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红反广场舞神器合法吗#】近日，网上有一条短视频引发热议。视频中，来自广西南宁的拍摄者李先生拿出一个形似手电筒的物件，朝着不远处广场上正在热舞的阿姨们一按，音响瞬间就像嗓子“哑了”一样，没有了声音。阿姨们围着音响调试无果，以为音响坏了，只好陆续离开。
近年来，广场舞成为很多市民热衷的健身方式，而广场舞噪声扰民的问题一直备受关注，视频中的所谓“反广场舞神器”是什么原理？用“神器”解决噪声问题合法吗？
“反广场舞神器”原理：
通过放大发射功率，远距离遥控
总台记者在多个网购平台输入“反广场舞神器”“反广场舞屏蔽器”等关键词，可以搜到大量售卖链接，价格在几十元到一百多元不等。卖家告诉记者，他们的客户遍布全国。
所谓的“反广场舞神器”就像一款小型手电筒，本质是一个大功率遥控器，工作原理是通过散射或吸收红外光、改变目标的红外发射特性，扰乱或破坏广场舞音响的使用效能。
总台记者注意到，卖家售卖时多以“广场舞音响克星”宣称，相关链接介绍中显示：其产品有单发射管和7发射管，后者发射功率更大、距离更远。7个大功率发射管爆发出强悍的发射能力，发出的红外线遥控信号肉眼不可见，只有照相机才能捕捉到。
针对这种产品的工作原理，广西南宁市无线电检测中心安全科科长李翔对总台记者表示，“干扰器类似于遥控器类型的发射设备，通过放大发射功率，可以远距离遥控相关设备，它的遥控范围比较有限，通常是特定频率。
警方：涉及到电子信号屏蔽相关法规
不允许公开售卖
河南安阳市公安局北关分局刑警大队大队长徐涛曾在基层派出所工作多年，他告诉记者，对于在广场上唱歌跳舞等娱乐健身活动中产生的噪声，公安机关会积极会同街道社区等部门开展教育劝导工作，争取生态环境、城管等部门的配合，开展联合治理。
“通常做法是民警赶到现场，和召集人沟通，把声音调低或换个地方，不要在小区附近或紧邻人多的地方，以防影响别人。”
使用“反广场舞神器”干扰他人音响是否合法？在徐涛看来，反广场舞神器的售卖，涉及电子信号屏蔽的相关法规，正常情况下，有关部门是不允许在市场上公开售卖的。
徐涛表示，从法律角度，要看出售的商品有没有相关资质。“正常情况下，国家不允许出售这种东西，因为它牵涉到电子信号屏蔽。就像考试时，在考试周边卖的信号发射器，这都是国家明令禁止的。出售我觉得是不正规的，即便构不成违法犯罪，也会违反市场监管的相关法律规定。”
律师：“神器”可能带来法律风险
噪声纠纷虽有法可依，但难从根本解决
有律师表示，使用“反广场舞神器”同样可能带来法律风险，主要还要看“神器”的性质，若该“神器”属于无线电信号的一种，就涉及无线电管理条例等规定，可能涉嫌违规使用。
北京市地石律师事务所律师窦冬辰认为，我国对噪声污染有相关法规的约束，根据法律规定，白天最高不得超过55分贝、夜间最高不得超过45分贝。但在现实生活中，相关法律的应用有现实问题。
窦冬辰表示，在现实生活中，一旦声音超过法定限度侵扰了周边居民，受侵害的人也无法及时有效地维权。如选择向法院起诉，也可能因不符合立案条件而被裁定不予受理或驳回起诉。因此，这类纠纷虽然有法可依，但难以从根本上解决矛盾。
窦冬辰认为，一方面人们有娱乐健身的权利，大家可以通过跳广场舞的方式进行文体活动；另一方面，其他的人也有休息和保持安宁的权利。在行使自身权利的同时，也要负担必要的容忍他人行使权利的义务。
专家：相关售卖监管目前处于空白
噪声污染纠纷将得到更合理处置
而在全国环境损害司法鉴定机构登记评审专家库（国家库）专家、西北政法大学副教授丁岩林看来，对“反广场舞神器”售卖的监管，目前处于空白地带。
丁岩林认为，《无线电管理条例》里主要是针对频谱资源的问题。“干扰无线电一般干扰的是依法进行的无线电，就是电台，还有一些无线通信设备。从目前来判断，《无线电管理条例》应该是用不上的。如果说是干扰的话，必须是干扰依法进行的东西，通过行政管理，难度比较大。”
丁岩林表示，修订后的《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将于2022年6月5日起施行，类似噪声污染纠纷将得到更合理的处置。
“这次修改后的规定比较细，就是要控制声音和音量，不要给他人造成一定的干扰。如果造成的话，公安机关来管理。还提到了在广场或者说比较集中的这些区域，可以设置噪声的监测仪器，实时显现噪声的分贝值，到时候如果超的话，公安机关就可以提前介入，如果不听规劝，公安还有处罚措施，可以通过行政管理来解决。”（中国之声）
近年来，广场舞成为很多市民热衷的健身方式，而广场舞噪声扰民的问题一直备受关注，视频中的所谓“反广场舞神器”是什么原理？用“神器”解决噪声问题合法吗？
“反广场舞神器”原理：
通过放大发射功率，远距离遥控
总台记者在多个网购平台输入“反广场舞神器”“反广场舞屏蔽器”等关键词，可以搜到大量售卖链接，价格在几十元到一百多元不等。卖家告诉记者，他们的客户遍布全国。
所谓的“反广场舞神器”就像一款小型手电筒，本质是一个大功率遥控器，工作原理是通过散射或吸收红外光、改变目标的红外发射特性，扰乱或破坏广场舞音响的使用效能。
总台记者注意到，卖家售卖时多以“广场舞音响克星”宣称，相关链接介绍中显示：其产品有单发射管和7发射管，后者发射功率更大、距离更远。7个大功率发射管爆发出强悍的发射能力，发出的红外线遥控信号肉眼不可见，只有照相机才能捕捉到。
针对这种产品的工作原理，广西南宁市无线电检测中心安全科科长李翔对总台记者表示，“干扰器类似于遥控器类型的发射设备，通过放大发射功率，可以远距离遥控相关设备，它的遥控范围比较有限，通常是特定频率。
警方：涉及到电子信号屏蔽相关法规
不允许公开售卖
