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勤路上，一个面无表情的脑内“戏精”》 文｜读者：马臭臭
我在北京工作，就职于互联网公司，用行业术语来做自我介绍的话，我的用户画像包含如下几个关键词：女生，90后，软件园，回龙观。我的白天与青春全都奉献给了软件园，夜晚则属于回龙观。不过我相信，命中以上条件的人群，肯定在不少数。
本来，我打算找个步行即可上班的房源，奈何公司附近人多房少，十平米的单间，房租大概要三千块，因此我只能退而求其次，将租房范围扩大，于是就搬到了“码农”密集的回龙观一带。
从我住的地方到公司，直线距离将近六公里，实际路程大概九公里。北京的交通四通八达，但这一段却没有一班可以直达的公共交通。
所以我的通勤方式有以下几种：我可以选择步行二十分钟或者坐两三站公交到达地铁站，坐一站四分钟的地铁在西二旗站下车，出地铁后步行几百米，到公司的摆渡车站点，再乘坐摆渡车行驶两公里到达公司；我也可以选择打车或者骑共享单车出行。这几种方式所耗费的时间差不多，均在一小时左右。
其实相比距离公司几十公里的同事来说，我的通勤算是便捷并且可选择的，而如何通勤，取决于多个因素：当天星期几，是否雨雪天，是否生理期，是否想“摸鱼”。
通勤，是每个身在北京的职场打工人不得不说的故事。
除了雨雪大风天气和身体不适外，我基本不会选择地铁出行，太拥挤。只有一个进站口，外面一侧墙见方的区域，被钢铁护栏隔成十几列，早高峰时段，还需要蛇形排队。
虽然地铁两三分钟一趟，但趟趟人满为患，车门一开，下车的人寥寥，看似只能容纳一两个人的空地，每次也都会有十个八个人硬着头皮挤进去，排在中间的，基本上脚不沾地就能被拥架上去，摔了都顾不上尴尬。人一多，就难免有人插队，插队的人本来排在队尾，未等前面的人行动，便瞬间窜过来，上不去就顺势站在第一位，很多时候，没有人指责，大概在互联网工作的人都有点“社恐”，也有可能是不想因此引发争吵，从而影响了一整天的心情。
胸闷、焦虑、怕跟别人踩着撞着，每当此时，我都后悔为什么不早些出门，但是被窝里真舒服，尤其是冬天，多躺一分钟就好像能多获取一小时的能量。早晚高峰的地铁里没有舒适的社交距离，总让我想代入《甄嬛传》里华妃娘娘的那句：可是去上班的人真多啊，多得让我生气，你试过从八点排队到八点半也上不去车的滋味吗？
我死命又漠然地盯着某个点，醉心于自己的胡乱琢磨——怎么会有这么多人！大家都打算留在北京吗？当初我为什么来？想起来了，为了我的梦想与热爱。我喜欢这里浓浓的文化和历史底蕴，儿时课文书里提到的地方，可以抬脚就去；各种各样的话剧展览，第一时间就能感受欣赏；那些知名的公司企业，也会有去工作的机会。现在想想这些，我依然觉得无比欣慰。
作为地铁十三号线与昌平线的重要换乘枢纽，西二旗站的吞吐量，在整个北京都榜上有名，它就像互联网从业者的耶路撒冷，站内的广告位永远被各种招聘和职场类的APP占满，它就这样从早到晚，见证着无数人的加班升职，来往匆忙。
软件园里大厂云集，百度、新浪、网易、联想、滴滴，都只相隔一条马路，后来腾讯也搬到了这里，拥堵程度可想而知，两公里的路程，有时摆渡车要行驶半个小时，甚至不如步行来得快。
尤其在周五晚上。周末的序曲从周五下午拉开，辛苦工作了一周，彼时，同事们的表情和语调不自觉变得轻松欢快，互侃的频率较前四天直线上升，下班时间一到，大家从公司大楼鱼贯而出，地图上的路况显示瞬间变为深红色，但即使堵车，人们也不急不躁，刷着手机聊着天，仿佛周五晚上的时间无限长，可以随意挥霍。
