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美国真空管道超级高铁落户贵州铜仁？超级高铁项目会是噱头吗？
超级高铁将落户贵州省铜仁市
为什么选在贵州铜仁？对当地有哪些实际的影响？
7月19日，贵州省铜仁市与美国超级高铁公司（HTT）在贵阳市举行“真空管道超级高铁研发产业园项目”签约仪式，标志着超级高铁项目落户贵州铜仁迈出了坚实的一步。据了解，这是美国超级高铁公司与中国签署的第一份超级高铁建设协议。
有71 个回答
公众号：黔财有话说，微博：北京塞冬
查了下英文报道，感觉扯淡骗钱的概率很大。
第一期工程，10公里，连接市区到机场，3亿美金，20亿人民币，2亿一公里。
第二期工程，50公里，连接市区到梵净山，一二期加起来一共15亿美金，100亿人民币，近1.7亿一公里。
资金来源：地方政府出一半，剩下一半靠寻求融资。
除了HTT外，另一家类似的概念公司ARRIVO最近也获得了来自中国国企的融资，10亿美元，来自中国通用技术集团（Genertec），如下图所示：
HTT的磁悬浮列车概念图是这样的，每舱容纳28-40人，每天最多发送4000舱、16万人。
工程上，类似加了盖的轻轨。
去年开通的北京S1线，用的是中低速磁悬浮，也是每天最多16万人，时速100公里，中车唐山制造。和铜仁的一期工程类似，也是10公里，不过投资高达64亿，每公里6亿多。是HTT铜仁线的3倍多。
就目前而言，大城市地铁的造价已经普遍在15亿/公里以上，轻轨也得5-10亿每公里。
对于拆迁成本很低的中型城市、或者二线城市远郊区轻轨而言，每公里现在的造价是2亿左右。
铜仁从市区修建一条普通轻轨到机场的话，应该也是和HTT这个类似，每公里2亿左右。
于是我就很好奇，HTT如何能做到和普通轻轨类似的造价？
个人觉得——大概率就是先报出一个并不太贵的价格，满世界找冤大头，签署协议，然后在资本市场上获得更高的估值。
HTT签署协议的还不止铜仁，还有阿布扎比、乌克兰...还有印度——另外几个容易出冤大头的地方。
HTT对阿布扎比许诺的是——2020年迪拜世博会前开通运营，概念图都画好了：
然而——HTT的第一条1公里长的完整测试线，规划的是2019年开通...在法国。
HTT并非马斯克的公司，只是根据马斯克的hyperloop概念搞的相关创业公司之一。马斯克的官方hyperloop——SpaceX旗下的hyperloop，也建了一条试验线，长这样——真-试验线：
还有一家公司叫hyperloop one，其进展更快，和HTT算是死敌。
hyperloop one去年底的实验已经达到了240英里（380km/h）的时速——在仅仅500米的测试线（DevLoop）里完成加减速。
测试视频截图：
hyperloop one的座舱长这样，只有8.7米长。
总的来说，个人觉得：
hyperloop这个概念并非不可行，hyperloop one公司的试验线进展蛮快，国内西南交大牵头的试验线也在进展当中。
时速1500公里 “超级高铁”试验线将落户天府新区
但是，HTT这公司很可疑，正儿八经的完整试验线都还没修好，就满地球找各地政府签合同，中东、东欧、印度、中国...自己不出钱，让地方政府融资。对阿布扎比许诺2020年建好，对铜仁说2亿一公里...
说句不好听的话：贵州近年来靠一些新概念获得了不少眼球，大数据、天眼等，这些也的确是好项目，对地方经济、地方知名度而言都是好事。但HTT这个公司，如上面分析，个人是不看好的，如果真想搞超级高铁，不如和国内相关单位合作，也算是地方政府出钱扶持国内科研力量了。
知乎发现更大的世界
463 人赞同了该回答
超级高铁是有一定可行性的技术，但是Hyperloop绝不是一家靠谱的公司。
其实仔细想一想，超级高铁和普通列车的区别在哪呢，不就是在那个管道上吗。超级高铁真正具有技术难度的部分，恰恰不是在全球主要国家已经陆续成熟起来磁悬浮推进技术，最难的技术恐怕是如何建造和维持长达几百上千公里甚至更长的真空，或低压管道，在Hyperloop的宣传中看到的这种很短的低压管道，与未来计划要建造的“工程奇迹”级的数千公里的管道根本不是一个量级的东西。而Hyperloop需要研发的核心技术就应该是管道本身以及管道环境内的相关问题的解决方案
以我外行的身份随便动动脑子，都能针对这个管道提出以下这些亟待解决的问题，这些问题是世界上没有先例的。
第一，几百上千公里长的管道是一个巨大的空间，如何制造和维护这么大空间的真空或者低压状态？还有日常维护包括管道清洁、查漏补漏、管道更换等等；
第二，既然外面是真空或者超低压，列车必须是严格封闭环境，那么列车内就要有生命保障系统，一停电或者出故障车上的人就要凉，可靠性如何保证，而且额外增加了非常多的重量和成本。
第三，如何应急。比如列车故障停运时如何迅速逃生等等。
第四，如何上下旅客，管道肯定不能随便开，一开门，管道就不真空了，所以得设置一个真空和非真空的过渡区域。
我想到的，设计这种高铁的工程师肯定都能想到。然鹅，迄今为止Hyperloop所有的研发和宣传热点都是在列车本身上，从来没有关于真空管道的任何信息。所有用于宣传的照片和设计图中的管道都是光秃秃的一段一段拼接起来的管道，没有任何阀门，隔离舱，气泵那样的东西。
能看到出现类似抽气管道的也就下面这两张图了
综上，Hyperloop最大的问题在于，它所测试的，恰恰是Hyperloop概念中最容易测试，最不容易出问题，几乎肯定能成功的部分，而回避了真正的技术难题。但这就是吹牛的办法，不是解决问题的方式。可笑的是Hyperloop的模型（还仅仅是小模型，和真车还差了十万八千里）跑出来的成绩并没有多么出众，在几百米的跑道上跑出的最高瞬时速度也就和我们的高铁的稳定运营速度一个等级，所以只能拿加速度和制动当做宣传热点，明白人都知道加速和制动能力是载人的列车需要的吗？这里面噱头大于技术。
最后，我们看看铜仁市的官员们怎么回应质疑的
铜仁山区与美企合作建超级高铁是搞政绩？官方回应
回答问题的是铜仁市工业和信息化委员会副主任周复宗。下面引用几段他的回答：
”HTT公司在全球和十多个国家都已经签约了，这些国家的地理条件、选址的环境都要优于铜仁，HTT公司就考虑，在条件比较复杂的地方也可以试一试。”当记者问到超级高铁在复杂地质条件安全性能否得到保障时，周复宗给出肯定的答复：“它的转弯半径太大了，在平地上可以实现，但是这种山区就很难保证，通过这个项目的签约，就可以在这个特殊的地形来测试、检验、优化他们的设计。”
