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古维新# 【方广锠：古籍影印不宜修版】
利用现代印刷技术影印古籍，滥觞于古人的临摹、拓碑、刻帖、影抄、影刻。与古人的技法相比，现代影印技术可以使常人难得一见的古籍化身千百且惟妙惟肖，既让稀珍古籍更好地为读者服务，又解决古籍的保护与使用这一对矛盾。这对保护与弘扬民族文化、推进学术发展均起到极大的作用。故近百年来，古籍影印已经成为古籍整理的重要方法，各种类型的影印古籍不断推出。
存世古籍在千百年的流传过程中，难免有残破、损坏等情。因此，在出版影印古籍的时候，如何处理其残损处，成为古籍整理、出版界必须面对的一个问题。
上世纪上半叶起，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一大批影印古籍，也形成一整套处理残损古籍的模式，其基本方法就是修版。即采用“仿写”、“套字”乃至最费工夫的“手工描润”，尽量恢复古籍残损处的原貌。有的文章介绍，经过这些仿写、套字和手工描润等妙手回春的工序，即便是邋遢本，也能重现精刻风貌。商务印书馆的上述方法，至今仍对古籍的影印出版有着较大的影响，甚至被某些出版社视为古籍影印的规范性做法。
但笔者认为这种方法值得商榷。
影印古籍，贵在“存真”。古籍的价值不仅仅在其所承载的文献，还兼有文物、文字等两个方面的研究价值。古籍整理，如何尽可能全面地保存其文物、文献、文字等各方面的研究信息与价值，使我们必须予以严重关注的。
这里首先是一个指导思想的问题。人们在长年的古籍文物修复实践中，提出“整旧如旧”这一指导思想，这无疑是正确的。但如何理解这一思想，则因人而异。上世纪90年代初，中国国家图书馆开始修复敦煌遗书前，我们曾经对此指导思想进行过认真的讨论。我们认为，所谓的“整旧如旧”，不是企图恢复该遗书没有损坏以前的原貌，“如”古代的“旧”。古代的那个“旧”，不可能再恢复。而应尽可能保持该遗书修复前的原貌。所谓“尽可能保持该遗书修复前的原貌”，就是在修复工作中仅仅使该遗书的残破部分得到养护，绝不使遗书其他部分的现有状况产生任何形态上的改变。在修复工作中，要最大限度地保留敦煌遗书文物、文献、文字原有的各种信息，不能使我们的修复工作干扰敦煌遗书原有的研究信息，误导研究者。
古籍影印，应该遵循同样的指导思想。
先举一个周一良先生提到的事情。
《周一良读书题记》1922年《孝经》条，介绍该书为“上海涵芬楼借江阴缪氏藏传是楼影写宋相台本影印”，封面有周叔韬题记，谓：“乙丑十二月得传是楼所藏宋刊本对阅过一过，无一字差。盖宋本刻画精好，故影写时无脱讹，惟小圈间有失写处。刻工姓氏曰寿昌、曰翁凡二人，此本不录。卷末木记为宋本所无，盖从他经移附此后，若不见宋本原书，无以正此失矣。”[1]
由于周叔韬用宋刊原本查核涵芬楼本，略掉了缪氏影写本这一环节。所以，产生周叔韬题记所述问题的原因，到底出于缪氏之影写本，还是出于涵芬楼的影印工作，还是两者不同程度均有问题，有待查考。但因影写或影印而使原书失真，其理则一。
笔者在以往的实践中，在古籍修版问题上，既有过正面的经验，也有过反面的教训。
先讲教训。
众所周知，由任继愈先生主持的《中华大藏经》最初计划以《赵城金藏》为底本影印。因为《赵城金藏》全藏共计6980卷，而中国国家图书馆所藏不足5000卷。《中华大藏经》原计划为百衲本，不足部分可以利用其他藏经的经本补足，故不是问题。当时最大的困难是：为了防止日寇掠夺，当年八路军将《赵城金藏》从广胜寺抢救出来。在战争年代，这批藏经有过藏身煤窑、多次转运等诸多曲折经历，解放初期交送国图时，不少经卷霉烂破损，有些甚至粘结成棍。国图聘请四位装修技师，花费10年功夫完成对它们的修复。但卷面的霉痕、水渍已无法去除，残破的部分也无从补足。因此，国图交给中华大藏经编辑局的缩微胶卷，不少经卷的卷面一片模糊，文字难以辨认[2]。为了尽量利用《赵城金藏》这一稀世孤本，中华藏编辑局当时的思路是：第一，能够修版的，尽量在照片上修版。