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脾虚”是糖尿病发生的根本原因，这些穴位可以调治脾虚
有这样一则信息：就是说有个人被诊为糖尿病，他因此非常害怕，整天茶不思饭不想，就想自己死了怎么办；后来这个人真的死了，怎么死的？因为耽误了治疗，再加上情绪极度抑郁，后来真的发生了并发症，人就这样完了。在我看来，这个人是被自己吓死的。如果他能正视这个病情，摆正心态，也不会有这个结果了。
糖尿病在中医里属于“消渴”范畴，我们古人对此病早有论述，《素问奇病论》载：“帝曰：有病口甘者，病名为何？何以得之？岐伯曰：此五气之溢也，名曰脾瘅。夫五味入口，藏于胃，脾为之行其精气，津液在脾，故令人口甘也，此肥美之所发也，此人必数食甘美而多肥也，肥者令人内热，甘者令人中满，故其气上溢，转为消渴。”
这是黄帝与岐伯的一段对话，意思是，黄帝问岐伯：有的病人口中发甜，这是什么病？是怎么得的？岐伯回答道：这是由于食物的精气向上泛滥，病名“脾瘅”。
正常情况下，饮食到了胃以后，经过初步的消化，再由脾运化至全身。如果脾有热，失去正常的运化功能，则津液停留，向上泛溢，所以使人产生口中发甜的症状。这是因为饮食过于肥美所诱发的疾病。得了这种病的人平时大都喜欢吃肥甘厚味的食物，而厚味使人生内热，甘味使人胸腹满闷。因此食气上溢出现口甜，时间长了就转成消渴了。
在这里，“脾瘅”类似于我们现代医学所说的糖尿病前期，即胰岛素抵抗引起的空腹血糖受损、糖耐量受损，如果防治不及时，就会发展成消渴，即临床期糖尿病。
“三多一少”的典型症状
中医认为，消渴有上、中、下三消之分。上消属肺，主要表现为口渴多饮；中消属胃，表现为多食善饥；下消属肾，以多尿为主。因此，糖尿病便具有了“三多一少”的典型症状。
1、多饮
早期的上消，主要表现为口渴，平时多喝水才会感觉舒服一点，这是肺热津伤所致。对于这种情况，可以按摩肺俞、合谷、鱼际、三阴交等穴来进行调节。肺俞穴虽属于膀胱经，但它是肺的背俞穴，是肺气聚集的地方，对于调节肺脏有很好的功效。找肺俞穴时，先低头，脖子后面正中有一个骨性的突起，此处是第7颈椎的棘突，往下数3个这样的突起是第3胸椎棘突，再往两边1.5寸处就是此穴。
合谷穴是大肠经的原穴，大肠经与肺经相表里。
鱼际穴是肺经要穴，它在手大拇指第1掌指关节后凹陷处，大约相当于第1掌骨中点桡骨的赤白肉际处。
平时多对这几个穴位进行按摩，对血糖有很好的调节效果。
2、多食
一旦肺燥热，它的输布津液的功能受损，便会引起胃燥津伤，脾阴虚耗，中焦脾胃运化就会受到抑制，就会产生中消症状。
消谷善饥是中消典型的症状。什么是消谷善饥呢？它是由中焦热盛所致的胃内食物消化快的症状，也就是说你不停地吃，但老觉着饿。为什么这样呢？就是因为燥热伤胃、胃火炽盛所致。《灵枢大惑论》载：“胃热则消谷，谷消故善饥。”此时的最好的办法就是给身体减负，调理身体，修复疲惫不堪的脾胃。这时你的主食不能吃得过少（主食应当根据个人的工作性质、劳动强度和体重等具体情况而定）；平时要少食多餐，可将每天饮食总量分配到4-5餐中；也不要因为怕油腻而单纯吃素，要做到荤素搭配。平时我们也可以通过按摩穴位的方法进行辅助治疗。其中，脾俞、胃俞、中脘、足三里等穴都能很好地调节脾胃功能。
脾俞穴是脾的背俞穴，胃俞穴是胃的背俞穴，它们的主要作用是调节各自对应的脾和胃的功能。脾俞穴在背部，当第11胸椎棘突下，旁开1.5寸。胃俞穴在背下部，于第12胸椎棘突下，自正中线向左右两侧用食指、中指并拢量取2横指处即是此穴。
3、多尿
肾功能不好导致的糖尿病的一个明显特征是多尿，我们可以通过多按摩肾俞穴、太溪穴、三阴交穴来调节肾的功能。
4、体重减少
由于胃的无序工作，盲目地快速消化食物，必然增加脾化血的工作量，导致脾热。胃热、脾热使人体代谢加快，导致人体消瘦、乏力。
有这样一则信息：就是说有个人被诊为糖尿病，他因此非常害怕，整天茶不思饭不想，就想自己死了怎么办；后来这个人真的死了，怎么死的？因为耽误了治疗，再加上情绪极度抑郁，后来真的发生了并发症，人就这样完了。在我看来，这个人是被自己吓死的。如果他能正视这个病情，摆正心态，也不会有这个结果了。
糖尿病在中医里属于“消渴”范畴，我们古人对此病早有论述，《素问奇病论》载：“帝曰：有病口甘者，病名为何？何以得之？岐伯曰：此五气之溢也，名曰脾瘅。夫五味入口，藏于胃，脾为之行其精气，津液在脾，故令人口甘也，此肥美之所发也，此人必数食甘美而多肥也，肥者令人内热，甘者令人中满，故其气上溢，转为消渴。”
这是黄帝与岐伯的一段对话，意思是，黄帝问岐伯：有的病人口中发甜，这是什么病？是怎么得的？岐伯回答道：这是由于食物的精气向上泛滥，病名“脾瘅”。
