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券时报：防通胀控风险 更加重视消费增长
近期中央和各部委密集释放积极的政策信号，及时回应市场热点。稳定市场预期的系列举措引发市场关注。对于政策如何进一步稳增长、稳市场、提振信心，证券时报记者采访了多位宏观经济领域的专家学者，他们就如何应对输入型通胀、提振消费、稳定平台企业预期、防范金融风险等市场颇为关心的问题，提出了建议。
宏观政策要为应对
全球通胀冲击做好准备
3月16日，金融委召开专题会议后，人民银行、财政部、证监会、银保监会等部门相继发声，并出台落地了积极的政策举措。多位专家学者认为，当前宏观调控的政策空间依然充足，特别是面对全球通胀等外部因素冲击，财政政策还可以更加积极有为，货币政策也需进一步营造出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
自年初以来，财税部门与人民银行通过多种政策工具，积极助力经济“开门红”。不过，近期国际局势动荡加深了全球经济金融的不确定性，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院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前副总裁朱民强调，我国宏观政策要为应对全球通胀冲击做好准备。他指出，2022年世界经济将走向滞胀，而中国是大宗商品进口国，当前的外部环境不确定性使得大宗商品价格、能源价格进一步提升，未来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和工业生产者价格指数（PPI）差距或将扩大。中国需要做好政策准备来妥善应对全球通胀冲击和危机。
经济发展若想行稳致远，迈出的每一步都要稳健扎实。关于宏观经济运行，金融委专题会议要求，切实振作一季度经济，积极出台对市场有利的政策。
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李扬认为，目前，财政政策还存在较大扩张余地。1~2月的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增速尚低于收入增速，可以认为积极的财政政策仍存在发力空间。
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院长贾康对证券时报记者表示，在今年和未来一段时间内，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要在供需互动的过程中，把主要的政策着力点放在托升经济景气并使经济运行进入合理区间的具体目标上。而房地产在未来很长时间内都必然是中国的支柱产业，若要实现健康长效发展，未来最大的可能性就是投融资调整走向宽松。
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曾刚对记者表示，虽然此前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已经有所下调，但长端利率仍然偏高，对于中长期融资特别是按揭贷款等不太友好。可以考虑适度调降中长端利率水平，让利率期限结构保持在一个合理水平。
“从近期的数据可以看到，实体经济对于信贷的需求疲软是掣肘宽信用的核心问题。”曾刚认为，应该更多在疏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方面下功夫，做好政府投资项目和社会资本、金融资本的衔接，政府资金撬动社会资本，金融资本提供相应的信贷支持，由此形成正向循环。
加力需求侧管理
提振消费能力和信心
1~2月份数据表明，国内消费市场仍在平稳复苏。不过以年度来看，消费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度仍未恢复到疫情之前，人均消费水平的增速也在放缓。3月以来，全国各地新冠肺炎疫情多发，疫情与消费表现具有强关联，预计将体现在后续公布的经济数据中。李扬表示，住户部门各类贷款增速均有不用程度下行，市场预期转弱。