河南安阳市公安局北关分局刑警大队大队长徐涛曾在基层派出所工作多年，他告诉记者，对于在广场上唱歌跳舞等娱乐健身活动中产生的噪声，公安机关会积极会同街道社区等部门开展教育劝导工作，争取生态环境、城管等部门的配合，开展联合治理。
“通常做法是民警赶到现场，和召集人沟通，把声音调低或换个地方，不要在小区附近或紧邻人多的地方，以防影响别人。”
使用“反广场舞神器”干扰他人音响是否合法？在徐涛看来，反广场舞神器的售卖，涉及电子信号屏蔽的相关法规，正常情况下，有关部门是不允许在市场上公开售卖的。
徐涛表示，从法律角度，要看出售的商品有没有相关资质。“正常情况下，国家不允许出售这种东西，因为它牵涉到电子信号屏蔽。就像考试时，在考试周边卖的信号发射器，这都是国家明令禁止的。出售我觉得是不正规的，即便构不成违法犯罪，也会违反市场监管的相关法律规定。”
律师：“神器”可能带来法律风险
噪声纠纷虽有法可依，但难从根本解决
有律师表示，使用“反广场舞神器”同样可能带来法律风险，主要还要看“神器”的性质，若该“神器”属于无线电信号的一种，就涉及无线电管理条例等规定，可能涉嫌违规使用。
北京市地石律师事务所律师窦冬辰认为，我国对噪声污染有相关法规的约束，根据法律规定，白天最高不得超过55分贝、夜间最高不得超过45分贝。但在现实生活中，相关法律的应用有现实问题。
窦冬辰表示，在现实生活中，一旦声音超过法定限度侵扰了周边居民，受侵害的人也无法及时有效地维权。如选择向法院起诉，也可能因不符合立案条件而被裁定不予受理或驳回起诉。因此，这类纠纷虽然有法可依，但难以从根本上解决矛盾。
窦冬辰认为，一方面人们有娱乐健身的权利，大家可以通过跳广场舞的方式进行文体活动；另一方面，其他的人也有休息和保持安宁的权利。在行使自身权利的同时，也要负担必要的容忍他人行使权利的义务。
专家：相关售卖监管目前处于空白
噪声污染纠纷将得到更合理处置
而在全国环境损害司法鉴定机构登记评审专家库（国家库）专家、西北政法大学副教授丁岩林看来，对“反广场舞神器”售卖的监管，目前处于空白地带。
丁岩林认为，《无线电管理条例》里主要是针对频谱资源的问题。“干扰无线电一般干扰的是依法进行的无线电，就是电台，还有一些无线通信设备。从目前来判断，《无线电管理条例》应该是用不上的。如果说是干扰的话，必须是干扰依法进行的东西，通过行政管理，难度比较大。”
丁岩林表示，修订后的《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将于2022年6月5日起施行，类似噪声污染纠纷将得到更合理的处置。
“这次修改后的规定比较细，就是要控制声音和音量，不要给他人造成一定的干扰。如果造成的话，公安机关来管理。还提到了在广场或者说比较集中的这些区域，可以设置噪声的监测仪器，实时显现噪声的分贝值，到时候如果超的话，公安机关就可以提前介入，如果不听规劝，公安还有处罚措施，可以通过行政管理来解决。”（中国之声）
【观澜亭｜沂水跋山旧石器遗址，为何会改写东亚现代人类起源史】山东省文化和旅游厅2月19日在济南召开新闻发布会，公布2021年度五大考古新发现，其中沂水跋山遗址填补了山东省及中国北方地区旧石器时代考古的空白。
据到过现场的考古专家介绍，跋山遗址位于沂水县沂城街道跋山水库南侧，被发现纯属偶然。2020年7月，降雨频繁，跋山水库启闸调洪，当地村民巡查水库时，无意中发现河岸上一大块裸露在外的类似化石、石英的石块。感觉“石头不一般”的村民打通了当地文物保护部门的电话。随后，此处被初步确认为是一处旧石器遗址。同年8月，经国家文物局批准后，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联合沂水县文化和旅游局，共同开始对跋山遗址开展第一阶段清理发掘。由此，跋山遗址得以重见天日。
2021年9月，国家文物局在京召开“考古中国”重大项目重要进展工作会，通报四川稻城皮洛遗址、山东沂水跋山遗址和河南鲁山仙人洞遗址3项重要考古发现成果；2021年10月，“山东百年百项重要考古发现”遴选推介对选定的100个项目进行了公示，其中，沂源猿人遗址、沂水跋山遗址等古人类旧石器遗址被放在了首位，说明了跋山遗址的“非同小可”。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孙波在接受采访时表示：“随着跋山遗址的进一步发掘，现代人类的起源在东亚地区可能会被改写”。
为什么沂水跋山旧石器遗址的意义，会大到改写东亚现代人类起源史的程度？记者观察，这主要与两个要素有关：一是跋山遗址的年代；二是跋山遗址的位置。
首先，沂水跋山遗址是一处“旧石器时代中期”旷野遗址，具体年代被确定为“6万-10万年”，年代节点正好纠正了国际上“现代人6万年前才从非洲扩散到欧亚大陆”的观点。
“现代人类晚近非洲起源说”认为，6万年前人类祖先（现代智人）走出非洲并分布在欧亚大陆，现代智人在这一过程中，取代了所有原来生活在此地的原始人类，而且这个过程是一波单一的浪潮。但跋山遗址的年代从时间上和实践上对这一说法进行了改写。
国家文物局的通报称，山东沂水跋山遗址，光释光测年数据显示遗址中上部堆积年代为距今7万-5万年，下部堆积年代应该会更早，有待进一步工作确认。
参与现场挖掘的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副研究馆员李罡表示：通过发掘和初步的年代测定数据，我们现在已经很确定，跋山遗址属于旧石器时代中期，时代要早于旧石器时代晚期（距今5万年），跋山遗址现在测年是距今6-10万年，对山东来说，无论是从数量还是埋藏、保存、出土文物情况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是近年来发现的最重要的一处旧石器时代遗址。
