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政” 走向 “义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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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政” 的思路是为政者 ( 君主或政府) 以己之 “恻隐之心” 来推己及人， “以仁心行仁政”，即要求统治者作为人民的父母官，爱民如子、视民如伤。从儒家 “为民父母” 的譬喻可以看出， “仁政” 是典型的家长制政府。但正如康德和以赛亚·伯林等思想家指出的，家长制是可以想象到的最大的专制主义，是自由的最大敌人。与之相对，“义政” 则是另外一种治国理政的思路。“义政” 首先关注的是 个人利益的取与，以及私人之间的利益规范，其聚焦点在如何对待恶: 一方面是 “不作恶” 和 “禁人为非”，“夫义者，所以限禁人之为恶与奸者也”( 《荀子·强国》) 就很好地表达了 “义” 的这一层意思。另一方面是对恶进行制裁与惩罚。需要强调的是，这两个方面都不仅仅适用于私人关系，而且也适用于君民 ( 政府 － 人民) 关系，即 “义” 不仅可以规范个人行为，也可以规范君主、政府和国家的行为。
实际上，早在 20 世纪初，梁启超就已经认识到从 “仁政” 走向 “义政” 的必要性。梁启超在 《论权利思想》中谈及 “仁”、“义” 之别时，把 “义” 的观念与 “权利” 观念勾连在一起: “大抵中国善 言仁，而泰西善言义。仁者，人也，我利人，人亦利我，是所重者常在人也。义者，我也，我不害人，而亦不许人之害我，是所重者常在我也。此二德果孰为至乎? 在千万年后大同太平之世，吾不敢言; 若在今日，则义也者，诚救时之至德要道哉! ”［14］梁启超对 “仁”、 “义” 不同内涵的理解可谓一语中的: “仁” 指向他人利益， “义” 则指向自我权利。他又断定今日之中国更需 “义” 的观念，亦即权利观 念。在后文的论述中，梁启超把主张 “人人不损一毫，人人不利天下，天下治矣” 的杨朱视为主张权利的哲学家。笔者基本赞同此种解读。学界熟知孟子 “距杨墨”，但实际上，有理由相信，孟子吸取了杨、墨的合理因素，其中就有对杨朱个人权利观念的吸纳。这从孟子 “逃墨必归于杨，逃杨必归于儒” ( 《尽心下》) 的说法中可以得到印证。此外，宋儒有关杨、墨学仁、义而过的说法也颇可玩味: “杨子为我亦是义，墨子兼爱则是仁。”［15］ “墨子 ‘兼爱’，行仁而过耳; 杨子 ‘为我’，行义而过耳。”［16］杨朱 “为我” 是 “义” ( 虽然过了) 的说法，表明 “义” 确实与个人权利相关。如前所述，孟子本人对“义” 的论述也体现了这一点。
梁启超也认识到了 “仁政” 的弊病。他说: “夫出吾仁以仁者也，虽非侵人自由，而待仁于人者也，则是放弃自由也。仁焉者多，则待仁于人者亦必多，其弊可以使人格日趋于卑下。( 自注: 欧西百年前以施济贫民为政府之责任，而贫民日益多。后悟此理厘而裁之，而民反殷富焉。君子爱人以德，不 闻以姑息。故使人各能自立而不依赖他人者，上也。若曰吾举天下人而仁之，毋乃降斯人使下己一等 乎?) 若是乎仁政者，非政体之至焉者也。吾中国人惟日望仁政与其君上也，故遇仁者焉，则为之婴儿; 遇不仁者焉，则为之鱼肉。古今仁君少暴君多，故吾民自数千年来祖宗之遗传，即以受人鱼肉为天经地义，而权利二字之识想，断绝于吾人脑质中者，固已久矣。”［17］基于以上认识，梁启超十分坚定地断定，当今社会，“仁政” 非政体之至焉者，而 “义” 乃至德要道。
