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良人是一群什么人#
我只能尽量用现有的材料，简单描绘一下当时社会治安管理制度的基本面，再跟大家聊一聊不良人“不是”什么。
一、唐代地方政府治安管理的制度框架
在现代社会中，警察是维持地方治安的武装力量。但是在唐代中国，并没有像今天的警察一样维持地方治安的专门武装力量。唐代前期，国家在对外战争和对内维持治安这两件事上，依靠的是同一批武装力量——军队。而州县也并不拥有专门用于维护治安的武装人员。
那么一旦遇到杀人越货、偷盗不法这些坏人的时候，地方政府要如何维护人民群众的生命和财产安全呢？
主要有一个领导，三支力量。
一个领导：地方官员。这里必须强调：唐代前期的地方官员没有专职干这个事的，不管是谁负责，都是临时差派的性质。
那么经常派谁呢？主要是相关的分管领导。在州一级一般是长史。县一级的是主盗官，大多数时候是分管兵、法、士、曹的那个县尉，有的县只有一个县尉，那就是他了。
三支力量：
一是我们上面提到的军队。在唐代前期主要是各军府（折冲府）的府兵。
府兵卫士负有缉捕盗贼的义务，这是唐代法律明确规定的。官府收到附近有盗贼或刑事案件发生的消息，如果需要军队协助，要跟军府打招呼，在地方官员的领导下，由军府派人追捕犯罪，随同办案。军府也能接一些重大刑事案件的状子，但是不能自己办案，要交给附近的地方政府。
二是里正。相当于村一级的负责人。
唐代皇权不下县，里正不属于地方官，是役的一种，属于百姓应尽的义务。唐代前期，维护基层治安、检察违法事件是里正的岗位职责之一。而且当时的“里正”是需要时不时地在县衙里值班的，常在领导跟前，县里领导有什么事也方便派活，所以我们在史料里经常能看到唐代前期里正参与追捕盗贼和维护基层治安故事。
三就是我们的主角——不良人
不良人并非县司负责缉拿盗贼和犯罪者的常备人员。实际上是在县内分番服役的人员。主要成分是平头老百姓，跟是不是有案底的黑恶势力没多大关系。这些人平常还有别的岗位职责，如果叫你去抓贼捕盗了，好吧，那你就叫不良人了。
二 不良人不是什么
特务说
不良人是唐代官府中的一个秘密部门，类似于明代锦衣卫，只对皇帝负责。如果有人这么说，直接拉黑甭商量。您怎么不血滴子呢！不良人既不秘密，也不是一个部门，能管“不良人”的人，更是多了去了。
2.警察说
这个也好破。因为剧里也能看出来，不良人确实没有编制。
3. 协警说
不良人没有被纳入体制/没有管府编制，属于边缘人物。
4. 捕快说
不良人不是官，是吏员。古代官和吏是不同的。
以上3、4这种观点认识到了“不良人”跟州县官员的区别。但是把不良人当成是一种身份，这是不恰当的。 实际上不良人是一种临时差遣，或者小众一点说，属于“役”的具体使用方式。
唐代前期，百姓除了要向政府缴税（粮食和布匹），还要承担各种各样的劳务，叫做“役”，因为各色名目繁多，又叫做“色役”。“色役”有各种岗位，当差的要求也不一样。比如有的皇子公主大臣家里当差，这种要求就比较高，一般是官员子弟才可以，有的还要招小鲜肉（中男）。有的岗位也承担一些社会救济的职能，比如看仓库，会考虑招一些老人和残疾人。当然规定是一方面，制度实际运作是另一方面，尤其8世纪中期以后，出钱请人代替的情况也比较普遍，几乎成为不宣的事实。
不良人实际上就是供州县政府使役的这么一个群体。但是这个群体也干别的活。如果承担缉捕盗贼的任务，那么称之为不良人。
