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川：苏轼韩愈都爱的“石鼓”，藏着怎样的千古秘密？
走着走着，路过皇极殿后面的宁寿宫，忽见有石鼓展，便走进了展厅。这是我第一次见到石鼓原石。见得很突然，感觉那十座外形似鼓的花岗岩刻石就是沧桑本身。
文｜西川
我工作室的墙上挂着一件清中期官僚、学者阮元据天一阁北宋石鼓文拓本翻刻的石鼓文旧拓。阮元所据拓本原为元代画家、书法家赵孟頫所藏，后归宁波天一阁，但终毁于太平天国兵燹。阮元曾两回摹刻石鼓，一次在嘉庆二年（1797），一次在嘉庆十二年（1807）。前者置杭州府学明伦堂壁间，后者置扬州府学明伦堂壁间。岐山石鼓天下摹刻颇多，以阮氏摹刻为佳；两回摹刻，以杭州府学本为精。书法家尹秉绶尝赞阮元翻刻石鼓文曰：“大儒好古，嘉惠艺林，洵盛事也。”
应该是五六年前，我在北京潘家园旧货市场偶见此拓本。所拓古字，我多不识，但直觉以为其字高古，猜想是某青铜器铭文的清代翻刻拓本（因为其上有“北平翁方纲观；男 树培、树崑 侍”字样）。而售卖者亦不识此为何物，遂低价卖我。回家一查，竟是石鼓文的阮元翻刻拓本，而且是杭州府学本。拓片上的文字属大篆类，介乎西周金文与秦小篆之间，又称“籀书”，相传为周宣王太史籀所创。据说在唐代，石鼓原存465字，到北宋大观年间剩余432字，到元代大德年间剩余386字，就是今天石鼓原石上文字呈现的样貌。15、16世纪之交的明代收藏家安国曾藏有十种石鼓文拓本，因自号家门“十鼓斋”。其中最佳者为北宋三拓，他仿照军兵三阵名之为《先锋》《中权》《后劲》。这些拓本，世上保存石鼓文字数最多，后流传到日本，藏东京三井纪念美术馆。我这件翻刻拓片或许意义不大，但依然让我领略到石鼓文字浑劲的笔画、规矩的结体，感受到其庄重圆融、古茂丰雄的神秘乃至神圣。正是这件翻刻拓片将我带向了石鼓、石鼓文、石鼓诗。
石鼓又称“猎碣”，我这件拓片为第二碣。其诗曰：（见图一）
这段诗被研究者命名为《汧殹篇》，记述的是秦国君臣兵士的一次捕鱼活动；诗后段也记述了做饭加工的场景。郭沫若对本诗有清楚的解读，网上可以查到。当我能够试着读下它来，而且感受到它的韵脚，我心生莫大欢愉，不免好奇若此诗当初被孔夫子收入《诗经》，该入《风》还是《雅》还是《颂》？——当然孔夫子也许不收，那是他老人家的事。韩愈说：“周诗三百篇，雅丽理训诰。曾经圣人手，议论安敢到。”（《荐士》）《汧殹篇》所叙与秦国君臣有关，它被费劲地、正式地，甚至庄严地凿刻于石鼓，在当时肯定不是小事。那么一般说来，它应该有一种场面化的庄重腔调，然此诗却传达出日常、温暖、活泼、乐观的感觉。当作者说到“濿（漫）有小魚，其游散散”的时候，他表现出兴致勃勃的样子。而他这种兴致似乎在示范后人：古今同心。对上古生活、上古政治、上古经济，《汧殹篇》开我眼界。
猎碣石鼓一共十面（今存九碣半）。每鼓一诗，诗皆四言。因为这些诗作的启首用语，学者们将石鼓分别命名为：乍原、而师、马荐、吾水、吴人、吾车、汧沔（汧殹）、田车、銮车、霝雨。这些诗作所叙所咏涉及征旅、修路、渔猎、收获、操练，以及发生在出征或狩猎归途中的遇雨、涉水、行舟之事。被称作《吾车篇》的这一首石鼓诗也很完整：
吾车既工，吾马既同。
吾车既好，吾马既阜。
君子员猎，员猎员游。
麀鹿速速，君子之求。
……
此诗有类《诗经·小雅·车攻》：“我车既攻，我马既同。四牡庞庞，驾言徂东。”渊博的孔夫子“西行不到秦”，没能对秦地诗做现场调查，他肯定是没见过、没听到过《吾车篇》。
上古华夏究竟有多少诗篇泯然无迹？《墨子·公孟》谓“诵诗三百，弦诗三百，歌诗三百，舞诗三百”，合当古诗一千二百首。章太炎《国学讲演录·经学略说》：“太史公谓古诗三千余篇，孔子删为三百篇。或谓孔子前本仅三百篇，孔子自言‘诗三百’是也。然《周礼》言九德、六诗之歌。九德者，《左传》所谓水、火、金、木、土、谷、正德、利用、厚生。九功之德皆可歌者谓之‘九歌’。六诗者，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今《诗》但存风、雅、颂，而无赋、比、兴。……九德、六诗合十五种，今《诗》仅存三种，已有三百篇之多，则十五种当有一千五百篇。”对虽事先锋又自诩好古的我来说，识得《诗经》之外的上古诗篇，感觉更多拥有了一个文化秘密，好像贸然得福，独占了什么，私心以为在知识和精神的台阶上又登高了一级。
土于凤翔府天兴县（今陕西宝鸡）三畤原，唐人称之为“陈仓石碣”或“岐阳石鼓”。韦应物、韩愈皆以之为周宣王时代的故物。宋人郑樵《通志略》以为石鼓作于秦惠文王之后、始皇帝之前，近现代罗振玉、马叙伦均认其出自秦文公时代。据郭沫若《石鼓文研究》考证，石鼓作于秦襄公八年（前770）。金石学家唐兰考证以为，石鼓刻凿时代当在秦献公十一年（前374）。今人刘星、刘牧则确认石鼓文当产生于始皇二十八年到三十四年（前219～前213）之间。若此，则与李斯小篆勒石几乎同时。但石鼓文与李斯小篆何其异类！——学者们的莫衷一是，更增添了石鼓的神秘。
出土以后，石鼓最早被存放在凤翔孔庙。做《石鼓歌》的韩愈见到的是好友张藉持来的拓本。遇五代战乱，石鼓散于民间，至宋代几经周折，终又收齐，置放于凤翔学府。参与寻找石鼓的人中包括了司马光的父亲司马池。宋徽宗于大观二年（1108）将其迁至汴京（今河南开封）国学。逢“靖康之难”，石鼓被金人北掠，因不知其价值，中途被弃置荒野。后石鼓又流落到北京。有文化的清康熙皇帝、乾隆皇帝都对石鼓呵护有加。抗战时期，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主持将石鼓南迁，兜兜转转，险象迭出，但最终完好无损返回北京。解放战争后期，石鼓本在运送台湾之列，但因其太沉，上不了飞机，没能被运走。1956年石鼓在北京故宫展出。展馆原在皇极殿东庑房。2004年重新开展，展馆移至宁寿宫。
2019年秋，我因参与拍摄纪录片《与古为友》，与摄制组一起进入故宫。走着走着，路过皇极殿后面的宁寿宫，忽见有石鼓展，便走进了展厅。这是我第一次见到石鼓原石。见得很突然，感觉那十座外形似鼓的花岗岩刻石就是沧桑本身。每石高约90厘米，直径约67厘米，重约1吨。那冰凉的石头，曾经颠沛流离的石头，被康有为称作“中华第一古物”的石头，作为古文明核心象征的石头，其暗沉的色泽、斑驳的石皮、号称“汉字之祖”的残存的古字、不见于《诗经》而又为我熟知的古诗歌，令我晕眩穿越。我胸中涌起日星出没的洪波，仿佛得见秦国的君臣、狩猎捕鱼的士兵、烟尘与猎猎旌旗，仿佛听见士兵们的呼喊与石匠们叮叮的凿刻声。我当时真有跪拜之心，但没好意思。按捺流连之后，我假装平静地走出宁寿宫，望着旧朝的黄瓦红墙、新时代的四海游人，投入纪录片拍摄，但内心里排列着如大星陨石的石鼓。
