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说道教没有劝善书？原来我们曾耳闻目染的那些人与事都源于此！
人心不古，其不但不趋善，反更推崇害人利己的事情。圣人之教不得延续，文明之命脉也必将受到压制。基于此，以倡导人们从善抑恶为母题的劝善书才需流传于世，希望世人读后可以真正迷途觉醒。
大道初始，阴阳首判，人世间的善恶本是相互依存。先圣老子曾经给我们描述过一个有道之世界，但随着“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紧接着以是非、荣辱为典型代表的贪念和欲望开始侵占人们的思想。
一旦缺失了道与德的约束，人类社会不复三代之清明，整个社会状况开始急转直下，以致于社会难以清明，人心不再澄静。
劝善书：倡导人们从善抑恶
人心不古，其不但不趋善，反更推崇害人利己的事情。圣人之教不得延续，文明之命脉也必将受到压制。基于此，以倡导人们从善抑恶为母题的劝善书才需流传于世，希望世人读后可以真正迷途觉醒。
劝善，顾名思义是要教人行善，首先要明辨究竟什么是善。以《关圣帝君觉世宝训》为例，文中共提到了38善、46恶事供人们在日常生活中作为参考对照。经中曰：“凡人心即神，神即心，无愧心，无愧神。若是欺心，便是欺神。”心是善之源、恶之根，人们为善为恶都源于一个心字。不论有没有行善恶之事，但凡起心动念便
道教早期的劝善书《赤松子中诫经》的序言中曾记录了一则故事，说的是当初宋国大夫薛瑷曾有十子，其中六人瘸跛，一人狱死，三人盲聋生疮毒。有一人名曰子皋与薛瑷相熟，见其家境如此，便问薛瑷，究竟做了什么不好的事情才招致了今日的罪状。薛瑷痛心疾首，如实回答说，自己贵为一国宰相，在位之时不曾为国家举荐贤才，这是不尽责；路上见人遗失财物自己却心中暗喜，这是不为德。人生天地之间，唯德是立身之本，唯善是处事之道，薛瑷在这两点上都没有尽到为人的根本，所以才招致如此人祸。
子皋闻言不禁大惊，对薛瑷说，按照天道之法，他这样的作为必定是要背诛灭全族的，甚至还要殃及子孙。但“天虽高而察其下”，只要懂得“改往修来，转败为成，不患晚矣”。于是子皋把自己当初所得一卷劝人行善之书传给薛瑷，叮嘱其日日行之。薛瑷跪捧而受。
数年后，子皋又见薛瑷，发现他的几个儿子的病全好了。子皋惊问缘由，薛瑷回答说，并未曾请过医生看病，只因日日按照善书上的训诫行事，见人危难便与之方便，奉行如同己处，没想竟得此大果报。子皋叹曰：“天之报善也，过于响应声、影应形。”并大呼两遍“速哉”。
经文所记载的事例恰恰说明了“善恶之报，如影随形”的圣言。为善，必有善果；为恶，必有恶报。倘若能放下昔日之恶而从今行善，更是无上功德。
《无上玉皇心印妙经》中又言：“诵持万遍，妙理自明。”劝善书的意义不仅仅在于教人要明辨善恶，更要让每一个人能亲身去行善事，要把经文上的文字变成生活中具体的事，把涤恶扬善之心用行动表达出来，最终才能达到圣人对世人的期许。
日常生活中怎么做？
那么，凡是有心悔过向善之人，以及愿意恭敬诵持之徒，日常生活中应该怎么做呢？
1诵经礼忏
首要一点，欲有修持，先要诵经礼忏，以明圣人之意。以圣人的言行教训为指路明灯，才可以使人生之舟稳渡迷津
诵经必当虔诚，不可起怀疑诽谤之心。以清净身心读诵经文，不但是在求得神灵护佑，更是通过此方式来涤除自己心中的恶念。时时以经文之中的善意做导引，才更可以明辨自我之迷津。凡是向善之人，必定先要对自己的恶进行忏悔。对外，需要静室明堂；对内，则要内观清净。这是道教自古以来便有的传统。陆修静先师便曾要求道民家中设立靖室、清静别居，不与杂物混淆，只用作礼拜神明或因病因事做忏悔。