5. 黑恶势力说
不良人“征用有恶迹者充任”。这个观点很唬人，乍一看没毛病。但是也没有更多的材料佐证。结合文献，并考察唐代杂徭制度，我们只能说不太靠谱，很可能是望文生义。
6. 不良人也叫“捉不良”“不良脊烂”。
这两个名称的来源比较权威，前者出自《汉语大词典》和《隋唐五代词典》，后者出自《隋唐五代词典》 。
但权威就一定对吗，所有的逻辑谬误里，我最不能忍的两个，一个是诉诸传统，一个就是诉诸权威。
这两个称谓现在基本可以认定是错误的，主要是1979年中华书局版《朝野佥载》标点时的错误，可能是标点者没理解唐代俗语的含义（语文老师：好吧，我的锅）。
这件事的前情是：中书舍人郭正一，在隋军攻破平壤后，得一高丽婢女，名叫玉素。郭正一对玉素宠爱有加，到什么地步呢，把小金库的钥匙都给她了。后来剧情发展就特别狗血了。玉素在郭正一的饭菜里投毒，被发现后卷着郭正一的金银珠宝潜逃了。这还了得？郭正一赶紧往上打报告：
奏录，敕令长安、万年捉不良脊烂求贼，鼎沸三日不获。
好在县尉有谋略，破了案子。
上面引文里出了两个词：捉不良、不良脊烂。
有人就给解释成不良人的别称。但实际上我们重新标点一下：
奏录，敕令长安、万年捉，不良脊烂求贼，鼎沸三日，不获。（敲黑板：此处语文老师现身）脊烂是副词，做状语，在唐代俗语的语境下是“急迫，不顾一切的样子”。
所以这句话是说，领导对此案高度重视，一再催逼破案，两县不良人辛苦地办差，折腾了好几天，也没抓到人。（突然觉得这个故事也能编一部剧了，复仇的那种）
“不良人”这个词条说的很清楚了，核心材料就这一句话：缉事番役，在唐称为不良人，有不良帅主之。即汉之大谁何。甚至连性质都说了，是一种官差。但就是话太多了。
比如这个词条最后提到了下面两个观点：
《汉语大词典》收录“捉不良”、《唐五代语言研究》收录“不良脊烂”都是错误的，是收录了破词。
《唐五代语言研究》认为“不良”乃是“征用有恶迹者充任”，应是望文生义，实际上并无文献的佐证。
三、不良人的日子过得怎么样呢？
我们从有限的史料里了解到的，都是不良人工作的艰难困苦，基本上下来一个案子，就是无可奈何奈若何的状态。
关于工作的辛苦，除了上面所引的，还有一个例子，是《太平广记》里记载的一个故事。
天后时，尝赐太平公主细器宝物两食盒，所直黄金千镒。 公主纳之藏中，岁余取之，尽为盗所将矣。公主言之，天后大怒。召洛州长史谓曰："三日不得盗，罪。" 长史惧，谓两县主盗官曰："两日不得贼，死。"尉谓吏卒游徼曰："一日必擒之，擒不得，先死。"吏卒游徼惧，计无所出。
这里面“吏卒游徼”里面就有“不良人”。这个故事是说太平公主的东西被偷了，武则天大怒，限令洛阳地面三天破案，洛阳地面给附郭县派活，直接两天要结果，县尉再给手下不良人派活的时候，真·dead line直接变1天了。（不要太形象好不好，还要啥line，直接die吧）
大家怎么办呢，计无所出。（脑补一个摊手的表情）
日子这么苦了，有时候也会做一些刑讯逼供的事。
先令卢铉收太府少卿张瑄于会昌驿 , 系而推之，瑄不肯答辩 。铉端拷讯不得 , 乃令不良枷瑄 , 以手力绊其足，以木按其足间。《旧 唐 书 · 杨慎矜传》
至于剧中的不良人群体，个人觉得，还原的已经很好了。把不良人的边缘化、任人驱驰、无可奈何的辛酸辛苦演绎的很到位。
我只能尽量用现有的材料，简单描绘一下当时社会治安管理制度的基本面，再跟大家聊一聊不良人“不是”什么。
一、唐代地方政府治安管理的制度框架