雨雪天比周五晚上更可怕，在雨雪天能顺利打上车，是需要很大运气的。有一次下班正逢下雨，我本计划打车回家，订单发出，显示前面还有一百多人在排队，预计等待一个小时，我便先去食堂吃饭，饭毕，终于轮到我，但页面提示附近司机较少，正在扩大派单范围，不过最后仍是无人接单，订单被系统自动取消。我欲哭无泪。
等我赚了大钱的，就在离公司最近的地方买个房子，什么堵车、打车都与我无关！这种时候我经常这么想。不过转念一想，赚了大钱之后我还会在这里工作吗？在这里工作会赚到大钱吗？好像都不会。我跟老家的朋友抱怨，朋友说要不要考虑回来，没有户籍限制，没有租房和通勤压力，朝九晚五，也挺舒服安逸。
但回到老家，我能干什么呢？如果不回去，我要一直这样工作吗？工作的意义仅仅是为了赚大钱吗？我想起《老友记》里的钱德勒，作为一名数据分析师，他有着令人艳羡的独立办公室和极高的薪水，但这不是他喜欢的工作，尤其是在发现罗斯爱恐龙、瑞秋爱时尚、莫妮卡爱烹饪，而他们都在做着自己热爱的工作时，后来他终于鼓起勇气，选择从事自己一直向往的广告行业。
扪心自问，我的工作是我热爱的吗？我现在的生活是我想要的吗？人生的意义究竟是什么呢？通勤途中，真让人迷茫。
因此多数情况下，如果天晴能扫码，我都会选择骑共享单车上班。一站直达，就不会思考太多无解的问题。九公里，正好与我们老家到县城最繁华地段的距离一样，所以骑车时，我经常能想起小时候去城里，我坐在自行车前梁上，那时我觉得路程好长好长，长到我昏昏欲睡，屁股硌得生疼。
如今，可能是随着年纪的增长，对时间和距离的感受有了变化，也可能是参照物更多，数不尽的高楼商厦，路旁总有花，三月有桃花，五月有月季，七月有牵牛。四十分钟，我听音乐或听书，看经过的车牌，数红灯的秒数，想想三餐吃什么，总觉得路程没那么远了。
骑车通勤的人很多，回龙观有一条自行车专用路，这条路平坦开阔，抬头远眺，青山清晰可见，它有一段与地铁轨道平行，每隔几分钟，就有地铁隆隆而过，下班的时候，高楼里万家灯火，马路上霓虹闪烁。我不再想这个月的KPI有没有完成，也不会想买房买车，更不会想生活中的纷繁琐事，那一刻，我还是那个骑着单车的无忧少年。
五六年来，在软件园和回龙观这两点之间，地铁、打车、单车，各种通勤方式，我交替尝试。这条通勤路上，这段二三十岁的人生路上，每天都有无数的同行者，却又好像只有我一个。在路上，我从未停止思考，尽管我思考的事情，有的没有答案，有的毫无用处，但我同样享受其中。
我在北京工作，就职于互联网公司，用行业术语来做自我介绍的话，我的用户画像包含如下几个关键词：女生，90后，软件园，回龙观。我的白天与青春全都奉献给了软件园，夜晚则属于回龙观。不过我相信，命中以上条件的人群，肯定在不少数。
本来，我打算找个步行即可上班的房源，奈何公司附近人多房少，十平米的单间，房租大概要三千块，因此我只能退而求其次，将租房范围扩大，于是就搬到了“码农”密集的回龙观一带。
从我住的地方到公司，直线距离将近六公里，实际路程大概九公里。北京的交通四通八达，但这一段却没有一班可以直达的公共交通。
所以我的通勤方式有以下几种：我可以选择步行二十分钟或者坐两三站公交到达地铁站，坐一站四分钟的地铁在西二旗站下车，出地铁后步行几百米，到公司的摆渡车站点，再乘坐摆渡车行驶两公里到达公司；我也可以选择打车或者骑共享单车出行。这几种方式所耗费的时间差不多，均在一小时左右。
其实相比距离公司几十公里的同事来说，我的通勤算是便捷并且可选择的，而如何通勤，取决于多个因素：当天星期几，是否雨雪天，是否生理期，是否想“摸鱼”。
通勤，是每个身在北京的职场打工人不得不说的故事。
除了雨雪大风天气和身体不适外，我基本不会选择地铁出行，太拥挤。只有一个进站口，外面一侧墙见方的区域，被钢铁护栏隔成十几列，早高峰时段，还需要蛇形排队。