道教修行本讲求清净，早晚功课经的第一篇经文便是《清静经》。内心清静，是却恶为善的第一法则。要达到内心清静的途径有很多，除了以静坐内参等修行方式外，最便易行持的方式是诵经礼忏。欲求善果之人，平时可多读诵如《觉世宝训》、《赤松子中诫经》、《太上感应篇》等具有导引作用的善书真经，亦可《清静经》、《救苦经》、《三官经》等太上经典作为修持法门。凡是经文密语，悟一字便可得一字之功，尚需日日持诵，寒暑不殆，时缘即到必证其妙果。
2行持
其二，读诵之后，行持才是把善心转化为善事的最直接方式。把为善之念行持于日常生活，才是圣人教训的本意。
圣人有垂训，世人依所行。把圣人书于经书自上的训诫依条奉行于日常生活之中，先莫起求功求德之念。为善应出于每个人的本心，而不是以行善的方式为自己求得福禄果报。如果以这样的心念去行善，从源头上便已经是错了。如果水在源头已经被污染，下游的江河也必定不会清澈如许。
圣人朱熹曾作诗曰：“问君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善应该是出于自我的随手功德，是不掺杂任何个人情感和私利的，是属于率真而为的。经云：日行一善，三年得其果。每日按照圣人训诫去做事，不苛求，也不强求，善缘到时自然有天曹记录功德果报。
又有人说，虽然圣人教训鲜明，自己也有心为善，无奈总是被俗事缠身，或者在善恶之辨上会产生迷惘。如有此疑问，不妨用“功过格”来作为自己日行善恶的记录。每日记录自己所行善恶之事，然后再三省己身，由此才能得以日日精进，不负祖师宏愿。
据传，“功过格”乃许真君为了解除信徒苦难，托梦传万寿宫又玄子这一纪录善恶之行的方式，并由此传世。仙经《太微仙君功过格》中详细记载了功过格的作用和使用方式，其要求人们把《功过格》放置在床头，每天睡前记录自己当天积功累行的过程，并且一定要保持记录的真实有效。凡是对功德进行夸大、对罪恶进行隐瞒的行为不但不会获得上天的福报，还会因为这种行为而获得罪过。经中倡导人们要有“旦夕朝礼，为国为众焚修”、“为国为民，或尊亲先亡，或无主孤魂，诵大经”等弘扬大善的行为，一人为善，便要利益十类众生。足可见行善本身便是一件大功德事。
又有人自我约束的能力欠缺，此时更彰显出道德、风俗甚至于法律的重要性。人能为善，不仅可以证得自己功德，更可以福荫子孙后代和亲戚朋友。若是为恶，在自我遭殃的同时，还会祸及旁人。由此来讲，劝善的意义已经超脱了单纯监督万民成为一个好人、善人的概念，而是以道德来约束民众，反之又以民众的言行为他人和后人树立起更高的道德标杆。
在人生历程中，后来者总是需要前人的榜样力量做指引的。正如生前以自己的亲身行为验证着忠孝节义的关圣帝君已成为世人效法的楷模一般，每个人在自我为善的同时，其实更能够激励亲朋子孙，让身边的每一个人都能有成为善之榜样。当世人都知善、行善，于自己可得内心澄净，于社会可得政治清明。人人如此，便可证得道祖所谓无为而治的大道之景。这岂不才是民心所归？
人心不古，其不但不趋善，反更推崇害人利己的事情。圣人之教不得延续，文明之命脉也必将受到压制。基于此，以倡导人们从善抑恶为母题的劝善书才需流传于世，希望世人读后可以真正迷途觉醒。
大道初始，阴阳首判，人世间的善恶本是相互依存。先圣老子曾经给我们描述过一个有道之世界，但随着“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紧接着以是非、荣辱为典型代表的贪念和欲望开始侵占人们的思想。
一旦缺失了道与德的约束，人类社会不复三代之清明，整个社会状况开始急转直下，以致于社会难以清明，人心不再澄静。
劝善书：倡导人们从善抑恶
人心不古，其不但不趋善，反更推崇害人利己的事情。圣人之教不得延续，文明之命脉也必将受到压制。基于此，以倡导人们从善抑恶为母题的劝善书才需流传于世，希望世人读后可以真正迷途觉醒。
劝善，顾名思义是要教人行善，首先要明辨究竟什么是善。以《关圣帝君觉世宝训》为例，文中共提到了38善、46恶事供人们在日常生活中作为参考对照。经中曰：“凡人心即神，神即心，无愧心，无愧神。若是欺心，便是欺神。”心是善之源、恶之根，人们为善为恶都源于一个心字。不论有没有行善恶之事，但凡起心动念便