——这话说的掷地有声，还真是绝了！ 铜仁政府还真有国际主义精神！
该项目推出后，并不被一些人看好，还受到了部分网友的质疑。铜仁地处我国武陵山连片特困地区，经济并不发达，却在中国率先和外企合资建设超级高铁。有人质疑这是一项政绩工程，会加重地方政府的债务风险，最终会是由老百姓来“买单”。针对质疑，周复宗作出回应：因为该协议涉及商业秘密，无法透露详细的投资数额，但经过前期评估，并不会给当地带来财政负担：“不是说美国一点钱不出，只是个科技公司来卖技术，它要出一半的钱。这个高铁每公里的成本要比我们现在高铁的成本低，在这个事情上不会给我们铜仁市政府造成债务包袱，这个事情上是有考量的。我们和中铁五院、中铁磁悬浮公司绑在一起就是解决我们两方面的短版，一个是技术、一个是资金。
相反，周复宗认为，该项目会为铜仁甚至贵州省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旅游业提供绝对的优势条件。周复宗介绍：“我们为什么要争取呢，因为这个项目背后的附加值太高了，对铜仁乃至整个贵州的高新技术产业、装备制造业、旅游业都会有一个非常大的促进。正是因为我们比较落后，我们在欠发达地区，必须要弯道超车、后发赶超，如果我们走东部地区走过的老路，我们会一直跟在后面。”
——为什么以商业机密为由不公布投资金额？"铜仁市政府与HTT公司将分别以1:1的出资比例在铜仁市成立合资公司。" HTT把价格提高100%，就是中国铜仁市政府出全资。HTT什么风险没有，卖出了设备。成功还有50%的股权，不成功也卖出了设备赚了钱。
项目的附加值太高了，请问高在哪？ 该公司到目前为止只用模型做了几次超短距离的试验，谁能证明他们的技术高？
这个高铁每公里的成本要比我们现在高铁的成本低。对于没有详细设计而且没有先例的东西，怎么知道他成本低？
在接受中国之声记者采访的过程中，周复宗自问，如果这个项目是实施在东部地区，也会同样有这些质疑声吗？“（质疑）对于我们西部地区有想法、有魄力的领导干部是个沉重的打击，如果大家都不愿意干，都干一些传统的、墨守成规的工作，就没有人敢愿意去尝试，去吃这种螃蟹了。”周复宗表示。
——这项目就算是在上海，在发达国家搞，我也照样是质疑的，因为它根本就没什么实质性试验的玩意，就满世界忽悠，叫人怎么相信？美国征地难，难到10公里的地方都找不到，需要满世界找地方？ 中东、印度忽悠了不够，还要来咱们山区？这官员不正面回应，居然用上了“地域歧视”来回避大众质疑。
这篇报道里的官员给人的感觉突出一个慷慨激昂，掷地有声，似乎为人民做了多大的牺牲，为人民做了多了不起的大事。只想知道当地政府主要负责官员是否为该项目担负永久责任，如果这些官员知道这个项目最终失败给国家和社会造成重大损失追责的时候可以判处死刑，还能如此有魄力那就是真的有担当。不然的话，凡是不用担责慷他人之慨的魄力，都是耍流氓。只希望决策者承担相应的连带风险，项目最终如果形成巨大的亏损，按渎职罪论处。
喜欢
继续浏览内容
以下69贴省略
超级高铁将落户贵州省铜仁市
为什么选在贵州铜仁？对当地有哪些实际的影响？
7月19日，贵州省铜仁市与美国超级高铁公司（HTT）在贵阳市举行“真空管道超级高铁研发产业园项目”签约仪式，标志着超级高铁项目落户贵州铜仁迈出了坚实的一步。据了解，这是美国超级高铁公司与中国签署的第一份超级高铁建设协议。
有71 个回答
公众号：黔财有话说，微博：北京塞冬
查了下英文报道，感觉扯淡骗钱的概率很大。
第一期工程，10公里，连接市区到机场，3亿美金，20亿人民币，2亿一公里。
第二期工程，50公里，连接市区到梵净山，一二期加起来一共15亿美金，100亿人民币，近1.7亿一公里。
资金来源：地方政府出一半，剩下一半靠寻求融资。
除了HTT外，另一家类似的概念公司ARRIVO最近也获得了来自中国国企的融资，10亿美元，来自中国通用技术集团（Genertec），如下图所示：
HTT的磁悬浮列车概念图是这样的，每舱容纳28-40人，每天最多发送4000舱、16万人。
工程上，类似加了盖的轻轨。
去年开通的北京S1线，用的是中低速磁悬浮，也是每天最多16万人，时速100公里，中车唐山制造。和铜仁的一期工程类似，也是10公里，不过投资高达64亿，每公里6亿多。是HTT铜仁线的3倍多。
就目前而言，大城市地铁的造价已经普遍在15亿/公里以上，轻轨也得5-10亿每公里。
对于拆迁成本很低的中型城市、或者二线城市远郊区轻轨而言，每公里现在的造价是2亿左右。
铜仁从市区修建一条普通轻轨到机场的话，应该也是和HTT这个类似，每公里2亿左右。
于是我就很好奇，HTT如何能做到和普通轻轨类似的造价？
个人觉得——大概率就是先报出一个并不太贵的价格，满世界找冤大头，签署协议，然后在资本市场上获得更高的估值。
HTT签署协议的还不止铜仁，还有阿布扎比、乌克兰...还有印度——另外几个容易出冤大头的地方。
HTT对阿布扎比许诺的是——2020年迪拜世博会前开通运营，概念图都画好了：
然而——HTT的第一条1公里长的完整测试线，规划的是2019年开通...在法国。
HTT并非马斯克的公司，只是根据马斯克的hyperloop概念搞的相关创业公司之一。马斯克的官方hyperloop——SpaceX旗下的hyperloop，也建了一条试验线，长这样——真-试验线：
还有一家公司叫hyperloop one，其进展更快，和HTT算是死敌。
hyperloop one去年底的实验已经达到了240英里（380km/h）的时速——在仅仅500米的测试线（DevLoop）里完成加减速。
测试视频截图：
hyperloop one的座舱长这样，只有8.7米长。
总的来说，个人觉得：
hyperloop这个概念并非不可行，hyperloop one公司的试验线进展蛮快，国内西南交大牵头的试验线也在进展当中。
时速1500公里 “超级高铁”试验线将落户天府新区
但是，HTT这公司很可疑，正儿八经的完整试验线都还没修好，就满地球找各地政府签合同，中东、东欧、印度、中国...自己不出钱，让地方政府融资。对阿布扎比许诺2020年建好，对铜仁说2亿一公里...