虽然地铁两三分钟一趟，但趟趟人满为患，车门一开，下车的人寥寥，看似只能容纳一两个人的空地，每次也都会有十个八个人硬着头皮挤进去，排在中间的，基本上脚不沾地就能被拥架上去，摔了都顾不上尴尬。人一多，就难免有人插队，插队的人本来排在队尾，未等前面的人行动，便瞬间窜过来，上不去就顺势站在第一位，很多时候，没有人指责，大概在互联网工作的人都有点“社恐”，也有可能是不想因此引发争吵，从而影响了一整天的心情。
胸闷、焦虑、怕跟别人踩着撞着，每当此时，我都后悔为什么不早些出门，但是被窝里真舒服，尤其是冬天，多躺一分钟就好像能多获取一小时的能量。早晚高峰的地铁里没有舒适的社交距离，总让我想代入《甄嬛传》里华妃娘娘的那句：可是去上班的人真多啊，多得让我生气，你试过从八点排队到八点半也上不去车的滋味吗？
我死命又漠然地盯着某个点，醉心于自己的胡乱琢磨——怎么会有这么多人！大家都打算留在北京吗？当初我为什么来？想起来了，为了我的梦想与热爱。我喜欢这里浓浓的文化和历史底蕴，儿时课文书里提到的地方，可以抬脚就去；各种各样的话剧展览，第一时间就能感受欣赏；那些知名的公司企业，也会有去工作的机会。现在想想这些，我依然觉得无比欣慰。
作为地铁十三号线与昌平线的重要换乘枢纽，西二旗站的吞吐量，在整个北京都榜上有名，它就像互联网从业者的耶路撒冷，站内的广告位永远被各种招聘和职场类的APP占满，它就这样从早到晚，见证着无数人的加班升职，来往匆忙。
软件园里大厂云集，百度、新浪、网易、联想、滴滴，都只相隔一条马路，后来腾讯也搬到了这里，拥堵程度可想而知，两公里的路程，有时摆渡车要行驶半个小时，甚至不如步行来得快。
尤其在周五晚上。周末的序曲从周五下午拉开，辛苦工作了一周，彼时，同事们的表情和语调不自觉变得轻松欢快，互侃的频率较前四天直线上升，下班时间一到，大家从公司大楼鱼贯而出，地图上的路况显示瞬间变为深红色，但即使堵车，人们也不急不躁，刷着手机聊着天，仿佛周五晚上的时间无限长，可以随意挥霍。
雨雪天比周五晚上更可怕，在雨雪天能顺利打上车，是需要很大运气的。有一次下班正逢下雨，我本计划打车回家，订单发出，显示前面还有一百多人在排队，预计等待一个小时，我便先去食堂吃饭，饭毕，终于轮到我，但页面提示附近司机较少，正在扩大派单范围，不过最后仍是无人接单，订单被系统自动取消。我欲哭无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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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回到老家，我能干什么呢？如果不回去，我要一直这样工作吗？工作的意义仅仅是为了赚大钱吗？我想起《老友记》里的钱德勒，作为一名数据分析师，他有着令人艳羡的独立办公室和极高的薪水，但这不是他喜欢的工作，尤其是在发现罗斯爱恐龙、瑞秋爱时尚、莫妮卡爱烹饪，而他们都在做着自己热爱的工作时，后来他终于鼓起勇气，选择从事自己一直向往的广告行业。
扪心自问，我的工作是我热爱的吗？我现在的生活是我想要的吗？人生的意义究竟是什么呢？通勤途中，真让人迷茫。
因此多数情况下，如果天晴能扫码，我都会选择骑共享单车上班。一站直达，就不会思考太多无解的问题。九公里，正好与我们老家到县城最繁华地段的距离一样，所以骑车时，我经常能想起小时候去城里，我坐在自行车前梁上，那时我觉得路程好长好长，长到我昏昏欲睡，屁股硌得生疼。
如今，可能是随着年纪的增长，对时间和距离的感受有了变化，也可能是参照物更多，数不尽的高楼商厦，路旁总有花，三月有桃花，五月有月季，七月有牵牛。四十分钟，我听音乐或听书，看经过的车牌，数红灯的秒数，想想三餐吃什么，总觉得路程没那么远了。
