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 #文化# 一娶娶九个？从先秦时期的媵妾制度，分析封建社会的特质
众所周知，古代并不是现在的一夫一妻制度，而是一夫多妻制度。而这种一夫多妻制度，在先秦时期，却有一个更为原始的名字，那就叫做媵妾制度。媵妾制度，其实是在先秦时期所形成的，并且在之后长达几千年的封建时期，一直得到了沿用，成为了古代婚姻制度的一种重要代表。
在思考女性地位低下的同时，其实也可以看到先秦时期的社会，仍存在一定的原始性质，媵和妾的并存，也体现了当时的主要社会环境和文化背景。
媵妾制度仍存在于先秦秦汉时期，与其社会背景和生产力有关
媵和妾实际上是两种不同的婚姻形态和制度。媵实际上是存在于原始社会的一种婚姻制度，具有一定的原始性质。而在历史长河的发展当中，妾开始形成于先秦时期，并和媵开始有了一定的结合，形成了所谓的媵妾制度。
1、由于社会生产力较为低下，媵制度仍存在于先秦秦汉时期
为何本该存在于原始社会的媵制度，仍然会存在于先秦秦汉时期呢？这与当时的社会生产力达不到有效的高度有关。
虽说相比起原始社会，先秦时期的社会生产力有了一定的进步，已经从奴隶制社会转向了封建制社会。但其实，从当时存在的奴隶现象当中就可以看出，当时的社会生产力仍然偏向于原始社会，奴隶仍然存在于先秦时期。
而媵，则是典型的一种奴隶的代表，在《春秋公羊传》就有记载“媵”的含义，“媵者何？诸侯娶一国，则二国往媵之，以侄娣从，侄者何?兄之子也。娣者何?弟也，诸侯壹娶九女，诸侯不再娶。”从中可以看出，媵其实就是当时陪嫁的奴隶。
但因为先秦时期的社会制度仍有奴隶社会的残留，再加上当时的医疗条件较差，生育率不高，为了保证国家人口的增长，所以媵制度也被保留了下来。
2、在男尊女卑的社会背景之下，先秦时期形成媵妾制度
在《说文解字》当中，有提到“妾”的含义，“妾，有罪女子给事之得接于君者。从辛从女。”可见，妾的地位是远远低于妻子的地位的。但妾与媵到底有何不同呢？
媵是婚姻制度下的产物，所以媵只为婚姻而服务。而妾就完全不同，除了要履行婚姻义务之外，妾还需要满足男主人的各种生活需要，有一定的服务性质。除此之外，能够拥有媵的人，一定是政治地位和阶级地位较高的人；但妾不同，拥有一定经济地位的商人都可以买到妾。
从对比当中可以看出，媵和妾是完全不同的两种来源，一种是陪嫁奴隶，一种是买来的奴隶。而先秦时期的媵妾制度，就将这两种身份的奴隶相结合，融合到了当时的婚姻制度当中，媵和妾融合成为了一体。
而究其根本，这两种身份对于男权社会来说并没有区别，都是男尊女卑社会之下的产物，都是为男权社会所服务的。
从媵到媵妾制度的变化，体现了先秦时期的阶层性和封建性
融合了媵和妾的媵妾制度，体现了先秦时期的社会变化，也体现了封建社会下的一定特质。
1、媵妾制度在封建礼教的影响下形成，体现出一定的封建性质
首先，媵妾制度实际上是在封建礼教的影响之下形成的，这可以从当时的伦理纲常对于媵妾的要求当中看出。“夫为妻纲”的伦理纲常，不仅仅是对于“妻”的要求，还是对于“媵”和“妾”的要求。
当时的各个社会阶层都可以拥有妾，包括乞丐。“齐人有一妻一妾而处室者。……卒之东郭墦间，之祭者，乞其余;不足，又顾而之他。……其妾曰:‘良人者，所仰望而终身也。’”可见，就连处在社会最底层的乞丐，他的妾的社会地位只会更低，也只为这个乞丐而服务。
从中其实就可以看出，在封建礼教的影响之下，媵妾制度的形成只会更加凸显这些社会等级。比方说除了妻生的孩子，媵和妾所生的都是庶出，这也体现了一定的封建性质。
在整个封建社会下所形成的媵妾制度，其封建性质其实也是显而易见的。
2、从奴隶制到媵妾制度，文明进步的同时，阶级性也在不断加强
虽说从奴隶制度到媵妾制度，社会文明的确是在不断的进步，但与此同时，随着媵妾制度慢慢形成而来的，也是暗含在其中的阶级性质社会。
媵只是原始社会当中婚姻形态的一种代表，而妾体现的更多的是一种阶级性。“妻”和“妾”的地位区别非常大。不仅仅是前面所说的生育区分，这种生育区分远远不能体现妾地位的低下。杀妾陪葬、不能入祖坟、不能参与祭祖等等风俗或者是规定，都已经表明了当时的阶级性质十分严重。
在很多时候，古代女性并不是自愿做妾的，而是在阶级社会下不得不做出的选择。阶级社会的本质就是压迫，男权压迫女权，贵族压迫平民。
