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清堂易学文化[超话]#佛媛、道媛以及国学媛之我见—唐清元
早些年有一种称呼叫名媛，是上流社会的女子，层次很高。如今社会的名媛分为两种，一种是真处于上层社会并到处露面的女性，一种是用低廉的代价伪造自己，包装成上流社会的模样。
除了这两种名媛外，如今还出现了各种媛，如佛媛、道媛、国学古风媛等。
佛教和道教本来就是我国文化的精华，无论佛教是不是外来宗教，它在本地已经留传一千多年，与中华民族的本土文化紧密融合，是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国学文化包含甚广，诸子百家、哲学、史学、中医等等都是，简而言之就是中国的传统文化。
按说，信仰佛教和道教，喜欢传统国学文化都是好事，为什么近些年又会产生各种社会的非议呢？就是因为最近一些人从社会的假名媛渗透进宗教里，通过短视频和直播的兴起，在古风盛行的同时又以国学名义行各种商业敛财。
表面上，她们青灯古佛，或跪拜天神，或道袍翩翩，或捻香含笑，或定神沉思……
这些都不可怕，可怕的是她们有些脸上铺着满满的玻尿酸，打着厚厚的妆粉，穿着岔开裤腿露出大腿的僧袍或道袍，这些看似高尚伟大的画面后无一不显露着赤裸裸的诱惑，引人遐想。
她们出入各大寺院道观，览遍诸多古迹，打卡踩点，为了流量，拍摄唯美，打着弘扬宗教和国学文化的幌子去挂上各种商品促成变现。
有人说，那你们去朝拜名山一路磕头也会拍照，你礼拜神灵也会拍照，你供养修行人也会去宣扬，你也喜欢穿着古代的服装等……
我想说，是的，我们有信仰的人也会如此，这是时刻提醒自己是有信仰的人，有些底线不能触碰，可是我们做的这些大部分单纯为了宣扬宗教，有些也是个人的爱好，是为了文化尽一份心力。再说流量，我们很多的宗教信仰者哪怕再有名气也很少去变现，也不会涉入太多商业活动，毕竟我们是真的有信仰，不是为了利益去做什么。
我们没有卖玻尿酸，我们没有去卖各种不好的劣质香，我们没有拼命去卖符卖咒，没有拼命去推销什么法事，真正有道德的周易文化工作者也不会让别人买一些没用的吉祥物，即使有些为了生活所逼也会适可而止，只要这个人相信因果，就一定有底线。
世俗里有些人陷入误区，以为修行人都是干干净净的，要穿戴非常整洁，还要谈吐高雅，多才多艺，这些只是少部分的修行人，大部分的修行人讷于言而敏于行，他们做着一些特别普通的事情，如扫地洗碗，一天看似吃饭睡觉又在体悟人生，不会太过于想去接触世俗。
修行人的世界里唯道是从，追求真理是他们的使命，世间名利不会太上他们法眼，除非是为了弘法利生，借用这些浮名虚利，度人使用。
真正的修行人可能衣衫褴褛，也可能蓬头垢面，他们会干苦活脏活，虽然不见得都是米拉日巴，不会刻意去排斥苦难的处境，苦难是对境，抱怨不断的怎么修行？说体悟了大道你敢相信吗？
我们现代人喜欢追求修行人的洒脱和超越，喜欢和修行人聊人生，当时觉得自己很快乐，烦恼得到了止息。诚然，修行人他们身上的磁场非常好，是可以让我们当时得到一些慰藉，可是我们只是借助外力，并没有在自己的内心里起作用，依旧无法真正的得到安详和宁静，如果这样就是修行，那就离得太远。
我们误把穿唐装汉服视为修行，把盘弄各种珠子看做诵经，把喝茶聊天当做体悟大道，把参加放生等当做解脱生死，这些都是助缘而已。
我们有些人有些时候太浪费修行人的时间，每天缠着自己的师长问这问那，与修行没有关系，如果没有大的事情，能自己解决就自己解决，多留点时间给那些真正的修行人吧，法要自悟，道要自得。
我们这里说的佛媛和道媛以及国学媛都不是真正的在修行，有这种现象的男人女人都一样，不只是说女性的现象。
