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刑事合规的前提是企业涉嫌犯罪，既然企业涉嫌犯罪就说明企业的行为符合刑法第13条之规定，再具体到罪名就是符合刑法分则某个条文。既然符合刑法分则具体条文触犯了具体的罪名，自然也就具备了刑法上的犯罪构成要件。
既然是单位犯罪，必须要按照单位犯罪的概念来界定。我国单位犯罪规定在刑法第30条，即“公司、企业、事业单位、机关、团体实施的危害社会的行为，法律规定为单位犯罪的，应当负刑事责任。”毕竟单位不是自然人，单位并没有主观思想，所谓犯罪故意或者犯罪过失也只能通过单位工作人员的主观意识予以表达。从这个角度上看，表面上是单位犯罪实质上还是自然人具体实施犯罪。既然是企业刑事合规，表明上是对涉案企业进行合法化规制和考察，其实还是对自然人进行教育和感化，预防其继续犯罪。故，企业刑事合规的深层背后还是对自然人合规，这就必须反思和重新厘定我国单位犯罪的现状，真正实现企业刑事合规的目的，即将“企业保住”，将“责任人交出去”。
按照我国刑法第31条规定：“单位犯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判处刑罚。本法分则和其他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规定。”按照上述规定，单位犯罪的，对单位犯罪负责的自然人也要进行刑事追究，我国单位犯罪并不是单单处罚单位，而是采取双罚制，既对单位处罚的同时也处罚自然人，不过只对犯罪单位中两类人进行刑事处罚，一类是对单位犯罪负责的主管人员；一类是对单位犯罪负责的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之所以要处罚这两类人，就是因为这两类人在单位犯罪时是主观犯意发起者或者是主观上存在过失，且在客观上实施了危害行为，故对单位犯罪中起决定作用的自然人追究其刑事责任完全符合刑罚的应有之义。但需要特别指出，一个单位往往有很多员工，而对单位犯罪起到决定作用可能就是几个负责人，故单位犯罪中对自然人惩罚并不能按照共同犯罪的理论进行，而是对单位犯罪中不起重要作用或者不起主要作用的人不作为犯罪处理，这也是实践中单位犯罪打击面要远远小于自然人共同犯罪的原因。
因为目前我国单位犯罪采取双罚制，故单位犯罪后进行企业刑事合规时对单位犯罪起到决定作用自然人很有动力，因为企业刑事合规计划达成后就不再对单位提起公诉，自然也就不再追究犯罪单位的两类人。但需要注意涉案企业不被追诉是按照刑事合规计划的要求去做的，而犯罪单位两类人不被提起公诉并没有做任何合规计划，只是基于刑法上单位犯罪的处罚规定而不被追诉，按照企业刑事合规的要求，检察机关重点考察企业刑事合规计划是否合法、合理和合规等，但企业刑事合规并未对犯罪单位的两类人进行重点分析和评判。按照当前司法实践，被告人被判处缓刑也必须进行社会矫正，在法院判决之前都要做社会矫正调查报告，主要围绕被告人是否会给居住的社会带来社会危险性、社区能否接受其开展社区矫正工作。如果被告人符合社区调查报告要求，法院才可以判处缓刑，而且缓刑期间必须要由社区对被告人进行缓刑期间的考察，相当于“社区服刑”。而企业刑事合规计划通过后犯罪单位两类人的社会危险性根本没有进行任何考察，检察机关只是考察企业刑事合规计划就将真正实施犯罪的自然人不加任何调查而不予追究，这是否符合司法正义呢？检察机关对企业刑事合规后作出不起诉是否存在潜在的风险呢？这些诸多问题都需要慎重考虑。
故，笔者认为首先要认真分析到底是自然人犯罪还是单位犯罪。单位犯罪的主观目的或犯意都是由自然人发起，单位犯罪的危害行为也是由自然人具体实施，惩罚单位犯罪其实实质是就是惩罚自然人犯罪。刑法上认定自然人犯罪要按照犯罪构成要件进行，即坚持主客观相统一的原则，主观上具备犯罪的故意或者过失，客观上实施了危害社会的行为。同理，认定单位犯罪也要基于上述构成要件进行认定。但到底是单位犯罪还是自然人犯罪，仅仅从构成要件上未必能够区分开来，因为单位本身并不是真正有“意识的人”，单位的“主观意志”是依靠自然人的主观意志体现出来，在认定单位犯罪时必须要紧紧围绕单位犯罪的刑法规定及相关司法解释，比如1999年最高院《关于审理单位犯罪案件具体应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2条规定：“个人为进行违法犯罪活动而设立的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实施犯罪的，不以单位犯罪论处。”第3条规定：“盗用单位名义实施犯罪，违法所得由实施犯罪的个人私分的，依照刑法有关自然人犯罪的规定定罪处罚。”2003年最高院研究室《关于外国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在我国领域内犯罪如何适用法律问题的答复》规定：“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你院高法[2003]30号《关于韩国注册企业在我国犯走私普通物品罪能否按照单位犯罪处理的请示》收悉。经研究，答复如下：符合我国法人资格条件的外国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在我国领域实施危害社会的行为，依照我国《刑法》构成犯罪的，应当按照我国《刑法》关于单位犯罪的规定追究刑事责任。个人为在我国领域内进行违法犯罪活动而设立的外国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实施犯罪的，或者外国公司、企业、事业单位拟设立后在我国领域内以实施犯罪为主要活动的，不以单位犯罪论处。”
既然法律上对于单位犯罪和自然人犯罪进行了明确的规定，必须严格按照刑法及司法解释相关规定进行，不能将本来属于自然人犯罪的企业进行企业刑事合规，这样不但违背了企业刑事合规的初衷，而且为犯罪分子打开了方便之门。
既然我国自然人犯罪和单位犯罪有明确的界限，开展企业刑事合规制度本来是为了挽救企业、为了响应国家对民营企业的“六稳”“六保”政策，绝对不能让别有用心的犯罪分子钻了法律的空子。检察机关在启动企业刑事合规时并不单单将涉案单位合规计划交由第三方监管机构审查即可，相反在受理侦查机关移送案件后要认真审查，只有确定属于单位犯罪才能结合具体情况决定是否启动企业刑事合规制度。