阿玛蒂亚·森曾区分了两种思考正义的方式: 一种致力于探求完美的正义以及正义的本质，一种着眼于消灭现实世界中明显的不公正。森自己追随后者，认为“着眼于现实世界的视角更容易使人明白， 消除赤裸裸的不公正比寻找完美的公正更重要”［18］。不难发现， “仁政” 更接近于追求完美的政治理念，“义政”则更接近于消除明显的恶和不公正。笔者以为，后一致思方式对发展儒家政治哲学尤为重 要。如果我们仅从 “仁” 和 “仁政” 的视域思考问题，那么我们将会希望政府给那些弱者和无辜者提供帮助和安慰; 如果我们从 “义” 和 “义政” 的视域思考问题，那么，我们将会要求政府尽可能地消除明显的恶和不公正。“希望” 和 “要求” 虽然都对政府提出了某种义务的要求，但后者所产生的义务似乎较前者更为基本而有意义。我们常说 “义不容辞” 而不说 “仁不容辞”，也表明 “义” 相较于“仁”，其义务性更强。
社会经验告诉我们，如果作恶者没有得到相应且及时的惩罚，那么就会产生越来越多的作恶者，社 会上就会滋生越来越多的恶。使作恶者得到必然的惩罚，远比道德说教对于国民之心性的塑造更为有 效。慈济伟即认为正义的动机是有条件的: “有正义愿望的人们在遵守规范时既不想吃亏也不图占便宜，而是为了在大家共同接受的规范之基础上公平互利。”公平互利的要求即正义愿望的相互性，而一旦这种相互性条件得不到满足，社会道德秩序就会以一发不可收拾之势陷入恶性循环: “一部分违反大体上公正的规范但得不到及时有效的制止或惩罚，于是更多的人争相效仿，造成规模越来越大的恶性循 环而不得休止。”［19］所以，对待恶，为政者必须施行 “义政”，手握利刃，斩断一切私人恩情和利益关系，严惩不贷，惟其如此，才能令民心大悦。
概言之，“义政” 的内涵可以概括为两个方面: 就积极方面看，“义” 的实质在于规范个体对食物、财富、职位等社会基本益品的取得和持有 ( 取) 以及人们之间的利益分配和交换 ( 与) ，以使这个社会达到基本的公正; 从消极方面看，“义” 强调 “不作恶” 和 “禁人为非” 以及对作恶者的制裁与惩罚， 以维持一个基本公正的良序社会。如果说 “仁政” 走的是由心性到政治的路径，那么，“义政” 则是通过自律、规范、制裁乃至惩罚来塑造国民的心性。孟子太过强调通过 “羞恶之心” 来塑造自律的主体， 而对规范、制裁和惩罚不太重视 ( 虽然也有论及) 。笔者以为，今日发展儒家尤其是孟子的政治哲学也应重视荀子的相关论述。而且，就人性论而言，孟子的性善论其实可以涵括性恶论，亦即它可以充分认识到现实中的恶并解释其来源，因此，其政治哲学并不会排斥规范、制裁与惩罚。不过，它与荀子尤其是法家有异，比如，出于 “仁” 道，当它诉诸制裁和惩罚时，会充分考虑到给予被惩罚者以相应的人道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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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政” 的思路是为政者 ( 君主或政府) 以己之 “恻隐之心” 来推己及人， “以仁心行仁政”，即要求统治者作为人民的父母官，爱民如子、视民如伤。从儒家 “为民父母” 的譬喻可以看出， “仁政” 是典型的家长制政府。但正如康德和以赛亚·伯林等思想家指出的，家长制是可以想象到的最大的专制主义，是自由的最大敌人。与之相对，“义政” 则是另外一种治国理政的思路。“义政” 首先关注的是 个人利益的取与，以及私人之间的利益规范，其聚焦点在如何对待恶: 一方面是 “不作恶” 和 “禁人为非”，“夫义者，所以限禁人之为恶与奸者也”( 《荀子·强国》) 就很好地表达了 “义” 的这一层意思。另一方面是对恶进行制裁与惩罚。需要强调的是，这两个方面都不仅仅适用于私人关系，而且也适用于君民 ( 政府 － 人民) 关系，即 “义” 不仅可以规范个人行为，也可以规范君主、政府和国家的行为。
