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多不易，应该多笑笑三星期验孕一道杠。
一个月在教学楼阴暗的厕所隔间里，我看到了两道杠。
他说不可能，吃了药的。金毓婷8元包装两片，我不懂，只吃了一片。
他坐火车来找我。
我订房间。
我带他游览。
几天后。
我决定去学校附院。
做B超，大夫盯着我说准备要吗，我故作轻松地说不要。她又嘱咐我女孩儿千万要注意避孕，不然对身体伤害太大了。
药流。
在医院，他钱不够，急得和他朋友打电话借钱，还有他爸妈，理由当然是我怀孕了。
大夫详细叮嘱各种药的吃法，三天后周一再来看门诊。
吃完药的那几天像来大姨妈一样流血，身体是说不出的闷，不是难受，是闷闷的。
周日他必须回去，因为周一要上课，已经待了一星期，实在请不了多余的假。我让他走了。
周一上午，我去门诊复诊，我以为已经都结束了，没想到一切才刚刚开始。
再次拿药，交钱，到另一座大楼办理一天的住院。
初春，冷风，我穿了一个山寨大嘴猴的运动裤，护士责备我要穿厚点。
到病房，护士还要我10元左右买一个搪瓷的小盆，我已经没有多余的钱了。护士说让你同学送一下，我小声地说不太方便。
我跑下住院大楼，跑回学校宿舍和舍友借了20块钱。
三个人一间的病房，病床上，我脱掉裤子，护士皱眉把栓药塞进去。
要确保躺半个多小时。
我没带充电器，手机耗电快，很快关机。因为我新买的红米他要去用，给了我他的旧手机。
为了快点儿，我在走廊扶着栏杆，一步步沉重地走。整个人直不起来，不是疼，那是一种痛苦的沉重。
去厕所，蹲下来用小盆接，只有血。
中午，卖饭的大妈在楼道大喊“盖儿饭儿”，我买了一盒八块钱的土豆丝盖饭，只吃了几口。
上厕所坐在马桶上，突然感觉不一样，起来一看，血水中隐约一个白色的小球。
我犹豫了一下，按了冲水按钮。
告诉护士，让我一周后复诊做B超，如果没流干净还要清宫。
收拾东西出院，隔壁是一对意外怀孕的夫妻（那会儿还没有开放二胎），问我是什么样的，我说，像一个剥了皮儿的葡萄。
带着没吃完的盖饭，走回宿舍，爬到上铺，钻进被子里再也起不来。
他发QQ说他妈妈让我注意不要受凉。
那个周末我就去超市站着做兼职，一天60。
我没去复诊，我没有做B超的80块钱，他也没有，说别去了。
我到现在也不知道流没流干净。
兼职加上家里给了钱，我把1100支付宝给他拿去还钱，剩下50过了大半个月。
如今他已婚，最后一次和他联系，他换了iphone7。
我再也不吃葡萄。
每年寒风一吹起我就腿疼。
我身边谁也不知道。
而今天，我把它写在这里。#微博新潮计划#
一个月在教学楼阴暗的厕所隔间里，我看到了两道杠。
他说不可能，吃了药的。金毓婷8元包装两片，我不懂，只吃了一片。
他坐火车来找我。
我订房间。
我带他游览。
几天后。
我决定去学校附院。
做B超，大夫盯着我说准备要吗，我故作轻松地说不要。她又嘱咐我女孩儿千万要注意避孕，不然对身体伤害太大了。
药流。
在医院，他钱不够，急得和他朋友打电话借钱，还有他爸妈，理由当然是我怀孕了。
大夫详细叮嘱各种药的吃法，三天后周一再来看门诊。
吃完药的那几天像来大姨妈一样流血，身体是说不出的闷，不是难受，是闷闷的。
周日他必须回去，因为周一要上课，已经待了一星期，实在请不了多余的假。我让他走了。
周一上午，我去门诊复诊，我以为已经都结束了，没想到一切才刚刚开始。
再次拿药，交钱，到另一座大楼办理一天的住院。
初春，冷风，我穿了一个山寨大嘴猴的运动裤，护士责备我要穿厚点。
到病房，护士还要我10元左右买一个搪瓷的小盆，我已经没有多余的钱了。护士说让你同学送一下，我小声地说不太方便。
我跑下住院大楼，跑回学校宿舍和舍友借了20块钱。
三个人一间的病房，病床上，我脱掉裤子，护士皱眉把栓药塞进去。
要确保躺半个多小时。
我没带充电器，手机耗电快，很快关机。因为我新买的红米他要去用，给了我他的旧手机。
为了快点儿，我在走廊扶着栏杆，一步步沉重地走。整个人直不起来，不是疼，那是一种痛苦的沉重。
去厕所，蹲下来用小盆接，只有血。
中午，卖饭的大妈在楼道大喊“盖儿饭儿”，我买了一盒八块钱的土豆丝盖饭，只吃了几口。
上厕所坐在马桶上，突然感觉不一样，起来一看，血水中隐约一个白色的小球。