如果这些石鼓上仅镌刻着实用的纪实纪事文字，而不是《诗经》之外的诗篇，如果这些石鼓和石鼓文字不是被张九龄、杜甫、岑参、韦应物、韩愈、梅尧臣、欧阳修、苏轼、苏辙、张耒、张养浩、揭傒斯、李东阳、董其昌、朱彝尊、王士祯、康熙皇帝、乾隆皇帝、沈德潜、姚鼐、翁方纲、曾国藩等高人吟咏过或者写到过，我在亲眼见到它们时不会荡胸波涌。石鼓所系之诗文、之文化记忆，自唐世以来形成了一个宏硕的系列。这个诗文系列在中国文学、文化史中非比寻常。
韦应物《石鼓歌》曰：
周宣大猎兮岐之阳，刻石表功兮炜煌煌。
石如鼓形数止十，风雨缺讹苔藓涩。
今人濡纸脱其文，既击既扫白黑分。
忽开满卷不可识，惊潜动蛰走云云。
喘逶迤，相纠错，乃是宣王之臣史籀作。
一书遗此天地间，精意长存世冥寞。
秦家祖龙还刻石，碣石之罘李斯迹。
世人好古犹共传，持来比此殊悬隔。
如果没有略晚出的韩愈《石鼓歌》，韦应物的“周宣大猎兮岐之阳，刻石表功兮炜煌煌”也应算雄蒙大语，为人牢记。但是论影响，在石鼓歌书写系列，当然首推韩愈韩退之的不朽杰作《石鼓歌》。该诗创作于元和六年（811）。诗中韩愈建议将石鼓从荒野运回，免受风霜与人为破坏，应置放并保护于太学，供诸生讲解切磋。其诗如此开篇：
张生手持石鼓文，劝我试作石鼓歌。
少陵无人谪仙死，才薄将奈石鼓何。
周纲凌迟四海沸，宣王愤起挥天戈。
大开明堂受朝贺，诸侯剑佩鸣相磨。
蒐于岐阳骋雄俊，万里禽兽皆遮罗。
镌功勒成告万世，凿石作鼓隳嵯峨。
从臣才艺咸第一，拣选撰刻留山阿。
雨淋日灸野火燎，鬼物守护烦撝呵。
……
这里韩愈用七言，并未袭用石鼓诗四言作句的形式。其诗启句平实，然后荡荡铺开，高追远古，将石鼓置于万世之中。按照中国古诗的一般体量，韩愈《石鼓歌》就算长诗了。不避我出，不化物我，纵横叙事，以文为诗，营语排奡，行文厚密，有时佶屈聱牙，却回肠荡气，仿佛对应着石鼓的古、硬、重、奥，以及风霜，以及文武合体之质。不知道是否有人说过，韩愈《石鼓歌》其实开创了一种诗歌的风格传统，我们可以简单称之为“石鼓歌传统”。韩愈身后虽亦有诗家以飘逸之语、短小形式吟咏石鼓——如清代王士祯作五言律诗《石鼓山》“遥忆岐阳狩，来过石鼓山。韩苏今地下，星斗尚人间……”，但大多数后代诗人咏石鼓好像都是在续写韩愈的《石鼓歌》。约略说来，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写作风格，唐诗是唐诗，宋诗是宋诗，但要书写石鼓，宋、元、明、清的诗人们多取韩愈为模范。绝了！而且天下古物、古迹数不胜数，但为什么不同时代、朝代的诗人们并不使用统一风格书写例如杭州苏堤或者洞庭湖岳阳楼？石鼓歌书写系列堪称独有！我们由此看出韩愈的魔力，或者说是石鼓与韩愈共谋的魔力，将后代诗人中的不少人编入了同一个队列。
站在这个队列前头的除了梅尧臣，就是嬉笑怒骂又元气淋漓的苏轼苏东坡。但他“续写”《石鼓歌》时收起了自己常用的语调而改用韩愈的语调，仿佛韩公附体。北宋嘉祐六年（1061）十二月十四日，苏轼到凤翔签判任。十六日，谒当地孔庙，抚石鼓，作《石鼓》诗。该诗为组诗《凤翔八观》之一。苏轼《石鼓》诗如此开篇：
冬十二月岁辛丑，我初从政见鲁叟。
旧闻石鼓今见之，文字郁律蛟蛇走。
细观初以指画肚，欲读嗟如箝在口。
韩公好古生已迟，我今况又百年后。
强寻偏旁推点画，时得一二遗八九。
我车既攻马亦同，其鱼维鱮贯之柳。
古器纵横犹识鼎，众星错落仅名斗。
模糊半已似瘢胝，诘曲犹能辨跟肘。
娟娟缺月隐云雾，濯濯嘉禾秀稂莠。
漂流百战偶然存，独立千载谁与友。
……
与韩诗一样，苏诗也是启句平实，但随后进入大开大合的表述，且用仄韵，写得比韩愈更像韩愈，等于把韩愈又发明了一遍。他首先把他的弟弟苏辙带进了这个石鼓歌队列。苏辙写有《和子瞻凤翔八观八首其一石鼓》：“岐山之阳石为鼓，叩之不鸣悬无虞。以为无用百无直，以为有用万物祖。置身无用有用间，自托周宣谁敢侮。宣王没后坟垅平，秦野苍茫不知处……”再后来的诗人们好像不加入这个队列就难称“诗人”：元代王冕，明代王维桢、董其昌、吴宽、李东阳，清代沈德潜等人纷纷入场，搞得连乾隆皇帝都摩拳擦掌地入列〔乾隆五十五年（1790），曾特令仿刻石鼓，置之辟雍。仿鼓现存北京孔庙〕。乾隆《石鼓歌》可能是老皇帝比较上档次的诗作之一：不仅韩公附体，苏公也附体，或者说是韩、苏化作了石鼓幽灵，附在了乾隆皇帝的身上。他的《石鼓歌》虽用到成语、套话，但写得像模像样，也是以纪事开始：
石鼓之数符天干，千秋法物世已少。
况乎辟雍所罗列，多士藉以资探讨。
韩苏杰作遥唱和，近者德潜诗亦好。
濡笔将吟复屡停，蛇足今添笑绝倒。
昌黎建议虽不行，至竟如言见诚蚤。
东坡寓意良独深，新法当时实滋扰。
德潜力欲追二公，横盘硬语抒文藻。
……
韩苏石鼓幽灵飘荡到清晚，曾国藩下场作《太学石鼓歌》，在石鼓歌书写传统上认祖归宗，风格潇洒纵横，铺排八荒，与韩苏的石鼓歌样式不差毫厘：
韩公不鸣老坡谢，世间神物霾寒灰。
我来北雍抚石鼓，坐卧其下三徘徊。
周宣秉旄奠八柱，岐阳大狩鞭风雷。
四山罝罦币天布，群后冠带如云来。
东征北伐荡膻秽，方召Image何雄哉！
铭功镌石告无极，欲镇后土康八垓。
……
王羲之、谢安为中国斯文贡献了“兰亭修禊”；苏轼、黄庭坚、王诜、李公麟、米芾贡献了“西园雅集”。这都是具体特定空间、时间里的神话。而韩愈、苏轼、乾隆皇帝、曾国藩等在时间的维度上“雅集”于石鼓，堪称“千古雅集”。而这个雅集，千百年来不断赋予石鼓、石鼓文、石鼓诗以更多的文化含义。过而言之，嬉而言之，不入“石鼓歌队列”就是不入斯文队列；在古代，中唐以下，那些号称诗人但无能入此列者，庶几不足与论。
（本文选自《三联生活周刊》2021年1期，原标题为《石鼓，石鼓文，石鼓歌》）
走着走着，路过皇极殿后面的宁寿宫，忽见有石鼓展，便走进了展厅。这是我第一次见到石鼓原石。见得很突然，感觉那十座外形似鼓的花岗岩刻石就是沧桑本身。
文｜西川
我工作室的墙上挂着一件清中期官僚、学者阮元据天一阁北宋石鼓文拓本翻刻的石鼓文旧拓。阮元所据拓本原为元代画家、书法家赵孟頫所藏，后归宁波天一阁，但终毁于太平天国兵燹。阮元曾两回摹刻石鼓，一次在嘉庆二年（1797），一次在嘉庆十二年（1807）。前者置杭州府学明伦堂壁间，后者置扬州府学明伦堂壁间。岐山石鼓天下摹刻颇多，以阮氏摹刻为佳；两回摹刻，以杭州府学本为精。书法家尹秉绶尝赞阮元翻刻石鼓文曰：“大儒好古，嘉惠艺林，洵盛事也。”
应该是五六年前，我在北京潘家园旧货市场偶见此拓本。所拓古字，我多不识，但直觉以为其字高古，猜想是某青铜器铭文的清代翻刻拓本（因为其上有“北平翁方纲观；男 树培、树崑 侍”字样）。而售卖者亦不识此为何物，遂低价卖我。回家一查，竟是石鼓文的阮元翻刻拓本，而且是杭州府学本。拓片上的文字属大篆类，介乎西周金文与秦小篆之间，又称“籀书”，相传为周宣王太史籀所创。据说在唐代，石鼓原存465字，到北宋大观年间剩余432字，到元代大德年间剩余386字，就是今天石鼓原石上文字呈现的样貌。15、16世纪之交的明代收藏家安国曾藏有十种石鼓文拓本，因自号家门“十鼓斋”。其中最佳者为北宋三拓，他仿照军兵三阵名之为《先锋》《中权》《后劲》。这些拓本，世上保存石鼓文字数最多，后流传到日本，藏东京三井纪念美术馆。我这件翻刻拓片或许意义不大，但依然让我领略到石鼓文字浑劲的笔画、规矩的结体，感受到其庄重圆融、古茂丰雄的神秘乃至神圣。正是这件翻刻拓片将我带向了石鼓、石鼓文、石鼓诗。