正常情况下，饮食到了胃以后，经过初步的消化，再由脾运化至全身。如果脾有热，失去正常的运化功能，则津液停留，向上泛溢，所以使人产生口中发甜的症状。这是因为饮食过于肥美所诱发的疾病。得了这种病的人平时大都喜欢吃肥甘厚味的食物，而厚味使人生内热，甘味使人胸腹满闷。因此食气上溢出现口甜，时间长了就转成消渴了。
在这里，“脾瘅”类似于我们现代医学所说的糖尿病前期，即胰岛素抵抗引起的空腹血糖受损、糖耐量受损，如果防治不及时，就会发展成消渴，即临床期糖尿病。
“三多一少”的典型症状
中医认为，消渴有上、中、下三消之分。上消属肺，主要表现为口渴多饮；中消属胃，表现为多食善饥；下消属肾，以多尿为主。因此，糖尿病便具有了“三多一少”的典型症状。
1、多饮
早期的上消，主要表现为口渴，平时多喝水才会感觉舒服一点，这是肺热津伤所致。对于这种情况，可以按摩肺俞、合谷、鱼际、三阴交等穴来进行调节。肺俞穴虽属于膀胱经，但它是肺的背俞穴，是肺气聚集的地方，对于调节肺脏有很好的功效。找肺俞穴时，先低头，脖子后面正中有一个骨性的突起，此处是第7颈椎的棘突，往下数3个这样的突起是第3胸椎棘突，再往两边1.5寸处就是此穴。
合谷穴是大肠经的原穴，大肠经与肺经相表里。
鱼际穴是肺经要穴，它在手大拇指第1掌指关节后凹陷处，大约相当于第1掌骨中点桡骨的赤白肉际处。
平时多对这几个穴位进行按摩，对血糖有很好的调节效果。
2、多食
一旦肺燥热，它的输布津液的功能受损，便会引起胃燥津伤，脾阴虚耗，中焦脾胃运化就会受到抑制，就会产生中消症状。
消谷善饥是中消典型的症状。什么是消谷善饥呢？它是由中焦热盛所致的胃内食物消化快的症状，也就是说你不停地吃，但老觉着饿。为什么这样呢？就是因为燥热伤胃、胃火炽盛所致。《灵枢大惑论》载：“胃热则消谷，谷消故善饥。”此时的最好的办法就是给身体减负，调理身体，修复疲惫不堪的脾胃。这时你的主食不能吃得过少（主食应当根据个人的工作性质、劳动强度和体重等具体情况而定）；平时要少食多餐，可将每天饮食总量分配到4-5餐中；也不要因为怕油腻而单纯吃素，要做到荤素搭配。平时我们也可以通过按摩穴位的方法进行辅助治疗。其中，脾俞、胃俞、中脘、足三里等穴都能很好地调节脾胃功能。
脾俞穴是脾的背俞穴，胃俞穴是胃的背俞穴，它们的主要作用是调节各自对应的脾和胃的功能。脾俞穴在背部，当第11胸椎棘突下，旁开1.5寸。胃俞穴在背下部，于第12胸椎棘突下，自正中线向左右两侧用食指、中指并拢量取2横指处即是此穴。
3、多尿
肾功能不好导致的糖尿病的一个明显特征是多尿，我们可以通过多按摩肾俞穴、太溪穴、三阴交穴来调节肾的功能。
4、体重减少
由于胃的无序工作，盲目地快速消化食物，必然增加脾化血的工作量，导致脾热。胃热、脾热使人体代谢加快，导致人体消瘦、乏力。
人大教授发声：农村没有李子柒，却是无数孤单老人的家园。
注：以下皆来自教授刘守英文章。
我已经有好几年没回（湖北洪湖市的老家）去了。一般家里有事我肯定回去，没事很少回。因为，回去会有很多问题解决不了。老家的很多事，包括市里的一些难处、镇上的难处、村里的难处、周边老乡的难处，他们自己找不到解法，指望我去解决，实际上很多我也解决不了。
我这次回去，一个很直观的感觉是，农民的整个状态，主要是物质状况，比想象的好。
我八十年代初离开我们村的时候，挺悲观的，农民的辛劳程度太高，面朝黄土背朝天。几千年来，中国农民就是这个状况。那个时候，农民的问题，一是辛苦，二是收入来源少，穷。
现在，第一，老百姓平均寿命变长了。我这次回去看到，老人活到七八十岁很正常。八九十年代，一个村，人能够活到70岁以上，都很稀罕了。老年人的面容也比原来要好，脸上有光，不像原来面朝黄土背朝天的那种劳累对生命的打击、受压。能看出来，劳累程度降低了。
第二，农民的收入跟原来有很大变化。原来没有现金收入来源、没有活钱，极端的贫困；现在收入还是过得去、不是太大的问题。只要家里有人在外面做工，稍微勤快一点，怎么都能挣到一些收入。
养老是很大的一件事，但对老人，现在也不是钱的事——他的儿子、儿媳妇或者姑娘出去打工，一年怎么都得给他留一点钱；他自己的养老金（一个月几百块）基本不会给子女，都在自己的账户上，一年去取几次（我问过他们）。老人手上有自己可以拽着的钱，他在家就不会那么受歧视。
第三，农民的住房改善明显。这些年，农民出去打工（包括有一些在乡村干活的），他整个资本积累、经济改善的状况基本都体现在他的房子上。八十年代，农村住房很差，你进到一个村，是破败的；现在，一个村一整条路两边都是农民盖的房子。
第四，农村的公共设施比原来明显进步。从县城到我们村，路挺畅通的，而且两边的景观也挺漂亮，显示出乡村摆脱贫困以后的景象。我离开村里的时候，都是土路；现在，大的路都畅通了。村内的路，取决于这个地方的慈善状况——有出去做公务员的，找一些钱，有一些小老板挣钱后捐一些。
第五，乡村的分化很严重。村里大部分农户的状况，无非是好一点差一点——有的可能出去干的不错、已经能做企业；出去打工中比较勤快的，尽管比第一类差一点，也还不错。但确实有极少部分农户，状况很不好，有的是因为生病、家庭遇到不测，还有一些是家庭能力问题。