而身处于最底层的女性平民，在很多时候都只能沦落为妾，而不能成为“妻”。从媵妾制度当中，其实就可以看出古代阶级社会的缩影。从原始社会到封建社会的文明进步，带来的却是带来极大压迫的阶级对立和女性地位的持续下移。
总结：
从媵到媵妾制度的变化，体现了先秦时期的社会文明的进步。但由于当时的社会生产力较为低下，先秦时期仍存在媵与妾的并行。
直到先秦后期，妾已经完全代替了媵，“媵”和“妾”之间也可以相互混用，成为了古代一夫一妻多妾制度的主要来源。而先秦时期的媵妾制度，不仅仅是封建社会之下的产物，受到了封建礼教的影响，而且还在体现了当时的社会阶级性特征，是阶级社会最完美的一种缩影。
媵妾制度不仅仅是先秦时期婚姻制度的一种代表，同时也是当时社会制度在婚姻层面的体现，是男尊女卑社会下的产物，并为男权社会所服务。
参考文献
1、《说文解字》
2、《春秋左传》
3、《史记》
众所周知，古代并不是现在的一夫一妻制度，而是一夫多妻制度。而这种一夫多妻制度，在先秦时期，却有一个更为原始的名字，那就叫做媵妾制度。媵妾制度，其实是在先秦时期所形成的，并且在之后长达几千年的封建时期，一直得到了沿用，成为了古代婚姻制度的一种重要代表。
在思考女性地位低下的同时，其实也可以看到先秦时期的社会，仍存在一定的原始性质，媵和妾的并存，也体现了当时的主要社会环境和文化背景。
媵妾制度仍存在于先秦秦汉时期，与其社会背景和生产力有关
媵和妾实际上是两种不同的婚姻形态和制度。媵实际上是存在于原始社会的一种婚姻制度，具有一定的原始性质。而在历史长河的发展当中，妾开始形成于先秦时期，并和媵开始有了一定的结合，形成了所谓的媵妾制度。
1、由于社会生产力较为低下，媵制度仍存在于先秦秦汉时期
为何本该存在于原始社会的媵制度，仍然会存在于先秦秦汉时期呢？这与当时的社会生产力达不到有效的高度有关。
虽说相比起原始社会，先秦时期的社会生产力有了一定的进步，已经从奴隶制社会转向了封建制社会。但其实，从当时存在的奴隶现象当中就可以看出，当时的社会生产力仍然偏向于原始社会，奴隶仍然存在于先秦时期。
而媵，则是典型的一种奴隶的代表，在《春秋公羊传》就有记载“媵”的含义，“媵者何？诸侯娶一国，则二国往媵之，以侄娣从，侄者何?兄之子也。娣者何?弟也，诸侯壹娶九女，诸侯不再娶。”从中可以看出，媵其实就是当时陪嫁的奴隶。
但因为先秦时期的社会制度仍有奴隶社会的残留，再加上当时的医疗条件较差，生育率不高，为了保证国家人口的增长，所以媵制度也被保留了下来。
2、在男尊女卑的社会背景之下，先秦时期形成媵妾制度
在《说文解字》当中，有提到“妾”的含义，“妾，有罪女子给事之得接于君者。从辛从女。”可见，妾的地位是远远低于妻子的地位的。但妾与媵到底有何不同呢？
媵是婚姻制度下的产物，所以媵只为婚姻而服务。而妾就完全不同，除了要履行婚姻义务之外，妾还需要满足男主人的各种生活需要，有一定的服务性质。除此之外，能够拥有媵的人，一定是政治地位和阶级地位较高的人；但妾不同，拥有一定经济地位的商人都可以买到妾。
从对比当中可以看出，媵和妾是完全不同的两种来源，一种是陪嫁奴隶，一种是买来的奴隶。而先秦时期的媵妾制度，就将这两种身份的奴隶相结合，融合到了当时的婚姻制度当中，媵和妾融合成为了一体。
而究其根本，这两种身份对于男权社会来说并没有区别，都是男尊女卑社会之下的产物，都是为男权社会所服务的。
从媵到媵妾制度的变化，体现了先秦时期的阶层性和封建性
融合了媵和妾的媵妾制度，体现了先秦时期的社会变化，也体现了封建社会下的一定特质。
1、媵妾制度在封建礼教的影响下形成，体现出一定的封建性质
首先，媵妾制度实际上是在封建礼教的影响之下形成的，这可以从当时的伦理纲常对于媵妾的要求当中看出。“夫为妻纲”的伦理纲常，不仅仅是对于“妻”的要求，还是对于“媵”和“妾”的要求。
当时的各个社会阶层都可以拥有妾，包括乞丐。“齐人有一妻一妾而处室者。……卒之东郭墦间，之祭者，乞其余;不足，又顾而之他。……其妾曰:‘良人者，所仰望而终身也。’”可见，就连处在社会最底层的乞丐，他的妾的社会地位只会更低，也只为这个乞丐而服务。
从中其实就可以看出，在封建礼教的影响之下，媵妾制度的形成只会更加凸显这些社会等级。比方说除了妻生的孩子，媵和妾所生的都是庶出，这也体现了一定的封建性质。