道教早期的劝善书《赤松子中诫经》的序言中曾记录了一则故事，说的是当初宋国大夫薛瑷曾有十子，其中六人瘸跛，一人狱死，三人盲聋生疮毒。有一人名曰子皋与薛瑷相熟，见其家境如此，便问薛瑷，究竟做了什么不好的事情才招致了今日的罪状。薛瑷痛心疾首，如实回答说，自己贵为一国宰相，在位之时不曾为国家举荐贤才，这是不尽责；路上见人遗失财物自己却心中暗喜，这是不为德。人生天地之间，唯德是立身之本，唯善是处事之道，薛瑷在这两点上都没有尽到为人的根本，所以才招致如此人祸。
子皋闻言不禁大惊，对薛瑷说，按照天道之法，他这样的作为必定是要背诛灭全族的，甚至还要殃及子孙。但“天虽高而察其下”，只要懂得“改往修来，转败为成，不患晚矣”。于是子皋把自己当初所得一卷劝人行善之书传给薛瑷，叮嘱其日日行之。薛瑷跪捧而受。
数年后，子皋又见薛瑷，发现他的几个儿子的病全好了。子皋惊问缘由，薛瑷回答说，并未曾请过医生看病，只因日日按照善书上的训诫行事，见人危难便与之方便，奉行如同己处，没想竟得此大果报。子皋叹曰：“天之报善也，过于响应声、影应形。”并大呼两遍“速哉”。
经文所记载的事例恰恰说明了“善恶之报，如影随形”的圣言。为善，必有善果；为恶，必有恶报。倘若能放下昔日之恶而从今行善，更是无上功德。
《无上玉皇心印妙经》中又言：“诵持万遍，妙理自明。”劝善书的意义不仅仅在于教人要明辨善恶，更要让每一个人能亲身去行善事，要把经文上的文字变成生活中具体的事，把涤恶扬善之心用行动表达出来，最终才能达到圣人对世人的期许。
日常生活中怎么做？
那么，凡是有心悔过向善之人，以及愿意恭敬诵持之徒，日常生活中应该怎么做呢？
1诵经礼忏
首要一点，欲有修持，先要诵经礼忏，以明圣人之意。以圣人的言行教训为指路明灯，才可以使人生之舟稳渡迷津
诵经必当虔诚，不可起怀疑诽谤之心。以清净身心读诵经文，不但是在求得神灵护佑，更是通过此方式来涤除自己心中的恶念。时时以经文之中的善意做导引，才更可以明辨自我之迷津。凡是向善之人，必定先要对自己的恶进行忏悔。对外，需要静室明堂；对内，则要内观清净。这是道教自古以来便有的传统。陆修静先师便曾要求道民家中设立靖室、清静别居，不与杂物混淆，只用作礼拜神明或因病因事做忏悔。
道教修行本讲求清净，早晚功课经的第一篇经文便是《清静经》。内心清静，是却恶为善的第一法则。要达到内心清静的途径有很多，除了以静坐内参等修行方式外，最便易行持的方式是诵经礼忏。欲求善果之人，平时可多读诵如《觉世宝训》、《赤松子中诫经》、《太上感应篇》等具有导引作用的善书真经，亦可《清静经》、《救苦经》、《三官经》等太上经典作为修持法门。凡是经文密语，悟一字便可得一字之功，尚需日日持诵，寒暑不殆，时缘即到必证其妙果。
2行持
其二，读诵之后，行持才是把善心转化为善事的最直接方式。把为善之念行持于日常生活，才是圣人教训的本意。
圣人有垂训，世人依所行。把圣人书于经书自上的训诫依条奉行于日常生活之中，先莫起求功求德之念。为善应出于每个人的本心，而不是以行善的方式为自己求得福禄果报。如果以这样的心念去行善，从源头上便已经是错了。如果水在源头已经被污染，下游的江河也必定不会清澈如许。
圣人朱熹曾作诗曰：“问君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善应该是出于自我的随手功德，是不掺杂任何个人情感和私利的，是属于率真而为的。经云：日行一善，三年得其果。每日按照圣人训诫去做事，不苛求，也不强求，善缘到时自然有天曹记录功德果报。
又有人说，虽然圣人教训鲜明，自己也有心为善，无奈总是被俗事缠身，或者在善恶之辨上会产生迷惘。如有此疑问，不妨用“功过格”来作为自己日行善恶的记录。每日记录自己所行善恶之事，然后再三省己身，由此才能得以日日精进，不负祖师宏愿。
