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饭】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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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益生产方式下绿色供应链成本管理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精益生产#
冠卓咨询官方客服：400-168-0525
一、构建原则和假设
1.绿色目标。覆盖产品生命周期，包括制造过程、原材料供应、产品销售、产品运输、产品使用、废弃物处理等环节。
2.系统性。从项目层的高度进行成本管理与控制，保持和发展整个建造系统中各参与方的合作关系，从宏观上管理和控制成本。
3.增值性。新的成本管理体系以满足顾客需求为目标导向，应从最终用户角度考虑全生命周期成本。
4.前馈性。新的成本管理体系应着重于事前控制，重点控制产品规划和设计阶段。
5.过程性。成本管理的重点是对形成成本的过程进行持续控制，精益建造提供的多种生产管理技术和方法可实现成本管理与生产控制的结合。
6.全面性。成本管理不仅满足财务管理目的，还应满足精益项目管理需求，为项目管理提供成本信息，支持项目决策。
7.定性与定量相结合。两种指标相结合更全面地评价成本管理体系。
8.可操作性。评价指标应具有可操作性，评价指标体系的设计应结合行业整体状况及企业的实施情况具体分析。
二、体系构建
精益生产方式下绿色供应链成本管理以精益生产、绿色供应链、成本管理理论为基础，故对其评价应涉及企业运营、环境对企业影响及财务成本管理三方面。
（一）企业运营评价指标
绿色供应链管理要求企业在产品设计、产品制造、产品销售以及产品的储存和运输等方面加强环境管理的力度，实施绿色采购、绿色设计、绿色制造、绿色包装、绿色物流以及绿色营销等策略，同时，精益生产方式的目的是降低成本、缩短生产周期、提高产品质量，从而最大程度地满足顾客的需求，这些因素必然影响到企业的运营。
1.产品开发指标
（1）产品开发周期。绿色供应链环境下精益生产方式实施产品并行开发工程，缩短了开发周期，提高了质量。
（2）产品开发投入产出比。可用新产品开发成本与新产品销售收人的比值衡量绿色供应链环境下精益生产方式产品开发的投入产出比。
2.产品生产指标
（1）生产周期。生产周期是从零部件投料到成品产出的全部时间，通过生产同步化、缩小生产批量、快速更换工装可明显减少生产周期。实施精益生产应尽量消除或减少不必要的时间占用，可用生产周期长短、生产周期缩减率、制造周期效能评价。
（2）库存水平。库存量大相应占用资金多，降低了资金的利用率，增加了库存管理费用的支出。精益生产零库存管理思想能有效解决这一问题，可用库存资金占用率来评价库存水平。
（3）边角余料。少量边角余料是生产过程中必然产生的，但过多边角余料的产生有违绿色供应链管理的要求，绿色采购和绿色设计在源头上控制边角余料产生，绿色制造在生产过程中控制边角余料产生，可用边角余料率评价边角余料的影响。
（4）质量保证。为确保产品质量，公司内所有的部门必须参加全面质量管理，在在制品储备量很低的生产环境下，对零部件和在制品质量提出很高的要求，可用产品合格率衡量产品质量保证水平。
3.产品销售指标
（1）产品及时供货能力。及时供货是满足客户需求这一最终目标所采取的有效措施，其能力的大小反映了绿色供应链上下游企业之间和企业内部运营管理的状况，可通过顾客对其满意度来衡量。
（2）产销率。产销率衡量企业实现产品价值转换能力的大小，其值越接近1，说明企业成品库存量越小。
（3）绝对市场占有率。绝对市场占有率准确反映了企业在市场中的竞争能力，从市场角度衡量企业在降低成本、提高质量方面的努力所取得的成效。
（4）产品销售利润率。产品销售利润率反映了企业在产品生产和销售过程中成本降低方面所取得的成效。
（二）环境影响评价指标
1.能源消耗比率。能源消耗比率越大，表明销售收入中所消耗的能源越多，对环境的负面影响越大，供应链的环境绩效越低。
2.资源属性指标。绿色产品评价中材料资源属性可用材料利用率、零部件的回收利用率、无毒无害材料使用比例衡量。设备资源指标是衡量绿色产品生产组织合理性的重要方面，主要用设备利用率来衡量。