石鼓又称“猎碣”，我这件拓片为第二碣。其诗曰：（见图一）
这段诗被研究者命名为《汧殹篇》，记述的是秦国君臣兵士的一次捕鱼活动；诗后段也记述了做饭加工的场景。郭沫若对本诗有清楚的解读，网上可以查到。当我能够试着读下它来，而且感受到它的韵脚，我心生莫大欢愉，不免好奇若此诗当初被孔夫子收入《诗经》，该入《风》还是《雅》还是《颂》？——当然孔夫子也许不收，那是他老人家的事。韩愈说：“周诗三百篇，雅丽理训诰。曾经圣人手，议论安敢到。”（《荐士》）《汧殹篇》所叙与秦国君臣有关，它被费劲地、正式地，甚至庄严地凿刻于石鼓，在当时肯定不是小事。那么一般说来，它应该有一种场面化的庄重腔调，然此诗却传达出日常、温暖、活泼、乐观的感觉。当作者说到“濿（漫）有小魚，其游散散”的时候，他表现出兴致勃勃的样子。而他这种兴致似乎在示范后人：古今同心。对上古生活、上古政治、上古经济，《汧殹篇》开我眼界。
猎碣石鼓一共十面（今存九碣半）。每鼓一诗，诗皆四言。因为这些诗作的启首用语，学者们将石鼓分别命名为：乍原、而师、马荐、吾水、吴人、吾车、汧沔（汧殹）、田车、銮车、霝雨。这些诗作所叙所咏涉及征旅、修路、渔猎、收获、操练，以及发生在出征或狩猎归途中的遇雨、涉水、行舟之事。被称作《吾车篇》的这一首石鼓诗也很完整：
吾车既工，吾马既同。
吾车既好，吾马既阜。
君子员猎，员猎员游。
麀鹿速速，君子之求。
……
此诗有类《诗经·小雅·车攻》：“我车既攻，我马既同。四牡庞庞，驾言徂东。”渊博的孔夫子“西行不到秦”，没能对秦地诗做现场调查，他肯定是没见过、没听到过《吾车篇》。
上古华夏究竟有多少诗篇泯然无迹？《墨子·公孟》谓“诵诗三百，弦诗三百，歌诗三百，舞诗三百”，合当古诗一千二百首。章太炎《国学讲演录·经学略说》：“太史公谓古诗三千余篇，孔子删为三百篇。或谓孔子前本仅三百篇，孔子自言‘诗三百’是也。然《周礼》言九德、六诗之歌。九德者，《左传》所谓水、火、金、木、土、谷、正德、利用、厚生。九功之德皆可歌者谓之‘九歌’。六诗者，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今《诗》但存风、雅、颂，而无赋、比、兴。……九德、六诗合十五种，今《诗》仅存三种，已有三百篇之多，则十五种当有一千五百篇。”对虽事先锋又自诩好古的我来说，识得《诗经》之外的上古诗篇，感觉更多拥有了一个文化秘密，好像贸然得福，独占了什么，私心以为在知识和精神的台阶上又登高了一级。
土于凤翔府天兴县（今陕西宝鸡）三畤原，唐人称之为“陈仓石碣”或“岐阳石鼓”。韦应物、韩愈皆以之为周宣王时代的故物。宋人郑樵《通志略》以为石鼓作于秦惠文王之后、始皇帝之前，近现代罗振玉、马叙伦均认其出自秦文公时代。据郭沫若《石鼓文研究》考证，石鼓作于秦襄公八年（前770）。金石学家唐兰考证以为，石鼓刻凿时代当在秦献公十一年（前374）。今人刘星、刘牧则确认石鼓文当产生于始皇二十八年到三十四年（前219～前213）之间。若此，则与李斯小篆勒石几乎同时。但石鼓文与李斯小篆何其异类！——学者们的莫衷一是，更增添了石鼓的神秘。
出土以后，石鼓最早被存放在凤翔孔庙。做《石鼓歌》的韩愈见到的是好友张藉持来的拓本。遇五代战乱，石鼓散于民间，至宋代几经周折，终又收齐，置放于凤翔学府。参与寻找石鼓的人中包括了司马光的父亲司马池。宋徽宗于大观二年（1108）将其迁至汴京（今河南开封）国学。逢“靖康之难”，石鼓被金人北掠，因不知其价值，中途被弃置荒野。后石鼓又流落到北京。有文化的清康熙皇帝、乾隆皇帝都对石鼓呵护有加。抗战时期，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主持将石鼓南迁，兜兜转转，险象迭出，但最终完好无损返回北京。解放战争后期，石鼓本在运送台湾之列，但因其太沉，上不了飞机，没能被运走。1956年石鼓在北京故宫展出。展馆原在皇极殿东庑房。2004年重新开展，展馆移至宁寿宫。
2019年秋，我因参与拍摄纪录片《与古为友》，与摄制组一起进入故宫。走着走着，路过皇极殿后面的宁寿宫，忽见有石鼓展，便走进了展厅。这是我第一次见到石鼓原石。见得很突然，感觉那十座外形似鼓的花岗岩刻石就是沧桑本身。每石高约90厘米，直径约67厘米，重约1吨。那冰凉的石头，曾经颠沛流离的石头，被康有为称作“中华第一古物”的石头，作为古文明核心象征的石头，其暗沉的色泽、斑驳的石皮、号称“汉字之祖”的残存的古字、不见于《诗经》而又为我熟知的古诗歌，令我晕眩穿越。我胸中涌起日星出没的洪波，仿佛得见秦国的君臣、狩猎捕鱼的士兵、烟尘与猎猎旌旗，仿佛听见士兵们的呼喊与石匠们叮叮的凿刻声。我当时真有跪拜之心，但没好意思。按捺流连之后，我假装平静地走出宁寿宫，望着旧朝的黄瓦红墙、新时代的四海游人，投入纪录片拍摄，但内心里排列着如大星陨石的石鼓。
如果这些石鼓上仅镌刻着实用的纪实纪事文字，而不是《诗经》之外的诗篇，如果这些石鼓和石鼓文字不是被张九龄、杜甫、岑参、韦应物、韩愈、梅尧臣、欧阳修、苏轼、苏辙、张耒、张养浩、揭傒斯、李东阳、董其昌、朱彝尊、王士祯、康熙皇帝、乾隆皇帝、沈德潜、姚鼐、翁方纲、曾国藩等高人吟咏过或者写到过，我在亲眼见到它们时不会荡胸波涌。石鼓所系之诗文、之文化记忆，自唐世以来形成了一个宏硕的系列。这个诗文系列在中国文学、文化史中非比寻常。
韦应物《石鼓歌》曰：
周宣大猎兮岐之阳，刻石表功兮炜煌煌。
石如鼓形数止十，风雨缺讹苔藓涩。
今人濡纸脱其文，既击既扫白黑分。
忽开满卷不可识，惊潜动蛰走云云。
喘逶迤，相纠错，乃是宣王之臣史籀作。
一书遗此天地间，精意长存世冥寞。
秦家祖龙还刻石，碣石之罘李斯迹。
世人好古犹共传，持来比此殊悬隔。
如果没有略晚出的韩愈《石鼓歌》，韦应物的“周宣大猎兮岐之阳，刻石表功兮炜煌煌”也应算雄蒙大语，为人牢记。但是论影响，在石鼓歌书写系列，当然首推韩愈韩退之的不朽杰作《石鼓歌》。该诗创作于元和六年（811）。诗中韩愈建议将石鼓从荒野运回，免受风霜与人为破坏，应置放并保护于太学，供诸生讲解切磋。其诗如此开篇：
张生手持石鼓文，劝我试作石鼓歌。
少陵无人谪仙死，才薄将奈石鼓何。
周纲凌迟四海沸，宣王愤起挥天戈。
大开明堂受朝贺，诸侯剑佩鸣相磨。
蒐于岐阳骋雄俊，万里禽兽皆遮罗。
镌功勒成告万世，凿石作鼓隳嵯峨。
从臣才艺咸第一，拣选撰刻留山阿。
雨淋日灸野火燎，鬼物守护烦撝呵。
……
