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史上的今天——10月14日】1942年10月14日毛泽东《历史教训》发表
1942年10月14日，《解放日报》发表毛泽东撰写的社论《历史教训》。
社论指出：希特勒的实力和他的野心之间的矛盾，是他失败的重要原因。这个矛盾，表现在他采取避实击虚政策上面。一切他所避开的地点，都成了红军向他进攻的出发点。这样将迫使希特勒最后地放弃他的一切战略进攻。社论最后指出：整个苏德战争已经证明：只要人们不对法西斯讲慈悲，就是说，多一点勇气，法西斯就会失败的，这就是历史的教训。日本的实力与他的野心之间的矛盾，也是一定要把日本法西斯压得粉碎。
1950年10月14日毛泽东通报志愿军入朝作战方针和部署
1950年10月14日，毛泽东致电周恩来。电报通报了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的方针和部署。
电报指出：在平壤、元山铁路线以北，德川、宁远公路线以南地区构筑两道至三道防御阵线。如敌来攻则在阵地前面分割歼灭之；如平壤美军、元山伪军两路来攻则打孤立较薄之一路。现在的决心是打伪军，也可以打某些孤立的美军。美军现尚停留在三八线，它进攻到平壤需要时间，由平壤再向德川进攻又需要时间。如平壤美军不向德川进攻，元山的伪军估计也难于单独进攻，这样就给我军的开进及修筑布防的时间。我军决于十月十九日开动。为着准备在十一月内在敌进攻德川区域时打一个胜仗，我们决定还是出发二十六万人（十二个步兵师、三个炮兵师）均开进为好。
1950年10月14日政务院作出《关于治理淮河的决定》
1950年8月25日至9月12日，在周总理直接指导下，水利部召开治淮会议，豫、皖、苏3省负责人和一批水利专家参加，共同研究治理淮河的规划和方案。
在治淮会议上，周恩来总理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提出了“蓄泄兼筹”、“三省共保”以达根治之目的的治淮方针。会议确定上游“以拦蓄洪水发展水利为长远目标”，中游蓄泄并重，下游则开辟入海通道，以利宣泄。会议制定了治淮工程的步骤，决定1950年12月以前以勘测工作为重心，中游地区在整个计划内，选择对上、下游关系较小的部分工程，结合以工代赈，于10月下旬先行开工。会议建议以淮河水利工程总局为基础，组成治淮委员会统一领导治淮工作。
这次治淮会议的召开，正式拉开了治理淮河的序幕。1950年10月14日，政务院作出《关于治理淮河的决定》。《决定》确定了“蓄泄兼筹，以达根治之目的”治淮方针，并对1951年治淮的工作方案作出了明确规定。11月6日，治淮委员会在蚌埠成立，曾山任主任，曾希圣等4人为副主任。曾山调往北京后，谭震林、曾希圣先后任治淮委员会主任。
1951年，毛泽东题词“一定要把淮河修好”。到1957年冬，治淮工程初见成效。
1951年10月14日中共中央致电志愿军党委用一切努力争取最后胜利
1951年10月14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致中国人民志愿军党委电。
电报指出：中央对于志愿军全体同志在志愿军党委和彭德怀同志的领导下进行了一个整年的英勇奋斗，取得了很大的胜利，表示欣慰与慰劳。目前的任务，是用一切努力争取最后胜利。目前国内情况很好，全党及全国人民热烈支援你们。国际形势也于我们有利，敌人困难甚多。我们也有困难，有些是很大的困难，但是可能克服的。只要同志们继续努力，并和朝鲜同志始终团结一致，最后胜利是可以取得的。
1952年10月14日上甘岭战役
1952年7月，为了寻求朝鲜战争战俘问题的解决，中方谈判代表向美方提出了双方所俘获的武装人员全部遣返的原则。而美方仍坚持“自愿遣返”的主张，并于10月8日又蛮横地片面宣告停战谈判无限期休会。接着，10月14日向上甘岭志愿军两个连的阵地发动了进攻。美方名为“金化攻势”。
上甘岭，位于我军中部战线战略要点五圣山南麓，阵地突出，直接威胁着对方金化防线。对方为了对我军施加军事压力，为了造成在谈判席上的有利地位，为了改善其在金化地区的防御态势，故向我军发动了十分猖狂的进攻，是一年来规模最大的军事攻势，企图迫使我军让步。
敌军调集兵力6万余人，大炮300余门，坦克170多辆，出动飞机3000多架次，对志愿军两个连约3.7平方公里的阵地上，倾泻炮弹190余万发，炸弹5000余枚。战斗激烈程度为前所罕见，特别是炮兵火力密度，已超过二次大战水平。我方阵地山头被削低两米，高地的土石被炸松1—2米，成了一片焦土，许多坑道被打短了五六米。敌人虽然使用世界战史上空前集中的炮兵，但打不破志愿军的钢铁防线。
志愿军参战部队共4万余人。他们依托以坑道为骨干的坚固防御阵地，英勇顽强地抗击进攻之敌，每一表面阵地都反复争夺数次，战况空前紧张激烈。志愿军参战部队依托坑道与敌反复争夺29次，击退敌营以上规模冲锋25次，营以下冲锋653次。志愿军伤亡11529人，伤亡率在20%以上。而“联合国军”伤亡25498人，伤亡率在40%以上。
在这次举世闻名的战役中，志愿军表现出不畏艰难、顽强奋战的英雄气概，团结友爱的优良品质，被人们誉之为“上甘岭精神”。
1972年10月14日《人民日报》文章批判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
1972年10月14日，《人民日报》根据周恩来于8、9月间两次批判极“左”思潮的讲话精神组织发表了《无政府主义是假马克思主义骗子的反革命工具》等三篇批判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的文章，指出林彪是煽动极“左”思潮的罪魁祸首。
