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蔚来汽车中控屏广告背后：接入智能网联，新能源车企造盈利新模式？】10月13日，有车主指出蔚来汽车（NIO.US）在中控屏上为其子品牌推送广告，认为广告几乎遮挡了大半个导航屏幕，“可能对驾驶安全造成影响”。此外，蔚来方面致力于“更好地运营存量用户”而推出跨界品牌的策略，也因为这一广告投放反而引起用户质疑。
红星资本局注意到，2020年全年，蔚来在营销投入上明显高于研发投入。此外，2021年二季度仍未能实现盈利，且净亏损环比一季度增加1.36亿元。
目前，新能源车企普遍陷入盈利困局，广告落地中控屏，是否是车企为了盈利而做出的选择？https://t.cn/A6MpHX93
红星资本局注意到，2020年全年，蔚来在营销投入上明显高于研发投入。此外，2021年二季度仍未能实现盈利，且净亏损环比一季度增加1.36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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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视频中长期增长动力可期】
览富财经网10月15日讯，中信证券研究指出，当前宏观经济、政策监管等因素使短视频营销市场有所承压，但是电商、新消费等广告需求增量有望支撑短视频营销大盘增长。同时个人信息保护将规范行业发展，但预计不改短视频营销核心价值。广告主需求端未来仍有望保持旺盛，并且预计以抖音、快手为代表的短视频平台将持续优化算法技术和广告投放能力。我们看好短视频营销行业基于流量基数庞大、营销方式多元、投放精准度高的核心价值和中长期增长动力。抖音和快手两大短视频巨头已经形成成熟营销体系，成为广告主移动广告的主投阵地，未来仍有望保持相对较高的营销业务增速；同时抖音、快手直播电商业务有望保持快速增长，直播电商有望进一步贡献短视频营销需求增量；此外预计抖音、快手也将持续优化算法技术和广告投放能力从而保持强劲营销竞争力，推荐快手-W并建议关注字节跳动/抖音(未上市)。
览富财经网10月15日讯，中信证券研究指出，当前宏观经济、政策监管等因素使短视频营销市场有所承压，但是电商、新消费等广告需求增量有望支撑短视频营销大盘增长。同时个人信息保护将规范行业发展，但预计不改短视频营销核心价值。广告主需求端未来仍有望保持旺盛，并且预计以抖音、快手为代表的短视频平台将持续优化算法技术和广告投放能力。我们看好短视频营销行业基于流量基数庞大、营销方式多元、投放精准度高的核心价值和中长期增长动力。抖音和快手两大短视频巨头已经形成成熟营销体系，成为广告主移动广告的主投阵地，未来仍有望保持相对较高的营销业务增速；同时抖音、快手直播电商业务有望保持快速增长，直播电商有望进一步贡献短视频营销需求增量；此外预计抖音、快手也将持续优化算法技术和广告投放能力从而保持强劲营销竞争力，推荐快手-W并建议关注字节跳动/抖音(未上市)。
#王思聪劳斯莱斯#
关于这件事，且不谈什么“商品拜物教”亦或是以“消费”而非“生产”去衡量一个人的身份，也不谈什么“有闲阶级论”和“凡勃伦商品”，从比较传播学和广告学的角度去分析的话，也能从中引发对于一些比较深入的媒体与广告逻辑的思考。
1977年,斯迈兹发表《传播: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盲点》一文,指出西方马克思主义将研究重点放在媒介内容和意识形态的生产与再生产上,脱离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是“非科学”的唯心主义行为。在研究大众传播体系时,研究者们应解决的第一个问题是“为资本承担了什么样的经济功能?从而再图了解它们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延续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而这正是西方马克思主义传播学研究所忽略的“盲点”。
斯迈兹指出，大众媒体贩卖的真正商品是“受众”，更准确地说是“受众的注意力”，这就是“受众商品论”。由于广告是媒体的主要收入，所以媒体的内容生产必须要能够吸引更多的受众注意力，投放广告才不会亏本。