说句不好听的话：贵州近年来靠一些新概念获得了不少眼球，大数据、天眼等，这些也的确是好项目，对地方经济、地方知名度而言都是好事。但HTT这个公司，如上面分析，个人是不看好的，如果真想搞超级高铁，不如和国内相关单位合作，也算是地方政府出钱扶持国内科研力量了。
知乎发现更大的世界
463 人赞同了该回答
超级高铁是有一定可行性的技术，但是Hyperloop绝不是一家靠谱的公司。
其实仔细想一想，超级高铁和普通列车的区别在哪呢，不就是在那个管道上吗。超级高铁真正具有技术难度的部分，恰恰不是在全球主要国家已经陆续成熟起来磁悬浮推进技术，最难的技术恐怕是如何建造和维持长达几百上千公里甚至更长的真空，或低压管道，在Hyperloop的宣传中看到的这种很短的低压管道，与未来计划要建造的“工程奇迹”级的数千公里的管道根本不是一个量级的东西。而Hyperloop需要研发的核心技术就应该是管道本身以及管道环境内的相关问题的解决方案
以我外行的身份随便动动脑子，都能针对这个管道提出以下这些亟待解决的问题，这些问题是世界上没有先例的。
第一，几百上千公里长的管道是一个巨大的空间，如何制造和维护这么大空间的真空或者低压状态？还有日常维护包括管道清洁、查漏补漏、管道更换等等；
第二，既然外面是真空或者超低压，列车必须是严格封闭环境，那么列车内就要有生命保障系统，一停电或者出故障车上的人就要凉，可靠性如何保证，而且额外增加了非常多的重量和成本。
第三，如何应急。比如列车故障停运时如何迅速逃生等等。
第四，如何上下旅客，管道肯定不能随便开，一开门，管道就不真空了，所以得设置一个真空和非真空的过渡区域。
我想到的，设计这种高铁的工程师肯定都能想到。然鹅，迄今为止Hyperloop所有的研发和宣传热点都是在列车本身上，从来没有关于真空管道的任何信息。所有用于宣传的照片和设计图中的管道都是光秃秃的一段一段拼接起来的管道，没有任何阀门，隔离舱，气泵那样的东西。
能看到出现类似抽气管道的也就下面这两张图了
综上，Hyperloop最大的问题在于，它所测试的，恰恰是Hyperloop概念中最容易测试，最不容易出问题，几乎肯定能成功的部分，而回避了真正的技术难题。但这就是吹牛的办法，不是解决问题的方式。可笑的是Hyperloop的模型（还仅仅是小模型，和真车还差了十万八千里）跑出来的成绩并没有多么出众，在几百米的跑道上跑出的最高瞬时速度也就和我们的高铁的稳定运营速度一个等级，所以只能拿加速度和制动当做宣传热点，明白人都知道加速和制动能力是载人的列车需要的吗？这里面噱头大于技术。
最后，我们看看铜仁市的官员们怎么回应质疑的
铜仁山区与美企合作建超级高铁是搞政绩？官方回应
回答问题的是铜仁市工业和信息化委员会副主任周复宗。下面引用几段他的回答：
”HTT公司在全球和十多个国家都已经签约了，这些国家的地理条件、选址的环境都要优于铜仁，HTT公司就考虑，在条件比较复杂的地方也可以试一试。”当记者问到超级高铁在复杂地质条件安全性能否得到保障时，周复宗给出肯定的答复：“它的转弯半径太大了，在平地上可以实现，但是这种山区就很难保证，通过这个项目的签约，就可以在这个特殊的地形来测试、检验、优化他们的设计。”
——这话说的掷地有声，还真是绝了！ 铜仁政府还真有国际主义精神！
该项目推出后，并不被一些人看好，还受到了部分网友的质疑。铜仁地处我国武陵山连片特困地区，经济并不发达，却在中国率先和外企合资建设超级高铁。有人质疑这是一项政绩工程，会加重地方政府的债务风险，最终会是由老百姓来“买单”。针对质疑，周复宗作出回应：因为该协议涉及商业秘密，无法透露详细的投资数额，但经过前期评估，并不会给当地带来财政负担：“不是说美国一点钱不出，只是个科技公司来卖技术，它要出一半的钱。这个高铁每公里的成本要比我们现在高铁的成本低，在这个事情上不会给我们铜仁市政府造成债务包袱，这个事情上是有考量的。我们和中铁五院、中铁磁悬浮公司绑在一起就是解决我们两方面的短版，一个是技术、一个是资金。
相反，周复宗认为，该项目会为铜仁甚至贵州省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旅游业提供绝对的优势条件。周复宗介绍：“我们为什么要争取呢，因为这个项目背后的附加值太高了，对铜仁乃至整个贵州的高新技术产业、装备制造业、旅游业都会有一个非常大的促进。正是因为我们比较落后，我们在欠发达地区，必须要弯道超车、后发赶超，如果我们走东部地区走过的老路，我们会一直跟在后面。”
——为什么以商业机密为由不公布投资金额？"铜仁市政府与HTT公司将分别以1:1的出资比例在铜仁市成立合资公司。" HTT把价格提高100%，就是中国铜仁市政府出全资。HTT什么风险没有，卖出了设备。成功还有50%的股权，不成功也卖出了设备赚了钱。
项目的附加值太高了，请问高在哪？ 该公司到目前为止只用模型做了几次超短距离的试验，谁能证明他们的技术高？
这个高铁每公里的成本要比我们现在高铁的成本低。对于没有详细设计而且没有先例的东西，怎么知道他成本低？
在接受中国之声记者采访的过程中，周复宗自问，如果这个项目是实施在东部地区，也会同样有这些质疑声吗？“（质疑）对于我们西部地区有想法、有魄力的领导干部是个沉重的打击，如果大家都不愿意干，都干一些传统的、墨守成规的工作，就没有人敢愿意去尝试，去吃这种螃蟹了。”周复宗表示。
——这项目就算是在上海，在发达国家搞，我也照样是质疑的，因为它根本就没什么实质性试验的玩意，就满世界忽悠，叫人怎么相信？美国征地难，难到10公里的地方都找不到，需要满世界找地方？ 中东、印度忽悠了不够，还要来咱们山区？这官员不正面回应，居然用上了“地域歧视”来回避大众质疑。
这篇报道里的官员给人的感觉突出一个慷慨激昂，掷地有声，似乎为人民做了多大的牺牲，为人民做了多了不起的大事。只想知道当地政府主要负责官员是否为该项目担负永久责任，如果这些官员知道这个项目最终失败给国家和社会造成重大损失追责的时候可以判处死刑，还能如此有魄力那就是真的有担当。不然的话，凡是不用担责慷他人之慨的魄力，都是耍流氓。只希望决策者承担相应的连带风险，项目最终如果形成巨大的亏损，按渎职罪论处。