3.环境经济性指标。环境经济性就是使绿色产品在其生命周期全程中具有最小的成本消耗和最少的环境污染治理费用。可从生产成本、使用成本以及社会成本方面考虑。
4.废弃物回收利用率。该指标值越大，表明废弃物得到了充分的利用，绿色供应链对能源的利用更充分，对环境的负面影响更小。
（三）财务成本管理指标
1.主要成本指标
（1）企业成本比较优势。用企业的成本比较优势来衡量精益生产方式下实施绿色供应链成本管理后企业在降低成本方面取得的成效，即在一定时间段内，企业与同类企业各单品综合平均成本的比较。
（2）成本费用利润率。该指标反映了企业为取得收益所付出的代价，利于促进企业加强管理、节约支出。该指标值越高，表明绿色供应链为取得利润而付出的代价越小，成本费用控制得越好，盈利能力越强。
（3）存货周转率。存货周转率指产品销售成本与存货平均余额的比率，用以衡量一定时期内存货资产的周转速度，反映绿色供应链购、产、销平衡的效率。货物周转率快，表示存货量适度，存货积压和价值损失的风险相对较低，存货所占资金使用效率高，企业变现能力和经营能力强。但存货周转率与企业生产经营周期有关，生产经营周期短，表示无需储备大量存货，故其存货周转率就会相对加速。
（4）环保投资成本。供应链上的节点企业在环境基础设施、环保技术、环保设备以及与之相关的信息系统等方面增加的投资有的是单个企业进行，有些则是供应链中的多个企业共同投资，对其进行评价主要依据企业当年投资比上年度增加的比率。
2.主要财务指标
（1）总资产报酬率。即企业净利润总额与总资产的比率关系，是从资产运用角度反映绿色供应链环境下精益生产方式企业资产的获利能力。
（2）总资产增长率。即本期期末总资产相对于上期期末总资产的增长情况，反映了绿色供应链环境下精益生产方式企业规模扩张的情况。
（3）财务杠杆系数。是净资产收益率对总资产投资报酬率的倍数，反映绿色供应链环境下精益生产方式企业的长期偿债能力和盈利能力。
（4）固定资产效用比率。绿色供应链环境下精益生产方式企业拥有固定资产的目的是要创造收益，利用一定时期的销售收入与固定资产的比较分析，可以有效地衡量固定资产的运用效率。
精益生产方式下，企业实施绿色供应链成本管理的评价是要检验企业实施绿色供应链成本管理的效果。上述评价指标体系从企业的运营、环境影响、财务成本管理方面入手，选取了典型的指标全面地概括评价了企业绿色供应链成本管理。
文章来自网络，版权归作者所有，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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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构建原则和假设
1.绿色目标。覆盖产品生命周期，包括制造过程、原材料供应、产品销售、产品运输、产品使用、废弃物处理等环节。
2.系统性。从项目层的高度进行成本管理与控制，保持和发展整个建造系统中各参与方的合作关系，从宏观上管理和控制成本。
3.增值性。新的成本管理体系以满足顾客需求为目标导向，应从最终用户角度考虑全生命周期成本。
4.前馈性。新的成本管理体系应着重于事前控制，重点控制产品规划和设计阶段。
5.过程性。成本管理的重点是对形成成本的过程进行持续控制，精益建造提供的多种生产管理技术和方法可实现成本管理与生产控制的结合。
6.全面性。成本管理不仅满足财务管理目的，还应满足精益项目管理需求，为项目管理提供成本信息，支持项目决策。
7.定性与定量相结合。两种指标相结合更全面地评价成本管理体系。
8.可操作性。评价指标应具有可操作性，评价指标体系的设计应结合行业整体状况及企业的实施情况具体分析。
二、体系构建
精益生产方式下绿色供应链成本管理以精益生产、绿色供应链、成本管理理论为基础，故对其评价应涉及企业运营、环境对企业影响及财务成本管理三方面。
（一）企业运营评价指标
绿色供应链管理要求企业在产品设计、产品制造、产品销售以及产品的储存和运输等方面加强环境管理的力度，实施绿色采购、绿色设计、绿色制造、绿色包装、绿色物流以及绿色营销等策略，同时，精益生产方式的目的是降低成本、缩短生产周期、提高产品质量，从而最大程度地满足顾客的需求，这些因素必然影响到企业的运营。
1.产品开发指标
（1）产品开发周期。绿色供应链环境下精益生产方式实施产品并行开发工程，缩短了开发周期，提高了质量。