在现代社会中，警察是维持地方治安的武装力量。但是在唐代中国，并没有像今天的警察一样维持地方治安的专门武装力量。唐代前期，国家在对外战争和对内维持治安这两件事上，依靠的是同一批武装力量——军队。而州县也并不拥有专门用于维护治安的武装人员。
那么一旦遇到杀人越货、偷盗不法这些坏人的时候，地方政府要如何维护人民群众的生命和财产安全呢？
主要有一个领导，三支力量。
一个领导：地方官员。这里必须强调：唐代前期的地方官员没有专职干这个事的，不管是谁负责，都是临时差派的性质。
那么经常派谁呢？主要是相关的分管领导。在州一级一般是长史。县一级的是主盗官，大多数时候是分管兵、法、士、曹的那个县尉，有的县只有一个县尉，那就是他了。
三支力量：
一是我们上面提到的军队。在唐代前期主要是各军府（折冲府）的府兵。
府兵卫士负有缉捕盗贼的义务，这是唐代法律明确规定的。官府收到附近有盗贼或刑事案件发生的消息，如果需要军队协助，要跟军府打招呼，在地方官员的领导下，由军府派人追捕犯罪，随同办案。军府也能接一些重大刑事案件的状子，但是不能自己办案，要交给附近的地方政府。
二是里正。相当于村一级的负责人。
唐代皇权不下县，里正不属于地方官，是役的一种，属于百姓应尽的义务。唐代前期，维护基层治安、检察违法事件是里正的岗位职责之一。而且当时的“里正”是需要时不时地在县衙里值班的，常在领导跟前，县里领导有什么事也方便派活，所以我们在史料里经常能看到唐代前期里正参与追捕盗贼和维护基层治安故事。
三就是我们的主角——不良人
不良人并非县司负责缉拿盗贼和犯罪者的常备人员。实际上是在县内分番服役的人员。主要成分是平头老百姓，跟是不是有案底的黑恶势力没多大关系。这些人平常还有别的岗位职责，如果叫你去抓贼捕盗了，好吧，那你就叫不良人了。
二 不良人不是什么
特务说
不良人是唐代官府中的一个秘密部门，类似于明代锦衣卫，只对皇帝负责。如果有人这么说，直接拉黑甭商量。您怎么不血滴子呢！不良人既不秘密，也不是一个部门，能管“不良人”的人，更是多了去了。
2.警察说
这个也好破。因为剧里也能看出来，不良人确实没有编制。
3. 协警说
不良人没有被纳入体制/没有管府编制，属于边缘人物。
4. 捕快说
不良人不是官，是吏员。古代官和吏是不同的。
以上3、4这种观点认识到了“不良人”跟州县官员的区别。但是把不良人当成是一种身份，这是不恰当的。 实际上不良人是一种临时差遣，或者小众一点说，属于“役”的具体使用方式。
唐代前期，百姓除了要向政府缴税（粮食和布匹），还要承担各种各样的劳务，叫做“役”，因为各色名目繁多，又叫做“色役”。“色役”有各种岗位，当差的要求也不一样。比如有的皇子公主大臣家里当差，这种要求就比较高，一般是官员子弟才可以，有的还要招小鲜肉（中男）。有的岗位也承担一些社会救济的职能，比如看仓库，会考虑招一些老人和残疾人。当然规定是一方面，制度实际运作是另一方面，尤其8世纪中期以后，出钱请人代替的情况也比较普遍，几乎成为不宣的事实。
不良人实际上就是供州县政府使役的这么一个群体。但是这个群体也干别的活。如果承担缉捕盗贼的任务，那么称之为不良人。
5. 黑恶势力说
不良人“征用有恶迹者充任”。这个观点很唬人，乍一看没毛病。但是也没有更多的材料佐证。结合文献，并考察唐代杂徭制度，我们只能说不太靠谱，很可能是望文生义。
6. 不良人也叫“捉不良”“不良脊烂”。