这是1967年2月前后许多中央领导同志要求纠正“文化大革命”错误这一正确主张的继续和发展。但是，江青、张春桥、姚文元攻击《人民日报》的三篇文章是毒草，并在《人民日报》社内大批所谓“修正主义”“右倾回潮”。
12月17日，毛泽东在一次谈话中说：林彪“是极右修正主义，分裂，阴谋诡计，叛党叛国。”此后，就只准批林彪的极右，不准再批“左”。
1979年10月14日中共中央批转《新的历史时期统一战线的方针任务》
1979年10月14日，中共中央批转全国统战工作会议文件《新的历史时期统一战线的方针任务》，并发出通知指出：在新的历史时期，统一战线仍然是一个重要法宝。不是可以削弱，而是应该加强。要放宽视野，把统一战线的范围搞得宽一些，只要赞成祖国统一，即使并不赞成社会主义制度的人们，也要团结。那种认为统战工作可有可无和宁“左”勿右；“左”比右好的思想，是完全错误的。
1982年10月14日邓小平谈“六五”计划和长期规划问题
1982年10月14日，邓小平同宋平谈“六五”计划和长期规划问题指出：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比较，它的优越性就在于能做到全国一盘棋，集中力量，保证重点。缺点在于市场运用得不好，经济搞得不活。计划与市场的关系问题如何解决？解决得好，对经济的发展就很有利；解决不好，就会糟。能源不够，不仅是“六五”期间的问题，也是今后相当长一个时期的问题。我们整个经济发展的战略，能源、交通是重点，农业也是重点。农业的发展一靠政策，二靠科学。科学技术的发展和作用是无穷无尽的。
他在谈到加强科技队伍的管理时指出：我们不是没有人才，问题是能不能很好地把他们组织和使用起来，把他们的积极性调动起来，发挥他们的专长。现在科技人员一方面很缺，另一方面又有很大的窝工浪费，用非所学、用非所长的现象很严重。这样的管理形式不行。怎样打破军民界限、部门地方界限，合理使用，把全国的科技人员使用起来，并且使用得当，是个很大的问题。要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第一位的就是科技队伍的管理使用问题。人才，只有大胆使用，才能培养出来。对那些真正有本事的人，要放手提拔，在工资级别上破格提高。招聘也是个办法。我们要开一条路出来，让有才能的人很快成长，不要老是把人才卡住。人才不断涌出，我们的事业才有希望。
1987年10月14日国务院：欢迎台湾同胞到祖国大陆探亲旅游，保证来去自由
1987年10月14日，国务院有关方面负责人就台湾国民党当局有限制地开放台湾同胞赴大陆探亲一事发表谈话指出，热情欢迎台湾同胞到祖国大陆探亲旅游，保证来去自由；同时也希望台湾当局允许大陆同胞到台湾探亲。
10月16日，国务院公布了《关于台湾同胞来大陆探亲旅游接待办法的通知》。
10月14日，台湾当局“中常会”通过台湾居民赴大陆探亲的方案，规定“基于传统伦理及人道立场的考虑，允许民众赴大陆探亲；除现役军人及公职人员外，凡在大陆有血亲、姻亲、三等亲以内之亲属者，均可申请到大陆探亲”。台湾红十字会为办理老兵返乡，准备了10万份申请表格，在短短半个月内被索取一空。
1988年1月19日，由台湾“外省人返乡探亲促进会”组织的第一个台湾返乡探亲团抵达北京。
2004年10月1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
2004年10月14日， 新华社报道称，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
《意见》强调，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提高他们的思想政治素质，把他们培养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对于全面实施科教兴国和人才强国战略，确保我国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始终立于不败之地，确保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宏伟目标，确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兴旺发达、后继有人，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战略意义。
来源：中国共产党新闻网、人民网、党史网
1942年10月14日，《解放日报》发表毛泽东撰写的社论《历史教训》。
社论指出：希特勒的实力和他的野心之间的矛盾，是他失败的重要原因。这个矛盾，表现在他采取避实击虚政策上面。一切他所避开的地点，都成了红军向他进攻的出发点。这样将迫使希特勒最后地放弃他的一切战略进攻。社论最后指出：整个苏德战争已经证明：只要人们不对法西斯讲慈悲，就是说，多一点勇气，法西斯就会失败的，这就是历史的教训。日本的实力与他的野心之间的矛盾，也是一定要把日本法西斯压得粉碎。
1950年10月14日毛泽东通报志愿军入朝作战方针和部署
1950年10月14日，毛泽东致电周恩来。电报通报了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的方针和部署。