据传，“功过格”乃许真君为了解除信徒苦难，托梦传万寿宫又玄子这一纪录善恶之行的方式，并由此传世。仙经《太微仙君功过格》中详细记载了功过格的作用和使用方式，其要求人们把《功过格》放置在床头，每天睡前记录自己当天积功累行的过程，并且一定要保持记录的真实有效。凡是对功德进行夸大、对罪恶进行隐瞒的行为不但不会获得上天的福报，还会因为这种行为而获得罪过。经中倡导人们要有“旦夕朝礼，为国为众焚修”、“为国为民，或尊亲先亡，或无主孤魂，诵大经”等弘扬大善的行为，一人为善，便要利益十类众生。足可见行善本身便是一件大功德事。
又有人自我约束的能力欠缺，此时更彰显出道德、风俗甚至于法律的重要性。人能为善，不仅可以证得自己功德，更可以福荫子孙后代和亲戚朋友。若是为恶，在自我遭殃的同时，还会祸及旁人。由此来讲，劝善的意义已经超脱了单纯监督万民成为一个好人、善人的概念，而是以道德来约束民众，反之又以民众的言行为他人和后人树立起更高的道德标杆。
在人生历程中，后来者总是需要前人的榜样力量做指引的。正如生前以自己的亲身行为验证着忠孝节义的关圣帝君已成为世人效法的楷模一般，每个人在自我为善的同时，其实更能够激励亲朋子孙，让身边的每一个人都能有成为善之榜样。当世人都知善、行善，于自己可得内心澄净，于社会可得政治清明。人人如此，便可证得道祖所谓无为而治的大道之景。这岂不才是民心所归？
年羹尧真正的“保护伞”，在她病死后仅17天，雍正就下令赐死年羹尧
雍正三年（公元1725年）十一月，贵妃年氏病重，雍正帝为了使得年氏病情有所好转，连忙晋封年氏为皇贵妃来冲喜，并且“倘事出，一切礼仪俱照皇贵妃行”。十一月二十三日，晋升为皇贵妃没多久的年氏病逝于圆明园。
年妃死后，雍正帝大为悲痛，史书记载这位工作狂人竟然破天荒地“辍朝五日”。到了十二月，雍正帝更是史无前例地追赠皇贵妃年氏为敦肃皇贵妃，“敦肃”二字可谓是至美之谥，尤其是“敦”字在之前只有皇帝用此谥号。
处理完年妃丧事以后，年妃的哥哥年羹尧也是命不久矣。到了十二月，年羹尧被议罪，共有92款大罪，最终雍正帝是格外开恩，赐年羹尧自尽，当时距年妃之死仅仅17天而已。
年羹尧之死其实很简单，他与雍正帝这对君臣的相处太反常、太亲密。前期是雍正帝需要靠他平定青海之乱，因此对他是过分的好。后期则是年羹尧自持有功，不懂进退之道，飞扬跋扈结党营私，触犯了雍正帝的帝王权威，雍正帝自然是越来越反感，最终这对君臣是反目成仇，没成为正面典范。
但仔细看看年羹尧被赐死的时间点，足以看出雍正帝对年妃的爱，在年妃病重期间，是不忍年妃受刺激，一直搁置年羹尧的事情，等到年妃病逝以后，才赐死了年羹尧。
可以说年妃活一天，年羹尧就可以在一天，年妃一死，年羹尧就必死无疑。
而这可能也是年妃死后，雍正帝为她破例的诸多原因之一。雍正帝想要清算年羹尧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即使年妃久在深宫也肯定知道，体弱多病的年妃自然担忧哥哥，忧惧之下自然病情越来越重，以至于最后病逝，雍正帝对此肯定多少有着愧疚感。
雍正帝对于年妃的病情，也是认为有自己的责任：“妃素病弱，三年以来朕办理机务，宵旰不遑，未及留心商榷诊治，凡方药之事悉付医家，以致耽延日久。目今渐次沉重，朕心深为轸念”。
意思是年妃一向体弱多病，但是自己成为皇帝以后，因为公务繁忙，所以对于年妃的病，是从不亲自探视，一直交由医家治病，以至于年妃病越来越重，自己很是愧疚。如果雍正帝一直前往探视，关怀备至，想必年妃有着这般心理慰藉，也不至于这样早早逝去。
对于这点，有人认为这是雍正帝刻意为之，就是以这种冷落，给年妃以心理压力，使得年妃早早病逝而死，这样自己就可以放开手脚的收拾年羹尧，不用担心来自年妃的压力。