骑车通勤的人很多，回龙观有一条自行车专用路，这条路平坦开阔，抬头远眺，青山清晰可见，它有一段与地铁轨道平行，每隔几分钟，就有地铁隆隆而过，下班的时候，高楼里万家灯火，马路上霓虹闪烁。我不再想这个月的KPI有没有完成，也不会想买房买车，更不会想生活中的纷繁琐事，那一刻，我还是那个骑着单车的无忧少年。
五六年来，在软件园和回龙观这两点之间，地铁、打车、单车，各种通勤方式，我交替尝试。这条通勤路上，这段二三十岁的人生路上，每天都有无数的同行者，却又好像只有我一个。在路上，我从未停止思考，尽管我思考的事情，有的没有答案，有的毫无用处，但我同样享受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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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李白足迹
作者：杜兴成
春节回绥阳老家，桐梓县几位文友邀我去夜郎走了一趟。其实夜郎离我们诗乡不远，就一个多小时的车程。然而在我年少时，遥望夜郎却远在天边。
我上初中时就开始写诗，从小常听老人们讲述李白流放夜郎的故事，李白与杜甫常驻我心，我对李杜有着无限的崇敬之情。
李白的家乡在四川江油，早年我曾独自一人去访游过，并在他的故里江油小镇住了一夜，还写了篇散文《我从诗乡来》发表。
李白25岁就带着年轻的朝气，带着对未来无限的畅想，坐小船沿长江而下，离开家乡求索四方。公元758年春，李白因参加永王李璘的幕府事获罪，被流放到今贵州桐梓县夜郎，实龄57岁。下面这首诗可见他当时的心境：
流夜郎赠辛判官
李白
昔在长安醉花柳，
五侯七贵同杯酒。
气岸遥凌豪士前，
风流肯落他人后。
夫子红颜我少年，
章台走马著金鞭。
文章献纳麒麟殿，
歌舞淹留玳瑁筵。
与君自谓长如此，
宁知草动风尘起。
函谷忽惊胡马来，
秦宫桃李向明开。
我愁远谪夜郎去，
何日金鸡放赦回。
我不是史学家，不十分推敲历史。我也不是考古学家，也不必去论证夜郎这些遗址的真假。我是个实实在在的文艺写手，只尊重前人善良的举动与情感，因为我知道历史都是后人写的……
年过古稀的我第一次踏上夜郎的土地。
我们的小车在千年古镇一高坡处停下，迎面过来个戴眼镜的老人，模样和善，我便迫不及待地问：“老人家，这里有什么文物古迹可看吗？”他毫不思索地随手一指：“有啊！下面就是李白墓”。我们顺着他所指的方向欣喜步下石梯，在长满青草的菜地里看见一座古墓，旁边有一棵孤零零的小树陪伴着，让人感到有些凄凉。古墓成双室，一人多高，正面的石冠墓碑已不复存在，两墓室空空荡荡，像一对巨龙的双眼直盯盯地看着我们。我用手扒开蜘蛛网，弯腰走进墓室的前半部，见墓内石板雕工精细大方，图案恰似盛开的芙蓉花，很大气。古墓中留有这些文字：“李太白”，“思→李白”。据说原来还有李白的《静夜思》诗碑。
这果然是一座距今一千二百多年的古墓，也恰好与李白流放夜郎的年代相符，这是真是假不由我来判定，因为自古以来当地百姓就这么传说。我只顾在墓里墓外拍照作证，向这位令人跪拜的诗仙挽留下我深深情思。
距离“李白墓”不远处的半坡有一眼“太白泉”，相传是李白当年饮水的老井。千百年来，这眼泉水滋养着远古的夜郎先民，他们曾与大诗人一起度过了那段艰苦难关。
我们走近细看，果然在杂草丛生的废墟处发现一面精美的石壁，中央一块大石上雕刻着“太白泉”三个大字，书法公正帅气，极具历史厚重感与沧桑感。太白泉早已枯竭，乡民用一垛砖墙将其隔断，是保护还是废弃我不敢评判，但我只知它能留存至今就是对历史的一大贡献，我们也能从中悟出夜郎人对诗仙李白的一份缅怀之意。