实际上，早在 20 世纪初，梁启超就已经认识到从 “仁政” 走向 “义政” 的必要性。梁启超在 《论权利思想》中谈及 “仁”、“义” 之别时，把 “义” 的观念与 “权利” 观念勾连在一起: “大抵中国善 言仁，而泰西善言义。仁者，人也，我利人，人亦利我，是所重者常在人也。义者，我也，我不害人，而亦不许人之害我，是所重者常在我也。此二德果孰为至乎? 在千万年后大同太平之世，吾不敢言; 若在今日，则义也者，诚救时之至德要道哉! ”［14］梁启超对 “仁”、 “义” 不同内涵的理解可谓一语中的: “仁” 指向他人利益， “义” 则指向自我权利。他又断定今日之中国更需 “义” 的观念，亦即权利观 念。在后文的论述中，梁启超把主张 “人人不损一毫，人人不利天下，天下治矣” 的杨朱视为主张权利的哲学家。笔者基本赞同此种解读。学界熟知孟子 “距杨墨”，但实际上，有理由相信，孟子吸取了杨、墨的合理因素，其中就有对杨朱个人权利观念的吸纳。这从孟子 “逃墨必归于杨，逃杨必归于儒” ( 《尽心下》) 的说法中可以得到印证。此外，宋儒有关杨、墨学仁、义而过的说法也颇可玩味: “杨子为我亦是义，墨子兼爱则是仁。”［15］ “墨子 ‘兼爱’，行仁而过耳; 杨子 ‘为我’，行义而过耳。”［16］杨朱 “为我” 是 “义” ( 虽然过了) 的说法，表明 “义” 确实与个人权利相关。如前所述，孟子本人对“义” 的论述也体现了这一点。
梁启超也认识到了 “仁政” 的弊病。他说: “夫出吾仁以仁者也，虽非侵人自由，而待仁于人者也，则是放弃自由也。仁焉者多，则待仁于人者亦必多，其弊可以使人格日趋于卑下。( 自注: 欧西百年前以施济贫民为政府之责任，而贫民日益多。后悟此理厘而裁之，而民反殷富焉。君子爱人以德，不 闻以姑息。故使人各能自立而不依赖他人者，上也。若曰吾举天下人而仁之，毋乃降斯人使下己一等 乎?) 若是乎仁政者，非政体之至焉者也。吾中国人惟日望仁政与其君上也，故遇仁者焉，则为之婴儿; 遇不仁者焉，则为之鱼肉。古今仁君少暴君多，故吾民自数千年来祖宗之遗传，即以受人鱼肉为天经地义，而权利二字之识想，断绝于吾人脑质中者，固已久矣。”［17］基于以上认识，梁启超十分坚定地断定，当今社会，“仁政” 非政体之至焉者，而 “义” 乃至德要道。
阿玛蒂亚·森曾区分了两种思考正义的方式: 一种致力于探求完美的正义以及正义的本质，一种着眼于消灭现实世界中明显的不公正。森自己追随后者，认为“着眼于现实世界的视角更容易使人明白， 消除赤裸裸的不公正比寻找完美的公正更重要”［18］。不难发现， “仁政” 更接近于追求完美的政治理念，“义政”则更接近于消除明显的恶和不公正。笔者以为，后一致思方式对发展儒家政治哲学尤为重 要。如果我们仅从 “仁” 和 “仁政” 的视域思考问题，那么我们将会希望政府给那些弱者和无辜者提供帮助和安慰; 如果我们从 “义” 和 “义政” 的视域思考问题，那么，我们将会要求政府尽可能地消除明显的恶和不公正。“希望” 和 “要求” 虽然都对政府提出了某种义务的要求，但后者所产生的义务似乎较前者更为基本而有意义。我们常说 “义不容辞” 而不说 “仁不容辞”，也表明 “义” 相较于“仁”，其义务性更强。