在整个封建社会下所形成的媵妾制度，其封建性质其实也是显而易见的。
2、从奴隶制到媵妾制度，文明进步的同时，阶级性也在不断加强
虽说从奴隶制度到媵妾制度，社会文明的确是在不断的进步，但与此同时，随着媵妾制度慢慢形成而来的，也是暗含在其中的阶级性质社会。
媵只是原始社会当中婚姻形态的一种代表，而妾体现的更多的是一种阶级性。“妻”和“妾”的地位区别非常大。不仅仅是前面所说的生育区分，这种生育区分远远不能体现妾地位的低下。杀妾陪葬、不能入祖坟、不能参与祭祖等等风俗或者是规定，都已经表明了当时的阶级性质十分严重。
在很多时候，古代女性并不是自愿做妾的，而是在阶级社会下不得不做出的选择。阶级社会的本质就是压迫，男权压迫女权，贵族压迫平民。
而身处于最底层的女性平民，在很多时候都只能沦落为妾，而不能成为“妻”。从媵妾制度当中，其实就可以看出古代阶级社会的缩影。从原始社会到封建社会的文明进步，带来的却是带来极大压迫的阶级对立和女性地位的持续下移。
总结：
从媵到媵妾制度的变化，体现了先秦时期的社会文明的进步。但由于当时的社会生产力较为低下，先秦时期仍存在媵与妾的并行。
直到先秦后期，妾已经完全代替了媵，“媵”和“妾”之间也可以相互混用，成为了古代一夫一妻多妾制度的主要来源。而先秦时期的媵妾制度，不仅仅是封建社会之下的产物，受到了封建礼教的影响，而且还在体现了当时的社会阶级性特征，是阶级社会最完美的一种缩影。
媵妾制度不仅仅是先秦时期婚姻制度的一种代表，同时也是当时社会制度在婚姻层面的体现，是男尊女卑社会下的产物，并为男权社会所服务。
参考文献
1、《说文解字》
2、《春秋左传》
3、《史记》
什么叫西方主导国际话语权呢？说白了就是人家说了算，通过一定的技巧，把黑的说成白的，也有人信。
比如，“宣传”这个概念古已有之，东西方都有人在几千年前就意识到了这个事。而且，现代宣传概念恰恰是西方人发明的。我们学的“传播学”恰恰是美国人发明的，是在战争、宣传中发展起来的。可笑的是，现在很多人学了美国传播学的皮毛，却忽略了美国传播学的本质；信了人家的套路，却又被人家给束缚住了。比如，觉得西方的外宣就是写新闻、侃大山，跟情报有什么关系呢？
附一篇论文，请那些觉得外宣与战争（情报）无关的朋友看一看——宣传是怎么来的，美国的传播学是怎么诞生的。
【战争、宣传与美国传播学的诞生】
作者：张磊；来源：《青年记者》2014年10月上（中文核心期刊）；https://t.cn/A64nS2rs
人类对于传播现象的思考古已有之，但作为一门学科，传播学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开始萌芽的。
当代传播学是在美国诞生的，它与现代战争有着深厚的渊源。今年6月28日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一百周年纪念日，在这个时机回顾美国传播学的诞生，或能帮助我们丰富对于传播学研究范式的认识。
《孙子兵法》中的传播研究
人类的传播活动与人类的历史一样古老。人类社会便是建立在人们利用符号进行互动的基础上的，自从传播活动建立以来，人们对传播现象的关注和思考便从未停止。荀子曰：“登高而招，臂非加长也，而见者远。顺风而呼，声非加疾也，而闻者彰。”这讲述了一个朴素的传播原理：借助于媒介，可以大大扩大人的传播范围、提高传播效率乃至强化传播效果。柏拉图的“洞穴比喻”讲的虽是人类认知世界的哲学原理，但也提醒我们，传播媒介所折射的并非真实世界本身，而是真实世界的影子——这直接影响了李普曼提出“拟态环境”理论，他在《舆论学》一书开篇便引用了柏拉图的相关论述。
而一部经常被当代传播学者所提及的古代著作，就是中国的《孙子兵法》。孙子的军事和战争思想融合了儒家和其他中国古代思想，强调思想、政术和谋略的重要性，这其中就有对传播问题的思考。在开篇“始计篇”中，孙子说战争最重要的是五件事：“一曰道，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将，五曰法。”他将“道”放在第一位，并进一步解释说：“道者，令民与上同意也，故可以与之死，可以与之生，而不畏危。”换言之，只有取得民意和民心，才有可能取得战争的胜利，这里面既有日常政治的成功，也蕴含着战争期间鼓动工作、宣传工作的重要性。宣传鼓动工作不仅面向自己人，也面向敌人，做到“威加于敌”（《九地篇》），如此，才可能实现“不战而屈人之兵”（《谋攻篇》）。
