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菲特对抗巴菲特丨棱镜

首页发布

无视风险的规模化可能带来大崩溃之外，规模和复杂性的激增，还可能带来管理的失控。

对此，巴菲特的首要原则，是CEO担管理全责。

“CEO不能转移风险控制责任。”他曾在过往的年信中作出表率，“在伯克希尔，我负责起草和监控的每一个衍生品合约，除了少数几个与运营相关的合约。如果伯克希尔遇到麻烦，这将是我的错，不能推诿于风控委员会或首席风控相关。”

其次，在CEO担全责的基础上，对高管团队的专注领域放权。巴菲特在投资前的格外谨慎，和投资之后的放权形成鲜明对比，造成这种转变的区别，就是目标公司是否具有“优秀的管理层”。“他们热爱自己的公司，像所有者那样思考，他们的所作所为表现出高尚的品德与出众的能力。”巴菲特曾如此定义。这表明，巴菲特需要的管理层，既人品过硬、值得信赖，也要有业务能力为股东持续创造价值。两者缺一不可。

在2021年的年信中，巴菲特还特地提及去年过世的一位子公司TTI创始人兼CEO保罗·安德鲁斯，成为巴菲特选人的范例。

“当伯克希尔收购TTI时，该公司有2387名员工。现在这个数字是8043……公司盈利增长了673%。”年信中写道。此为业务能力。

巴菲特随后写道，“每年，我都会打电话给保罗，告诉他，他的薪水应该大幅增加。但每年他都会告诉我，‘我们可以明年再谈，沃伦，我现在太忙了’。”此为人品。

和其他大型企业所流行的风潮不同，巴菲特并不喜欢给高管开出高薪或期权激励，并以身作则。巴菲特把98%的个人财富都系于伯克希尔股份所带来的价值。他将其比喻成，“吃自己做的饭”。

容纳副手小规模试错

规模效应所带来的另一问题是基数增大带来的增长率下降，因此，与时俱进、锐意创新成为企业长期发展的破局口。

在年信公布的两周前，伯克希尔同时披露截至去年12月31日的持仓情况，显示建仓游戏公司动视暴雪和巴西数字银行Nubank的母公司Nu Holdings。但这两家公司都“不太巴菲特”,特别是Nubank。

不仅因为巴菲特坦言科技股并非能力所及，还因为其极少涉足新兴市场或在IPO阶段注资。这代表巴菲特团队投资风格的小范围新尝试——在美国优质资产价格暴涨的时候，开始在美国以外的市场挖掘，并尝试更早期介入，作为二级市场投资的补充。例如在去年云数据平台Snowflake IPO时，伯克希尔也曾罕见注资5.7亿美元。

新尝试大多由巴菲特的两位投资副手托德·库姆斯和泰德·维斯勒开启。业绩显示，这两位副手近期在巴西和印度的金融科技股投资并不顺利。2018年建仓、蚂蚁金服也曾投资的另一家巴西支付企业StoneCo在经历了2021年的上涨三倍后，如今已经跌至IPO发行价格以下。但不影响大局。两人总共掌管的资金规模为340亿美元，仅为伯克希尔整个投资组合的10%。最新财报显示，投资收益仍是公司利润的贡献主力。去年全年，伯克希尔投资与衍生品的利润达623.4亿美元，同比增长近一倍。

作者同时注意到，两位副手的个人投资并非没有十倍股的佳绩，但并未囊括在伯克希尔的账簿上，或许因为和巴菲特的投资原则有所冲突。

公开资料显示，投资副手之一的泰德·韦斯勒在2020年10月举牌美国百货公司迪拉德，占股5.9%股权，但在一年多之后出清。按照迪拉德在2020年10月股价35美元附近，2021年曾一度涨至400美元进行测算，韦斯勒在一年半内可能受益超十倍。但迪拉德此波股价上涨，很大原因在于散户投资人试图轧空对冲基金的疯狂买入，偏离价值准线。该投资也显示为韦斯勒的个人投资，而非使用伯克希尔投资账户中的资金。

在2021年年信中，巴菲特再度强调，“无论我们的所有权形式是什么，我们的目标是对具有持久经济优势又拥有一流CEO企业进行有意义的投资。请特别注意，我们持有的股票是基于我们对长期业务的预期，而不是我们将它们作为市场短期波动的工具。查理和我不是选股者，我们选的是商业合作者。”该原则同样作用于副手们的创新尝试。

曾经的巴菲特从投资糟糕的纺织行业中吸取教训，从重新任命管理层，重新配置可用资金并将所有收益投入到其他良好业务出发，逐渐搭建起巴菲特帝国，并通过收益再投资与复利的结合，将优势放大。

如今的巴菲特的终极挑战将更为困难。他需要排兵布阵，以让辛苦建立的帝国能够拥有持久的生命力，免于“功亏一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