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 【法理诠释世界｜张明楷：司法机关应善待自力救济行为】
这里所称的自力救济行为( 或私力救济行为) ，不是从严格意义上而言，而是泛指原本应当通过公权力阻止某种违法犯罪行为，保护相关人的合法权益，但由于公权力行使的缺失，权利人利用私力阻止违法犯罪，保护合法权益( 包括使遭受损害的权利人获得赔偿等) 的一切行为。
例一: 为了保证食品安全，县政府规定每个镇只能依法设立一个屠宰厂。甲经过批准依法在县城和各镇设立屠宰厂。乙、丙没有经过批准，便在几个镇私设屠宰厂，出售没有经过检疫的猪肉。甲组织多人对乙、丙的行为予以阻止，要求乙、丙拆除屠宰厂，其中包括恐吓、殴打等行为。
例二: 甲依法取得了从县城至某镇的客运许可，合法从事客运业务。乙、丙没有取得客运许可，却在该线路上违法从事客运业务。甲组织多人对乙、丙的行为予以阻止，迫使乙、丙停止非法客运业务，其中包括恐吓、殴打等行为。
例三: 甲在某地取得了采矿权并依法采矿，但附近农民乙、丙等人经常在甲合法取得的矿区内偷偷采矿。甲组织多人对乙、丙的行为予以阻止，其中包括恐吓、殴打等行为，也包括要求乙、丙赔偿损失的行为。
例四: 甲依法从事拆迁业务，乙、丙在签署拆迁协议、获得应有补偿款、拿到补偿住房的钥匙之后，仍然不搬迁。甲组织多人对乙、丙实施恐吓、殴打等行为，要求其搬迁。
例五: 乙、丙等人开设的回民饮食店出卖猪肉食品，引起回民的抗议。宗教管理局没有人力查处所有饮食店的不法行为，于是委托甲等人( 如宗教协会的退休人员) 负责查处。甲等人发现乙、丙的回民饮食店出售猪肉食品后，便予以阻止，并按相关规定“罚款”，其中部分用于发放劳务补贴，部分上交有关主管机关。
上述行为都没有构成故意伤害、非法拘禁、敲诈勒索与故意毁坏财物等罪，正因为如此，有的司法机关就对上述行为以寻衅滋事罪论处。一个重要理由是，乙、丙的违法犯罪行为只能由国家机关处理，个人擅自处理就是违法犯罪。其实，正是因为国家机关由于各种原因没有处理甚至要求权利人自行处理，行为人才实施相应的维权行为。本文认为，对上述甲的行为都不应当以寻衅滋事罪论处。
从寻衅滋事罪的客观构成要件来说，上述案件虽然都有殴打、辱骂、恐吓等行为，但这些行为都不具有扰乱公共秩序的性质。之所以得出这一结论，是基于以下理由: 凡是扰乱公共秩序的行为，（这里所称的扰乱公共秩序，是指侵害作为社会法益的公共秩序的情形，不包括侵害国家法益的情形。例如，妨害公务罪虽然被规定在 “扰乱公共秩序罪”一节，但实际上属于对国家法益的犯罪。）都必然使不特定的无辜者产生恐惧感( 对自己安全的担心) ，甚至使无辜者直接或者间接遭受各种侵害。
可是，上述自力救济行为，都是在特定场所针对特定的人员，而且针对的是正在实施违法犯罪行为的特定人员。上述列举的各例中的行为，都没有直接或间接侵害无辜者的利益，不仅不会让无辜者产生恐惧感，而且反而增加了大众的安全感，故不可能符合寻衅滋事罪的客观构成要件。
即使退一步认为，上述各例中的甲的行为符合寻衅滋事罪、敲诈勒索罪的构成要件，也应当认为其行为存在违法阻却事由。其中，有的存在法定的违法阻却事由，有的存在超法规的违法阻却事由。
例如，取得了采矿权的行为人，发现没有取得采矿权的人正在非法采矿时，予以暴力手段制止，没有造成重伤、死亡结果的，当然属于正当防卫。因为这一行为完全符合正当防卫的所有条件。或许有人认为，非法采矿行为侵害的是国家利益，对于侵害国家利益的行为不能进行正当防卫。诚然，这一观点作为立法论是可能的，但在解释论上，则不能否认公民为了国家利益所实施的防卫行为属于正当防卫。