我犹豫了一下，按了冲水按钮。
告诉护士，让我一周后复诊做B超，如果没流干净还要清宫。
收拾东西出院，隔壁是一对意外怀孕的夫妻（那会儿还没有开放二胎），问我是什么样的，我说，像一个剥了皮儿的葡萄。
带着没吃完的盖饭，走回宿舍，爬到上铺，钻进被子里再也起不来。
他发QQ说他妈妈让我注意不要受凉。
那个周末我就去超市站着做兼职，一天60。
我没去复诊，我没有做B超的80块钱，他也没有，说别去了。
我到现在也不知道流没流干净。
兼职加上家里给了钱，我把1100支付宝给他拿去还钱，剩下50过了大半个月。
如今他已婚，最后一次和他联系，他换了iphone7。
我再也不吃葡萄。
每年寒风一吹起我就腿疼。
我身边谁也不知道。
而今天，我把它写在这里。#微博新潮计划#
《金刚经》谤佛与说法者无法可说
第二十五段（第二十一品）#非说所说分#
【须菩提！汝勿谓如来作是念：我当有所说法。莫作是念，何以故？若人言：如来有所说法，即为谤佛，不能解我所说故。须菩提！说法者，无法可说，是名说法。尔时，慧命须菩提白佛言：世尊！颇有众生，于未来世，闻说是法，生信心不？佛言：须菩提！彼非众生，非不众生。何以故？须菩提！众生众生者，如来说非众生，是名众生。】
佛说：须菩提！你不要在心里面想，如来会有这样的念头：“我当有所说法。”千万不要有此念想。须菩提说：是何缘故不要有这样的念想呢？佛说：我明确告诉你，如果有人说：“如来有所说法。”即为“谤佛”，问题很严重！为什么会很严重呢？因为此人没能理解到如来所说之法的真实含义。
这里说的“谤佛”是什么意思呢？“谤”全名“诽谤”，上古称为“华表”。三皇之后的五帝时期，舜继位后，在朝廷前设立木牌，名“诽谤木”，让百姓把批评意见写在木牌上。因舜名重华，所以“诽谤木”又称“华表”。发展到后代，成为宫殿门前的装饰物，名称有“进善旌”、“诽谤木”、“敢谏之鼓”等，都代表古时信访工作的开端。
可见诽谤一词原为褒义，后至战国中期，齐威王采纳邹忌进言，大刀阔斧整治吏治，在各州县立与人一样高的诽谤木，上挂木牌，国人隶农，百官商贾均可对时政加以评点进言，书之于木牌之上，定期由官府收集木牌，直送齐威王处。由此，齐国官风大为改观。此时，诽谤一词仍保持了上古时期的褒义。
齐威王之后，齐国官场奢靡安逸之风倏忽复燃，诽谤之木越立越高，逐渐人不可及，书牌进言之事便成了天下笑谈，由此，千百年后，诽谤一词便为现世所用之贬义。
现在所说的“诽谤”是指歪曲事实，用恶劣的语言、文字等作人身攻击，或造谣污蔑，败坏他人的名誉。主要有玷污，使某物不再纯洁的意思，而污蔑主要是用话语或文字栽赃陷害的意思。
谤佛就是诽谤佛，诽谤佛就是诽谤法、诽谤法就是诽谤僧，因为法是佛所说、僧是法所成，所以，谤佛就是诽谤佛法僧三宝，如此会造下极重恶业，后果很严重。其罪行深浅是根据其邪悟的方式、方法、诽谤的对象、邪悟的依据程度及所产生的影响大小、久近等而有不同。一切罪业中，诽谤三宝的罪业最重，死后即堕阿鼻地狱，罪毕又生其他地狱，三途遍历，余业报应，极难消除。
如果有人说“如来有所说法”，这就是一种邪悟。为什么会是邪悟呢？经藏难道不是如来说的吗？经藏中明明讲了声闻四谛法、缘觉十二因缘法、菩萨四摄六度法、一乘佛法等种种法，这些法不是佛说的，又是谁说的呢？
没错，三乘法乃至一乘佛法等种种法，都是佛说的，不是其他人说的。既然如此，说“如来有所说法”讲的就是实话，讲实话怎么会是谤佛呢？这是实话，但实话非实话。正如有人认为：人参杀人无罪！比如有一个人生病了，他的一个好朋友买了很贵重的有大补但忌寒症作用的人参煎成汤让其服下，想他早点康复，结果他朋友得的是严重的伤寒感冒，服下人参汤后寒被关住了，汗出不来，反而使病情加重了，出现了生命危险，最后人都死了，这能没有罪吗？这就是不懂医理所造成的好心办坏事，一样的有罪！
说“如来有所说法”虽然讲的是实话，但由于没有正确理解“说法者，无法可说，是名说法”这几句话的真实含义，就与那个好心办坏事的人差不多，虽是实话在说“如来有所说法”，结果却是害了法，就和那个好心给人服用人参汤的人一样，结果就害了人的性命。