电报指出：在平壤、元山铁路线以北，德川、宁远公路线以南地区构筑两道至三道防御阵线。如敌来攻则在阵地前面分割歼灭之；如平壤美军、元山伪军两路来攻则打孤立较薄之一路。现在的决心是打伪军，也可以打某些孤立的美军。美军现尚停留在三八线，它进攻到平壤需要时间，由平壤再向德川进攻又需要时间。如平壤美军不向德川进攻，元山的伪军估计也难于单独进攻，这样就给我军的开进及修筑布防的时间。我军决于十月十九日开动。为着准备在十一月内在敌进攻德川区域时打一个胜仗，我们决定还是出发二十六万人（十二个步兵师、三个炮兵师）均开进为好。
1950年10月14日政务院作出《关于治理淮河的决定》
1950年8月25日至9月12日，在周总理直接指导下，水利部召开治淮会议，豫、皖、苏3省负责人和一批水利专家参加，共同研究治理淮河的规划和方案。
在治淮会议上，周恩来总理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提出了“蓄泄兼筹”、“三省共保”以达根治之目的的治淮方针。会议确定上游“以拦蓄洪水发展水利为长远目标”，中游蓄泄并重，下游则开辟入海通道，以利宣泄。会议制定了治淮工程的步骤，决定1950年12月以前以勘测工作为重心，中游地区在整个计划内，选择对上、下游关系较小的部分工程，结合以工代赈，于10月下旬先行开工。会议建议以淮河水利工程总局为基础，组成治淮委员会统一领导治淮工作。
这次治淮会议的召开，正式拉开了治理淮河的序幕。1950年10月14日，政务院作出《关于治理淮河的决定》。《决定》确定了“蓄泄兼筹，以达根治之目的”治淮方针，并对1951年治淮的工作方案作出了明确规定。11月6日，治淮委员会在蚌埠成立，曾山任主任，曾希圣等4人为副主任。曾山调往北京后，谭震林、曾希圣先后任治淮委员会主任。
1951年，毛泽东题词“一定要把淮河修好”。到1957年冬，治淮工程初见成效。
1951年10月14日中共中央致电志愿军党委用一切努力争取最后胜利
1951年10月14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致中国人民志愿军党委电。
电报指出：中央对于志愿军全体同志在志愿军党委和彭德怀同志的领导下进行了一个整年的英勇奋斗，取得了很大的胜利，表示欣慰与慰劳。目前的任务，是用一切努力争取最后胜利。目前国内情况很好，全党及全国人民热烈支援你们。国际形势也于我们有利，敌人困难甚多。我们也有困难，有些是很大的困难，但是可能克服的。只要同志们继续努力，并和朝鲜同志始终团结一致，最后胜利是可以取得的。
1952年10月14日上甘岭战役
1952年7月，为了寻求朝鲜战争战俘问题的解决，中方谈判代表向美方提出了双方所俘获的武装人员全部遣返的原则。而美方仍坚持“自愿遣返”的主张，并于10月8日又蛮横地片面宣告停战谈判无限期休会。接着，10月14日向上甘岭志愿军两个连的阵地发动了进攻。美方名为“金化攻势”。
上甘岭，位于我军中部战线战略要点五圣山南麓，阵地突出，直接威胁着对方金化防线。对方为了对我军施加军事压力，为了造成在谈判席上的有利地位，为了改善其在金化地区的防御态势，故向我军发动了十分猖狂的进攻，是一年来规模最大的军事攻势，企图迫使我军让步。
敌军调集兵力6万余人，大炮300余门，坦克170多辆，出动飞机3000多架次，对志愿军两个连约3.7平方公里的阵地上，倾泻炮弹190余万发，炸弹5000余枚。战斗激烈程度为前所罕见，特别是炮兵火力密度，已超过二次大战水平。我方阵地山头被削低两米，高地的土石被炸松1—2米，成了一片焦土，许多坑道被打短了五六米。敌人虽然使用世界战史上空前集中的炮兵，但打不破志愿军的钢铁防线。
志愿军参战部队共4万余人。他们依托以坑道为骨干的坚固防御阵地，英勇顽强地抗击进攻之敌，每一表面阵地都反复争夺数次，战况空前紧张激烈。志愿军参战部队依托坑道与敌反复争夺29次，击退敌营以上规模冲锋25次，营以下冲锋653次。志愿军伤亡11529人，伤亡率在20%以上。而“联合国军”伤亡25498人，伤亡率在40%以上。
在这次举世闻名的战役中，志愿军表现出不畏艰难、顽强奋战的英雄气概，团结友爱的优良品质，被人们誉之为“上甘岭精神”。
1972年10月14日《人民日报》文章批判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
1972年10月14日，《人民日报》根据周恩来于8、9月间两次批判极“左”思潮的讲话精神组织发表了《无政府主义是假马克思主义骗子的反革命工具》等三篇批判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的文章，指出林彪是煽动极“左”思潮的罪魁祸首。
这是1967年2月前后许多中央领导同志要求纠正“文化大革命”错误这一正确主张的继续和发展。但是，江青、张春桥、姚文元攻击《人民日报》的三篇文章是毒草，并在《人民日报》社内大批所谓“修正主义”“右倾回潮”。
12月17日，毛泽东在一次谈话中说：林彪“是极右修正主义，分裂，阴谋诡计，叛党叛国。”此后，就只准批林彪的极右，不准再批“左”。
1979年10月14日中共中央批转《新的历史时期统一战线的方针任务》
1979年10月14日，中共中央批转全国统战工作会议文件《新的历史时期统一战线的方针任务》，并发出通知指出：在新的历史时期，统一战线仍然是一个重要法宝。不是可以削弱，而是应该加强。要放宽视野，把统一战线的范围搞得宽一些，只要赞成祖国统一，即使并不赞成社会主义制度的人们，也要团结。那种认为统战工作可有可无和宁“左”勿右；“左”比右好的思想，是完全错误的。
1982年10月14日邓小平谈“六五”计划和长期规划问题