旧石器跋山遗址发现了非常丰富的骨制品，通过铀系法及光释光两种测年方法进行测定，象牙铲及同层土样的年代数据分别为距今9.9万年和10.4万年，这很可能是目前我国发现的最早的磨制骨器。骨器在中国发现的数量较少，此前发现最早的磨制骨器，距今约3.5万年。骨器的磨制，在整个国际上，是作为现代人类行为方式的标志之一，现在有重要的线索显示，现代人类在旧石器中期，已经出现在山东地区，这意味着现代人类的起源在东亚地区可能会被改写。
汕头大学海洋地质学团队的涂华博士多年从事古人类地质测年，曾几次到沂蒙山区对古人类化石测年，他指出，最近十余年发表的一系列来自东亚的考古学和年代学研究成果表明现代人六万年前才从非洲扩散到欧亚大陆的观点并没有看起来那么可靠，因为我国的一些考古发现已经证实在六万年之前就已经有智人在中国生活，比如湖北郧县的黄龙洞、湖南道县的复福岩洞和广西崇左的智人洞等地点都发现了距今10万年左右的智人化石遗存。沂水跋山遗址则是新发现的一次可以改写古人类历史的遗址，跋山遗址测年距今6-10万年，确实很重要，因为在我国华北地区，还没有这么早的现代人类遗址，虽然它主要是石器。
其次，沂水跋山遗址和沂河周边的其他古人类遗址不远，丰富了沂蒙山区古人类遗址分布点，为进一步考察本地区古人类之间的关系演化提供了新可能。
沂水跋山遗址位于沂河上游行将结束进入中游之际，与沂河源头名声大噪的沂源猿人遗址相距约90公里，两处遗址同处一条河畔，容易引发古人类“沿着沂河”活动的联想，因为河水是古人类重要的饮用水源。
“沂源猿人”的头盖骨和牙齿化石，据汕头大学海洋地质学团队用铝铍埋藏测年法测得年代为距今64±8万年。在“沂源猿人”发现后的几年中，考古工作者在北起沂源、沂水，南至郯城县的沂沭河之间的狭长地带，先后发现“细石器文化”地点上百处，比如：沂水县诸葛乡范家旺南洼洞发现了旧石器早期文化遗址；新泰有乌珠台智人牙齿化石；日照竹溪村北山和秦家官庄发现旧石器时代早期打制石器；蒙阴的长山文化遗址和孙家麻峪文化遗址，遗址均在溶洞中，有古人类用火痕迹，年代约在20万—30万年之间。
山东省临沂市博物馆馆员徐淑彬对沂沭河流域的早期人类遗址研究较多，经常到现场考察，发表《山东沂源县骑子鞍山发现的人类化石》《山东省沂水县南洼洞发现旧石器》等文章，他认为，沂沭河流域的旧石器时代遗存有比较明显的分布规律，旧石器时代早期的文化遗存多分布在上游山地丘陵区，中晚期的文化遗存则多分布在下游冲积平原区。
考古学家判断，“最早的山东人”最初生活于群山环绕、海拔较高的沂河源头和上游地区，此后他们又向沂河、沭水河中游及其他地区的山前平原和低山丘陵地带走去，直至走出山谷丘陵，踏上辽阔的平原大地。
沂水跋山遗址地层堆积厚重，文化时代跨度较大，说明遗址被反复利用和长时间占有。跋山遗址的发现填补了山东及中国北方地区旧石器时代考古的空白，是目前山东省发现的文化内涵最为丰富的旧石器时代中期遗存，对于建立中国东部旧石器时代中期文化序列，以及论证中国——东亚人类连续演化和研究当时人类技术特点、生产生活方式和生存环境背景，具有重大考古学价值。
从沂源、沂水、蒙阴、新泰等地遗存到今天的猿人和智人遗址、旧石器遗址来看，这些早期人类文化遗址，紧邻的遗址位置都在50公里以内，大部分在20公里以内，最近的只有十几公里。这些“相近”的距离，都让人发出疑问：“直立人”（猿人）和“智人”（现代人）之间是不是有传承关系？（大众日报）
据到过现场的考古专家介绍，跋山遗址位于沂水县沂城街道跋山水库南侧，被发现纯属偶然。2020年7月，降雨频繁，跋山水库启闸调洪，当地村民巡查水库时，无意中发现河岸上一大块裸露在外的类似化石、石英的石块。感觉“石头不一般”的村民打通了当地文物保护部门的电话。随后，此处被初步确认为是一处旧石器遗址。同年8月，经国家文物局批准后，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联合沂水县文化和旅游局，共同开始对跋山遗址开展第一阶段清理发掘。由此，跋山遗址得以重见天日。
2021年9月，国家文物局在京召开“考古中国”重大项目重要进展工作会，通报四川稻城皮洛遗址、山东沂水跋山遗址和河南鲁山仙人洞遗址3项重要考古发现成果；2021年10月，“山东百年百项重要考古发现”遴选推介对选定的100个项目进行了公示，其中，沂源猿人遗址、沂水跋山遗址等古人类旧石器遗址被放在了首位，说明了跋山遗址的“非同小可”。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孙波在接受采访时表示：“随着跋山遗址的进一步发掘，现代人类的起源在东亚地区可能会被改写”。
为什么沂水跋山旧石器遗址的意义，会大到改写东亚现代人类起源史的程度？记者观察，这主要与两个要素有关：一是跋山遗址的年代；二是跋山遗址的位置。
首先，沂水跋山遗址是一处“旧石器时代中期”旷野遗址，具体年代被确定为“6万-10万年”，年代节点正好纠正了国际上“现代人6万年前才从非洲扩散到欧亚大陆”的观点。
“现代人类晚近非洲起源说”认为，6万年前人类祖先（现代智人）走出非洲并分布在欧亚大陆，现代智人在这一过程中，取代了所有原来生活在此地的原始人类，而且这个过程是一波单一的浪潮。但跋山遗址的年代从时间上和实践上对这一说法进行了改写。
国家文物局的通报称，山东沂水跋山遗址，光释光测年数据显示遗址中上部堆积年代为距今7万-5万年，下部堆积年代应该会更早，有待进一步工作确认。
参与现场挖掘的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副研究馆员李罡表示：通过发掘和初步的年代测定数据，我们现在已经很确定，跋山遗址属于旧石器时代中期，时代要早于旧石器时代晚期（距今5万年），跋山遗址现在测年是距今6-10万年，对山东来说，无论是从数量还是埋藏、保存、出土文物情况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是近年来发现的最重要的一处旧石器时代遗址。
