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班”，是怎么请来的？】1月22日，一场飞雪素裹保定。一大早，苏毅伟踏雪寻美，走到一座双塔造型的高楼附近，欣赏雪后的“秀”楼风韵。
望着，一种收获感油然而生。他们承建的这座周边最高的大楼，不仅成了千年古城的西北部地标性建筑，还捧回高新区唯一的一项鲁班奖。
他说，请来“鲁班”，并非轻而易举。
这是一座什么样大楼
一座城市的西北部常被称作“上风口”，这座高楼就矗立在这样的位置——市区北二环与乐凯大街的交叉口。
似曾记得，人们一度说这里是“黑风口”。那是10多年前，这儿是保定的储灰场，“积攒”了这座百万人口的城市，半个多世纪的热电燃煤粉煤灰。大风起兮，黑云飞扬。
后来，这里清走了粉煤灰，盖起了多家工厂。而今，一座摩天大楼又在此拔地而起。
这就是电谷科技中心2号研发生产楼。远远望去，雪后大楼的双塔像抬起了擎天双臂，借问彩云：与天公孰高？
苏毅伟是河北建设集团三分公司的项目技术负责人，带领团队盖起了这座高楼。他说，这座双塔楼高99.9米，总建筑面积10.2万多平方米，分地上25层、地下两层，是一个生产研发与服务平台相结合的综合性科技中心。
不比不知道。就建筑面积而言，这座高楼比市区的中关村双子座大楼还多4万多平方米，是保定北部城区体量最大的建筑之一。
高楼的外墙夺人眼球，呈“步步高”造型。苏毅伟将高楼叫做“双子塔”，他说：“双子塔的玻璃幕墙面积就达到5.3万平方米。”这相当于80×80公分的地板砖，在幕墙上贴了8万多块。
这座大楼投巨资构筑，长度超过195米、宽达45米。“双塔”并不是䒖䒖孑立。来到楼前看到，其与裙房组合布局，主楼呈核心筒结构。楼内，天井、报告厅、扶梯……让人体验到设计的独具匠心，多层裙房丰富了楼宇的实用功能，16部直梯和4部扶梯平层准确、运行平稳。再看顶棚，吊顶格栅线条顺直、交割严密。苏毅伟说：“大楼的吊顶总面积超过了2.4万平方米。”
若在拥挤的城区，停车足球场该是多么舒心的场景。而来到地下车库，停车区面积达到1.8万平方米。也就是说，车库有两个半足球场大，可停放汽车近500辆。
“这还是一座不用燃煤供热的‘绿色大楼’。”在三分公司总工程师宋喜艳看来，这是一座不一样的大楼。她解释，这座楼宇将绿色低碳设计理念与创新科技融合在一起。比如说，整座大楼采用了技术先进的新风系统，采用温度40度左右的地热水，用中央空调集中采暖。在地下一层的地源热泵房，听不到隆隆的机器声，地热在静谧地向人传导着热力。
楼里还到处长上明锐的“眼睛”——火灾自动报警、多媒体会议室、数字化监控等系统，让其成了智能化高楼。
在建筑节能上，双塔楼外墙用料，采用蒸压加气混凝土砌块、保温一体板、岩棉复合板，幕墙是低能耗玻璃；楼内均为LED节能灯具照明，还有高功效机电设备。“建起整座大楼，我们采用了10大项23小项创新技术，这些技术都是独门绝技。”宋喜艳说。
用绣花功夫盖大楼
2016年11月，大楼开工建设；2020年6月，验收交付使用。近4年盖一座楼，时日为什么这样长？
开工建设前，这座大楼地基并不理想。为了夯实地基，施工方用了1926根基桩，地基就像编织成的一块筏板，确保百米高楼不变形、倾斜。地基打好，回填土压实后，又进行了长时间下沉观测。宋喜艳说：“从2017年6月到2019年12月，我们先后观测了17次，分析地基无沉降数据和满足设计要求后，才继续施工。”
这种体量的高楼，体重几何？整座大楼用了近6000吨钢筋、5.3万立方米的混凝土，这些钢筋、混凝土都是经严格检测，合格后“上楼”的。
一座楼内，凌乱的管线让人头痛。在此“逛”高楼，上下水管、通讯线路、通风管道……都没看到。这是因为，管线全部暗敷到墙面里。一个个厕所里，也是如此。
也倒是，功夫在细节。有人说，看一间厕所，就瞧出一处建筑、一个单位的水准。看此座楼的卫生间、洗面池，整体色调统一、视觉舒适，各种设施套割精细，门窗开启灵活、闭合严密。更让人眼前一亮的是，厕所内所有地板缝隙与墙体的成一线、宽窄一致。宋喜艳说：“这些，都是我们一块一块盯着铺的。”
在建筑领域，渗漏始终是一大顽疾。“在施工中，屋面使用了高质量防水卷材，还经过蓄水、淋水试验和雨后的检验，”宋喜艳用了一些专业术语，“卫生间防水层采用的是聚氨酯涂料，经过了闭水试验和使用后观察。”
宋喜艳还说，在施工过程中，采用了多项节能减排绿色施工技术，单位面积碳排放量仅为1.592千克，远低于同期类似规模建筑的碳排放量。
什么样大楼能获“鲁班奖”
“从开工建设起，就是冲着鲁班奖去的。”河北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总工程师、副总裁甄志禄说，这项工程已获评河北省结构优质工程、河北省安济杯奖、全国BIM大赛奖等多项荣誉。
“鲁班奖”是我国建设工程质量的最高奖。这个奖项从1987年设立后，每年评选一次，每次河北省最多获奖的工程仅有3个。那么，获得鲁班奖，具备什么条件？
甄志禄说，这需要工程必须安全、适用、美观，还要有科技进步与创新成果应用。他举例，参评项目必须具有推广应用《建筑业10项新技术》中的7大项以上，并且科技成果达到国内先进水平，及获得省（部）级和以上工法发明专利、实用新型专利。
在施工过程中，获评鲁班奖工程还必须做好节地、节能、节材、节水和环境保护的“四节一环保”，工程项目必须是绿色建筑，具备国家相关绿色建筑的设计，经过专业机构认证。
“当然，还需要建筑物具备一定的体量和规模，设计具有特色，工程管理科学规范，项目建成后的产能、功能也要达到或优于设计要求。”甄志禄说：“用户的满意度也是一个必备条件。”
具备所述条件并获评此奖的，在河北建设集团不止这一项。在该集团总部一楼，荣誉室的一个房间摆满“小金人”鲁班。至今，此企业已主承建25项鲁班奖、参建16项鲁班奖，两次荣获“创建鲁班奖工程突出贡献奖金奖”。
在保定，此前捧回鲁班奖的多是学校、医院等单位的建筑，在获14项鲁班奖工程中，11项是这家企业创建的。
站在院内，看不到大楼楼顶。它，骄傲的“身躯”直挺着，高高地俯视着人们。来到19层，一家创业机构在将办公用具搬到屋内。“我们搬进来不需要装修，里面设施是很全的。”相比他先前的办公场地，30多岁的老板李健风趣地说：“在这儿，谁来时都不‘闹新房’。”
这里，以吸纳新一代信息技术、数字经济、生物医药和新能源及智能电网、高端装备制造、新材料、节能环保等产业为主，已成为继火炬园、大学科技园之后的第三代产业园区。
夜晚，一扇扇窗户闪闪反着光，密集地聚在一起，见证着创业的温度。它似一座矗立着的未来之门，透着浓浓的产业氛围。
“这是高新区与深圳湾园区合作的示范和样板。”项目甲方——保定市华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蔡勇说，从入驻的深圳湾（保定）创新中心、高新区科技创新超市等单位的反映来看，这是一项满意工程。
望着，一种收获感油然而生。他们承建的这座周边最高的大楼，不仅成了千年古城的西北部地标性建筑，还捧回高新区唯一的一项鲁班奖。
他说，请来“鲁班”，并非轻而易举。
这是一座什么样大楼
一座城市的西北部常被称作“上风口”，这座高楼就矗立在这样的位置——市区北二环与乐凯大街的交叉口。
似曾记得，人们一度说这里是“黑风口”。那是10多年前，这儿是保定的储灰场，“积攒”了这座百万人口的城市，半个多世纪的热电燃煤粉煤灰。大风起兮，黑云飞扬。
后来，这里清走了粉煤灰，盖起了多家工厂。而今，一座摩天大楼又在此拔地而起。