喜欢
继续浏览内容
以下69贴省略
【#同仁堂告了同仁堂# ？都是“老字号”到底谁在侵权】日前，中国北京同仁堂(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下称“北京同仁堂”）向天津同仁堂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天津同仁堂”）提起商标字号侵权诉讼，这让外界再次关注同仁堂老字号的历史问题。
据记者调查，如今国内名称上有“同仁堂”字样的老字号企业一共有3家，背后均被指向与清代同仁堂品牌创始人乐氏家族存在交集。经过几十年发展，这些企业在各自领域发展壮大，在产品销售方面，存在竞争关系。加上“同仁堂”这一老字号品牌早已深入人心，市场品牌乱象难解。
字号“开枝散叶”
北京同仁堂公司官网消息称，1669年，乐显扬在北京创办同仁堂药室，标志着同仁堂品牌创立。北京同仁堂属于“根正苗红”，那么各地的天津同仁堂、南京同仁堂、台湾同仁堂等，是否亦属正宗“同仁堂”品牌？
记者调查发现，这些兴起的“同仁堂”系列品牌，背后均与同仁堂创始人乐氏家族存在关系。
乐氏家族子孙口述的《北京口述历史：个人叙述中的同仁堂历史》（下称《同仁堂叙述史》）记载，自同仁堂创立之后，成为了誉满京城的金字招牌。但是1753年左右的一场大火，曾一度让同仁堂走向衰落，长期由外姓人经营，乐氏仍保留铺东之位。
天津同仁堂的由来与乐氏家族不无关系。天津同仁堂后人张肇彤担任顾问的《话说天津同仁堂》中记载，张益堂系天津同仁堂的创始人，其祖籍安徽寿州，出生于郎中世家。早年，张益堂进京做药材生意赚了钱，然而他对经营拥有百年历史的同仁堂，并钻研其成药的制作工艺充满向往。在乐平泉的邀约之下，张益堂开始统领同仁堂经营，分管制药。张益堂接手同仁堂后，这家老字号得以新生。然而双方合作9年之后，乐平泉却要求收回同仁堂股权，独家经营。张益堂也答应了，乐平泉颇为感激。
在张益堂过世后，乐氏家族后人与张家还是因同仁堂字号打起了官司。1907年，天津审判厅开庭审理了京津同仁堂牌匾诉讼案，审理结果是：北京同仁堂不得在天津使用同仁堂字号，天津同仁堂不得去外地使用同仁堂字号经营。
记者发现，同仁堂字号在全国落地，还是与乐氏家族成员相关。
《同仁堂叙述史》载，在20世纪50年代以前，同仁堂并不是一个独立的个体（药铺），而是一个由乐家四大房集体构筑的相当庞大的药业网络。
《北京同仁堂史》称，乐家四支家族的代表开会议定，取消寄卖制，允许各支在外开办店铺，可用“乐家老铺”招牌，但不能用“同仁堂”店名。自此，各支相继在外开办药铺。
此后几年，乐氏家族后人乐笃周到南京开设同仁堂分号，所有资金、药材都由北京同仁堂直接拨付。这就是北平同仁堂京都乐家老铺南京分号，即南京同仁堂药业有限责任公司（下称“南京同仁堂”）的前身。
“由各房支子孙各自开设药铺的模式，后来被乐家各支沿袭下来，直到20世纪50年代。”上述《同仁堂叙述史》载，据统计，到1949年，乐家四大房子孙开设的药铺除同仁堂外共30余家，分设在天津、上海、长春、西安、长沙、福州、香港等地，实际数量当不止此，“同仁堂的名声就是这样不仅靠自己，也通过这些遍及各地的乐家老铺显现出来”。
新中国成立后的公私合营，成为这些同仁堂老字号企业的分水岭。
1954年，乐氏第十三代传人乐松生在北京带头实行公私合营，将同仁堂交给国家。据同仁堂（600085.SH）招股书称，1954年同仁堂第一批公私合营改造，隶属北京市药材公司。
据张肇彤回忆，到了1956年，天津同仁堂走上公私合营之路，按照国家对民族工商业的赎买政策，张家每季度或者半年可领取股息，直到1966年，张家与天津同仁堂的缘分才算告一段落。
此后，天津同仁堂更名“天津市第四中药厂”，1988年，“天津市第四中药厂”想恢复原有名称，还遭到了北京同仁堂反对，可当时国家工商总局只保护商标，并不保护字号，天津同仁堂这才恢复了名号。
在最近关于北京同仁堂的诉讼公告中，津同仁堂（834915.OC）称，天津同仁堂的前身可追溯至清朝时期，历史上曾使用京都同仁堂张家老药铺、京同仁堂和记、天津同仁堂制药厂等名称开展药品经营活动。2002年，经天津市政府批准，天津同仁堂制药厂改制为天津同仁堂股份有限公司；2008年，更名为天津同仁堂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并一直沿用至今。
而南京同仁堂也是在1955年更名为公私合营南京同仁堂国药号股份有限公司，1957年定名为南京同仁堂制药厂。1998年，改制组建南京同仁堂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到底谁在侵权
从目前情况来看，隶属北京国资委的北京同仁堂是几家同仁堂中实力最强的。1992年，北京同仁堂组建，并于2001年改制为国有独资公司，旗下拥有3家上市公司：同仁堂股份、同仁堂科技（01666.HK）和同仁堂国药（03616.HK）。
天津同仁堂则系民营企业，由张彦森家族掌握。据招股书，天津同仁堂现有四大股东，张彦森及其配偶高桂琴合计持股59%，张彦森之弟张彦明持股1%，丽珠集团（000513.SZ）持股40%。
目前，天津同仁堂仍未实现上市。从2016年发起IPO起，至2021年6月，转向深交所创业板发起上市冲刺。深交所创业板审核系统显示，天津同仁堂的IPO状态仍是“已问询”，尚未有进一步进展。
记者近几日走访实体药店以及搜索网上药店调查发现，对比天津同仁堂此前发布的品牌LOGO，与北京同仁堂的品牌LOGO存在着相似之处，均为红底色带有金色纹饰的圆形中带有竖版“同仁堂”字样的商标。其中，天津同仁堂的商标中圆形中间的“天津同仁堂”字样增加了蓝色条形底色，并在竖版“同仁堂”字样上方增加了字体更小号的横版“天津”二字。
天津同仁堂的上述品牌LOGO被广泛应用在了其多款产品中。在某医药电商售卖平台上，天津同仁堂的肾炎康复片、脉管康复片等产品包装盒上，均展示有上述与京同仁堂相似的天津同仁堂品牌LOGO。