这两个名称的来源比较权威，前者出自《汉语大词典》和《隋唐五代词典》，后者出自《隋唐五代词典》 。
但权威就一定对吗，所有的逻辑谬误里，我最不能忍的两个，一个是诉诸传统，一个就是诉诸权威。
这两个称谓现在基本可以认定是错误的，主要是1979年中华书局版《朝野佥载》标点时的错误，可能是标点者没理解唐代俗语的含义（语文老师：好吧，我的锅）。
这件事的前情是：中书舍人郭正一，在隋军攻破平壤后，得一高丽婢女，名叫玉素。郭正一对玉素宠爱有加，到什么地步呢，把小金库的钥匙都给她了。后来剧情发展就特别狗血了。玉素在郭正一的饭菜里投毒，被发现后卷着郭正一的金银珠宝潜逃了。这还了得？郭正一赶紧往上打报告：
奏录，敕令长安、万年捉不良脊烂求贼，鼎沸三日不获。
好在县尉有谋略，破了案子。
上面引文里出了两个词：捉不良、不良脊烂。
有人就给解释成不良人的别称。但实际上我们重新标点一下：
奏录，敕令长安、万年捉，不良脊烂求贼，鼎沸三日，不获。（敲黑板：此处语文老师现身）脊烂是副词，做状语，在唐代俗语的语境下是“急迫，不顾一切的样子”。
所以这句话是说，领导对此案高度重视，一再催逼破案，两县不良人辛苦地办差，折腾了好几天，也没抓到人。（突然觉得这个故事也能编一部剧了，复仇的那种）
“不良人”这个词条说的很清楚了，核心材料就这一句话：缉事番役，在唐称为不良人，有不良帅主之。即汉之大谁何。甚至连性质都说了，是一种官差。但就是话太多了。
比如这个词条最后提到了下面两个观点：
《汉语大词典》收录“捉不良”、《唐五代语言研究》收录“不良脊烂”都是错误的，是收录了破词。
《唐五代语言研究》认为“不良”乃是“征用有恶迹者充任”，应是望文生义，实际上并无文献的佐证。
三、不良人的日子过得怎么样呢？
我们从有限的史料里了解到的，都是不良人工作的艰难困苦，基本上下来一个案子，就是无可奈何奈若何的状态。
关于工作的辛苦，除了上面所引的，还有一个例子，是《太平广记》里记载的一个故事。
天后时，尝赐太平公主细器宝物两食盒，所直黄金千镒。 公主纳之藏中，岁余取之，尽为盗所将矣。公主言之，天后大怒。召洛州长史谓曰："三日不得盗，罪。" 长史惧，谓两县主盗官曰："两日不得贼，死。"尉谓吏卒游徼曰："一日必擒之，擒不得，先死。"吏卒游徼惧，计无所出。
这里面“吏卒游徼”里面就有“不良人”。这个故事是说太平公主的东西被偷了，武则天大怒，限令洛阳地面三天破案，洛阳地面给附郭县派活，直接两天要结果，县尉再给手下不良人派活的时候，真·dead line直接变1天了。（不要太形象好不好，还要啥line，直接die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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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的很耐心，都会解答，体验不错塔罗[围观]牌占卜https://t.cn/A6ff6cuG 的也被烧成了碎，的墙上沾污了许多斑点。后来，我重新回到这间时，已经不是而是教师了，墙上的斑点却还留在那里。这一次，我至少学到了一件事，就是以后我每做一种试验，总是让我的们离开远一点。我有一个最大的愿望，就是想在野外立一个试验室。当时我还处于在为每天的面包问题而发愁的活状爱情失恋分手复合桃花运年运事业运年运桃花姻缘事业财运学业 ?