社会经验告诉我们，如果作恶者没有得到相应且及时的惩罚，那么就会产生越来越多的作恶者，社 会上就会滋生越来越多的恶。使作恶者得到必然的惩罚，远比道德说教对于国民之心性的塑造更为有 效。慈济伟即认为正义的动机是有条件的: “有正义愿望的人们在遵守规范时既不想吃亏也不图占便宜，而是为了在大家共同接受的规范之基础上公平互利。”公平互利的要求即正义愿望的相互性，而一旦这种相互性条件得不到满足，社会道德秩序就会以一发不可收拾之势陷入恶性循环: “一部分违反大体上公正的规范但得不到及时有效的制止或惩罚，于是更多的人争相效仿，造成规模越来越大的恶性循 环而不得休止。”［19］所以，对待恶，为政者必须施行 “义政”，手握利刃，斩断一切私人恩情和利益关系，严惩不贷，惟其如此，才能令民心大悦。
概言之，“义政” 的内涵可以概括为两个方面: 就积极方面看，“义” 的实质在于规范个体对食物、财富、职位等社会基本益品的取得和持有 ( 取) 以及人们之间的利益分配和交换 ( 与) ，以使这个社会达到基本的公正; 从消极方面看，“义” 强调 “不作恶” 和 “禁人为非” 以及对作恶者的制裁与惩罚， 以维持一个基本公正的良序社会。如果说 “仁政” 走的是由心性到政治的路径，那么，“义政” 则是通过自律、规范、制裁乃至惩罚来塑造国民的心性。孟子太过强调通过 “羞恶之心” 来塑造自律的主体， 而对规范、制裁和惩罚不太重视 ( 虽然也有论及) 。笔者以为，今日发展儒家尤其是孟子的政治哲学也应重视荀子的相关论述。而且，就人性论而言，孟子的性善论其实可以涵括性恶论，亦即它可以充分认识到现实中的恶并解释其来源，因此，其政治哲学并不会排斥规范、制裁与惩罚。不过，它与荀子尤其是法家有异，比如，出于 “仁” 道，当它诉诸制裁和惩罚时，会充分考虑到给予被惩罚者以相应的人道待遇。
黄帝阴符经 ──张果注解#道教##千古回眸[超话]#
经曰：观天之道，执天之行，尽矣观自然之道，无所观也。不观之以目，而观之以心。心深微而无所不见，故能照自然之性。性惟深微而能照，其斯谓之“阴”。执自然之行，无所执也。故不执之以手，而执之以机。机变通而无所系，故能契自然之理。夫惟变通而能契，斯谓之“符”。照之以心，契之以机，而“阴符”之义尽矣。李筌以“阴”为“暗”，“符”为“合”，以此文为序首，何昧之至也。故天有五贼，见之者昌五贼者，命、物、时、功、神也。传曰：圣人之理，图大而不顾其细，体瑜而不掩其瑕。故居夷则遵道布德以化之，履险则用权发机以拯之。务在匡天地，谋在济人伦。于是用大义除天下之害，用大仁兴天下之利，用至正措天下之枉，用至公平天下之私，故反经合道之谋，其名有五，圣人禅之，乃谓之贼；天下赖之，则谓之德。故贼天之命，人知其天而不知其贼，黄帝所以代炎帝也。贼天之物，人知其天而不知其贼，帝尧所以代帝挚也。贼天之时，人知其天而不知其贼，帝舜所以代帝尧也。贼天之功，人知其天而不知其贼，大禹所以代帝舜也。贼天之神，人知其天而不知其贼，殷汤所以革夏命也。週武所以革殷命也。故见之者昌，自然而昌也。太公以贼命为用味，以取其喻也。李筌不悟，以黄帝贼少女之命，白日上腾为非也。五贼在乎心，施行在乎天；宇宙在乎手，万化生乎身《传》曰：其立德明，其用机妙，发之于内，见之于外而已矣。岂称兵革以作寇乱哉？见其机而执之，虽宇宙之大，不离乎掌握，况其小者乎？知其神而体之，虽万物之众，不能出其胸臆，况其寡者乎？自然造化之力而我有之，不亦盛乎？不亦大乎？李筌等以五贼为五味，顺之可以神仙不死。诬道之甚也。天性，人也；人心，机也。立天之道以定人也《传》曰：人谓天性，机谓人心。人性本自玄合，故圣人能体五贼也。天发杀机，龙蛇起陆；人发杀机，天地反覆《传》曰：天机张而不生，天机驰而不死。天有驰张，用有否臧。张则杀威行，驰则杀威亡。人之机亦然。天以气为威，人以德为机。