旧石器跋山遗址发现了非常丰富的骨制品，通过铀系法及光释光两种测年方法进行测定，象牙铲及同层土样的年代数据分别为距今9.9万年和10.4万年，这很可能是目前我国发现的最早的磨制骨器。骨器在中国发现的数量较少，此前发现最早的磨制骨器，距今约3.5万年。骨器的磨制，在整个国际上，是作为现代人类行为方式的标志之一，现在有重要的线索显示，现代人类在旧石器中期，已经出现在山东地区，这意味着现代人类的起源在东亚地区可能会被改写。
汕头大学海洋地质学团队的涂华博士多年从事古人类地质测年，曾几次到沂蒙山区对古人类化石测年，他指出，最近十余年发表的一系列来自东亚的考古学和年代学研究成果表明现代人六万年前才从非洲扩散到欧亚大陆的观点并没有看起来那么可靠，因为我国的一些考古发现已经证实在六万年之前就已经有智人在中国生活，比如湖北郧县的黄龙洞、湖南道县的复福岩洞和广西崇左的智人洞等地点都发现了距今10万年左右的智人化石遗存。沂水跋山遗址则是新发现的一次可以改写古人类历史的遗址，跋山遗址测年距今6-10万年，确实很重要，因为在我国华北地区，还没有这么早的现代人类遗址，虽然它主要是石器。
其次，沂水跋山遗址和沂河周边的其他古人类遗址不远，丰富了沂蒙山区古人类遗址分布点，为进一步考察本地区古人类之间的关系演化提供了新可能。
沂水跋山遗址位于沂河上游行将结束进入中游之际，与沂河源头名声大噪的沂源猿人遗址相距约90公里，两处遗址同处一条河畔，容易引发古人类“沿着沂河”活动的联想，因为河水是古人类重要的饮用水源。
“沂源猿人”的头盖骨和牙齿化石，据汕头大学海洋地质学团队用铝铍埋藏测年法测得年代为距今64±8万年。在“沂源猿人”发现后的几年中，考古工作者在北起沂源、沂水，南至郯城县的沂沭河之间的狭长地带，先后发现“细石器文化”地点上百处，比如：沂水县诸葛乡范家旺南洼洞发现了旧石器早期文化遗址；新泰有乌珠台智人牙齿化石；日照竹溪村北山和秦家官庄发现旧石器时代早期打制石器；蒙阴的长山文化遗址和孙家麻峪文化遗址，遗址均在溶洞中，有古人类用火痕迹，年代约在20万—30万年之间。
山东省临沂市博物馆馆员徐淑彬对沂沭河流域的早期人类遗址研究较多，经常到现场考察，发表《山东沂源县骑子鞍山发现的人类化石》《山东省沂水县南洼洞发现旧石器》等文章，他认为，沂沭河流域的旧石器时代遗存有比较明显的分布规律，旧石器时代早期的文化遗存多分布在上游山地丘陵区，中晚期的文化遗存则多分布在下游冲积平原区。
考古学家判断，“最早的山东人”最初生活于群山环绕、海拔较高的沂河源头和上游地区，此后他们又向沂河、沭水河中游及其他地区的山前平原和低山丘陵地带走去，直至走出山谷丘陵，踏上辽阔的平原大地。
沂水跋山遗址地层堆积厚重，文化时代跨度较大，说明遗址被反复利用和长时间占有。跋山遗址的发现填补了山东及中国北方地区旧石器时代考古的空白，是目前山东省发现的文化内涵最为丰富的旧石器时代中期遗存，对于建立中国东部旧石器时代中期文化序列，以及论证中国——东亚人类连续演化和研究当时人类技术特点、生产生活方式和生存环境背景，具有重大考古学价值。
从沂源、沂水、蒙阴、新泰等地遗存到今天的猿人和智人遗址、旧石器遗址来看，这些早期人类文化遗址，紧邻的遗址位置都在50公里以内，大部分在20公里以内，最近的只有十几公里。这些“相近”的距离，都让人发出疑问：“直立人”（猿人）和“智人”（现代人）之间是不是有传承关系？（大众日报）
【京津冀协同发展8周年 | 国之方略 厚泽津沽】 PM2.5年均浓度 降至39微克/立方米 断流26年的永定河干流实现全线通水
2021年完成工业增加值增长9.6% 占全市规上工业 比重达到72.7%
相邻城市间基本实现 铁路1.5小时通达 京雄津保“1小时交通圈”已经形成
天津市科技成果展示交易中心 已注册用户4836家 发布京冀企业成果8487项 会集京冀地区专家3836人
天津市382家医保定点医疗机构 全部开通 异地就医结算
天津市向承德市累计投入市、区、乡镇 三级财政援助资金16.52亿元 实施帮扶项目415个
环保协同 绘就生态最美画卷
京津冀山水相连、自然相近，因此生态环保成为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率先突破的重点领域之一，是提升京津冀三地民生福祉的最直接体现。
8年来，京津冀三地不断打破行政区划界线壁垒，加强生态环境协同治理，联合开展大气污染防治。在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提出后不久，环保部在2014年7月份就发布了《京津冀及周边地区重点行业大气污染限期治理方案》，同年8月，北京与天津、河北及时跟进，分别签署了《关于进一步加强环境保护合作的协议》和《加强生态环境建设合作框架协议》，将生态环境保护提上了协同发展的日程。
在此期间，京津冀生态环境部门不断健全协同机制，深化大气污染联防联控，推进流域水污染协同治理，推动危险废物联防联控联治，强化环境执法联动，推进法规标准协同。京津冀三地PM2.5年均浓度降至30—40微克/立方米范围内，其中，我市PM2.5年均浓度由“十二五”末70微克/立方米下降到去年39微克/立方米，协同治霾成效显著。断流26年的永定河干流实现全线通水。
为推动林地、湿地、海岸线系统保护，加快构筑京津冀东部绿色生态屏障，天津大力实施“871”生态工程，包括875平方公里湿地升级保护、736平方公里绿色生态屏障建设、153公里海岸线严格保护。绿色生态屏障一级管控区内林地面积达到18.6万亩，林木绿化覆盖率接近25%，蓝绿空间占比提升到65%。随着工程推进，在“津城”“滨城”之间成长出一片城市绿洲。