（2）产品开发投入产出比。可用新产品开发成本与新产品销售收人的比值衡量绿色供应链环境下精益生产方式产品开发的投入产出比。
2.产品生产指标
（1）生产周期。生产周期是从零部件投料到成品产出的全部时间，通过生产同步化、缩小生产批量、快速更换工装可明显减少生产周期。实施精益生产应尽量消除或减少不必要的时间占用，可用生产周期长短、生产周期缩减率、制造周期效能评价。
（2）库存水平。库存量大相应占用资金多，降低了资金的利用率，增加了库存管理费用的支出。精益生产零库存管理思想能有效解决这一问题，可用库存资金占用率来评价库存水平。
（3）边角余料。少量边角余料是生产过程中必然产生的，但过多边角余料的产生有违绿色供应链管理的要求，绿色采购和绿色设计在源头上控制边角余料产生，绿色制造在生产过程中控制边角余料产生，可用边角余料率评价边角余料的影响。
（4）质量保证。为确保产品质量，公司内所有的部门必须参加全面质量管理，在在制品储备量很低的生产环境下，对零部件和在制品质量提出很高的要求，可用产品合格率衡量产品质量保证水平。
3.产品销售指标
（1）产品及时供货能力。及时供货是满足客户需求这一最终目标所采取的有效措施，其能力的大小反映了绿色供应链上下游企业之间和企业内部运营管理的状况，可通过顾客对其满意度来衡量。
（2）产销率。产销率衡量企业实现产品价值转换能力的大小，其值越接近1，说明企业成品库存量越小。
（3）绝对市场占有率。绝对市场占有率准确反映了企业在市场中的竞争能力，从市场角度衡量企业在降低成本、提高质量方面的努力所取得的成效。
（4）产品销售利润率。产品销售利润率反映了企业在产品生产和销售过程中成本降低方面所取得的成效。
（二）环境影响评价指标
1.能源消耗比率。能源消耗比率越大，表明销售收入中所消耗的能源越多，对环境的负面影响越大，供应链的环境绩效越低。
2.资源属性指标。绿色产品评价中材料资源属性可用材料利用率、零部件的回收利用率、无毒无害材料使用比例衡量。设备资源指标是衡量绿色产品生产组织合理性的重要方面，主要用设备利用率来衡量。
3.环境经济性指标。环境经济性就是使绿色产品在其生命周期全程中具有最小的成本消耗和最少的环境污染治理费用。可从生产成本、使用成本以及社会成本方面考虑。
4.废弃物回收利用率。该指标值越大，表明废弃物得到了充分的利用，绿色供应链对能源的利用更充分，对环境的负面影响更小。
（三）财务成本管理指标
1.主要成本指标
（1）企业成本比较优势。用企业的成本比较优势来衡量精益生产方式下实施绿色供应链成本管理后企业在降低成本方面取得的成效，即在一定时间段内，企业与同类企业各单品综合平均成本的比较。
（2）成本费用利润率。该指标反映了企业为取得收益所付出的代价，利于促进企业加强管理、节约支出。该指标值越高，表明绿色供应链为取得利润而付出的代价越小，成本费用控制得越好，盈利能力越强。
（3）存货周转率。存货周转率指产品销售成本与存货平均余额的比率，用以衡量一定时期内存货资产的周转速度，反映绿色供应链购、产、销平衡的效率。货物周转率快，表示存货量适度，存货积压和价值损失的风险相对较低，存货所占资金使用效率高，企业变现能力和经营能力强。但存货周转率与企业生产经营周期有关，生产经营周期短，表示无需储备大量存货，故其存货周转率就会相对加速。
（4）环保投资成本。供应链上的节点企业在环境基础设施、环保技术、环保设备以及与之相关的信息系统等方面增加的投资有的是单个企业进行，有些则是供应链中的多个企业共同投资，对其进行评价主要依据企业当年投资比上年度增加的比率。
2.主要财务指标
（1）总资产报酬率。即企业净利润总额与总资产的比率关系，是从资产运用角度反映绿色供应链环境下精益生产方式企业资产的获利能力。
（2）总资产增长率。即本期期末总资产相对于上期期末总资产的增长情况，反映了绿色供应链环境下精益生产方式企业规模扩张的情况。
（3）财务杠杆系数。是净资产收益率对总资产投资报酬率的倍数，反映绿色供应链环境下精益生产方式企业的长期偿债能力和盈利能力。
（4）固定资产效用比率。绿色供应链环境下精益生产方式企业拥有固定资产的目的是要创造收益，利用一定时期的销售收入与固定资产的比较分析，可以有效地衡量固定资产的运用效率。