我在这处标有“桐梓县历史建筑——太白泉碑刻”前沉思良久并留影纪念。
抬眼上望，坡顶处有一棵“黄桷树”，大树旁边是一座“凤凰阁”小庙。
黄桷树古风高大，盘根错节，根系深扎石壁，枝繁叶茂；千年的妖娆，犹如李白的诗韵，仰天长啸。据说这是李白常小憩的地方，后来才留下一棵唯一的孤品大树。风吹着树叶沙沙响，好似在向我们述说那段万般无奈的日子。“黄桷树”原本与“凤凰阁”风雨同伴，相濡以沫，如今却被一户人家的水泥房死活分离，相互失去了依靠。
小庙“凤凰阁”更是凄凉，只剩一顶破旧衣冠和几根老柱，残垣断壁孤苦伶仃地坚守在一旁，成了邻居家杂物存放处。从外形上看，古庙当年肯定是俊秀的，历经千年的日月风雨而不倒。“凤凰阁”高两层，有耳房，她当年能得如此美名，我猜定是李白给她起的名吧？要不“凤凰阁”这名字这么好听！
诗仙李白走后，她被留下冷落在“夜郎自大”的偏远国度。
诚然，今天的“夜郎国”也有一处保存完好的古建筑，那就是“怀白堂”，当地百姓为纪念李白而建。怀白堂现在是“遵义市文物保护单位”，始建于明朝洪武年，亭内有两块石碑刻有李白诗5首，大门正面上方至今仍有楷书阴刻的“夜郎仙踪”四个大字，相传是李白的手迹。“怀白堂”是由原有的“城隍庙”和“太白碑亭”合二为一建成，非常大气。它的周围仿造了许多古色古香的建筑供市民居住，如今已形成一条小街，来此寻古探幽的游人多了起来。从此，诗仙李白不再孤独。
在历史的长河中，文化的传承比任何传承都有力且有利，最为久远。诗人李白当时仅是一名“罪徒”，但确因他的诗作影响大，无论走到哪，都有官家迎送他，百姓爱戴他。
我是贵州人，从小在绥阳诗乡长大，因此是李白的忠实崇拜者。还在我少年的时候，就知道县里有个地名叫“太白”，传说是李白流放夜郎时访游过的地方，可我一直没机会去看看。
那天，好友杨进知道我喜欢古建筑，说太白镇有个“官庄村”，村里楠木参天，还有一栋几百年前的楠木民宅，十分珍贵。于是我第一次踏上太白的土地。
车刚到街口，我就在路边看见“太白镇”三个字，真的心情有些激动，像个孩童一般赶紧下车留个影。
至于李白是否“到此一游”，我说过我不去考究；但我作为一个诗乡人，这种从小热爱诗乡文化，并在书香世家熏陶长大的人，骨子深处自然会流露出那种对历史名人的崇敬之感和追梦之心。
太白街上确实没有什么文化古迹让我流连忘返，可到了官庄村，村头那几棵高大的参天金丝楠却让我热血沸腾。见宣传栏介绍，全村周围有200多棵楠木树，这实属罕见。站在这些楠木古树下面，我顿时想起了北京太庙里的那些金丝楠木巨柱，史书记载当年也是取自于贵州某地。同时，我也遐想到当年的李太白，或许他也是听说此地有众多的楠木古树，故特意专程从夜郎骑马翻山而来，为的是看看这个有文化、有古楠的官庄村，在诗乡或许能找到知音。
古树旁边沿石梯而上，有一座保存完整的四合院，全由金丝楠木建造，年代不详，古色古香。一看到这户人家，我想，这个官庄村古代肯定出过什么人物？或许李白还在此地与他们对酒高歌呢？我越看越不想走。
官庄，多么大胆的地名。而唯有此方的沃土才能长出这么高大的参天楠木。
我抚摸着古院精美的窗花。我仰看着老宅堂屋的神台。我环视着被当代遗忘的院落。我道别那留守官庄的老人和村边的官墓。我的心酸酸的，就像我离开夜郎那“太白墓”，“太白泉”，“凤凰阁”，“黄桷树”一样……
在我心里，其实其它都不重要，此刻的我是在寻找过去的时光。是在寻找家乡曾经的灿烂文化。是在表达一位诗乡人沉积已久的对诗仙李白的那种仰慕之情。
作者简介