这是我从外表上看到的乡村变化的状况。
所有这些变化，实际上都是农民出村带来的。他的收入来源是出村带来的，住房是出村挣的收入带来的。收入改善导致的农民精神状态变化，也是因为出村带来的。
当然，农民的这些变化，也配合有一定的公共服务——路、用水、养老。
总之，农民出村带来的变化是本质性的，而政府公共政策、公共品的提供，总体来讲是到位的，对于改变过去乡村没着没落的状况，还是有贡献。
农民出村是一件大事。如果没有农民的出村，乡村的状况跟我八十年代走的时候，应该是差不多的。
我们看到了乡村的进步——最大的进步就是收入增加了、钱的来路增加了。那么，问题在哪儿？令人担忧的地方在哪儿？
对现在的乡村来讲，令人担忧的是下面几个问题。
01
第一个问题：“人”
乡村的老人是“人”的最大的问题。最代表中国农业和农民的是40、50和60后，这拨人是真正搞农业的，爱土地，乡土情结很重，而且也不会离开村庄——他们也有出去的，但回来了，有在外面干的，也会回来。他们是以乡村为归依的，以土地作为主要生活来源，以农业作为主要职业。这批人现在的问题是绝望。这种绝望，不是因为他没钱，而是整个社会大变革带来的。传统的中国乡村，是一家一户、一代一代在一起；现在，老人身边常年没人。
以前，家里年轻一辈出去打工，孩子还留在农村，最起码老人还给孙子、孙女做饭，他还有存在感；现在这拨出去打工的年轻父母，小孩小的时候就带在身边，到小孩上初中时，有一个人回来陪读，初中在镇上、高中在县城。这样基本把老人跟传统的血缘关系、情感联系切断了。这些切断以后，老人不是穷，而是极其孤单。
我问过我们村的老人，他们到这个年纪，也没有什么农活。这些人一辈子干农活，当农活停掉以后，依托就没了。他的存在感、价值就没了，他就非常绝望。比如我们村，老人要么是打麻将，要么就是聚在一起，到村部听碟子。
中国几千年来追求的是一家人其乐融融，现在一下子没人了，传统的代际情感纽带断了。所以，他们主要是精神的、心灵的孤单。
我们村十几个老人，我问他们，平常讨论最多的问题是什么。他们说，讨论最多的是怎么死。生病的，一是没人管、没人照顾，二是大笔开销，他怕给后人留麻烦，也没有那么大开销的能力。他们觉得自己没用了，对儿女也没什么用了。一些老人，当他身体状况不好的时候，还会采取一些极端的手段。至于心理的疾病，就更没人知道了。
40、50、60后这些人，基本以乡村为归依。未来，他们的养老会成为非常大的问题。传统的养儿防老的时代，一去不复返。年轻人一年就回来几天，怎么可能养儿防老？
接着是70、80后。假设他们也跟之前的人一样，归宿也还是回到乡村，但他们没怎么从事过农业，至少参与不多，这些人未来回到村里，他不从事农业，他做什么？
很有可能，这些人回来以后，就在镇上或县城买个房子，买个门面，开个小卖店——回乡，但不落村，也不落业。为什么这几年县城的房地产那么活跃，是跟这个相关。这样的话，70、80后，会跟乡村、乡土更加疏离或断根，甚至处于一种阻断的状态——阻断的状态就麻烦了。
还有一类人：小孩。上一代人出去打工，孩子丢在家里，老人看着。但这一代人出去打工，是把孩子带在身边，但他不可能有精力管孩子。所以，农二代的孩子，在城市事故率极高。
再就是孩子的心灵。原来是留守的孤独，但现在他从小在城市看到、接触的是城市对他们的不平等，从而带来心理问题——越是农村的孩子，越在意穿着、收入、是否被人家欺负。
所以，看上去是把孩子带在身边，实际上没有解决根本问题。
小孩上初中，家长最起码得有一个人回来陪读。现在很多农二代，实际是被孩子的教育拖回来的。这实际上阻断了这个家庭进入城市的进程，教育本身阻断了他们城市化的进程。
02
第二个问题：“业”、产业
整个乡村，年轻人只会出，不会进。大量的人走了以后，整个乡村就没有什么人了，“业”就起不来。人都走空了，谁来做“业”？乡村振兴，怎么振兴？
现在整个农村，你看到的是产业的凋敝。原来农民都在农村，当他的收入来源主要是在农村，他会在乡村找很多办法：怎么样把农业搞得更精细一些、产量更高一点、卖的钱更多一点；多养几头猪、多养几头牛，增加一点副业收入；再不行，去做点买卖，把这个地方的东西倒到另外一个地方去卖，我帮你做点事，你帮我做点事……农村是靠这些。但这些东西的寄托，是人在乡村。现在，大家的收入主要是在城市挣来的，已经不指望在农村搞收入。
在农村，找不到“业”的发展出路，这是非常要命的一件事。“业”就变的越来越单一。家里年轻人出去了，土地就交给年老的人——农民还是不轻易把地荒废掉；隔壁的几家人再走，走到家里老人都没了，这些地就交给邻居、亲戚来种……基本整个农村的“业”，就只是一个以土地为生的农业了。
这是当前农业的第一个问题：乡村的经济活动更加单一化。