《孙子兵法》不仅在中国军事史中影响深远，而且获得了近代西方学术思想的重视，其中就包括传播学者。美国学者塞弗林和坦卡德（2006：96）曾指出：“战时宣传可以追溯到早在耶稣诞生之前的孙子所著的《孙子兵法》（Read，1941）。但人们对宣传的真正认识来自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当时它被大量使用，它的功效更是前所未见。”更确切地说，近代西方传播学对于宣传的认识，是始自第一次世界大战的。
一战的宣传
第一次世界大战（1914～1918）是一次范围广泛、损失惨重的世界战争。从性质上而言，它是一次帝国主义列强重新瓜分世界势力范围的非正义战争。它的爆发源自帝国主义列强的深刻矛盾，而战争从酝酿、爆发到结束，离不开宣传所发挥的影响。在一战前夕，极端民族主义情绪被煽动到了极点，使得战争的爆发几乎成为必然。
美国在一开始并没有加入战争的明显迹象。但随着有关欧洲战场的报道越来越多，关于德军洗劫欧洲许多城市的新闻使得美国人越来越不安。埃默里等在《美国新闻史》中记述了美国人是如何受到外国宣传家和报纸的影响，从而在舆论上倾向于支持加入这场战争的。1915年，德国潜艇击沉了英国一架邮轮“卢西塔尼亚号”，船上近2000名乘客中有1198名遇难，其中包括114名美国公民。这成为美国人对德国产生敌意的重要事件。在1917年德国恢复了无限制潜艇战之后，有数艘美国船只被击沉，美国总统威尔逊宣布正式参战。
在近代战争史上，一战的宣传战引人注目。各国都成立了专门负责宣传的机构，并通过海报、传单、明信片和新闻报道等来对己方、盟友和敌方开展宣传。1917年，美国成立了“公共信息委员会”，委派一名新闻工作者乔治·克里尔担任主席。克里尔说：“这是一个纯粹的宣传机构，一个做推销生意的大企业，也是世界上最大的广告业。”（埃默里等，2001：294）在他的带领下，公共信息委员会的宣传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其代表作是一幅美国征兵广告：一个戴着星条旗高帽的山姆大叔面向读者，伸出手指，广告语写着：“我需要你——加入美国军队。”其他招贴画、印刷品和电影也为美国的作战作出了巨大贡献。
其他交战各国也广泛开展了宣传战。与协约国相比，德国的宣传活动虽然数量不少，但效果显得稍逊一筹。1915年的卡维尔护士事件就是典型一例。当时，英国护士伊迪斯·卡维尔在比利时布鲁塞尔的一家医院担任总护士长，而德军俘虏的很多法国和比利时士兵被送到这家医院。1915年8月3日，德军逮捕了卡维尔护士，称她放走了很多法国和比利时士兵，助其逃往中立的荷兰。随后，德军判处她死刑，并执行了枪决。法国和英国的报纸与宣传机构就此大举报道，将卡维尔护士形容成一位圣洁的女士，而德军则是“杀人恶魔”。这一事件大大激发了英法等协约国士兵和民众对德国的痛恨，宣传在其中作用重大。有趣的是，当时也有德国医务人员被协约国枪杀，但德国宣传机构并未大做文章。或许这种对宣传活动未能充分挖掘潜力的行为，是德国战败的原因之一。
战后，无论是协约国还是德国，都有学者对宣传进行了深入研究分析，以致“宣传成了一战的替罪羊”。其中最负盛名的研究，就是美国政治学家哈罗德·拉斯韦尔的《世界大战中的宣传技巧》一书。这是他的博士论文，于1927年正式出版。在这本书中他写道：“国际战争宣传在上一次战争中扩大到了如此令人震惊的范围，是因为战争蔓延到了如此广阔的地区，它使得动员人民情绪成为必要。没有哪个政府奢望赢得战争，除非有团结一致的国家作后盾；没有哪个政府能够享有一个团结一致的后盾，除非它能控制国民的头脑。”（2003：22）这本书开创了宣传分析，也成为传播学早期的奠基性著作之一。
传播研究在美国的普遍开展
实际上，第一次世界大战还催生了另一本传播学的奠基性著作——沃尔特·李普曼的《舆论学》（1922）。李普曼提出了“拟态环境”、“刻板印象”等概念，并对舆论的基本原理、状况和结果进行了反思，时至今日都是传播研究无法绕开的核心论述。