但是当时这一理论受到了欧洲的马克思主义学者的批评。而这一批评的根源恰恰在于，和美国不同，当时欧洲依然存在大量的公有媒体。这些公有媒体不必完全依赖广告，所以它们也就更能选择一些更有意义的、服务于更多人的选题。而随着新自由主义的全球转型，欧洲的媒体私有化程度也越来越深，斯迈兹的理论也就更加适用了。
但是，我们在理解“受众商品”的时候，还需要有阶级的纬度，即要认识到“受众的质量”和“受众的数量”同样重要。
在英国的新闻史上，印花税的废除以及报业市场的开发曾被自由主义新闻理论叙事中描述成新闻出版自由对政府控制的胜利。但如果我们用阶级分析的方法来看，就会看到漂亮的“新闻出版自由”的“权利”背后更本质的“权力”。就会理解罗翔老师那句“如果自由不加限制，一定会造成强者对弱者的剥削。”
事实上，英国政府恐惧的，仅仅是代表无产阶级、为无产阶级发声的报刊。为了“剿灭”这批报纸，英国议会出现了两种观点。一种是“堵”，通过加税消灭这些报刊；一种是“疏”，引入市场机制。议会最终选择了第二种，结果获得了成功。由于广告收入变成了媒体的主要收入来源，无产阶级的报刊逐渐在优胜劣汰的市场竞争中落于下风。因为虽然无产阶级报刊的读者可能远超那些中产阶级报刊，但是无产阶级报刊的读者并没有足够的消费力、甚至是反资本的，广告商也不愿意冒着政治风险去在无产阶级的报刊上投放广告。一个经典案例是，1964年，拥有474万读者的英国劳工阶级报刊《每日导报》被迫关闭，而其读者数量在当时相当于《泰晤士报》、《金融时报》、《卫报》三者读者数量的总和的两倍。这提醒我们关注市场化媒体迎合“消费者”而非“人民”，排斥没有消费力的底层群体的天然偏向。
而随着阶级认同被分解成各种各样的身份，商品与广告也开始把人们划分为各种各样不同的、所谓“个性化”的消费群体。这也就是福特主义（标准，批量）向后福特主义（弹性专业化、精益）的转化。也就是我们传播学当中日益强调的“目标受众”。而这些身份的认同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你消费什么”所决定的，而很难说完全是你的“自主选择”——因为你的选择很难跳出消费逻辑。商品变成了异化于我们本身存在的东西——“To possess is to be prosessed”。比如粉圈当中对于专辑购买数量的要求。
因此，身份的背后还是消费主义的逻辑，依然存在着阶级的天然偏向。如果说网红夫妇“配不上”劳斯莱斯是通过昂贵的商品来标定一个人的阶级阶层身份，那么女性主义杂志得不到化妆品牌的广告投放背后其实是类似的逻辑。如果按之前的标准来看，持女性主义立场的女性往往是社会阶层比较高的、比较有消费力的女性，应该会得到广告商的青睐。但是由于女性主义杂志对于消费主义逻辑的反抗——排斥繁复的化妆品、排斥奢华的服装等等（因为这些未必真正符合这些女性的真正诉求，而是社会建构出来的，具体可以看p2），广告商自然不会接受这样的观念。
由此，我们也可以理解《每日导报》和其被收购改造后的《太阳报》，女性主义杂志与时尚杂志的差别。区别就在于，一者是代表某些人，二者是以某些人为受众。或者说，一者是把读者作为“目的”，二者是把读者作为盈利的“工具”。因此，一批人被看见、一些话题被讨论是远远不够的，如果不能超越消费主义的逻辑与结构，仅仅在文化和符号层面进行反抗，很难避免“屠龙者终成恶龙”的结局。我们需要在“商品化”、“结构化”、“空间化”的层面去理解当今的社会过程。（埋个坑，后面有机会展开谈）。
以上。
（参考资料：传播政治经济学的课程笔记[doge]，莫斯可《传播政治经济学》、曹晋《媒介与社会性别研究》） https://t.cn/RAs1e4Q
关于这件事，且不谈什么“商品拜物教”亦或是以“消费”而非“生产”去衡量一个人的身份，也不谈什么“有闲阶级论”和“凡勃伦商品”，从比较传播学和广告学的角度去分析的话，也能从中引发对于一些比较深入的媒体与广告逻辑的思考。
1977年,斯迈兹发表《传播: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盲点》一文,指出西方马克思主义将研究重点放在媒介内容和意识形态的生产与再生产上,脱离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是“非科学”的唯心主义行为。在研究大众传播体系时,研究者们应解决的第一个问题是“为资本承担了什么样的经济功能?从而再图了解它们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延续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而这正是西方马克思主义传播学研究所忽略的“盲点”。