这个“业”的问题在哪儿？当少数人从事的农业扩大规模以后，尽管有机械辅助，但这些人的劳累程度非常之高——这是我原来没有想到的。规模扩大以后，规模效益没有出来。比如，规模可能扩大到50亩，但这个农民为了使他经营的土地一年能够多留一些收入，他尽量少雇工、少用机械。这个“业”实际上成了留在农村的这些农民的内卷。他更密集地使用自己的劳动，更辛勤地去从事耕作、从事农业经营活动，以使一年下来留在自己口袋里的现金收入多一点。
最后就变成，土地是规模了，农业是机械化了，但留下来的这些农村人因为农业收入低，他付出的辛劳程度更多。二三十亩地，一年收入也就几万块钱，如果全部雇工、机械化，就剩不下来什么钱，所以他就把很多环节自己去辛苦。
现在有些人说，扩大规模，一家经营扩大到200亩，就可以增加多少收入。但是扩到200亩，农业要素组合的匹配度要求更高，产前、产中、产后，机械化的耕种，各个环节成本的节约，需要更好的要素匹配来实现，一般农民做不到。做不到的话，规模越大，成本越高，农民为了节约成本，就更辛劳，也不可能做更大的经营规模。
所以，农业的第二个问题是：这个产业本身在不断内卷，变成少部分人靠更辛劳的经济活动留下更多现金收入，而不是想象的更加现代化、机械化、规模化。很多时候，不到农村，就容易想当然。
农业的第三个问题是：期望乡村的产业更加多样化——比如三产融合、乡村旅游等，来支撑乡村更活、更复杂的业态，但问题是，需求在哪儿？
不是所有的村庄都能通过城乡互动来实现产业多样化。我们不能把极少数村庄由城乡互动带来的变化，想当然地拓展为大多数农区都能实现这样的。
大多数传统农区乡村产业的多样化，是农工互补、农副互补，是农民靠着农业做点生计，靠一些副业、手工活动，来增加收入，跟现在很多人讲的城乡互动带来的乡村产业的多样化、产业融合，完全是两个概念。大多数村庄是实现不了城乡互动的产业多样化的。
03
第三个问题：住
住房基本反映了农民经济状况的变化，我们确实看到了农民住房状况的改善——进到乡村以后，农民相互之间比来比去，张家盖了两层楼，李家一定要想办法盖得比他高一点。
住房条件的改善，是改革以来乡村面貌最大的改变。包产到户的时候，农民有钱就盖房子，后来农民出去打工，有钱了，回来还是盖房子。这是农民基本的行为模式。它的好处是，带来整个乡村面貌的改变。问题是，乡村盖的这些房子，利用率极低。
我这次回去，是晚上十点多进的村，整个100多户的村，差不多就只有五六户亮着灯。老人不在的，年轻人出去了，这家就锁着门，常年是黑的。
这意味着，整个城市化以来，农民积累的大量资本，不是用于进一步扩大城市的资本形成，而是积累在他未来落叶归根的这些村落——回到乡村盖房、装修，不断添加房子里的东西，目的是备着他以后回来。但这些资本的利用率非常之低，几近闲置。
04
第四个问题：占地
现在农民盖房子，已经不在原来村落里盖，都盖在公路边。农民的住房从传统村落到路边，实际上是一场重大的村落改变。传统村落，是依水、依地而形成的，是为了农业经济活动的方便。现在农民为什么整体往公路边盖？这是一个人口迁移社会的表现：交通出行方便。从原来农耕社会村落的布局、空间形态，转变为迁移社会的形态。
现在，我们把去农村看到的景象整个构图起来，你看到的乡村是：第一，人——老人的绝望，农二代的归属不定，留守儿童心灵创伤；第二，农村经济活动越来越单一、农业越来越内卷；第三，农民的住房明显改善，但占了大量农民在城市积累的资本，没有进一步在城市形成更大的资本积累，而变成在乡村闲置的要素；第四，大量耕地的占用——住房的占用。
这样看来，乡村振兴，任重道远！
注：以下皆来自教授刘守英文章。
我已经有好几年没回（湖北洪湖市的老家）去了。一般家里有事我肯定回去，没事很少回。因为，回去会有很多问题解决不了。老家的很多事，包括市里的一些难处、镇上的难处、村里的难处、周边老乡的难处，他们自己找不到解法，指望我去解决，实际上很多我也解决不了。
我这次回去，一个很直观的感觉是，农民的整个状态，主要是物质状况，比想象的好。
我八十年代初离开我们村的时候，挺悲观的，农民的辛劳程度太高，面朝黄土背朝天。几千年来，中国农民就是这个状况。那个时候，农民的问题，一是辛苦，二是收入来源少，穷。
现在，第一，老百姓平均寿命变长了。我这次回去看到，老人活到七八十岁很正常。八九十年代，一个村，人能够活到70岁以上，都很稀罕了。老年人的面容也比原来要好，脸上有光，不像原来面朝黄土背朝天的那种劳累对生命的打击、受压。能看出来，劳累程度降低了。
第二，农民的收入跟原来有很大变化。原来没有现金收入来源、没有活钱，极端的贫困；现在收入还是过得去、不是太大的问题。只要家里有人在外面做工，稍微勤快一点，怎么都能挣到一些收入。
养老是很大的一件事，但对老人，现在也不是钱的事——他的儿子、儿媳妇或者姑娘出去打工，一年怎么都得给他留一点钱；他自己的养老金（一个月几百块）基本不会给子女，都在自己的账户上，一年去取几次（我问过他们）。老人手上有自己可以拽着的钱，他在家就不会那么受歧视。