这里韩愈用七言，并未袭用石鼓诗四言作句的形式。其诗启句平实，然后荡荡铺开，高追远古，将石鼓置于万世之中。按照中国古诗的一般体量，韩愈《石鼓歌》就算长诗了。不避我出，不化物我，纵横叙事，以文为诗，营语排奡，行文厚密，有时佶屈聱牙，却回肠荡气，仿佛对应着石鼓的古、硬、重、奥，以及风霜，以及文武合体之质。不知道是否有人说过，韩愈《石鼓歌》其实开创了一种诗歌的风格传统，我们可以简单称之为“石鼓歌传统”。韩愈身后虽亦有诗家以飘逸之语、短小形式吟咏石鼓——如清代王士祯作五言律诗《石鼓山》“遥忆岐阳狩，来过石鼓山。韩苏今地下，星斗尚人间……”，但大多数后代诗人咏石鼓好像都是在续写韩愈的《石鼓歌》。约略说来，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写作风格，唐诗是唐诗，宋诗是宋诗，但要书写石鼓，宋、元、明、清的诗人们多取韩愈为模范。绝了！而且天下古物、古迹数不胜数，但为什么不同时代、朝代的诗人们并不使用统一风格书写例如杭州苏堤或者洞庭湖岳阳楼？石鼓歌书写系列堪称独有！我们由此看出韩愈的魔力，或者说是石鼓与韩愈共谋的魔力，将后代诗人中的不少人编入了同一个队列。
站在这个队列前头的除了梅尧臣，就是嬉笑怒骂又元气淋漓的苏轼苏东坡。但他“续写”《石鼓歌》时收起了自己常用的语调而改用韩愈的语调，仿佛韩公附体。北宋嘉祐六年（1061）十二月十四日，苏轼到凤翔签判任。十六日，谒当地孔庙，抚石鼓，作《石鼓》诗。该诗为组诗《凤翔八观》之一。苏轼《石鼓》诗如此开篇：
冬十二月岁辛丑，我初从政见鲁叟。
旧闻石鼓今见之，文字郁律蛟蛇走。
细观初以指画肚，欲读嗟如箝在口。
韩公好古生已迟，我今况又百年后。
强寻偏旁推点画，时得一二遗八九。
我车既攻马亦同，其鱼维鱮贯之柳。
古器纵横犹识鼎，众星错落仅名斗。
模糊半已似瘢胝，诘曲犹能辨跟肘。
娟娟缺月隐云雾，濯濯嘉禾秀稂莠。
漂流百战偶然存，独立千载谁与友。
……
与韩诗一样，苏诗也是启句平实，但随后进入大开大合的表述，且用仄韵，写得比韩愈更像韩愈，等于把韩愈又发明了一遍。他首先把他的弟弟苏辙带进了这个石鼓歌队列。苏辙写有《和子瞻凤翔八观八首其一石鼓》：“岐山之阳石为鼓，叩之不鸣悬无虞。以为无用百无直，以为有用万物祖。置身无用有用间，自托周宣谁敢侮。宣王没后坟垅平，秦野苍茫不知处……”再后来的诗人们好像不加入这个队列就难称“诗人”：元代王冕，明代王维桢、董其昌、吴宽、李东阳，清代沈德潜等人纷纷入场，搞得连乾隆皇帝都摩拳擦掌地入列〔乾隆五十五年（1790），曾特令仿刻石鼓，置之辟雍。仿鼓现存北京孔庙〕。乾隆《石鼓歌》可能是老皇帝比较上档次的诗作之一：不仅韩公附体，苏公也附体，或者说是韩、苏化作了石鼓幽灵，附在了乾隆皇帝的身上。他的《石鼓歌》虽用到成语、套话，但写得像模像样，也是以纪事开始：
石鼓之数符天干，千秋法物世已少。
况乎辟雍所罗列，多士藉以资探讨。
韩苏杰作遥唱和，近者德潜诗亦好。
濡笔将吟复屡停，蛇足今添笑绝倒。
昌黎建议虽不行，至竟如言见诚蚤。
东坡寓意良独深，新法当时实滋扰。
德潜力欲追二公，横盘硬语抒文藻。
……
韩苏石鼓幽灵飘荡到清晚，曾国藩下场作《太学石鼓歌》，在石鼓歌书写传统上认祖归宗，风格潇洒纵横，铺排八荒，与韩苏的石鼓歌样式不差毫厘：
韩公不鸣老坡谢，世间神物霾寒灰。
我来北雍抚石鼓，坐卧其下三徘徊。
周宣秉旄奠八柱，岐阳大狩鞭风雷。
四山罝罦币天布，群后冠带如云来。
东征北伐荡膻秽，方召Image何雄哉！
铭功镌石告无极，欲镇后土康八垓。
……
王羲之、谢安为中国斯文贡献了“兰亭修禊”；苏轼、黄庭坚、王诜、李公麟、米芾贡献了“西园雅集”。这都是具体特定空间、时间里的神话。而韩愈、苏轼、乾隆皇帝、曾国藩等在时间的维度上“雅集”于石鼓，堪称“千古雅集”。而这个雅集，千百年来不断赋予石鼓、石鼓文、石鼓诗以更多的文化含义。过而言之，嬉而言之，不入“石鼓歌队列”就是不入斯文队列；在古代，中唐以下，那些号称诗人但无能入此列者，庶几不足与论。
（本文选自《三联生活周刊》2021年1期，原标题为《石鼓，石鼓文，石鼓歌》）
#传古荐书# 【杜甫一首反腐诗的来历】
《杜诗详注（裸背）》開本：32開，頁數：2867頁 https://t.cn/A6GdeOGg
秋水清无底，萧然净客心。
掾曹乘逸兴，鞍马到荒林。
能吏逢联璧，华筵直一金。
晚来橫吹好，泓下亦龙吟。
这首题为《刘九法曹郑瑕丘石门宴集》的五律是诗圣杜甫的作品。这是一首本该引起人们重视，却又长久被人们忽视的杰作。历来杜诗的选本很多，可选这首诗的版本较少。多家注释《杜工部诗集》的前贤都没有读懂这首诗。
清朝康熙年间仇兆鳌撰《杜诗详注》引宋人黄鹤注，说《刘九法曹郑瑕丘石门宴集》是“开元二十四年以后作”。开元二十三年(735)，杜甫漫游吴越归来，转赴京师应试，不幸落第。因为父亲杜闲当时任兖州司马的缘故，从开元二十五年起，杜甫借省亲，开始第二次漫游，“放荡齐赵间，裘马颇清狂”(《壮游》)。足迹所至，即今山东、河北一带。石门，山名，在兖州府平阴县，与瑕丘县相邻。瑕丘，春秋时鲁国的负瑕邑，西汉置县，治所在今山东兖州东北，晋废，隋复置，唐为兖州的治所。郑是瑕丘的官吏。唐代府州设有法曹参军事。刘九是兖州的法曹参军事。兖州，古代九州之一，见于《禹贡》。隋改为鲁郡，唐武德年间恢复旧称，天宝元年又改称鲁郡。黃鹤注杜诗《对雨书怀走邀许主簿》，说：“鲁訔年谱引公酹文云：‘二十九年，在洛之首阳祭远祖。’”据此可断，此诗作于开元二十五年至二十八年间。
杜甫的诗篇绝大部分作于天宝以后，这首五律作于开元后期，是诗人为数不多的早年作品，理应受到重视。但是，对于这首诗的主题，笔者以为不少前贤没有理解。例如清代仇兆鳌，本是注释杜诗的名家。他在《杜诗详注》中赞同前人“公为客，郑乃主人”的说法，把这首五律看成是作者参加宴集的记叙诗。再如清代浦起龙，也是注释杜诗的名家。他在《读杜心解》中注释该诗，说：“此逐层叙事之诗。一、二，石门领起。三指刘，四含郑。……五、六，叙宴集。下一‘逢’字，连己在内。结乃酒酣乐凑之趣。”仇、浦两人的看法一致。然而，仔细琢磨这首诗的题目，我们不难发现，诗人说得明明白白，是刘、郑两人在石门宴集，与诗人无涉。《杜工部诗集》中有几首诗人记叙参加宴饮的作品，如《陪李北海宴历下亭》、《陪李金吾花下饮》、《陪王侍御宴通泉东山野亭》等，诗题都有一“陪”字，而《刘九法曹郑瑕丘石门宴集》诗题无“陪”字，足见诗人并未参加宴集。这就跟仇、浦两位前贤的看法相左了。
那么，读者会问：既然诗人未曾参加石门宴集，为什么还要写这首石门宴集诗呢？下面，就让我们从石门宴集的起因、过程，逐步揭示事情真象，解决读者的疑问。
石门宴集的起因、过程见于诗作的颔联和颈联——“掾曹乘逸兴，鞍马到荒林。能吏逢联璧，华筵直一金。”