他们这些人并不能正确弘扬国学文化，她们只以利益和流量作为目的，理解得很肤浅，就为了拍视频和写文章做一点功课，问深一点就不知所云。
我们需要深刻认识到各种“媛”的乱象，拨乱反正正当时，追本溯源需久持，如此这般，国学文化和宗教文化才能良性的延续下去。
唐清元
2021年11月5日#佛媛##佛教# https://t.cn/z8AtixG
早些年有一种称呼叫名媛，是上流社会的女子，层次很高。如今社会的名媛分为两种，一种是真处于上层社会并到处露面的女性，一种是用低廉的代价伪造自己，包装成上流社会的模样。
除了这两种名媛外，如今还出现了各种媛，如佛媛、道媛、国学古风媛等。
佛教和道教本来就是我国文化的精华，无论佛教是不是外来宗教，它在本地已经留传一千多年，与中华民族的本土文化紧密融合，是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国学文化包含甚广，诸子百家、哲学、史学、中医等等都是，简而言之就是中国的传统文化。
按说，信仰佛教和道教，喜欢传统国学文化都是好事，为什么近些年又会产生各种社会的非议呢？就是因为最近一些人从社会的假名媛渗透进宗教里，通过短视频和直播的兴起，在古风盛行的同时又以国学名义行各种商业敛财。
表面上，她们青灯古佛，或跪拜天神，或道袍翩翩，或捻香含笑，或定神沉思……
这些都不可怕，可怕的是她们有些脸上铺着满满的玻尿酸，打着厚厚的妆粉，穿着岔开裤腿露出大腿的僧袍或道袍，这些看似高尚伟大的画面后无一不显露着赤裸裸的诱惑，引人遐想。
她们出入各大寺院道观，览遍诸多古迹，打卡踩点，为了流量，拍摄唯美，打着弘扬宗教和国学文化的幌子去挂上各种商品促成变现。
有人说，那你们去朝拜名山一路磕头也会拍照，你礼拜神灵也会拍照，你供养修行人也会去宣扬，你也喜欢穿着古代的服装等……
我想说，是的，我们有信仰的人也会如此，这是时刻提醒自己是有信仰的人，有些底线不能触碰，可是我们做的这些大部分单纯为了宣扬宗教，有些也是个人的爱好，是为了文化尽一份心力。再说流量，我们很多的宗教信仰者哪怕再有名气也很少去变现，也不会涉入太多商业活动，毕竟我们是真的有信仰，不是为了利益去做什么。
我们没有卖玻尿酸，我们没有去卖各种不好的劣质香，我们没有拼命去卖符卖咒，没有拼命去推销什么法事，真正有道德的周易文化工作者也不会让别人买一些没用的吉祥物，即使有些为了生活所逼也会适可而止，只要这个人相信因果，就一定有底线。
世俗里有些人陷入误区，以为修行人都是干干净净的，要穿戴非常整洁，还要谈吐高雅，多才多艺，这些只是少部分的修行人，大部分的修行人讷于言而敏于行，他们做着一些特别普通的事情，如扫地洗碗，一天看似吃饭睡觉又在体悟人生，不会太过于想去接触世俗。
修行人的世界里唯道是从，追求真理是他们的使命，世间名利不会太上他们法眼，除非是为了弘法利生，借用这些浮名虚利，度人使用。
真正的修行人可能衣衫褴褛，也可能蓬头垢面，他们会干苦活脏活，虽然不见得都是米拉日巴，不会刻意去排斥苦难的处境，苦难是对境，抱怨不断的怎么修行？说体悟了大道你敢相信吗？
我们现代人喜欢追求修行人的洒脱和超越，喜欢和修行人聊人生，当时觉得自己很快乐，烦恼得到了止息。诚然，修行人他们身上的磁场非常好，是可以让我们当时得到一些慰藉，可是我们只是借助外力，并没有在自己的内心里起作用，依旧无法真正的得到安详和宁静，如果这样就是修行，那就离得太远。
我们误把穿唐装汉服视为修行，把盘弄各种珠子看做诵经，把喝茶聊天当做体悟大道，把参加放生等当做解脱生死，这些都是助缘而已。