一战之后，传播研究在美国普遍开展了起来。20世纪二三十年代是西方的动荡时期，经济大萧条席卷了整个资本主义世界，而一批重要的政治人物登上了历史舞台，在美国是小罗斯福总统，在德国则是阿道夫·希特勒。这两位政治家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非常善于利用传播活动来推广自己的政治主张。他们都是出色的演说家，擅长与新闻媒体打交道，而且积极利用新兴的广播和电影媒介来为自己的政治活动服务。
希特勒在德国以及欧洲大陆日渐得势的同时，受到纳粹迫害的犹太人不得不离开家园，去往世界各地，其中一个重要目的地就是美国。这为美国高等教育和科学研究事业的发展送来了大批人才，传播研究也获益匪浅。“传播学之父”威尔伯·施拉姆曾经说：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有四位人类传播学方面的专家，“阿道夫·希特勒——不是感谢他，因这纯属偶然——给我们送来了他们之中的两位：保罗·拉扎斯菲尔德和库尔特·勒温”（转引自罗杰斯，2005：003）。另两位是哈罗德·拉斯韦尔和卡尔·霍夫兰。实际上，希特勒还将整个法兰克福学派的学者逼到了美国。
希特勒使得美国人心惶惶，担忧自己的国家也会出现这样一位极端的政治人物。这并非杞人忧天，纳粹分子在20世纪30年代的美国也不鲜见，其中一个代表人物就是查尔斯·考夫林神父（Charles Coughlin）。和希特勒类似，他的宗教主张和政治主张也含有法西斯思想；同样和希特勒类似，他也非常善于利用广播和演讲来赢得信徒。他的宗教节目听众达到了3000万之多。虽然后来他受到教会的惩戒而退出历史舞台，但他的宣传激发了一项著名的研究，那就是阿尔弗雷德·李和伊丽莎白·李合著的《宣传的艺术》（1935）。同期，有关广播巨大威力的研究还体现在哈德利·坎特利尔的《外星人入侵地球：广播恐慌研究》（1940）之中。当然，这时的传播研究还不能忽略拉扎斯菲尔德领导的社会调查分析、维纳和申农等人进行的信息论和系统论研究、贝特森及帕洛阿尔托小组进行的人际传播与心理分析，以及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文化分析。但总体而言，传播研究还是零散的、分布在各个相关学科中，并未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
新的世界战争爆发了。1941年，美国由于珍珠港事件也加入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中。在这一时期，不仅大量的美国军人和平民被动员起来，许多研究者也参与到政府的相关事务里，这在华盛顿特区形成了一个“学者网络”。罗杰斯说：“一个由传播学者构成的无形学院在华盛顿形成。他们相聚在正式的会议上，也非正式地相聚在合用的汽车上，相聚在军事基地和联邦政府的办公室中。”（罗杰斯，2005：009）在这一时期，心理学家勒温进行了说服家庭主妇为了战争需要而采用内脏食品的实验，霍夫兰对军事影片的效果进行了控制研究，拉斯韦尔从事着宣传品的内容分析，拉扎斯菲尔德担任着美国陆军信息与教育部研究处和战时新闻局的顾问，而施拉姆在统计局（战时新闻局的前身）为罗斯福总统起草广播讲话稿。学者们的交流使得关于传播的研究成果汇集起来，为一个新学科的诞生提供了可能。
二战后期，施拉姆回到了衣阿华大学，开创了美国第一个传播学博士课程。后来，他撰写了第一本传播学的教科书，他也是第一个被称为“传播学教授”的学者。他在衣阿华大学、伊利诺伊大学、斯坦福大学和夏威夷东西方大学建立了相关的研究机构和课程，使得这个新兴学科正式进入美国的高等教育体系。而类似的课程也在美国各地的新闻学院、语言学系和其他机构建立起来，使得美国的传播学研究正式诞生。
总之，传播学在美国的诞生，与两次世界大战及其宣传活动有着密切的关系，这也使得它具有了自己的特色：关注传播效果，侧重定量方法，具有实用主义色彩。回顾历史，我们可以对美国的传播学研究有更深入的理解。
参考文献：