说实话怎么会是害了法呢？因为如来说的法，就好比以手指月的道理，手指是指示，月亮是法，顺着手指的指示去看月亮，就可以看见月亮，认识真正的法；但如果认手指为月亮，就看不见月亮，更不能认识真正的法。如果认定手指就是月亮，并将这样的话去告诉别人，使别人也认指为月，就会害人失去真理，落入歧途。
说“如来有所说法”和上面说的这个道理是一样的，一旦人们按此说，认如来所说法为法，就会落入法执中，不能得真解脱，其结果就形成了实话中的以法害法。这里应当知道：好心害人只害一个，如果是害法，就会害很多的人，就会害了很多人的慧命，这个罪是很大的，所以如来将其定性为谤佛罪！
怎样才是正确理解“如来所说法”呢？如来所说法：即在身内也不在身内、即在身外也不在身外、即在中间也不在中间、即在能见中也不在能见中、即在所见中也不在所见中、即在语言里也不在语言里、即在文字中也不在文字中。那么到底在哪里呢？在不需外求的每一个人的心里！但这个心，是离了一切在与不在，是无形无相、无生无灭、自在无碍的常乐我净。像这样去理解，就是“如来所说法”的真实义。
佛说：须菩提！说法的人，能说出来的，都不是真正的法，为什么都不是真正的法呢？因为说出来的法已落语言相，而真正的法，是离言绝相的，所以，说真正法的人，是无法可说的，即便有所说法，这个法也只是个名称而已，是名说法。
在历史上能深解“说法者，无法可说”最著名的大德是南北朝齐梁时期的傅翕居士，梁武帝请傅翕大士讲《金刚经》，并亲自到讲堂聆听。大士升座后，将手上的戒尺在空中挥了一下，还未开讲，即便退下。武帝感到纳闷，大士便问道：“陛下懂否？”武帝说：“不懂。”大士说：“我讲经已经结束了。”梁武帝也是佛门中的饱学之士，却不解这一个字都没有讲，就宣布讲完了是什么意思，其实这就是“金刚禅”，就是本经中所说：“说法者，无法可说，是名说法”的第一义谛。
这时，慧命须菩提对佛说：世尊！很有一些众生，于未来世，听闻到如此甚深之法，会不会相信？会不会生信心？此处“慧命须菩提”之“慧命”是什么意思呢：慧命指法身、法身以智慧为生命，故名慧命。如果是肉体色身、必依赖饮食长养；而法身生命、必依赖智慧长养。如果智慧之命受夭折毁伤，则法身之体就会亡失。末代钝根之人，于佛法中起断灭见，就会夭伤慧命，亡失法身。须菩提是大阿罗汉，是法身大士，故名慧命须菩提。慧命须菩提担心末法时代的众生，由于去佛日远，根浅智薄，在听闻《金刚经》般若秘义后，是否能生起信心？
佛说：须菩提！能不能生信心的众生，为彼非众生、非不众生。非众生就不是众生、非不众生就是众生，说其不是众生，是因为如来藏中，清净无染，本无一尘，故说不是众生；说其是众生，是因为如来藏虽然清净无染，却能生万法，自然也能生众生，故说是众生。那么是何缘故说彼非众生、非不众生呢？
佛对须菩提说：所谓众生众生，在如来藏中如来说不是众生，如果非要说是众生，也只是个名称而已，是名众生。明白了这个道理的人，自然会对《金刚经》生起信心。
第二十五段（第二十一品）#非说所说分#
【须菩提！汝勿谓如来作是念：我当有所说法。莫作是念，何以故？若人言：如来有所说法，即为谤佛，不能解我所说故。须菩提！说法者，无法可说，是名说法。尔时，慧命须菩提白佛言：世尊！颇有众生，于未来世，闻说是法，生信心不？佛言：须菩提！彼非众生，非不众生。何以故？须菩提！众生众生者，如来说非众生，是名众生。】
佛说：须菩提！你不要在心里面想，如来会有这样的念头：“我当有所说法。”千万不要有此念想。须菩提说：是何缘故不要有这样的念想呢？佛说：我明确告诉你，如果有人说：“如来有所说法。”即为“谤佛”，问题很严重！为什么会很严重呢？因为此人没能理解到如来所说之法的真实含义。
这里说的“谤佛”是什么意思呢？“谤”全名“诽谤”，上古称为“华表”。三皇之后的五帝时期，舜继位后，在朝廷前设立木牌，名“诽谤木”，让百姓把批评意见写在木牌上。因舜名重华，所以“诽谤木”又称“华表”。发展到后代，成为宫殿门前的装饰物，名称有“进善旌”、“诽谤木”、“敢谏之鼓”等，都代表古时信访工作的开端。
可见诽谤一词原为褒义，后至战国中期，齐威王采纳邹忌进言，大刀阔斧整治吏治，在各州县立与人一样高的诽谤木，上挂木牌，国人隶农，百官商贾均可对时政加以评点进言，书之于木牌之上，定期由官府收集木牌，直送齐威王处。由此，齐国官风大为改观。此时，诽谤一词仍保持了上古时期的褒义。