我们有些人有些时候太浪费修行人的时间，每天缠着自己的师长问这问那，与修行没有关系，如果没有大的事情，能自己解决就自己解决，多留点时间给那些真正的修行人吧，法要自悟，道要自得。
我们这里说的佛媛和道媛以及国学媛都不是真正的在修行，有这种现象的男人女人都一样，不只是说女性的现象。
他们这些人并不能正确弘扬国学文化，她们只以利益和流量作为目的，理解得很肤浅，就为了拍视频和写文章做一点功课，问深一点就不知所云。
我们需要深刻认识到各种“媛”的乱象，拨乱反正正当时，追本溯源需久持，如此这般，国学文化和宗教文化才能良性的延续下去。
唐清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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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人合一，南朝文人的“山居”生活】经先秦两汉的漫长发展，到了魏晋六朝，自然山水逐渐进入到文人墨客的笔下，成为兼具物质性和人文性的审美对象，并深刻影响了文士的生活方式。在南朝时期，“山居”成为当时颇为引人注目的文化现象，这不仅与南方不断得到开发有关，也反映了南朝文人亲近自然山水、追求个性独立的审美观念的新变。#每天读国学#
据史料记载，南朝百余年间，文人“山居”生活大致有以下三种类型：一是较为纯粹的遁世隐逸。如南齐的褚伯玉“少有隐操，寡嗜欲。……居瀑布山。性耐寒暑，时人比之王仲都。在山三十余年，隔绝人物。”（《南齐书·褚伯玉传》）其“山居”生活以离群索居为特点；二是年老之后退隐“山居”。如萧梁时期的王规，晚年“辞疾不拜，于钟山宋煕寺筑室居焉”，是一种看透宦海浮沉后的超然选择；三是以“山居”而兼讲学和游山玩水，最具普遍性。如沈麟士曾“隐居余干吴差山，讲经教授，从学士数十百人，各营屋宇，依止其侧”（《南史·沈麟士传》）；顾欢“隐遁不仕，于剡天台山开馆聚徒，受业者常近百人……晚节服食，不与人通。每旦出户，山鸟集其掌取食”（《南齐书·顾欢传》）。这两人的“山居”生活，实际兼有避世和授徒讲学的双重性质。
《梁书·何胤传》中记载，何胤先后在东山、若邪山及秦望山隐居，也是以讲授儒学为主。沈德威在梁太清末年“遁于天目山，筑室以居，虽处乱离，而笃学无倦，遂治经业”（《陈书·沈德威传》）。张讥“性恬静，不求荣利，常慕闲逸，所居宅营山池，植花果，讲《周易》《老》《庄》而教授焉”（《陈书·张讥传》）。
南朝文人的“山居”生活，在文学中也有生动的表现。谢灵运即是代表人物之一，他在继承祖业的基础上，“并有故宅及墅，遂移籍会稽，修营别业，傍山带江，尽幽居之美。与隐士王弘之、孔淳之等纵放为娱，有终焉之志。”（《宋书·谢灵运传》）在谢灵运看来，“山居”是一种具有悠久传统的生活方式，他的《山居赋》以始宁墅为蓝本，从上古穴居一路说到当时的文人山居，旁征博引，纵横捭阖，不仅细致描绘了自己始宁墅的内外设置，写到了山中的亭台楼榭，山川形胜，飞禽走兽，花草树木，重点表现了山居“有异乎市廛”的生活情趣，而且结合抒发了自己的思古幽情和“心放俗外”的隐逸情怀。
南朝时期另一位深入描绘“山居”生活的著名文人，是齐梁时代的刘峻，其代表作品有《东阳金华山栖志》《始居山营室诗》等。与谢灵运对“始宁墅”穷形尽相的描摹相比，刘峻则重在表现“山居”生活的人文特性。他本来是安成康王萧秀的幕僚，后来“复以疾去，因游东阳紫岩山，筑室居焉，为《山栖志》，其文甚美。”《东阳金华山栖志》以自己隐居金华山十余年的生活为基础，特别是以所居山舍为中心，采取移步换景式的全景描述，把从山麓抵达自己山居之所的过程完全呈现出来，辅之以介绍金华山的诸多文化景观，可谓是一幅精彩细致的金华山名胜导游图。