这就是电谷科技中心2号研发生产楼。远远望去，雪后大楼的双塔像抬起了擎天双臂，借问彩云：与天公孰高？
苏毅伟是河北建设集团三分公司的项目技术负责人，带领团队盖起了这座高楼。他说，这座双塔楼高99.9米，总建筑面积10.2万多平方米，分地上25层、地下两层，是一个生产研发与服务平台相结合的综合性科技中心。
不比不知道。就建筑面积而言，这座高楼比市区的中关村双子座大楼还多4万多平方米，是保定北部城区体量最大的建筑之一。
高楼的外墙夺人眼球，呈“步步高”造型。苏毅伟将高楼叫做“双子塔”，他说：“双子塔的玻璃幕墙面积就达到5.3万平方米。”这相当于80×80公分的地板砖，在幕墙上贴了8万多块。
这座大楼投巨资构筑，长度超过195米、宽达45米。“双塔”并不是䒖䒖孑立。来到楼前看到，其与裙房组合布局，主楼呈核心筒结构。楼内，天井、报告厅、扶梯……让人体验到设计的独具匠心，多层裙房丰富了楼宇的实用功能，16部直梯和4部扶梯平层准确、运行平稳。再看顶棚，吊顶格栅线条顺直、交割严密。苏毅伟说：“大楼的吊顶总面积超过了2.4万平方米。”
若在拥挤的城区，停车足球场该是多么舒心的场景。而来到地下车库，停车区面积达到1.8万平方米。也就是说，车库有两个半足球场大，可停放汽车近500辆。
“这还是一座不用燃煤供热的‘绿色大楼’。”在三分公司总工程师宋喜艳看来，这是一座不一样的大楼。她解释，这座楼宇将绿色低碳设计理念与创新科技融合在一起。比如说，整座大楼采用了技术先进的新风系统，采用温度40度左右的地热水，用中央空调集中采暖。在地下一层的地源热泵房，听不到隆隆的机器声，地热在静谧地向人传导着热力。
楼里还到处长上明锐的“眼睛”——火灾自动报警、多媒体会议室、数字化监控等系统，让其成了智能化高楼。
在建筑节能上，双塔楼外墙用料，采用蒸压加气混凝土砌块、保温一体板、岩棉复合板，幕墙是低能耗玻璃；楼内均为LED节能灯具照明，还有高功效机电设备。“建起整座大楼，我们采用了10大项23小项创新技术，这些技术都是独门绝技。”宋喜艳说。
用绣花功夫盖大楼
2016年11月，大楼开工建设；2020年6月，验收交付使用。近4年盖一座楼，时日为什么这样长？
开工建设前，这座大楼地基并不理想。为了夯实地基，施工方用了1926根基桩，地基就像编织成的一块筏板，确保百米高楼不变形、倾斜。地基打好，回填土压实后，又进行了长时间下沉观测。宋喜艳说：“从2017年6月到2019年12月，我们先后观测了17次，分析地基无沉降数据和满足设计要求后，才继续施工。”
这种体量的高楼，体重几何？整座大楼用了近6000吨钢筋、5.3万立方米的混凝土，这些钢筋、混凝土都是经严格检测，合格后“上楼”的。
一座楼内，凌乱的管线让人头痛。在此“逛”高楼，上下水管、通讯线路、通风管道……都没看到。这是因为，管线全部暗敷到墙面里。一个个厕所里，也是如此。
也倒是，功夫在细节。有人说，看一间厕所，就瞧出一处建筑、一个单位的水准。看此座楼的卫生间、洗面池，整体色调统一、视觉舒适，各种设施套割精细，门窗开启灵活、闭合严密。更让人眼前一亮的是，厕所内所有地板缝隙与墙体的成一线、宽窄一致。宋喜艳说：“这些，都是我们一块一块盯着铺的。”
在建筑领域，渗漏始终是一大顽疾。“在施工中，屋面使用了高质量防水卷材，还经过蓄水、淋水试验和雨后的检验，”宋喜艳用了一些专业术语，“卫生间防水层采用的是聚氨酯涂料，经过了闭水试验和使用后观察。”
宋喜艳还说，在施工过程中，采用了多项节能减排绿色施工技术，单位面积碳排放量仅为1.592千克，远低于同期类似规模建筑的碳排放量。
什么样大楼能获“鲁班奖”
“从开工建设起，就是冲着鲁班奖去的。”河北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总工程师、副总裁甄志禄说，这项工程已获评河北省结构优质工程、河北省安济杯奖、全国BIM大赛奖等多项荣誉。
“鲁班奖”是我国建设工程质量的最高奖。这个奖项从1987年设立后，每年评选一次，每次河北省最多获奖的工程仅有3个。那么，获得鲁班奖，具备什么条件？
甄志禄说，这需要工程必须安全、适用、美观，还要有科技进步与创新成果应用。他举例，参评项目必须具有推广应用《建筑业10项新技术》中的7大项以上，并且科技成果达到国内先进水平，及获得省（部）级和以上工法发明专利、实用新型专利。
在施工过程中，获评鲁班奖工程还必须做好节地、节能、节材、节水和环境保护的“四节一环保”，工程项目必须是绿色建筑，具备国家相关绿色建筑的设计，经过专业机构认证。
“当然，还需要建筑物具备一定的体量和规模，设计具有特色，工程管理科学规范，项目建成后的产能、功能也要达到或优于设计要求。”甄志禄说：“用户的满意度也是一个必备条件。”
具备所述条件并获评此奖的，在河北建设集团不止这一项。在该集团总部一楼，荣誉室的一个房间摆满“小金人”鲁班。至今，此企业已主承建25项鲁班奖、参建16项鲁班奖，两次荣获“创建鲁班奖工程突出贡献奖金奖”。
在保定，此前捧回鲁班奖的多是学校、医院等单位的建筑，在获14项鲁班奖工程中，11项是这家企业创建的。
站在院内，看不到大楼楼顶。它，骄傲的“身躯”直挺着，高高地俯视着人们。来到19层，一家创业机构在将办公用具搬到屋内。“我们搬进来不需要装修，里面设施是很全的。”相比他先前的办公场地，30多岁的老板李健风趣地说：“在这儿，谁来时都不‘闹新房’。”
这里，以吸纳新一代信息技术、数字经济、生物医药和新能源及智能电网、高端装备制造、新材料、节能环保等产业为主，已成为继火炬园、大学科技园之后的第三代产业园区。
夜晚，一扇扇窗户闪闪反着光，密集地聚在一起，见证着创业的温度。它似一座矗立着的未来之门，透着浓浓的产业氛围。
“这是高新区与深圳湾园区合作的示范和样板。”项目甲方——保定市华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蔡勇说，从入驻的深圳湾（保定）创新中心、高新区科技创新超市等单位的反映来看，这是一项满意工程。
【芜湖“出圈”】
“皖B开始发力了！”“城市合伙人 ，咱们一起拼！”“标兵渐远、追兵已近，芜湖如何守住安徽‘第二城’？”2021年初，芜湖打响“第二城”保卫战，此后频频“出圈”。今年前三季度，芜湖市地区生产总值同比增长13.6%，不仅领跑安徽全省，更是排在长三角第一位！很多人感叹：芜湖，变了！ 从创新“城市HR”到城市“合伙人”，芜湖刮起了一阵阵猛烈的“旋风”。
以人才破题，搞活一座城，为什么是芜湖？
“第二城”保卫战
当芜湖突然成为“网红”，很多人都在问，为什么是芜湖？
这看似偶然，但事实上，一切偶然的背后都有着必然。
从今年3月开始，芜湖每周一期连续举办“畅聊早餐会”，市委书记、市长陪企业家和各界人才吃早餐、话发展。在一次早餐会上，几位企业家不约而同地提出，芜湖要加大人才招引力度。特别是方特、奇瑞新能源、三只松鼠等当地知名企业负责人，都同时提到了对人才的渴望，对人才引领创新的期盼。
会后，芜湖市有关部门梳理发现，早餐会上提出的关于人才招引的建议有80多项。企业家提及最多的就是用人方面的问题，包括招工难、用工贵，人力资源成本高，以及高端人才引进机制不畅等。对此，芜湖市领导当即拍板、迅速行动。在这背后，是芜湖对城市竞争格局的深刻思考。
在安徽，芜湖经济实力长期居于省内城市第二位，而且承担着建设省域副中心城市的责任。但近年来，芜湖“第二城”的位置面临空前挑战和压力。