齐威王之后，齐国官场奢靡安逸之风倏忽复燃，诽谤之木越立越高，逐渐人不可及，书牌进言之事便成了天下笑谈，由此，千百年后，诽谤一词便为现世所用之贬义。
现在所说的“诽谤”是指歪曲事实，用恶劣的语言、文字等作人身攻击，或造谣污蔑，败坏他人的名誉。主要有玷污，使某物不再纯洁的意思，而污蔑主要是用话语或文字栽赃陷害的意思。
谤佛就是诽谤佛，诽谤佛就是诽谤法、诽谤法就是诽谤僧，因为法是佛所说、僧是法所成，所以，谤佛就是诽谤佛法僧三宝，如此会造下极重恶业，后果很严重。其罪行深浅是根据其邪悟的方式、方法、诽谤的对象、邪悟的依据程度及所产生的影响大小、久近等而有不同。一切罪业中，诽谤三宝的罪业最重，死后即堕阿鼻地狱，罪毕又生其他地狱，三途遍历，余业报应，极难消除。
如果有人说“如来有所说法”，这就是一种邪悟。为什么会是邪悟呢？经藏难道不是如来说的吗？经藏中明明讲了声闻四谛法、缘觉十二因缘法、菩萨四摄六度法、一乘佛法等种种法，这些法不是佛说的，又是谁说的呢？
没错，三乘法乃至一乘佛法等种种法，都是佛说的，不是其他人说的。既然如此，说“如来有所说法”讲的就是实话，讲实话怎么会是谤佛呢？这是实话，但实话非实话。正如有人认为：人参杀人无罪！比如有一个人生病了，他的一个好朋友买了很贵重的有大补但忌寒症作用的人参煎成汤让其服下，想他早点康复，结果他朋友得的是严重的伤寒感冒，服下人参汤后寒被关住了，汗出不来，反而使病情加重了，出现了生命危险，最后人都死了，这能没有罪吗？这就是不懂医理所造成的好心办坏事，一样的有罪！
说“如来有所说法”虽然讲的是实话，但由于没有正确理解“说法者，无法可说，是名说法”这几句话的真实含义，就与那个好心办坏事的人差不多，虽是实话在说“如来有所说法”，结果却是害了法，就和那个好心给人服用人参汤的人一样，结果就害了人的性命。
说实话怎么会是害了法呢？因为如来说的法，就好比以手指月的道理，手指是指示，月亮是法，顺着手指的指示去看月亮，就可以看见月亮，认识真正的法；但如果认手指为月亮，就看不见月亮，更不能认识真正的法。如果认定手指就是月亮，并将这样的话去告诉别人，使别人也认指为月，就会害人失去真理，落入歧途。
说“如来有所说法”和上面说的这个道理是一样的，一旦人们按此说，认如来所说法为法，就会落入法执中，不能得真解脱，其结果就形成了实话中的以法害法。这里应当知道：好心害人只害一个，如果是害法，就会害很多的人，就会害了很多人的慧命，这个罪是很大的，所以如来将其定性为谤佛罪！
怎样才是正确理解“如来所说法”呢？如来所说法：即在身内也不在身内、即在身外也不在身外、即在中间也不在中间、即在能见中也不在能见中、即在所见中也不在所见中、即在语言里也不在语言里、即在文字中也不在文字中。那么到底在哪里呢？在不需外求的每一个人的心里！但这个心，是离了一切在与不在，是无形无相、无生无灭、自在无碍的常乐我净。像这样去理解，就是“如来所说法”的真实义。
佛说：须菩提！说法的人，能说出来的，都不是真正的法，为什么都不是真正的法呢？因为说出来的法已落语言相，而真正的法，是离言绝相的，所以，说真正法的人，是无法可说的，即便有所说法，这个法也只是个名称而已，是名说法。
在历史上能深解“说法者，无法可说”最著名的大德是南北朝齐梁时期的傅翕居士，梁武帝请傅翕大士讲《金刚经》，并亲自到讲堂聆听。大士升座后，将手上的戒尺在空中挥了一下，还未开讲，即便退下。武帝感到纳闷，大士便问道：“陛下懂否？”武帝说：“不懂。”大士说：“我讲经已经结束了。”梁武帝也是佛门中的饱学之士，却不解这一个字都没有讲，就宣布讲完了是什么意思，其实这就是“金刚禅”，就是本经中所说：“说法者，无法可说，是名说法”的第一义谛。
这时，慧命须菩提对佛说：世尊！很有一些众生，于未来世，听闻到如此甚深之法，会不会相信？会不会生信心？此处“慧命须菩提”之“慧命”是什么意思呢：慧命指法身、法身以智慧为生命，故名慧命。如果是肉体色身、必依赖饮食长养；而法身生命、必依赖智慧长养。如果智慧之命受夭折毁伤，则法身之体就会亡失。末代钝根之人，于佛法中起断灭见，就会夭伤慧命，亡失法身。须菩提是大阿罗汉，是法身大士，故名慧命须菩提。慧命须菩提担心末法时代的众生，由于去佛日远，根浅智薄，在听闻《金刚经》般若秘义后，是否能生起信心？