按照当前试点开展工作的情况看，涉案企业出具企业合规计划后交由第三方监管机构评估后，符合企业刑事合规要求的，可以对涉案企业不起诉。我国刑法对单位犯罪采取双罚制，对涉案企业不起诉就意味着对犯罪单位的两类人不起诉。笔者建议，为了避免企业刑事合规制度被犯罪分子利用，可以尝试改变单位犯罪的惩罚模式，即对犯罪单位两类人是否起诉并不依据企业刑事合规报告，而是采取单独的调查程序。这样相当于将单位犯罪和自然人犯罪追诉区分开来，只是在定罪上采取一致观点，在追究刑事责任上严格区分。这样可以避免对两类人的人身危险性及社会危害性评估不足，也能够防止犯罪分子利用单位犯罪逃避法律打击。
当然，为了避免企业在刑事合规过程中委曲求全、违心认罪，在企业刑事合规中也应该引进刑法上期待可能性原理、主观过错归责原则等为涉案企业出罪寻找更多的路径和借口，直接对涉案企业作出法定不起诉，进而为企业刑事合规提供多视角的路径和思路。
以上在厘清企业刑事合规中单位犯罪和自然人犯罪区别之外，笔者认为对于企业刑事合规诉讼模式也有必要进行改造，这样不但可以彻底解放检察机关的手脚，而且可以减轻检察机关的责任、消除潜在的风险。
按照当前的试点，检察机关对涉案企业刑事合规起主导作用，但检察机关的责任却远不是简单的主导，绝对不能改变检察机关审查起诉的职责，所谓企业刑事合规只是检察机关审查起诉过程中一种处理方式而已。按照刑事诉讼法第176条和177条之规定，检察机关审查后依法对案件做出起诉或者不起诉决定，企业刑事合规只是一种特殊方式的不起诉。从目前试点情况上看，企业刑事合规后不起诉一般是按照酌定不起诉处理，当然有的学者建议对于企业刑事合规不起诉应该采取附条件不起诉，而不宜采取酌定不起诉。目前我国刑事诉讼法第282条规定了附条件不起诉，笔者普通主张应该扩大附条件不起诉的范围（毕竟目前附条件不起诉只是适用于未成年案件），应该将附条件不起诉制度运用到企业刑事合规之中，企业刑事合规采取附条件不起诉要比酌定不起诉更符合企业刑事合规制度的内涵和要求。因为酌定不起诉后检察机关就没有继续对涉案企业考察的权力，而附条件不起诉要求在作出附条件不起诉之后，给予一定的考验期，如果在考验期内违反相关规定，则可以重新提起公诉。从法理上讲，刑事诉讼法规定了酌定不起诉后，就没有必要再规定附条件不起诉，但是因为酌定不起诉适用过程中太过谨慎，适用的比率低，故出于对未成年人的保护而特意增加了附条件不起诉制度。刑事诉讼法第282条规定：“对于未成年人涉嫌刑法分则第四章、第五章、第六章规定的犯罪，可能判处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符合起诉条件，但有悔罪表现的，人民检察院可以做出附条件的不起诉。”
其实按照上述附条件不起诉的规定，其适用条件太苛刻，不但要求犯罪主体是未成年人，而且要求判处一年以下刑罚，还需要具有悔罪表现。所谓“悔罪表现”在实践中就是自愿认罪认罚，积极赔偿被害人损失及退赃、退赔等。当上述条件全部具备才可能做出附条件不起诉。按照当前司法改革趋势和刑事政策，既然要搞企业刑事合规，无形中就要加大对涉刑企业不起诉的力度和比例，那么酌定不起诉就应该得到大量应用。同时2021年4月份我国将“少捕慎诉慎押”司法理念正式上升为刑事司法政策，在这种情况下增加不起诉案件的比例势在必行，自然企业刑事合规就要大量运用酌定不起诉制度。但是按照酌定不起诉的规定，一旦检察机关作出酌定不起诉，也就没有权力继续对企业跟踪考察，那么企业到底是否真正按照合规计划规范经营，犯罪单位的两类人是否能够痛改前非等，这些问题往往无法进行评估和预测。这也是检察机关在实践中作出酌定不起诉最为顾虑的问题，再加上当前开展的政法教育整顿工作，一旦检察机关不起诉案件出现了问题，则案件就要接受复查。面对严峻的现实，检察机关的酌定不起诉适用的比率不高，检察机关不敢真正放开手脚去干。
故，笔者认为企业刑事合规更采取附条件不起诉制度更为适宜。鉴于目前附条件不起诉制度只是适用于未成年人犯罪的案件，故要改造附条件不起诉制度，将其改造为真正适合我国企业刑事合规现状的不起诉制度（比如将罪刑条件改为有期徒刑3年以下，将考验期延长至1到3年等），更好地实现我国企业刑事合规制度的目标，顺应我国保护民营企业产权的政策和背景！
同时，对企业刑事合规采取附条件不起诉制度，检察机关享有考验期内的监督权，这样对企业真正按照企业刑事合规计划合法经营以及犯罪单位两类人彻底丧失人身危险性并遵守市场经济法律法规都会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当然，这无形中又给检察机关增加了巨大的工作量，在当前刑事案件激增、司法资源相对于短缺的情况下，赋予检察机关如此神圣的职责，将是对检察队伍最严峻的考验！
李世清律师让思绪飞于释然厅
2021年12月20日20点50分
作者简介：李世清,中共党员，法学副教授，资深学院派刑辩律师。专注刑辩多年，研究刑事理论数载，办理刑事案件若干，发表学术论文多篇。
联系电话：182--3110--1111（同微信），欢迎咨询、交流、指导，感谢您无私的分享！ https://t.cn/z8Irasy
既然是单位犯罪，必须要按照单位犯罪的概念来界定。我国单位犯罪规定在刑法第30条，即“公司、企业、事业单位、机关、团体实施的危害社会的行为，法律规定为单位犯罪的，应当负刑事责任。”毕竟单位不是自然人，单位并没有主观思想，所谓犯罪故意或者犯罪过失也只能通过单位工作人员的主观意识予以表达。从这个角度上看，表面上是单位犯罪实质上还是自然人具体实施犯罪。既然是企业刑事合规，表明上是对涉案企业进行合法化规制和考察，其实还是对自然人进行教育和感化，预防其继续犯罪。故，企业刑事合规的深层背后还是对自然人合规，这就必须反思和重新厘定我国单位犯罪的现状，真正实现企业刑事合规的目的，即将“企业保住”，将“责任人交出去”。