中华藏编辑局为此付出大量艰辛的劳动，但后来发现问题不少。比如修版人员年轻、视力好，但她们既不懂繁体字，更不懂佛教。于是出现把“菩萨”修成“苦萨”的笑话。为此，我们又安排几位老先生，对修版后的照片逐一校对。即使如此，也不能保证百分之百准确。第二，对版面无法描修的黑坨、残缺，采用《再刻高丽藏》替换。同样出于“尽量利用《赵城金藏》”这一思路，当时的原则的是尽量少换。能换一个字，不换两个字；能换半行，不换一行；能换一行，不换两行；实在不行，才整版替换。由于《赵城金藏》与《再刻高丽藏》都是《开宝藏》的覆刻本，字体相近，版式一致，甚至同一版上诸文字的相对位置也基本相同。所以早期《中华藏》的宣传资料曾称这种修版可达“天衣无缝之效”。
1994年，我在日本访学。某天在一个研究班上，藤枝晃先生提出：《赵城金藏》版片运到大都以后，曾依据《辽藏》修版。我当时请教：这一新观点的依据是什么？藤枝晃先生回答：依据就是中国新出版的《中华大藏经》，上面有明显的修版痕迹。我吃了一惊，连忙说明：《中华大藏经》的修版是中华藏编辑局做的。藤枝晃先生没说什么，表情愕然。回国以后，我向任先生作了汇报，并建议今后不要再讲“《中华藏》以《赵城藏》为底本”，改为“《中华藏》以《赵城藏》为基础，经过修版，形成《中华藏》本”。任先生接受了这一建议，并把这一表述写在他为《中华大藏经·总目》所写的序言中。进而交代我要编纂《中华大藏经》版本目录，向后人交代我们修版、补版的情况。
这里顺便讲一下，前些年某出版社影印出版的《赵城金藏》，实际是将《中华藏》中经过修版的《赵城金藏》部分抽出，重新制版影印，是一部假的《赵城金藏》。如按照该影印本来研究《赵城金藏》，复原《赵城金藏》，是要上当的。
再讲经验。
1982年，笔者随同童玮先生考察云南图书馆藏佛教典籍时，发现32册元代大藏经零本，版别不清。经童玮先生与笔者考订，这是一部前此从来不为人们所知的大藏经。虽然32册零本的版式相同，但从纸张、板框大小考察，这些零本实际是两批印本。那么，这两批印本是否属于同一种藏经呢？
非常凑巧，两批印本各存有一册《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二百六十六，其中一卷首尾俱全（属第一批），一卷首存尾残（属第二批）。这两卷经版框宽窄不一，印刷用纸各异。但细审笔划特征则完全一致，连破笔、裂缝乃至栏线的残断都毫发不差。由此证明，这两卷印本是由同一种版片刷印的。也就是说，二批经卷属于同一部藏经。版框宽窄不一，当由于印刷时间先后不同之故。盖木版历时，因各种因素缩版、涨版，使得同一版片印出的书籍版框大小有别，这在古籍中是常见的。后来我们把这批藏经定名为《元官藏》。
如果我们考察的不是原卷，而是影印本。如果该影印本在出版过程中被人修版、描饰板框，则无疑会误导我们的研究。所以，1994年笔者在日本访学时遇到来访的刘俊文先生，当时他正在主持影印《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向我介绍情况，并说：为了修版、修饰框线，付出了大量劳动。我便叙述了《中华藏》的教训以及在云南的经历，建议他千万不要修版。后来他告诉我，当夜便打电话到国内，停止修版。
总之，古籍影印不宜修版。国内外现在有些古籍影印，残烂处均一任其旧，而将拟补文字用铅字印刷在相应的残烂处天头。我认为这是一种值得提倡的好方法。这种方法既保留了古籍的原貌，又体现了整理者的工作；既向读者提供了完整的古籍信息，也为读者扫清阅读的障碍；这样做，还免除了古籍影印中描版、修版等种种吃力不讨好的工作。
[1]周一良：《周一良读书题记》，海豚出版社，2012年12月，第1～2页。
[2]这与80年代的缩微照相技术水平也有关。笔者其后在国图工作时，曾检视过国图所藏《赵城金藏》。原卷虽有霉烂等情，但文字与霉斑、水渍颜色不同，所有的文字均清晰可辨。但在80年代的缩微胶卷上，由于缺乏层次色差，文字与霉斑、水渍往往模糊一片。