佛说：须菩提！能不能生信心的众生，为彼非众生、非不众生。非众生就不是众生、非不众生就是众生，说其不是众生，是因为如来藏中，清净无染，本无一尘，故说不是众生；说其是众生，是因为如来藏虽然清净无染，却能生万法，自然也能生众生，故说是众生。那么是何缘故说彼非众生、非不众生呢？
佛对须菩提说：所谓众生众生，在如来藏中如来说不是众生，如果非要说是众生，也只是个名称而已，是名众生。明白了这个道理的人，自然会对《金刚经》生起信心。
#传古维新# 【方广锠：古籍影印不宜修版】
利用现代印刷技术影印古籍，滥觞于古人的临摹、拓碑、刻帖、影抄、影刻。与古人的技法相比，现代影印技术可以使常人难得一见的古籍化身千百且惟妙惟肖，既让稀珍古籍更好地为读者服务，又解决古籍的保护与使用这一对矛盾。这对保护与弘扬民族文化、推进学术发展均起到极大的作用。故近百年来，古籍影印已经成为古籍整理的重要方法，各种类型的影印古籍不断推出。
存世古籍在千百年的流传过程中，难免有残破、损坏等情。因此，在出版影印古籍的时候，如何处理其残损处，成为古籍整理、出版界必须面对的一个问题。
上世纪上半叶起，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一大批影印古籍，也形成一整套处理残损古籍的模式，其基本方法就是修版。即采用“仿写”、“套字”乃至最费工夫的“手工描润”，尽量恢复古籍残损处的原貌。有的文章介绍，经过这些仿写、套字和手工描润等妙手回春的工序，即便是邋遢本，也能重现精刻风貌。商务印书馆的上述方法，至今仍对古籍的影印出版有着较大的影响，甚至被某些出版社视为古籍影印的规范性做法。
但笔者认为这种方法值得商榷。
影印古籍，贵在“存真”。古籍的价值不仅仅在其所承载的文献，还兼有文物、文字等两个方面的研究价值。古籍整理，如何尽可能全面地保存其文物、文献、文字等各方面的研究信息与价值，使我们必须予以严重关注的。
这里首先是一个指导思想的问题。人们在长年的古籍文物修复实践中，提出“整旧如旧”这一指导思想，这无疑是正确的。但如何理解这一思想，则因人而异。上世纪90年代初，中国国家图书馆开始修复敦煌遗书前，我们曾经对此指导思想进行过认真的讨论。我们认为，所谓的“整旧如旧”，不是企图恢复该遗书没有损坏以前的原貌，“如”古代的“旧”。古代的那个“旧”，不可能再恢复。而应尽可能保持该遗书修复前的原貌。所谓“尽可能保持该遗书修复前的原貌”，就是在修复工作中仅仅使该遗书的残破部分得到养护，绝不使遗书其他部分的现有状况产生任何形态上的改变。在修复工作中，要最大限度地保留敦煌遗书文物、文献、文字原有的各种信息，不能使我们的修复工作干扰敦煌遗书原有的研究信息，误导研究者。
古籍影印，应该遵循同样的指导思想。
先举一个周一良先生提到的事情。
《周一良读书题记》1922年《孝经》条，介绍该书为“上海涵芬楼借江阴缪氏藏传是楼影写宋相台本影印”，封面有周叔韬题记，谓：“乙丑十二月得传是楼所藏宋刊本对阅过一过，无一字差。盖宋本刻画精好，故影写时无脱讹，惟小圈间有失写处。刻工姓氏曰寿昌、曰翁凡二人，此本不录。卷末木记为宋本所无，盖从他经移附此后，若不见宋本原书，无以正此失矣。”[1]
由于周叔韬用宋刊原本查核涵芬楼本，略掉了缪氏影写本这一环节。所以，产生周叔韬题记所述问题的原因，到底出于缪氏之影写本，还是出于涵芬楼的影印工作，还是两者不同程度均有问题，有待查考。但因影写或影印而使原书失真，其理则一。
笔者在以往的实践中，在古籍修版问题上，既有过正面的经验，也有过反面的教训。
先讲教训。