1982年10月14日，邓小平同宋平谈“六五”计划和长期规划问题指出：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比较，它的优越性就在于能做到全国一盘棋，集中力量，保证重点。缺点在于市场运用得不好，经济搞得不活。计划与市场的关系问题如何解决？解决得好，对经济的发展就很有利；解决不好，就会糟。能源不够，不仅是“六五”期间的问题，也是今后相当长一个时期的问题。我们整个经济发展的战略，能源、交通是重点，农业也是重点。农业的发展一靠政策，二靠科学。科学技术的发展和作用是无穷无尽的。
他在谈到加强科技队伍的管理时指出：我们不是没有人才，问题是能不能很好地把他们组织和使用起来，把他们的积极性调动起来，发挥他们的专长。现在科技人员一方面很缺，另一方面又有很大的窝工浪费，用非所学、用非所长的现象很严重。这样的管理形式不行。怎样打破军民界限、部门地方界限，合理使用，把全国的科技人员使用起来，并且使用得当，是个很大的问题。要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第一位的就是科技队伍的管理使用问题。人才，只有大胆使用，才能培养出来。对那些真正有本事的人，要放手提拔，在工资级别上破格提高。招聘也是个办法。我们要开一条路出来，让有才能的人很快成长，不要老是把人才卡住。人才不断涌出，我们的事业才有希望。
1987年10月14日国务院：欢迎台湾同胞到祖国大陆探亲旅游，保证来去自由
1987年10月14日，国务院有关方面负责人就台湾国民党当局有限制地开放台湾同胞赴大陆探亲一事发表谈话指出，热情欢迎台湾同胞到祖国大陆探亲旅游，保证来去自由；同时也希望台湾当局允许大陆同胞到台湾探亲。
10月16日，国务院公布了《关于台湾同胞来大陆探亲旅游接待办法的通知》。
10月14日，台湾当局“中常会”通过台湾居民赴大陆探亲的方案，规定“基于传统伦理及人道立场的考虑，允许民众赴大陆探亲；除现役军人及公职人员外，凡在大陆有血亲、姻亲、三等亲以内之亲属者，均可申请到大陆探亲”。台湾红十字会为办理老兵返乡，准备了10万份申请表格，在短短半个月内被索取一空。
1988年1月19日，由台湾“外省人返乡探亲促进会”组织的第一个台湾返乡探亲团抵达北京。
2004年10月1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
2004年10月14日， 新华社报道称，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
《意见》强调，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提高他们的思想政治素质，把他们培养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对于全面实施科教兴国和人才强国战略，确保我国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始终立于不败之地，确保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宏伟目标，确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兴旺发达、后继有人，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战略意义。
来源：中国共产党新闻网、人民网、党史网
【#党史上的今天#——3月24日】1927年3月24日 共产党员参加领导的北伐军占领南京
1927年3月24日，共产党员参加领导的北伐军第六军、第二军击败敌军，占领南京。英美帝国主义的军舰炮轰南京，发出了加紧干涉中国革命的信号。蒋介石利用总司令的职权，命令第六军、第二军开赴江北，调嫡系部队进驻南京。
1941年3月24日 新四军副军长项英遇害
1941年1月，国民党反动派发动了皖南事变，以8万军队于1月6日将9000余人新四军包围于安徽泾县的茂林地区。
14日晚，叶挺军长前往敌营谈判，遭到扣留。当晚国民党军队发动总攻，新四军除1000余人突围外，大部分战士壮烈牺牲。副军长项奖、副参谋长周子昆等突围时与大部队失散，只能留在皖南山区，待机北上。在当地地下党组织的掩护下，项英等十余人隐蔽在濂坑的石牛坞村后山腰的一个石洞中。
3月23日夜，项英、周子昆与警卫员黄诚住宿于石洞中，其余数人下山与地下党联系转移事宜。副官刘厚总于1941年3月24日凌晨2时用手枪将项英、周子昆打死，黄诚也中弹负伤。刘厚总杀人后劫走项、周携带的黄金、银元、手表、枪枝，逃下山去，投弃国民党县党部报功请赏。项英、周子昆的遗体被部下发现后掩埋于牺牲处，解放后遗骨移葬于南京雨花台烈士陵园。
1949年3月24日至4月3日 第一次全国妇代会召开
1949年3月24日至4月3日，中华全国妇女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平召开，会上正式宣布成立全国妇女统一的群众性组织——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何香凝任名誉主席，蔡畅为主席，邓颖超、李德全、许广平任副主席。1957年9月改称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简称“全国妇联”。
1957年3月24日 刘少奇谈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分配问题