转自https://t.cn/A66Yhtgu
传古楼 https://t.cn/A66S3wUL
利用现代印刷技术影印古籍，滥觞于古人的临摹、拓碑、刻帖、影抄、影刻。与古人的技法相比，现代影印技术可以使常人难得一见的古籍化身千百且惟妙惟肖，既让稀珍古籍更好地为读者服务，又解决古籍的保护与使用这一对矛盾。这对保护与弘扬民族文化、推进学术发展均起到极大的作用。故近百年来，古籍影印已经成为古籍整理的重要方法，各种类型的影印古籍不断推出。
存世古籍在千百年的流传过程中，难免有残破、损坏等情。因此，在出版影印古籍的时候，如何处理其残损处，成为古籍整理、出版界必须面对的一个问题。
上世纪上半叶起，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一大批影印古籍，也形成一整套处理残损古籍的模式，其基本方法就是修版。即采用“仿写”、“套字”乃至最费工夫的“手工描润”，尽量恢复古籍残损处的原貌。有的文章介绍，经过这些仿写、套字和手工描润等妙手回春的工序，即便是邋遢本，也能重现精刻风貌。商务印书馆的上述方法，至今仍对古籍的影印出版有着较大的影响，甚至被某些出版社视为古籍影印的规范性做法。
但笔者认为这种方法值得商榷。
影印古籍，贵在“存真”。古籍的价值不仅仅在其所承载的文献，还兼有文物、文字等两个方面的研究价值。古籍整理，如何尽可能全面地保存其文物、文献、文字等各方面的研究信息与价值，使我们必须予以严重关注的。
这里首先是一个指导思想的问题。人们在长年的古籍文物修复实践中，提出“整旧如旧”这一指导思想，这无疑是正确的。但如何理解这一思想，则因人而异。上世纪90年代初，中国国家图书馆开始修复敦煌遗书前，我们曾经对此指导思想进行过认真的讨论。我们认为，所谓的“整旧如旧”，不是企图恢复该遗书没有损坏以前的原貌，“如”古代的“旧”。古代的那个“旧”，不可能再恢复。而应尽可能保持该遗书修复前的原貌。所谓“尽可能保持该遗书修复前的原貌”，就是在修复工作中仅仅使该遗书的残破部分得到养护，绝不使遗书其他部分的现有状况产生任何形态上的改变。在修复工作中，要最大限度地保留敦煌遗书文物、文献、文字原有的各种信息，不能使我们的修复工作干扰敦煌遗书原有的研究信息，误导研究者。
古籍影印，应该遵循同样的指导思想。
先举一个周一良先生提到的事情。
《周一良读书题记》1922年《孝经》条，介绍该书为“上海涵芬楼借江阴缪氏藏传是楼影写宋相台本影印”，封面有周叔韬题记，谓：“乙丑十二月得传是楼所藏宋刊本对阅过一过，无一字差。盖宋本刻画精好，故影写时无脱讹，惟小圈间有失写处。刻工姓氏曰寿昌、曰翁凡二人，此本不录。卷末木记为宋本所无，盖从他经移附此后，若不见宋本原书，无以正此失矣。”[1]
由于周叔韬用宋刊原本查核涵芬楼本，略掉了缪氏影写本这一环节。所以，产生周叔韬题记所述问题的原因，到底出于缪氏之影写本，还是出于涵芬楼的影印工作，还是两者不同程度均有问题，有待查考。但因影写或影印而使原书失真，其理则一。
笔者在以往的实践中，在古籍修版问题上，既有过正面的经验，也有过反面的教训。
先讲教训。
众所周知，由任继愈先生主持的《中华大藏经》最初计划以《赵城金藏》为底本影印。因为《赵城金藏》全藏共计6980卷，而中国国家图书馆所藏不足5000卷。《中华大藏经》原计划为百衲本，不足部分可以利用其他藏经的经本补足，故不是问题。当时最大的困难是：为了防止日寇掠夺，当年八路军将《赵城金藏》从广胜寺抢救出来。在战争年代，这批藏经有过藏身煤窑、多次转运等诸多曲折经历，解放初期交送国图时，不少经卷霉烂破损，有些甚至粘结成棍。国图聘请四位装修技师，花费10年功夫完成对它们的修复。但卷面的霉痕、水渍已无法去除，残破的部分也无从补足。因此，国图交给中华大藏经编辑局的缩微胶卷，不少经卷的卷面一片模糊，文字难以辨认[2]。为了尽量利用《赵城金藏》这一稀世孤本，中华藏编辑局当时的思路是：第一，能够修版的，尽量在照片上修版。