平心而论，雍正帝这般说法的确有漏洞，年妃体弱多病，自己竟然一直不去探视，的确不合理，但光以此一项，认为雍正帝是有意逼死年妃，多少有些不全面。而且雍正帝在登基之初还要依仗年羹尧，到了雍正二（公元1724年）年、三年才开始要清算年羹尧，雍正帝在恩宠年羹尧期间，也同样是没有去看望年妃。
再往前说，雍正帝对于年妃可谓是相当恩宠，在康熙后期，康熙帝将年妃指婚为雍亲王即后来的雍正帝之侧福晋，从此是一发不可收拾。
康熙五十四年（公元1715年）三月十二，年妃生雍正帝第四女。
康熙五十九年（公元1720年）五月年妃生皇七子福宜。
康熙六十年（公元1721年）十月年妃生皇八子福惠。
雍正元年（公元1723年）五月初十年妃生福沛。
年妃从入王府生育子嗣再到去世，十一年的时间中，包揽了雍正帝的所有子嗣，这份恩宠可是无人可及。
因此到了雍正元年二月，年妃直接晋升为贵妃，而同为侧福晋，并且资历比年妃还老的李氏，也仅仅只是被封为齐妃。
同时雍正帝与年妃生的子嗣，无论在康熙年间还是雍正时期皆为福字辈，而非弘字辈。
这多少有些不正常，如果在清初，出现这种情况也正常，毕竟当时刚刚入关，取名字比较随意。像顺治帝福临的次子取名为福全，不知道的还以为这二人不是父子俩，而是兄弟俩。到了康熙时期，皇室取名才开始正常化，像康熙帝子嗣为“胤”字辈，孙子辈为“弘”字辈。
但按照“福”字解释，还有雍正帝对于八阿哥福惠独一无二的宠爱，可见雍正帝对于与年妃所生子嗣，是爱屋及乌，因爱其母而对其子是恩爱无比，所以别出心裁的名字中都带有福字，寓意都是有福气的孩子，不过可惜的是他与年妃所生子嗣，都没有活到成年，都是早夭而死。
雍正帝对于年妃的评价也很高：“贵妃年氏，秉性柔嘉，持躬淑慎。朕在藩邸时，事朕克尽敬慎……朕在即位后，贵妃于皇考，皇妣大事悉皆尽心，力疾尽礼，实能赞襄内政”。
由此可见雍正帝对于年妃是真爱，是有着真感情，可能一开始他们的结合有着政治结盟的考虑，但年妃的性格好，能力又出众，在雍正帝夺嫡和称帝前后，起到了很大作用，因此二人的感情很深，雍正帝对于这位妃子也是极其宠爱，对其破例很多，真可谓罕见。 https://t.cn/R2Wxnht
雍正三年（公元1725年）十一月，贵妃年氏病重，雍正帝为了使得年氏病情有所好转，连忙晋封年氏为皇贵妃来冲喜，并且“倘事出，一切礼仪俱照皇贵妃行”。十一月二十三日，晋升为皇贵妃没多久的年氏病逝于圆明园。
年妃死后，雍正帝大为悲痛，史书记载这位工作狂人竟然破天荒地“辍朝五日”。到了十二月，雍正帝更是史无前例地追赠皇贵妃年氏为敦肃皇贵妃，“敦肃”二字可谓是至美之谥，尤其是“敦”字在之前只有皇帝用此谥号。
处理完年妃丧事以后，年妃的哥哥年羹尧也是命不久矣。到了十二月，年羹尧被议罪，共有92款大罪，最终雍正帝是格外开恩，赐年羹尧自尽，当时距年妃之死仅仅17天而已。
年羹尧之死其实很简单，他与雍正帝这对君臣的相处太反常、太亲密。前期是雍正帝需要靠他平定青海之乱，因此对他是过分的好。后期则是年羹尧自持有功，不懂进退之道，飞扬跋扈结党营私，触犯了雍正帝的帝王权威，雍正帝自然是越来越反感，最终这对君臣是反目成仇，没成为正面典范。
但仔细看看年羹尧被赐死的时间点，足以看出雍正帝对年妃的爱，在年妃病重期间，是不忍年妃受刺激，一直搁置年羹尧的事情，等到年妃病逝以后，才赐死了年羹尧。
可以说年妃活一天，年羹尧就可以在一天，年妃一死，年羹尧就必死无疑。
而这可能也是年妃死后，雍正帝为她破例的诸多原因之一。雍正帝想要清算年羹尧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即使年妃久在深宫也肯定知道，体弱多病的年妃自然担忧哥哥，忧惧之下自然病情越来越重，以至于最后病逝，雍正帝对此肯定多少有着愧疚感。
雍正帝对于年妃的病情，也是认为有自己的责任：“妃素病弱，三年以来朕办理机务，宵旰不遑，未及留心商榷诊治，凡方药之事悉付医家，以致耽延日久。目今渐次沉重，朕心深为轸念”。