秋冬阴气严凝，天之张杀机也，故龙蛇畏而蛰伏。冬谢春来，阴退阳长，天之驰杀机也，故龙蛇悦而振起。天有寒暄，德亦有寒暄。德刑整肃，君之张杀机也，故以下畏而服从。德失刑偏，君之驰杀机也，故奸雄悦而驰骋。位有尊卑，象乎天地，故曰：天发杀机，龙蛇起陆，寇乱所由作；人发杀机，天地反覆，尊卑由是革也。太公、诸葛亮等以杀人过万，大风暴起，昼若暝。以为天地反覆，其失甚矣。天人合德，万变定基《传》曰：天以祸福之机运于上，君以利害之机动于下，故有德者万变而愈盛，以至于王；无德者万化而愈衰，以至于亡。故曰天人合德，万变定基。自然而然也。性有巧拙，可以伏藏《传》曰：圣人之性，巧于用智，拙于用力。居穷行险，则谋道以济之；对强与明，则伏义以退避之。理国必以是，用师亦以是。九窍之邪，在乎三要，可以动静《传》曰：九窍之用，三要为机。三要者，机、情、性也。机之则无不安；情之则无不邪；性之则无不正。故圣人动以伏其情，静以常其性，乐以定其机。小人反此，故下文云：太公为三要，为耳、目、口。李筌为心，神、志，皆忘机也。俱失《阴符》之正意。火生于木，祸发必克；奸生于国，时动必溃。知之修炼，谓之圣人《传》曰：夫木性静，动而生火，不觉火盛，而焚其质。由人之性静，动而生奸，不觉奸成而乱其国。夫明者见彼之隙以设其机，智者知彼之病以圆其利，则天下之人，彼愚而我圣。是以生者自谓得其生，死者自谓得其死，无为无不为，得道之理也。天生天杀，道之理也。天地，万物之盗；万物，人之盗；人，万物之盗。三盗既宜，三才既安《传》曰：天地以阴阳之气化为万物，万物不知其盗。万物以美恶之味飨人，人不知其盗。人以利害之谟制万物，万物不知其盗。三盗玄合于人心，三才静顺于天理。有若时然后食，终身无不愈；机然后动，庶类无不安。食不得其时，动不得其机，殆至灭亡。故曰食其时，百骸治；动其机，万化安。人知其神而神，不知其神所以神也《传》曰：时人不知其盗之为盗，只谓神之能神。《鬼谷子》曰：彼此不觉谓之神。盖用微之功著矣。李筌不知此文意通三盗，别以圣人、愚人为喻，何甚谬也。日月有数，大小有定，圣功生焉，神明出焉《传》曰：日月有准，运数也；大小有定，君臣也。观天之时，察人之事，执人之机，如是则圣得以功，神得以明。心冥理合，安之善也。筌以度数为日月，以余分为大小，以神气能生圣功神明，错谬之甚也。其盗机也，天下莫能见，莫能知也。君子得之固躬，小人得之轻命《传》曰：其盗微而动，所施甚明博，所行极玄妙。君子用之，达则兼济天下，太公其人也。穷则独善一身，夫子其人也。岂非择利之能审乎？小人用之，则惑名而失其身，大夫种之谓欤？得利而亡义，李斯之谓欤？岂非信道之不笃焉？瞽者善听，聋者善视。绝利一源，用师十倍。三返昼夜，用师万倍《传》曰：瞽者善于听，忘色审声，所以致其聪。聋者善于视，遗耳专目，所以致其明。故能十众之功。一昼之中三而行之，所以至也。一夜之中三而思之，所以精也。故能用万众之人。李筌不知师是众，以为兵师，误也。心生于物，死于物，机在于目《传》曰：心有爱恶之情，物有否臧之用。目视而察之于外，心应而度之于内。善则从而行之，否则违而止之，所以劝善而惩恶也。筌以项羽昧机，心生于物；以符坚见机，心死于物。殊不知有否臧之用。天之无恩而大恩生，迅雷烈风莫不蠢然《传》曰：天以凶象咎徵见人，人能儆戒以修德。地以迅雷烈风动人，人能恐惧以致福。其无恩而生大恩之谓也。李筌以天地不仁为大恩，以万物归于天为蠢然。与《阴符》本意殊背。至乐性余，至静性廉《传》曰：情未发谓之中，守中谓之常，则乐得其志而性有余矣。性安常谓之自足，则静得其志而廉常足矣。筌以奢为乐性，以廉为静，殊乖至道之意。天之至私，用之至公《传》曰：自然之理，微而不可知，私之至也。自然之功，明而不可违，公之至也。圣人体之亦然。