按照我国刑法第31条规定：“单位犯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判处刑罚。本法分则和其他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规定。”按照上述规定，单位犯罪的，对单位犯罪负责的自然人也要进行刑事追究，我国单位犯罪并不是单单处罚单位，而是采取双罚制，既对单位处罚的同时也处罚自然人，不过只对犯罪单位中两类人进行刑事处罚，一类是对单位犯罪负责的主管人员；一类是对单位犯罪负责的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之所以要处罚这两类人，就是因为这两类人在单位犯罪时是主观犯意发起者或者是主观上存在过失，且在客观上实施了危害行为，故对单位犯罪中起决定作用的自然人追究其刑事责任完全符合刑罚的应有之义。但需要特别指出，一个单位往往有很多员工，而对单位犯罪起到决定作用可能就是几个负责人，故单位犯罪中对自然人惩罚并不能按照共同犯罪的理论进行，而是对单位犯罪中不起重要作用或者不起主要作用的人不作为犯罪处理，这也是实践中单位犯罪打击面要远远小于自然人共同犯罪的原因。
因为目前我国单位犯罪采取双罚制，故单位犯罪后进行企业刑事合规时对单位犯罪起到决定作用自然人很有动力，因为企业刑事合规计划达成后就不再对单位提起公诉，自然也就不再追究犯罪单位的两类人。但需要注意涉案企业不被追诉是按照刑事合规计划的要求去做的，而犯罪单位两类人不被提起公诉并没有做任何合规计划，只是基于刑法上单位犯罪的处罚规定而不被追诉，按照企业刑事合规的要求，检察机关重点考察企业刑事合规计划是否合法、合理和合规等，但企业刑事合规并未对犯罪单位的两类人进行重点分析和评判。按照当前司法实践，被告人被判处缓刑也必须进行社会矫正，在法院判决之前都要做社会矫正调查报告，主要围绕被告人是否会给居住的社会带来社会危险性、社区能否接受其开展社区矫正工作。如果被告人符合社区调查报告要求，法院才可以判处缓刑，而且缓刑期间必须要由社区对被告人进行缓刑期间的考察，相当于“社区服刑”。而企业刑事合规计划通过后犯罪单位两类人的社会危险性根本没有进行任何考察，检察机关只是考察企业刑事合规计划就将真正实施犯罪的自然人不加任何调查而不予追究，这是否符合司法正义呢？检察机关对企业刑事合规后作出不起诉是否存在潜在的风险呢？这些诸多问题都需要慎重考虑。
故，笔者认为首先要认真分析到底是自然人犯罪还是单位犯罪。单位犯罪的主观目的或犯意都是由自然人发起，单位犯罪的危害行为也是由自然人具体实施，惩罚单位犯罪其实实质是就是惩罚自然人犯罪。刑法上认定自然人犯罪要按照犯罪构成要件进行，即坚持主客观相统一的原则，主观上具备犯罪的故意或者过失，客观上实施了危害社会的行为。同理，认定单位犯罪也要基于上述构成要件进行认定。但到底是单位犯罪还是自然人犯罪，仅仅从构成要件上未必能够区分开来，因为单位本身并不是真正有“意识的人”，单位的“主观意志”是依靠自然人的主观意志体现出来，在认定单位犯罪时必须要紧紧围绕单位犯罪的刑法规定及相关司法解释，比如1999年最高院《关于审理单位犯罪案件具体应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2条规定：“个人为进行违法犯罪活动而设立的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实施犯罪的，不以单位犯罪论处。”第3条规定：“盗用单位名义实施犯罪，违法所得由实施犯罪的个人私分的，依照刑法有关自然人犯罪的规定定罪处罚。”2003年最高院研究室《关于外国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在我国领域内犯罪如何适用法律问题的答复》规定：“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你院高法[2003]30号《关于韩国注册企业在我国犯走私普通物品罪能否按照单位犯罪处理的请示》收悉。经研究，答复如下：符合我国法人资格条件的外国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在我国领域实施危害社会的行为，依照我国《刑法》构成犯罪的，应当按照我国《刑法》关于单位犯罪的规定追究刑事责任。个人为在我国领域内进行违法犯罪活动而设立的外国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实施犯罪的，或者外国公司、企业、事业单位拟设立后在我国领域内以实施犯罪为主要活动的，不以单位犯罪论处。”
既然法律上对于单位犯罪和自然人犯罪进行了明确的规定，必须严格按照刑法及司法解释相关规定进行，不能将本来属于自然人犯罪的企业进行企业刑事合规，这样不但违背了企业刑事合规的初衷，而且为犯罪分子打开了方便之门。
既然我国自然人犯罪和单位犯罪有明确的界限，开展企业刑事合规制度本来是为了挽救企业、为了响应国家对民营企业的“六稳”“六保”政策，绝对不能让别有用心的犯罪分子钻了法律的空子。检察机关在启动企业刑事合规时并不单单将涉案单位合规计划交由第三方监管机构审查即可，相反在受理侦查机关移送案件后要认真审查，只有确定属于单位犯罪才能结合具体情况决定是否启动企业刑事合规制度。
按照当前试点开展工作的情况看，涉案企业出具企业合规计划后交由第三方监管机构评估后，符合企业刑事合规要求的，可以对涉案企业不起诉。我国刑法对单位犯罪采取双罚制，对涉案企业不起诉就意味着对犯罪单位的两类人不起诉。笔者建议，为了避免企业刑事合规制度被犯罪分子利用，可以尝试改变单位犯罪的惩罚模式，即对犯罪单位两类人是否起诉并不依据企业刑事合规报告，而是采取单独的调查程序。这样相当于将单位犯罪和自然人犯罪追诉区分开来，只是在定罪上采取一致观点，在追究刑事责任上严格区分。这样可以避免对两类人的人身危险性及社会危害性评估不足，也能够防止犯罪分子利用单位犯罪逃避法律打击。
当然，为了避免企业在刑事合规过程中委曲求全、违心认罪，在企业刑事合规中也应该引进刑法上期待可能性原理、主观过错归责原则等为涉案企业出罪寻找更多的路径和借口，直接对涉案企业作出法定不起诉，进而为企业刑事合规提供多视角的路径和思路。
以上在厘清企业刑事合规中单位犯罪和自然人犯罪区别之外，笔者认为对于企业刑事合规诉讼模式也有必要进行改造，这样不但可以彻底解放检察机关的手脚，而且可以减轻检察机关的责任、消除潜在的风险。