换言之，在《刑法》第20 条明文规定可以为了国家利益进行正当防卫的前提下，将为了国家利益所实施的防卫行为认定为犯罪，明显违反刑法规定。即使退一步认为只能为了保护个人法益进行正当防卫，由于非法采矿行为侵害了行为人的个人法益，行为人的行为也是正当防卫。
再如，行为人通过竞拍取得了某河道采砂权后，成立了采砂公司，为了防止他人偷砂，公司成立稽查大队，稽查人员在河段进行巡查，发现他人私自采砂后，采取拦截、威胁、扣留车辆等手段，要求他人缴纳“罚款”。这样的行为部分成立正当防卫，部分则并不一定成立正当防卫，（如所谓的 “罚款”行为显然不是正当防卫行为。） 但即使不成立正当防卫，也是一种自力救济行为。
诚然，我国刑法没有规定自力救济行为，但这并不妨碍自力救济成为超法规的违法阻却事由。广义的超法规的违法阻却事由，不仅包括正当化事由，而且包括阻却可罚的违法性的事由。
其一，从民法规定来说。在许多国家，自力救济都是民法明文认可的阻却违法的行为。例如，《德国民法典》第229 条规定: “出于自助之目的而扣押、毁灭或损坏他人财物者，或出于自助之目的扣留有逃亡嫌疑之债务人，或制止债务人对有容忍义务之行为进行抵抗者，因不及官署援助，且非即时处理则请求权有无法行使或其行使有困难时，其行为非违法”。我国《民法典》第1177 条第1 款前段规定: “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情况紧迫且不能及时获得国家机关保护，不立即采取措施将使其合法权益受到难以弥补的损害的，受害人可以在保护自己合法权益的必要范围内采取扣留侵权人的财物等合理措施。”
其二，从刑法规定来说。虽然刑法没有规定自力救济行为，但只要不采取早已被抛弃的形式的违法性论，（形式的违法性论只承认刑法明文规定的违法阻却事由，而不承认超法规的违法阻却事由。）就会承认超法规的违法阻却事由。从实质上说，自力救济行为所针对的是违法犯罪行为，保护的是合法权益，所以不具备实质的违法性。
“许多法社会学实证研究表明，私力救济在现代一直受到国家的压制，但是其仍然在各种场合存在，甚至非常活跃。实际上，从现代以来的社会纠纷解决实践的角度看，法治社会在法律强制性规定界限和责任都非常清晰的情况下，特别是在私法自治范围内，并不一概排斥私力救济的存在。在所谓‘回应型国家’，私力救济的优先性、合理性和必要性甚至是不言而喻的。”（范愉: 《私力救济考》，载 《江苏社会科学》2007 年第 6 期，第 88 页。） 在行为人制止不法侵害的同时，要求对方赔偿损失的，不管所使用的是什么概念，都是具有合理性和必要性的。
其三，即使有些救助行为看似违反了民法典的规定，超过了救济限度，也可能阻却刑法上的可罚的违法性与有责性。
一方面，在对自力救济行为进行法益衡量时，就会发现其行为造成的法益损害没有达到可罚的程度。这是因为，自力救济行为之所以产生，就是因为相对方存在违法乃至犯罪行为。由于救济者的利益优越于相对方的利益，所以，认定不当的自力救济行为构成犯罪的实质条件应当更为严格。不仅如此，在认定自力救济行为是否构成犯罪时，不能将全部结果归属于维权行为人，必须将相对方应当承担的责任排除在行为人的负责范围之外。
其四，从刑事政策的角度来说。如果将前述自力救济行为当作犯罪处理，必然助长相对方的违法犯罪行为。预防和制止违法犯罪，原本属于公权力的范围，但是，公权力不是万能的，也不是随时可以行使的。所以，在公权力缺失的情形下，应当由公民行使私权利来预防和制止违法犯罪。公权力越是有效地普遍行使，自力救济的范围就越窄，卫权，也不需要进行力救济; 反之，如果公权力对公民合法权益的保护有限，就必须尽可能允许公民实施正当防卫、自力救济等行为，从而预防和制止违法犯罪。如果将公民的正当防卫、自力救济等行为认定为犯罪，就必然助长违法犯罪。所以，在自力救济一方与相对方之间，刑事司法应当注意保护前者，而不是相反。#刑法# https://t.cn/RyhoNN9