1957年3月24日，刘少奇在湖南省干部会议上讲话，指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分配问题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这个问题，反映了生产力跟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也反映了上层建筑跟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在私有制度的社会里，这两个矛盾主要表现为阶级矛盾；在社会主义社会里，这两个矛盾主要表现为人民内部的矛盾。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基本上确立起来了。所有制问题基本解决了，分配问题就大量地、突出地产生出来了。必须按照按劳付酬的原则，公平合理地分配人们劳动所创造的价值，以促进生产力的顺利发展。要很好地处理积累与消费的比例、工人与农民的消费比例、国家预算的分配比例，以及部门之间、地区之间的投资比例、生产人员与非生产人员的比例等全社会中的分配问题。
1977年3月24日 叶剑英在中央军委座谈会上发表讲话
1977年3月24日，中共中央军委召开座谈会，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叶剑英在中央军委座谈会上发表讲话。他针对林彪、“四人帮”破坏军队建设所带来的恶果，尖锐地提出大家要弄清的十个“应该不应该”，即：（一）应该不应该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二）应该不应该坚持无产阶级党性，反对资产阶级派性？（三）应该不应该继承和发扬我党我军的优良传统？（四）应该不应该整顿军队？（五）应该不应该严格遵守革命纪律和制度？（六）应该不应该按照接班人“五项条件”搞好老中青三结合？（七）应该不应该强调军队要稳定？（八）应该不应该严格训练、严格要求？（九）应该不应该坚持野战军、地方武装、民兵三结合的武装力量体制？（十）应该不应该准备打仗？叶剑英以十分明确的态度和语言对这十个“应该不应该”作出的肯定回答，从而澄清了军队建设中的一系列大是大非问题，为人民解放军的建设指明了前进方向。
1979年3月24日 国家农委座谈会结束
1979年3月12日至24日，国家农委邀请广东、湖南、四川、江苏、安徽、河北、吉林７省农村工作部门和安徽全椒、广东博罗、四川广汉３县的负责人召开座谈会，讨论建立健全农业生产责任制问题。会上围绕联产计酬特别是包产到户问题进行了热烈争论，最后达成的意见是：目前多数地方实行包产到组、定额计酬；深山、偏僻地区的孤门独户，可以包产到户；现在春耕已到，不论采用什么形式的责任制，都要很快定下来，以便全力投入春耕。
1980年3月24日 中共中央命名“经济特区”
1980年3月24日，中共中央在广州召开广东、福建两省会议，正式将“出口特区”定名为“经济特区”。
早在1979年4月，中央工作会议期间，邓小平就对广东省有关领导说，要划一块地方，叫特区，中央没钱，你们自己搞。当年6月，广东省提出办出口特区；7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同意在深圳、珠海试办出口特区。1980年8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批准国务院提出的在深圳、珠海、汕头、厦门设置经济特区。
1981年3月24日 邓小平谈什么是社会主义的问题
1981年3月24日，邓小平会见坦桑尼亚总统尼雷尔时谈到什么是社会主义的问题指出：“社会主义总要使人民生活逐步改善，人民群众的收入不断增加，当然也包括使整个国家一步一步地富强起来。像我们这样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当然要对外开放，加强国际经济交往，但最大的市场还是在国内。如果占人口百分之八十的农村不发达，没有购买力，哪会有国内市场？我们看到，现在的政策正是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最有效的政策。他还指出：中国革命的历程已经证明，如果没有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中国人民至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很多年才能取得胜利。所以我们说要正确评价毛主席。毛主席的一生，成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毛主席确实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给马克思主义增添了许多新的内容。（来源：中国共产党新闻网、人民网、党史网 ）
1927年3月24日，共产党员参加领导的北伐军第六军、第二军击败敌军，占领南京。英美帝国主义的军舰炮轰南京，发出了加紧干涉中国革命的信号。蒋介石利用总司令的职权，命令第六军、第二军开赴江北，调嫡系部队进驻南京。
1941年3月24日 新四军副军长项英遇害
1941年1月，国民党反动派发动了皖南事变，以8万军队于1月6日将9000余人新四军包围于安徽泾县的茂林地区。