按照当前的试点，检察机关对涉案企业刑事合规起主导作用，但检察机关的责任却远不是简单的主导，绝对不能改变检察机关审查起诉的职责，所谓企业刑事合规只是检察机关审查起诉过程中一种处理方式而已。按照刑事诉讼法第176条和177条之规定，检察机关审查后依法对案件做出起诉或者不起诉决定，企业刑事合规只是一种特殊方式的不起诉。从目前试点情况上看，企业刑事合规后不起诉一般是按照酌定不起诉处理，当然有的学者建议对于企业刑事合规不起诉应该采取附条件不起诉，而不宜采取酌定不起诉。目前我国刑事诉讼法第282条规定了附条件不起诉，笔者普通主张应该扩大附条件不起诉的范围（毕竟目前附条件不起诉只是适用于未成年案件），应该将附条件不起诉制度运用到企业刑事合规之中，企业刑事合规采取附条件不起诉要比酌定不起诉更符合企业刑事合规制度的内涵和要求。因为酌定不起诉后检察机关就没有继续对涉案企业考察的权力，而附条件不起诉要求在作出附条件不起诉之后，给予一定的考验期，如果在考验期内违反相关规定，则可以重新提起公诉。从法理上讲，刑事诉讼法规定了酌定不起诉后，就没有必要再规定附条件不起诉，但是因为酌定不起诉适用过程中太过谨慎，适用的比率低，故出于对未成年人的保护而特意增加了附条件不起诉制度。刑事诉讼法第282条规定：“对于未成年人涉嫌刑法分则第四章、第五章、第六章规定的犯罪，可能判处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符合起诉条件，但有悔罪表现的，人民检察院可以做出附条件的不起诉。”
其实按照上述附条件不起诉的规定，其适用条件太苛刻，不但要求犯罪主体是未成年人，而且要求判处一年以下刑罚，还需要具有悔罪表现。所谓“悔罪表现”在实践中就是自愿认罪认罚，积极赔偿被害人损失及退赃、退赔等。当上述条件全部具备才可能做出附条件不起诉。按照当前司法改革趋势和刑事政策，既然要搞企业刑事合规，无形中就要加大对涉刑企业不起诉的力度和比例，那么酌定不起诉就应该得到大量应用。同时2021年4月份我国将“少捕慎诉慎押”司法理念正式上升为刑事司法政策，在这种情况下增加不起诉案件的比例势在必行，自然企业刑事合规就要大量运用酌定不起诉制度。但是按照酌定不起诉的规定，一旦检察机关作出酌定不起诉，也就没有权力继续对企业跟踪考察，那么企业到底是否真正按照合规计划规范经营，犯罪单位的两类人是否能够痛改前非等，这些问题往往无法进行评估和预测。这也是检察机关在实践中作出酌定不起诉最为顾虑的问题，再加上当前开展的政法教育整顿工作，一旦检察机关不起诉案件出现了问题，则案件就要接受复查。面对严峻的现实，检察机关的酌定不起诉适用的比率不高，检察机关不敢真正放开手脚去干。
故，笔者认为企业刑事合规更采取附条件不起诉制度更为适宜。鉴于目前附条件不起诉制度只是适用于未成年人犯罪的案件，故要改造附条件不起诉制度，将其改造为真正适合我国企业刑事合规现状的不起诉制度（比如将罪刑条件改为有期徒刑3年以下，将考验期延长至1到3年等），更好地实现我国企业刑事合规制度的目标，顺应我国保护民营企业产权的政策和背景！
同时，对企业刑事合规采取附条件不起诉制度，检察机关享有考验期内的监督权，这样对企业真正按照企业刑事合规计划合法经营以及犯罪单位两类人彻底丧失人身危险性并遵守市场经济法律法规都会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当然，这无形中又给检察机关增加了巨大的工作量，在当前刑事案件激增、司法资源相对于短缺的情况下，赋予检察机关如此神圣的职责，将是对检察队伍最严峻的考验！
李世清律师让思绪飞于释然厅
2021年12月20日20点50分
作者简介：李世清,中共党员，法学副教授，资深学院派刑辩律师。专注刑辩多年，研究刑事理论数载，办理刑事案件若干，发表学术论文多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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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2微新闻# 兜稳困难群体的民生底线
社会救助事关困难群众基本生活和衣食冷暖，关系民生、连着民心。我市民政部门深入开展“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逐步筑稳凡困必帮、有难必救、应救尽救、应保尽保的社会救助格局，让困难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得到逐步提升。
筑牢基本民生底线 让救助更暖心
2021年，根据市委、市政府“把民生底线兜牢兜实”的要求，相关部门加强联动、多措并举，主动对接困难群众需求，进一步夯实困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为社会筑牢基本民生底线。
城乡低保和特困人员供养标准得到再次提升：城市低保标准和六城区农村低保标准由700元/月提高到730元/月；三县一市农村低保标准由580元/月提高到610元/月。特困人员供养标准统一提高为11388元/人/年。据10月份数据统计，我市城乡低保对象3.72万户、5.47万人，支出最低生活保障金3.54亿元。一项项惠民政策、一笔笔惠民资金及时落实，向困难群众传递着党和政府的温暖。
各乡镇全面建立临时救助备用金制度，为因突发困难无法维持基本生活的居民提供临时救助申请；加大低保、低收入群体等支出型贫困群体的救助力度；对急难型救助对象实施“先行救助”。今年以来，全市共救助城乡困难群众7.57万人次，发放临时救助金4240万元，及时有效地缓解了困难群众生活。
更多暖心救助，体现在困难群体的生活细节中。
年逾七旬的低保老人白大爷，每天上午都会到水西关附近的一家牛奶直销店，凭着手中的“爱心奶”卡，免费领取一盒牛奶。“生活在太原太幸福了，每天喝一杯‘爱心奶’，暖胃又暖心……” 市民政局工作人员介绍，“爱心奶”工程是市政府2021年的民生实事之一。从2020年1月起，我市协调各方资源为五类特殊困难群体发放“爱心奶”，年度支出3000余万元。每人每天一盒奶，2.5万盒“爱心奶”汇聚在一起，温暖了一座城。