天津社会科学院资源环境与生态研究所副所长王会芝对记者表示：“‘871’重大生态工程让天津北部同北京通州生态公园和湿地公园相接，南部与雄安新区生态公园和湿地公园相连，全面融入京津冀生态环境体系，推进京津冀生态环境持续向好。”
产业协同 “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产业协同作为京津冀协同发展大棋局上的关键一招，既是“当头炮”，也是“晴雨表”。
8年来，天津深入推进京津冀产业协同，除了积极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吸纳创新资源和优质产业，还主动向河北延伸产业链条，服务支持雄安新区建设，同时推进全国先进制造研发基地建设。
距离地面400公里的天宫空间站，被国人称为天空中最亮的“星”，其核心舱就是京津两地产业协同创新的成果。北京为核心舱提供研发设计等技术支撑，航天科技集团五院天津基地负责制造和总装，这样的协同成果“圈粉”无数。
与此同时，京津冀三地在大数据产业链上也在深度合作。作为国内核心信息基础设施领军企业的中科曙光，是国内服务器、存储、大数据一体机等计算设备的重要生产者，其大多数产品均由位于天津滨海新区的基地制造。曙光工作人员告诉记者：“研发中心在北京，生产制造、物流在天津，在河北落地多个项目，我们是京津冀产业协同的受益者。”
近年来，天津立足自身优势，抓住京津冀产业协同发展的契机，充分释放企业发展潜力。统计显示，天津在2021年集中攻坚信创、高端装备等12条重点产业链，全年完成工业增加值增长9.6%，占全市规上工业比重达到72.7%。其中，生物医药、新能源、高端装备、绿色石化、航空航天、轻工、信创、集成电路等8条产业链增加值实现两位数增长。
面对京津冀三地产业协同取得的累累硕果，未来京津冀产业协同如何实现新突破？
据了解，《京津冀产业协同规划（建议稿）》已经编制完成，天津将在探索先进制造业集群发展新模式、推进先进制造业发展新业态上贡献自己的力量。同时，围绕北京创新链布局天津产业链，携手推进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医药、汽车等重点产业链布局优化和上下游协同。
引进来，落地生金；走出去，开花结果。随着产业协同不断深入，京津冀三地产业正在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
交通协同 “轨道上的京津冀”跑出新速度
初春，潮白河上的冰刚刚开化，北京通州和河北三河市燕郊隔河相望。多年来，住在燕郊的数十万北京上班族，每天都要“跋山涉水”。一条因行政区划藩篱，曾被期盼多年而无法对接的“断头路”，伴随着2019年跨越潮白河的燕潮大桥通车，终于被打通。
作为京津冀协同发展三大率先突破领域之一，交通一体化是协同发展的“骨骼系统”，是带动沿线地区经济发展的基础和条件。8年来，一条又一条这样的路被打通，京津冀居民共同的感受是──路好走了、通道多了、出行效率提高了。
“从天津到北京30分钟，从天津到保定1小时，从北京到天津滨海新区1小时以内，从前开着车在三地跑，现在我更喜欢在轨道上坐车飞驰的感觉。”常年因工作奔走在京津冀三地的王明哲，拿出手机展示着自己的购票记录。
8年来，在京津冀版图上，轨道网、公路网建设如火如荼，从蓝图一步步变成现实──区域国家干线铁路建设持续完善，城际铁路建设加快推进，相邻城市间基本实现铁路1.5小时通达，京雄津保“1小时交通圈”已经形成，津石高速通车，天津和石家庄之间结束“折线跑”历史，在张家口，京张高铁将冬奥小城崇礼拉入首都1小时通勤圈，“轨道上的京津冀”主骨架基本成型；京津冀综合运输服务示范成果突出，交通基本公共服务共建、共享水平快速提升，智能化、绿色化水平大幅提高，通达能力和便捷程度显著增强，区域交通基本实现“人畅其行、物畅其流”，交通一体化服务质量全面提高；京津冀作为全国区域协同发展改革引领示范区，通过改革创新不断健全和完善协同发展机制，基本实现了“规划同图、建设同步、运输一体、管理协同”，为交通一体化的高质量发展提供保障。
实现从“走得了”到“走得好”，必须着力构建安全、便捷、高效、绿色、经济的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建设骨干路网，打通交通经络，得益于京津冀三地的统筹协调、通力合作。京津冀协同发展从“开路先锋”率先突破，三地“手牵手”驶上新的“快车道”，跑出新速度。
创新协同 加速科技成果转化落地
在天津清科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简称“清科环保”）的展览大厅，一瓶不起眼的“小氯瓶”引起了记者的注意。说起这款自主研发生产的“二氧化氯空气净化凝胶”，清科环保副总经理任立表示，这瓶小小“凝胶”背后串联起了京津冀三地一整套产学研协同创新机制。
2015年成立的清科环保几乎是伴着京津冀协同发展这8年一路走来的。“我们按照‘北京原始创新、天津研发转化、河北推广应用’的顶层设计，让市场需求和高校科研在这里‘握手’。”任立说，目前，位于天津市东丽区的清华大学天津高端装备研究院有30多家研究所、10多个产业化公司。“企业出题、研究所接单、高校支撑”，以市场驱动创新的“反向模式”形成了产学研链条的“双向促进闭环”，也促进了一系列创新成果在天津诞生。
京津冀协同发展，离不开科技创新资源的协同。8年来，天津不断加大京津冀协同创新共同体的建设力度，创新协同发展不断向深度广度拓展。清华大学天津电子信息研究院、国家合成生物技术创新中心、京津冀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天津中心等创新平台陆续建成，聚集了一批国家创新人才、创新团队和高成长性企业。