2020年，合肥跻身“万亿俱乐部”，芜湖经济总量占合肥的比重仅为37.4%。排在第三位的滁州快速逼近，2020年地生产总值达3032.1亿元，仅比芜湖少700多亿元。
“标兵渐远、追兵已近，芜湖如何守住安徽‘第二城’？”一度在芜湖市引发了一场大讨论。
“在省内，合肥越跑越远，与我们差距不断拉大。而我们对省内其他地市的领先优势却在缩小，长三角发达城市对芜湖的虹吸效应也在日趋显现。芜湖正面临‘不进则退、慢进也是退’的发展态势。”芜湖市委书记单向前说。
2015年底，宁安高铁开通后，芜湖人明显感觉到“一江春水向东流”的虹吸效应。2020年6月，商合杭高铁开通后，芜湖同时面临南京、杭州、合肥三大城市的挤压，人才流失问题和资源虹吸效应，极大加深了芜湖的危机感。
2021年初，芜湖打响“第二城”保卫战，把招商引资、招才引智定为“一号工程”，“发起经济高质量发展攻坚战的第一攻势”。
在这样的背景下，芜湖把人才作为突破口，发起绝地反击，就不难理解。因为人才是发展的第一资源，没有人才优势，就没有创新优势、发展优势，“把资源集中到人才上，引进了人才、留住了人心，就赢得了项目、赢得了投资，城市发展将勇往而无不胜”。
对于芜湖来说，人才不仅是弯道超越的“跳板”，更是共同奋斗的“合伙人”。芜湖希望以人才引领城市发展，让人才成就城市、城市成就人才，“城市合伙人 ，咱们一起拼！”“人才等不来，更不会自然溢出，政府必须制定强有力的计划。”芜湖的人才计划以紫云英冠名，同样意味深长！
紫云英是江南地区广泛种植的蜜源植物，具有改善土壤环境、助力水稻增产等特性，“一朵朵小花看似不起眼，但连成片就蔚为壮观，人才发展也一样。”
城市发展更是如此。尽管周边一二线大城市环绕，长三角更是强手如林，但如紫云英般平凡的芜湖，却不甘于平凡。
“别人在想，芜湖在干！”
“早餐会”备受瞩目，然而芜湖的动作不仅于此。尤其在人才招引方面，芜湖大招频出。
2021年9月，中央人才工作会议重磅召开，为新时代人才工作和人才事业发展指明了方向，极具里程碑意义。
在会议召开之前，芜湖就踩准鼓点，前瞻性地打出了一套人才招引“组合拳”。今年以来，芜湖连续推出“1%工作法”、组建全省首家人才发展集团、首创人民城市建设“合伙人”制度、建设“安徽创新中心”等一列新打法，并且出台了含金量十足的“紫云英人才计划”。
有人说，当别人还在想时，芜湖已经在干了！
9月29日，中央人才人才工作会议刚落幕，单向前就来到安徽师范大学，以线上分享形式为十几所高校20万名大学生，上了一堂主题为“紫云英花开，芜湖等你来”的新学期公开课。
“一名本科生在芜可享受20万元补贴，博士生能拿到40万元”。宣讲中，单向前不仅给大学生送上政策“大礼包”，还发出诚挚邀约，“你们是芜湖最期待的城市合伙人！芜湖的C位永远属于你们。”“留下来和我们一道拼！”
精彩演讲在大学生中引起强烈震动，共有800万网民在线收看。
“从没想过市委书记会来给我们讲课，而且内容还十分生动。原来市领导也在关注我们的动态、喜好，觉得很是亲切。”一位在校大学生说，听了之后，瞬间在这座城市找到了归属感。
“芜湖旋风”
看到这种宣讲模式反响热烈，芜湖市顺势而为，当即推出更为宏大的“全国百所高校大宣讲”活动。
根据活动安排，芜湖市四大班子领导，分成17个组，分赴全国百所高校进行城市营销与宣讲，同时带着企事业单位和高校院所的万个岗位组团去招聘，这样的力度全国罕见。尽管受疫情影响，但芜湖市仍克服困难，不断在各地高校掀起一场场“芜湖热”。截至目前，活动已经举办了15场。其中，既有大西北的西安电子科技大学，也有武汉、南京、广州、天津等地的知名高校。
在重庆西南大学，芜湖的高校和龙头企业带去1千多个优质岗位，招聘展台前不时排起长队，招聘会现场空前火爆。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是国内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等领域的著名高校，他们对芜湖人的到来颇感惊讶，“这里近半的毕业生都会去华为、中兴等顶级企业，怎么芜湖还跑来‘染指’？”
“但我们来了！”芜湖市人才发展集团董事长杨少华说，经过宣讲，学生们发现，江城芜湖不仅美丽时尚，其产业与他们的学科专业高度匹配，带去的招聘岗位在薪资待遇、发展前景方面也极具吸引力。宣讲会现场300多名师生认真聆听，不时报以热烈掌声。
宣讲会之前，芜湖市了解到有一位博士生，本科就读于芜湖一高校，于是把他的本科导师也请去了。当这位博士生在现场看到他的老师时，异常感动，“没想到你们会为了我，这么用心，不远千里专程到西安来。
“你们这么下决心，我也要下决心。”真诚的感召让许多学生下定决心回芜湖。
一场场“芜湖旋风”，激起了芜湖人的热血和激情。对芜湖而言，这些活动不仅极大提升了城市的吸引力，更重要的是，激活了芜湖人对城市加快发展的渴望。
“‘皖B’开始发力了！”“大家都憋着一股劲，每天都想着进步”“芜湖发展的气势起来了！”
这就是城市向上的力量！
7月30日，芜湖市人才发展集团正式揭牌成立，这也是安徽省组建的首个人才发展集团。
“开启一切想象力”
作为安徽首创，芜湖人才发展集团刚成立时，并无标杆经验可循，芜湖市领导对他们的要求是，开启一切想象力，大胆去干！
为此，由芜湖市委组织部（市人才办）牵头、市直有关单位和人才发展集团承办，芜湖市接二连三地举办了人才有关活动，如百名企业家进高校、万名大学生进百企“直通车”、成立在芜高校人才发展联盟等。
如果仅仅认为芜湖人才招引只是举办一些活动，显然低估了芜湖人的“想象力”！
根据“紫云英人才计划”，“十四五”期间，芜湖将引入30万名大学生“合伙人”。而根据芜湖市人才办的数据，“十三五”期间芜湖市平均每年引进大学生不到2万人。5年30万，意味着每年要招引6万名大学生，是过去的3倍以上。目标之宏大，超出了很多人的想象。
芜湖将30万人的目标按年度分解、循序递增，同时将指标分解到各个县区。“只要把人才作为第一任务，顶格推进，就一定能完成。”芜湖市对完成这样的目标信心十足。
30万大学生落户，意味着将带来30万个家庭，100多万人口。青年人才的涌入将极大提升城市活力。
为达成目标，芜湖市不仅出台了重磅人才政策，比如设立5亿元大学生创业基金、提供10%购房款补贴等，还不断创新打法，人才发展集团就是其中关键一招。
相较于活动造势，人才发展集团的使命更为深刻，即为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探路，做芜湖人才工作的“总服务商”和“城市HR”。
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是中央人才工作会议部署的重要内容之一。对于地方来说，这项改革更为紧迫。比如，在人才招引中，虽然各地都出台了大量的人才政策，但能否落地？能否真正起到对人才的激励作用？这其中政策兑现十分关键。
拿芜湖来说，人才政策涉及到十几个部门，还有十几个县区和平台载体。过去，政策兑现采取分散化、层级化方式，各个部门分别发通知，兑现的流程从下到上，先要向县区有关部门申请，再到市直部门审核，一个来回短则三四个月，长的需要七八个月。
“一些企业家和人才对此很有意见。这样的机制，已经不适应人才发展和区域人才竞争的需要。”杨少华深谙其中的痛点和堵点。
改革总是由问题倒逼而产生。