精益生产方式下，企业实施绿色供应链成本管理的评价是要检验企业实施绿色供应链成本管理的效果。上述评价指标体系从企业的运营、环境影响、财务成本管理方面入手，选取了典型的指标全面地概括评价了企业绿色供应链成本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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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仁堂告了同仁堂# ？都是“老字号”到底谁在侵权】日前，中国北京同仁堂(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下称“北京同仁堂”）向天津同仁堂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天津同仁堂”）提起商标字号侵权诉讼，这让外界再次关注同仁堂老字号的历史问题。
据记者调查，如今国内名称上有“同仁堂”字样的老字号企业一共有3家，背后均被指向与清代同仁堂品牌创始人乐氏家族存在交集。经过几十年发展，这些企业在各自领域发展壮大，在产品销售方面，存在竞争关系。加上“同仁堂”这一老字号品牌早已深入人心，市场品牌乱象难解。
字号“开枝散叶”
北京同仁堂公司官网消息称，1669年，乐显扬在北京创办同仁堂药室，标志着同仁堂品牌创立。北京同仁堂属于“根正苗红”，那么各地的天津同仁堂、南京同仁堂、台湾同仁堂等，是否亦属正宗“同仁堂”品牌？
记者调查发现，这些兴起的“同仁堂”系列品牌，背后均与同仁堂创始人乐氏家族存在关系。
乐氏家族子孙口述的《北京口述历史：个人叙述中的同仁堂历史》（下称《同仁堂叙述史》）记载，自同仁堂创立之后，成为了誉满京城的金字招牌。但是1753年左右的一场大火，曾一度让同仁堂走向衰落，长期由外姓人经营，乐氏仍保留铺东之位。
天津同仁堂的由来与乐氏家族不无关系。天津同仁堂后人张肇彤担任顾问的《话说天津同仁堂》中记载，张益堂系天津同仁堂的创始人，其祖籍安徽寿州，出生于郎中世家。早年，张益堂进京做药材生意赚了钱，然而他对经营拥有百年历史的同仁堂，并钻研其成药的制作工艺充满向往。在乐平泉的邀约之下，张益堂开始统领同仁堂经营，分管制药。张益堂接手同仁堂后，这家老字号得以新生。然而双方合作9年之后，乐平泉却要求收回同仁堂股权，独家经营。张益堂也答应了，乐平泉颇为感激。
在张益堂过世后，乐氏家族后人与张家还是因同仁堂字号打起了官司。1907年，天津审判厅开庭审理了京津同仁堂牌匾诉讼案，审理结果是：北京同仁堂不得在天津使用同仁堂字号，天津同仁堂不得去外地使用同仁堂字号经营。
记者发现，同仁堂字号在全国落地，还是与乐氏家族成员相关。
《同仁堂叙述史》载，在20世纪50年代以前，同仁堂并不是一个独立的个体（药铺），而是一个由乐家四大房集体构筑的相当庞大的药业网络。
《北京同仁堂史》称，乐家四支家族的代表开会议定，取消寄卖制，允许各支在外开办店铺，可用“乐家老铺”招牌，但不能用“同仁堂”店名。自此，各支相继在外开办药铺。
此后几年，乐氏家族后人乐笃周到南京开设同仁堂分号，所有资金、药材都由北京同仁堂直接拨付。这就是北平同仁堂京都乐家老铺南京分号，即南京同仁堂药业有限责任公司（下称“南京同仁堂”）的前身。
“由各房支子孙各自开设药铺的模式，后来被乐家各支沿袭下来，直到20世纪50年代。”上述《同仁堂叙述史》载，据统计，到1949年，乐家四大房子孙开设的药铺除同仁堂外共30余家，分设在天津、上海、长春、西安、长沙、福州、香港等地，实际数量当不止此，“同仁堂的名声就是这样不仅靠自己，也通过这些遍及各地的乐家老铺显现出来”。
新中国成立后的公私合营，成为这些同仁堂老字号企业的分水岭。
1954年，乐氏第十三代传人乐松生在北京带头实行公私合营，将同仁堂交给国家。据同仁堂（600085.SH）招股书称，1954年同仁堂第一批公私合营改造，隶属北京市药材公司。
据张肇彤回忆，到了1956年，天津同仁堂走上公私合营之路，按照国家对民族工商业的赎买政策，张家每季度或者半年可领取股息，直到1966年，张家与天津同仁堂的缘分才算告一段落。
此后，天津同仁堂更名“天津市第四中药厂”，1988年，“天津市第四中药厂”想恢复原有名称，还遭到了北京同仁堂反对，可当时国家工商总局只保护商标，并不保护字号，天津同仁堂这才恢复了名号。
在最近关于北京同仁堂的诉讼公告中，津同仁堂（834915.OC）称，天津同仁堂的前身可追溯至清朝时期，历史上曾使用京都同仁堂张家老药铺、京同仁堂和记、天津同仁堂制药厂等名称开展药品经营活动。2002年，经天津市政府批准，天津同仁堂制药厂改制为天津同仁堂股份有限公司；2008年，更名为天津同仁堂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并一直沿用至今。