截至目前，天津市科技成果展示交易中心已注册用户4836家，其中京冀地区注册用户407家，发布京冀企业成果8487项，会集京冀地区专家3836人。与此同时，三地创新创业资源也在进一步互通共享。天津市大型科研仪器开放共享平台开通了“京津冀协同”专栏，与“首都科技条件平台”和“河北省大型科研仪器设备资源开放共享服务平台”建立链接，逐步实现三地网内资源同步。
随着科技企业纷纷落户、高校院所联手创新、科技平台相继搭建，愈加完善的科技金融也在加速成果转化。据天津市科技创新发展中心副主任吕云飞介绍，“国投京津冀协同创新科技成果转化创业投资基金”目前已完成23个投资项目，投资额9.43亿元，撬动投融资7.2亿元。与此同时，注册资本11亿元的“京津冀（天津）科技成果转化基金”也已完成设立。一个创新的京津冀，正加速成型。
共建共享 打通公共服务壁垒
京津冀协同发展的背后是人与生活的“一体化”。无论是政务服务、教育、医疗、人才还是养老，这些与群众密切相关的公共服务共建共享步伐加快，也让三地群众感受到“一体化”的便利。
在滨海新区政务服务中心的“京津通办”自助服务厅，4台看似普通却“内心”强大的机器摆在了显眼的位置。尽管去年5月才投入使用，但自助终端能办理的事项可不少。其中，临时身份证明开具、驾驶证查询、不动产登记查询、社保查询打印、智能报税成为群众查询办理的热门服务。
“随着北京、河北在天津落户的企业逐渐增加，跨省办事的问题愈发凸显。为破解企业发展难题，我们探索运用现代信息技术，推进政务信息联通共用，让群众办事少跑腿、便利化。”滨海新区政务服务办工作人员说，首个“京津通办”自助服务厅投用后，179项北京政务服务事项和200项天津政务服务事项实现24小时自助办理。同时，在滨海新区各街镇综合便民服务中心开设“跨省通办”专窗，300个政务事项实现京津冀“跨省通办”。
京津冀协同发展8年来，教育、医疗、人才、社保、养老等公共服务共建共享成效显著，一批重点公共服务工程项目陆续落地──国家教育强国推进工程“天津师范大学京津冀教育协同发展实训基地”近日正式启动，总建筑面积9.59万平方米，预计明年3月投入使用；三地合作成立智慧教育示范区北方联盟，天津师范大学与北京师范大学签约共建2个协同创新中心；天津9家三级甲等专科医院与河北省40多家医院和北京市5家医院分别建立医学合作联盟；京津冀异地就医医保门诊联网直接结算覆盖天津市各级各类医院1013家，全市有住院结算的382家医保定点医疗机构全部开通了异地就医结算。同时，在人才、养老领域，全面落实京津冀三地人力资源服务区域协同地方标准，实现专业技术人才职称资格互认，高端外国人才办理来华就业手续和审查结果互认；探索跨区域养老新模式，开展跨区域购买居家养老服务试点工作……
8年来，三地公共服务合作像涟漪一样，在协同发展的洪流中泛开波纹，把成千上万的个体纳入同心圆，互融、互通、普惠民生。
对口帮扶 探索职教扶贫多元模式
2021年6月，井月终于回到天津，这时距离他援派承德已近两年。赴承德前，井月担任天津中德应用技术大学学生处宿管科科长。之后，他成为天津帮扶承德工作队的一员。结束对口帮扶工作时，井月已获得“河北省脱贫攻坚先进个人”荣誉称号。
扶贫先扶教，扶教先扶师。就在井月前往承德的2019年，天津中德应用技术大学承德项目师资班也在继续开班。2017年至2019年，这所大学为承德应用技术职业学院的216名骨干教师和管理干部进行了专业化、系统化培训。
近些年，在支援建设承德应用技术职业学院过程中，天津中德应用技术大学探索出“理念输出、标准建设、分段培养、就业脱贫”的职教扶贫多元模式。这当中，以“1+1+9+N”为核心的“职教智志双扶”新理论则进一步丰富了脱贫攻坚的内涵。
职教援建只是天津市对口帮扶河北省承德市的一个缩影。自2016年以来，天津市全面落实“1+4”框架协议，不仅创造出“智志双扶”“鱼渔兼授”等具有天津特色的帮扶模式，还走出了一条“广泛发动、整合资源、内增动力、外输外联、产业牵引、多层覆盖”的特色帮扶之路，为助力承德市打赢打好脱贫攻坚战作出了贡献。从天津市合作交流办获悉，天津市向承德市累计投入市、区、乡镇三级财政援助资金16.52亿元，实施帮扶项目415个；选派帮扶干部人才382人次；引进产业合作企业41家，帮助17.12万建档立卡贫困人口脱贫增收；打造出“生态小滦河”“百万只肉羊基地”“水培蔬菜”“幽谷稻米”“承德应用技术职业学院”等一批品牌项目，助推天津市对口帮扶承德贫困县（市）全部提前摘帽。（记者 郝一萍 张兆瑞 孙翼飞 宁广靖 袁诚 韩启 照片由本报视觉部提供 区域交通圈示意图由市交通运输委提供）https://t.cn/A667BN5B
2021年完成工业增加值增长9.6% 占全市规上工业 比重达到72.7%
相邻城市间基本实现 铁路1.5小时通达 京雄津保“1小时交通圈”已经形成
天津市科技成果展示交易中心 已注册用户4836家 发布京冀企业成果8487项 会集京冀地区专家3836人
天津市382家医保定点医疗机构 全部开通 异地就医结算
天津市向承德市累计投入市、区、乡镇 三级财政援助资金16.52亿元 实施帮扶项目415个
环保协同 绘就生态最美画卷
京津冀山水相连、自然相近，因此生态环保成为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率先突破的重点领域之一，是提升京津冀三地民生福祉的最直接体现。
8年来，京津冀三地不断打破行政区划界线壁垒，加强生态环境协同治理，联合开展大气污染防治。在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提出后不久，环保部在2014年7月份就发布了《京津冀及周边地区重点行业大气污染限期治理方案》，同年8月，北京与天津、河北及时跟进，分别签署了《关于进一步加强环境保护合作的协议》和《加强生态环境建设合作框架协议》，将生态环境保护提上了协同发展的日程。