必须看到，消费是经济稳定运行的“压舱石”，接受记者采访的专家也多强调当前阶段需要更加关注消费增长，特别是居民消费增长应该被放到一个更加重要的位置。
李扬认为，收入增长缓慢、债务负担重、疫情反复是拖累消费的三个主要原因。其中，收入增长缓慢与三次分配密切相关，初次分配中工资太低，如果体制性分配上不去，后面的分配不可能扭转大局。
“我国消费潜力巨大，但想要可持续地释放消费潜力，源头活水一定是有效投资提供就业和老百姓收入增长，才能形成货币购买力去实现消费行为。”贾康表示，有效投资带来的是以投资形成的就业机会以及经济社会发展的后劲，是形成消费环境的大前提。在具备大前提后，还需要解除消费群体的后顾之忧。
“我仍然坚持这两年来的呼吁——给老百姓发现金促消费。”北大国发院院长姚洋说，比如从今年促进地方投资的3.65万亿元专项债中拿出三分之一来增加消费，平均分发给老百姓，以电子货币的形式让大家限期使用。通过消费乘数计算可知，可以带动4.5万亿元至6万亿元的消费，可以形成相当大的消费规模。
京东集团首席经济学家沈建光表示，从跟踪北京、哈尔滨、香港等地发放消费券的撬动情况来看，发放消费券对于消费恢复确实作出了较大贡献。建议优先考虑发放数字人民币消费券。
加快完善法规
稳定平台企业预期
在曾刚看来，中央层面已经给出了平台经济规范与发展的明确方向，金融委专题会议透露出来的信息表明，对于部分平台企业的整改已经形成了方案，并将按照方案稳妥推进整改，且有望尽快完成。有关部门也提出了各自的计划。总体来看，政策导向是非常正面积极的。下一步企业应该根据国家相关部门的要求，做好整改工作，充分发挥自身的技术、资金等优势，依法合规发展，为稳增长发挥更多作用。
中央财经大学财经研究院数字财经研究中心执行主任陈波对证券时报记者表示，一段时间以来，平台公司在完善公司治理、加强个人隐私保护、合规金融板块业务等方面已经取得一定进展和成效。目前平台企业正持续积极对照监管要求，有序落实整改要求，进一步理顺业务板块的关系。
“不过，当前平台企业发展面临的不确定性远不止反垄断。中概股中有相当数量的企业是比较大的平台企业，这也给国内金融稳定带来压力。”陈波说，国内监管部门对于平台企业反垄断、数据安全方面的强监管告一段落，但真正实现规范和发展并行还需要一段时间。
对于下一步建立健全平台经济治理制度体系，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院长余晓晖表示，2021年以来出台的政策法规和进行的执法行动已经回应了平台经济治理中的部分热点问题。下一步建议围绕竞争、数据、算法等共性要素建立通用性监管规则体系，加快完善相关法律和配套规定，又要强化监管部门的人才队伍建设，建立监管部门对平台经济各细分领域的市场调查监测制度。此外，还需结合中国国情，从社会性和公共性等角度加强针对超大型平台的专门监管规则研究。
证券时报记者近日从接近监管部门人士处了解到，中美双方监管机构正在相向而行，努力寻求解决问题的方案，以尽快实现有效、可持续的审计监管合作。同时，近期拟赴美上市企业震坤行拿到了中国监管部门出具的无异议回复。这表明监管部门继续支持符合条件的企业到境外上市，努力保持境外上市渠道畅通。此外，证监会4月2日就修订《关于加强在境外发行证券与上市相关保密和档案管理工作的规定》公开征求意见。这些举措都向市场释放了积极信号。
金融防风险重在房地产
化解工作需综合施策
去年下半年以来，房企融资端明显承压，销售端受市场持续下行影响，房企回款难度加大。从今年以来的房地产市场表现来看，仍有不少房企面临融资与回款的挑战。金融委专题会议要求，对房企要及时研究和提出有力有效的防范化解风险应对方案，提出向新发展模式转型的配套措施。
曾刚指出，房地产金融风险是今年金融防风险一项重点任务，房地产行业所涉及上下游产业链较长，对中国经济的贡献度不低，且不论是购房端还是卖房端都与金融体系高度关联。不能低估房地产行业持续下行可能导致的金融风险。另一方面，小微企业作为经济运行的毛细血管，其受疫情的冲击可能会进一步影响到整体经济运行、金融运行以及就业，因此支持中小微企业纾困解难也是今年防风险的重要内容。
在曾刚看来，实现房地产市场良性循环机制需要综合施策，不仅在金融层面需要对房地产融资、购房按揭等适度放松优化，还要有序推进特定的相关企业风险化解工作，尽可能稳定市场预期，降低不确定性。