中华藏编辑局为此付出大量艰辛的劳动，但后来发现问题不少。比如修版人员年轻、视力好，但她们既不懂繁体字，更不懂佛教。于是出现把“菩萨”修成“苦萨”的笑话。为此，我们又安排几位老先生，对修版后的照片逐一校对。即使如此，也不能保证百分之百准确。第二，对版面无法描修的黑坨、残缺，采用《再刻高丽藏》替换。同样出于“尽量利用《赵城金藏》”这一思路，当时的原则的是尽量少换。能换一个字，不换两个字；能换半行，不换一行；能换一行，不换两行；实在不行，才整版替换。由于《赵城金藏》与《再刻高丽藏》都是《开宝藏》的覆刻本，字体相近，版式一致，甚至同一版上诸文字的相对位置也基本相同。所以早期《中华藏》的宣传资料曾称这种修版可达“天衣无缝之效”。
1994年，我在日本访学。某天在一个研究班上，藤枝晃先生提出：《赵城金藏》版片运到大都以后，曾依据《辽藏》修版。我当时请教：这一新观点的依据是什么？藤枝晃先生回答：依据就是中国新出版的《中华大藏经》，上面有明显的修版痕迹。我吃了一惊，连忙说明：《中华大藏经》的修版是中华藏编辑局做的。藤枝晃先生没说什么，表情愕然。回国以后，我向任先生作了汇报，并建议今后不要再讲“《中华藏》以《赵城藏》为底本”，改为“《中华藏》以《赵城藏》为基础，经过修版，形成《中华藏》本”。任先生接受了这一建议，并把这一表述写在他为《中华大藏经·总目》所写的序言中。进而交代我要编纂《中华大藏经》版本目录，向后人交代我们修版、补版的情况。
这里顺便讲一下，前些年某出版社影印出版的《赵城金藏》，实际是将《中华藏》中经过修版的《赵城金藏》部分抽出，重新制版影印，是一部假的《赵城金藏》。如按照该影印本来研究《赵城金藏》，复原《赵城金藏》，是要上当的。
再讲经验。
1982年，笔者随同童玮先生考察云南图书馆藏佛教典籍时，发现32册元代大藏经零本，版别不清。经童玮先生与笔者考订，这是一部前此从来不为人们所知的大藏经。虽然32册零本的版式相同，但从纸张、板框大小考察，这些零本实际是两批印本。那么，这两批印本是否属于同一种藏经呢？
非常凑巧，两批印本各存有一册《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二百六十六，其中一卷首尾俱全（属第一批），一卷首存尾残（属第二批）。这两卷经版框宽窄不一，印刷用纸各异。但细审笔划特征则完全一致，连破笔、裂缝乃至栏线的残断都毫发不差。由此证明，这两卷印本是由同一种版片刷印的。也就是说，二批经卷属于同一部藏经。版框宽窄不一，当由于印刷时间先后不同之故。盖木版历时，因各种因素缩版、涨版，使得同一版片印出的书籍版框大小有别，这在古籍中是常见的。后来我们把这批藏经定名为《元官藏》。
如果我们考察的不是原卷，而是影印本。如果该影印本在出版过程中被人修版、描饰板框，则无疑会误导我们的研究。所以，1994年笔者在日本访学时遇到来访的刘俊文先生，当时他正在主持影印《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向我介绍情况，并说：为了修版、修饰框线，付出了大量劳动。我便叙述了《中华藏》的教训以及在云南的经历，建议他千万不要修版。后来他告诉我，当夜便打电话到国内，停止修版。
总之，古籍影印不宜修版。国内外现在有些古籍影印，残烂处均一任其旧，而将拟补文字用铅字印刷在相应的残烂处天头。我认为这是一种值得提倡的好方法。这种方法既保留了古籍的原貌，又体现了整理者的工作；既向读者提供了完整的古籍信息，也为读者扫清阅读的障碍；这样做，还免除了古籍影印中描版、修版等种种吃力不讨好的工作。
[1]周一良：《周一良读书题记》，海豚出版社，2012年12月，第1～2页。