为确保困难群众温暖过冬，我市对六城区享受集中或区域供热的城市低保户和特困对象给予供热补助。9月10日前，今年的补助资金已全部发放到位。家住杏花岭区的陈师傅说：“感谢政府的关心，手头一下子感觉宽裕了！”据了解，根据受助对象住房面积、供热方式和受助群体的不同，民政部门给予每户150元至920元不等的供暖补助，总数约2000万元。
2021年以来，全市民政系统党员、干部，以责任到人到户的方式，对全市各类特殊困难群体和救助对象展开走访慰问。截至目前，共走访4409人次，支出资金60.9万元，先后解决政策问题126个，解决个案问题291个。民政部门还专门印制了“太原市民政局困难群众救助暖心卡”4.5万份，帮助困难群众进一步了解党的社会救助政策。
严格执行各项政策 让救助更规范
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兜底保障成果，夯实筑牢基本生活保障底线，避免因“脱保”“漏保”造成规模性返贫，民政部门对全市已脱贫人口、脱贫不稳定户、边缘易致贫户以及突发严重困难户人口开展了排查，将符合条件的7796人纳入了低保，400人纳入特困，对4624人给予了临时救助。
民政部门持续开展农村低保专项治理巩固提升行动，围绕社会救助政策清理、兜底保障脱贫人口、疫情防控等相关救助政策落实、低保金管理发放不规范问题、巡视审计专项治理发现问题、信访事项化解以及经办服务作风问题“回头看”；在提升社会救助精准度、兜底保障精准度、急难救助能力、救助资金使用效能方面下功夫，进一步提升社会救助管理水平和风险防范化解能力，提升基层社会救助经办服务能力；认真落实城乡低保、特困人员供养、残疾人两补、孤儿、事实无人扶养儿童等各项社会救助、福利政策，确保各项资金按时、足额发放到每一个服务对象手中。
主动对接困难群众 让救助更及时
民政部门通过建立完善主动发现机制、全面推动“一门受理、协同办理”、优化审核确认程序等措施，让救助服务越来越便民：城乡低保、特困人员供养、临时救助等相继实现了网上申请审核确认，婚姻、残疾等级、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学籍等相关证明材料改为数据共享；社会救助服务热线与“12345”政府服务热线实现并行接听、及时为群众解决合理诉求……从“人找政策”到“政策找人”、从“群众跑腿”到“数据跑腿”，“主动帮”正在成为现实。
阳曲县的低保审核确认权限全面下放到乡镇，低保户申请审核低保救助不再需要到县政府，在家门口就能办理。
为确保困难群众“求助有门、受助及时”，社会救助申请受理窗口在全市99个乡镇和街道办事处实现了全覆盖，目前正在向社区延伸，已经陆续建立了849个社区受理窗口，极大地方便了受助群众。街道和社区的工作人员在社会救助中承担起了重要角色，他们把走访辖区内留守儿童、独居老人、残疾人、重病患者以及外来人员等群众列为日常重点工作，及时掌握其就业、收入变化、受灾、大病、丧葬等情况，对需要救助的困难家庭和个人，及时帮助其进行救助申请。
逐渐推行的购买第三方社会救助服务，极大解决了基层社会救助部门人员力量不足的难题。据了解，全市10个县（市、区）累计投入社会救助资金404万元购买第三方服务，协助开展救助家庭调查、索证、审核、个案处理等相关工作，让基层社会救助经办服务能力实现了“加速度”。
数字赋能民生服务 让救助更精准
随着“互联网+政务”和“互联网+服务”等智能应用体系的普及，运用智能互联技术推动基层公共服务，社会救助越来越精准化、智能化。
家住小井峪的陈女士，在社区工作人员的帮助下，用手机下载“我的太原”APP，轻轻几点操作，屏幕上很快出现自己的低保信息。民政部门在“我的太原”APP、太原市民政局官网推出的低保查询、公示栏目，为困难群众查询救助提供了便利。同时，太原市民政局还在全市开展低收入人口摸底排查和信息采集，一旦发现需要救助的困难群众，立即启动救助程序，确保符合条件的困难群众及时获得相应的救助。截至目前，低收入人口数据库已入库信息7565户、16272人。
市民政局工作人员介绍，为切实将符合救助条件的残疾人纳入社会救助兜底保障范围，我市正在对全市最低生活保障边缘家庭中一级、二级重度残疾人和三级智力、精神残疾人社会救助政策落实情况开展排查，截至目前已排查3.2万人，其中已纳入或正在安排纳入低保1.1万人，已纳入或正在安排纳入特困1123人。
为维护国家社会救助政策的严肃性，确保社会救助的公平、公正，今年我市正式启动社会受助对象银行信息核对工作，对救助对象进行个人收入和财产信息的核查，截至目前已实现20部门38项数据的信息核对，接受信息核对42438户次、 86368人次，下发核对报告38863份。民政部门相关负责人表示，此项工作有效解决了过去社会救助对象家庭收入核算难、家庭财产认定难的问题，提高了救助认定的精准度，最大程度避免了“漏保”“错保”等情况的发生。
短 评
把好事办实 让人心更暖
社会救助是兜底民生底线、促进社会公平的重要基础。如何把社会救助事业做到困难群众心坎里，考验着民政工作的厚度和温度。
我市民政部门以“不漏一户，不落一人”的情怀，主动了解困难群众所思所盼所忧，做实做深做细各项社会救助工作，每天一盒爱心奶、送上门的暖心卡、家门口的服务窗口，每一件心系群众的实事，每一个被关注的细节，折射出越来越贴心、越来越及时、越来越精准的惠民政策和政府关怀。
好事办实了，困难群众的心也捂得更暖了。人心暖了、社会稳了，全民迈入小康、共享发展成果的道路，才能越走越踏实。
社会救助事关困难群众基本生活和衣食冷暖，关系民生、连着民心。我市民政部门深入开展“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逐步筑稳凡困必帮、有难必救、应救尽救、应保尽保的社会救助格局，让困难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得到逐步提升。
筑牢基本民生底线 让救助更暖心
2021年，根据市委、市政府“把民生底线兜牢兜实”的要求，相关部门加强联动、多措并举，主动对接困难群众需求，进一步夯实困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为社会筑牢基本民生底线。