此外，北大数字金融研究中心主任黄益平还提到了对两方面金融风险的担忧，一方面是由于融资平台和政府的高杠杆，部分地方面临区域性金融风险；另一方面则是近年来发放了较多贷款的中小银行所潜藏的金融风险。
近期中央和各部委密集释放积极的政策信号，及时回应市场热点。稳定市场预期的系列举措引发市场关注。对于政策如何进一步稳增长、稳市场、提振信心，证券时报记者采访了多位宏观经济领域的专家学者，他们就如何应对输入型通胀、提振消费、稳定平台企业预期、防范金融风险等市场颇为关心的问题，提出了建议。
宏观政策要为应对
全球通胀冲击做好准备
3月16日，金融委召开专题会议后，人民银行、财政部、证监会、银保监会等部门相继发声，并出台落地了积极的政策举措。多位专家学者认为，当前宏观调控的政策空间依然充足，特别是面对全球通胀等外部因素冲击，财政政策还可以更加积极有为，货币政策也需进一步营造出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
自年初以来，财税部门与人民银行通过多种政策工具，积极助力经济“开门红”。不过，近期国际局势动荡加深了全球经济金融的不确定性，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院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前副总裁朱民强调，我国宏观政策要为应对全球通胀冲击做好准备。他指出，2022年世界经济将走向滞胀，而中国是大宗商品进口国，当前的外部环境不确定性使得大宗商品价格、能源价格进一步提升，未来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和工业生产者价格指数（PPI）差距或将扩大。中国需要做好政策准备来妥善应对全球通胀冲击和危机。
经济发展若想行稳致远，迈出的每一步都要稳健扎实。关于宏观经济运行，金融委专题会议要求，切实振作一季度经济，积极出台对市场有利的政策。
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李扬认为，目前，财政政策还存在较大扩张余地。1~2月的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增速尚低于收入增速，可以认为积极的财政政策仍存在发力空间。
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院长贾康对证券时报记者表示，在今年和未来一段时间内，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要在供需互动的过程中，把主要的政策着力点放在托升经济景气并使经济运行进入合理区间的具体目标上。而房地产在未来很长时间内都必然是中国的支柱产业，若要实现健康长效发展，未来最大的可能性就是投融资调整走向宽松。
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曾刚对记者表示，虽然此前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已经有所下调，但长端利率仍然偏高，对于中长期融资特别是按揭贷款等不太友好。可以考虑适度调降中长端利率水平，让利率期限结构保持在一个合理水平。
“从近期的数据可以看到，实体经济对于信贷的需求疲软是掣肘宽信用的核心问题。”曾刚认为，应该更多在疏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方面下功夫，做好政府投资项目和社会资本、金融资本的衔接，政府资金撬动社会资本，金融资本提供相应的信贷支持，由此形成正向循环。
加力需求侧管理
提振消费能力和信心
1~2月份数据表明，国内消费市场仍在平稳复苏。不过以年度来看，消费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度仍未恢复到疫情之前，人均消费水平的增速也在放缓。3月以来，全国各地新冠肺炎疫情多发，疫情与消费表现具有强关联，预计将体现在后续公布的经济数据中。李扬表示，住户部门各类贷款增速均有不用程度下行，市场预期转弱。