意思是年妃一向体弱多病，但是自己成为皇帝以后，因为公务繁忙，所以对于年妃的病，是从不亲自探视，一直交由医家治病，以至于年妃病越来越重，自己很是愧疚。如果雍正帝一直前往探视，关怀备至，想必年妃有着这般心理慰藉，也不至于这样早早逝去。
对于这点，有人认为这是雍正帝刻意为之，就是以这种冷落，给年妃以心理压力，使得年妃早早病逝而死，这样自己就可以放开手脚的收拾年羹尧，不用担心来自年妃的压力。
平心而论，雍正帝这般说法的确有漏洞，年妃体弱多病，自己竟然一直不去探视，的确不合理，但光以此一项，认为雍正帝是有意逼死年妃，多少有些不全面。而且雍正帝在登基之初还要依仗年羹尧，到了雍正二（公元1724年）年、三年才开始要清算年羹尧，雍正帝在恩宠年羹尧期间，也同样是没有去看望年妃。
再往前说，雍正帝对于年妃可谓是相当恩宠，在康熙后期，康熙帝将年妃指婚为雍亲王即后来的雍正帝之侧福晋，从此是一发不可收拾。
康熙五十四年（公元1715年）三月十二，年妃生雍正帝第四女。
康熙五十九年（公元1720年）五月年妃生皇七子福宜。
康熙六十年（公元1721年）十月年妃生皇八子福惠。
雍正元年（公元1723年）五月初十年妃生福沛。
年妃从入王府生育子嗣再到去世，十一年的时间中，包揽了雍正帝的所有子嗣，这份恩宠可是无人可及。
因此到了雍正元年二月，年妃直接晋升为贵妃，而同为侧福晋，并且资历比年妃还老的李氏，也仅仅只是被封为齐妃。
同时雍正帝与年妃生的子嗣，无论在康熙年间还是雍正时期皆为福字辈，而非弘字辈。
这多少有些不正常，如果在清初，出现这种情况也正常，毕竟当时刚刚入关，取名字比较随意。像顺治帝福临的次子取名为福全，不知道的还以为这二人不是父子俩，而是兄弟俩。到了康熙时期，皇室取名才开始正常化，像康熙帝子嗣为“胤”字辈，孙子辈为“弘”字辈。
但按照“福”字解释，还有雍正帝对于八阿哥福惠独一无二的宠爱，可见雍正帝对于与年妃所生子嗣，是爱屋及乌，因爱其母而对其子是恩爱无比，所以别出心裁的名字中都带有福字，寓意都是有福气的孩子，不过可惜的是他与年妃所生子嗣，都没有活到成年，都是早夭而死。
雍正帝对于年妃的评价也很高：“贵妃年氏，秉性柔嘉，持躬淑慎。朕在藩邸时，事朕克尽敬慎……朕在即位后，贵妃于皇考，皇妣大事悉皆尽心，力疾尽礼，实能赞襄内政”。
由此可见雍正帝对于年妃是真爱，是有着真感情，可能一开始他们的结合有着政治结盟的考虑，但年妃的性格好，能力又出众，在雍正帝夺嫡和称帝前后，起到了很大作用，因此二人的感情很深，雍正帝对于这位妃子也是极其宠爱，对其破例很多，真可谓罕见。 https://t.cn/R2Wxnht
年羹尧真正的“保护伞”，在她病死后仅17天，雍正就下令赐死年羹尧
雍正三年（公元1725年）十一月，贵妃年氏病重，雍正帝为了使得年氏病情有所好转，连忙晋封年氏为皇贵妃来冲喜，并且“倘事出，一切礼仪俱照皇贵妃行”。十一月二十三日，晋升为皇贵妃没多久的年氏病逝于圆明园。
年妃死后，雍正帝大为悲痛，史书记载这位工作狂人竟然破天荒地“辍朝五日”。到了十二月，雍正帝更是史无前例地追赠皇贵妃年氏为敦肃皇贵妃，“敦肃”二字可谓是至美之谥，尤其是“敦”字在之前只有皇帝用此谥号。
处理完年妃丧事以后，年妃的哥哥年羹尧也是命不久矣。到了十二月，年羹尧被议罪，共有92款大罪，最终雍正帝是格外开恩，赐年羹尧自尽，当时距年妃之死仅仅17天而已。
年羹尧之死其实很简单，他与雍正帝这对君臣的相处太反常、太亲密。前期是雍正帝需要靠他平定青海之乱，因此对他是过分的好。后期则是年羹尧自持有功，不懂进退之道，飞扬跋扈结党营私，触犯了雍正帝的帝王权威，雍正帝自然是越来越反感，最终这对君臣是反目成仇，没成为正面典范。
但仔细看看年羹尧被赐死的时间点，足以看出雍正帝对年妃的爱，在年妃病重期间，是不忍年妃受刺激，一直搁置年羹尧的事情，等到年妃病逝以后，才赐死了年羹尧。
可以说年妃活一天，年羹尧就可以在一天，年妃一死，年羹尧就必死无疑。