芜湖市借鉴先发地区经验，进行体制机制改革和流程再造。将原先涉及到诸多部门和各县市区、开发区的21项政策兑现服务，全部集成到人才集团一窗受理，实现一站式、集成化服务。同时以线上办理为主，将兑现时间压缩到一个月左右，最终实现不见面审批和“秒批秒办”。
“要使人才政策兑现像网购一样方便。”这是单向前提出的目标。
不仅要与发达地区拼速度，更要拼深度。与先发地区相比，芜湖的改革更为彻底。
芜湖市将原先的劳动保障人力资源公司、高新技术创业服务中心、人才一体化综合服务平台等全部划归人才发展集团，“涉及到人才发展相关的职能、职责、资产，能划则划、能转则转”。这一系列改革创新让人才发展集团具备了人才招引猎聘、人才项目投资、创新创业孵化、人才公共服务、人才数字大脑等全周期服务功能，真正成为“城市HR”。
“过去，地方经济发展往往是围绕企业成长的全生命周期，现在也需要围绕人才发展的全生命周期创制政策，运用市场化手段，为人才提供专业化服务。”杨少华说。
从企业成长全生命周期到人才发展全生命周期，这是理念上的巨大飞跃。先进的理念和超常规打法，打开了芜湖未来发展的想象空间。
一着活，满盘皆活！未来如紫云英般绽放，芜湖必将迎来属于自己的“高光时刻”！
指导：张道刚、王运宝
撰文：吴明华
“皖B开始发力了！”“城市合伙人 ，咱们一起拼！”“标兵渐远、追兵已近，芜湖如何守住安徽‘第二城’？”2021年初，芜湖打响“第二城”保卫战，此后频频“出圈”。今年前三季度，芜湖市地区生产总值同比增长13.6%，不仅领跑安徽全省，更是排在长三角第一位！很多人感叹：芜湖，变了！ 从创新“城市HR”到城市“合伙人”，芜湖刮起了一阵阵猛烈的“旋风”。
以人才破题，搞活一座城，为什么是芜湖？
“第二城”保卫战
当芜湖突然成为“网红”，很多人都在问，为什么是芜湖？
这看似偶然，但事实上，一切偶然的背后都有着必然。
从今年3月开始，芜湖每周一期连续举办“畅聊早餐会”，市委书记、市长陪企业家和各界人才吃早餐、话发展。在一次早餐会上，几位企业家不约而同地提出，芜湖要加大人才招引力度。特别是方特、奇瑞新能源、三只松鼠等当地知名企业负责人，都同时提到了对人才的渴望，对人才引领创新的期盼。
会后，芜湖市有关部门梳理发现，早餐会上提出的关于人才招引的建议有80多项。企业家提及最多的就是用人方面的问题，包括招工难、用工贵，人力资源成本高，以及高端人才引进机制不畅等。对此，芜湖市领导当即拍板、迅速行动。在这背后，是芜湖对城市竞争格局的深刻思考。
在安徽，芜湖经济实力长期居于省内城市第二位，而且承担着建设省域副中心城市的责任。但近年来，芜湖“第二城”的位置面临空前挑战和压力。
2020年，合肥跻身“万亿俱乐部”，芜湖经济总量占合肥的比重仅为37.4%。排在第三位的滁州快速逼近，2020年地生产总值达3032.1亿元，仅比芜湖少700多亿元。
“标兵渐远、追兵已近，芜湖如何守住安徽‘第二城’？”一度在芜湖市引发了一场大讨论。
“在省内，合肥越跑越远，与我们差距不断拉大。而我们对省内其他地市的领先优势却在缩小，长三角发达城市对芜湖的虹吸效应也在日趋显现。芜湖正面临‘不进则退、慢进也是退’的发展态势。”芜湖市委书记单向前说。
2015年底，宁安高铁开通后，芜湖人明显感觉到“一江春水向东流”的虹吸效应。2020年6月，商合杭高铁开通后，芜湖同时面临南京、杭州、合肥三大城市的挤压，人才流失问题和资源虹吸效应，极大加深了芜湖的危机感。
2021年初，芜湖打响“第二城”保卫战，把招商引资、招才引智定为“一号工程”，“发起经济高质量发展攻坚战的第一攻势”。
在这样的背景下，芜湖把人才作为突破口，发起绝地反击，就不难理解。因为人才是发展的第一资源，没有人才优势，就没有创新优势、发展优势，“把资源集中到人才上，引进了人才、留住了人心，就赢得了项目、赢得了投资，城市发展将勇往而无不胜”。
对于芜湖来说，人才不仅是弯道超越的“跳板”，更是共同奋斗的“合伙人”。芜湖希望以人才引领城市发展，让人才成就城市、城市成就人才，“城市合伙人 ，咱们一起拼！”“人才等不来，更不会自然溢出，政府必须制定强有力的计划。”芜湖的人才计划以紫云英冠名，同样意味深长！
紫云英是江南地区广泛种植的蜜源植物，具有改善土壤环境、助力水稻增产等特性，“一朵朵小花看似不起眼，但连成片就蔚为壮观，人才发展也一样。”
城市发展更是如此。尽管周边一二线大城市环绕，长三角更是强手如林，但如紫云英般平凡的芜湖，却不甘于平凡。
“别人在想，芜湖在干！”
“早餐会”备受瞩目，然而芜湖的动作不仅于此。尤其在人才招引方面，芜湖大招频出。
2021年9月，中央人才工作会议重磅召开，为新时代人才工作和人才事业发展指明了方向，极具里程碑意义。
在会议召开之前，芜湖就踩准鼓点，前瞻性地打出了一套人才招引“组合拳”。今年以来，芜湖连续推出“1%工作法”、组建全省首家人才发展集团、首创人民城市建设“合伙人”制度、建设“安徽创新中心”等一列新打法，并且出台了含金量十足的“紫云英人才计划”。
有人说，当别人还在想时，芜湖已经在干了！
9月29日，中央人才人才工作会议刚落幕，单向前就来到安徽师范大学，以线上分享形式为十几所高校20万名大学生，上了一堂主题为“紫云英花开，芜湖等你来”的新学期公开课。
“一名本科生在芜可享受20万元补贴，博士生能拿到40万元”。宣讲中，单向前不仅给大学生送上政策“大礼包”，还发出诚挚邀约，“你们是芜湖最期待的城市合伙人！芜湖的C位永远属于你们。”“留下来和我们一道拼！”
精彩演讲在大学生中引起强烈震动，共有800万网民在线收看。
“从没想过市委书记会来给我们讲课，而且内容还十分生动。原来市领导也在关注我们的动态、喜好，觉得很是亲切。”一位在校大学生说，听了之后，瞬间在这座城市找到了归属感。
“芜湖旋风”
看到这种宣讲模式反响热烈，芜湖市顺势而为，当即推出更为宏大的“全国百所高校大宣讲”活动。
根据活动安排，芜湖市四大班子领导，分成17个组，分赴全国百所高校进行城市营销与宣讲，同时带着企事业单位和高校院所的万个岗位组团去招聘，这样的力度全国罕见。尽管受疫情影响，但芜湖市仍克服困难，不断在各地高校掀起一场场“芜湖热”。截至目前，活动已经举办了15场。其中，既有大西北的西安电子科技大学，也有武汉、南京、广州、天津等地的知名高校。
在重庆西南大学，芜湖的高校和龙头企业带去1千多个优质岗位，招聘展台前不时排起长队，招聘会现场空前火爆。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是国内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等领域的著名高校，他们对芜湖人的到来颇感惊讶，“这里近半的毕业生都会去华为、中兴等顶级企业，怎么芜湖还跑来‘染指’？”
“但我们来了！”芜湖市人才发展集团董事长杨少华说，经过宣讲，学生们发现，江城芜湖不仅美丽时尚，其产业与他们的学科专业高度匹配，带去的招聘岗位在薪资待遇、发展前景方面也极具吸引力。宣讲会现场300多名师生认真聆听，不时报以热烈掌声。
宣讲会之前，芜湖市了解到有一位博士生，本科就读于芜湖一高校，于是把他的本科导师也请去了。当这位博士生在现场看到他的老师时，异常感动，“没想到你们会为了我，这么用心，不远千里专程到西安来。
“你们这么下决心，我也要下决心。”真诚的感召让许多学生下定决心回芜湖。
一场场“芜湖旋风”，激起了芜湖人的热血和激情。对芜湖而言，这些活动不仅极大提升了城市的吸引力，更重要的是，激活了芜湖人对城市加快发展的渴望。
“‘皖B’开始发力了！”“大家都憋着一股劲，每天都想着进步”“芜湖发展的气势起来了！”