另外，此文也可与其《始居山营室诗》一诗对读，更能看出刘峻对山居生活的精心安排，其山居之所“凿户窥嶕峣，开轩望崭崱”，选择了开阔平整之处，既适合建造面积可观的房宇，满足基本生活的需要，又方便广招生徒讲学。可见其生活属于前文所述的第三种“山居”类型。
《梁书》刘峻本传曾记载“峻居东阳，吴、会人士多从其学”。追随其问学者有官员、士人、道士和僧侣等，不一而足。这说明刘峻的“山居”之所已演化成儒释道学术文化交流之地。而其居所周围则是“激水檐前溜，修竹堂阴植。香风鸣紫莺，高梧巢绿翼。泉脉洞杳杳，流波下不极。”（《始居山营室诗》）。茂林修竹，潺潺流水，飞禽翔集，幽雅的环境显示出田园诗意般的生活情趣，也体现了刘峻作为主人对居所安排的良苦用心。《山栖志》中的描述与此大致相似：“寺观前皆植修竹，檀栾萧飋，被陵缘阜。竹外则有良田，区畛通接。山泉膏液，郁润肥腴。”这种诗情画意的美丽图景与上述之多元文化融汇的特征可算是相得益彰，南朝文人“山居”生活的丰富多彩，于此可见一斑。
这种融自然性、人文性和艺术性于一体的“山居”生活，在南朝文士中不仅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风气，而且深刻影响了当时文人的生活理念，即在日常生活中追求审美化艺术化。据《南齐书·竟陵文宣王子良传》记载，萧子良“移居鸡笼山邸，集学士抄五经、百家，依《皇览》例为《四部要略》千卷。招致名僧，讲语佛法，造经呗新声，道俗之盛，江左未有也。”他在鸡笼山的居所集合如此众多且思想各异的文士，从事图书修撰。不同思想相互激荡，造就颇具声律之美的“经呗新声”，形成了一道引人注目的文化景观。这对“永明体”诗歌的新变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萧子良在《行宅诗》中也写了自己“山居”生活的感受：“幼赏悦禽鱼，早性羡蓬艾”，诗序中说明了他之所以有如此选择，主要是受自然山水的感召：“余禀性端疏，属爱闲外。往岁羁役浙东，备历江山之美。名都胜境，极尽登临。山原石道，步步新情，回池绝涧，往往旧识。以吟以咏，聊用述心。”表现“山居”生活的审美体验，也多见于其他南朝文人的作品。如梁代吴均《山中杂诗》三首：“山际见来烟，竹中窥落日。鸟向檐上飞，云中窗里出。”（其一）“绿竹可充食，女萝可代裙。山中自有宅，桂树笼青云。”（其二）“具区穷地险，嵇山万里余。奈何梁隐士，一去无还书。”（其三）何逊《答高博士诗》：“北窗凉夏首，幽居多卉木。飞蜨弄晚花，清池映疏竹。为宴得快性，安闲聊鼓腹。将子厌嚣尘，就予开耳目。”吴均诗中的“山居”生活透露出那些厌倦尘俗之士归隐山林的恬静之趣，何逊之诗则表现了“山居”生活所形成的思想理念对文人的日常生活的深刻影响。即使没有自然山林的物质条件，自己的生活依然可以通过花草竹木、清流绕径的设计获得脱俗快性之感。这显示出南朝文人以山水花竹娱情、怡然自得的生活情趣。
唐长孺先生曾指出，在南迁之后，经历北方战乱的世家大族占据了山川林泽的广大土地，这是南朝文人体验“山居”生活的现在基础。而玄学物我两忘、逍遥自由的文化追求，则推动了文人走向山林草野，借此寻求人生和自然的真谛。加之东汉后期以来隐逸风尚的流行，都促使众多南朝文人自觉选择“山居”生活。不仅体现了重视生活质量、全身养性的生活态度，也表现出追求天人合一、自得其乐的审美趣味。因此，南朝文人的“山居”生活，与西方“诗意地栖居”的理想具有深层的相通之处，也是我国古代文人群体精神旨趣和审美理想的重要表征。