这里所称的自力救济行为( 或私力救济行为) ，不是从严格意义上而言，而是泛指原本应当通过公权力阻止某种违法犯罪行为，保护相关人的合法权益，但由于公权力行使的缺失，权利人利用私力阻止违法犯罪，保护合法权益( 包括使遭受损害的权利人获得赔偿等) 的一切行为。
例一: 为了保证食品安全，县政府规定每个镇只能依法设立一个屠宰厂。甲经过批准依法在县城和各镇设立屠宰厂。乙、丙没有经过批准，便在几个镇私设屠宰厂，出售没有经过检疫的猪肉。甲组织多人对乙、丙的行为予以阻止，要求乙、丙拆除屠宰厂，其中包括恐吓、殴打等行为。
例二: 甲依法取得了从县城至某镇的客运许可，合法从事客运业务。乙、丙没有取得客运许可，却在该线路上违法从事客运业务。甲组织多人对乙、丙的行为予以阻止，迫使乙、丙停止非法客运业务，其中包括恐吓、殴打等行为。
例三: 甲在某地取得了采矿权并依法采矿，但附近农民乙、丙等人经常在甲合法取得的矿区内偷偷采矿。甲组织多人对乙、丙的行为予以阻止，其中包括恐吓、殴打等行为，也包括要求乙、丙赔偿损失的行为。
例四: 甲依法从事拆迁业务，乙、丙在签署拆迁协议、获得应有补偿款、拿到补偿住房的钥匙之后，仍然不搬迁。甲组织多人对乙、丙实施恐吓、殴打等行为，要求其搬迁。
例五: 乙、丙等人开设的回民饮食店出卖猪肉食品，引起回民的抗议。宗教管理局没有人力查处所有饮食店的不法行为，于是委托甲等人( 如宗教协会的退休人员) 负责查处。甲等人发现乙、丙的回民饮食店出售猪肉食品后，便予以阻止，并按相关规定“罚款”，其中部分用于发放劳务补贴，部分上交有关主管机关。
上述行为都没有构成故意伤害、非法拘禁、敲诈勒索与故意毁坏财物等罪，正因为如此，有的司法机关就对上述行为以寻衅滋事罪论处。一个重要理由是，乙、丙的违法犯罪行为只能由国家机关处理，个人擅自处理就是违法犯罪。其实，正是因为国家机关由于各种原因没有处理甚至要求权利人自行处理，行为人才实施相应的维权行为。本文认为，对上述甲的行为都不应当以寻衅滋事罪论处。
从寻衅滋事罪的客观构成要件来说，上述案件虽然都有殴打、辱骂、恐吓等行为，但这些行为都不具有扰乱公共秩序的性质。之所以得出这一结论，是基于以下理由: 凡是扰乱公共秩序的行为，（这里所称的扰乱公共秩序，是指侵害作为社会法益的公共秩序的情形，不包括侵害国家法益的情形。例如，妨害公务罪虽然被规定在 “扰乱公共秩序罪”一节，但实际上属于对国家法益的犯罪。）都必然使不特定的无辜者产生恐惧感( 对自己安全的担心) ，甚至使无辜者直接或者间接遭受各种侵害。
可是，上述自力救济行为，都是在特定场所针对特定的人员，而且针对的是正在实施违法犯罪行为的特定人员。上述列举的各例中的行为，都没有直接或间接侵害无辜者的利益，不仅不会让无辜者产生恐惧感，而且反而增加了大众的安全感，故不可能符合寻衅滋事罪的客观构成要件。
即使退一步认为，上述各例中的甲的行为符合寻衅滋事罪、敲诈勒索罪的构成要件，也应当认为其行为存在违法阻却事由。其中，有的存在法定的违法阻却事由，有的存在超法规的违法阻却事由。
例如，取得了采矿权的行为人，发现没有取得采矿权的人正在非法采矿时，予以暴力手段制止，没有造成重伤、死亡结果的，当然属于正当防卫。因为这一行为完全符合正当防卫的所有条件。或许有人认为，非法采矿行为侵害的是国家利益，对于侵害国家利益的行为不能进行正当防卫。诚然，这一观点作为立法论是可能的，但在解释论上，则不能否认公民为了国家利益所实施的防卫行为属于正当防卫。