不过，近日，在海王星辰、大参林等实体药店，肾炎康复片产品包装盒上的LOGO已被更换为圆形的“天工”品牌LOGO。目前，尚不知天津同仁堂何时更改的这些包装，以及波及的产品范围。
天津同仁堂招股书显示，公司营收主要来源于肾炎康复片和脉管复康片等三个品种。2018年、2019年和2020年，肾炎康复片的营收分别为2.59亿元、2.81亿元和3.02亿元，分别占公司总营收的38.83%、37.69%和36.89%；同期，脉管复康片的营收分别为6074.90万元、7148.10万元和9812.07万元，分别占公司总营收的9.12%、9.60%和11.99%。
此次北京同仁堂对外声明称，天津同仁堂未经许可擅自使用与北京同仁堂“同仁堂”文字和“同仁堂”注册商标高度近似的侵权标识，并通过企业名称文字突出使用、虚假宣传等方式引起混淆，侵害了北京同仁堂注册商标专用权等权利，并构成不正当竞争。
对此，天津同仁堂并未正面回应上述北京同仁堂的“侵权”指责，“公司的企业名称、字号和商标均系合法取得，公司规范使用‘太阳’及‘津同仁’等合法注册的商标，‘太阳’商标于2012年被认定为‘中国驰名商标’。”
北京同仁堂诉称，依据《商标法》《反不正当竞争法》，作为被告之一的天津同仁堂侵害其注册商标专用权及构成不正当竞争。北京同仁堂请求法院判令天津同仁堂停止侵害其注册商标专用权，停止使用“同仁堂”字号、变更企业名称，停止不正当竞争行为，赔偿其经济损失及合理支出费用5000万元。
擅长商标及反不正当竞争等知识产权诉讼的北京市惠诚律师事务所卞颖华律师在接受第一财经记者采访时表示，对于商标侵权，最核心的关键词就是“相同相似”+“混淆”。
“法院要判断的是北京同仁堂援引的权利商标与被控诉的天津同仁堂使用的标识是否相同、相似，并进一步判断消费者看到了天津同仁堂使用标识的产品时，是否会直接误认为该商品就来源于北京同仁堂。”卞颖华称。
华东政法大学知识产权学院副教授、国家版权局国家版权研究基地研究员陈绍玲在接受第一财经记者采访时表示，一般说来，注册商标侵权行为限于在相同或类似商品或服务上未经许可提供相同或近似商标。对于普通的注册商标而言，混淆是构成商标侵权的必要条件，只要对商标的使用导致消费者可能会对商品或服务来源产生混淆，就构成直接侵权。
陈绍玲介绍，混淆的判断标准应当以普通消费者的“一般注意力”为标准，即分别观察两个商标后，凭借记忆比较两商标之间最显著、给人留下印象最深的部分是否相同或相似，并判断两商标在整体上是否给人留下十分接近的印象。除此之外，已注册商标的显著性和知名度、商品或服务间的类似程度以及交易渠道、市场区分与相关公众的特定情况也是综合考量因素。
9月1日，第一财经记者致电天津同仁堂询问北京同仁堂发起的诉讼以及该诉讼对公司上市进程的影响，对方董秘办人士拒绝予以置评，并表示，“公司已发布公告，请以此为准”。
记者在实地走访后发现，在一些产品销售上，南京同仁堂与北京同仁堂亦存在着竞争。比如，北京同仁堂核心品种安宫牛黄丸，南京同仁堂也有这款产品销售，且二者成分大多相同。在华南的部分连锁药店，当记者说要购买安宫牛黄丸时，销售人员从柜台内拿出两种分别由北京同仁堂和南京同仁堂生产的产品。
品牌授权乱象丛生
在中药业内人士看来，北京同仁堂对外宣布起诉天津同仁堂的同时，应是想警告行业冒用“同仁堂”品牌者。“任何未经许可擅自对同仁堂商标字号的使用、仿冒、混淆等行为，均构成侵权和不正当竞争。在此，北京同仁堂也正告其他侵权主体，请立即停止违法行为，正当经营，以免讼累。”北京同仁堂称。
在老字号评选上，各家“同仁堂”字号企业其实早有收获。2006年，北京同仁堂（字号：同仁堂；商标：同仁堂牌）、天津同仁堂（字号：天津同仁堂；商标：太阳）、南京同仁堂（字号：南京同仁堂；商标：乐家老铺）均入选商务部认定的第一批“中华老字号”。
“有了‘中华老字号’这一身份的加持，这些企业的字号品牌就更具有含金量，许多小企业或者个人不惜花重金获得同仁堂品牌生产授权，但这也容易产生质量问题。”一位研究企业品牌的专家告诉第一财经记者。
网上关于北京同仁堂、南京同仁堂品牌授权的信息较多。在某网上平台，一位姓吴的女士自称手中有“南京同仁堂”商标授权贴牌一手资源，“整合上游产品生产企业和下游大型渠道分销商，为多家天猫、京东、拼多多的大卖家提供具竞争力的贴牌大健康产品。”
上述吴女士告诉记者，如果要获得南京同仁堂“乐家老铺”品牌，一个单品授权需要保证金5万元，再加上25%的品牌管理费和部分防伪码费用，且年任务量达100万；南京同仁堂“绿金家园”品牌，一个单品授权需要保证金2万元，再加上20%的品牌管理费和部分防伪码费用，年任务量达50万。
“许多企业都想获得这些同仁堂企业的品牌授权，因为这一品牌早已在国内深入人心，因此生产美妆、茶饮等单品，如果打上‘同仁堂’的相关品牌，销量肯定不一样。”一位曾在2017年代理北京同仁堂化妆品的广州经销商告诉第一财经记者。
记者在几大电商平台搜索后发现，打着“北京同仁堂”“南京同仁堂”品牌销售大健康产品的商家多不胜数，消费者往往真假难辨。
“有时候我们在销售同仁堂的产品时，却发现这些产品是两个批次，由两个不同的厂家生产，但都是使用同一个同仁堂商标，我们还得向客户解释。”上述广州经销商说。
据记者调查，如今国内名称上有“同仁堂”字样的老字号企业一共有3家，背后均被指向与清代同仁堂品牌创始人乐氏家族存在交集。经过几十年发展，这些企业在各自领域发展壮大，在产品销售方面，存在竞争关系。加上“同仁堂”这一老字号品牌早已深入人心，市场品牌乱象难解。
字号“开枝散叶”
北京同仁堂公司官网消息称，1669年，乐显扬在北京创办同仁堂药室，标志着同仁堂品牌创立。北京同仁堂属于“根正苗红”，那么各地的天津同仁堂、南京同仁堂、台湾同仁堂等，是否亦属正宗“同仁堂”品牌？
记者调查发现，这些兴起的“同仁堂”系列品牌，背后均与同仁堂创始人乐氏家族存在关系。
乐氏家族子孙口述的《北京口述历史：个人叙述中的同仁堂历史》（下称《同仁堂叙述史》）记载，自同仁堂创立之后，成为了誉满京城的金字招牌。但是1753年左右的一场大火，曾一度让同仁堂走向衰落，长期由外姓人经营，乐氏仍保留铺东之位。