“掾曹”是唐代州府长官手下分曹理事的属员，这里是指兖州法曹参军事刘九。“荒林”指兖州府平阴县石门一带偏僻的山林。“能吏”，干练的胥吏。“联壁”有典故，《南史》：韦孝宽从荊州刺史源子恭镇襄城，时独孤信为新野郡守，与韦孝宽情好甚密，政术俱美，荊部吏人号为联璧。“联璧”在这里指郑、刘两人在宴集上默契配合的行为。“一金”，前贤注释都引《史记·平准书》中的《集解》：“秦以一镒为一金，汉以一斤为一金。”但他们都忽视了一个问题，黄金在秦时论镒，汉时论斤，从晋代起论两。所以，杜诗中的“一金”，应当理解为一两黄金。
这两联字面上的意思是：“兖州法曹的官员刘九乘着雅兴，骑马来到平阴县偏僻的石门山林。能干的瑕丘县吏郑某早已赶到，迎候在那里，摆设价值一金的丰盛宴席招待上司。”
开元之治，在历史上号称隆盛。然而，物极必反。隆盛的背后潜藏着始衰的危机。在一般人的眼里，石门宴集是官场上司空见惯平常的事，而在诗圣杜甫的眼里却是值得警惕的事。何以见得呢？一个“直”字，用得妙！说明诗人对石门宴集的花费进行了认真核算，结果是“华筵直一金”。明代杨慎说：“‘华筵直一金’有典则可，无典则俗。”这位状元郎真是掉进书袋里，完全不知杜诗的现实性。从东汉到五代，金银的比价较稳定，大体上为一比五。一两黄金大约折合五两白银。五两白银折合五千文铜钱。《新唐书·食货志》记载：贞观四年，“米斗四五钱”，开元年间，“海内富贵，米斗之价钱十三，青齐间斗才三钱。”以齐地一斗米五钱计算，石门宴集的花费能买一百石米。唐代中县县令正七品。郑瑕丘不是县令，也就是个八、九品的胥吏。唐代九品官月俸五石米。石门宴集，两位官吏，一顿吃掉九品官一年零八个月的俸禄。唐制，戍卒、役丁日给米二升，月供六斗。石门宴集，两位官吏，一顿吃掉一百六十六位戍卒或役丁一个月的口粮还有余。粟米比重以0.8计，戍卒或役丁月供六斗，折合今制28.8公斤。现今1公斤小米9元。石门宴集，两位官吏，一顿吃喝的花费折合人民币43182元7角2分。要知道，官吏们吃的喝的都是民脂民膏！这样的官场宴集，在开元盛世全国一天不知道要出现多少次。不算不知道，一算吓一跳。煞不住官场吃喝风，再富强的国家，终究会被吃垮！这还不算，下吏奉承上官，必有企图，官场吃喝宴集，往往是结党营私的手段，其危害更甚。“能吏逢联璧”是反话。“能吏”，应当是为人民办好事的，僻地到一曹官，县吏便闻风寻踪，殷勤奉承，他的本事用错了地方。“联璧”，本指上官下吏关系融洽，政术俱美。如今曹官县吏挥霍民脂民膏，尽情享乐，诗人用一“逢”，写尽郑、刘勾结之丑态，极具讽刺力。诗人擅长写律诗，仅用短短的两联，就为我们记录了开元盛世的一段值得警惕的幽事。
提醒人们警惕官场大吃大喝的恶劣风气是该诗的主题。这个主题是由颔、颈两联表达出来的。那么，首、尾两联起什么作用呢？
首联“秋水清无底，箫然净客心”，运用的是传统诗歌创作兴而比的方法。兴、比问题，世多歧说。朱熹在《诗集传》中说：“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比者，以彼物比此物”。我以为他的说法大抵可取。兴在寄托，比识差异，触景生情，因事寄兴，诗人运用兴而比来描述和反映现实。隋代卢思道有“秋江见底清”的诗句，杜甫翻用之，说秋水不但清，而且至于无底，则是淘尽渣滓，绝无污染。面对如此清澈的秋水，诗人的心灵顿觉清明洁浄，反观人世，则多有污浊。读此起句便可想见当日诗人已发现开元盛世下的不少危机，从而引出石门宴集。曹官县吏挥霍民脂民膏令诗人痛心，曹官县吏奉迎勾结的丑态更令诗人鄙弃。于是诗人不忍心再看下去，正襟端坐拿起橫笛吹奏。马融《长笛赋》说：“龙吟水中不见已，伐竹吹之声相似。”诗人化用马融的说法，把橫笛吹出的声音比作秋水深处的龙吟。尾联“晚来橫吹好，泓下亦龙吟”，巧妙地照应“秋水清”的首联，表现岀杜甫写作律诗的高超技巧。
“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是杜甫一生的伟大抱负和执著追求。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抱负和追求，使他观察社会现象时，往往能够更多地照顾黎民百姓的利益，反映黎民百姓的呼声，从而独具慧眼，揭示一般人不易发现的问题。《新唐书·杜甫传赞》称：“甫又善陈时事，律切精深，至千言不少衰，世号诗史。”杜甫的早年诗作《刘九法曹郑瑕丘石门宴集》同样表现出善陈时事，律切精深的特点，也为后人留下开元盛世下的一段值得警惕的真实故事。
作者：马执斌
来源：光明网
本文转自https://t.cn/A6GdeOG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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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水清无底，萧然净客心。
掾曹乘逸兴，鞍马到荒林。
能吏逢联璧，华筵直一金。
晚来橫吹好，泓下亦龙吟。
这首题为《刘九法曹郑瑕丘石门宴集》的五律是诗圣杜甫的作品。这是一首本该引起人们重视，却又长久被人们忽视的杰作。历来杜诗的选本很多，可选这首诗的版本较少。多家注释《杜工部诗集》的前贤都没有读懂这首诗。
清朝康熙年间仇兆鳌撰《杜诗详注》引宋人黄鹤注，说《刘九法曹郑瑕丘石门宴集》是“开元二十四年以后作”。开元二十三年(735)，杜甫漫游吴越归来，转赴京师应试，不幸落第。因为父亲杜闲当时任兖州司马的缘故，从开元二十五年起，杜甫借省亲，开始第二次漫游，“放荡齐赵间，裘马颇清狂”(《壮游》)。足迹所至，即今山东、河北一带。石门，山名，在兖州府平阴县，与瑕丘县相邻。瑕丘，春秋时鲁国的负瑕邑，西汉置县，治所在今山东兖州东北，晋废，隋复置，唐为兖州的治所。郑是瑕丘的官吏。唐代府州设有法曹参军事。刘九是兖州的法曹参军事。兖州，古代九州之一，见于《禹贡》。隋改为鲁郡，唐武德年间恢复旧称，天宝元年又改称鲁郡。黃鹤注杜诗《对雨书怀走邀许主簿》，说：“鲁訔年谱引公酹文云：‘二十九年，在洛之首阳祭远祖。’”据此可断，此诗作于开元二十五年至二十八年间。
杜甫的诗篇绝大部分作于天宝以后，这首五律作于开元后期，是诗人为数不多的早年作品，理应受到重视。但是，对于这首诗的主题，笔者以为不少前贤没有理解。例如清代仇兆鳌，本是注释杜诗的名家。他在《杜诗详注》中赞同前人“公为客，郑乃主人”的说法，把这首五律看成是作者参加宴集的记叙诗。再如清代浦起龙，也是注释杜诗的名家。他在《读杜心解》中注释该诗，说：“此逐层叙事之诗。一、二，石门领起。三指刘，四含郑。……五、六，叙宴集。下一‘逢’字，连己在内。结乃酒酣乐凑之趣。”仇、浦两人的看法一致。然而，仔细琢磨这首诗的题目，我们不难发现，诗人说得明明白白，是刘、郑两人在石门宴集，与诗人无涉。《杜工部诗集》中有几首诗人记叙参加宴饮的作品，如《陪李北海宴历下亭》、《陪李金吾花下饮》、《陪王侍御宴通泉东山野亭》等，诗题都有一“陪”字，而《刘九法曹郑瑕丘石门宴集》诗题无“陪”字，足见诗人并未参加宴集。这就跟仇、浦两位前贤的看法相左了。