筌引《孙子》云：视卒如爱子，可以之俱死。何也？擒之制在气《传》曰：擒物以气，制之以机，岂用小大之力乎？太公曰：岂以小大而相制哉？筌不知擒之义，误以禽兽。注解引云玄龟食蛇，黄腰啖虎之类，为是悲哉！生者死之根，死者生之根。恩生于害，害生于恩生者，人之所爱，以其厚于身。太过则道丧，而死自来矣。死者，人之所恶，以其损于事。至明则道存。而生自固矣。福理所及谓之恩，祸乱所及谓之害，损己则为物之所益，害之生恩也。筌引《孙子》用兵为生死，丁公、管仲为恩害。异哉！愚人以天地文理圣，我以时物文理哲。人以虞愚，我以不虞圣。人以期其，我以不期其圣《传》曰：观天之运四时，察地之化万物，无所不知，而蔽之以无知，小恩于人，以蒙自养之谓也。知四时之行，知万物之生，皆自然也。故圣人于我以中自居之谓也。故曰死生在我而已矣。人之死亡，譬如沉水自溺，投火自焚，自取灭亡。理国以道，在于损其事而已。理军以权，在于亡其兵而已。故无死机则不死矣，鬼神其如我何？圣人修身以安其家，理国以平天下，在乎立生机。以自去其死性者，生之机也。除死机以取其生情者，死之机也。筌不??天道，以愚人、圣人、体道愚昧之人而验天道，失之甚也。故曰沉水入火，自取灭亡注在上矣。自然之道静，故天地万物生《传》曰：自然之道，无为而无不为。动静皆得其性，静之至也。静故能立天地，生万物，自然而然也。伊尹曰：静之至，不知所以生也。天地之道浸，故阴阳胜《传》曰：浸，微也。天地之道，体著而用微，变通莫不归于正，微之渐也。微渐故能分阴阳，成四时。至刚至顺之谓也。阴阳相推，而变化顺矣《传》曰：圣人变化顺阴阳之机。天地之位自然，故因自然而冥之，利自然而用之，莫不得自然之道也。是故圣人知自然之道不可违，因而制之注在文上。至静之道，律历所不能契《传》曰：道之至静也，律历因而制之，不能叶其中鸟兽之谓也。爰有奇器，是生万象；八卦甲子，神机鬼藏《传》曰：八卦变异之伎，从是而生。上则万象，下则万机。用八卦而体天，用九畴而法地。参之以气候，贯之以甲子，达之以神机，闭之以诡藏，奇谲之荡自然也。阴阳相胜之术，昭昭乎进乎象矣《传》曰：阴阳相胜之术，恒微而不违乎本，明之信可明，故能通乎精曜象矣。
经曰：观天之道，执天之行，尽矣观自然之道，无所观也。不观之以目，而观之以心。心深微而无所不见，故能照自然之性。性惟深微而能照，其斯谓之“阴”。执自然之行，无所执也。故不执之以手，而执之以机。机变通而无所系，故能契自然之理。夫惟变通而能契，斯谓之“符”。照之以心，契之以机，而“阴符”之义尽矣。李筌以“阴”为“暗”，“符”为“合”，以此文为序首，何昧之至也。故天有五贼，见之者昌五贼者，命、物、时、功、神也。传曰：圣人之理，图大而不顾其细，体瑜而不掩其瑕。故居夷则遵道布德以化之，履险则用权发机以拯之。务在匡天地，谋在济人伦。于是用大义除天下之害，用大仁兴天下之利，用至正措天下之枉，用至公平天下之私，故反经合道之谋，其名有五，圣人禅之，乃谓之贼；天下赖之，则谓之德。故贼天之命，人知其天而不知其贼，黄帝所以代炎帝也。贼天之物，人知其天而不知其贼，帝尧所以代帝挚也。贼天之时，人知其天而不知其贼，帝舜所以代帝尧也。贼天之功，人知其天而不知其贼，大禹所以代帝舜也。贼天之神，人知其天而不知其贼，殷汤所以革夏命也。週武所以革殷命也。故见之者昌，自然而昌也。太公以贼命为用味，以取其喻也。李筌不悟，以黄帝贼少女之命，白日上腾为非也。五贼在乎心，施行在乎天；宇宙在乎手，万化生乎身《传》曰：其立德明，其用机妙，发之于内，见之于外而已矣。岂称兵革以作寇乱哉？见其机而执之，虽宇宙之大，不离乎掌握，况其小者乎？知其神而体之，虽万物之众，不能出其胸臆，况其寡者乎？自然造化之力而我有之，不亦盛乎？不亦大乎？李筌等以五贼为五味，顺之可以神仙不死。