①【美】罗杰斯：《传播学史》，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年版
②【美】沃纳·赛佛林，小詹姆斯·坦卡德：《传播理论：起源、方法与应用》，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③【美】拉斯韦尔：《世界大战中的宣传技巧》，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④【美】埃默里等：《美国新闻史》，新华出版社，2001年版
⑤展江：《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宣传战》，《国际新闻界》，1996年第3期
（作者为中国传媒大学广播电视研究中心副研究员）
比如，“宣传”这个概念古已有之，东西方都有人在几千年前就意识到了这个事。而且，现代宣传概念恰恰是西方人发明的。我们学的“传播学”恰恰是美国人发明的，是在战争、宣传中发展起来的。可笑的是，现在很多人学了美国传播学的皮毛，却忽略了美国传播学的本质；信了人家的套路，却又被人家给束缚住了。比如，觉得西方的外宣就是写新闻、侃大山，跟情报有什么关系呢？
附一篇论文，请那些觉得外宣与战争（情报）无关的朋友看一看——宣传是怎么来的，美国的传播学是怎么诞生的。
【战争、宣传与美国传播学的诞生】
作者：张磊；来源：《青年记者》2014年10月上（中文核心期刊）；https://t.cn/A64nS2rs
人类对于传播现象的思考古已有之，但作为一门学科，传播学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开始萌芽的。
当代传播学是在美国诞生的，它与现代战争有着深厚的渊源。今年6月28日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一百周年纪念日，在这个时机回顾美国传播学的诞生，或能帮助我们丰富对于传播学研究范式的认识。
《孙子兵法》中的传播研究
人类的传播活动与人类的历史一样古老。人类社会便是建立在人们利用符号进行互动的基础上的，自从传播活动建立以来，人们对传播现象的关注和思考便从未停止。荀子曰：“登高而招，臂非加长也，而见者远。顺风而呼，声非加疾也，而闻者彰。”这讲述了一个朴素的传播原理：借助于媒介，可以大大扩大人的传播范围、提高传播效率乃至强化传播效果。柏拉图的“洞穴比喻”讲的虽是人类认知世界的哲学原理，但也提醒我们，传播媒介所折射的并非真实世界本身，而是真实世界的影子——这直接影响了李普曼提出“拟态环境”理论，他在《舆论学》一书开篇便引用了柏拉图的相关论述。
而一部经常被当代传播学者所提及的古代著作，就是中国的《孙子兵法》。孙子的军事和战争思想融合了儒家和其他中国古代思想，强调思想、政术和谋略的重要性，这其中就有对传播问题的思考。在开篇“始计篇”中，孙子说战争最重要的是五件事：“一曰道，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将，五曰法。”他将“道”放在第一位，并进一步解释说：“道者，令民与上同意也，故可以与之死，可以与之生，而不畏危。”换言之，只有取得民意和民心，才有可能取得战争的胜利，这里面既有日常政治的成功，也蕴含着战争期间鼓动工作、宣传工作的重要性。宣传鼓动工作不仅面向自己人，也面向敌人，做到“威加于敌”（《九地篇》），如此，才可能实现“不战而屈人之兵”（《谋攻篇》）。
《孙子兵法》不仅在中国军事史中影响深远，而且获得了近代西方学术思想的重视，其中就包括传播学者。美国学者塞弗林和坦卡德（2006：96）曾指出：“战时宣传可以追溯到早在耶稣诞生之前的孙子所著的《孙子兵法》（Read，1941）。但人们对宣传的真正认识来自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当时它被大量使用，它的功效更是前所未见。”更确切地说，近代西方传播学对于宣传的认识，是始自第一次世界大战的。
一战的宣传