据史料记载，南朝百余年间，文人“山居”生活大致有以下三种类型：一是较为纯粹的遁世隐逸。如南齐的褚伯玉“少有隐操，寡嗜欲。……居瀑布山。性耐寒暑，时人比之王仲都。在山三十余年，隔绝人物。”（《南齐书·褚伯玉传》）其“山居”生活以离群索居为特点；二是年老之后退隐“山居”。如萧梁时期的王规，晚年“辞疾不拜，于钟山宋煕寺筑室居焉”，是一种看透宦海浮沉后的超然选择；三是以“山居”而兼讲学和游山玩水，最具普遍性。如沈麟士曾“隐居余干吴差山，讲经教授，从学士数十百人，各营屋宇，依止其侧”（《南史·沈麟士传》）；顾欢“隐遁不仕，于剡天台山开馆聚徒，受业者常近百人……晚节服食，不与人通。每旦出户，山鸟集其掌取食”（《南齐书·顾欢传》）。这两人的“山居”生活，实际兼有避世和授徒讲学的双重性质。
《梁书·何胤传》中记载，何胤先后在东山、若邪山及秦望山隐居，也是以讲授儒学为主。沈德威在梁太清末年“遁于天目山，筑室以居，虽处乱离，而笃学无倦，遂治经业”（《陈书·沈德威传》）。张讥“性恬静，不求荣利，常慕闲逸，所居宅营山池，植花果，讲《周易》《老》《庄》而教授焉”（《陈书·张讥传》）。
南朝文人的“山居”生活，在文学中也有生动的表现。谢灵运即是代表人物之一，他在继承祖业的基础上，“并有故宅及墅，遂移籍会稽，修营别业，傍山带江，尽幽居之美。与隐士王弘之、孔淳之等纵放为娱，有终焉之志。”（《宋书·谢灵运传》）在谢灵运看来，“山居”是一种具有悠久传统的生活方式，他的《山居赋》以始宁墅为蓝本，从上古穴居一路说到当时的文人山居，旁征博引，纵横捭阖，不仅细致描绘了自己始宁墅的内外设置，写到了山中的亭台楼榭，山川形胜，飞禽走兽，花草树木，重点表现了山居“有异乎市廛”的生活情趣，而且结合抒发了自己的思古幽情和“心放俗外”的隐逸情怀。
南朝时期另一位深入描绘“山居”生活的著名文人，是齐梁时代的刘峻，其代表作品有《东阳金华山栖志》《始居山营室诗》等。与谢灵运对“始宁墅”穷形尽相的描摹相比，刘峻则重在表现“山居”生活的人文特性。他本来是安成康王萧秀的幕僚，后来“复以疾去，因游东阳紫岩山，筑室居焉，为《山栖志》，其文甚美。”《东阳金华山栖志》以自己隐居金华山十余年的生活为基础，特别是以所居山舍为中心，采取移步换景式的全景描述，把从山麓抵达自己山居之所的过程完全呈现出来，辅之以介绍金华山的诸多文化景观，可谓是一幅精彩细致的金华山名胜导游图。
另外，此文也可与其《始居山营室诗》一诗对读，更能看出刘峻对山居生活的精心安排，其山居之所“凿户窥嶕峣，开轩望崭崱”，选择了开阔平整之处，既适合建造面积可观的房宇，满足基本生活的需要，又方便广招生徒讲学。可见其生活属于前文所述的第三种“山居”类型。
《梁书》刘峻本传曾记载“峻居东阳，吴、会人士多从其学”。追随其问学者有官员、士人、道士和僧侣等，不一而足。这说明刘峻的“山居”之所已演化成儒释道学术文化交流之地。而其居所周围则是“激水檐前溜，修竹堂阴植。香风鸣紫莺，高梧巢绿翼。泉脉洞杳杳，流波下不极。”（《始居山营室诗》）。茂林修竹，潺潺流水，飞禽翔集，幽雅的环境显示出田园诗意般的生活情趣，也体现了刘峻作为主人对居所安排的良苦用心。《山栖志》中的描述与此大致相似：“寺观前皆植修竹，檀栾萧飋，被陵缘阜。竹外则有良田，区畛通接。山泉膏液，郁润肥腴。”这种诗情画意的美丽图景与上述之多元文化融汇的特征可算是相得益彰，南朝文人“山居”生活的丰富多彩，于此可见一斑。