斯迈兹指出，大众媒体贩卖的真正商品是“受众”，更准确地说是“受众的注意力”，这就是“受众商品论”。由于广告是媒体的主要收入，所以媒体的内容生产必须要能够吸引更多的受众注意力，投放广告才不会亏本。
但是当时这一理论受到了欧洲的马克思主义学者的批评。而这一批评的根源恰恰在于，和美国不同，当时欧洲依然存在大量的公有媒体。这些公有媒体不必完全依赖广告，所以它们也就更能选择一些更有意义的、服务于更多人的选题。而随着新自由主义的全球转型，欧洲的媒体私有化程度也越来越深，斯迈兹的理论也就更加适用了。
但是，我们在理解“受众商品”的时候，还需要有阶级的纬度，即要认识到“受众的质量”和“受众的数量”同样重要。
在英国的新闻史上，印花税的废除以及报业市场的开发曾被自由主义新闻理论叙事中描述成新闻出版自由对政府控制的胜利。但如果我们用阶级分析的方法来看，就会看到漂亮的“新闻出版自由”的“权利”背后更本质的“权力”。就会理解罗翔老师那句“如果自由不加限制，一定会造成强者对弱者的剥削。”
事实上，英国政府恐惧的，仅仅是代表无产阶级、为无产阶级发声的报刊。为了“剿灭”这批报纸，英国议会出现了两种观点。一种是“堵”，通过加税消灭这些报刊；一种是“疏”，引入市场机制。议会最终选择了第二种，结果获得了成功。由于广告收入变成了媒体的主要收入来源，无产阶级的报刊逐渐在优胜劣汰的市场竞争中落于下风。因为虽然无产阶级报刊的读者可能远超那些中产阶级报刊，但是无产阶级报刊的读者并没有足够的消费力、甚至是反资本的，广告商也不愿意冒着政治风险去在无产阶级的报刊上投放广告。一个经典案例是，1964年，拥有474万读者的英国劳工阶级报刊《每日导报》被迫关闭，而其读者数量在当时相当于《泰晤士报》、《金融时报》、《卫报》三者读者数量的总和的两倍。这提醒我们关注市场化媒体迎合“消费者”而非“人民”，排斥没有消费力的底层群体的天然偏向。
而随着阶级认同被分解成各种各样的身份，商品与广告也开始把人们划分为各种各样不同的、所谓“个性化”的消费群体。这也就是福特主义（标准，批量）向后福特主义（弹性专业化、精益）的转化。也就是我们传播学当中日益强调的“目标受众”。而这些身份的认同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你消费什么”所决定的，而很难说完全是你的“自主选择”——因为你的选择很难跳出消费逻辑。商品变成了异化于我们本身存在的东西——“To possess is to be prosessed”。比如粉圈当中对于专辑购买数量的要求。
因此，身份的背后还是消费主义的逻辑，依然存在着阶级的天然偏向。如果说网红夫妇“配不上”劳斯莱斯是通过昂贵的商品来标定一个人的阶级阶层身份，那么女性主义杂志得不到化妆品牌的广告投放背后其实是类似的逻辑。如果按之前的标准来看，持女性主义立场的女性往往是社会阶层比较高的、比较有消费力的女性，应该会得到广告商的青睐。但是由于女性主义杂志对于消费主义逻辑的反抗——排斥繁复的化妆品、排斥奢华的服装等等（因为这些未必真正符合这些女性的真正诉求，而是社会建构出来的，具体可以看p2），广告商自然不会接受这样的观念。
由此，我们也可以理解《每日导报》和其被收购改造后的《太阳报》，女性主义杂志与时尚杂志的差别。区别就在于，一者是代表某些人，二者是以某些人为受众。或者说，一者是把读者作为“目的”，二者是把读者作为盈利的“工具”。因此，一批人被看见、一些话题被讨论是远远不够的，如果不能超越消费主义的逻辑与结构，仅仅在文化和符号层面进行反抗，很难避免“屠龙者终成恶龙”的结局。我们需要在“商品化”、“结构化”、“空间化”的层面去理解当今的社会过程。（埋个坑，后面有机会展开谈）。
以上。
（参考资料：传播政治经济学的课程笔记[doge]，莫斯可《传播政治经济学》、曹晋《媒介与社会性别研究》） https://t.cn/RAs1e4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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