14日晚，叶挺军长前往敌营谈判，遭到扣留。当晚国民党军队发动总攻，新四军除1000余人突围外，大部分战士壮烈牺牲。副军长项奖、副参谋长周子昆等突围时与大部队失散，只能留在皖南山区，待机北上。在当地地下党组织的掩护下，项英等十余人隐蔽在濂坑的石牛坞村后山腰的一个石洞中。
3月23日夜，项英、周子昆与警卫员黄诚住宿于石洞中，其余数人下山与地下党联系转移事宜。副官刘厚总于1941年3月24日凌晨2时用手枪将项英、周子昆打死，黄诚也中弹负伤。刘厚总杀人后劫走项、周携带的黄金、银元、手表、枪枝，逃下山去，投弃国民党县党部报功请赏。项英、周子昆的遗体被部下发现后掩埋于牺牲处，解放后遗骨移葬于南京雨花台烈士陵园。
1949年3月24日至4月3日 第一次全国妇代会召开
1949年3月24日至4月3日，中华全国妇女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平召开，会上正式宣布成立全国妇女统一的群众性组织——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何香凝任名誉主席，蔡畅为主席，邓颖超、李德全、许广平任副主席。1957年9月改称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简称“全国妇联”。
1957年3月24日 刘少奇谈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分配问题
1957年3月24日，刘少奇在湖南省干部会议上讲话，指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分配问题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这个问题，反映了生产力跟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也反映了上层建筑跟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在私有制度的社会里，这两个矛盾主要表现为阶级矛盾；在社会主义社会里，这两个矛盾主要表现为人民内部的矛盾。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基本上确立起来了。所有制问题基本解决了，分配问题就大量地、突出地产生出来了。必须按照按劳付酬的原则，公平合理地分配人们劳动所创造的价值，以促进生产力的顺利发展。要很好地处理积累与消费的比例、工人与农民的消费比例、国家预算的分配比例，以及部门之间、地区之间的投资比例、生产人员与非生产人员的比例等全社会中的分配问题。
1977年3月24日 叶剑英在中央军委座谈会上发表讲话
1977年3月24日，中共中央军委召开座谈会，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叶剑英在中央军委座谈会上发表讲话。他针对林彪、“四人帮”破坏军队建设所带来的恶果，尖锐地提出大家要弄清的十个“应该不应该”，即：（一）应该不应该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二）应该不应该坚持无产阶级党性，反对资产阶级派性？（三）应该不应该继承和发扬我党我军的优良传统？（四）应该不应该整顿军队？（五）应该不应该严格遵守革命纪律和制度？（六）应该不应该按照接班人“五项条件”搞好老中青三结合？（七）应该不应该强调军队要稳定？（八）应该不应该严格训练、严格要求？（九）应该不应该坚持野战军、地方武装、民兵三结合的武装力量体制？（十）应该不应该准备打仗？叶剑英以十分明确的态度和语言对这十个“应该不应该”作出的肯定回答，从而澄清了军队建设中的一系列大是大非问题，为人民解放军的建设指明了前进方向。
1979年3月24日 国家农委座谈会结束
1979年3月12日至24日，国家农委邀请广东、湖南、四川、江苏、安徽、河北、吉林７省农村工作部门和安徽全椒、广东博罗、四川广汉３县的负责人召开座谈会，讨论建立健全农业生产责任制问题。会上围绕联产计酬特别是包产到户问题进行了热烈争论，最后达成的意见是：目前多数地方实行包产到组、定额计酬；深山、偏僻地区的孤门独户，可以包产到户；现在春耕已到，不论采用什么形式的责任制，都要很快定下来，以便全力投入春耕。
1980年3月24日 中共中央命名“经济特区”
1980年3月24日，中共中央在广州召开广东、福建两省会议，正式将“出口特区”定名为“经济特区”。
早在1979年4月，中央工作会议期间，邓小平就对广东省有关领导说，要划一块地方，叫特区，中央没钱，你们自己搞。当年6月，广东省提出办出口特区；7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同意在深圳、珠海试办出口特区。1980年8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批准国务院提出的在深圳、珠海、汕头、厦门设置经济特区。
1981年3月24日 邓小平谈什么是社会主义的问题