第三，农民的住房改善明显。这些年，农民出去打工（包括有一些在乡村干活的），他整个资本积累、经济改善的状况基本都体现在他的房子上。八十年代，农村住房很差，你进到一个村，是破败的；现在，一个村一整条路两边都是农民盖的房子。
第四，农村的公共设施比原来明显进步。从县城到我们村，路挺畅通的，而且两边的景观也挺漂亮，显示出乡村摆脱贫困以后的景象。我离开村里的时候，都是土路；现在，大的路都畅通了。村内的路，取决于这个地方的慈善状况——有出去做公务员的，找一些钱，有一些小老板挣钱后捐一些。
第五，乡村的分化很严重。村里大部分农户的状况，无非是好一点差一点——有的可能出去干的不错、已经能做企业；出去打工中比较勤快的，尽管比第一类差一点，也还不错。但确实有极少部分农户，状况很不好，有的是因为生病、家庭遇到不测，还有一些是家庭能力问题。
这是我从外表上看到的乡村变化的状况。
所有这些变化，实际上都是农民出村带来的。他的收入来源是出村带来的，住房是出村挣的收入带来的。收入改善导致的农民精神状态变化，也是因为出村带来的。
当然，农民的这些变化，也配合有一定的公共服务——路、用水、养老。
总之，农民出村带来的变化是本质性的，而政府公共政策、公共品的提供，总体来讲是到位的，对于改变过去乡村没着没落的状况，还是有贡献。
农民出村是一件大事。如果没有农民的出村，乡村的状况跟我八十年代走的时候，应该是差不多的。
我们看到了乡村的进步——最大的进步就是收入增加了、钱的来路增加了。那么，问题在哪儿？令人担忧的地方在哪儿？
对现在的乡村来讲，令人担忧的是下面几个问题。
01
第一个问题：“人”
乡村的老人是“人”的最大的问题。最代表中国农业和农民的是40、50和60后，这拨人是真正搞农业的，爱土地，乡土情结很重，而且也不会离开村庄——他们也有出去的，但回来了，有在外面干的，也会回来。他们是以乡村为归依的，以土地作为主要生活来源，以农业作为主要职业。这批人现在的问题是绝望。这种绝望，不是因为他没钱，而是整个社会大变革带来的。传统的中国乡村，是一家一户、一代一代在一起；现在，老人身边常年没人。
以前，家里年轻一辈出去打工，孩子还留在农村，最起码老人还给孙子、孙女做饭，他还有存在感；现在这拨出去打工的年轻父母，小孩小的时候就带在身边，到小孩上初中时，有一个人回来陪读，初中在镇上、高中在县城。这样基本把老人跟传统的血缘关系、情感联系切断了。这些切断以后，老人不是穷，而是极其孤单。
我问过我们村的老人，他们到这个年纪，也没有什么农活。这些人一辈子干农活，当农活停掉以后，依托就没了。他的存在感、价值就没了，他就非常绝望。比如我们村，老人要么是打麻将，要么就是聚在一起，到村部听碟子。
中国几千年来追求的是一家人其乐融融，现在一下子没人了，传统的代际情感纽带断了。所以，他们主要是精神的、心灵的孤单。
我们村十几个老人，我问他们，平常讨论最多的问题是什么。他们说，讨论最多的是怎么死。生病的，一是没人管、没人照顾，二是大笔开销，他怕给后人留麻烦，也没有那么大开销的能力。他们觉得自己没用了，对儿女也没什么用了。一些老人，当他身体状况不好的时候，还会采取一些极端的手段。至于心理的疾病，就更没人知道了。
40、50、60后这些人，基本以乡村为归依。未来，他们的养老会成为非常大的问题。传统的养儿防老的时代，一去不复返。年轻人一年就回来几天，怎么可能养儿防老？
接着是70、80后。假设他们也跟之前的人一样，归宿也还是回到乡村，但他们没怎么从事过农业，至少参与不多，这些人未来回到村里，他不从事农业，他做什么？
很有可能，这些人回来以后，就在镇上或县城买个房子，买个门面，开个小卖店——回乡，但不落村，也不落业。为什么这几年县城的房地产那么活跃，是跟这个相关。这样的话，70、80后，会跟乡村、乡土更加疏离或断根，甚至处于一种阻断的状态——阻断的状态就麻烦了。
还有一类人：小孩。上一代人出去打工，孩子丢在家里，老人看着。但这一代人出去打工，是把孩子带在身边，但他不可能有精力管孩子。所以，农二代的孩子，在城市事故率极高。
再就是孩子的心灵。原来是留守的孤独，但现在他从小在城市看到、接触的是城市对他们的不平等，从而带来心理问题——越是农村的孩子，越在意穿着、收入、是否被人家欺负。
所以，看上去是把孩子带在身边，实际上没有解决根本问题。
小孩上初中，家长最起码得有一个人回来陪读。现在很多农二代，实际是被孩子的教育拖回来的。这实际上阻断了这个家庭进入城市的进程，教育本身阻断了他们城市化的进程。
02
第二个问题：“业”、产业
整个乡村，年轻人只会出，不会进。大量的人走了以后，整个乡村就没有什么人了，“业”就起不来。人都走空了，谁来做“业”？乡村振兴，怎么振兴？