众所周知，由任继愈先生主持的《中华大藏经》最初计划以《赵城金藏》为底本影印。因为《赵城金藏》全藏共计6980卷，而中国国家图书馆所藏不足5000卷。《中华大藏经》原计划为百衲本，不足部分可以利用其他藏经的经本补足，故不是问题。当时最大的困难是：为了防止日寇掠夺，当年八路军将《赵城金藏》从广胜寺抢救出来。在战争年代，这批藏经有过藏身煤窑、多次转运等诸多曲折经历，解放初期交送国图时，不少经卷霉烂破损，有些甚至粘结成棍。国图聘请四位装修技师，花费10年功夫完成对它们的修复。但卷面的霉痕、水渍已无法去除，残破的部分也无从补足。因此，国图交给中华大藏经编辑局的缩微胶卷，不少经卷的卷面一片模糊，文字难以辨认[2]。为了尽量利用《赵城金藏》这一稀世孤本，中华藏编辑局当时的思路是：第一，能够修版的，尽量在照片上修版。中华藏编辑局为此付出大量艰辛的劳动，但后来发现问题不少。比如修版人员年轻、视力好，但她们既不懂繁体字，更不懂佛教。于是出现把“菩萨”修成“苦萨”的笑话。为此，我们又安排几位老先生，对修版后的照片逐一校对。即使如此，也不能保证百分之百准确。第二，对版面无法描修的黑坨、残缺，采用《再刻高丽藏》替换。同样出于“尽量利用《赵城金藏》”这一思路，当时的原则的是尽量少换。能换一个字，不换两个字；能换半行，不换一行；能换一行，不换两行；实在不行，才整版替换。由于《赵城金藏》与《再刻高丽藏》都是《开宝藏》的覆刻本，字体相近，版式一致，甚至同一版上诸文字的相对位置也基本相同。所以早期《中华藏》的宣传资料曾称这种修版可达“天衣无缝之效”。
1994年，我在日本访学。某天在一个研究班上，藤枝晃先生提出：《赵城金藏》版片运到大都以后，曾依据《辽藏》修版。我当时请教：这一新观点的依据是什么？藤枝晃先生回答：依据就是中国新出版的《中华大藏经》，上面有明显的修版痕迹。我吃了一惊，连忙说明：《中华大藏经》的修版是中华藏编辑局做的。藤枝晃先生没说什么，表情愕然。回国以后，我向任先生作了汇报，并建议今后不要再讲“《中华藏》以《赵城藏》为底本”，改为“《中华藏》以《赵城藏》为基础，经过修版，形成《中华藏》本”。任先生接受了这一建议，并把这一表述写在他为《中华大藏经·总目》所写的序言中。进而交代我要编纂《中华大藏经》版本目录，向后人交代我们修版、补版的情况。
这里顺便讲一下，前些年某出版社影印出版的《赵城金藏》，实际是将《中华藏》中经过修版的《赵城金藏》部分抽出，重新制版影印，是一部假的《赵城金藏》。如按照该影印本来研究《赵城金藏》，复原《赵城金藏》，是要上当的。
再讲经验。
1982年，笔者随同童玮先生考察云南图书馆藏佛教典籍时，发现32册元代大藏经零本，版别不清。经童玮先生与笔者考订，这是一部前此从来不为人们所知的大藏经。虽然32册零本的版式相同，但从纸张、板框大小考察，这些零本实际是两批印本。那么，这两批印本是否属于同一种藏经呢？
非常凑巧，两批印本各存有一册《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二百六十六，其中一卷首尾俱全（属第一批），一卷首存尾残（属第二批）。这两卷经版框宽窄不一，印刷用纸各异。但细审笔划特征则完全一致，连破笔、裂缝乃至栏线的残断都毫发不差。由此证明，这两卷印本是由同一种版片刷印的。也就是说，二批经卷属于同一部藏经。版框宽窄不一，当由于印刷时间先后不同之故。盖木版历时，因各种因素缩版、涨版，使得同一版片印出的书籍版框大小有别，这在古籍中是常见的。后来我们把这批藏经定名为《元官藏》。
如果我们考察的不是原卷，而是影印本。如果该影印本在出版过程中被人修版、描饰板框，则无疑会误导我们的研究。所以，1994年笔者在日本访学时遇到来访的刘俊文先生，当时他正在主持影印《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向我介绍情况，并说：为了修版、修饰框线，付出了大量劳动。我便叙述了《中华藏》的教训以及在云南的经历，建议他千万不要修版。后来他告诉我，当夜便打电话到国内，停止修版。
总之，古籍影印不宜修版。国内外现在有些古籍影印，残烂处均一任其旧，而将拟补文字用铅字印刷在相应的残烂处天头。我认为这是一种值得提倡的好方法。这种方法既保留了古籍的原貌，又体现了整理者的工作；既向读者提供了完整的古籍信息，也为读者扫清阅读的障碍；这样做，还免除了古籍影印中描版、修版等种种吃力不讨好的工作。
[1]周一良：《周一良读书题记》，海豚出版社，2012年12月，第1～2页。