第一次世界大战（1914～1918）是一次范围广泛、损失惨重的世界战争。从性质上而言，它是一次帝国主义列强重新瓜分世界势力范围的非正义战争。它的爆发源自帝国主义列强的深刻矛盾，而战争从酝酿、爆发到结束，离不开宣传所发挥的影响。在一战前夕，极端民族主义情绪被煽动到了极点，使得战争的爆发几乎成为必然。
美国在一开始并没有加入战争的明显迹象。但随着有关欧洲战场的报道越来越多，关于德军洗劫欧洲许多城市的新闻使得美国人越来越不安。埃默里等在《美国新闻史》中记述了美国人是如何受到外国宣传家和报纸的影响，从而在舆论上倾向于支持加入这场战争的。1915年，德国潜艇击沉了英国一架邮轮“卢西塔尼亚号”，船上近2000名乘客中有1198名遇难，其中包括114名美国公民。这成为美国人对德国产生敌意的重要事件。在1917年德国恢复了无限制潜艇战之后，有数艘美国船只被击沉，美国总统威尔逊宣布正式参战。
在近代战争史上，一战的宣传战引人注目。各国都成立了专门负责宣传的机构，并通过海报、传单、明信片和新闻报道等来对己方、盟友和敌方开展宣传。1917年，美国成立了“公共信息委员会”，委派一名新闻工作者乔治·克里尔担任主席。克里尔说：“这是一个纯粹的宣传机构，一个做推销生意的大企业，也是世界上最大的广告业。”（埃默里等，2001：294）在他的带领下，公共信息委员会的宣传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其代表作是一幅美国征兵广告：一个戴着星条旗高帽的山姆大叔面向读者，伸出手指，广告语写着：“我需要你——加入美国军队。”其他招贴画、印刷品和电影也为美国的作战作出了巨大贡献。
其他交战各国也广泛开展了宣传战。与协约国相比，德国的宣传活动虽然数量不少，但效果显得稍逊一筹。1915年的卡维尔护士事件就是典型一例。当时，英国护士伊迪斯·卡维尔在比利时布鲁塞尔的一家医院担任总护士长，而德军俘虏的很多法国和比利时士兵被送到这家医院。1915年8月3日，德军逮捕了卡维尔护士，称她放走了很多法国和比利时士兵，助其逃往中立的荷兰。随后，德军判处她死刑，并执行了枪决。法国和英国的报纸与宣传机构就此大举报道，将卡维尔护士形容成一位圣洁的女士，而德军则是“杀人恶魔”。这一事件大大激发了英法等协约国士兵和民众对德国的痛恨，宣传在其中作用重大。有趣的是，当时也有德国医务人员被协约国枪杀，但德国宣传机构并未大做文章。或许这种对宣传活动未能充分挖掘潜力的行为，是德国战败的原因之一。
战后，无论是协约国还是德国，都有学者对宣传进行了深入研究分析，以致“宣传成了一战的替罪羊”。其中最负盛名的研究，就是美国政治学家哈罗德·拉斯韦尔的《世界大战中的宣传技巧》一书。这是他的博士论文，于1927年正式出版。在这本书中他写道：“国际战争宣传在上一次战争中扩大到了如此令人震惊的范围，是因为战争蔓延到了如此广阔的地区，它使得动员人民情绪成为必要。没有哪个政府奢望赢得战争，除非有团结一致的国家作后盾；没有哪个政府能够享有一个团结一致的后盾，除非它能控制国民的头脑。”（2003：22）这本书开创了宣传分析，也成为传播学早期的奠基性著作之一。
传播研究在美国的普遍开展
实际上，第一次世界大战还催生了另一本传播学的奠基性著作——沃尔特·李普曼的《舆论学》（1922）。李普曼提出了“拟态环境”、“刻板印象”等概念，并对舆论的基本原理、状况和结果进行了反思，时至今日都是传播研究无法绕开的核心论述。
一战之后，传播研究在美国普遍开展了起来。20世纪二三十年代是西方的动荡时期，经济大萧条席卷了整个资本主义世界，而一批重要的政治人物登上了历史舞台，在美国是小罗斯福总统，在德国则是阿道夫·希特勒。这两位政治家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非常善于利用传播活动来推广自己的政治主张。他们都是出色的演说家，擅长与新闻媒体打交道，而且积极利用新兴的广播和电影媒介来为自己的政治活动服务。
希特勒在德国以及欧洲大陆日渐得势的同时，受到纳粹迫害的犹太人不得不离开家园，去往世界各地，其中一个重要目的地就是美国。这为美国高等教育和科学研究事业的发展送来了大批人才，传播研究也获益匪浅。“传播学之父”威尔伯·施拉姆曾经说：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有四位人类传播学方面的专家，“阿道夫·希特勒——不是感谢他，因这纯属偶然——给我们送来了他们之中的两位：保罗·拉扎斯菲尔德和库尔特·勒温”（转引自罗杰斯，2005：003）。另两位是哈罗德·拉斯韦尔和卡尔·霍夫兰。实际上，希特勒还将整个法兰克福学派的学者逼到了美国。