那么，读者会问：既然诗人未曾参加石门宴集，为什么还要写这首石门宴集诗呢？下面，就让我们从石门宴集的起因、过程，逐步揭示事情真象，解决读者的疑问。
石门宴集的起因、过程见于诗作的颔联和颈联——“掾曹乘逸兴，鞍马到荒林。能吏逢联璧，华筵直一金。”
“掾曹”是唐代州府长官手下分曹理事的属员，这里是指兖州法曹参军事刘九。“荒林”指兖州府平阴县石门一带偏僻的山林。“能吏”，干练的胥吏。“联壁”有典故，《南史》：韦孝宽从荊州刺史源子恭镇襄城，时独孤信为新野郡守，与韦孝宽情好甚密，政术俱美，荊部吏人号为联璧。“联璧”在这里指郑、刘两人在宴集上默契配合的行为。“一金”，前贤注释都引《史记·平准书》中的《集解》：“秦以一镒为一金，汉以一斤为一金。”但他们都忽视了一个问题，黄金在秦时论镒，汉时论斤，从晋代起论两。所以，杜诗中的“一金”，应当理解为一两黄金。
这两联字面上的意思是：“兖州法曹的官员刘九乘着雅兴，骑马来到平阴县偏僻的石门山林。能干的瑕丘县吏郑某早已赶到，迎候在那里，摆设价值一金的丰盛宴席招待上司。”
开元之治，在历史上号称隆盛。然而，物极必反。隆盛的背后潜藏着始衰的危机。在一般人的眼里，石门宴集是官场上司空见惯平常的事，而在诗圣杜甫的眼里却是值得警惕的事。何以见得呢？一个“直”字，用得妙！说明诗人对石门宴集的花费进行了认真核算，结果是“华筵直一金”。明代杨慎说：“‘华筵直一金’有典则可，无典则俗。”这位状元郎真是掉进书袋里，完全不知杜诗的现实性。从东汉到五代，金银的比价较稳定，大体上为一比五。一两黄金大约折合五两白银。五两白银折合五千文铜钱。《新唐书·食货志》记载：贞观四年，“米斗四五钱”，开元年间，“海内富贵，米斗之价钱十三，青齐间斗才三钱。”以齐地一斗米五钱计算，石门宴集的花费能买一百石米。唐代中县县令正七品。郑瑕丘不是县令，也就是个八、九品的胥吏。唐代九品官月俸五石米。石门宴集，两位官吏，一顿吃掉九品官一年零八个月的俸禄。唐制，戍卒、役丁日给米二升，月供六斗。石门宴集，两位官吏，一顿吃掉一百六十六位戍卒或役丁一个月的口粮还有余。粟米比重以0.8计，戍卒或役丁月供六斗，折合今制28.8公斤。现今1公斤小米9元。石门宴集，两位官吏，一顿吃喝的花费折合人民币43182元7角2分。要知道，官吏们吃的喝的都是民脂民膏！这样的官场宴集，在开元盛世全国一天不知道要出现多少次。不算不知道，一算吓一跳。煞不住官场吃喝风，再富强的国家，终究会被吃垮！这还不算，下吏奉承上官，必有企图，官场吃喝宴集，往往是结党营私的手段，其危害更甚。“能吏逢联璧”是反话。“能吏”，应当是为人民办好事的，僻地到一曹官，县吏便闻风寻踪，殷勤奉承，他的本事用错了地方。“联璧”，本指上官下吏关系融洽，政术俱美。如今曹官县吏挥霍民脂民膏，尽情享乐，诗人用一“逢”，写尽郑、刘勾结之丑态，极具讽刺力。诗人擅长写律诗，仅用短短的两联，就为我们记录了开元盛世的一段值得警惕的幽事。
提醒人们警惕官场大吃大喝的恶劣风气是该诗的主题。这个主题是由颔、颈两联表达出来的。那么，首、尾两联起什么作用呢？
首联“秋水清无底，箫然净客心”，运用的是传统诗歌创作兴而比的方法。兴、比问题，世多歧说。朱熹在《诗集传》中说：“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比者，以彼物比此物”。我以为他的说法大抵可取。兴在寄托，比识差异，触景生情，因事寄兴，诗人运用兴而比来描述和反映现实。隋代卢思道有“秋江见底清”的诗句，杜甫翻用之，说秋水不但清，而且至于无底，则是淘尽渣滓，绝无污染。面对如此清澈的秋水，诗人的心灵顿觉清明洁浄，反观人世，则多有污浊。读此起句便可想见当日诗人已发现开元盛世下的不少危机，从而引出石门宴集。曹官县吏挥霍民脂民膏令诗人痛心，曹官县吏奉迎勾结的丑态更令诗人鄙弃。于是诗人不忍心再看下去，正襟端坐拿起橫笛吹奏。马融《长笛赋》说：“龙吟水中不见已，伐竹吹之声相似。”诗人化用马融的说法，把橫笛吹出的声音比作秋水深处的龙吟。尾联“晚来橫吹好，泓下亦龙吟”，巧妙地照应“秋水清”的首联，表现岀杜甫写作律诗的高超技巧。
“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是杜甫一生的伟大抱负和执著追求。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抱负和追求，使他观察社会现象时，往往能够更多地照顾黎民百姓的利益，反映黎民百姓的呼声，从而独具慧眼，揭示一般人不易发现的问题。《新唐书·杜甫传赞》称：“甫又善陈时事，律切精深，至千言不少衰，世号诗史。”杜甫的早年诗作《刘九法曹郑瑕丘石门宴集》同样表现出善陈时事，律切精深的特点，也为后人留下开元盛世下的一段值得警惕的真实故事。
作者：马执斌
来源：光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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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地人我禪定心印，道由心修見吾本性
宗教圈也是個是非圈？大家總以自己眼界，來看待身旁週遭的一切人、事、物。凡符合自己所理解＆期待的法意？那才算「正信」嗎？這至為可笑的理解程度！先來說說，今天遇到的年輕朋友？他說要教我三皈五戒（我只覺得好笑！），這個我還需要他來教，那 五百羅漢 (500Arhat) 版主不就該徹換了嗎（但想想剛好，我也想淡出這個是非圈了）？
至於我反問他，你覺得「阿彌陀佛」存在嗎？這個我的理解是，你從史實來看是不可能找到的人物（這類話題以前文章談論不少，在此就不再從敘）？但假如單純從信仰來看似乎比較符合「佛教」徒的期待！這二個說法是層次問題上的差異。你是單純把它（佛教）當信仰呢？還是把它當成一種人生哲理去走（行道）呢？當信仰已是人生哲理你會把虛幻的神話拿掉。因為你已不需要這些神話來增加自我對（佛教）認同與肯定（神佛滿天的這類大乘思想，真有助於一個宗教！走上更健康與令人期待的境界呢？那倒不回民間信仰去還比較直接，因為哪裡還可以與你所期待的靈界做更全面的一對一接觸（坊間的宮、壇都是））。
至於說歷代祖師或出家人的水準，一定在水準之上（就如今來看，水準差異也是參差不齊）？熟悉中國史的朋友一定知道，數千年來中華大地是饑荒＆戰亂不斷，所以古代僧人多數是文盲，看看弘一法師又怎麼來看：「從南宋迄今六七百年來，或可謂僧種斷絕了，以平常人眼光看起，以為中國僧眾很多，大有達到幾百萬之概；據實而論，這幾百萬中要找出一個真比丘怕也是不容易的事」。就說如今的僧人都把「閉關」實修當成畏途，興起的是「出國參學」蔚為風潮你就能明白如今的程度，就連南宋以來的這批僧眾還不如。這裡不是說「出國參學」不好？是大都沒真心放在修行上面。