城乡低保和特困人员供养标准得到再次提升：城市低保标准和六城区农村低保标准由700元/月提高到730元/月；三县一市农村低保标准由580元/月提高到610元/月。特困人员供养标准统一提高为11388元/人/年。据10月份数据统计，我市城乡低保对象3.72万户、5.47万人，支出最低生活保障金3.54亿元。一项项惠民政策、一笔笔惠民资金及时落实，向困难群众传递着党和政府的温暖。
各乡镇全面建立临时救助备用金制度，为因突发困难无法维持基本生活的居民提供临时救助申请；加大低保、低收入群体等支出型贫困群体的救助力度；对急难型救助对象实施“先行救助”。今年以来，全市共救助城乡困难群众7.57万人次，发放临时救助金4240万元，及时有效地缓解了困难群众生活。
更多暖心救助，体现在困难群体的生活细节中。
年逾七旬的低保老人白大爷，每天上午都会到水西关附近的一家牛奶直销店，凭着手中的“爱心奶”卡，免费领取一盒牛奶。“生活在太原太幸福了，每天喝一杯‘爱心奶’，暖胃又暖心……” 市民政局工作人员介绍，“爱心奶”工程是市政府2021年的民生实事之一。从2020年1月起，我市协调各方资源为五类特殊困难群体发放“爱心奶”，年度支出3000余万元。每人每天一盒奶，2.5万盒“爱心奶”汇聚在一起，温暖了一座城。
为确保困难群众温暖过冬，我市对六城区享受集中或区域供热的城市低保户和特困对象给予供热补助。9月10日前，今年的补助资金已全部发放到位。家住杏花岭区的陈师傅说：“感谢政府的关心，手头一下子感觉宽裕了！”据了解，根据受助对象住房面积、供热方式和受助群体的不同，民政部门给予每户150元至920元不等的供暖补助，总数约2000万元。
2021年以来，全市民政系统党员、干部，以责任到人到户的方式，对全市各类特殊困难群体和救助对象展开走访慰问。截至目前，共走访4409人次，支出资金60.9万元，先后解决政策问题126个，解决个案问题291个。民政部门还专门印制了“太原市民政局困难群众救助暖心卡”4.5万份，帮助困难群众进一步了解党的社会救助政策。
严格执行各项政策 让救助更规范
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兜底保障成果，夯实筑牢基本生活保障底线，避免因“脱保”“漏保”造成规模性返贫，民政部门对全市已脱贫人口、脱贫不稳定户、边缘易致贫户以及突发严重困难户人口开展了排查，将符合条件的7796人纳入了低保，400人纳入特困，对4624人给予了临时救助。
民政部门持续开展农村低保专项治理巩固提升行动，围绕社会救助政策清理、兜底保障脱贫人口、疫情防控等相关救助政策落实、低保金管理发放不规范问题、巡视审计专项治理发现问题、信访事项化解以及经办服务作风问题“回头看”；在提升社会救助精准度、兜底保障精准度、急难救助能力、救助资金使用效能方面下功夫，进一步提升社会救助管理水平和风险防范化解能力，提升基层社会救助经办服务能力；认真落实城乡低保、特困人员供养、残疾人两补、孤儿、事实无人扶养儿童等各项社会救助、福利政策，确保各项资金按时、足额发放到每一个服务对象手中。
主动对接困难群众 让救助更及时
民政部门通过建立完善主动发现机制、全面推动“一门受理、协同办理”、优化审核确认程序等措施，让救助服务越来越便民：城乡低保、特困人员供养、临时救助等相继实现了网上申请审核确认，婚姻、残疾等级、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学籍等相关证明材料改为数据共享；社会救助服务热线与“12345”政府服务热线实现并行接听、及时为群众解决合理诉求……从“人找政策”到“政策找人”、从“群众跑腿”到“数据跑腿”，“主动帮”正在成为现实。
阳曲县的低保审核确认权限全面下放到乡镇，低保户申请审核低保救助不再需要到县政府，在家门口就能办理。
为确保困难群众“求助有门、受助及时”，社会救助申请受理窗口在全市99个乡镇和街道办事处实现了全覆盖，目前正在向社区延伸，已经陆续建立了849个社区受理窗口，极大地方便了受助群众。街道和社区的工作人员在社会救助中承担起了重要角色，他们把走访辖区内留守儿童、独居老人、残疾人、重病患者以及外来人员等群众列为日常重点工作，及时掌握其就业、收入变化、受灾、大病、丧葬等情况，对需要救助的困难家庭和个人，及时帮助其进行救助申请。
逐渐推行的购买第三方社会救助服务，极大解决了基层社会救助部门人员力量不足的难题。据了解，全市10个县（市、区）累计投入社会救助资金404万元购买第三方服务，协助开展救助家庭调查、索证、审核、个案处理等相关工作，让基层社会救助经办服务能力实现了“加速度”。
数字赋能民生服务 让救助更精准
随着“互联网+政务”和“互联网+服务”等智能应用体系的普及，运用智能互联技术推动基层公共服务，社会救助越来越精准化、智能化。
家住小井峪的陈女士，在社区工作人员的帮助下，用手机下载“我的太原”APP，轻轻几点操作，屏幕上很快出现自己的低保信息。民政部门在“我的太原”APP、太原市民政局官网推出的低保查询、公示栏目，为困难群众查询救助提供了便利。同时，太原市民政局还在全市开展低收入人口摸底排查和信息采集，一旦发现需要救助的困难群众，立即启动救助程序，确保符合条件的困难群众及时获得相应的救助。截至目前，低收入人口数据库已入库信息7565户、16272人。
市民政局工作人员介绍，为切实将符合救助条件的残疾人纳入社会救助兜底保障范围，我市正在对全市最低生活保障边缘家庭中一级、二级重度残疾人和三级智力、精神残疾人社会救助政策落实情况开展排查，截至目前已排查3.2万人，其中已纳入或正在安排纳入低保1.1万人，已纳入或正在安排纳入特困1123人。
为维护国家社会救助政策的严肃性，确保社会救助的公平、公正，今年我市正式启动社会受助对象银行信息核对工作，对救助对象进行个人收入和财产信息的核查，截至目前已实现20部门38项数据的信息核对，接受信息核对42438户次、 86368人次，下发核对报告38863份。民政部门相关负责人表示，此项工作有效解决了过去社会救助对象家庭收入核算难、家庭财产认定难的问题，提高了救助认定的精准度，最大程度避免了“漏保”“错保”等情况的发生。
短 评
把好事办实 让人心更暖
社会救助是兜底民生底线、促进社会公平的重要基础。如何把社会救助事业做到困难群众心坎里，考验着民政工作的厚度和温度。