作者：杜兴成，汉族，著名作曲家、作家。中国音乐家协会会员、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电影家协会会员、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会员。八一电影制片厂原音乐组组长。1949年生于贵州绥阳。1969年应征入伍，毕业于中央民族大学和中央音乐学院。代表作品：《战友之歌》《游子吟》等。为影视剧(片)《马贼的妻子》《东方巨响》等作曲配乐60余部。另有文学作品发表于《诗刊》《散文》《人民日报》等。
作者：杜兴成
春节回绥阳老家，桐梓县几位文友邀我去夜郎走了一趟。其实夜郎离我们诗乡不远，就一个多小时的车程。然而在我年少时，遥望夜郎却远在天边。
我上初中时就开始写诗，从小常听老人们讲述李白流放夜郎的故事，李白与杜甫常驻我心，我对李杜有着无限的崇敬之情。
李白的家乡在四川江油，早年我曾独自一人去访游过，并在他的故里江油小镇住了一夜，还写了篇散文《我从诗乡来》发表。
李白25岁就带着年轻的朝气，带着对未来无限的畅想，坐小船沿长江而下，离开家乡求索四方。公元758年春，李白因参加永王李璘的幕府事获罪，被流放到今贵州桐梓县夜郎，实龄57岁。下面这首诗可见他当时的心境：
流夜郎赠辛判官
李白
昔在长安醉花柳，
五侯七贵同杯酒。
气岸遥凌豪士前，
风流肯落他人后。
夫子红颜我少年，
章台走马著金鞭。
文章献纳麒麟殿，
歌舞淹留玳瑁筵。
与君自谓长如此，
宁知草动风尘起。
函谷忽惊胡马来，
秦宫桃李向明开。
我愁远谪夜郎去，
何日金鸡放赦回。
我不是史学家，不十分推敲历史。我也不是考古学家，也不必去论证夜郎这些遗址的真假。我是个实实在在的文艺写手，只尊重前人善良的举动与情感，因为我知道历史都是后人写的……
年过古稀的我第一次踏上夜郎的土地。
我们的小车在千年古镇一高坡处停下，迎面过来个戴眼镜的老人，模样和善，我便迫不及待地问：“老人家，这里有什么文物古迹可看吗？”他毫不思索地随手一指：“有啊！下面就是李白墓”。我们顺着他所指的方向欣喜步下石梯，在长满青草的菜地里看见一座古墓，旁边有一棵孤零零的小树陪伴着，让人感到有些凄凉。古墓成双室，一人多高，正面的石冠墓碑已不复存在，两墓室空空荡荡，像一对巨龙的双眼直盯盯地看着我们。我用手扒开蜘蛛网，弯腰走进墓室的前半部，见墓内石板雕工精细大方，图案恰似盛开的芙蓉花，很大气。古墓中留有这些文字：“李太白”，“思→李白”。据说原来还有李白的《静夜思》诗碑。
这果然是一座距今一千二百多年的古墓，也恰好与李白流放夜郎的年代相符，这是真是假不由我来判定，因为自古以来当地百姓就这么传说。我只顾在墓里墓外拍照作证，向这位令人跪拜的诗仙挽留下我深深情思。
距离“李白墓”不远处的半坡有一眼“太白泉”，相传是李白当年饮水的老井。千百年来，这眼泉水滋养着远古的夜郎先民，他们曾与大诗人一起度过了那段艰苦难关。
我们走近细看，果然在杂草丛生的废墟处发现一面精美的石壁，中央一块大石上雕刻着“太白泉”三个大字，书法公正帅气，极具历史厚重感与沧桑感。太白泉早已枯竭，乡民用一垛砖墙将其隔断，是保护还是废弃我不敢评判，但我只知它能留存至今就是对历史的一大贡献，我们也能从中悟出夜郎人对诗仙李白的一份缅怀之意。
我在这处标有“桐梓县历史建筑——太白泉碑刻”前沉思良久并留影纪念。
抬眼上望，坡顶处有一棵“黄桷树”，大树旁边是一座“凤凰阁”小庙。
黄桷树古风高大，盘根错节，根系深扎石壁，枝繁叶茂；千年的妖娆，犹如李白的诗韵，仰天长啸。据说这是李白常小憩的地方，后来才留下一棵唯一的孤品大树。风吹着树叶沙沙响，好似在向我们述说那段万般无奈的日子。“黄桷树”原本与“凤凰阁”风雨同伴，相濡以沫，如今却被一户人家的水泥房死活分离，相互失去了依靠。