天津同仁堂的由来与乐氏家族不无关系。天津同仁堂后人张肇彤担任顾问的《话说天津同仁堂》中记载，张益堂系天津同仁堂的创始人，其祖籍安徽寿州，出生于郎中世家。早年，张益堂进京做药材生意赚了钱，然而他对经营拥有百年历史的同仁堂，并钻研其成药的制作工艺充满向往。在乐平泉的邀约之下，张益堂开始统领同仁堂经营，分管制药。张益堂接手同仁堂后，这家老字号得以新生。然而双方合作9年之后，乐平泉却要求收回同仁堂股权，独家经营。张益堂也答应了，乐平泉颇为感激。
在张益堂过世后，乐氏家族后人与张家还是因同仁堂字号打起了官司。1907年，天津审判厅开庭审理了京津同仁堂牌匾诉讼案，审理结果是：北京同仁堂不得在天津使用同仁堂字号，天津同仁堂不得去外地使用同仁堂字号经营。
记者发现，同仁堂字号在全国落地，还是与乐氏家族成员相关。
《同仁堂叙述史》载，在20世纪50年代以前，同仁堂并不是一个独立的个体（药铺），而是一个由乐家四大房集体构筑的相当庞大的药业网络。
《北京同仁堂史》称，乐家四支家族的代表开会议定，取消寄卖制，允许各支在外开办店铺，可用“乐家老铺”招牌，但不能用“同仁堂”店名。自此，各支相继在外开办药铺。
此后几年，乐氏家族后人乐笃周到南京开设同仁堂分号，所有资金、药材都由北京同仁堂直接拨付。这就是北平同仁堂京都乐家老铺南京分号，即南京同仁堂药业有限责任公司（下称“南京同仁堂”）的前身。
“由各房支子孙各自开设药铺的模式，后来被乐家各支沿袭下来，直到20世纪50年代。”上述《同仁堂叙述史》载，据统计，到1949年，乐家四大房子孙开设的药铺除同仁堂外共30余家，分设在天津、上海、长春、西安、长沙、福州、香港等地，实际数量当不止此，“同仁堂的名声就是这样不仅靠自己，也通过这些遍及各地的乐家老铺显现出来”。
新中国成立后的公私合营，成为这些同仁堂老字号企业的分水岭。
1954年，乐氏第十三代传人乐松生在北京带头实行公私合营，将同仁堂交给国家。据同仁堂（600085.SH）招股书称，1954年同仁堂第一批公私合营改造，隶属北京市药材公司。
据张肇彤回忆，到了1956年，天津同仁堂走上公私合营之路，按照国家对民族工商业的赎买政策，张家每季度或者半年可领取股息，直到1966年，张家与天津同仁堂的缘分才算告一段落。
此后，天津同仁堂更名“天津市第四中药厂”，1988年，“天津市第四中药厂”想恢复原有名称，还遭到了北京同仁堂反对，可当时国家工商总局只保护商标，并不保护字号，天津同仁堂这才恢复了名号。
在最近关于北京同仁堂的诉讼公告中，津同仁堂（834915.OC）称，天津同仁堂的前身可追溯至清朝时期，历史上曾使用京都同仁堂张家老药铺、京同仁堂和记、天津同仁堂制药厂等名称开展药品经营活动。2002年，经天津市政府批准，天津同仁堂制药厂改制为天津同仁堂股份有限公司；2008年，更名为天津同仁堂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并一直沿用至今。
而南京同仁堂也是在1955年更名为公私合营南京同仁堂国药号股份有限公司，1957年定名为南京同仁堂制药厂。1998年，改制组建南京同仁堂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到底谁在侵权
从目前情况来看，隶属北京国资委的北京同仁堂是几家同仁堂中实力最强的。1992年，北京同仁堂组建，并于2001年改制为国有独资公司，旗下拥有3家上市公司：同仁堂股份、同仁堂科技（01666.HK）和同仁堂国药（03616.HK）。
天津同仁堂则系民营企业，由张彦森家族掌握。据招股书，天津同仁堂现有四大股东，张彦森及其配偶高桂琴合计持股59%，张彦森之弟张彦明持股1%，丽珠集团（000513.SZ）持股40%。
目前，天津同仁堂仍未实现上市。从2016年发起IPO起，至2021年6月，转向深交所创业板发起上市冲刺。深交所创业板审核系统显示，天津同仁堂的IPO状态仍是“已问询”，尚未有进一步进展。
记者近几日走访实体药店以及搜索网上药店调查发现，对比天津同仁堂此前发布的品牌LOGO，与北京同仁堂的品牌LOGO存在着相似之处，均为红底色带有金色纹饰的圆形中带有竖版“同仁堂”字样的商标。其中，天津同仁堂的商标中圆形中间的“天津同仁堂”字样增加了蓝色条形底色，并在竖版“同仁堂”字样上方增加了字体更小号的横版“天津”二字。
天津同仁堂的上述品牌LOGO被广泛应用在了其多款产品中。在某医药电商售卖平台上，天津同仁堂的肾炎康复片、脉管康复片等产品包装盒上，均展示有上述与京同仁堂相似的天津同仁堂品牌LOGO。
不过，近日，在海王星辰、大参林等实体药店，肾炎康复片产品包装盒上的LOGO已被更换为圆形的“天工”品牌LOGO。目前，尚不知天津同仁堂何时更改的这些包装，以及波及的产品范围。
天津同仁堂招股书显示，公司营收主要来源于肾炎康复片和脉管复康片等三个品种。2018年、2019年和2020年，肾炎康复片的营收分别为2.59亿元、2.81亿元和3.02亿元，分别占公司总营收的38.83%、37.69%和36.89%；同期，脉管复康片的营收分别为6074.90万元、7148.10万元和9812.07万元，分别占公司总营收的9.12%、9.60%和11.99%。
此次北京同仁堂对外声明称，天津同仁堂未经许可擅自使用与北京同仁堂“同仁堂”文字和“同仁堂”注册商标高度近似的侵权标识，并通过企业名称文字突出使用、虚假宣传等方式引起混淆，侵害了北京同仁堂注册商标专用权等权利，并构成不正当竞争。
对此，天津同仁堂并未正面回应上述北京同仁堂的“侵权”指责，“公司的企业名称、字号和商标均系合法取得，公司规范使用‘太阳’及‘津同仁’等合法注册的商标，‘太阳’商标于2012年被认定为‘中国驰名商标’。”
北京同仁堂诉称，依据《商标法》《反不正当竞争法》，作为被告之一的天津同仁堂侵害其注册商标专用权及构成不正当竞争。北京同仁堂请求法院判令天津同仁堂停止侵害其注册商标专用权，停止使用“同仁堂”字号、变更企业名称，停止不正当竞争行为，赔偿其经济损失及合理支出费用5000万元。