这种融自然性、人文性和艺术性于一体的“山居”生活，在南朝文士中不仅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风气，而且深刻影响了当时文人的生活理念，即在日常生活中追求审美化艺术化。据《南齐书·竟陵文宣王子良传》记载，萧子良“移居鸡笼山邸，集学士抄五经、百家，依《皇览》例为《四部要略》千卷。招致名僧，讲语佛法，造经呗新声，道俗之盛，江左未有也。”他在鸡笼山的居所集合如此众多且思想各异的文士，从事图书修撰。不同思想相互激荡，造就颇具声律之美的“经呗新声”，形成了一道引人注目的文化景观。这对“永明体”诗歌的新变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萧子良在《行宅诗》中也写了自己“山居”生活的感受：“幼赏悦禽鱼，早性羡蓬艾”，诗序中说明了他之所以有如此选择，主要是受自然山水的感召：“余禀性端疏，属爱闲外。往岁羁役浙东，备历江山之美。名都胜境，极尽登临。山原石道，步步新情，回池绝涧，往往旧识。以吟以咏，聊用述心。”表现“山居”生活的审美体验，也多见于其他南朝文人的作品。如梁代吴均《山中杂诗》三首：“山际见来烟，竹中窥落日。鸟向檐上飞，云中窗里出。”（其一）“绿竹可充食，女萝可代裙。山中自有宅，桂树笼青云。”（其二）“具区穷地险，嵇山万里余。奈何梁隐士，一去无还书。”（其三）何逊《答高博士诗》：“北窗凉夏首，幽居多卉木。飞蜨弄晚花，清池映疏竹。为宴得快性，安闲聊鼓腹。将子厌嚣尘，就予开耳目。”吴均诗中的“山居”生活透露出那些厌倦尘俗之士归隐山林的恬静之趣，何逊之诗则表现了“山居”生活所形成的思想理念对文人的日常生活的深刻影响。即使没有自然山林的物质条件，自己的生活依然可以通过花草竹木、清流绕径的设计获得脱俗快性之感。这显示出南朝文人以山水花竹娱情、怡然自得的生活情趣。
唐长孺先生曾指出，在南迁之后，经历北方战乱的世家大族占据了山川林泽的广大土地，这是南朝文人体验“山居”生活的现在基础。而玄学物我两忘、逍遥自由的文化追求，则推动了文人走向山林草野，借此寻求人生和自然的真谛。加之东汉后期以来隐逸风尚的流行，都促使众多南朝文人自觉选择“山居”生活。不仅体现了重视生活质量、全身养性的生活态度，也表现出追求天人合一、自得其乐的审美趣味。因此，南朝文人的“山居”生活，与西方“诗意地栖居”的理想具有深层的相通之处，也是我国古代文人群体精神旨趣和审美理想的重要表征。
#我们读书吧[超话]##廊桥书道# 八月国学经典荐读
向秋收夏种，闲坐入书中。《春秋左氏传》为【春秋】左丘明著，是我国史学的鼻祖巨著。现存最早的编年体史书，相传为孔子修订。
《春秋》述历一是按时间顺序排列历史事件，详略得当；二是微言大义，记事谨严，言简意赅。
因其时隔千年、文字极简、文义深奥，阅读其书，全靠历年解读，所以原文对照、历史求证、语言变化是顺利阅读此书必不可少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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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秋收夏种，闲坐入书中。《春秋左氏传》为【春秋】左丘明著，是我国史学的鼻祖巨著。现存最早的编年体史书，相传为孔子修订。
《春秋》述历一是按时间顺序排列历史事件，详略得当；二是微言大义，记事谨严，言简意赅。
因其时隔千年、文字极简、文义深奥，阅读其书，全靠历年解读，所以原文对照、历史求证、语言变化是顺利阅读此书必不可少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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