[2]这与80年代的缩微照相技术水平也有关。笔者其后在国图工作时，曾检视过国图所藏《赵城金藏》。原卷虽有霉烂等情，但文字与霉斑、水渍颜色不同，所有的文字均清晰可辨。但在80年代的缩微胶卷上，由于缺乏层次色差，文字与霉斑、水渍往往模糊一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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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克兰要求只有当俄罗斯部队离开乌克兰后才签署协议”。看来自己的天真还没有玩够，把对方也当成小孩玩吗？——《卡德罗夫：马里乌波尔已解放90-95%，匪徒最后一处躲藏地点》车臣领导人拉姆赞·卡德罗夫表示，马里乌波尔已经解放90-95%，匪徒的最后一处躲藏地点是“亚速钢铁厂”。https://t.cn/A66O6Cfq
#在生物军事活动问题上美国欠世界一个交代#【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就乌克兰局势有关问题答记者问】#中方向俄提供军事援助完全是虚假信息# 国防部新闻局局长、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吴谦大校24日就乌克兰局势有关问题答记者问。他表示，美方近期在乌克兰问题上一再散布针对中国的谣言，用心险恶、令人不齿。希望各方继续致力于对话、协商、谈判，努力尽快缓解事态，继续为寻求和平、实现和平发挥建设性作用。
所谓中方事先知情、“默许”“纵容”等说法完全是虚假信息
吴谦表示，在“俄罗斯准备袭击乌克兰”相关问题上，“所谓中方事先知情、‘默许’‘纵容’等说法完全是虚假信息，意在推卸责任、抹黑中国。中方对此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
吴谦说，乌克兰问题有着复杂的历史经纬和现实情况，演变至今是各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但危机的最大始作俑者是哪个大国？大家都清楚。中方始终本着客观公正态度，根据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独立自主地做出判断，表明主张。中方认为，要化解当前危机，必须坚持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尊重和保障各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必须坚持安全不可分割原则，照顾当事方的合理安全关切；必须坚持通过对话谈判，以和平方式解决争端；必须着眼地区长治久安，构建均衡、有效、可持续的欧洲安全机制。
他强调，中方的做法同美方制造危机、转嫁危机、从危机中渔利的做法形成鲜明对比。我们希望各方继续致力于对话、协商、谈判，努力尽快缓解事态，继续为寻求和平、实现和平发挥建设性作用。
在生物军事活动问题上 美国欠世界一个清清楚楚的交代
有记者问，据报道，在此次俄乌冲突中，俄方发现美国在乌克兰拥有多处生物实验室。俄罗斯国防部近日公布相关文件称,美方在乌实验室开展生物武器研究。美副国务卿纽兰承认，乌克兰有“生物研究设施”，美方正同乌方合作，防止相关“研究材料”落入俄军手中。乌克兰安全局前官员披露，美在乌境内的生物实验室正在研发生物武器。请问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吴谦表示，我们注意到有关报道。生物武器是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生物军事活动是事关国际和平与安全、事关各国安全利益的重大问题，任何生物军事活动的信息线索都应当引起国际社会的高度关切。
吴谦说，作为世界上从事生物军事活动最多的国家，美国在全球30个国家有336个生物实验室，在其境内的德特里克堡也开展了大量生物军事活动。根据公开披露的消息，乌克兰境内数十座生物实验室是按照美国国防部命令运行的。美方上述活动严重缺乏透明度，存在不容忽视的安全隐患，此前多个美军海外生物实验室所在地暴发罕见流行病，引发多国抗议与质疑。这也是此次美在乌生物实验室引发国际社会广泛关切的重要原因。