【声音】牟宗三：读懂中国经典的方法
中国的哲学，不像西方那样的很有系统，它原初所走的就不是逻辑的进路。譬如说中国思想最蓬勃时期的先秦诸子，如孔、孟、老、庄，大体都不是很严格的逻辑系统。
譬如说读《论语》，《论语》并不是一个系统，而是嘉言懿行录。你可说它是这里一句，那里一句的，零零碎碎的。就是其他的，譬如说《孟子》，《孟子》七篇亦只是弟子的记录。最有系统性的，只有<告子篇上>。从告子曰[性猶杞柳也]一直至上篇完，一气呵成，很有系统性。
按常理论，这比较有系统性的部分，应比较容易了解。事实上却不然。这<告子上>篇，二千多年，几乎每一个读书人都读过的。唐宋以来，《四书》尤受重视，从小孩起便读，一直读到成年、成进士，但读的结果是不懂。
其他的没有系统性的文献，那便更难，这里一句，那里一句，如何来了解呢？故以西方人的眼光来看中国的思想，是很麻烦的，很难了解。
所以有一个洋人就不了解，他说为什么你们中国人这样尊崇《论语》？这《论语》毫无道理，东一句、西一句，又没有定义、没有系统，这样而如此的受尊崇，好像是不可思议的。这样的说法，发自西方人，不算希奇。西方人的智慧，要讲话便先要下定义，有概念、有系统性才过瘾，而我们的《论语》没有，故西方人发这种怀疑的态度，是很可理解的。
但渐渐不一定是西方人如此，我们中国人亦渐渐有此怀疑的态度出现。不只是现代的年轻人，在五四运动时的人，已是如此。五四那时代的人，到现在已是八、九十岁，现在看起来，不都是老师宿儒么？但他们都不能读文献、不能理解。这是一个十分严重的问题，这情形是大家眼前所看得到的。所以研究中国哲学这一方面，读文献成了一很重要的事情。
我们现在奉劝诸位，不要把精神浪费在上天下地找材料找版本的活动上。做别的研究，或许需要上天下地的找材料，但念哲学并不需要如此。我所说的文献的途径的意思，最主要是重[理解]。
民国以来，中国人的对学问的理解能力，丧失的不成样子。你不能说中国人没有聪明，但在这方面，很差、很愚蠢。就算是很普通、很好理解的东西，却可被理解的乱七八糟，人们总要想从那里出些怪花样。如是对古典都不能了解。年轻的人对古典不能了解，还可以说得过去，但老年人、老先生亦是不能了解，全都丧失了理解的能力。
照这样说起来，中国几千年的文化，究竟是在那里呢？文化的发展，发展出个什么来呢？好像中国人一直都在那里睡觉似的。事实上並不如此，中国人以前是很有理解力的。尽管古代的注疏家也有说法不同的地方，也有错误的地方，但大体上是能了解的。就只是到了民国以来，了解古典变得很困难。
为什么说以前的人比较能理解呢？譬如说儒家之学，它有其本身的传统，代代相传，有其一定的讲法。如汉朝的经学，你要是讲《公羊春秋》，是要守家法的，他们讲书很熟，有规矩。虽然汉儒的注解只是文句上的解释，但大体上义理是不错的，只是没有说到十分精微的地方。到宋儒出来，把全幅精神集中在对《四书》之研究上，《四书》是最可以把孔、孟的精神显出来的文献。
由于宋儒全幅精神集中于《四书》，所以能够比较深入，比较有深度的理解，汉儒比较不重视《四书》，对《四书》只是作一般性的文献来理解。宋明六百多年的儒学，是有一个中心问题在那里领导着的，因而形成一个发展的系统，大体上是不乱的，他们对《四书》的了解，也许会有些距离，不一定能完全符合《四书》的原意，但大体上是不差的。
他们能把儒学的核心观念抓住，辗转讨论引申，讨论了六百多年，长时间的磨来磨去，总会磨出一些东西，所以虽然他们的用心讨论的范围也许很狭，但就对《四书》的理解，对儒家的核心问题的研究来说，是很有贡献的，你不满意可以，但你菲薄他们，便不可以。他们确能把握儒家的核心，把最主要的骨干抓住，这便成为一个传统。
又譬如你要讲道家，亦有一定的讲法，不可乱讲。如《老子》、《庄子》，文献俱在。《庄子》文章漂亮，大家都喜欢读，但说到了解，便很难。《老子》五千言看似简单，其实亦是很不容易了解。而以前对道家的讲法，大体上是不错的，因那是中华民族自己发出来的东西。