小庙“凤凰阁”更是凄凉，只剩一顶破旧衣冠和几根老柱，残垣断壁孤苦伶仃地坚守在一旁，成了邻居家杂物存放处。从外形上看，古庙当年肯定是俊秀的，历经千年的日月风雨而不倒。“凤凰阁”高两层，有耳房，她当年能得如此美名，我猜定是李白给她起的名吧？要不“凤凰阁”这名字这么好听！
诗仙李白走后，她被留下冷落在“夜郎自大”的偏远国度。
诚然，今天的“夜郎国”也有一处保存完好的古建筑，那就是“怀白堂”，当地百姓为纪念李白而建。怀白堂现在是“遵义市文物保护单位”，始建于明朝洪武年，亭内有两块石碑刻有李白诗5首，大门正面上方至今仍有楷书阴刻的“夜郎仙踪”四个大字，相传是李白的手迹。“怀白堂”是由原有的“城隍庙”和“太白碑亭”合二为一建成，非常大气。它的周围仿造了许多古色古香的建筑供市民居住，如今已形成一条小街，来此寻古探幽的游人多了起来。从此，诗仙李白不再孤独。
在历史的长河中，文化的传承比任何传承都有力且有利，最为久远。诗人李白当时仅是一名“罪徒”，但确因他的诗作影响大，无论走到哪，都有官家迎送他，百姓爱戴他。
我是贵州人，从小在绥阳诗乡长大，因此是李白的忠实崇拜者。还在我少年的时候，就知道县里有个地名叫“太白”，传说是李白流放夜郎时访游过的地方，可我一直没机会去看看。
那天，好友杨进知道我喜欢古建筑，说太白镇有个“官庄村”，村里楠木参天，还有一栋几百年前的楠木民宅，十分珍贵。于是我第一次踏上太白的土地。
车刚到街口，我就在路边看见“太白镇”三个字，真的心情有些激动，像个孩童一般赶紧下车留个影。
至于李白是否“到此一游”，我说过我不去考究；但我作为一个诗乡人，这种从小热爱诗乡文化，并在书香世家熏陶长大的人，骨子深处自然会流露出那种对历史名人的崇敬之感和追梦之心。
太白街上确实没有什么文化古迹让我流连忘返，可到了官庄村，村头那几棵高大的参天金丝楠却让我热血沸腾。见宣传栏介绍，全村周围有200多棵楠木树，这实属罕见。站在这些楠木古树下面，我顿时想起了北京太庙里的那些金丝楠木巨柱，史书记载当年也是取自于贵州某地。同时，我也遐想到当年的李太白，或许他也是听说此地有众多的楠木古树，故特意专程从夜郎骑马翻山而来，为的是看看这个有文化、有古楠的官庄村，在诗乡或许能找到知音。
古树旁边沿石梯而上，有一座保存完整的四合院，全由金丝楠木建造，年代不详，古色古香。一看到这户人家，我想，这个官庄村古代肯定出过什么人物？或许李白还在此地与他们对酒高歌呢？我越看越不想走。
官庄，多么大胆的地名。而唯有此方的沃土才能长出这么高大的参天楠木。
我抚摸着古院精美的窗花。我仰看着老宅堂屋的神台。我环视着被当代遗忘的院落。我道别那留守官庄的老人和村边的官墓。我的心酸酸的，就像我离开夜郎那“太白墓”，“太白泉”，“凤凰阁”，“黄桷树”一样……
在我心里，其实其它都不重要，此刻的我是在寻找过去的时光。是在寻找家乡曾经的灿烂文化。是在表达一位诗乡人沉积已久的对诗仙李白的那种仰慕之情。
作者简介
作者：杜兴成，汉族，著名作曲家、作家。中国音乐家协会会员、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电影家协会会员、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会员。八一电影制片厂原音乐组组长。1949年生于贵州绥阳。1969年应征入伍，毕业于中央民族大学和中央音乐学院。代表作品：《战友之歌》《游子吟》等。为影视剧(片)《马贼的妻子》《东方巨响》等作曲配乐60余部。另有文学作品发表于《诗刊》《散文》《人民日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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