擅长商标及反不正当竞争等知识产权诉讼的北京市惠诚律师事务所卞颖华律师在接受第一财经记者采访时表示，对于商标侵权，最核心的关键词就是“相同相似”+“混淆”。
“法院要判断的是北京同仁堂援引的权利商标与被控诉的天津同仁堂使用的标识是否相同、相似，并进一步判断消费者看到了天津同仁堂使用标识的产品时，是否会直接误认为该商品就来源于北京同仁堂。”卞颖华称。
华东政法大学知识产权学院副教授、国家版权局国家版权研究基地研究员陈绍玲在接受第一财经记者采访时表示，一般说来，注册商标侵权行为限于在相同或类似商品或服务上未经许可提供相同或近似商标。对于普通的注册商标而言，混淆是构成商标侵权的必要条件，只要对商标的使用导致消费者可能会对商品或服务来源产生混淆，就构成直接侵权。
陈绍玲介绍，混淆的判断标准应当以普通消费者的“一般注意力”为标准，即分别观察两个商标后，凭借记忆比较两商标之间最显著、给人留下印象最深的部分是否相同或相似，并判断两商标在整体上是否给人留下十分接近的印象。除此之外，已注册商标的显著性和知名度、商品或服务间的类似程度以及交易渠道、市场区分与相关公众的特定情况也是综合考量因素。
9月1日，第一财经记者致电天津同仁堂询问北京同仁堂发起的诉讼以及该诉讼对公司上市进程的影响，对方董秘办人士拒绝予以置评，并表示，“公司已发布公告，请以此为准”。
记者在实地走访后发现，在一些产品销售上，南京同仁堂与北京同仁堂亦存在着竞争。比如，北京同仁堂核心品种安宫牛黄丸，南京同仁堂也有这款产品销售，且二者成分大多相同。在华南的部分连锁药店，当记者说要购买安宫牛黄丸时，销售人员从柜台内拿出两种分别由北京同仁堂和南京同仁堂生产的产品。
品牌授权乱象丛生
在中药业内人士看来，北京同仁堂对外宣布起诉天津同仁堂的同时，应是想警告行业冒用“同仁堂”品牌者。“任何未经许可擅自对同仁堂商标字号的使用、仿冒、混淆等行为，均构成侵权和不正当竞争。在此，北京同仁堂也正告其他侵权主体，请立即停止违法行为，正当经营，以免讼累。”北京同仁堂称。
在老字号评选上，各家“同仁堂”字号企业其实早有收获。2006年，北京同仁堂（字号：同仁堂；商标：同仁堂牌）、天津同仁堂（字号：天津同仁堂；商标：太阳）、南京同仁堂（字号：南京同仁堂；商标：乐家老铺）均入选商务部认定的第一批“中华老字号”。
“有了‘中华老字号’这一身份的加持，这些企业的字号品牌就更具有含金量，许多小企业或者个人不惜花重金获得同仁堂品牌生产授权，但这也容易产生质量问题。”一位研究企业品牌的专家告诉第一财经记者。
网上关于北京同仁堂、南京同仁堂品牌授权的信息较多。在某网上平台，一位姓吴的女士自称手中有“南京同仁堂”商标授权贴牌一手资源，“整合上游产品生产企业和下游大型渠道分销商，为多家天猫、京东、拼多多的大卖家提供具竞争力的贴牌大健康产品。”
上述吴女士告诉记者，如果要获得南京同仁堂“乐家老铺”品牌，一个单品授权需要保证金5万元，再加上25%的品牌管理费和部分防伪码费用，且年任务量达100万；南京同仁堂“绿金家园”品牌，一个单品授权需要保证金2万元，再加上20%的品牌管理费和部分防伪码费用，年任务量达50万。
“许多企业都想获得这些同仁堂企业的品牌授权，因为这一品牌早已在国内深入人心，因此生产美妆、茶饮等单品，如果打上‘同仁堂’的相关品牌，销量肯定不一样。”一位曾在2017年代理北京同仁堂化妆品的广州经销商告诉第一财经记者。
记者在几大电商平台搜索后发现，打着“北京同仁堂”“南京同仁堂”品牌销售大健康产品的商家多不胜数，消费者往往真假难辨。
“有时候我们在销售同仁堂的产品时，却发现这些产品是两个批次，由两个不同的厂家生产，但都是使用同一个同仁堂商标，我们还得向客户解释。”上述广州经销商说。
今年二月底的时候，一位朋友从公众号关注了我后加了我微信，上周对方主动发起邀约想分享一些自己的故事给我。
见面后我才大概知道对方是华为驻拉美地区的某业务负责人，在华为工作了十多年，16年开始驻派拉丁美洲。当时我内心就在感慨明明拉美曾经离我很远，自从跟Ai谈恋爱后，如今认识的好几个朋友都开始跟拉美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以前我对“华为”的认知和理解真的只停留在新闻媒体报道和一些朋友的评价，对于“华为”公司除手机通讯外的业务线布局、内部企业文化、领导和员工的状态，以及在世界各地与其他品牌、势力和政权的抗衡与浴血奋斗的故事都并不清楚，可今天足足的7个小时聊天，我听到了内部管理层分享给我的许多关于华为有血有肉的故事，以及他个人的成长和思考，我真的再一次感受到自己的被滋养。
他说前几年在一个大会上，刚成立数字能源公司，华为一直有一个反复强调的观点是：我们做新公司一定要搞清楚我们不做什么，我们的边界在哪里。
有个教授把华为的战略称为「针尖」战略，所有力量凝聚在一个针尖。30年就聚焦在ICT通讯领域，对准一个城墙口，员工们前仆后继不断轰炸，一定能把它轰开，作战面不能铺得太宽。
余承东当年刚做手机，华为当时百分之七八十的收入都来自于运营商的合约机，余承东上来的第一件事就说要做「世界第一」，战略要走向高端，一定要做自己的品牌，因为当时合约机贴的都是移动logo，华为的logo小到几乎没有辨识度。合约机是一条捷径，那条路非常好走，可是捷径有时候恰恰也是最远的路。于是余承东当机立断做了七个战略，其中很大一个战略就是砍掉合约机，当时公司内部的噪音非常大， 70% 的收入没了谁负责，这就是第一个来自内部的阻力。
第二，当时所有的移动联通国外的运营商沃达丰、AT&T 等都是华为的客户，而这举动直接把这些大客户也得罪了，但当时就是「断臂」，今天回头去看这个选择是多么正确，成功把高端机做起来了。从一个几百块的手机变成几千块，甚至到了上万元，大家还是抢着买。这就是一个战略决策，“聚焦针尖战略”——把一个领域击穿，专注地把一个领域做好。
他笑着跟我提到华为老板在开会时，曾特别提到了那个b站上发明出自动驾驶的自行车的小孩。