我市民政部门以“不漏一户，不落一人”的情怀，主动了解困难群众所思所盼所忧，做实做深做细各项社会救助工作，每天一盒爱心奶、送上门的暖心卡、家门口的服务窗口，每一件心系群众的实事，每一个被关注的细节，折射出越来越贴心、越来越及时、越来越精准的惠民政策和政府关怀。
好事办实了，困难群众的心也捂得更暖了。人心暖了、社会稳了，全民迈入小康、共享发展成果的道路，才能越走越踏实。
【美國學者為中國說話，竟遭BBC惡意剪輯[费解]】
對中國進行無端抹黑和造謠，英國廣播公司（BBC）早已“駕輕就熟”，除了在中國炮製各類假新聞之外，這家媒體還把“黑手”伸向了替中國仗義執言的外國學者。
當地時間12月1日，美國政治學者黛博拉·布勞蒂加姆（Deborah Brautigam）發文透露，日前自己在接受BBC電話錄音採訪時，列舉大量例證駁斥了所謂中國使用“債務陷阱外交”的說法，然而這些有理有據的觀點事後卻遭BBC惡意剪輯，變成了她認同“中國設下債務陷阱”這類觀點，完全曲解了她受訪時的原意。
為了輸出自己想要的觀點，BBC無所不用其極，斷章取義布勞蒂加姆的言論，剪掉她所列舉的例證，還加了一段從未問過她的問題，最後甚至拉來一名所謂“前特朗普政府官員”胡扯一通……
事後，BBC以所謂“製片人經驗不足”為藉口向布勞蒂加姆道歉，聲稱剪輯出現差錯不是“故意之舉”。雖然布勞蒂加姆“好心”地給BBC作了“無罪推論”，但這一切都難掩BBC在涉華報導中屢教不改的險惡用心。
布勞蒂加姆是一名美國政治學家，她是美國約翰斯·霍普金斯大學政治經濟學伯納德·L·施瓦茨講席（Bernard L. Schwartz）教授，同時也是該校保羅·尼采高級國際研究學院中非研究所主任，其研究方向為國際發展政策和對外援助，重點研究領域就包括中國在非洲的項目。
12月1日，布勞蒂加姆在其供職的研究所網站刊文，題為“BBC曲解我對於‘債務陷阱外交’的看法”，講述了自己被BBC這家英媒誆騙的完整經過。
布勞蒂加姆透露，11月30日晚間她接到一通從英國倫敦打來的電話，一名BBC記者想要瞭解她對於所謂中國“債務陷阱外交”（debt trap diplomacy）的看法。她很清楚BBC的來意，英國陸軍情報六局（簡稱“軍情六處”）局長理查·摩爾（Richard Moore）在接受BBC採訪時曾宣稱，中國人故意利用債務作為杠杆，以獲取戰略資產。
在這通電話裡，雙方聊了聊一些背景信息，布勞蒂加姆根據自己和同事對於斯里蘭卡漢班托塔港以及其他案例的廣泛研究，並結合其他研究人員的研究，概述了為什麼中國“債務陷阱外交”的說法站不住腳。同時，她還列舉了在黑山、肯亞、尚比亞和其他地方的例子，表示也沒有證據支援一些媒體大肆宣揚的對於中國的“恐懼論調”。
此後，這名BBC記者說，另一名記者會在一個小時後再打電話過來採訪，並錄下音頻。一個小時後，一名女記者打來電話，請布勞蒂加姆就幾個方面作簡單回答，包括：快速解釋一下何為“債務陷阱外交”，敘述有關斯里蘭卡或其他地方的例證，以及為何證據不支持這些觀點。布勞蒂加姆按要求作出了解釋，對方錄下了回答，採訪也就此結束。
然而，讓布勞蒂加姆感到震驚的是，12月1日一早，她接到多位英國同事的消息，這些人長期研究中國海外投資，也非常熟悉布勞蒂加姆的研究內容。他們說，“BBC放出的錄音採訪似乎被剪輯過”，“錄音聽起來像是你可能支持‘債務陷阱外交’的說法”，“這當然歪曲了你在其他地方對此問題細緻入微的評論”。
因此，布勞蒂加姆親自聽了BBC的採訪音頻，吃驚地發現，該媒體從電話採訪中唯一剪輯出來的部分是其對於“債務陷阱外交”的看法以及關於斯里蘭卡案例的“公眾認知”。
其中，BBC完全扔掉了布勞蒂加姆之後所有關於為何這些“公眾認知”是錯誤的例證，還找來特朗普政府時期的一名顧問，就所謂“中國威脅論”進行了炒作渲染，卻仍未提供關於“債務陷阱外交”的證據。
布勞蒂加姆說，她終於意識到，BBC的記者顯然打定了注意，想要輸出其個人的觀點。在音頻的開頭，還出現了一個從未有人問過布勞蒂加姆的問題：“我們能做些什麼來解決這種情況？”
“令人沮喪的是，這一切都讓我想起了一種人們的普遍觀念，即中國人正在非洲獲取大量土地種植糧食，然後運回中國。我花了三年時間對這個荒謬的觀點進行實地研究，並寫了一本書（Will Africa Feed China？《非洲餵養中國？》）來揭穿它。”
布勞蒂加姆最後無奈表示，如今似乎沒有人再這麼說了，但並不是因為她，而僅僅是因為有一個更加有趣的“威脅敘事”已經印刻在了媒體的腦海之中，這一切讓人歎息。
她還透露，自己感到震驚的原因還在於，其本人曾是BBC的超級粉絲，上世紀70年代居住在中國港台地區以及80年代在非洲做實地調查時，經常使用收音機收聽BBC的廣播節目，原本相信它們能夠提供細緻而平衡的分析報導。
事後，布勞蒂加姆在個人推特上發文稱，BBC聯繫到了她，並向其道歉，還裝模作樣地送上了“臨時工警告”。BBC方面聲稱，剪輯上的差錯是由於製片人缺乏經驗造成的，這一切都是倉促中發生的，並非故意，而布勞蒂加姆則表示，暫且相信他們的“無辜的”……
值得注意的是，一些西方國家和媒體長期蓄意炒作“債務陷阱外交”，其實就是想借機污蔑抹黑中國的“一帶一路”倡議。
一帶一路”倡議，即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是中國政府於2013年倡議並主導的跨國經濟帶，其中推行了大量涉及公路、鐵路、橋樑和港口等方面的基礎設施項目，這些基建項目為推動沿線國家的經濟社會發展和民生改善發揮了重要作用。
但一段時間以來，中方的“一帶一路”倡議始終被部分西方政客“汙名化”和“妖魔化”，一些人聲稱“一帶一路”是中國在經濟和政治等領域壓榨別國的工具，並稱中國在此計畫中對部分發展中國家設下了“債務陷阱”。
但事實上，“一帶一路”從來都不存在大規模不可控債務風險。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學者對“一帶一路”沿線部分經濟體進行調查後發現，41.6%的受訪者認為“債務陷阱外交論是謬論而非現實”，相信“一帶一路”倡議會為自己國家帶來淨收益。美國約翰斯·霍普金斯大學的布勞蒂加姆等人更是做過相關調查，他們發現，所謂“債務陷阱”的陰謀論經不起推敲，中國的對外直接投資根本不是東道國陷入債務風險的原因，西方國家才是最大的債主。#蔡英文論文造假事件最新進展# #BBC# #曾经近70万一针罕见病救命药纳入医保# #外交部就BBC假新闻提出严正交涉#