[2]这与80年代的缩微照相技术水平也有关。笔者其后在国图工作时，曾检视过国图所藏《赵城金藏》。原卷虽有霉烂等情，但文字与霉斑、水渍颜色不同，所有的文字均清晰可辨。但在80年代的缩微胶卷上，由于缺乏层次色差，文字与霉斑、水渍往往模糊一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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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现代印刷技术影印古籍，滥觞于古人的临摹、拓碑、刻帖、影抄、影刻。与古人的技法相比，现代影印技术可以使常人难得一见的古籍化身千百且惟妙惟肖，既让稀珍古籍更好地为读者服务，又解决古籍的保护与使用这一对矛盾。这对保护与弘扬民族文化、推进学术发展均起到极大的作用。故近百年来，古籍影印已经成为古籍整理的重要方法，各种类型的影印古籍不断推出。
存世古籍在千百年的流传过程中，难免有残破、损坏等情。因此，在出版影印古籍的时候，如何处理其残损处，成为古籍整理、出版界必须面对的一个问题。
上世纪上半叶起，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一大批影印古籍，也形成一整套处理残损古籍的模式，其基本方法就是修版。即采用“仿写”、“套字”乃至最费工夫的“手工描润”，尽量恢复古籍残损处的原貌。有的文章介绍，经过这些仿写、套字和手工描润等妙手回春的工序，即便是邋遢本，也能重现精刻风貌。商务印书馆的上述方法，至今仍对古籍的影印出版有着较大的影响，甚至被某些出版社视为古籍影印的规范性做法。
但笔者认为这种方法值得商榷。
影印古籍，贵在“存真”。古籍的价值不仅仅在其所承载的文献，还兼有文物、文字等两个方面的研究价值。古籍整理，如何尽可能全面地保存其文物、文献、文字等各方面的研究信息与价值，使我们必须予以严重关注的。
这里首先是一个指导思想的问题。人们在长年的古籍文物修复实践中，提出“整旧如旧”这一指导思想，这无疑是正确的。但如何理解这一思想，则因人而异。上世纪90年代初，中国国家图书馆开始修复敦煌遗书前，我们曾经对此指导思想进行过认真的讨论。我们认为，所谓的“整旧如旧”，不是企图恢复该遗书没有损坏以前的原貌，“如”古代的“旧”。古代的那个“旧”，不可能再恢复。而应尽可能保持该遗书修复前的原貌。所谓“尽可能保持该遗书修复前的原貌”，就是在修复工作中仅仅使该遗书的残破部分得到养护，绝不使遗书其他部分的现有状况产生任何形态上的改变。在修复工作中，要最大限度地保留敦煌遗书文物、文献、文字原有的各种信息，不能使我们的修复工作干扰敦煌遗书原有的研究信息，误导研究者。
古籍影印，应该遵循同样的指导思想。
先举一个周一良先生提到的事情。
《周一良读书题记》1922年《孝经》条，介绍该书为“上海涵芬楼借江阴缪氏藏传是楼影写宋相台本影印”，封面有周叔韬题记，谓：“乙丑十二月得传是楼所藏宋刊本对阅过一过，无一字差。盖宋本刻画精好，故影写时无脱讹，惟小圈间有失写处。刻工姓氏曰寿昌、曰翁凡二人，此本不录。卷末木记为宋本所无，盖从他经移附此后，若不见宋本原书，无以正此失矣。”[1]
由于周叔韬用宋刊原本查核涵芬楼本，略掉了缪氏影写本这一环节。所以，产生周叔韬题记所述问题的原因，到底出于缪氏之影写本，还是出于涵芬楼的影印工作，还是两者不同程度均有问题，有待查考。但因影写或影印而使原书失真，其理则一。
笔者在以往的实践中，在古籍修版问题上，既有过正面的经验，也有过反面的教训。
先讲教训。
众所周知，由任继愈先生主持的《中华大藏经》最初计划以《赵城金藏》为底本影印。因为《赵城金藏》全藏共计6980卷，而中国国家图书馆所藏不足5000卷。《中华大藏经》原计划为百衲本，不足部分可以利用其他藏经的经本补足，故不是问题。当时最大的困难是：为了防止日寇掠夺，当年八路军将《赵城金藏》从广胜寺抢救出来。在战争年代，这批藏经有过藏身煤窑、多次转运等诸多曲折经历，解放初期交送国图时，不少经卷霉烂破损，有些甚至粘结成棍。国图聘请四位装修技师，花费10年功夫完成对它们的修复。但卷面的霉痕、水渍已无法去除，残破的部分也无从补足。因此，国图交给中华大藏经编辑局的缩微胶卷，不少经卷的卷面一片模糊，文字难以辨认[2]。为了尽量利用《赵城金藏》这一稀世孤本，中华藏编辑局当时的思路是：第一，能够修版的，尽量在照片上修版。