这就是城市向上的力量！
7月30日，芜湖市人才发展集团正式揭牌成立，这也是安徽省组建的首个人才发展集团。
“开启一切想象力”
作为安徽首创，芜湖人才发展集团刚成立时，并无标杆经验可循，芜湖市领导对他们的要求是，开启一切想象力，大胆去干！
为此，由芜湖市委组织部（市人才办）牵头、市直有关单位和人才发展集团承办，芜湖市接二连三地举办了人才有关活动，如百名企业家进高校、万名大学生进百企“直通车”、成立在芜高校人才发展联盟等。
如果仅仅认为芜湖人才招引只是举办一些活动，显然低估了芜湖人的“想象力”！
根据“紫云英人才计划”，“十四五”期间，芜湖将引入30万名大学生“合伙人”。而根据芜湖市人才办的数据，“十三五”期间芜湖市平均每年引进大学生不到2万人。5年30万，意味着每年要招引6万名大学生，是过去的3倍以上。目标之宏大，超出了很多人的想象。
芜湖将30万人的目标按年度分解、循序递增，同时将指标分解到各个县区。“只要把人才作为第一任务，顶格推进，就一定能完成。”芜湖市对完成这样的目标信心十足。
30万大学生落户，意味着将带来30万个家庭，100多万人口。青年人才的涌入将极大提升城市活力。
为达成目标，芜湖市不仅出台了重磅人才政策，比如设立5亿元大学生创业基金、提供10%购房款补贴等，还不断创新打法，人才发展集团就是其中关键一招。
相较于活动造势，人才发展集团的使命更为深刻，即为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探路，做芜湖人才工作的“总服务商”和“城市HR”。
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是中央人才工作会议部署的重要内容之一。对于地方来说，这项改革更为紧迫。比如，在人才招引中，虽然各地都出台了大量的人才政策，但能否落地？能否真正起到对人才的激励作用？这其中政策兑现十分关键。
拿芜湖来说，人才政策涉及到十几个部门，还有十几个县区和平台载体。过去，政策兑现采取分散化、层级化方式，各个部门分别发通知，兑现的流程从下到上，先要向县区有关部门申请，再到市直部门审核，一个来回短则三四个月，长的需要七八个月。
“一些企业家和人才对此很有意见。这样的机制，已经不适应人才发展和区域人才竞争的需要。”杨少华深谙其中的痛点和堵点。
改革总是由问题倒逼而产生。
芜湖市借鉴先发地区经验，进行体制机制改革和流程再造。将原先涉及到诸多部门和各县市区、开发区的21项政策兑现服务，全部集成到人才集团一窗受理，实现一站式、集成化服务。同时以线上办理为主，将兑现时间压缩到一个月左右，最终实现不见面审批和“秒批秒办”。
“要使人才政策兑现像网购一样方便。”这是单向前提出的目标。
不仅要与发达地区拼速度，更要拼深度。与先发地区相比，芜湖的改革更为彻底。
芜湖市将原先的劳动保障人力资源公司、高新技术创业服务中心、人才一体化综合服务平台等全部划归人才发展集团，“涉及到人才发展相关的职能、职责、资产，能划则划、能转则转”。这一系列改革创新让人才发展集团具备了人才招引猎聘、人才项目投资、创新创业孵化、人才公共服务、人才数字大脑等全周期服务功能，真正成为“城市HR”。
“过去，地方经济发展往往是围绕企业成长的全生命周期，现在也需要围绕人才发展的全生命周期创制政策，运用市场化手段，为人才提供专业化服务。”杨少华说。
从企业成长全生命周期到人才发展全生命周期，这是理念上的巨大飞跃。先进的理念和超常规打法，打开了芜湖未来发展的想象空间。
一着活，满盘皆活！未来如紫云英般绽放，芜湖必将迎来属于自己的“高光时刻”！
指导：张道刚、王运宝
撰文：吴明华
荐书 | 《考古学家眼中的中华文明起源》
主编：陈星灿
出版社：文物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1年10月
版次：1
ISBN：978-7-5010-7230-9
定价：128元
《考古学家眼中的中华文明起源》收集了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考古学界关于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的40篇文章。
考虑面向公众，收文兼顾了学术性和可读性，文章大多是短篇，有学术论文也有通俗性的报纸文章，虽收录的文章只是学界研究成果很小的一部分，但也大致反映最近三四十年来中国考古学界有关中国文明起源探索的过程和样貌。
考虑面向公众，收文兼顾了学术性和可读性，文章大多是短篇，有学术论文也有通俗性的报纸文章，虽收录的文章只是学界研究成果很小的一部分，但也大致反映最近三四十年来中国考古学界有关中国文明起源探索的过程和样貌从考古学上讨论中国文明的起源，是中国考古学诞生一百年来最重要的一个主题。中国文明起源，有时候又等同于中国文化起源。从考古学上讨论中国文化起源，大致经过了如下四个阶段。
从1921年安特生发现仰韶文化开始的前10年，中国文化西来说甚为流行。仰韶文化发现之后，一方面，安特生推断仰韶村是“中国人的第一个史前遗址”，仰韶文化是“中华远古之文化”，另一方面，因为仰韶文化最有特色的彩陶，跟中亚地区今土库曼斯坦安诺遗址等地出土的彩陶又很相似，所以安特生又提出了仰韶文化即中国文化西来的假说。
1928年吴金鼎在山东历城发现了城子崖遗址。1930年的正式发掘，在这里发现了卜骨、黑陶和城墙，城子崖遗址的面貌明显更接近刚刚发掘揭露的安阳殷墟小屯商文化。中国的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因此认为城子崖龙山文化的发现，证实了中国东西部分属于不同的文化系统，也即证实了傅斯年根据古代文献提出的所谓“夷东夏西”说。徐中舒认为，小屯文化和仰韶文化各有渊源，分属两个系统，仰韶为虞夏民族的文化，小屯的文字和青铜器说明它应该另有来源，直说“殷民族颇有由今山东向河南发展的趋势”，“小屯文化的来源当从这方面来探求，环渤海湾一带或者就是孕育中国文化的摇床”[1]。因为当时龙山文化主要发现在河南安阳以东的地区，仰韶文化主要发现在河南中西部及其以西地区，所以就在考古学上建构出龙山文化在东、仰韶文化在西的东西二元对立说。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史前文化的东西二元对立说成为显学。
尽管从20世纪30年代中期开始，刘燿(尹达)就怀疑安特生把仰韶村的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遗存搞混了，并通过类型学的研究，正确地把龙山文化遗物从仰韶文化遗存里分离出来，但直到50年代中期，仰韶文化向东发展， 龙山文化向西发展，在河南形成所谓“混合文化”的理论，还很流行。直到1956年安志敏发掘河南陕县庙底沟遗址，发现夹在庙底沟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之间的庙底沟二期文化，证明至少在河南地区，龙山文化是从仰韶文化经由庙底沟二期文化发展而来。张光直明确提出，从仰韶到商，“是一个黄河流域土生土长的文化的传统的演变与进步。把仰韶与龙山当作两个'文化’，再在文化之外去找殷商文化的来源，似乎是不必要了”[2]。张光直还指出，中原地区的文化向四方发展，形成所谓“龙山形成期”或者 “龙山化时期”，最终奠定了历史时期中国文明的基础[3]。这样，就在考古学上建构出中国文化起源的一元说，仰韶文化、龙山文化同时并存、东西对立的二元论，最终被仰韶文化发展到龙山文化，再发展到历史时期商文化的一元论或中原中心论所取代。这个学说，一直流行到20世纪80年代初期。