而南京同仁堂也是在1955年更名为公私合营南京同仁堂国药号股份有限公司，1957年定名为南京同仁堂制药厂。1998年，改制组建南京同仁堂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到底谁在侵权
从目前情况来看，隶属北京国资委的北京同仁堂是几家同仁堂中实力最强的。1992年，北京同仁堂组建，并于2001年改制为国有独资公司，旗下拥有3家上市公司：同仁堂股份、同仁堂科技（01666.HK）和同仁堂国药（03616.HK）。
天津同仁堂则系民营企业，由张彦森家族掌握。据招股书，天津同仁堂现有四大股东，张彦森及其配偶高桂琴合计持股59%，张彦森之弟张彦明持股1%，丽珠集团（000513.SZ）持股40%。
目前，天津同仁堂仍未实现上市。从2016年发起IPO起，至2021年6月，转向深交所创业板发起上市冲刺。深交所创业板审核系统显示，天津同仁堂的IPO状态仍是“已问询”，尚未有进一步进展。
记者近几日走访实体药店以及搜索网上药店调查发现，对比天津同仁堂此前发布的品牌LOGO，与北京同仁堂的品牌LOGO存在着相似之处，均为红底色带有金色纹饰的圆形中带有竖版“同仁堂”字样的商标。其中，天津同仁堂的商标中圆形中间的“天津同仁堂”字样增加了蓝色条形底色，并在竖版“同仁堂”字样上方增加了字体更小号的横版“天津”二字。
天津同仁堂的上述品牌LOGO被广泛应用在了其多款产品中。在某医药电商售卖平台上，天津同仁堂的肾炎康复片、脉管康复片等产品包装盒上，均展示有上述与京同仁堂相似的天津同仁堂品牌LOGO。
不过，近日，在海王星辰、大参林等实体药店，肾炎康复片产品包装盒上的LOGO已被更换为圆形的“天工”品牌LOGO。目前，尚不知天津同仁堂何时更改的这些包装，以及波及的产品范围。
天津同仁堂招股书显示，公司营收主要来源于肾炎康复片和脉管复康片等三个品种。2018年、2019年和2020年，肾炎康复片的营收分别为2.59亿元、2.81亿元和3.02亿元，分别占公司总营收的38.83%、37.69%和36.89%；同期，脉管复康片的营收分别为6074.90万元、7148.10万元和9812.07万元，分别占公司总营收的9.12%、9.60%和11.99%。
此次北京同仁堂对外声明称，天津同仁堂未经许可擅自使用与北京同仁堂“同仁堂”文字和“同仁堂”注册商标高度近似的侵权标识，并通过企业名称文字突出使用、虚假宣传等方式引起混淆，侵害了北京同仁堂注册商标专用权等权利，并构成不正当竞争。
对此，天津同仁堂并未正面回应上述北京同仁堂的“侵权”指责，“公司的企业名称、字号和商标均系合法取得，公司规范使用‘太阳’及‘津同仁’等合法注册的商标，‘太阳’商标于2012年被认定为‘中国驰名商标’。”
北京同仁堂诉称，依据《商标法》《反不正当竞争法》，作为被告之一的天津同仁堂侵害其注册商标专用权及构成不正当竞争。北京同仁堂请求法院判令天津同仁堂停止侵害其注册商标专用权，停止使用“同仁堂”字号、变更企业名称，停止不正当竞争行为，赔偿其经济损失及合理支出费用5000万元。
擅长商标及反不正当竞争等知识产权诉讼的北京市惠诚律师事务所卞颖华律师在接受第一财经记者采访时表示，对于商标侵权，最核心的关键词就是“相同相似”+“混淆”。
“法院要判断的是北京同仁堂援引的权利商标与被控诉的天津同仁堂使用的标识是否相同、相似，并进一步判断消费者看到了天津同仁堂使用标识的产品时，是否会直接误认为该商品就来源于北京同仁堂。”卞颖华称。
华东政法大学知识产权学院副教授、国家版权局国家版权研究基地研究员陈绍玲在接受第一财经记者采访时表示，一般说来，注册商标侵权行为限于在相同或类似商品或服务上未经许可提供相同或近似商标。对于普通的注册商标而言，混淆是构成商标侵权的必要条件，只要对商标的使用导致消费者可能会对商品或服务来源产生混淆，就构成直接侵权。
陈绍玲介绍，混淆的判断标准应当以普通消费者的“一般注意力”为标准，即分别观察两个商标后，凭借记忆比较两商标之间最显著、给人留下印象最深的部分是否相同或相似，并判断两商标在整体上是否给人留下十分接近的印象。除此之外，已注册商标的显著性和知名度、商品或服务间的类似程度以及交易渠道、市场区分与相关公众的特定情况也是综合考量因素。
