中四字为一印,“添一印字,凑分三行”。虽然灵宝古斋法本无以上印文,但是这亦不失为天台东华派对灵宝斋法的一种创新。
究其实,神霄雷法、天心正法等新出道法对灵宝斋法的影响是两宋时期道教大量编造职司、法印的根本原因。天心正法重“北极驱邪院印”。世间法师以“北极驱邪院”为仿效的对象,编造了“考召院”、“灵官院”等职司,并制成“考召院印”和“灵官院印”等印章。雷法盛行于世,也成为道教法印频繁增加的诱因:
天台续编灵宝法,新起“璇玑法”、“青玄左府法”,其类不一。前后所撰印篆,不计其数,难以备言。如天心法用“(北极)驱邪院印”,乃正一之枢要也。考召诸术,千途万派,莫不总乎驱邪院也。世乃厌其称名,常俗多易。“考召院”、“灵官院”之类极多,亦以其额为印。若雷法名称、印篆,迩来又其繁冗。殊不知,运雷霆于掌上,致风雨于目前,亦不必印多,而后可行也。
显而易见,“北极驱邪院印”可以总括诸阶考召法,行诸阶考召法只用“北极驱邪院印”即可,不必无端增衍“考召院”、“灵官院”诸印。金允中力图为道教的职司、法印制度正本清源,这一举动着实有维护道教斋醮仪式主流传统之义。然而,道教斋醮仪式主流传统的维护,并不是通过扼杀新法这一简单的途径能达到的,终究还必须借助“古典”与“世法”二者的辩证统一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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