真的像「玄奘法師＆鳩摩羅什」這類僧人並非常見。不是說祖師們一定是妄語（而是他們所受環境與想法，一般都來自師承）。師承最大問題是？師父怎麼說就怎麼做，但它又忽略人性都有惰性與好、惡（然如今的宗教還有人（團體）成天想著成佛作祖，想成為一代宗師），衍生出許多他個人自己對佛法的理解（當後人也在一知半解下去接觸，這極為容易造成理解失準一而再三傳遞，舉個很間單的例子一週前我跟朋友講的話，一個月後再問他一次已經變質了，所以別把指望寄託給人類的大腦）？所以與其花時間去了解祖師在說什麼？倒不如用有限（因為時間從不等你、我）的時間去探究「佛陀」在說什麼？
一個人層次的高下（意識頻率高低）！不是看誰讀的書比較多（凡是讀就能會的東西、這只要用心學就會，再來是能講的出的人也未必能理解它真實的涵義）。光一小段「般若波羅蜜多心經」，在坊間我們能看到的解譯版本，就不外上百或者上千種（大家不妨思考為何一段相同經文，卻有如此大的理解差異呢？）！再舉個例子，假如我說菩薩不存在？我看會得罪一票「佛教」徒，但是從實際來看他們（菩薩）已是法界遍虛空（是種能量在傳遞），假如還停留在有個菩薩具體的形體，那他就不再是菩薩而是欲界天道眾生或靈體。「佛教」上一直有個迷失到底是誰說的算（除釋迦牟尼外），應該更正確解釋是誰說的都不算？「道由心悟」師父領進門修行在個人。不識字的「六祖惠能」只因心無所住，自然能憑一句話即刻了悟佛心、那我們呢？
很多朋友喜歡討論「修行」，既是修就是要「行」不然那只是空談，人品（做人最基本的人情世故）不行！談再多也是浪費時間，「捨得＆貪著」不就是一般人最大的考驗？俗話說，你若「無德」練不起就是此意（萬人無出其一）。學修首重個人「品德」，這是首要入門條件，「品德」不行任憑大羅神仙前來度你也沒用？「去貪」與「捨得」是關鍵觀察指標（還記得李文德師父在世，曾開過條件是若要他收為徒，我需要讓他考驗三年）。老實說當年我志不在道（宗教），如今卻經歷過這十年的學修，我的想法雖有改變？但對人性的難以捉模更是灰心（不懂得的人忙著四處參學，稍微懂得的人在比高下，真懂得的人少之又少）。
話回到前言，這十年來我所見聞看到的是所謂佛教徒，不是在比修為高下就是在逞口舌上見長短（少有人在比誰的內心更沈靜），這也讓我逐漸想淡出這個是非圈了。佛教徒能講真話的人越來越少，因為大家都被媒體名師所累，總以為他們講的一定是正確（諸不知，這是人為與團體刻意營造與培養的傀儡＋他自己也有意願）。道法已不自然，你去學修不走火入魔都挺難的（記住！道法自然這句話你一終身受用）。什麼至高無上真理？只要一經自然法則去檢驗它，你即刻就可知道真假（再來切記！別過度迷戀神通與異能）。再言佛教徒，我執心似乎比凡夫更側重，學佛口口聲聲都說要去我執，那我所看到的卻反到越多人、越走越深入執著心越重？這似乎在說明你已在走上回頭路了。
那天有朋友問我？學佛是想求什麼？我不求去什麼「極樂世界」。若是有、只求一件事！將來走的時候直接「升天」（至於我能到什麼境界去，那就看我臨終時放下了多少？）去（至於想直接升天去，這也沒那麼容易幾萬人僅出一、二或許還嫌多）。再說，能否「升天」關鍵是靠自己生前「德性＆修為」，這不是求誰得來的。大乘佛教的興起口口聲聲講菩薩道，但實際上就連一個「佛教」最基楚的「阿羅漢」都成就不了時？這是應該算誰的錯呢？等於你雖把餅做的很大但是能吃飽的卻是一個都沒有的意思。相對來說原始佛教裡還不時傳出某某人成就「阿羅漢」果位。大家難道？沒有在反思你是否也走錯了路嗎（成也媒體、敗也媒體，因為我們都被置入性行銷，總覺得行菩薩道比較高尚點，反而錯估了對原始佛教的理解）？
電視媒體什麼「法王＆名師」所講的話聽聽就好，這類在多層次包裝下的，已是營利性質的宗教團體，雖然還是有修為不錯的人，但在媒體包裝下很多人初心早已不在？他們更徹重的是他們宗教王國的興起與建構。所以與其花實間去接觸，到不如回歸本心去尋找自己（禪修即方法之一）。那坊間的名師或有出書的作者呢？這個部份爭議性更大！簡單送大家一句話：「在慾望的世界裡，眾生皆苦！」。希望大家能明白我想傳遞的是什麼？簡單說，這些人不外是在貪「名＆利」（俗話說有了名、利隨之即來）。修行徹重在於修心，真有道者還真怕出名，因為麻煩事會緊跟著而來！你沒看廣欽老和尚還得裝瘋賣傻免得打擾的人一堆（如今是半水桶的，都成天敲鑼打鼓深怕你不知道呢？）。
說人生不苦是騙人的，不然難得假日也要一大早（這麼多人）跑來台南「東獄殿」找地藏王菩薩（開恩赦罪呢？），我路過看到一批又一批前來，遊覽車停了滿街都是（其實老是外求也不是辨法，最有效的方法是從內心去懺悔己過後，用行動付諸實踐）。我從彌陀寺持經（心經）回程路過看到的，拍下幾張照片跟眾人分享。多數人都把它（菩薩幫人）視為應該的事，其實這是錯誤的觀念！幫你是念及你還有點善念，日後也能用相同的心去對待所有人（但如今的人，卻是自私、自利居多數），真懂的感恩的人恐怕也只是佔少數。最後請大家謹記一句話「幫你是情分，不幫你是本分！別讓善良成為理所當然」。
隨筆漫談：
人的一生因緣交錯，會遇到對我們很好的人，但也有因忌妒心把你視為死敵的人（人心就是如此的複雜，看不得別人好）。這都是我們成長的助緣，只要心懷感恩！好、壞皆因緣，就照著自己順緣而走就行（行到水窮處，坐看雲起時），自然雲開日出接太平（豐年）。
語末：
水天一色風月無邊，心如出水聖潔不染。
天地人我禪定心印，道由心修見吾本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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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hn 2020 8 23
宗教圈也是個是非圈？大家總以自己眼界，來看待身旁週遭的一切人、事、物。凡符合自己所理解＆期待的法意？那才算「正信」嗎？這至為可笑的理解程度！先來說說，今天遇到的年輕朋友？他說要教我三皈五戒（我只覺得好笑！），這個我還需要他來教，那 五百羅漢 (500Arhat) 版主不就該徹換了嗎（但想想剛好，我也想淡出這個是非圈了）？
至於我反問他，你覺得「阿彌陀佛」存在嗎？這個我的理解是，你從史實來看是不可能找到的人物（這類話題以前文章談論不少，在此就不再從敘）？但假如單純從信仰來看似乎比較符合「佛教」徒的期待！這二個說法是層次問題上的差異。你是單純把它（佛教）當信仰呢？還是把它當成一種人生哲理去走（行道）呢？當信仰已是人生哲理你會把虛幻的神話拿掉。因為你已不需要這些神話來增加自我對（佛教）認同與肯定（神佛滿天的這類大乘思想，真有助於一個宗教！走上更健康與令人期待的境界呢？那倒不回民間信仰去還比較直接，因為哪裡還可以與你所期待的靈界做更全面的一對一接觸（坊間的宮、壇都是））。