儒家和道家都是中华民族有虞、夏、商、周相沿的传统一根而发出来的，自有一种气氛，以前的人能嗅到那气氛，故都能了解。现在的人，渐渐不能嗅到那气氛，便渐渐不能了解。故讲道家，是有道家的讲法。后来便是吸收佛教。讲佛教亦有佛教的一定讲法。
佛教较严格，较有系统性、概念性。问题是名词概念太多，很麻烦，那是另一套语言，故很难。但亦有章法，不可乱讲。你要了解佛教，不知要费多少年的工夫才能入，把它把握住，不可以望文生义地乱讲，以为随便看看便可以了解佛教。
中国吸收佛教，从魏晋起，经过南北朝、隋唐，至唐，玄奘回国，便把佛教学全部吸收到中国来，这其中经过了四、五百年的长期吸收消化。佛教代表一系统、一方向，这方向可以说是智慧的方向，了解一个智慧的方向，是不容易的。
所以你若要了解中国哲学这两千多年的发展，便要了解三个义理系统。儒家是主流，是中国思想的正统；道家是旁枝，这可以看成是对于儒家的一个补充，或提醒。后来吸收了佛教，佛教是由另一个文化系统而孕育出来的义理系统，对中国文化刺激很大。所以你要研究中国哲学，便要从文献入手，对这三方面的文献传统，便不能不注意。
亦因此我们读文献是有一定的范域，一定的限制的，並不是泛滥无归徒争博雅之名。读哲学最重思考，不能再是杂而无统、杂七杂八的知道许多东西。所以就义理系统讲，读文献並没有很多，但这並没有很多的文献，民国以来的学者都不能读，就是连对《孟子》也不能理解。
所以我常感慨，这一代的中国读书人，实在对不起古人，对不起先贤。这一代人的思想力太差，连《孟子》亦不能讲，不要说义理不能理解，连文句亦不能通。《孟子》的文句很简单，用不着许多校刊、训诂，但就是这样一个普通的文献，亦不能了解。
我们所谓的理解，便是了解句子，了解句子是不容易的，但这不容易尚只是不容易中之初步，还是比较容易。而句子与句子关联起来成为一段文章，便更不容易了解。至于前段和后段关联起来，成为一整篇文字，要贯通起来了解，便尤为困难。所以你不要以为一段文章没有杂字，很简单，便很好了解。
譬如《孟子-告子》篇有一章说“乃若其情，则可以为善矣，乃所谓善也，若夫为不善，非才之罪也”一段，这便是句与句连成一段文章，便很不好了解。这段是公都子问孟子关于人性的问题，说有人说性是中性的，又有人说性有善有恶，为什么你单单说性善，难道那些说法统统都不对吗？公都子提出这问题，孟子便要有答覆，但孟子的答覆却像是凭空而来的：[乃若其情......]对于这一段的解释，我曾修改了三四遍，才觉得较为妥当。这段是很不好了解的。
所以你说训诂明而后义理明这话，乃是没有真正的老老实实的读古典，才会说的话。假使你真正的老老实实的读古典，把古典作古典看，而想真正去了解其中的意义时，你便不会说这话，假若你是《说文》、《尔雅》的专家，你当更不会说这话。说这句话，那是表示你是外行。
古人所谓的讲义理，义便是概念，而概念与概念之间的关连，便是理。形成一概念便要用文字来表达，孔子和孟子在说这些话时，他们心中有些什么想法？想些什么问题？孔、孟的心中总有个想法，有个生命上的体验。
你要懂得孔、孟说着些话的意思，固然要仔细通文字，但同时亦要懂得孔、孟说这话时生命的内蕴，及其文化的背境。若果你对他们的生命没有感应，又把他们的文化的背境抽离掉，而孤立地看这些话，那你便完全不能懂。
现代人了解古典的困难便在于此。现代的人对古典全没有生命上的感应，不知道孔、孟的这些话是什么问题，是那方面的话，不知道他们所说这些话的社会背境、文化背境是什么，而只会用那些不相干的浮薄观念去瞎比附，这便是现代人了解古典的一个很大的障碍。
来源于：《研究中国哲学之文献途径》
中国的哲学，不像西方那样的很有系统，它原初所走的就不是逻辑的进路。譬如说中国思想最蓬勃时期的先秦诸子，如孔、孟、老、庄，大体都不是很严格的逻辑系统。