而这可能也是年妃死后，雍正帝为她破例的诸多原因之一。雍正帝想要清算年羹尧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即使年妃久在深宫也肯定知道，体弱多病的年妃自然担忧哥哥，忧惧之下自然病情越来越重，以至于最后病逝，雍正帝对此肯定多少有着愧疚感。
雍正帝对于年妃的病情，也是认为有自己的责任：“妃素病弱，三年以来朕办理机务，宵旰不遑，未及留心商榷诊治，凡方药之事悉付医家，以致耽延日久。目今渐次沉重，朕心深为轸念”。
意思是年妃一向体弱多病，但是自己成为皇帝以后，因为公务繁忙，所以对于年妃的病，是从不亲自探视，一直交由医家治病，以至于年妃病越来越重，自己很是愧疚。如果雍正帝一直前往探视，关怀备至，想必年妃有着这般心理慰藉，也不至于这样早早逝去。
对于这点，有人认为这是雍正帝刻意为之，就是以这种冷落，给年妃以心理压力，使得年妃早早病逝而死，这样自己就可以放开手脚的收拾年羹尧，不用担心来自年妃的压力。
平心而论，雍正帝这般说法的确有漏洞，年妃体弱多病，自己竟然一直不去探视，的确不合理，但光以此一项，认为雍正帝是有意逼死年妃，多少有些不全面。而且雍正帝在登基之初还要依仗年羹尧，到了雍正二（公元1724年）年、三年才开始要清算年羹尧，雍正帝在恩宠年羹尧期间，也同样是没有去看望年妃。
再往前说，雍正帝对于年妃可谓是相当恩宠，在康熙后期，康熙帝将年妃指婚为雍亲王即后来的雍正帝之侧福晋，从此是一发不可收拾。
康熙五十四年（公元1715年）三月十二，年妃生雍正帝第四女。
康熙五十九年（公元1720年）五月年妃生皇七子福宜。
康熙六十年（公元1721年）十月年妃生皇八子福惠。
雍正元年（公元1723年）五月初十年妃生福沛。
年妃从入王府生育子嗣再到去世，十一年的时间中，包揽了雍正帝的所有子嗣，这份恩宠可是无人可及。
因此到了雍正元年二月，年妃直接晋升为贵妃，而同为侧福晋，并且资历比年妃还老的李氏，也仅仅只是被封为齐妃。
同时雍正帝与年妃生的子嗣，无论在康熙年间还是雍正时期皆为福字辈，而非弘字辈。
这多少有些不正常，如果在清初，出现这种情况也正常，毕竟当时刚刚入关，取名字比较随意。像顺治帝福临的次子取名为福全，不知道的还以为这二人不是父子俩，而是兄弟俩。到了康熙时期，皇室取名才开始正常化，像康熙帝子嗣为“胤”字辈，孙子辈为“弘”字辈。
但按照“福”字解释，还有雍正帝对于八阿哥福惠独一无二的宠爱，可见雍正帝对于与年妃所生子嗣，是爱屋及乌，因爱其母而对其子是恩爱无比，所以别出心裁的名字中都带有福字，寓意都是有福气的孩子，不过可惜的是他与年妃所生子嗣，都没有活到成年，都是早夭而死。
雍正帝对于年妃的评价也很高：“贵妃年氏，秉性柔嘉，持躬淑慎。朕在藩邸时，事朕克尽敬慎……朕在即位后，贵妃于皇考，皇妣大事悉皆尽心，力疾尽礼，实能赞襄内政”。
由此可见雍正帝对于年妃是真爱，是有着真感情，可能一开始他们的结合有着政治结盟的考虑，但年妃的性格好，能力又出众，在雍正帝夺嫡和称帝前后，起到了很大作用，因此二人的感情很深，雍正帝对于这位妃子也是极其宠爱，对其破例很多，真可谓罕见。
#历史那些事#
雍正三年（公元1725年）十一月，贵妃年氏病重，雍正帝为了使得年氏病情有所好转，连忙晋封年氏为皇贵妃来冲喜，并且“倘事出，一切礼仪俱照皇贵妃行”。十一月二十三日，晋升为皇贵妃没多久的年氏病逝于圆明园。
年妃死后，雍正帝大为悲痛，史书记载这位工作狂人竟然破天荒地“辍朝五日”。到了十二月，雍正帝更是史无前例地追赠皇贵妃年氏为敦肃皇贵妃，“敦肃”二字可谓是至美之谥，尤其是“敦”字在之前只有皇帝用此谥号。
处理完年妃丧事以后，年妃的哥哥年羹尧也是命不久矣。到了十二月，年羹尧被议罪，共有92款大罪，最终雍正帝是格外开恩，赐年羹尧自尽，当时距年妃之死仅仅17天而已。