1981年3月24日，邓小平会见坦桑尼亚总统尼雷尔时谈到什么是社会主义的问题指出：“社会主义总要使人民生活逐步改善，人民群众的收入不断增加，当然也包括使整个国家一步一步地富强起来。像我们这样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当然要对外开放，加强国际经济交往，但最大的市场还是在国内。如果占人口百分之八十的农村不发达，没有购买力，哪会有国内市场？我们看到，现在的政策正是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最有效的政策。他还指出：中国革命的历程已经证明，如果没有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中国人民至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很多年才能取得胜利。所以我们说要正确评价毛主席。毛主席的一生，成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毛主席确实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给马克思主义增添了许多新的内容。（来源：中国共产党新闻网、人民网、党史网 ）
对象主义与时代精神
一个人活在世上要应付的好，最少需要掌握三门知识：即物理知识、化学知识和人性知识。物理知识教你认识物质世界的一般性质和变化规律；化学知识教你在物质的深层结构上了解事物变化的机理等等。这两门知识，在日常生活的意义上，它们属于物性论，具有帮助人类预知物质运动的原因方向和结果等等功用，从而让人在与对象世界相处时避开风险，趋向主动。第三门知识就是人性论。由于人完全不同于那些相对静止的物，人更多地依靠思想、情感支配行动，因而具有自身特殊的属性。从日常生活的意义上看，了解人性就是了解自己，就是了解自己与社会（他人）的关系，就是以这些知识掌控自己的行为，从而获得最佳的对象关系，并在历史建构中发挥作用。
同样，一个人的一生当中，还需要有三种人陪伴：一是医生，二是律师，三是教育者。医生从我们一出生就陪伴着我们，直到终老都不能离开。因为医生掌握了疾病与生命的关系，他能够让我们保持旺盛的生命力从而健康地面对各种对象世界。律师则是受法律差遣保障我们在与世界发生交互作用时不致受到不应有的侵害的正义卫士。由于律师代表我们处理很多纠葛，我们面向对象世界时就会更加得心应手，也省去了很多羁绊。教育者是间接经验的集大成者，他把已有的对象世界用知识（这是很适合幼年个体接受的方式）的形式教给个体，使个体关于对象世界的认知发生突发性地暴炸式的累积，——如果没有教育者的传承，仅靠每个人的亲身实践来获得知识，我们就会陷入一个狭小的经验世界里止步不前。
对个人而言，上述各种知识和专业人士的陪伴，毕竟只是外部因素和力量。而能够统帅这些外部性的根本，是我们自身的主体性的强大。这个主体性的建构，必须从树立正确的符合时代要求的哲学观念开始。
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哲学不愿意停留在事物的表面，它总是义无反顾地不屈不挠地充满自信地发见藏在事物背后的真相。如果说人的初始状态只是肉体，那么，这个肉体能否苏醒？能否自立自觉？能否灵动自信？皆与你能否掌握真正的哲学有关。当今中国，从对象哲学的视域看，人的精神随着时代变迁正在发生如下演进：
1.从无到有：开启物我关系建构时代
从无到有的时代是从改革开放开启的。就个体而言，在改革开放前，个体除了全民所有制的各种关怀之外，自身能够用于傍身的对象几乎没有。改革开放的切入点恰恰契合了人的这一需求，即放开非公经济的发展：让非公有制经济从没有立足之地，到拥有补充地位，再到确立为社会主义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以至到今天，非公经济成分在有些省份达到90%以上。这项改革是人与对象的直接结合的最有价值的见证，中国社会的活力从此一泻千里。安徽小岗村的农民因为有了可以自己做主的承包地，他们的精神潜力由此迸发，许多经过租赁制承包制股份制改革的工厂，焕发了管理者和工人的精神世界。这说明，中国社会的症结问题不在个体本身而在于个体的对象关系的建构。由于拥有了一定的物质对象，人们可以能动地把自己的主观世界对象化。在与这些物质对象打交道的过程中，人的感性、知性开始提升，精神开始充满张力。虽然社会物质资源仍然十分有限，但却是对物质资源有限性的充分发挥，每个中国人在这里都找到了自己的实在性，中国社会的创造力也让整个世界为之惊叹。
2.从不确定性到确定性：人性慌乱到内心宁静
但是，简单放任并不是建构对象关系的正确路径。人们与原始自然的结合，其实更多地唤醒了人的动物性。由于整个社会资源的有限性，人们之间为了经济利益而相互倾轧，真正的人性受到严重挑战，经济人特性突出，短期行为严重，土豪属性暴露等等。在人们与物质对象结合的过程中，充斥着各种各样的不确定性，但总体上，人的形态正沿着这样的轨迹前进：长期的饥饿—温饱—富裕—人的全面发展。这是一个从不确定性逐渐走向确定性的时代，个体的内心世界从紧张忙乱骚动，发展到在物质面前开始体现知性理性。随着物质世界的充裕，内心世界在重新建构。人们开始趋向心灵体验，开始发掘良知，开始社会启蒙。一切都指向了一个新的时代焦点：即通过对象关系的建构而获得主体性的提升。当个体与各种对象的关系真正确立起来之后，他就可以考虑更加长远的、世世代代的未来，个体的心理就会趋向宁静。
3.从向外张力到向内反思：把握自我形成内省人格
社会的向心力正在凝聚。人类是群居动物，个体价值总是需要在社会中发扬光大，个体精神总是要与时代精神相融合。物质消费带来的是无数次的感觉，感觉再生又消失，消失之后又需要物质去唤醒这种感觉。所以，感觉是易失的，不确定的，不自主的，是被对象所控制的。显然，在人们到处寻找感觉的过程中，人们也相互面对，也从他人身上观照自身，并开始反思自身。人们发现，“经济人”就是“工具人”，他并非每个人的理想，人们更需要追求尊严、追求公义，需要在社会中确立一个良好的道德形象，需要摆脱对物的依赖性，需要走向全面发展。中国社会的许多个体经过这些年与各种对象世界的关系建构，通过反思群体之间的竞争性，反思人的道德性，新的“理想人格”将呼之欲出。