换言之，在《刑法》第20 条明文规定可以为了国家利益进行正当防卫的前提下，将为了国家利益所实施的防卫行为认定为犯罪，明显违反刑法规定。即使退一步认为只能为了保护个人法益进行正当防卫，由于非法采矿行为侵害了行为人的个人法益，行为人的行为也是正当防卫。
再如，行为人通过竞拍取得了某河道采砂权后，成立了采砂公司，为了防止他人偷砂，公司成立稽查大队，稽查人员在河段进行巡查，发现他人私自采砂后，采取拦截、威胁、扣留车辆等手段，要求他人缴纳“罚款”。这样的行为部分成立正当防卫，部分则并不一定成立正当防卫，（如所谓的 “罚款”行为显然不是正当防卫行为。） 但即使不成立正当防卫，也是一种自力救济行为。
诚然，我国刑法没有规定自力救济行为，但这并不妨碍自力救济成为超法规的违法阻却事由。广义的超法规的违法阻却事由，不仅包括正当化事由，而且包括阻却可罚的违法性的事由。
其一，从民法规定来说。在许多国家，自力救济都是民法明文认可的阻却违法的行为。例如，《德国民法典》第229 条规定: “出于自助之目的而扣押、毁灭或损坏他人财物者，或出于自助之目的扣留有逃亡嫌疑之债务人，或制止债务人对有容忍义务之行为进行抵抗者，因不及官署援助，且非即时处理则请求权有无法行使或其行使有困难时，其行为非违法”。我国《民法典》第1177 条第1 款前段规定: “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情况紧迫且不能及时获得国家机关保护，不立即采取措施将使其合法权益受到难以弥补的损害的，受害人可以在保护自己合法权益的必要范围内采取扣留侵权人的财物等合理措施。”
其二，从刑法规定来说。虽然刑法没有规定自力救济行为，但只要不采取早已被抛弃的形式的违法性论，（形式的违法性论只承认刑法明文规定的违法阻却事由，而不承认超法规的违法阻却事由。）就会承认超法规的违法阻却事由。从实质上说，自力救济行为所针对的是违法犯罪行为，保护的是合法权益，所以不具备实质的违法性。
“许多法社会学实证研究表明，私力救济在现代一直受到国家的压制，但是其仍然在各种场合存在，甚至非常活跃。实际上，从现代以来的社会纠纷解决实践的角度看，法治社会在法律强制性规定界限和责任都非常清晰的情况下，特别是在私法自治范围内，并不一概排斥私力救济的存在。在所谓‘回应型国家’，私力救济的优先性、合理性和必要性甚至是不言而喻的。”（范愉: 《私力救济考》，载 《江苏社会科学》2007 年第 6 期，第 88 页。） 在行为人制止不法侵害的同时，要求对方赔偿损失的，不管所使用的是什么概念，都是具有合理性和必要性的。
其三，即使有些救助行为看似违反了民法典的规定，超过了救济限度，也可能阻却刑法上的可罚的违法性与有责性。
一方面，在对自力救济行为进行法益衡量时，就会发现其行为造成的法益损害没有达到可罚的程度。这是因为，自力救济行为之所以产生，就是因为相对方存在违法乃至犯罪行为。由于救济者的利益优越于相对方的利益，所以，认定不当的自力救济行为构成犯罪的实质条件应当更为严格。不仅如此，在认定自力救济行为是否构成犯罪时，不能将全部结果归属于维权行为人，必须将相对方应当承担的责任排除在行为人的负责范围之外。
其四，从刑事政策的角度来说。如果将前述自力救济行为当作犯罪处理，必然助长相对方的违法犯罪行为。预防和制止违法犯罪，原本属于公权力的范围，但是，公权力不是万能的，也不是随时可以行使的。所以，在公权力缺失的情形下，应当由公民行使私权利来预防和制止违法犯罪。公权力越是有效地普遍行使，自力救济的范围就越窄，卫权，也不需要进行力救济; 反之，如果公权力对公民合法权益的保护有限，就必须尽可能允许公民实施正当防卫、自力救济等行为，从而预防和制止违法犯罪。如果将公民的正当防卫、自力救济等行为认定为犯罪，就必然助长违法犯罪。所以，在自力救济一方与相对方之间，刑事司法应当注意保护前者，而不是相反。#刑法# https://t.cn/RyhoNN9