必须看到，消费是经济稳定运行的“压舱石”，接受记者采访的专家也多强调当前阶段需要更加关注消费增长，特别是居民消费增长应该被放到一个更加重要的位置。
李扬认为，收入增长缓慢、债务负担重、疫情反复是拖累消费的三个主要原因。其中，收入增长缓慢与三次分配密切相关，初次分配中工资太低，如果体制性分配上不去，后面的分配不可能扭转大局。
“我国消费潜力巨大，但想要可持续地释放消费潜力，源头活水一定是有效投资提供就业和老百姓收入增长，才能形成货币购买力去实现消费行为。”贾康表示，有效投资带来的是以投资形成的就业机会以及经济社会发展的后劲，是形成消费环境的大前提。在具备大前提后，还需要解除消费群体的后顾之忧。
“我仍然坚持这两年来的呼吁——给老百姓发现金促消费。”北大国发院院长姚洋说，比如从今年促进地方投资的3.65万亿元专项债中拿出三分之一来增加消费，平均分发给老百姓，以电子货币的形式让大家限期使用。通过消费乘数计算可知，可以带动4.5万亿元至6万亿元的消费，可以形成相当大的消费规模。
京东集团首席经济学家沈建光表示，从跟踪北京、哈尔滨、香港等地发放消费券的撬动情况来看，发放消费券对于消费恢复确实作出了较大贡献。建议优先考虑发放数字人民币消费券。
加快完善法规
稳定平台企业预期
在曾刚看来，中央层面已经给出了平台经济规范与发展的明确方向，金融委专题会议透露出来的信息表明，对于部分平台企业的整改已经形成了方案，并将按照方案稳妥推进整改，且有望尽快完成。有关部门也提出了各自的计划。总体来看，政策导向是非常正面积极的。下一步企业应该根据国家相关部门的要求，做好整改工作，充分发挥自身的技术、资金等优势，依法合规发展，为稳增长发挥更多作用。
中央财经大学财经研究院数字财经研究中心执行主任陈波对证券时报记者表示，一段时间以来，平台公司在完善公司治理、加强个人隐私保护、合规金融板块业务等方面已经取得一定进展和成效。目前平台企业正持续积极对照监管要求，有序落实整改要求，进一步理顺业务板块的关系。
“不过，当前平台企业发展面临的不确定性远不止反垄断。中概股中有相当数量的企业是比较大的平台企业，这也给国内金融稳定带来压力。”陈波说，国内监管部门对于平台企业反垄断、数据安全方面的强监管告一段落，但真正实现规范和发展并行还需要一段时间。
对于下一步建立健全平台经济治理制度体系，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院长余晓晖表示，2021年以来出台的政策法规和进行的执法行动已经回应了平台经济治理中的部分热点问题。下一步建议围绕竞争、数据、算法等共性要素建立通用性监管规则体系，加快完善相关法律和配套规定，又要强化监管部门的人才队伍建设，建立监管部门对平台经济各细分领域的市场调查监测制度。此外，还需结合中国国情，从社会性和公共性等角度加强针对超大型平台的专门监管规则研究。
证券时报记者近日从接近监管部门人士处了解到，中美双方监管机构正在相向而行，努力寻求解决问题的方案，以尽快实现有效、可持续的审计监管合作。同时，近期拟赴美上市企业震坤行拿到了中国监管部门出具的无异议回复。这表明监管部门继续支持符合条件的企业到境外上市，努力保持境外上市渠道畅通。此外，证监会4月2日就修订《关于加强在境外发行证券与上市相关保密和档案管理工作的规定》公开征求意见。这些举措都向市场释放了积极信号。
金融防风险重在房地产
化解工作需综合施策
去年下半年以来，房企融资端明显承压，销售端受市场持续下行影响，房企回款难度加大。从今年以来的房地产市场表现来看，仍有不少房企面临融资与回款的挑战。金融委专题会议要求，对房企要及时研究和提出有力有效的防范化解风险应对方案，提出向新发展模式转型的配套措施。
曾刚指出，房地产金融风险是今年金融防风险一项重点任务，房地产行业所涉及上下游产业链较长，对中国经济的贡献度不低，且不论是购房端还是卖房端都与金融体系高度关联。不能低估房地产行业持续下行可能导致的金融风险。另一方面，小微企业作为经济运行的毛细血管，其受疫情的冲击可能会进一步影响到整体经济运行、金融运行以及就业，因此支持中小微企业纾困解难也是今年防风险的重要内容。