“我们不禁要问，美方这些项目的真正意图究竟是什么？美方为什么不公布这些项目的详细信息？美国海外生物实验室与美国防部是什么关系？如果美方在乌实验室从事的仅是科学研究和疾病监测，为什么美国防部会深度参与？美国20年来一直独家反对建立《禁止生物武器公约》多边核查机制，这又是为什么？”吴谦说，在这5个问题上，美国欠世界一个清清楚楚的交代。这些重大原则问题，绝不是一句轻飘飘的“虚假信息”就能搪塞过去的。
他强调，中国曾是生物武器的受害国，一贯主张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包括生物武器在内的一切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坚决反对任何国家在任何情况下研发、拥有或使用生物武器。中方一贯认为，《禁止生物武器公约》的宗旨和目标必须得到严格遵守。我们敦促美方以公开、透明、负责任的态度，认真回应国际社会关切，切实履行公约义务，对其境内外生物军事活动作出全面说明，并接受多边核查。
所谓“中方向俄提供军事援助”完全是虚假信息
在回答关于所谓“中方向俄提供军事援助”相关问题时，吴谦表示，这完全是虚假信息，中俄双方均已作出澄清。美方近期在乌克兰问题上一再散布针对中国的谣言，用心险恶、令人不齿，也让国际社会看清了美方惯于造谣生事的真实面目。
“需要强调的是，中方在乌克兰问题上的立场是一贯的、明确的。”吴谦说，我们一直以来为劝和促谈发挥着建设性作用。当务之急是各方保持克制，为紧张局势降温缓和而不是火上浇油，推动外交解决而不是使局势进一步升温。我们要求美方立即停止这种造谣污蔑、无事生非的卑劣行径，深刻反思自身在乌克兰危机发展演变过程中所扮演的不光彩角色，真正为推动乌克兰局势缓和做些实实在在的事。
那些叫嚣要给中国“教训”的人 自己首先要学会接受教训
就美国太平洋空军司令“希望中国从俄乌冲突中汲取三个教训”相关言论，吴谦回应：那些叫嚣要给中国“教训”的人，自己首先要学会接受教训。谈到挑衅他国、发动战争，如果美国是世界第二，那就没有国家敢当第一。
吴谦强调，众所周知，中国始终奉行防御性国防政策和积极防御的军事战略，秉持亲诚惠容的周边外交理念，坚持与邻为善、以邻为伴，致力于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从未侵略他国、从不搞代理人战争、从不寻求势力范围、从不参与军事集团对抗。长期以来，中国军队与周边国家军队深入开展各领域务实合作，积极提供公共安全产品，稳妥处理热点敏感问题，为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
吴谦说，在和平与安全问题上，美方自身劣迹斑斑，自建国以来频频在海外挑起战争，在全球范围内输出动荡，造成严重人道主义灾难，已经成为世界的最大乱源，根本没有资格给他国当“教师爷”。
“挟洋谋独”没有出路“以台制华”注定失败
有记者就民进党当局企图将乌克兰问题与台湾问题挂钩、一些美西方政客借机渲染大陆对台“军事威胁”等提问。
吴谦说，首先需要指出，台湾不是乌克兰，台湾问题与乌克兰问题有着本质区别。根本在于，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台湾问题纯属中国内政，不容任何外来干涉。两岸必须统一，也必然统一，这是历史大势，是任何人、任何势力都无法阻挡的。
他指出，民进党当局变本加厉勾连外部势力，进行谋“独”挑衅，图谋改变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的事实，是造成当前台海形势紧张动荡的根源。他们近期借乌克兰局势“蹭热点”“刷存在”，刻意渲染所谓大陆“威胁”，升高两岸对立对抗与谋“独”的调门，甚至狂妄地鼓吹战争。这种妄图“倚外谋独”“以武谋独”的行径是在害台湾，只会将台湾推向灾难的深渊。