与此同时，由于20世纪50年代特别是60年代以来，在中原地区之外的广大地区也有相当多的重要的考古新发现，碳-14测年又揭示出各地史前文化的年代，夏鼐在1977年率先提出中国文化的起源是多元的，否定了中国文化起源于中原地区，并向周围地区传播的旧学说[4]。1981年，苏秉琦和殷玮璋发表著名的《关于考古学文化的区系类型问题》，把中国古代文化分为六个区域，即陕晋豫邻境地区、山东及邻省一部分地区、湖北及邻近地区、长江下游地区、以鄱阳湖—珠江三角洲为中轴的南方地区和以长城地带为重心的北方地区，明确指出“在历史上，黄河流域确曾起过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在文明时期，它常常居于主导的地位。但是，在同一时期内，其他地区的古代文化也以各自的特点和途径在发展着。各地发现的考古材料越来越多地证明了这一点。同时，影响总是相互的，中原给各地以影响，各地也给中原以影响”[5]，对中原中心论提出公开挑战。张光直在1986年新版的《古代中国考古学》中，提出相互作用圈理论，也否定了中原地区一枝独秀的学说。他把从公元前四千年开始还没有迈过国家门槛的中国相互作用圈，分为内蒙古长城地带，以兴隆洼文化最早；仰韶文化；大汶口文化；大溪文化；太湖长江三角洲文化；大坌坑文化等多个文化圈，明确指出，这些区域文化在相当长的时间内相互作用，“布定了最早的中国历史文明的地理舞台”。又指出，每个区域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在文化上和社会上都越来越复杂、越分歧、越分层，终于导致这些区域中产生文明的基础。严文明把中国的新石器文化分为中原文化区、山东文化区、燕辽文化区、甘青文化区、江浙文化区、长江中游区等六个地区，认为后五个文化区都紧邻和围绕着中原文化区，很像一个巨大的花朵，五个文化区是花瓣，中原文化区是花心。“假如我们把中原地区的各文化类型看成是第一个层次，它周围的五个文化区是第二个层次，那么最外层也还有许多别的文化区，可以算作第三个层次……它们同第二个层次的关系较同第一个层次的关系更为直接也更为密切，好像是第二重的花瓣。而整个中国的新石器文化就像一个巨大的重瓣花朵。”[6]在肯定“在文明的发生和形成的整个过程中，中原都起着领先和突出的作用”的同时，也强调“中国早期文明不是在一个地区一次发生，而是在许多地区先后发生的，是在这一广大地区中的许多文化中心相互作用和激发的结果。早期文明的起源地区应包括整个华北和长江中下游”[7]。虽然学者之间的论说有不少区别， 但大都认为中国文化的起源是多元的。到20世纪80年代中叶，中国文化起源的多元论终于取代了一元论。
但是，中国文明起源又不等同于中国文化起源。文明起源，更确切地说是中国早期国家的起源。如果不算李济1957年在美国出版的《中国文明的开始》一书，明确在考古学上提出中国文明起源问题的研究，是1985年夏鼐出版的《中国文明的起源》[8]。他说“我以为中国文明起源的问题，像别的古老文明的起源问题一样，也应该由考古学研究来解决。因为这一段历史阶段正在文字萌芽和初创的时代。纵使有文字记载，也不一定能保存下来，所以这只好主要地依靠考古学的实物资料来作证”[9]。作为“保守”的考古学家，他又说：“二里头文化同较晚的文化相比较，是直接与二里岗文化，间接与小屯殷代文化，都有前后承继的关系。所以，我们认为至少它的晚期是够得上称为文明，而又有中国文明的一些特征。它如果不是中国文明的开始，也是接近开始点了。比二里头更早的各文化，似乎都是属于中国的史前时期。”[10]尽管如此，他也认为，中国文明的起源，应该到诸如晚期河南龙山文化、山东晚期龙山文化、晚期大汶口文化、江浙地区的良渚文化和西北地区的“甘肃仰韶文化”等中国的“晚期新石器文化”中去寻找。他说，“中国虽然并不是完全同外界隔离，但是中国文明还是在中国土地上土生土长的。中国文明有它的个性，它的特殊风格和特征。中国新石器时代主要文化中已具有一些带中国特色的文化因素，中国文明的形成过程是在这些因素的基础上发展的。”[11]
1986年，在《辽西古文化古城古国———兼谈当前田野考古工作的重点或大课题》一文中，苏秉琦提出了“古文化古城古国”的概念，根据红山文化牛河梁遗址的发现,提出“我国早在五千年前，已经产生了植基于公社、又凌驾于公社之上的高一级的社会组织形式”[12]。在稍后发表的《中华文明的新曙光》一文中，苏秉琦又明确提出，“这一发现把中国文明史提前了1000年，但还不是我们文明的起点，寻找比这还早的文明，是下一步工作的重点。”这一论断，把中国文明的起源明确追到了5000年前的红山文化晚期[13]。
苏秉琦的观点一方面激起很多争议，有赞成的，也有反对的，另一方面也很大程度地推动了中国文明起源问题的研究。1989年9月和1991年11 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考古》杂志编辑部先后两次召开中国文明起源研讨会，多位学者对中国文明的起源发表意见，也推动了中国文 明起源的研究。随后不久，苏秉琦又提出了“古国、方国、帝国”的国家起源和发展三部曲[14]。1997年，苏秉琦发表《中国文明起源新探》，提出：“秦汉统一时中国幅员内各地大都经历了从氏族到国家的历史过程，各地相差幅度一般不超过五百到一千年，但都可追溯到四千年、五千年、六千年前，甚至还可追溯到更早。总之，在距今五千年前后，在古文化得到系统发展的各地，古城、古国纷纷出现，中华大地社会发展普遍跨入古国阶段。”[15]苏秉琦还认为，古国时代以后是方国时代，方国的最早出现是在夏以前，良渚文化被认为是最早的方国，把良渚文化放在跟夏商周等早期国家一样的地位上。
2001年以来，“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启动，集合全国学者开展对中国文明起源问题的多学科综合研究，取得了更加深入的研究成果。到今天为止，虽然学界的意见远非一致，但不少学者认为，距今5300年前后，包括黄河 和长江中下游地区和西辽河地区在内的广大地区，已经步入文明化的轨道，或曰出现了“古国”政体；公元前三千纪龙山时代的不少考古学文化已经进入文明社会的门槛。比如严文明就认为：“在公元前3500年前后，黄河中下游和长江中下游以及燕辽地区都已经步入文明化的轨道，出现了许多象征国家的大型聚落或城址。古代城就是国，城里人叫国人，广大的乡村叫野或鄙。所以大量城址的出现就意味着小国林立局面的形成。这些小国的统治者往往握有政权、军权、财权和神权，这只要看看那些最高等级的墓葬的随葬品就明白了。各国的情况不同，在相互的斗争和交往中，有的兴盛了一段时期就衰落了，有的只是昙花一现，有的则不断发展壮大，社会也更加复杂化，从而为下一阶段世袭王朝的建立做好了充分的准备。”[16]