#每日一善[超话]# [心][心] #阳光信用# [心][心]
[心][心]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是公民个人层面的价值准则。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是社会主义社会公民的基本道德规范，其涵盖了社会主义公民道德行为各个环节，贯穿了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各方面，是每一位社会主义国家的公民都应当树立的基本价值追求。
[心][心]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是公民个人层面的价值准则。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是社会主义社会公民的基本道德规范，其涵盖了社会主义公民道德行为各个环节，贯穿了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各方面，是每一位社会主义国家的公民都应当树立的基本价值追求。
创业37年来，海尔集团从一个濒临倒闭、资不抵债的集体所有制小厂发展成为物联网时代世界引领的生态型企业。2021年11月5日，在海尔集团第八届职工代表大会换届之机，创始人张瑞敏主动提请不再参与新一届董事提名，由此首创了一种使海尔在转型成为生态型企业后仍可持续进化的传承新机制。
为避免科层制模式下企业领导人交接班常见的兴衰更替，张瑞敏通过16年人单合一模式的探索，把科层制企业成功转型为自组织、自驱动、自进化的生态型企业。张瑞敏交给未来的是一个人人创客、生生不息的生态。海尔创新传承机制的目的是加快各生态圈引爆引领，实现指数级增长的生态价值循环。
海尔集团全体职工代表对未来充满信心，并对张瑞敏执掌海尔37年来所做出的卓越贡献给予高度评价：
打造了一个全球化企业：在张瑞敏的带领下，1984年营业额只有348万元、亏空高达147万元的青岛电冰箱总厂，到2020年已发展成为全球营业额超3000亿元、利税总额超400亿元的全球化企业。其中，海尔集团旗下上市公司之一的海尔智家荣居世界500强。
创立了一个世界级品牌：海尔连续12年蝉联欧睿国际世界白电第一品牌。在此基础上，海尔创立了物联网生态品牌，并连续三年蝉联全球品牌百强榜中唯一生态品牌。
首创了一个引领的商业模式：2005年张瑞敏首次提出人单合一模式。经过16年持续探索精进，人单合一已经成为物联网时代引领的管理范式。2021年9月17日，张瑞敏和欧洲管理发展基金会主席埃里克·科尼埃尔联合签署首张人单合一管理创新体系国际认证证书，标志着中国企业创造了首个管理模式国际标准，并开创了中国企业从接受国际标准认证到输出国际标准认证的新时代。
缔造了一种创客文化：张瑞敏的贡献不仅仅在于有形的方面，更体现在他坚持以“人的价值最大化”为宗旨，倡导并推动持续创业创新的海尔文化，让每个平凡的员工都有机会成为自主人的创客，人人都是自己的CEO，为实现共创价值、共同富裕做出有益探索。
海尔集团第八届职工代表大会还选举产生了新一届管理委员会和董事局。新一届董事局邀请张瑞敏担任新一届董事局名誉主席，选举周云杰为新一届董事局主席，聘任周云杰为首席执行官、梁海山为总裁。周云杰、梁海山都是1988年大学毕业后在海尔从基层经过多个岗位历练成长起来的，此前，周云杰任海尔集团董事局副主席兼总裁，梁海山任海尔集团董事局副主席兼执行总裁。