诬道之甚也。天性，人也；人心，机也。立天之道以定人也《传》曰：人谓天性，机谓人心。人性本自玄合，故圣人能体五贼也。天发杀机，龙蛇起陆；人发杀机，天地反覆《传》曰：天机张而不生，天机驰而不死。天有驰张，用有否臧。张则杀威行，驰则杀威亡。人之机亦然。天以气为威，人以德为机。秋冬阴气严凝，天之张杀机也，故龙蛇畏而蛰伏。冬谢春来，阴退阳长，天之驰杀机也，故龙蛇悦而振起。天有寒暄，德亦有寒暄。德刑整肃，君之张杀机也，故以下畏而服从。德失刑偏，君之驰杀机也，故奸雄悦而驰骋。位有尊卑，象乎天地，故曰：天发杀机，龙蛇起陆，寇乱所由作；人发杀机，天地反覆，尊卑由是革也。太公、诸葛亮等以杀人过万，大风暴起，昼若暝。以为天地反覆，其失甚矣。天人合德，万变定基《传》曰：天以祸福之机运于上，君以利害之机动于下，故有德者万变而愈盛，以至于王；无德者万化而愈衰，以至于亡。故曰天人合德，万变定基。自然而然也。性有巧拙，可以伏藏《传》曰：圣人之性，巧于用智，拙于用力。居穷行险，则谋道以济之；对强与明，则伏义以退避之。理国必以是，用师亦以是。九窍之邪，在乎三要，可以动静《传》曰：九窍之用，三要为机。三要者，机、情、性也。机之则无不安；情之则无不邪；性之则无不正。故圣人动以伏其情，静以常其性，乐以定其机。小人反此，故下文云：太公为三要，为耳、目、口。李筌为心，神、志，皆忘机也。俱失《阴符》之正意。火生于木，祸发必克；奸生于国，时动必溃。知之修炼，谓之圣人《传》曰：夫木性静，动而生火，不觉火盛，而焚其质。由人之性静，动而生奸，不觉奸成而乱其国。夫明者见彼之隙以设其机，智者知彼之病以圆其利，则天下之人，彼愚而我圣。是以生者自谓得其生，死者自谓得其死，无为无不为，得道之理也。天生天杀，道之理也。天地，万物之盗；万物，人之盗；人，万物之盗。三盗既宜，三才既安《传》曰：天地以阴阳之气化为万物，万物不知其盗。万物以美恶之味飨人，人不知其盗。人以利害之谟制万物，万物不知其盗。三盗玄合于人心，三才静顺于天理。有若时然后食，终身无不愈；机然后动，庶类无不安。食不得其时，动不得其机，殆至灭亡。故曰食其时，百骸治；动其机，万化安。人知其神而神，不知其神所以神也《传》曰：时人不知其盗之为盗，只谓神之能神。《鬼谷子》曰：彼此不觉谓之神。盖用微之功著矣。李筌不知此文意通三盗，别以圣人、愚人为喻，何甚谬也。日月有数，大小有定，圣功生焉，神明出焉《传》曰：日月有准，运数也；大小有定，君臣也。观天之时，察人之事，执人之机，如是则圣得以功，神得以明。心冥理合，安之善也。筌以度数为日月，以余分为大小，以神气能生圣功神明，错谬之甚也。其盗机也，天下莫能见，莫能知也。君子得之固躬，小人得之轻命《传》曰：其盗微而动，所施甚明博，所行极玄妙。君子用之，达则兼济天下，太公其人也。穷则独善一身，夫子其人也。岂非择利之能审乎？小人用之，则惑名而失其身，大夫种之谓欤？得利而亡义，李斯之谓欤？岂非信道之不笃焉？瞽者善听，聋者善视。绝利一源，用师十倍。三返昼夜，用师万倍《传》曰：瞽者善于听，忘色审声，所以致其聪。聋者善于视，遗耳专目，所以致其明。故能十众之功。一昼之中三而行之，所以至也。一夜之中三而思之，所以精也。故能用万众之人。李筌不知师是众，以为兵师，误也。心生于物，死于物，机在于目《传》曰：心有爱恶之情，物有否臧之用。目视而察之于外，心应而度之于内。善则从而行之，否则违而止之，所以劝善而惩恶也。筌以项羽昧机，心生于物；以符坚见机，心死于物。殊不知有否臧之用。天之无恩而大恩生，迅雷烈风莫不蠢然《传》曰：天以凶象咎徵见人，人能儆戒以修德。地以迅雷烈风动人，人能恐惧以致福。其无恩而生大恩之谓也。李筌以天地不仁为大恩，以万物归于天为蠢然。与《阴符》本意殊背。