希特勒使得美国人心惶惶，担忧自己的国家也会出现这样一位极端的政治人物。这并非杞人忧天，纳粹分子在20世纪30年代的美国也不鲜见，其中一个代表人物就是查尔斯·考夫林神父（Charles Coughlin）。和希特勒类似，他的宗教主张和政治主张也含有法西斯思想；同样和希特勒类似，他也非常善于利用广播和演讲来赢得信徒。他的宗教节目听众达到了3000万之多。虽然后来他受到教会的惩戒而退出历史舞台，但他的宣传激发了一项著名的研究，那就是阿尔弗雷德·李和伊丽莎白·李合著的《宣传的艺术》（1935）。同期，有关广播巨大威力的研究还体现在哈德利·坎特利尔的《外星人入侵地球：广播恐慌研究》（1940）之中。当然，这时的传播研究还不能忽略拉扎斯菲尔德领导的社会调查分析、维纳和申农等人进行的信息论和系统论研究、贝特森及帕洛阿尔托小组进行的人际传播与心理分析，以及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文化分析。但总体而言，传播研究还是零散的、分布在各个相关学科中，并未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
新的世界战争爆发了。1941年，美国由于珍珠港事件也加入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中。在这一时期，不仅大量的美国军人和平民被动员起来，许多研究者也参与到政府的相关事务里，这在华盛顿特区形成了一个“学者网络”。罗杰斯说：“一个由传播学者构成的无形学院在华盛顿形成。他们相聚在正式的会议上，也非正式地相聚在合用的汽车上，相聚在军事基地和联邦政府的办公室中。”（罗杰斯，2005：009）在这一时期，心理学家勒温进行了说服家庭主妇为了战争需要而采用内脏食品的实验，霍夫兰对军事影片的效果进行了控制研究，拉斯韦尔从事着宣传品的内容分析，拉扎斯菲尔德担任着美国陆军信息与教育部研究处和战时新闻局的顾问，而施拉姆在统计局（战时新闻局的前身）为罗斯福总统起草广播讲话稿。学者们的交流使得关于传播的研究成果汇集起来，为一个新学科的诞生提供了可能。
二战后期，施拉姆回到了衣阿华大学，开创了美国第一个传播学博士课程。后来，他撰写了第一本传播学的教科书，他也是第一个被称为“传播学教授”的学者。他在衣阿华大学、伊利诺伊大学、斯坦福大学和夏威夷东西方大学建立了相关的研究机构和课程，使得这个新兴学科正式进入美国的高等教育体系。而类似的课程也在美国各地的新闻学院、语言学系和其他机构建立起来，使得美国的传播学研究正式诞生。
总之，传播学在美国的诞生，与两次世界大战及其宣传活动有着密切的关系，这也使得它具有了自己的特色：关注传播效果，侧重定量方法，具有实用主义色彩。回顾历史，我们可以对美国的传播学研究有更深入的理解。
参考文献：
①【美】罗杰斯：《传播学史》，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年版
②【美】沃纳·赛佛林，小詹姆斯·坦卡德：《传播理论：起源、方法与应用》，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③【美】拉斯韦尔：《世界大战中的宣传技巧》，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④【美】埃默里等：《美国新闻史》，新华出版社，2001年版
⑤展江：《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宣传战》，《国际新闻界》，1996年第3期
（作者为中国传媒大学广播电视研究中心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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