现在整个农村，你看到的是产业的凋敝。原来农民都在农村，当他的收入来源主要是在农村，他会在乡村找很多办法：怎么样把农业搞得更精细一些、产量更高一点、卖的钱更多一点；多养几头猪、多养几头牛，增加一点副业收入；再不行，去做点买卖，把这个地方的东西倒到另外一个地方去卖，我帮你做点事，你帮我做点事……农村是靠这些。但这些东西的寄托，是人在乡村。现在，大家的收入主要是在城市挣来的，已经不指望在农村搞收入。
在农村，找不到“业”的发展出路，这是非常要命的一件事。“业”就变的越来越单一。家里年轻人出去了，土地就交给年老的人——农民还是不轻易把地荒废掉；隔壁的几家人再走，走到家里老人都没了，这些地就交给邻居、亲戚来种……基本整个农村的“业”，就只是一个以土地为生的农业了。
这是当前农业的第一个问题：乡村的经济活动更加单一化。
这个“业”的问题在哪儿？当少数人从事的农业扩大规模以后，尽管有机械辅助，但这些人的劳累程度非常之高——这是我原来没有想到的。规模扩大以后，规模效益没有出来。比如，规模可能扩大到50亩，但这个农民为了使他经营的土地一年能够多留一些收入，他尽量少雇工、少用机械。这个“业”实际上成了留在农村的这些农民的内卷。他更密集地使用自己的劳动，更辛勤地去从事耕作、从事农业经营活动，以使一年下来留在自己口袋里的现金收入多一点。
最后就变成，土地是规模了，农业是机械化了，但留下来的这些农村人因为农业收入低，他付出的辛劳程度更多。二三十亩地，一年收入也就几万块钱，如果全部雇工、机械化，就剩不下来什么钱，所以他就把很多环节自己去辛苦。
现在有些人说，扩大规模，一家经营扩大到200亩，就可以增加多少收入。但是扩到200亩，农业要素组合的匹配度要求更高，产前、产中、产后，机械化的耕种，各个环节成本的节约，需要更好的要素匹配来实现，一般农民做不到。做不到的话，规模越大，成本越高，农民为了节约成本，就更辛劳，也不可能做更大的经营规模。
所以，农业的第二个问题是：这个产业本身在不断内卷，变成少部分人靠更辛劳的经济活动留下更多现金收入，而不是想象的更加现代化、机械化、规模化。很多时候，不到农村，就容易想当然。
农业的第三个问题是：期望乡村的产业更加多样化——比如三产融合、乡村旅游等，来支撑乡村更活、更复杂的业态，但问题是，需求在哪儿？
不是所有的村庄都能通过城乡互动来实现产业多样化。我们不能把极少数村庄由城乡互动带来的变化，想当然地拓展为大多数农区都能实现这样的。
大多数传统农区乡村产业的多样化，是农工互补、农副互补，是农民靠着农业做点生计，靠一些副业、手工活动，来增加收入，跟现在很多人讲的城乡互动带来的乡村产业的多样化、产业融合，完全是两个概念。大多数村庄是实现不了城乡互动的产业多样化的。
03
第三个问题：住
住房基本反映了农民经济状况的变化，我们确实看到了农民住房状况的改善——进到乡村以后，农民相互之间比来比去，张家盖了两层楼，李家一定要想办法盖得比他高一点。
住房条件的改善，是改革以来乡村面貌最大的改变。包产到户的时候，农民有钱就盖房子，后来农民出去打工，有钱了，回来还是盖房子。这是农民基本的行为模式。它的好处是，带来整个乡村面貌的改变。问题是，乡村盖的这些房子，利用率极低。
我这次回去，是晚上十点多进的村，整个100多户的村，差不多就只有五六户亮着灯。老人不在的，年轻人出去了，这家就锁着门，常年是黑的。
这意味着，整个城市化以来，农民积累的大量资本，不是用于进一步扩大城市的资本形成，而是积累在他未来落叶归根的这些村落——回到乡村盖房、装修，不断添加房子里的东西，目的是备着他以后回来。但这些资本的利用率非常之低，几近闲置。
04
第四个问题：占地
现在农民盖房子，已经不在原来村落里盖，都盖在公路边。农民的住房从传统村落到路边，实际上是一场重大的村落改变。传统村落，是依水、依地而形成的，是为了农业经济活动的方便。现在农民为什么整体往公路边盖？这是一个人口迁移社会的表现：交通出行方便。从原来农耕社会村落的布局、空间形态，转变为迁移社会的形态。
现在，我们把去农村看到的景象整个构图起来，你看到的乡村是：第一，人——老人的绝望，农二代的归属不定，留守儿童心灵创伤；第二，农村经济活动越来越单一、农业越来越内卷；第三，农民的住房明显改善，但占了大量农民在城市积累的资本，没有进一步在城市形成更大的资本积累，而变成在乡村闲置的要素；第四，大量耕地的占用——住房的占用。
这样看来，乡村振兴，任重道远！
如何冲破焦虑的精神牢笼
现代人种种压力的来源，看似是对物质财富的担忧，但本质上是对一种更抽象的东西——身份的焦虑。身份的焦虑虽然古而有之，却在现代社会里更加严重，是人类在发展中付出的代价。
身份就是“个人在他人眼中的价值和重要性”。这里的“价值和重要性”是比较抽象的概念，但是在生活中，我们遇到的身份的焦虑都很具体，比如事业、成就、金钱。