在此期间，京津冀生态环境部门不断健全协同机制，深化大气污染联防联控，推进流域水污染协同治理，推动危险废物联防联控联治，强化环境执法联动，推进法规标准协同。京津冀三地PM2.5年均浓度降至30—40微克/立方米范围内，其中，我市PM2.5年均浓度由“十二五”末70微克/立方米下降到去年39微克/立方米，协同治霾成效显著。断流26年的永定河干流实现全线通水。
为推动林地、湿地、海岸线系统保护，加快构筑京津冀东部绿色生态屏障，天津大力实施“871”生态工程，包括875平方公里湿地升级保护、736平方公里绿色生态屏障建设、153公里海岸线严格保护。绿色生态屏障一级管控区内林地面积达到18.6万亩，林木绿化覆盖率接近25%，蓝绿空间占比提升到65%。随着工程推进，在“津城”“滨城”之间成长出一片城市绿洲。
天津社会科学院资源环境与生态研究所副所长王会芝对记者表示：“‘871’重大生态工程让天津北部同北京通州生态公园和湿地公园相接，南部与雄安新区生态公园和湿地公园相连，全面融入京津冀生态环境体系，推进京津冀生态环境持续向好。”
产业协同 “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产业协同作为京津冀协同发展大棋局上的关键一招，既是“当头炮”，也是“晴雨表”。
8年来，天津深入推进京津冀产业协同，除了积极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吸纳创新资源和优质产业，还主动向河北延伸产业链条，服务支持雄安新区建设，同时推进全国先进制造研发基地建设。
距离地面400公里的天宫空间站，被国人称为天空中最亮的“星”，其核心舱就是京津两地产业协同创新的成果。北京为核心舱提供研发设计等技术支撑，航天科技集团五院天津基地负责制造和总装，这样的协同成果“圈粉”无数。
与此同时，京津冀三地在大数据产业链上也在深度合作。作为国内核心信息基础设施领军企业的中科曙光，是国内服务器、存储、大数据一体机等计算设备的重要生产者，其大多数产品均由位于天津滨海新区的基地制造。曙光工作人员告诉记者：“研发中心在北京，生产制造、物流在天津，在河北落地多个项目，我们是京津冀产业协同的受益者。”
近年来，天津立足自身优势，抓住京津冀产业协同发展的契机，充分释放企业发展潜力。统计显示，天津在2021年集中攻坚信创、高端装备等12条重点产业链，全年完成工业增加值增长9.6%，占全市规上工业比重达到72.7%。其中，生物医药、新能源、高端装备、绿色石化、航空航天、轻工、信创、集成电路等8条产业链增加值实现两位数增长。
面对京津冀三地产业协同取得的累累硕果，未来京津冀产业协同如何实现新突破？
据了解，《京津冀产业协同规划（建议稿）》已经编制完成，天津将在探索先进制造业集群发展新模式、推进先进制造业发展新业态上贡献自己的力量。同时，围绕北京创新链布局天津产业链，携手推进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医药、汽车等重点产业链布局优化和上下游协同。
引进来，落地生金；走出去，开花结果。随着产业协同不断深入，京津冀三地产业正在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
交通协同 “轨道上的京津冀”跑出新速度
初春，潮白河上的冰刚刚开化，北京通州和河北三河市燕郊隔河相望。多年来，住在燕郊的数十万北京上班族，每天都要“跋山涉水”。一条因行政区划藩篱，曾被期盼多年而无法对接的“断头路”，伴随着2019年跨越潮白河的燕潮大桥通车，终于被打通。
作为京津冀协同发展三大率先突破领域之一，交通一体化是协同发展的“骨骼系统”，是带动沿线地区经济发展的基础和条件。8年来，一条又一条这样的路被打通，京津冀居民共同的感受是──路好走了、通道多了、出行效率提高了。
“从天津到北京30分钟，从天津到保定1小时，从北京到天津滨海新区1小时以内，从前开着车在三地跑，现在我更喜欢在轨道上坐车飞驰的感觉。”常年因工作奔走在京津冀三地的王明哲，拿出手机展示着自己的购票记录。
8年来，在京津冀版图上，轨道网、公路网建设如火如荼，从蓝图一步步变成现实──区域国家干线铁路建设持续完善，城际铁路建设加快推进，相邻城市间基本实现铁路1.5小时通达，京雄津保“1小时交通圈”已经形成，津石高速通车，天津和石家庄之间结束“折线跑”历史，在张家口，京张高铁将冬奥小城崇礼拉入首都1小时通勤圈，“轨道上的京津冀”主骨架基本成型；京津冀综合运输服务示范成果突出，交通基本公共服务共建、共享水平快速提升，智能化、绿色化水平大幅提高，通达能力和便捷程度显著增强，区域交通基本实现“人畅其行、物畅其流”，交通一体化服务质量全面提高；京津冀作为全国区域协同发展改革引领示范区，通过改革创新不断健全和完善协同发展机制，基本实现了“规划同图、建设同步、运输一体、管理协同”，为交通一体化的高质量发展提供保障。
实现从“走得了”到“走得好”，必须着力构建安全、便捷、高效、绿色、经济的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建设骨干路网，打通交通经络，得益于京津冀三地的统筹协调、通力合作。京津冀协同发展从“开路先锋”率先突破，三地“手牵手”驶上新的“快车道”，跑出新速度。
创新协同 加速科技成果转化落地
在天津清科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简称“清科环保”）的展览大厅，一瓶不起眼的“小氯瓶”引起了记者的注意。说起这款自主研发生产的“二氧化氯空气净化凝胶”，清科环保副总经理任立表示，这瓶小小“凝胶”背后串联起了京津冀三地一整套产学研协同创新机制。