张光直对此也有详细的描述：“在公元前第四千纪中间形成了一个'相互作用圈’，布定了最早的中国历史文明的地理舞台。每个区域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在文化上与社会上都愈来愈复杂、愈分歧、愈分层，终于导致这些区域中产生文明的基础。”[17]在《王的兴起与城邦的形成》一文中，张光直又说：“到了龙山时代的初期，大约公元前三千年左右，现代中国境内的黄河流域、长江流域，和东海岸地区，分布着成千上万的城邑。通常数个城邑构成一个'国’，国的居民在国内国外组成宗法制度的亲属群。这些宗族内部有结构性的社会层次，在上层的统治者以积聚财富为业。他们积聚财富的手段，完全是政治性的。第一是战争，希望能够战胜将敌邑吞并，将它的财富据为己有。第二是增加劳动力：或增加劳动人口，或增加原有人口的生产量。无论是哪一个手段，国王的政治权力必须不断增加。政治权力不断增加的一个主要手段便是国王对巫术的独占。”[18]
这只是对中国文明起源时间和地点的探讨，最近20年来，学者们也对中国文明起源的模式、动力和机制进行了不少研究。
这部文集，收集了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考古学界关于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的40篇文章，因为考虑面向公众，收文兼顾了学术性和可读性，文章大多是短篇，有学术论文也有通俗性的报纸文章，虽不能把学界的研 究成果悉数纳入本书，实际上收录的文章只能是其中很小的一部分，但也 大致反映最近三四十年来中国考古学界有关中国文明起源探索的过程和样貌。全书分为上下两部分，第一部分是宏观的讨论，第二部分是与主题相 关的专题性论述。两部分皆大致依照发表时间的早晚排序。韩建业先生为本文集的出版出力不少，杨新改和张晓雯女士为此书的编校尽心竭力，在 此对他(她)们表示诚挚的感谢。由于编者水平有限，本书所选文章或有疏漏，也难免偏颇，诚恳地希望批评指正。
2021年10月5日
主编：陈星灿
出版社：文物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1年10月
版次：1
ISBN：978-7-5010-7230-9
定价：128元
《考古学家眼中的中华文明起源》收集了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考古学界关于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的40篇文章。
考虑面向公众，收文兼顾了学术性和可读性，文章大多是短篇，有学术论文也有通俗性的报纸文章，虽收录的文章只是学界研究成果很小的一部分，但也大致反映最近三四十年来中国考古学界有关中国文明起源探索的过程和样貌。
考虑面向公众，收文兼顾了学术性和可读性，文章大多是短篇，有学术论文也有通俗性的报纸文章，虽收录的文章只是学界研究成果很小的一部分，但也大致反映最近三四十年来中国考古学界有关中国文明起源探索的过程和样貌从考古学上讨论中国文明的起源，是中国考古学诞生一百年来最重要的一个主题。中国文明起源，有时候又等同于中国文化起源。从考古学上讨论中国文化起源，大致经过了如下四个阶段。
从1921年安特生发现仰韶文化开始的前10年，中国文化西来说甚为流行。仰韶文化发现之后，一方面，安特生推断仰韶村是“中国人的第一个史前遗址”，仰韶文化是“中华远古之文化”，另一方面，因为仰韶文化最有特色的彩陶，跟中亚地区今土库曼斯坦安诺遗址等地出土的彩陶又很相似，所以安特生又提出了仰韶文化即中国文化西来的假说。
1928年吴金鼎在山东历城发现了城子崖遗址。1930年的正式发掘，在这里发现了卜骨、黑陶和城墙，城子崖遗址的面貌明显更接近刚刚发掘揭露的安阳殷墟小屯商文化。中国的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因此认为城子崖龙山文化的发现，证实了中国东西部分属于不同的文化系统，也即证实了傅斯年根据古代文献提出的所谓“夷东夏西”说。徐中舒认为，小屯文化和仰韶文化各有渊源，分属两个系统，仰韶为虞夏民族的文化，小屯的文字和青铜器说明它应该另有来源，直说“殷民族颇有由今山东向河南发展的趋势”，“小屯文化的来源当从这方面来探求，环渤海湾一带或者就是孕育中国文化的摇床”[1]。因为当时龙山文化主要发现在河南安阳以东的地区，仰韶文化主要发现在河南中西部及其以西地区，所以就在考古学上建构出龙山文化在东、仰韶文化在西的东西二元对立说。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史前文化的东西二元对立说成为显学。
尽管从20世纪30年代中期开始，刘燿(尹达)就怀疑安特生把仰韶村的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遗存搞混了，并通过类型学的研究，正确地把龙山文化遗物从仰韶文化遗存里分离出来，但直到50年代中期，仰韶文化向东发展， 龙山文化向西发展，在河南形成所谓“混合文化”的理论，还很流行。直到1956年安志敏发掘河南陕县庙底沟遗址，发现夹在庙底沟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之间的庙底沟二期文化，证明至少在河南地区，龙山文化是从仰韶文化经由庙底沟二期文化发展而来。张光直明确提出，从仰韶到商，“是一个黄河流域土生土长的文化的传统的演变与进步。把仰韶与龙山当作两个'文化’，再在文化之外去找殷商文化的来源，似乎是不必要了”[2]。张光直还指出，中原地区的文化向四方发展，形成所谓“龙山形成期”或者 “龙山化时期”，最终奠定了历史时期中国文明的基础[3]。这样，就在考古学上建构出中国文化起源的一元说，仰韶文化、龙山文化同时并存、东西对立的二元论，最终被仰韶文化发展到龙山文化，再发展到历史时期商文化的一元论或中原中心论所取代。这个学说，一直流行到20世纪80年代初期。
与此同时，由于20世纪50年代特别是60年代以来，在中原地区之外的广大地区也有相当多的重要的考古新发现，碳-14测年又揭示出各地史前文化的年代，夏鼐在1977年率先提出中国文化的起源是多元的，否定了中国文化起源于中原地区，并向周围地区传播的旧学说[4]。1981年，苏秉琦和殷玮璋发表著名的《关于考古学文化的区系类型问题》，把中国古代文化分为六个区域，即陕晋豫邻境地区、山东及邻省一部分地区、湖北及邻近地区、长江下游地区、以鄱阳湖—珠江三角洲为中轴的南方地区和以长城地带为重心的北方地区，明确指出“在历史上，黄河流域确曾起过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在文明时期，它常常居于主导的地位。但是，在同一时期内，其他地区的古代文化也以各自的特点和途径在发展着。各地发现的考古材料越来越多地证明了这一点。同时，影响总是相互的，中原给各地以影响，各地也给中原以影响”[5]，对中原中心论提出公开挑战。张光直在1986年新版的《古代中国考古学》中，提出相互作用圈理论，也否定了中原地区一枝独秀的学说。他把从公元前四千年开始还没有迈过国家门槛的中国相互作用圈，分为内蒙古长城地带，以兴隆洼文化最早；仰韶文化；大汶口文化；大溪文化；太湖长江三角洲文化；大坌坑文化等多个文化圈，明确指出，这些区域文化在相当长的时间内相互作用，“布定了最早的中国历史文明的地理舞台”。又指出，每个区域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在文化上和社会上都越来越复杂、越分歧、越分层，终于导致这些区域中产生文明的基础。严文明把中国的新石器文化分为中原文化区、山东文化区、燕辽文化区、甘青文化区、江浙文化区、长江中游区等六个地区，认为后五个文化区都紧邻和围绕着中原文化区，很像一个巨大的花朵，五个文化区是花瓣，中原文化区是花心。“假如我们把中原地区的各文化类型看成是第一个层次，它周围的五个文化区是第二个层次，那么最外层也还有许多别的文化区，可以算作第三个层次……它们同第二个层次的关系较同第一个层次的关系更为直接也更为密切，好像是第二重的花瓣。而整个中国的新石器文化就像一个巨大的重瓣花朵。”[6]在肯定“在文明的发生和形成的整个过程中，中原都起着领先和突出的作用”的同时，也强调“中国早期文明不是在一个地区一次发生，而是在许多地区先后发生的，是在这一广大地区中的许多文化中心相互作用和激发的结果。早期文明的起源地区应包括整个华北和长江中下游”[7]。虽然学者之间的论说有不少区别， 但大都认为中国文化的起源是多元的。到20世纪80年代中叶，中国文化起源的多元论终于取代了一元论。