吴谦强调，中国维护自身主权和领土完整，天经地义，不容任何外来干涉。我们正告民进党当局和某些外部势力，“挟洋谋独”没有出路，“以台制华”注定失败。中国人民解放军严阵以待，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坚决回击任何危害中国核心利益、破坏台海和平稳定的挑衅行径。（新华网）
所谓中方事先知情、“默许”“纵容”等说法完全是虚假信息
吴谦表示，在“俄罗斯准备袭击乌克兰”相关问题上，“所谓中方事先知情、‘默许’‘纵容’等说法完全是虚假信息，意在推卸责任、抹黑中国。中方对此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
吴谦说，乌克兰问题有着复杂的历史经纬和现实情况，演变至今是各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但危机的最大始作俑者是哪个大国？大家都清楚。中方始终本着客观公正态度，根据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独立自主地做出判断，表明主张。中方认为，要化解当前危机，必须坚持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尊重和保障各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必须坚持安全不可分割原则，照顾当事方的合理安全关切；必须坚持通过对话谈判，以和平方式解决争端；必须着眼地区长治久安，构建均衡、有效、可持续的欧洲安全机制。
他强调，中方的做法同美方制造危机、转嫁危机、从危机中渔利的做法形成鲜明对比。我们希望各方继续致力于对话、协商、谈判，努力尽快缓解事态，继续为寻求和平、实现和平发挥建设性作用。
在生物军事活动问题上 美国欠世界一个清清楚楚的交代
有记者问，据报道，在此次俄乌冲突中，俄方发现美国在乌克兰拥有多处生物实验室。俄罗斯国防部近日公布相关文件称,美方在乌实验室开展生物武器研究。美副国务卿纽兰承认，乌克兰有“生物研究设施”，美方正同乌方合作，防止相关“研究材料”落入俄军手中。乌克兰安全局前官员披露，美在乌境内的生物实验室正在研发生物武器。请问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吴谦表示，我们注意到有关报道。生物武器是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生物军事活动是事关国际和平与安全、事关各国安全利益的重大问题，任何生物军事活动的信息线索都应当引起国际社会的高度关切。
吴谦说，作为世界上从事生物军事活动最多的国家，美国在全球30个国家有336个生物实验室，在其境内的德特里克堡也开展了大量生物军事活动。根据公开披露的消息，乌克兰境内数十座生物实验室是按照美国国防部命令运行的。美方上述活动严重缺乏透明度，存在不容忽视的安全隐患，此前多个美军海外生物实验室所在地暴发罕见流行病，引发多国抗议与质疑。这也是此次美在乌生物实验室引发国际社会广泛关切的重要原因。
“我们不禁要问，美方这些项目的真正意图究竟是什么？美方为什么不公布这些项目的详细信息？美国海外生物实验室与美国防部是什么关系？如果美方在乌实验室从事的仅是科学研究和疾病监测，为什么美国防部会深度参与？美国20年来一直独家反对建立《禁止生物武器公约》多边核查机制，这又是为什么？”吴谦说，在这5个问题上，美国欠世界一个清清楚楚的交代。这些重大原则问题，绝不是一句轻飘飘的“虚假信息”就能搪塞过去的。