對中國進行無端抹黑和造謠，英國廣播公司（BBC）早已“駕輕就熟”，除了在中國炮製各類假新聞之外，這家媒體還把“黑手”伸向了替中國仗義執言的外國學者。
當地時間12月1日，美國政治學者黛博拉·布勞蒂加姆（Deborah Brautigam）發文透露，日前自己在接受BBC電話錄音採訪時，列舉大量例證駁斥了所謂中國使用“債務陷阱外交”的說法，然而這些有理有據的觀點事後卻遭BBC惡意剪輯，變成了她認同“中國設下債務陷阱”這類觀點，完全曲解了她受訪時的原意。
為了輸出自己想要的觀點，BBC無所不用其極，斷章取義布勞蒂加姆的言論，剪掉她所列舉的例證，還加了一段從未問過她的問題，最後甚至拉來一名所謂“前特朗普政府官員”胡扯一通……
事後，BBC以所謂“製片人經驗不足”為藉口向布勞蒂加姆道歉，聲稱剪輯出現差錯不是“故意之舉”。雖然布勞蒂加姆“好心”地給BBC作了“無罪推論”，但這一切都難掩BBC在涉華報導中屢教不改的險惡用心。
布勞蒂加姆是一名美國政治學家，她是美國約翰斯·霍普金斯大學政治經濟學伯納德·L·施瓦茨講席（Bernard L. Schwartz）教授，同時也是該校保羅·尼采高級國際研究學院中非研究所主任，其研究方向為國際發展政策和對外援助，重點研究領域就包括中國在非洲的項目。
12月1日，布勞蒂加姆在其供職的研究所網站刊文，題為“BBC曲解我對於‘債務陷阱外交’的看法”，講述了自己被BBC這家英媒誆騙的完整經過。
布勞蒂加姆透露，11月30日晚間她接到一通從英國倫敦打來的電話，一名BBC記者想要瞭解她對於所謂中國“債務陷阱外交”（debt trap diplomacy）的看法。她很清楚BBC的來意，英國陸軍情報六局（簡稱“軍情六處”）局長理查·摩爾（Richard Moore）在接受BBC採訪時曾宣稱，中國人故意利用債務作為杠杆，以獲取戰略資產。
在這通電話裡，雙方聊了聊一些背景信息，布勞蒂加姆根據自己和同事對於斯里蘭卡漢班托塔港以及其他案例的廣泛研究，並結合其他研究人員的研究，概述了為什麼中國“債務陷阱外交”的說法站不住腳。同時，她還列舉了在黑山、肯亞、尚比亞和其他地方的例子，表示也沒有證據支援一些媒體大肆宣揚的對於中國的“恐懼論調”。
此後，這名BBC記者說，另一名記者會在一個小時後再打電話過來採訪，並錄下音頻。一個小時後，一名女記者打來電話，請布勞蒂加姆就幾個方面作簡單回答，包括：快速解釋一下何為“債務陷阱外交”，敘述有關斯里蘭卡或其他地方的例證，以及為何證據不支持這些觀點。布勞蒂加姆按要求作出了解釋，對方錄下了回答，採訪也就此結束。
然而，讓布勞蒂加姆感到震驚的是，12月1日一早，她接到多位英國同事的消息，這些人長期研究中國海外投資，也非常熟悉布勞蒂加姆的研究內容。他們說，“BBC放出的錄音採訪似乎被剪輯過”，“錄音聽起來像是你可能支持‘債務陷阱外交’的說法”，“這當然歪曲了你在其他地方對此問題細緻入微的評論”。
因此，布勞蒂加姆親自聽了BBC的採訪音頻，吃驚地發現，該媒體從電話採訪中唯一剪輯出來的部分是其對於“債務陷阱外交”的看法以及關於斯里蘭卡案例的“公眾認知”。
其中，BBC完全扔掉了布勞蒂加姆之後所有關於為何這些“公眾認知”是錯誤的例證，還找來特朗普政府時期的一名顧問，就所謂“中國威脅論”進行了炒作渲染，卻仍未提供關於“債務陷阱外交”的證據。
布勞蒂加姆說，她終於意識到，BBC的記者顯然打定了注意，想要輸出其個人的觀點。在音頻的開頭，還出現了一個從未有人問過布勞蒂加姆的問題：“我們能做些什麼來解決這種情況？”
“令人沮喪的是，這一切都讓我想起了一種人們的普遍觀念，即中國人正在非洲獲取大量土地種植糧食，然後運回中國。我花了三年時間對這個荒謬的觀點進行實地研究，並寫了一本書（Will Africa Feed China？《非洲餵養中國？》）來揭穿它。”
布勞蒂加姆最後無奈表示，如今似乎沒有人再這麼說了，但並不是因為她，而僅僅是因為有一個更加有趣的“威脅敘事”已經印刻在了媒體的腦海之中，這一切讓人歎息。
她還透露，自己感到震驚的原因還在於，其本人曾是BBC的超級粉絲，上世紀70年代居住在中國港台地區以及80年代在非洲做實地調查時，經常使用收音機收聽BBC的廣播節目，原本相信它們能夠提供細緻而平衡的分析報導。
事後，布勞蒂加姆在個人推特上發文稱，BBC聯繫到了她，並向其道歉，還裝模作樣地送上了“臨時工警告”。BBC方面聲稱，剪輯上的差錯是由於製片人缺乏經驗造成的，這一切都是倉促中發生的，並非故意，而布勞蒂加姆則表示，暫且相信他們的“無辜的”……
值得注意的是，一些西方國家和媒體長期蓄意炒作“債務陷阱外交”，其實就是想借機污蔑抹黑中國的“一帶一路”倡議。
一帶一路”倡議，即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是中國政府於2013年倡議並主導的跨國經濟帶，其中推行了大量涉及公路、鐵路、橋樑和港口等方面的基礎設施項目，這些基建項目為推動沿線國家的經濟社會發展和民生改善發揮了重要作用。
但一段時間以來，中方的“一帶一路”倡議始終被部分西方政客“汙名化”和“妖魔化”，一些人聲稱“一帶一路”是中國在經濟和政治等領域壓榨別國的工具，並稱中國在此計畫中對部分發展中國家設下了“債務陷阱”。
但事實上，“一帶一路”從來都不存在大規模不可控債務風險。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學者對“一帶一路”沿線部分經濟體進行調查後發現，41.6%的受訪者認為“債務陷阱外交論是謬論而非現實”，相信“一帶一路”倡議會為自己國家帶來淨收益。美國約翰斯·霍普金斯大學的布勞蒂加姆等人更是做過相關調查，他們發現，所謂“債務陷阱”的陰謀論經不起推敲，中國的對外直接投資根本不是東道國陷入債務風險的原因，西方國家才是最大的債主。#蔡英文論文造假事件最新進展# #BBC# #曾经近70万一针罕见病救命药纳入医保# #外交部就BBC假新闻提出严正交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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