在曾刚看来，实现房地产市场良性循环机制需要综合施策，不仅在金融层面需要对房地产融资、购房按揭等适度放松优化，还要有序推进特定的相关企业风险化解工作，尽可能稳定市场预期，降低不确定性。
此外，北大数字金融研究中心主任黄益平还提到了对两方面金融风险的担忧，一方面是由于融资平台和政府的高杠杆，部分地方面临区域性金融风险；另一方面则是近年来发放了较多贷款的中小银行所潜藏的金融风险。
好希望现在过的每一天都是一场梦，梦醒了，我还会看到宸宸甜甜的笑脸，看到乐乐在帮我拿尿不湿来给宸宸，看到我在帮宸宸做排气操，看到乐乐叫我帮他和宸宸拍照，好想回到两年前的过去，是我没有守护好宸宸，没有保护好乐乐的弟弟。老天爷为什么要这样对我，我自认是一个善良的人，为什么好人就没有好报呢，现在让我的后半生就在这样的痛苦中度过，我是可以往前走，可是过去也一样深深的刻在我的脑海里，每个不经意的瞬间都会让我想起。也许余生我就带着这个痛苦过下去吧，反正我眼里的光早在两年前就消失了，也不会有人能和我感同身受，痛苦只有自己慢慢承受。#情感[超话]##日常[超话]# https://t.cn/R2Wxmx8
#传古维新# 【方广锠：古籍影印不宜修版】
利用现代印刷技术影印古籍，滥觞于古人的临摹、拓碑、刻帖、影抄、影刻。与古人的技法相比，现代影印技术可以使常人难得一见的古籍化身千百且惟妙惟肖，既让稀珍古籍更好地为读者服务，又解决古籍的保护与使用这一对矛盾。这对保护与弘扬民族文化、推进学术发展均起到极大的作用。故近百年来，古籍影印已经成为古籍整理的重要方法，各种类型的影印古籍不断推出。
存世古籍在千百年的流传过程中，难免有残破、损坏等情。因此，在出版影印古籍的时候，如何处理其残损处，成为古籍整理、出版界必须面对的一个问题。
上世纪上半叶起，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一大批影印古籍，也形成一整套处理残损古籍的模式，其基本方法就是修版。即采用“仿写”、“套字”乃至最费工夫的“手工描润”，尽量恢复古籍残损处的原貌。有的文章介绍，经过这些仿写、套字和手工描润等妙手回春的工序，即便是邋遢本，也能重现精刻风貌。商务印书馆的上述方法，至今仍对古籍的影印出版有着较大的影响，甚至被某些出版社视为古籍影印的规范性做法。
但笔者认为这种方法值得商榷。
影印古籍，贵在“存真”。古籍的价值不仅仅在其所承载的文献，还兼有文物、文字等两个方面的研究价值。古籍整理，如何尽可能全面地保存其文物、文献、文字等各方面的研究信息与价值，使我们必须予以严重关注的。
这里首先是一个指导思想的问题。人们在长年的古籍文物修复实践中，提出“整旧如旧”这一指导思想，这无疑是正确的。但如何理解这一思想，则因人而异。上世纪90年代初，中国国家图书馆开始修复敦煌遗书前，我们曾经对此指导思想进行过认真的讨论。我们认为，所谓的“整旧如旧”，不是企图恢复该遗书没有损坏以前的原貌，“如”古代的“旧”。古代的那个“旧”，不可能再恢复。而应尽可能保持该遗书修复前的原貌。所谓“尽可能保持该遗书修复前的原貌”，就是在修复工作中仅仅使该遗书的残破部分得到养护，绝不使遗书其他部分的现有状况产生任何形态上的改变。在修复工作中，要最大限度地保留敦煌遗书文物、文献、文字原有的各种信息，不能使我们的修复工作干扰敦煌遗书原有的研究信息，误导研究者。
古籍影印，应该遵循同样的指导思想。
先举一个周一良先生提到的事情。
《周一良读书题记》1922年《孝经》条，介绍该书为“上海涵芬楼借江阴缪氏藏传是楼影写宋相台本影印”，封面有周叔韬题记，谓：“乙丑十二月得传是楼所藏宋刊本对阅过一过，无一字差。盖宋本刻画精好，故影写时无脱讹，惟小圈间有失写处。刻工姓氏曰寿昌、曰翁凡二人，此本不录。卷末木记为宋本所无，盖从他经移附此后，若不见宋本原书，无以正此失矣。”[1]
由于周叔韬用宋刊原本查核涵芬楼本，略掉了缪氏影写本这一环节。所以，产生周叔韬题记所述问题的原因，到底出于缪氏之影写本，还是出于涵芬楼的影印工作，还是两者不同程度均有问题，有待查考。但因影写或影印而使原书失真，其理则一。
笔者在以往的实践中，在古籍修版问题上，既有过正面的经验，也有过反面的教训。
先讲教训。