譬如说读《论语》，《论语》并不是一个系统，而是嘉言懿行录。你可说它是这里一句，那里一句的，零零碎碎的。就是其他的，譬如说《孟子》，《孟子》七篇亦只是弟子的记录。最有系统性的，只有<告子篇上>。从告子曰[性猶杞柳也]一直至上篇完，一气呵成，很有系统性。
按常理论，这比较有系统性的部分，应比较容易了解。事实上却不然。这<告子上>篇，二千多年，几乎每一个读书人都读过的。唐宋以来，《四书》尤受重视，从小孩起便读，一直读到成年、成进士，但读的结果是不懂。
其他的没有系统性的文献，那便更难，这里一句，那里一句，如何来了解呢？故以西方人的眼光来看中国的思想，是很麻烦的，很难了解。
所以有一个洋人就不了解，他说为什么你们中国人这样尊崇《论语》？这《论语》毫无道理，东一句、西一句，又没有定义、没有系统，这样而如此的受尊崇，好像是不可思议的。这样的说法，发自西方人，不算希奇。西方人的智慧，要讲话便先要下定义，有概念、有系统性才过瘾，而我们的《论语》没有，故西方人发这种怀疑的态度，是很可理解的。
但渐渐不一定是西方人如此，我们中国人亦渐渐有此怀疑的态度出现。不只是现代的年轻人，在五四运动时的人，已是如此。五四那时代的人，到现在已是八、九十岁，现在看起来，不都是老师宿儒么？但他们都不能读文献、不能理解。这是一个十分严重的问题，这情形是大家眼前所看得到的。所以研究中国哲学这一方面，读文献成了一很重要的事情。
我们现在奉劝诸位，不要把精神浪费在上天下地找材料找版本的活动上。做别的研究，或许需要上天下地的找材料，但念哲学并不需要如此。我所说的文献的途径的意思，最主要是重[理解]。
民国以来，中国人的对学问的理解能力，丧失的不成样子。你不能说中国人没有聪明，但在这方面，很差、很愚蠢。就算是很普通、很好理解的东西，却可被理解的乱七八糟，人们总要想从那里出些怪花样。如是对古典都不能了解。年轻的人对古典不能了解，还可以说得过去，但老年人、老先生亦是不能了解，全都丧失了理解的能力。
照这样说起来，中国几千年的文化，究竟是在那里呢？文化的发展，发展出个什么来呢？好像中国人一直都在那里睡觉似的。事实上並不如此，中国人以前是很有理解力的。尽管古代的注疏家也有说法不同的地方，也有错误的地方，但大体上是能了解的。就只是到了民国以来，了解古典变得很困难。
为什么说以前的人比较能理解呢？譬如说儒家之学，它有其本身的传统，代代相传，有其一定的讲法。如汉朝的经学，你要是讲《公羊春秋》，是要守家法的，他们讲书很熟，有规矩。虽然汉儒的注解只是文句上的解释，但大体上义理是不错的，只是没有说到十分精微的地方。到宋儒出来，把全幅精神集中在对《四书》之研究上，《四书》是最可以把孔、孟的精神显出来的文献。
由于宋儒全幅精神集中于《四书》，所以能够比较深入，比较有深度的理解，汉儒比较不重视《四书》，对《四书》只是作一般性的文献来理解。宋明六百多年的儒学，是有一个中心问题在那里领导着的，因而形成一个发展的系统，大体上是不乱的，他们对《四书》的了解，也许会有些距离，不一定能完全符合《四书》的原意，但大体上是不差的。
他们能把儒学的核心观念抓住，辗转讨论引申，讨论了六百多年，长时间的磨来磨去，总会磨出一些东西，所以虽然他们的用心讨论的范围也许很狭，但就对《四书》的理解，对儒家的核心问题的研究来说，是很有贡献的，你不满意可以，但你菲薄他们，便不可以。他们确能把握儒家的核心，把最主要的骨干抓住，这便成为一个传统。
又譬如你要讲道家，亦有一定的讲法，不可乱讲。如《老子》、《庄子》，文献俱在。《庄子》文章漂亮，大家都喜欢读，但说到了解，便很难。《老子》五千言看似简单，其实亦是很不容易了解。而以前对道家的讲法，大体上是不错的，因那是中华民族自己发出来的东西。