9月1日，第一财经记者致电天津同仁堂询问北京同仁堂发起的诉讼以及该诉讼对公司上市进程的影响，对方董秘办人士拒绝予以置评，并表示，“公司已发布公告，请以此为准”。
记者在实地走访后发现，在一些产品销售上，南京同仁堂与北京同仁堂亦存在着竞争。比如，北京同仁堂核心品种安宫牛黄丸，南京同仁堂也有这款产品销售，且二者成分大多相同。在华南的部分连锁药店，当记者说要购买安宫牛黄丸时，销售人员从柜台内拿出两种分别由北京同仁堂和南京同仁堂生产的产品。
品牌授权乱象丛生
在中药业内人士看来，北京同仁堂对外宣布起诉天津同仁堂的同时，应是想警告行业冒用“同仁堂”品牌者。“任何未经许可擅自对同仁堂商标字号的使用、仿冒、混淆等行为，均构成侵权和不正当竞争。在此，北京同仁堂也正告其他侵权主体，请立即停止违法行为，正当经营，以免讼累。”北京同仁堂称。
在老字号评选上，各家“同仁堂”字号企业其实早有收获。2006年，北京同仁堂（字号：同仁堂；商标：同仁堂牌）、天津同仁堂（字号：天津同仁堂；商标：太阳）、南京同仁堂（字号：南京同仁堂；商标：乐家老铺）均入选商务部认定的第一批“中华老字号”。
“有了‘中华老字号’这一身份的加持，这些企业的字号品牌就更具有含金量，许多小企业或者个人不惜花重金获得同仁堂品牌生产授权，但这也容易产生质量问题。”一位研究企业品牌的专家告诉第一财经记者。
网上关于北京同仁堂、南京同仁堂品牌授权的信息较多。在某网上平台，一位姓吴的女士自称手中有“南京同仁堂”商标授权贴牌一手资源，“整合上游产品生产企业和下游大型渠道分销商，为多家天猫、京东、拼多多的大卖家提供具竞争力的贴牌大健康产品。”
上述吴女士告诉记者，如果要获得南京同仁堂“乐家老铺”品牌，一个单品授权需要保证金5万元，再加上25%的品牌管理费和部分防伪码费用，且年任务量达100万；南京同仁堂“绿金家园”品牌，一个单品授权需要保证金2万元，再加上20%的品牌管理费和部分防伪码费用，年任务量达50万。
“许多企业都想获得这些同仁堂企业的品牌授权，因为这一品牌早已在国内深入人心，因此生产美妆、茶饮等单品，如果打上‘同仁堂’的相关品牌，销量肯定不一样。”一位曾在2017年代理北京同仁堂化妆品的广州经销商告诉第一财经记者。
记者在几大电商平台搜索后发现，打着“北京同仁堂”“南京同仁堂”品牌销售大健康产品的商家多不胜数，消费者往往真假难辨。
“有时候我们在销售同仁堂的产品时，却发现这些产品是两个批次，由两个不同的厂家生产，但都是使用同一个同仁堂商标，我们还得向客户解释。”上述广州经销商说。
据记者调查，如今国内名称上有“同仁堂”字样的老字号企业一共有3家，背后均被指向与清代同仁堂品牌创始人乐氏家族存在交集。经过几十年发展，这些企业在各自领域发展壮大，在产品销售方面，存在竞争关系。加上“同仁堂”这一老字号品牌早已深入人心，市场品牌乱象难解。
字号“开枝散叶”
北京同仁堂公司官网消息称，1669年，乐显扬在北京创办同仁堂药室，标志着同仁堂品牌创立。北京同仁堂属于“根正苗红”，那么各地的天津同仁堂、南京同仁堂、台湾同仁堂等，是否亦属正宗“同仁堂”品牌？
记者调查发现，这些兴起的“同仁堂”系列品牌，背后均与同仁堂创始人乐氏家族存在关系。
乐氏家族子孙口述的《北京口述历史：个人叙述中的同仁堂历史》（下称《同仁堂叙述史》）记载，自同仁堂创立之后，成为了誉满京城的金字招牌。但是1753年左右的一场大火，曾一度让同仁堂走向衰落，长期由外姓人经营，乐氏仍保留铺东之位。
天津同仁堂的由来与乐氏家族不无关系。天津同仁堂后人张肇彤担任顾问的《话说天津同仁堂》中记载，张益堂系天津同仁堂的创始人，其祖籍安徽寿州，出生于郎中世家。早年，张益堂进京做药材生意赚了钱，然而他对经营拥有百年历史的同仁堂，并钻研其成药的制作工艺充满向往。在乐平泉的邀约之下，张益堂开始统领同仁堂经营，分管制药。张益堂接手同仁堂后，这家老字号得以新生。然而双方合作9年之后，乐平泉却要求收回同仁堂股权，独家经营。张益堂也答应了，乐平泉颇为感激。
在张益堂过世后，乐氏家族后人与张家还是因同仁堂字号打起了官司。1907年，天津审判厅开庭审理了京津同仁堂牌匾诉讼案，审理结果是：北京同仁堂不得在天津使用同仁堂字号，天津同仁堂不得去外地使用同仁堂字号经营。
记者发现，同仁堂字号在全国落地，还是与乐氏家族成员相关。
《同仁堂叙述史》载，在20世纪50年代以前，同仁堂并不是一个独立的个体（药铺），而是一个由乐家四大房集体构筑的相当庞大的药业网络。