年羹尧之死其实很简单，他与雍正帝这对君臣的相处太反常、太亲密。前期是雍正帝需要靠他平定青海之乱，因此对他是过分的好。后期则是年羹尧自持有功，不懂进退之道，飞扬跋扈结党营私，触犯了雍正帝的帝王权威，雍正帝自然是越来越反感，最终这对君臣是反目成仇，没成为正面典范。
但仔细看看年羹尧被赐死的时间点，足以看出雍正帝对年妃的爱，在年妃病重期间，是不忍年妃受刺激，一直搁置年羹尧的事情，等到年妃病逝以后，才赐死了年羹尧。
可以说年妃活一天，年羹尧就可以在一天，年妃一死，年羹尧就必死无疑。
而这可能也是年妃死后，雍正帝为她破例的诸多原因之一。雍正帝想要清算年羹尧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即使年妃久在深宫也肯定知道，体弱多病的年妃自然担忧哥哥，忧惧之下自然病情越来越重，以至于最后病逝，雍正帝对此肯定多少有着愧疚感。
雍正帝对于年妃的病情，也是认为有自己的责任：“妃素病弱，三年以来朕办理机务，宵旰不遑，未及留心商榷诊治，凡方药之事悉付医家，以致耽延日久。目今渐次沉重，朕心深为轸念”。
意思是年妃一向体弱多病，但是自己成为皇帝以后，因为公务繁忙，所以对于年妃的病，是从不亲自探视，一直交由医家治病，以至于年妃病越来越重，自己很是愧疚。如果雍正帝一直前往探视，关怀备至，想必年妃有着这般心理慰藉，也不至于这样早早逝去。
对于这点，有人认为这是雍正帝刻意为之，就是以这种冷落，给年妃以心理压力，使得年妃早早病逝而死，这样自己就可以放开手脚的收拾年羹尧，不用担心来自年妃的压力。
平心而论，雍正帝这般说法的确有漏洞，年妃体弱多病，自己竟然一直不去探视，的确不合理，但光以此一项，认为雍正帝是有意逼死年妃，多少有些不全面。而且雍正帝在登基之初还要依仗年羹尧，到了雍正二（公元1724年）年、三年才开始要清算年羹尧，雍正帝在恩宠年羹尧期间，也同样是没有去看望年妃。
再往前说，雍正帝对于年妃可谓是相当恩宠，在康熙后期，康熙帝将年妃指婚为雍亲王即后来的雍正帝之侧福晋，从此是一发不可收拾。
康熙五十四年（公元1715年）三月十二，年妃生雍正帝第四女。
康熙五十九年（公元1720年）五月年妃生皇七子福宜。
康熙六十年（公元1721年）十月年妃生皇八子福惠。
雍正元年（公元1723年）五月初十年妃生福沛。
年妃从入王府生育子嗣再到去世，十一年的时间中，包揽了雍正帝的所有子嗣，这份恩宠可是无人可及。
因此到了雍正元年二月，年妃直接晋升为贵妃，而同为侧福晋，并且资历比年妃还老的李氏，也仅仅只是被封为齐妃。
同时雍正帝与年妃生的子嗣，无论在康熙年间还是雍正时期皆为福字辈，而非弘字辈。
这多少有些不正常，如果在清初，出现这种情况也正常，毕竟当时刚刚入关，取名字比较随意。像顺治帝福临的次子取名为福全，不知道的还以为这二人不是父子俩，而是兄弟俩。到了康熙时期，皇室取名才开始正常化，像康熙帝子嗣为“胤”字辈，孙子辈为“弘”字辈。
但按照“福”字解释，还有雍正帝对于八阿哥福惠独一无二的宠爱，可见雍正帝对于与年妃所生子嗣，是爱屋及乌，因爱其母而对其子是恩爱无比，所以别出心裁的名字中都带有福字，寓意都是有福气的孩子，不过可惜的是他与年妃所生子嗣，都没有活到成年，都是早夭而死。
雍正帝对于年妃的评价也很高：“贵妃年氏，秉性柔嘉，持躬淑慎。朕在藩邸时，事朕克尽敬慎……朕在即位后，贵妃于皇考，皇妣大事悉皆尽心，力疾尽礼，实能赞襄内政”。
由此可见雍正帝对于年妃是真爱，是有着真感情，可能一开始他们的结合有着政治结盟的考虑，但年妃的性格好，能力又出众，在雍正帝夺嫡和称帝前后，起到了很大作用，因此二人的感情很深，雍正帝对于这位妃子也是极其宠爱，对其破例很多，真可谓罕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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