儒家和道家都是中华民族有虞、夏、商、周相沿的传统一根而发出来的，自有一种气氛，以前的人能嗅到那气氛，故都能了解。现在的人，渐渐不能嗅到那气氛，便渐渐不能了解。故讲道家，是有道家的讲法。后来便是吸收佛教。讲佛教亦有佛教的一定讲法。
佛教较严格，较有系统性、概念性。问题是名词概念太多，很麻烦，那是另一套语言，故很难。但亦有章法，不可乱讲。你要了解佛教，不知要费多少年的工夫才能入，把它把握住，不可以望文生义地乱讲，以为随便看看便可以了解佛教。
中国吸收佛教，从魏晋起，经过南北朝、隋唐，至唐，玄奘回国，便把佛教学全部吸收到中国来，这其中经过了四、五百年的长期吸收消化。佛教代表一系统、一方向，这方向可以说是智慧的方向，了解一个智慧的方向，是不容易的。
所以你若要了解中国哲学这两千多年的发展，便要了解三个义理系统。儒家是主流，是中国思想的正统；道家是旁枝，这可以看成是对于儒家的一个补充，或提醒。后来吸收了佛教，佛教是由另一个文化系统而孕育出来的义理系统，对中国文化刺激很大。所以你要研究中国哲学，便要从文献入手，对这三方面的文献传统，便不能不注意。
亦因此我们读文献是有一定的范域，一定的限制的，並不是泛滥无归徒争博雅之名。读哲学最重思考，不能再是杂而无统、杂七杂八的知道许多东西。所以就义理系统讲，读文献並没有很多，但这並没有很多的文献，民国以来的学者都不能读，就是连对《孟子》也不能理解。
所以我常感慨，这一代的中国读书人，实在对不起古人，对不起先贤。这一代人的思想力太差，连《孟子》亦不能讲，不要说义理不能理解，连文句亦不能通。《孟子》的文句很简单，用不着许多校刊、训诂，但就是这样一个普通的文献，亦不能了解。
我们所谓的理解，便是了解句子，了解句子是不容易的，但这不容易尚只是不容易中之初步，还是比较容易。而句子与句子关联起来成为一段文章，便更不容易了解。至于前段和后段关联起来，成为一整篇文字，要贯通起来了解，便尤为困难。所以你不要以为一段文章没有杂字，很简单，便很好了解。
譬如《孟子-告子》篇有一章说“乃若其情，则可以为善矣，乃所谓善也，若夫为不善，非才之罪也”一段，这便是句与句连成一段文章，便很不好了解。这段是公都子问孟子关于人性的问题，说有人说性是中性的，又有人说性有善有恶，为什么你单单说性善，难道那些说法统统都不对吗？公都子提出这问题，孟子便要有答覆，但孟子的答覆却像是凭空而来的：[乃若其情......]对于这一段的解释，我曾修改了三四遍，才觉得较为妥当。这段是很不好了解的。
所以你说训诂明而后义理明这话，乃是没有真正的老老实实的读古典，才会说的话。假使你真正的老老实实的读古典，把古典作古典看，而想真正去了解其中的意义时，你便不会说这话，假若你是《说文》、《尔雅》的专家，你当更不会说这话。说这句话，那是表示你是外行。
古人所谓的讲义理，义便是概念，而概念与概念之间的关连，便是理。形成一概念便要用文字来表达，孔子和孟子在说这些话时，他们心中有些什么想法？想些什么问题？孔、孟的心中总有个想法，有个生命上的体验。
你要懂得孔、孟说着些话的意思，固然要仔细通文字，但同时亦要懂得孔、孟说这话时生命的内蕴，及其文化的背境。若果你对他们的生命没有感应，又把他们的文化的背境抽离掉，而孤立地看这些话，那你便完全不能懂。
现代人了解古典的困难便在于此。现代的人对古典全没有生命上的感应，不知道孔、孟的这些话是什么问题，是那方面的话，不知道他们所说这些话的社会背境、文化背境是什么，而只会用那些不相干的浮薄观念去瞎比附，这便是现代人了解古典的一个很大的障碍。
来源于：《研究中国哲学之文献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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