至乐性余，至静性廉《传》曰：情未发谓之中，守中谓之常，则乐得其志而性有余矣。性安常谓之自足，则静得其志而廉常足矣。筌以奢为乐性，以廉为静，殊乖至道之意。天之至私，用之至公《传》曰：自然之理，微而不可知，私之至也。自然之功，明而不可违，公之至也。圣人体之亦然。筌引《孙子》云：视卒如爱子，可以之俱死。何也？擒之制在气《传》曰：擒物以气，制之以机，岂用小大之力乎？太公曰：岂以小大而相制哉？筌不知擒之义，误以禽兽。注解引云玄龟食蛇，黄腰啖虎之类，为是悲哉！生者死之根，死者生之根。恩生于害，害生于恩生者，人之所爱，以其厚于身。太过则道丧，而死自来矣。死者，人之所恶，以其损于事。至明则道存。而生自固矣。福理所及谓之恩，祸乱所及谓之害，损己则为物之所益，害之生恩也。筌引《孙子》用兵为生死，丁公、管仲为恩害。异哉！愚人以天地文理圣，我以时物文理哲。人以虞愚，我以不虞圣。人以期其，我以不期其圣《传》曰：观天之运四时，察地之化万物，无所不知，而蔽之以无知，小恩于人，以蒙自养之谓也。知四时之行，知万物之生，皆自然也。故圣人于我以中自居之谓也。故曰死生在我而已矣。人之死亡，譬如沉水自溺，投火自焚，自取灭亡。理国以道，在于损其事而已。理军以权，在于亡其兵而已。故无死机则不死矣，鬼神其如我何？圣人修身以安其家，理国以平天下，在乎立生机。以自去其死性者，生之机也。除死机以取其生情者，死之机也。筌不??天道，以愚人、圣人、体道愚昧之人而验天道，失之甚也。故曰沉水入火，自取灭亡注在上矣。自然之道静，故天地万物生《传》曰：自然之道，无为而无不为。动静皆得其性，静之至也。静故能立天地，生万物，自然而然也。伊尹曰：静之至，不知所以生也。天地之道浸，故阴阳胜《传》曰：浸，微也。天地之道，体著而用微，变通莫不归于正，微之渐也。微渐故能分阴阳，成四时。至刚至顺之谓也。阴阳相推，而变化顺矣《传》曰：圣人变化顺阴阳之机。天地之位自然，故因自然而冥之，利自然而用之，莫不得自然之道也。是故圣人知自然之道不可违，因而制之注在文上。至静之道，律历所不能契《传》曰：道之至静也，律历因而制之，不能叶其中鸟兽之谓也。爰有奇器，是生万象；八卦甲子，神机鬼藏《传》曰：八卦变异之伎，从是而生。上则万象，下则万机。用八卦而体天，用九畴而法地。参之以气候，贯之以甲子，达之以神机，闭之以诡藏，奇谲之荡自然也。阴阳相胜之术，昭昭乎进乎象矣《传》曰：阴阳相胜之术，恒微而不违乎本，明之信可明，故能通乎精曜象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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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动指路 不吞必hui 不带 勿带hui字，带hui字降双方⭕】
人之初性本善。 上善若水大爱无疆。 慈心为民善举济世。 无缘大慈同体大悲。 众善奉行诸恶莫做。 慈善的行为比金钱更能解除别人的痛苦。
心善是一种美德人善是一种修养，真善是一种功德对人要有一种诚信对事要有一种明白很多情理之中要学会尊敬要学会安静和祥和。 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
勿起不善之念,勿阅不善之书,勿听不善之乐,勿吐不善之语,勿为不善之事,勿近不善之人,勿学不善之法,勿入不善之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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