中华藏编辑局为此付出大量艰辛的劳动，但后来发现问题不少。比如修版人员年轻、视力好，但她们既不懂繁体字，更不懂佛教。于是出现把“菩萨”修成“苦萨”的笑话。为此，我们又安排几位老先生，对修版后的照片逐一校对。即使如此，也不能保证百分之百准确。第二，对版面无法描修的黑坨、残缺，采用《再刻高丽藏》替换。同样出于“尽量利用《赵城金藏》”这一思路，当时的原则的是尽量少换。能换一个字，不换两个字；能换半行，不换一行；能换一行，不换两行；实在不行，才整版替换。由于《赵城金藏》与《再刻高丽藏》都是《开宝藏》的覆刻本，字体相近，版式一致，甚至同一版上诸文字的相对位置也基本相同。所以早期《中华藏》的宣传资料曾称这种修版可达“天衣无缝之效”。
1994年，我在日本访学。某天在一个研究班上，藤枝晃先生提出：《赵城金藏》版片运到大都以后，曾依据《辽藏》修版。我当时请教：这一新观点的依据是什么？藤枝晃先生回答：依据就是中国新出版的《中华大藏经》，上面有明显的修版痕迹。我吃了一惊，连忙说明：《中华大藏经》的修版是中华藏编辑局做的。藤枝晃先生没说什么，表情愕然。回国以后，我向任先生作了汇报，并建议今后不要再讲“《中华藏》以《赵城藏》为底本”，改为“《中华藏》以《赵城藏》为基础，经过修版，形成《中华藏》本”。任先生接受了这一建议，并把这一表述写在他为《中华大藏经·总目》所写的序言中。进而交代我要编纂《中华大藏经》版本目录，向后人交代我们修版、补版的情况。
这里顺便讲一下，前些年某出版社影印出版的《赵城金藏》，实际是将《中华藏》中经过修版的《赵城金藏》部分抽出，重新制版影印，是一部假的《赵城金藏》。如按照该影印本来研究《赵城金藏》，复原《赵城金藏》，是要上当的。
再讲经验。
1982年，笔者随同童玮先生考察云南图书馆藏佛教典籍时，发现32册元代大藏经零本，版别不清。经童玮先生与笔者考订，这是一部前此从来不为人们所知的大藏经。虽然32册零本的版式相同，但从纸张、板框大小考察，这些零本实际是两批印本。那么，这两批印本是否属于同一种藏经呢？
非常凑巧，两批印本各存有一册《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二百六十六，其中一卷首尾俱全（属第一批），一卷首存尾残（属第二批）。这两卷经版框宽窄不一，印刷用纸各异。但细审笔划特征则完全一致，连破笔、裂缝乃至栏线的残断都毫发不差。由此证明，这两卷印本是由同一种版片刷印的。也就是说，二批经卷属于同一部藏经。版框宽窄不一，当由于印刷时间先后不同之故。盖木版历时，因各种因素缩版、涨版，使得同一版片印出的书籍版框大小有别，这在古籍中是常见的。后来我们把这批藏经定名为《元官藏》。
如果我们考察的不是原卷，而是影印本。如果该影印本在出版过程中被人修版、描饰板框，则无疑会误导我们的研究。所以，1994年笔者在日本访学时遇到来访的刘俊文先生，当时他正在主持影印《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向我介绍情况，并说：为了修版、修饰框线，付出了大量劳动。我便叙述了《中华藏》的教训以及在云南的经历，建议他千万不要修版。后来他告诉我，当夜便打电话到国内，停止修版。
总之，古籍影印不宜修版。国内外现在有些古籍影印，残烂处均一任其旧，而将拟补文字用铅字印刷在相应的残烂处天头。我认为这是一种值得提倡的好方法。这种方法既保留了古籍的原貌，又体现了整理者的工作；既向读者提供了完整的古籍信息，也为读者扫清阅读的障碍；这样做，还免除了古籍影印中描版、修版等种种吃力不讨好的工作。
[1]周一良：《周一良读书题记》，海豚出版社，2012年12月，第1～2页。
[2]这与80年代的缩微照相技术水平也有关。笔者其后在国图工作时，曾检视过国图所藏《赵城金藏》。原卷虽有霉烂等情，但文字与霉斑、水渍颜色不同，所有的文字均清晰可辨。但在80年代的缩微胶卷上，由于缺乏层次色差，文字与霉斑、水渍往往模糊一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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