但是，中国文明起源又不等同于中国文化起源。文明起源，更确切地说是中国早期国家的起源。如果不算李济1957年在美国出版的《中国文明的开始》一书，明确在考古学上提出中国文明起源问题的研究，是1985年夏鼐出版的《中国文明的起源》[8]。他说“我以为中国文明起源的问题，像别的古老文明的起源问题一样，也应该由考古学研究来解决。因为这一段历史阶段正在文字萌芽和初创的时代。纵使有文字记载，也不一定能保存下来，所以这只好主要地依靠考古学的实物资料来作证”[9]。作为“保守”的考古学家，他又说：“二里头文化同较晚的文化相比较，是直接与二里岗文化，间接与小屯殷代文化，都有前后承继的关系。所以，我们认为至少它的晚期是够得上称为文明，而又有中国文明的一些特征。它如果不是中国文明的开始，也是接近开始点了。比二里头更早的各文化，似乎都是属于中国的史前时期。”[10]尽管如此，他也认为，中国文明的起源，应该到诸如晚期河南龙山文化、山东晚期龙山文化、晚期大汶口文化、江浙地区的良渚文化和西北地区的“甘肃仰韶文化”等中国的“晚期新石器文化”中去寻找。他说，“中国虽然并不是完全同外界隔离，但是中国文明还是在中国土地上土生土长的。中国文明有它的个性，它的特殊风格和特征。中国新石器时代主要文化中已具有一些带中国特色的文化因素，中国文明的形成过程是在这些因素的基础上发展的。”[11]
1986年，在《辽西古文化古城古国———兼谈当前田野考古工作的重点或大课题》一文中，苏秉琦提出了“古文化古城古国”的概念，根据红山文化牛河梁遗址的发现,提出“我国早在五千年前，已经产生了植基于公社、又凌驾于公社之上的高一级的社会组织形式”[12]。在稍后发表的《中华文明的新曙光》一文中，苏秉琦又明确提出，“这一发现把中国文明史提前了1000年，但还不是我们文明的起点，寻找比这还早的文明，是下一步工作的重点。”这一论断，把中国文明的起源明确追到了5000年前的红山文化晚期[13]。
苏秉琦的观点一方面激起很多争议，有赞成的，也有反对的，另一方面也很大程度地推动了中国文明起源问题的研究。1989年9月和1991年11 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考古》杂志编辑部先后两次召开中国文明起源研讨会，多位学者对中国文明的起源发表意见，也推动了中国文 明起源的研究。随后不久，苏秉琦又提出了“古国、方国、帝国”的国家起源和发展三部曲[14]。1997年，苏秉琦发表《中国文明起源新探》，提出：“秦汉统一时中国幅员内各地大都经历了从氏族到国家的历史过程，各地相差幅度一般不超过五百到一千年，但都可追溯到四千年、五千年、六千年前，甚至还可追溯到更早。总之，在距今五千年前后，在古文化得到系统发展的各地，古城、古国纷纷出现，中华大地社会发展普遍跨入古国阶段。”[15]苏秉琦还认为，古国时代以后是方国时代，方国的最早出现是在夏以前，良渚文化被认为是最早的方国，把良渚文化放在跟夏商周等早期国家一样的地位上。
2001年以来，“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启动，集合全国学者开展对中国文明起源问题的多学科综合研究，取得了更加深入的研究成果。到今天为止，虽然学界的意见远非一致，但不少学者认为，距今5300年前后，包括黄河 和长江中下游地区和西辽河地区在内的广大地区，已经步入文明化的轨道，或曰出现了“古国”政体；公元前三千纪龙山时代的不少考古学文化已经进入文明社会的门槛。比如严文明就认为：“在公元前3500年前后，黄河中下游和长江中下游以及燕辽地区都已经步入文明化的轨道，出现了许多象征国家的大型聚落或城址。古代城就是国，城里人叫国人，广大的乡村叫野或鄙。所以大量城址的出现就意味着小国林立局面的形成。这些小国的统治者往往握有政权、军权、财权和神权，这只要看看那些最高等级的墓葬的随葬品就明白了。各国的情况不同，在相互的斗争和交往中，有的兴盛了一段时期就衰落了，有的只是昙花一现，有的则不断发展壮大，社会也更加复杂化，从而为下一阶段世袭王朝的建立做好了充分的准备。”[16]
张光直对此也有详细的描述：“在公元前第四千纪中间形成了一个'相互作用圈’，布定了最早的中国历史文明的地理舞台。每个区域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在文化上与社会上都愈来愈复杂、愈分歧、愈分层，终于导致这些区域中产生文明的基础。”[17]在《王的兴起与城邦的形成》一文中，张光直又说：“到了龙山时代的初期，大约公元前三千年左右，现代中国境内的黄河流域、长江流域，和东海岸地区，分布着成千上万的城邑。通常数个城邑构成一个'国’，国的居民在国内国外组成宗法制度的亲属群。这些宗族内部有结构性的社会层次，在上层的统治者以积聚财富为业。他们积聚财富的手段，完全是政治性的。第一是战争，希望能够战胜将敌邑吞并，将它的财富据为己有。第二是增加劳动力：或增加劳动人口，或增加原有人口的生产量。无论是哪一个手段，国王的政治权力必须不断增加。政治权力不断增加的一个主要手段便是国王对巫术的独占。”[18]
这只是对中国文明起源时间和地点的探讨，最近20年来，学者们也对中国文明起源的模式、动力和机制进行了不少研究。
这部文集，收集了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考古学界关于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的40篇文章，因为考虑面向公众，收文兼顾了学术性和可读性，文章大多是短篇，有学术论文也有通俗性的报纸文章，虽不能把学界的研 究成果悉数纳入本书，实际上收录的文章只能是其中很小的一部分，但也 大致反映最近三四十年来中国考古学界有关中国文明起源探索的过程和样貌。全书分为上下两部分，第一部分是宏观的讨论，第二部分是与主题相 关的专题性论述。两部分皆大致依照发表时间的早晚排序。韩建业先生为本文集的出版出力不少，杨新改和张晓雯女士为此书的编校尽心竭力，在 此对他(她)们表示诚挚的感谢。由于编者水平有限，本书所选文章或有疏漏，也难免偏颇，诚恳地希望批评指正。
2021年10月5日
✋热门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