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格外在意物质，是因为物质能带来大量情感反馈，世人给我们的关爱取决于我们的社会地位，我们想要的不是物质，而是背后的情感反馈。
在现在的社会中，无论身份地位如何，身份的焦虑威胁着每一个人。从古到今，身份都是衡量一个人成功与否的标准，但古代人对身份的追求，远没有我们现在这么迫切。我们现在对身份的焦虑更强烈，是因为当代人的身份，比古代人更容易改变。
几次工业革命带来了资产阶级兴起，贵族阶级没落，很多农民进入城镇，改了行。对财富的追求逐渐成为人们生活的方向，而人们逐渐相信，这种追求才是社会进步的动力。
崇尚精英的社会认为，再也没有制度拦着你出人头地了，所以如果你穷，一定是因为你不够努力，如果你穷，那么你的人生就彻底失败了，你是没有价值的。这样的观念让社会更崇尚富人，对穷人造成了舆论压力。
19世纪末，美国心理学家威廉·詹姆斯提出了一个自尊公式，可以很好地概括崇尚精英的社会中人们的普遍心态：自尊=实际成就/自己的期望。
很明显，在一个提倡努力的社会，只有前者是受到鼓励的。火上浇油的是，现代大众传媒的导向又让人们提高了对自己的期望值，媒体告诉我们“心有多大，天地就有多大”。在这种情况下，每个人都必须卯足劲向前冲了，压力和焦虑能不大吗？
崇尚精英的社会对财富的追逐，还催生了一种提倡消费的文化。媒体在鼓吹消费，广告更是在用你买的东西来给你贴标签，把你分成各种群体。
遗憾的是，我们拼命追逐着身份，追逐着成功，成功却是个特别脆弱的东西，除了需要努力，还受时机、环境和人为因素的影响。
德波顿提供的更像是一种慰藉，一种自我开解的思考方法，他纵观历史，从哲学、艺术、宗教等领域，选取了前人的智慧结晶，告诉我们，其实你并不孤独。
他首先谈到的，就是哲学的力量。哲学家认为：我们可以用理性来把关，当有人对我们说“你没有价值”时，我们会用理性做出判断，如果判断为真，那么我改，如果判断为假，那么我不改。
后来的哲学家又开发出了另一个武器：理性的遁世，也就是避免世俗交往。哲学遁世主义的一个代表人物就是德国哲学家叔本华，他建议年轻人学会享受孤独。这种观点并不意味着完全断绝与社会的联系，而是建议人们避开外界的侵扰，遵循内心的良知来行事。
另外一个缓解身份焦虑的方法历史也很悠久，那就是宗教，在西方社会里以基督教为代表。基督教之所以被那么多人接受，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它满足了当时人们的精神需求。当农民和贵族死了之后，他们都会以平等的身份站在上帝面前，他们的灵魂是高尚还是卑鄙，与身份是无关的。
这种方法的思路是，当我们被俗世中的攀比折磨得苦不堪言时，最有效的方法就是请出一个我们谁也比不上的存在来，比如神，比如世界末日，比如壮阔的大自然或宇宙。
而对无神论者，其实游览名山大川也有类似的效果。身份的焦虑，在大自然的崇高面前，就烟消云散了。可见，这种纾解身份焦虑的方式是存在于中国文化传统中的，
到了19世纪，又出现了一种缓解身份焦虑的新方法，这种方法是一种生活方式，它看起来小众，却影响了一大批人，成了他们反抗崇尚精英的社会的主要手段。这种生活方式，就是波西米亚。
波西米亚人认为人生在世，最重要的绝不是积累财富和提升身份，而是作为个体，去更好地感知和认识世界，他们也拒绝接受主流对失败的定义。他们认为充实的心灵世界和世俗的物质生活只能选一个，但我们知道，现在财富和兴趣兼顾的人非常多，金钱其实可以帮助你过上你向往的生活，所以，这是当时波西米亚式解决方法的一个局限性。
德波顿也谈到了文艺创作，这是作家和评论家们探讨身份标准的一个重要的舞台，对身份的焦虑，可以通过创作来抒发。在这里，人们化被动为主动，不再仅止于调节自己的心态，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而是向社会主流的身份标准提出了质疑，进行了批判。
文学也一直与身份息息相关。一个时代最大的问题，总会反映在文学中，这也是文学的一种功能。在文学界，还有一个向主流身份标准提出挑战的利器，就是悲剧作品。悲剧之所以特别打动人心，是因为它抓住了人类情感上的软肋。
一个好的悲剧，效果一定不是让观众嘲笑那个倒霉蛋，而是让观众心生怜悯，思考他为什么会落得这样的结局。这样一来，悲剧可以警示人们，你现在拥有的身份其实是很脆弱的，而你自己就带着可能毁灭它的东西，那么人们就会对真实生活中丧失身份的人多一分同情和理解，对身份的标准也不再非黑即白。#焦虑#
现代人种种压力的来源，看似是对物质财富的担忧，但本质上是对一种更抽象的东西——身份的焦虑。身份的焦虑虽然古而有之，却在现代社会里更加严重，是人类在发展中付出的代价。
身份就是“个人在他人眼中的价值和重要性”。这里的“价值和重要性”是比较抽象的概念，但是在生活中，我们遇到的身份的焦虑都很具体，比如事业、成就、金钱。