众所周知，由任继愈先生主持的《中华大藏经》最初计划以《赵城金藏》为底本影印。因为《赵城金藏》全藏共计6980卷，而中国国家图书馆所藏不足5000卷。《中华大藏经》原计划为百衲本，不足部分可以利用其他藏经的经本补足，故不是问题。当时最大的困难是：为了防止日寇掠夺，当年八路军将《赵城金藏》从广胜寺抢救出来。在战争年代，这批藏经有过藏身煤窑、多次转运等诸多曲折经历，解放初期交送国图时，不少经卷霉烂破损，有些甚至粘结成棍。国图聘请四位装修技师，花费10年功夫完成对它们的修复。但卷面的霉痕、水渍已无法去除，残破的部分也无从补足。因此，国图交给中华大藏经编辑局的缩微胶卷，不少经卷的卷面一片模糊，文字难以辨认[2]。为了尽量利用《赵城金藏》这一稀世孤本，中华藏编辑局当时的思路是：第一，能够修版的，尽量在照片上修版。中华藏编辑局为此付出大量艰辛的劳动，但后来发现问题不少。比如修版人员年轻、视力好，但她们既不懂繁体字，更不懂佛教。于是出现把“菩萨”修成“苦萨”的笑话。为此，我们又安排几位老先生，对修版后的照片逐一校对。即使如此，也不能保证百分之百准确。第二，对版面无法描修的黑坨、残缺，采用《再刻高丽藏》替换。同样出于“尽量利用《赵城金藏》”这一思路，当时的原则的是尽量少换。能换一个字，不换两个字；能换半行，不换一行；能换一行，不换两行；实在不行，才整版替换。由于《赵城金藏》与《再刻高丽藏》都是《开宝藏》的覆刻本，字体相近，版式一致，甚至同一版上诸文字的相对位置也基本相同。所以早期《中华藏》的宣传资料曾称这种修版可达“天衣无缝之效”。
1994年，我在日本访学。某天在一个研究班上，藤枝晃先生提出：《赵城金藏》版片运到大都以后，曾依据《辽藏》修版。我当时请教：这一新观点的依据是什么？藤枝晃先生回答：依据就是中国新出版的《中华大藏经》，上面有明显的修版痕迹。我吃了一惊，连忙说明：《中华大藏经》的修版是中华藏编辑局做的。藤枝晃先生没说什么，表情愕然。回国以后，我向任先生作了汇报，并建议今后不要再讲“《中华藏》以《赵城藏》为底本”，改为“《中华藏》以《赵城藏》为基础，经过修版，形成《中华藏》本”。任先生接受了这一建议，并把这一表述写在他为《中华大藏经·总目》所写的序言中。进而交代我要编纂《中华大藏经》版本目录，向后人交代我们修版、补版的情况。
这里顺便讲一下，前些年某出版社影印出版的《赵城金藏》，实际是将《中华藏》中经过修版的《赵城金藏》部分抽出，重新制版影印，是一部假的《赵城金藏》。如按照该影印本来研究《赵城金藏》，复原《赵城金藏》，是要上当的。
再讲经验。
1982年，笔者随同童玮先生考察云南图书馆藏佛教典籍时，发现32册元代大藏经零本，版别不清。经童玮先生与笔者考订，这是一部前此从来不为人们所知的大藏经。虽然32册零本的版式相同，但从纸张、板框大小考察，这些零本实际是两批印本。那么，这两批印本是否属于同一种藏经呢？
非常凑巧，两批印本各存有一册《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二百六十六，其中一卷首尾俱全（属第一批），一卷首存尾残（属第二批）。这两卷经版框宽窄不一，印刷用纸各异。但细审笔划特征则完全一致，连破笔、裂缝乃至栏线的残断都毫发不差。由此证明，这两卷印本是由同一种版片刷印的。也就是说，二批经卷属于同一部藏经。版框宽窄不一，当由于印刷时间先后不同之故。盖木版历时，因各种因素缩版、涨版，使得同一版片印出的书籍版框大小有别，这在古籍中是常见的。后来我们把这批藏经定名为《元官藏》。
如果我们考察的不是原卷，而是影印本。如果该影印本在出版过程中被人修版、描饰板框，则无疑会误导我们的研究。所以，1994年笔者在日本访学时遇到来访的刘俊文先生，当时他正在主持影印《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向我介绍情况，并说：为了修版、修饰框线，付出了大量劳动。我便叙述了《中华藏》的教训以及在云南的经历，建议他千万不要修版。后来他告诉我，当夜便打电话到国内，停止修版。
总之，古籍影印不宜修版。国内外现在有些古籍影印，残烂处均一任其旧，而将拟补文字用铅字印刷在相应的残烂处天头。我认为这是一种值得提倡的好方法。这种方法既保留了古籍的原貌，又体现了整理者的工作；既向读者提供了完整的古籍信息，也为读者扫清阅读的障碍；这样做，还免除了古籍影印中描版、修版等种种吃力不讨好的工作。