至於說歷代祖師或出家人的水準，一定在水準之上（就如今來看，水準差異也是參差不齊）？熟悉中國史的朋友一定知道，數千年來中華大地是饑荒＆戰亂不斷，所以古代僧人多數是文盲，看看弘一法師又怎麼來看：「從南宋迄今六七百年來，或可謂僧種斷絕了，以平常人眼光看起，以為中國僧眾很多，大有達到幾百萬之概；據實而論，這幾百萬中要找出一個真比丘怕也是不容易的事」。就說如今的僧人都把「閉關」實修當成畏途，興起的是「出國參學」蔚為風潮你就能明白如今的程度，就連南宋以來的這批僧眾還不如。這裡不是說「出國參學」不好？是大都沒真心放在修行上面。
真的像「玄奘法師＆鳩摩羅什」這類僧人並非常見。不是說祖師們一定是妄語（而是他們所受環境與想法，一般都來自師承）。師承最大問題是？師父怎麼說就怎麼做，但它又忽略人性都有惰性與好、惡（然如今的宗教還有人（團體）成天想著成佛作祖，想成為一代宗師），衍生出許多他個人自己對佛法的理解（當後人也在一知半解下去接觸，這極為容易造成理解失準一而再三傳遞，舉個很間單的例子一週前我跟朋友講的話，一個月後再問他一次已經變質了，所以別把指望寄託給人類的大腦）？所以與其花時間去了解祖師在說什麼？倒不如用有限（因為時間從不等你、我）的時間去探究「佛陀」在說什麼？
一個人層次的高下（意識頻率高低）！不是看誰讀的書比較多（凡是讀就能會的東西、這只要用心學就會，再來是能講的出的人也未必能理解它真實的涵義）。光一小段「般若波羅蜜多心經」，在坊間我們能看到的解譯版本，就不外上百或者上千種（大家不妨思考為何一段相同經文，卻有如此大的理解差異呢？）！再舉個例子，假如我說菩薩不存在？我看會得罪一票「佛教」徒，但是從實際來看他們（菩薩）已是法界遍虛空（是種能量在傳遞），假如還停留在有個菩薩具體的形體，那他就不再是菩薩而是欲界天道眾生或靈體。「佛教」上一直有個迷失到底是誰說的算（除釋迦牟尼外），應該更正確解釋是誰說的都不算？「道由心悟」師父領進門修行在個人。不識字的「六祖惠能」只因心無所住，自然能憑一句話即刻了悟佛心、那我們呢？
很多朋友喜歡討論「修行」，既是修就是要「行」不然那只是空談，人品（做人最基本的人情世故）不行！談再多也是浪費時間，「捨得＆貪著」不就是一般人最大的考驗？俗話說，你若「無德」練不起就是此意（萬人無出其一）。學修首重個人「品德」，這是首要入門條件，「品德」不行任憑大羅神仙前來度你也沒用？「去貪」與「捨得」是關鍵觀察指標（還記得李文德師父在世，曾開過條件是若要他收為徒，我需要讓他考驗三年）。老實說當年我志不在道（宗教），如今卻經歷過這十年的學修，我的想法雖有改變？但對人性的難以捉模更是灰心（不懂得的人忙著四處參學，稍微懂得的人在比高下，真懂得的人少之又少）。
話回到前言，這十年來我所見聞看到的是所謂佛教徒，不是在比修為高下就是在逞口舌上見長短（少有人在比誰的內心更沈靜），這也讓我逐漸想淡出這個是非圈了。佛教徒能講真話的人越來越少，因為大家都被媒體名師所累，總以為他們講的一定是正確（諸不知，這是人為與團體刻意營造與培養的傀儡＋他自己也有意願）。道法已不自然，你去學修不走火入魔都挺難的（記住！道法自然這句話你一終身受用）。什麼至高無上真理？只要一經自然法則去檢驗它，你即刻就可知道真假（再來切記！別過度迷戀神通與異能）。再言佛教徒，我執心似乎比凡夫更側重，學佛口口聲聲都說要去我執，那我所看到的卻反到越多人、越走越深入執著心越重？這似乎在說明你已在走上回頭路了。
那天有朋友問我？學佛是想求什麼？我不求去什麼「極樂世界」。若是有、只求一件事！將來走的時候直接「升天」（至於我能到什麼境界去，那就看我臨終時放下了多少？）去（至於想直接升天去，這也沒那麼容易幾萬人僅出一、二或許還嫌多）。再說，能否「升天」關鍵是靠自己生前「德性＆修為」，這不是求誰得來的。大乘佛教的興起口口聲聲講菩薩道，但實際上就連一個「佛教」最基楚的「阿羅漢」都成就不了時？這是應該算誰的錯呢？等於你雖把餅做的很大但是能吃飽的卻是一個都沒有的意思。相對來說原始佛教裡還不時傳出某某人成就「阿羅漢」果位。大家難道？沒有在反思你是否也走錯了路嗎（成也媒體、敗也媒體，因為我們都被置入性行銷，總覺得行菩薩道比較高尚點，反而錯估了對原始佛教的理解）？
電視媒體什麼「法王＆名師」所講的話聽聽就好，這類在多層次包裝下的，已是營利性質的宗教團體，雖然還是有修為不錯的人，但在媒體包裝下很多人初心早已不在？他們更徹重的是他們宗教王國的興起與建構。所以與其花實間去接觸，到不如回歸本心去尋找自己（禪修即方法之一）。那坊間的名師或有出書的作者呢？這個部份爭議性更大！簡單送大家一句話：「在慾望的世界裡，眾生皆苦！」。希望大家能明白我想傳遞的是什麼？簡單說，這些人不外是在貪「名＆利」（俗話說有了名、利隨之即來）。修行徹重在於修心，真有道者還真怕出名，因為麻煩事會緊跟著而來！你沒看廣欽老和尚還得裝瘋賣傻免得打擾的人一堆（如今是半水桶的，都成天敲鑼打鼓深怕你不知道呢？）。
說人生不苦是騙人的，不然難得假日也要一大早（這麼多人）跑來台南「東獄殿」找地藏王菩薩（開恩赦罪呢？），我路過看到一批又一批前來，遊覽車停了滿街都是（其實老是外求也不是辨法，最有效的方法是從內心去懺悔己過後，用行動付諸實踐）。我從彌陀寺持經（心經）回程路過看到的，拍下幾張照片跟眾人分享。多數人都把它（菩薩幫人）視為應該的事，其實這是錯誤的觀念！幫你是念及你還有點善念，日後也能用相同的心去對待所有人（但如今的人，卻是自私、自利居多數），真懂的感恩的人恐怕也只是佔少數。最後請大家謹記一句話「幫你是情分，不幫你是本分！別讓善良成為理所當然」。
隨筆漫談：
人的一生因緣交錯，會遇到對我們很好的人，但也有因忌妒心把你視為死敵的人（人心就是如此的複雜，看不得別人好）。這都是我們成長的助緣，只要心懷感恩！好、壞皆因緣，就照著自己順緣而走就行（行到水窮處，坐看雲起時），自然雲開日出接太平（豐年）。
語末：
水天一色風月無邊，心如出水聖潔不染。
天地人我禪定心印，道由心修見吾本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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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hn 2020 8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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