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格外在意物质，是因为物质能带来大量情感反馈，世人给我们的关爱取决于我们的社会地位，我们想要的不是物质，而是背后的情感反馈。
在现在的社会中，无论身份地位如何，身份的焦虑威胁着每一个人。从古到今，身份都是衡量一个人成功与否的标准，但古代人对身份的追求，远没有我们现在这么迫切。我们现在对身份的焦虑更强烈，是因为当代人的身份，比古代人更容易改变。
几次工业革命带来了资产阶级兴起，贵族阶级没落，很多农民进入城镇，改了行。对财富的追求逐渐成为人们生活的方向，而人们逐渐相信，这种追求才是社会进步的动力。
崇尚精英的社会认为，再也没有制度拦着你出人头地了，所以如果你穷，一定是因为你不够努力，如果你穷，那么你的人生就彻底失败了，你是没有价值的。这样的观念让社会更崇尚富人，对穷人造成了舆论压力。
19世纪末，美国心理学家威廉·詹姆斯提出了一个自尊公式，可以很好地概括崇尚精英的社会中人们的普遍心态：自尊=实际成就/自己的期望。
很明显，在一个提倡努力的社会，只有前者是受到鼓励的。火上浇油的是，现代大众传媒的导向又让人们提高了对自己的期望值，媒体告诉我们“心有多大，天地就有多大”。在这种情况下，每个人都必须卯足劲向前冲了，压力和焦虑能不大吗？
崇尚精英的社会对财富的追逐，还催生了一种提倡消费的文化。媒体在鼓吹消费，广告更是在用你买的东西来给你贴标签，把你分成各种群体。
遗憾的是，我们拼命追逐着身份，追逐着成功，成功却是个特别脆弱的东西，除了需要努力，还受时机、环境和人为因素的影响。
德波顿提供的更像是一种慰藉，一种自我开解的思考方法，他纵观历史，从哲学、艺术、宗教等领域，选取了前人的智慧结晶，告诉我们，其实你并不孤独。
他首先谈到的，就是哲学的力量。哲学家认为：我们可以用理性来把关，当有人对我们说“你没有价值”时，我们会用理性做出判断，如果判断为真，那么我改，如果判断为假，那么我不改。
后来的哲学家又开发出了另一个武器：理性的遁世，也就是避免世俗交往。哲学遁世主义的一个代表人物就是德国哲学家叔本华，他建议年轻人学会享受孤独。这种观点并不意味着完全断绝与社会的联系，而是建议人们避开外界的侵扰，遵循内心的良知来行事。
另外一个缓解身份焦虑的方法历史也很悠久，那就是宗教，在西方社会里以基督教为代表。基督教之所以被那么多人接受，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它满足了当时人们的精神需求。当农民和贵族死了之后，他们都会以平等的身份站在上帝面前，他们的灵魂是高尚还是卑鄙，与身份是无关的。
这种方法的思路是，当我们被俗世中的攀比折磨得苦不堪言时，最有效的方法就是请出一个我们谁也比不上的存在来，比如神，比如世界末日，比如壮阔的大自然或宇宙。
而对无神论者，其实游览名山大川也有类似的效果。身份的焦虑，在大自然的崇高面前，就烟消云散了。可见，这种纾解身份焦虑的方式是存在于中国文化传统中的，
到了19世纪，又出现了一种缓解身份焦虑的新方法，这种方法是一种生活方式，它看起来小众，却影响了一大批人，成了他们反抗崇尚精英的社会的主要手段。这种生活方式，就是波西米亚。
波西米亚人认为人生在世，最重要的绝不是积累财富和提升身份，而是作为个体，去更好地感知和认识世界，他们也拒绝接受主流对失败的定义。他们认为充实的心灵世界和世俗的物质生活只能选一个，但我们知道，现在财富和兴趣兼顾的人非常多，金钱其实可以帮助你过上你向往的生活，所以，这是当时波西米亚式解决方法的一个局限性。
德波顿也谈到了文艺创作，这是作家和评论家们探讨身份标准的一个重要的舞台，对身份的焦虑，可以通过创作来抒发。在这里，人们化被动为主动，不再仅止于调节自己的心态，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而是向社会主流的身份标准提出了质疑，进行了批判。
文学也一直与身份息息相关。一个时代最大的问题，总会反映在文学中，这也是文学的一种功能。在文学界，还有一个向主流身份标准提出挑战的利器，就是悲剧作品。悲剧之所以特别打动人心，是因为它抓住了人类情感上的软肋。
一个好的悲剧，效果一定不是让观众嘲笑那个倒霉蛋，而是让观众心生怜悯，思考他为什么会落得这样的结局。这样一来，悲剧可以警示人们，你现在拥有的身份其实是很脆弱的，而你自己就带着可能毁灭它的东西，那么人们就会对真实生活中丧失身份的人多一分同情和理解，对身份的标准也不再非黑即白。#焦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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