[1]周一良：《周一良读书题记》，海豚出版社，2012年12月，第1～2页。
[2]这与80年代的缩微照相技术水平也有关。笔者其后在国图工作时，曾检视过国图所藏《赵城金藏》。原卷虽有霉烂等情，但文字与霉斑、水渍颜色不同，所有的文字均清晰可辨。但在80年代的缩微胶卷上，由于缺乏层次色差，文字与霉斑、水渍往往模糊一片。
转自https://t.cn/A66Yhtgu
传古楼 https://t.cn/A66S3wUL
利用现代印刷技术影印古籍，滥觞于古人的临摹、拓碑、刻帖、影抄、影刻。与古人的技法相比，现代影印技术可以使常人难得一见的古籍化身千百且惟妙惟肖，既让稀珍古籍更好地为读者服务，又解决古籍的保护与使用这一对矛盾。这对保护与弘扬民族文化、推进学术发展均起到极大的作用。故近百年来，古籍影印已经成为古籍整理的重要方法，各种类型的影印古籍不断推出。
存世古籍在千百年的流传过程中，难免有残破、损坏等情。因此，在出版影印古籍的时候，如何处理其残损处，成为古籍整理、出版界必须面对的一个问题。
上世纪上半叶起，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一大批影印古籍，也形成一整套处理残损古籍的模式，其基本方法就是修版。即采用“仿写”、“套字”乃至最费工夫的“手工描润”，尽量恢复古籍残损处的原貌。有的文章介绍，经过这些仿写、套字和手工描润等妙手回春的工序，即便是邋遢本，也能重现精刻风貌。商务印书馆的上述方法，至今仍对古籍的影印出版有着较大的影响，甚至被某些出版社视为古籍影印的规范性做法。
但笔者认为这种方法值得商榷。
影印古籍，贵在“存真”。古籍的价值不仅仅在其所承载的文献，还兼有文物、文字等两个方面的研究价值。古籍整理，如何尽可能全面地保存其文物、文献、文字等各方面的研究信息与价值，使我们必须予以严重关注的。
这里首先是一个指导思想的问题。人们在长年的古籍文物修复实践中，提出“整旧如旧”这一指导思想，这无疑是正确的。但如何理解这一思想，则因人而异。上世纪90年代初，中国国家图书馆开始修复敦煌遗书前，我们曾经对此指导思想进行过认真的讨论。我们认为，所谓的“整旧如旧”，不是企图恢复该遗书没有损坏以前的原貌，“如”古代的“旧”。古代的那个“旧”，不可能再恢复。而应尽可能保持该遗书修复前的原貌。所谓“尽可能保持该遗书修复前的原貌”，就是在修复工作中仅仅使该遗书的残破部分得到养护，绝不使遗书其他部分的现有状况产生任何形态上的改变。在修复工作中，要最大限度地保留敦煌遗书文物、文献、文字原有的各种信息，不能使我们的修复工作干扰敦煌遗书原有的研究信息，误导研究者。
古籍影印，应该遵循同样的指导思想。
先举一个周一良先生提到的事情。
《周一良读书题记》1922年《孝经》条，介绍该书为“上海涵芬楼借江阴缪氏藏传是楼影写宋相台本影印”，封面有周叔韬题记，谓：“乙丑十二月得传是楼所藏宋刊本对阅过一过，无一字差。盖宋本刻画精好，故影写时无脱讹，惟小圈间有失写处。刻工姓氏曰寿昌、曰翁凡二人，此本不录。卷末木记为宋本所无，盖从他经移附此后，若不见宋本原书，无以正此失矣。”[1]
由于周叔韬用宋刊原本查核涵芬楼本，略掉了缪氏影写本这一环节。所以，产生周叔韬题记所述问题的原因，到底出于缪氏之影写本，还是出于涵芬楼的影印工作，还是两者不同程度均有问题，有待查考。但因影写或影印而使原书失真，其理则一。
笔者在以往的实践中，在古籍修版问题上，既有过正面的经验，也有过反面的教训。
先讲教训。
众所周知，由任继愈先生主持的《中华大藏经》最初计划以《赵城金藏》为底本影印。因为《赵城金藏》全藏共计6980卷，而中国国家图书馆所藏不足5000卷。《中华大藏经》原计划为百衲本，不足部分可以利用其他藏经的经本补足，故不是问题。当时最大的困难是：为了防止日寇掠夺，当年八路军将《赵城金藏》从广胜寺抢救出来。在战争年代，这批藏经有过藏身煤窑、多次转运等诸多曲折经历，解放初期交送国图时，不少经卷霉烂破损，有些甚至粘结成棍。国图聘请四位装修技师，花费10年功夫完成对它们的修复。但卷面的霉痕、水渍已无法去除，残破的部分也无从补足。因此，国图交给中华大藏经编辑局的缩微胶卷，不少经卷的卷面一片模糊，文字难以辨认[2]。