《北京同仁堂史》称，乐家四支家族的代表开会议定，取消寄卖制，允许各支在外开办店铺，可用“乐家老铺”招牌，但不能用“同仁堂”店名。自此，各支相继在外开办药铺。
此后几年，乐氏家族后人乐笃周到南京开设同仁堂分号，所有资金、药材都由北京同仁堂直接拨付。这就是北平同仁堂京都乐家老铺南京分号，即南京同仁堂药业有限责任公司（下称“南京同仁堂”）的前身。
“由各房支子孙各自开设药铺的模式，后来被乐家各支沿袭下来，直到20世纪50年代。”上述《同仁堂叙述史》载，据统计，到1949年，乐家四大房子孙开设的药铺除同仁堂外共30余家，分设在天津、上海、长春、西安、长沙、福州、香港等地，实际数量当不止此，“同仁堂的名声就是这样不仅靠自己，也通过这些遍及各地的乐家老铺显现出来”。
新中国成立后的公私合营，成为这些同仁堂老字号企业的分水岭。
1954年，乐氏第十三代传人乐松生在北京带头实行公私合营，将同仁堂交给国家。据同仁堂（600085.SH）招股书称，1954年同仁堂第一批公私合营改造，隶属北京市药材公司。
据张肇彤回忆，到了1956年，天津同仁堂走上公私合营之路，按照国家对民族工商业的赎买政策，张家每季度或者半年可领取股息，直到1966年，张家与天津同仁堂的缘分才算告一段落。
此后，天津同仁堂更名“天津市第四中药厂”，1988年，“天津市第四中药厂”想恢复原有名称，还遭到了北京同仁堂反对，可当时国家工商总局只保护商标，并不保护字号，天津同仁堂这才恢复了名号。
在最近关于北京同仁堂的诉讼公告中，津同仁堂（834915.OC）称，天津同仁堂的前身可追溯至清朝时期，历史上曾使用京都同仁堂张家老药铺、京同仁堂和记、天津同仁堂制药厂等名称开展药品经营活动。2002年，经天津市政府批准，天津同仁堂制药厂改制为天津同仁堂股份有限公司；2008年，更名为天津同仁堂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并一直沿用至今。
而南京同仁堂也是在1955年更名为公私合营南京同仁堂国药号股份有限公司，1957年定名为南京同仁堂制药厂。1998年，改制组建南京同仁堂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到底谁在侵权
从目前情况来看，隶属北京国资委的北京同仁堂是几家同仁堂中实力最强的。1992年，北京同仁堂组建，并于2001年改制为国有独资公司，旗下拥有3家上市公司：同仁堂股份、同仁堂科技（01666.HK）和同仁堂国药（03616.HK）。
天津同仁堂则系民营企业，由张彦森家族掌握。据招股书，天津同仁堂现有四大股东，张彦森及其配偶高桂琴合计持股59%，张彦森之弟张彦明持股1%，丽珠集团（000513.SZ）持股40%。
目前，天津同仁堂仍未实现上市。从2016年发起IPO起，至2021年6月，转向深交所创业板发起上市冲刺。深交所创业板审核系统显示，天津同仁堂的IPO状态仍是“已问询”，尚未有进一步进展。
记者近几日走访实体药店以及搜索网上药店调查发现，对比天津同仁堂此前发布的品牌LOGO，与北京同仁堂的品牌LOGO存在着相似之处，均为红底色带有金色纹饰的圆形中带有竖版“同仁堂”字样的商标。其中，天津同仁堂的商标中圆形中间的“天津同仁堂”字样增加了蓝色条形底色，并在竖版“同仁堂”字样上方增加了字体更小号的横版“天津”二字。
天津同仁堂的上述品牌LOGO被广泛应用在了其多款产品中。在某医药电商售卖平台上，天津同仁堂的肾炎康复片、脉管康复片等产品包装盒上，均展示有上述与京同仁堂相似的天津同仁堂品牌LOGO。
不过，近日，在海王星辰、大参林等实体药店，肾炎康复片产品包装盒上的LOGO已被更换为圆形的“天工”品牌LOGO。目前，尚不知天津同仁堂何时更改的这些包装，以及波及的产品范围。
天津同仁堂招股书显示，公司营收主要来源于肾炎康复片和脉管复康片等三个品种。2018年、2019年和2020年，肾炎康复片的营收分别为2.59亿元、2.81亿元和3.02亿元，分别占公司总营收的38.83%、37.69%和36.89%；同期，脉管复康片的营收分别为6074.90万元、7148.10万元和9812.07万元，分别占公司总营收的9.12%、9.60%和11.99%。
此次北京同仁堂对外声明称，天津同仁堂未经许可擅自使用与北京同仁堂“同仁堂”文字和“同仁堂”注册商标高度近似的侵权标识，并通过企业名称文字突出使用、虚假宣传等方式引起混淆，侵害了北京同仁堂注册商标专用权等权利，并构成不正当竞争。