（唐震：陕西省社科院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一个人活在世上要应付的好，最少需要掌握三门知识：即物理知识、化学知识和人性知识。物理知识教你认识物质世界的一般性质和变化规律；化学知识教你在物质的深层结构上了解事物变化的机理等等。这两门知识，在日常生活的意义上，它们属于物性论，具有帮助人类预知物质运动的原因方向和结果等等功用，从而让人在与对象世界相处时避开风险，趋向主动。第三门知识就是人性论。由于人完全不同于那些相对静止的物，人更多地依靠思想、情感支配行动，因而具有自身特殊的属性。从日常生活的意义上看，了解人性就是了解自己，就是了解自己与社会（他人）的关系，就是以这些知识掌控自己的行为，从而获得最佳的对象关系，并在历史建构中发挥作用。
同样，一个人的一生当中，还需要有三种人陪伴：一是医生，二是律师，三是教育者。医生从我们一出生就陪伴着我们，直到终老都不能离开。因为医生掌握了疾病与生命的关系，他能够让我们保持旺盛的生命力从而健康地面对各种对象世界。律师则是受法律差遣保障我们在与世界发生交互作用时不致受到不应有的侵害的正义卫士。由于律师代表我们处理很多纠葛，我们面向对象世界时就会更加得心应手，也省去了很多羁绊。教育者是间接经验的集大成者，他把已有的对象世界用知识（这是很适合幼年个体接受的方式）的形式教给个体，使个体关于对象世界的认知发生突发性地暴炸式的累积，——如果没有教育者的传承，仅靠每个人的亲身实践来获得知识，我们就会陷入一个狭小的经验世界里止步不前。
对个人而言，上述各种知识和专业人士的陪伴，毕竟只是外部因素和力量。而能够统帅这些外部性的根本，是我们自身的主体性的强大。这个主体性的建构，必须从树立正确的符合时代要求的哲学观念开始。
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哲学不愿意停留在事物的表面，它总是义无反顾地不屈不挠地充满自信地发见藏在事物背后的真相。如果说人的初始状态只是肉体，那么，这个肉体能否苏醒？能否自立自觉？能否灵动自信？皆与你能否掌握真正的哲学有关。当今中国，从对象哲学的视域看，人的精神随着时代变迁正在发生如下演进：
1.从无到有：开启物我关系建构时代
从无到有的时代是从改革开放开启的。就个体而言，在改革开放前，个体除了全民所有制的各种关怀之外，自身能够用于傍身的对象几乎没有。改革开放的切入点恰恰契合了人的这一需求，即放开非公经济的发展：让非公有制经济从没有立足之地，到拥有补充地位，再到确立为社会主义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以至到今天，非公经济成分在有些省份达到90%以上。这项改革是人与对象的直接结合的最有价值的见证，中国社会的活力从此一泻千里。安徽小岗村的农民因为有了可以自己做主的承包地，他们的精神潜力由此迸发，许多经过租赁制承包制股份制改革的工厂，焕发了管理者和工人的精神世界。这说明，中国社会的症结问题不在个体本身而在于个体的对象关系的建构。由于拥有了一定的物质对象，人们可以能动地把自己的主观世界对象化。在与这些物质对象打交道的过程中，人的感性、知性开始提升，精神开始充满张力。虽然社会物质资源仍然十分有限，但却是对物质资源有限性的充分发挥，每个中国人在这里都找到了自己的实在性，中国社会的创造力也让整个世界为之惊叹。
2.从不确定性到确定性：人性慌乱到内心宁静
但是，简单放任并不是建构对象关系的正确路径。人们与原始自然的结合，其实更多地唤醒了人的动物性。由于整个社会资源的有限性，人们之间为了经济利益而相互倾轧，真正的人性受到严重挑战，经济人特性突出，短期行为严重，土豪属性暴露等等。在人们与物质对象结合的过程中，充斥着各种各样的不确定性，但总体上，人的形态正沿着这样的轨迹前进：长期的饥饿—温饱—富裕—人的全面发展。这是一个从不确定性逐渐走向确定性的时代，个体的内心世界从紧张忙乱骚动，发展到在物质面前开始体现知性理性。随着物质世界的充裕，内心世界在重新建构。人们开始趋向心灵体验，开始发掘良知，开始社会启蒙。一切都指向了一个新的时代焦点：即通过对象关系的建构而获得主体性的提升。当个体与各种对象的关系真正确立起来之后，他就可以考虑更加长远的、世世代代的未来，个体的心理就会趋向宁静。
3.从向外张力到向内反思：把握自我形成内省人格
社会的向心力正在凝聚。人类是群居动物，个体价值总是需要在社会中发扬光大，个体精神总是要与时代精神相融合。物质消费带来的是无数次的感觉，感觉再生又消失，消失之后又需要物质去唤醒这种感觉。所以，感觉是易失的，不确定的，不自主的，是被对象所控制的。显然，在人们到处寻找感觉的过程中，人们也相互面对，也从他人身上观照自身，并开始反思自身。人们发现，“经济人”就是“工具人”，他并非每个人的理想，人们更需要追求尊严、追求公义，需要在社会中确立一个良好的道德形象，需要摆脱对物的依赖性，需要走向全面发展。中国社会的许多个体经过这些年与各种对象世界的关系建构，通过反思群体之间的竞争性，反思人的道德性，新的“理想人格”将呼之欲出。
（唐震：陕西省社科院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热门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