海尔集团新一届董事局衷心感谢张瑞敏做出的卓越贡献，并表示张瑞敏创造的人单合一模式就是全体海尔人持续奋斗的方向，在模式引领的基础上，全球海尔创客应坚定不移贯彻人单合一模式和生态品牌引领目标，在更多领域、更多行业加快复制，实现生态引领。
中国家用电器协会执行理事长姜风表示，中国家电工业从无到有，从弱到强，四十多年波澜壮阔。在这一历史进程中，张瑞敏带领的海尔集团一直走在行业前列，引领着中国家电行业发展方向，为中国家电产业发展做出了杰出贡献。她相信，海尔集团新一届董事局能够持续引领物联网转型。
青岛市委、市政府鼎力支持海尔集团董事局的换届工作，对海尔首创的生态型企业传承新机制给予高度评价，对张瑞敏为海尔集团创立世界名牌带动青岛经济发展所做出的杰出贡献给予充分肯定，希望海尔集团在新一届董事会的带领下，继往开来，开拓创新，在物联网时代取得更大的成就。
为避免科层制模式下企业领导人交接班常见的兴衰更替，张瑞敏通过16年人单合一模式的探索，把科层制企业成功转型为自组织、自驱动、自进化的生态型企业。张瑞敏交给未来的是一个人人创客、生生不息的生态。海尔创新传承机制的目的是加快各生态圈引爆引领，实现指数级增长的生态价值循环。
海尔集团全体职工代表对未来充满信心，并对张瑞敏执掌海尔37年来所做出的卓越贡献给予高度评价：
打造了一个全球化企业：在张瑞敏的带领下，1984年营业额只有348万元、亏空高达147万元的青岛电冰箱总厂，到2020年已发展成为全球营业额超3000亿元、利税总额超400亿元的全球化企业。其中，海尔集团旗下上市公司之一的海尔智家荣居世界500强。
创立了一个世界级品牌：海尔连续12年蝉联欧睿国际世界白电第一品牌。在此基础上，海尔创立了物联网生态品牌，并连续三年蝉联全球品牌百强榜中唯一生态品牌。
首创了一个引领的商业模式：2005年张瑞敏首次提出人单合一模式。经过16年持续探索精进，人单合一已经成为物联网时代引领的管理范式。2021年9月17日，张瑞敏和欧洲管理发展基金会主席埃里克·科尼埃尔联合签署首张人单合一管理创新体系国际认证证书，标志着中国企业创造了首个管理模式国际标准，并开创了中国企业从接受国际标准认证到输出国际标准认证的新时代。
缔造了一种创客文化：张瑞敏的贡献不仅仅在于有形的方面，更体现在他坚持以“人的价值最大化”为宗旨，倡导并推动持续创业创新的海尔文化，让每个平凡的员工都有机会成为自主人的创客，人人都是自己的CEO，为实现共创价值、共同富裕做出有益探索。
海尔集团第八届职工代表大会还选举产生了新一届管理委员会和董事局。新一届董事局邀请张瑞敏担任新一届董事局名誉主席，选举周云杰为新一届董事局主席，聘任周云杰为首席执行官、梁海山为总裁。周云杰、梁海山都是1988年大学毕业后在海尔从基层经过多个岗位历练成长起来的，此前，周云杰任海尔集团董事局副主席兼总裁，梁海山任海尔集团董事局副主席兼执行总裁。
海尔集团新一届董事局衷心感谢张瑞敏做出的卓越贡献，并表示张瑞敏创造的人单合一模式就是全体海尔人持续奋斗的方向，在模式引领的基础上，全球海尔创客应坚定不移贯彻人单合一模式和生态品牌引领目标，在更多领域、更多行业加快复制，实现生态引领。
中国家用电器协会执行理事长姜风表示，中国家电工业从无到有，从弱到强，四十多年波澜壮阔。在这一历史进程中，张瑞敏带领的海尔集团一直走在行业前列，引领着中国家电行业发展方向，为中国家电产业发展做出了杰出贡献。她相信，海尔集团新一届董事局能够持续引领物联网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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