对此，天津同仁堂并未正面回应上述北京同仁堂的“侵权”指责，“公司的企业名称、字号和商标均系合法取得，公司规范使用‘太阳’及‘津同仁’等合法注册的商标，‘太阳’商标于2012年被认定为‘中国驰名商标’。”
北京同仁堂诉称，依据《商标法》《反不正当竞争法》，作为被告之一的天津同仁堂侵害其注册商标专用权及构成不正当竞争。北京同仁堂请求法院判令天津同仁堂停止侵害其注册商标专用权，停止使用“同仁堂”字号、变更企业名称，停止不正当竞争行为，赔偿其经济损失及合理支出费用5000万元。
擅长商标及反不正当竞争等知识产权诉讼的北京市惠诚律师事务所卞颖华律师在接受第一财经记者采访时表示，对于商标侵权，最核心的关键词就是“相同相似”+“混淆”。
“法院要判断的是北京同仁堂援引的权利商标与被控诉的天津同仁堂使用的标识是否相同、相似，并进一步判断消费者看到了天津同仁堂使用标识的产品时，是否会直接误认为该商品就来源于北京同仁堂。”卞颖华称。
华东政法大学知识产权学院副教授、国家版权局国家版权研究基地研究员陈绍玲在接受第一财经记者采访时表示，一般说来，注册商标侵权行为限于在相同或类似商品或服务上未经许可提供相同或近似商标。对于普通的注册商标而言，混淆是构成商标侵权的必要条件，只要对商标的使用导致消费者可能会对商品或服务来源产生混淆，就构成直接侵权。
陈绍玲介绍，混淆的判断标准应当以普通消费者的“一般注意力”为标准，即分别观察两个商标后，凭借记忆比较两商标之间最显著、给人留下印象最深的部分是否相同或相似，并判断两商标在整体上是否给人留下十分接近的印象。除此之外，已注册商标的显著性和知名度、商品或服务间的类似程度以及交易渠道、市场区分与相关公众的特定情况也是综合考量因素。
9月1日，第一财经记者致电天津同仁堂询问北京同仁堂发起的诉讼以及该诉讼对公司上市进程的影响，对方董秘办人士拒绝予以置评，并表示，“公司已发布公告，请以此为准”。
记者在实地走访后发现，在一些产品销售上，南京同仁堂与北京同仁堂亦存在着竞争。比如，北京同仁堂核心品种安宫牛黄丸，南京同仁堂也有这款产品销售，且二者成分大多相同。在华南的部分连锁药店，当记者说要购买安宫牛黄丸时，销售人员从柜台内拿出两种分别由北京同仁堂和南京同仁堂生产的产品。
品牌授权乱象丛生
在中药业内人士看来，北京同仁堂对外宣布起诉天津同仁堂的同时，应是想警告行业冒用“同仁堂”品牌者。“任何未经许可擅自对同仁堂商标字号的使用、仿冒、混淆等行为，均构成侵权和不正当竞争。在此，北京同仁堂也正告其他侵权主体，请立即停止违法行为，正当经营，以免讼累。”北京同仁堂称。
在老字号评选上，各家“同仁堂”字号企业其实早有收获。2006年，北京同仁堂（字号：同仁堂；商标：同仁堂牌）、天津同仁堂（字号：天津同仁堂；商标：太阳）、南京同仁堂（字号：南京同仁堂；商标：乐家老铺）均入选商务部认定的第一批“中华老字号”。
“有了‘中华老字号’这一身份的加持，这些企业的字号品牌就更具有含金量，许多小企业或者个人不惜花重金获得同仁堂品牌生产授权，但这也容易产生质量问题。”一位研究企业品牌的专家告诉第一财经记者。
网上关于北京同仁堂、南京同仁堂品牌授权的信息较多。在某网上平台，一位姓吴的女士自称手中有“南京同仁堂”商标授权贴牌一手资源，“整合上游产品生产企业和下游大型渠道分销商，为多家天猫、京东、拼多多的大卖家提供具竞争力的贴牌大健康产品。”
上述吴女士告诉记者，如果要获得南京同仁堂“乐家老铺”品牌，一个单品授权需要保证金5万元，再加上25%的品牌管理费和部分防伪码费用，且年任务量达100万；南京同仁堂“绿金家园”品牌，一个单品授权需要保证金2万元，再加上20%的品牌管理费和部分防伪码费用，年任务量达50万。
“许多企业都想获得这些同仁堂企业的品牌授权，因为这一品牌早已在国内深入人心，因此生产美妆、茶饮等单品，如果打上‘同仁堂’的相关品牌，销量肯定不一样。”一位曾在2017年代理北京同仁堂化妆品的广州经销商告诉第一财经记者。
记者在几大电商平台搜索后发现，打着“北京同仁堂”“南京同仁堂”品牌销售大健康产品的商家多不胜数，消费者往往真假难辨。
“有时候我们在销售同仁堂的产品时，却发现这些产品是两个批次，由两个不同的厂家生产，但都是使用同一个同仁堂商标，我们还得向客户解释。”上述广州经销商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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