为了尽量利用《赵城金藏》这一稀世孤本，中华藏编辑局当时的思路是：第一，能够修版的，尽量在照片上修版。中华藏编辑局为此付出大量艰辛的劳动，但后来发现问题不少。比如修版人员年轻、视力好，但她们既不懂繁体字，更不懂佛教。于是出现把“菩萨”修成“苦萨”的笑话。为此，我们又安排几位老先生，对修版后的照片逐一校对。即使如此，也不能保证百分之百准确。第二，对版面无法描修的黑坨、残缺，采用《再刻高丽藏》替换。同样出于“尽量利用《赵城金藏》”这一思路，当时的原则的是尽量少换。能换一个字，不换两个字；能换半行，不换一行；能换一行，不换两行；实在不行，才整版替换。由于《赵城金藏》与《再刻高丽藏》都是《开宝藏》的覆刻本，字体相近，版式一致，甚至同一版上诸文字的相对位置也基本相同。所以早期《中华藏》的宣传资料曾称这种修版可达“天衣无缝之效”。
1994年，我在日本访学。某天在一个研究班上，藤枝晃先生提出：《赵城金藏》版片运到大都以后，曾依据《辽藏》修版。我当时请教：这一新观点的依据是什么？藤枝晃先生回答：依据就是中国新出版的《中华大藏经》，上面有明显的修版痕迹。我吃了一惊，连忙说明：《中华大藏经》的修版是中华藏编辑局做的。藤枝晃先生没说什么，表情愕然。回国以后，我向任先生作了汇报，并建议今后不要再讲“《中华藏》以《赵城藏》为底本”，改为“《中华藏》以《赵城藏》为基础，经过修版，形成《中华藏》本”。任先生接受了这一建议，并把这一表述写在他为《中华大藏经·总目》所写的序言中。进而交代我要编纂《中华大藏经》版本目录，向后人交代我们修版、补版的情况。
这里顺便讲一下，前些年某出版社影印出版的《赵城金藏》，实际是将《中华藏》中经过修版的《赵城金藏》部分抽出，重新制版影印，是一部假的《赵城金藏》。如按照该影印本来研究《赵城金藏》，复原《赵城金藏》，是要上当的。
再讲经验。
1982年，笔者随同童玮先生考察云南图书馆藏佛教典籍时，发现32册元代大藏经零本，版别不清。经童玮先生与笔者考订，这是一部前此从来不为人们所知的大藏经。虽然32册零本的版式相同，但从纸张、板框大小考察，这些零本实际是两批印本。那么，这两批印本是否属于同一种藏经呢？
非常凑巧，两批印本各存有一册《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二百六十六，其中一卷首尾俱全（属第一批），一卷首存尾残（属第二批）。这两卷经版框宽窄不一，印刷用纸各异。但细审笔划特征则完全一致，连破笔、裂缝乃至栏线的残断都毫发不差。由此证明，这两卷印本是由同一种版片刷印的。也就是说，二批经卷属于同一部藏经。版框宽窄不一，当由于印刷时间先后不同之故。盖木版历时，因各种因素缩版、涨版，使得同一版片印出的书籍版框大小有别，这在古籍中是常见的。后来我们把这批藏经定名为《元官藏》。
如果我们考察的不是原卷，而是影印本。如果该影印本在出版过程中被人修版、描饰板框，则无疑会误导我们的研究。所以，1994年笔者在日本访学时遇到来访的刘俊文先生，当时他正在主持影印《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向我介绍情况，并说：为了修版、修饰框线，付出了大量劳动。我便叙述了《中华藏》的教训以及在云南的经历，建议他千万不要修版。后来他告诉我，当夜便打电话到国内，停止修版。
总之，古籍影印不宜修版。国内外现在有些古籍影印，残烂处均一任其旧，而将拟补文字用铅字印刷在相应的残烂处天头。我认为这是一种值得提倡的好方法。这种方法既保留了古籍的原貌，又体现了整理者的工作；既向读者提供了完整的古籍信息，也为读者扫清阅读的障碍；这样做，还免除了古籍影印中描版、修版等种种吃力不讨好的工作。
[1]周一良：《周一良读书题记》，海豚出版社，2012年12月，第1～2页。
[2]这与80年代的缩微照相技术水平也有关。笔者其后在国图工作时，曾检视过国图所藏《赵城金藏》。原卷虽有霉烂等情，但文字与霉斑、水渍颜色不同，所有的文字均清晰可辨。但在80年代的缩微胶卷上，由于缺乏层次色差，文字与霉斑、水渍往往模糊一片。
转自https://t.cn/A66Yhtgu
传古楼 https://t.cn/A66S3wUL
✋热门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