2015年成立的清科环保几乎是伴着京津冀协同发展这8年一路走来的。“我们按照‘北京原始创新、天津研发转化、河北推广应用’的顶层设计，让市场需求和高校科研在这里‘握手’。”任立说，目前，位于天津市东丽区的清华大学天津高端装备研究院有30多家研究所、10多个产业化公司。“企业出题、研究所接单、高校支撑”，以市场驱动创新的“反向模式”形成了产学研链条的“双向促进闭环”，也促进了一系列创新成果在天津诞生。
京津冀协同发展，离不开科技创新资源的协同。8年来，天津不断加大京津冀协同创新共同体的建设力度，创新协同发展不断向深度广度拓展。清华大学天津电子信息研究院、国家合成生物技术创新中心、京津冀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天津中心等创新平台陆续建成，聚集了一批国家创新人才、创新团队和高成长性企业。
截至目前，天津市科技成果展示交易中心已注册用户4836家，其中京冀地区注册用户407家，发布京冀企业成果8487项，会集京冀地区专家3836人。与此同时，三地创新创业资源也在进一步互通共享。天津市大型科研仪器开放共享平台开通了“京津冀协同”专栏，与“首都科技条件平台”和“河北省大型科研仪器设备资源开放共享服务平台”建立链接，逐步实现三地网内资源同步。
随着科技企业纷纷落户、高校院所联手创新、科技平台相继搭建，愈加完善的科技金融也在加速成果转化。据天津市科技创新发展中心副主任吕云飞介绍，“国投京津冀协同创新科技成果转化创业投资基金”目前已完成23个投资项目，投资额9.43亿元，撬动投融资7.2亿元。与此同时，注册资本11亿元的“京津冀（天津）科技成果转化基金”也已完成设立。一个创新的京津冀，正加速成型。
共建共享 打通公共服务壁垒
京津冀协同发展的背后是人与生活的“一体化”。无论是政务服务、教育、医疗、人才还是养老，这些与群众密切相关的公共服务共建共享步伐加快，也让三地群众感受到“一体化”的便利。
在滨海新区政务服务中心的“京津通办”自助服务厅，4台看似普通却“内心”强大的机器摆在了显眼的位置。尽管去年5月才投入使用，但自助终端能办理的事项可不少。其中，临时身份证明开具、驾驶证查询、不动产登记查询、社保查询打印、智能报税成为群众查询办理的热门服务。
“随着北京、河北在天津落户的企业逐渐增加，跨省办事的问题愈发凸显。为破解企业发展难题，我们探索运用现代信息技术，推进政务信息联通共用，让群众办事少跑腿、便利化。”滨海新区政务服务办工作人员说，首个“京津通办”自助服务厅投用后，179项北京政务服务事项和200项天津政务服务事项实现24小时自助办理。同时，在滨海新区各街镇综合便民服务中心开设“跨省通办”专窗，300个政务事项实现京津冀“跨省通办”。
京津冀协同发展8年来，教育、医疗、人才、社保、养老等公共服务共建共享成效显著，一批重点公共服务工程项目陆续落地──国家教育强国推进工程“天津师范大学京津冀教育协同发展实训基地”近日正式启动，总建筑面积9.59万平方米，预计明年3月投入使用；三地合作成立智慧教育示范区北方联盟，天津师范大学与北京师范大学签约共建2个协同创新中心；天津9家三级甲等专科医院与河北省40多家医院和北京市5家医院分别建立医学合作联盟；京津冀异地就医医保门诊联网直接结算覆盖天津市各级各类医院1013家，全市有住院结算的382家医保定点医疗机构全部开通了异地就医结算。同时，在人才、养老领域，全面落实京津冀三地人力资源服务区域协同地方标准，实现专业技术人才职称资格互认，高端外国人才办理来华就业手续和审查结果互认；探索跨区域养老新模式，开展跨区域购买居家养老服务试点工作……
8年来，三地公共服务合作像涟漪一样，在协同发展的洪流中泛开波纹，把成千上万的个体纳入同心圆，互融、互通、普惠民生。
对口帮扶 探索职教扶贫多元模式
2021年6月，井月终于回到天津，这时距离他援派承德已近两年。赴承德前，井月担任天津中德应用技术大学学生处宿管科科长。之后，他成为天津帮扶承德工作队的一员。结束对口帮扶工作时，井月已获得“河北省脱贫攻坚先进个人”荣誉称号。
扶贫先扶教，扶教先扶师。就在井月前往承德的2019年，天津中德应用技术大学承德项目师资班也在继续开班。2017年至2019年，这所大学为承德应用技术职业学院的216名骨干教师和管理干部进行了专业化、系统化培训。
近些年，在支援建设承德应用技术职业学院过程中，天津中德应用技术大学探索出“理念输出、标准建设、分段培养、就业脱贫”的职教扶贫多元模式。这当中，以“1+1+9+N”为核心的“职教智志双扶”新理论则进一步丰富了脱贫攻坚的内涵。
职教援建只是天津市对口帮扶河北省承德市的一个缩影。自2016年以来，天津市全面落实“1+4”框架协议，不仅创造出“智志双扶”“鱼渔兼授”等具有天津特色的帮扶模式，还走出了一条“广泛发动、整合资源、内增动力、外输外联、产业牵引、多层覆盖”的特色帮扶之路，为助力承德市打赢打好脱贫攻坚战作出了贡献。从天津市合作交流办获悉，天津市向承德市累计投入市、区、乡镇三级财政援助资金16.52亿元，实施帮扶项目415个；选派帮扶干部人才382人次；引进产业合作企业41家，帮助17.12万建档立卡贫困人口脱贫增收；打造出“生态小滦河”“百万只肉羊基地”“水培蔬菜”“幽谷稻米”“承德应用技术职业学院”等一批品牌项目，助推天津市对口帮扶承德贫困县（市）全部提前摘帽。（记者 郝一萍 张兆瑞 孙翼飞 宁广靖 袁诚 韩启 照片由本报视觉部提供 区域交通圈示意图由市交通运输委提供）https://t.cn/A667BN5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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