他强调，中国曾是生物武器的受害国，一贯主张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包括生物武器在内的一切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坚决反对任何国家在任何情况下研发、拥有或使用生物武器。中方一贯认为，《禁止生物武器公约》的宗旨和目标必须得到严格遵守。我们敦促美方以公开、透明、负责任的态度，认真回应国际社会关切，切实履行公约义务，对其境内外生物军事活动作出全面说明，并接受多边核查。
所谓“中方向俄提供军事援助”完全是虚假信息
在回答关于所谓“中方向俄提供军事援助”相关问题时，吴谦表示，这完全是虚假信息，中俄双方均已作出澄清。美方近期在乌克兰问题上一再散布针对中国的谣言，用心险恶、令人不齿，也让国际社会看清了美方惯于造谣生事的真实面目。
“需要强调的是，中方在乌克兰问题上的立场是一贯的、明确的。”吴谦说，我们一直以来为劝和促谈发挥着建设性作用。当务之急是各方保持克制，为紧张局势降温缓和而不是火上浇油，推动外交解决而不是使局势进一步升温。我们要求美方立即停止这种造谣污蔑、无事生非的卑劣行径，深刻反思自身在乌克兰危机发展演变过程中所扮演的不光彩角色，真正为推动乌克兰局势缓和做些实实在在的事。
那些叫嚣要给中国“教训”的人 自己首先要学会接受教训
就美国太平洋空军司令“希望中国从俄乌冲突中汲取三个教训”相关言论，吴谦回应：那些叫嚣要给中国“教训”的人，自己首先要学会接受教训。谈到挑衅他国、发动战争，如果美国是世界第二，那就没有国家敢当第一。
吴谦强调，众所周知，中国始终奉行防御性国防政策和积极防御的军事战略，秉持亲诚惠容的周边外交理念，坚持与邻为善、以邻为伴，致力于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从未侵略他国、从不搞代理人战争、从不寻求势力范围、从不参与军事集团对抗。长期以来，中国军队与周边国家军队深入开展各领域务实合作，积极提供公共安全产品，稳妥处理热点敏感问题，为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
吴谦说，在和平与安全问题上，美方自身劣迹斑斑，自建国以来频频在海外挑起战争，在全球范围内输出动荡，造成严重人道主义灾难，已经成为世界的最大乱源，根本没有资格给他国当“教师爷”。
“挟洋谋独”没有出路“以台制华”注定失败
有记者就民进党当局企图将乌克兰问题与台湾问题挂钩、一些美西方政客借机渲染大陆对台“军事威胁”等提问。
吴谦说，首先需要指出，台湾不是乌克兰，台湾问题与乌克兰问题有着本质区别。根本在于，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台湾问题纯属中国内政，不容任何外来干涉。两岸必须统一，也必然统一，这是历史大势，是任何人、任何势力都无法阻挡的。
他指出，民进党当局变本加厉勾连外部势力，进行谋“独”挑衅，图谋改变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的事实，是造成当前台海形势紧张动荡的根源。他们近期借乌克兰局势“蹭热点”“刷存在”，刻意渲染所谓大陆“威胁”，升高两岸对立对抗与谋“独”的调门，甚至狂妄地鼓吹战争。这种妄图“倚外谋独”“以武谋独”的行径是在害台湾，只会将台湾推向灾难的深渊。
吴谦强调，中国维护自身主权和领土完整，天经地义，不容任何外来干涉。我们正告民进党当局和某些外部势力，“挟洋谋独”没有出路，“以台制华”注定失败。中国人民解放军严阵以待，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坚决回击任何危害中国核心利益、破坏台海和平稳定的挑衅行径。（新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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