”老板喜欢这样的人，华为内部鼓励「无用之用」，因为见过太多类似案例，他说：“华为的快充是多年前在做能源业务时就做出来的。老板有个理论叫做「沿途下蛋」比如你在爬珠穆朗玛峰，你的目标是山顶，但你可以在沿途中下好多的蛋，或许这些蛋是没用的，但这些蛋可能留给别人是有用的。
直到今天余承东做快充，就把那个技术就给应用了。科学界还有好多这样的一些例子，一个灵感来自另一个领域，所以你根本不知道这些未来会派上什么用场。所以只要方向大致正确就好。
华为对人才的重视程度到了什么地步呢？当时他们为了研究某个领域专门找到该领域顶尖科学家，可是那位科学家不愿意离开米兰去到中国，华为专门为了那科学家在当地搭建了研发中心。
早几年，小灵通崛起时代，华为在小灵通份额几乎为0，当年的中兴公司赚得盆满钵满，有一季度超过了华为，中兴所有员工集体鼓掌3分钟，就是因为当时压中了小灵通这个宝，而当时华为在投资决策 3 G 的时候，认为小灵通是不入主流的技术，它是不能给未来带来真正的商业价值的技术，是被日本淘汰落后的一个技术结果。
可当时中国电信选了，它是电网运营商，以前没有移动业务，因此就需要小灵通解决它的问题，那是一个巨大的市场的损失。当时任正非都快抑郁了，或许局部场战役来讲，华为输了，但是从更大的战场来讲，当五年后全球的 3 G 铺天盖地，华为公司迅速抢占市场。
这就是为什么华为在做那些真正有商业价值的东西，横扫全球，这是投资了 10 年一分钱没赚得产业，这恰恰也是华为公司不上市的一个好处，不会被资方裹挟，走一条长期的道路。
而这个决策的业务线在十年的周期里最终成为华为最赚钱的产业，对公司的利润贡献了超过 50 亿美金。
这件事对他的反思是巨大的。眼看它起高楼，眼看它楼又塌了，当年或许会觉得明明自己聚焦价值，为什么还是输了？可如今跳出来来看，守得住，最终还是会有一个价值回归的。
他说自己现在经常在规划业务的时候，也有这样的概念：“我不在乎一时一城一池的得失，不在乎局部的一场战役的失败或胜利。我要的是整个战场，整个战场我只要胜利就好了，所以也不会在局部跟对手过多纠缠，有时候甚至会故意让一让对手。“
“华为公司内部对于「熵」的概念，就是写了厚厚的一本书，老板很喜欢这个概念的开放系统。你一定要给你的生命里，组织里引入饼状球蛋白，它能够产生很多化学反应，我们在做市场的时候，经常引入“鲶鱼”。所以给自己主动创造一个不确定性，不管去见一个不认识的人，这些都是不确定性。”
我们提到”狼性文化“时，他笑着跟我说：
我给你读一个小故事，当时有一个我们的轮值董事长，问道：”我们都是人，为什么我们要推广狼性文化的内涵？“
领导就告诉他，我们讲得「狼性」首先不是针对人的，是针对事的。
狼有三个特征：第一，狼拥有敏锐的嗅觉，对未来的预判，对世界的洞察，哪里有肉，哪里有机会它能快速嗅到。
第二，狼都是团队合作的，狼群的这种合作模式，是动物里面比较少见的，所以华为内部把它叫「胜则举杯相庆，败则拼死相救」。我们有好几句话，叫做手抓泥土，裤管粘泥，趴在地板上看。无论你是谁，都应该跳到游泳池里去，给我感受水温，别站在岸上说话，
作为领导，决策时不要简单地say no 你要告诉他怎样才能说 yes 。所以跳进水里与他一起感受选择。华为永远是一线导向的，谁离客户最近，谁最有权力。
第三个就是狼，永远不放弃，从不放弃。就像华为今天一样，被美国在各种打压，中兴直接就交钱了。可华为直到今天都不退步，我们没有错，我不会给你交钱，我也不会妥协。华为如今的下一个五年就是活下去。只有这么一个战略，就是活下去，有质量地活下去，其实是从不放弃，所以这已经是这个文化的一部分。
随后，他说自己这些年在海外真的是在最前线，感受着华为已经不再只是商业意义上的公司，这些年承受的许多误解，低头做着看起来根本不高大上的事儿，他笑着说：
“或许你不知道，我们以前工作就是背着双肩包然后在一家星巴克里里外外各种角落去测试信号，再拿着笔记本，等数据传到电脑里，一个个打点记录在本子上，好多客人看到都一度觉得我跑来跑去很傻很奇怪，这就是“老农民锄地”的状态，可我清楚知道这些信号都影响着人们的生活。
包括我们海外的员工，在拉美很多条件不好的国家，挨家挨户去帮助他们搭建网络系统，那一刻真的就是发自真心希望为那个国家提供相关的支持和帮助。
华为并不是互联网公司，前几年好多互联网工作的朋友们其实都还算是比较高大上的，腾讯、阿里……那时候的互联网热潮吸引了多少人，我也一度怀疑过自己，似乎做的事看起来真的很农民，可现在回头再去看，才明白我们在做的是把最底层的基建搭好，它是不容易被人们看到的，也是最艰难的。
还有，你知道吗？这些年华为在海外面临的对手已经不再是单纯的商业竞争了，我们甚至会影响和一些国家的建交进度，这是最大的自豪。而我后来也意识到西方很多公司可以在商业上阻拦动用无数的恶劣手段，尤其是将政治引入这场战役，所以华为的海报「芭蕾脚」真的代表了这些年我们的经历。光鲜的背后真的都是苦难。”
这些只是谈话的很小一部分，可他却让我深刻理解了「华为」内部的一些非常真实的故事。有时候，我们经常会对一些事情存在很多的刻板印象，片面认知，本质上，也是因为我们看到的信息只是被灌输的信息，不是我们主动选择的信息。
无论是对一个「国家」的认知，对「国民」「文化」的评价，又或者是对一个「企业」「人」的认知。
很多时候我们也只是从别人的报道和评判获得信息，或许我们都不曾踏入那片国土，融入当地生活，交谈过那个「人」，于是给了自己的「印象评价」，可这些我们以为的“印象”真的就是对事实客观的评价吗？
还有一些信息的整合，我也想抽些时间，放进公众号和我的个人站（搭建中），也希望这些让我感到有价值的内容，能被更多人看到。
#米索的沉思录#
见面后我才大概知道对方是华为驻拉美地区的某业务负责人，在华为工作了十多年，16年开始驻派拉丁美洲。当时我内心就在感慨明明拉美曾经离我很远，自从跟Ai谈恋爱后，如今认识的好几个朋友都开始跟拉美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以前我对“华为”的认知和理解真的只停留在新闻媒体报道和一些朋友的评价，对于“华为”公司除手机通讯外的业务线布局、内部企业文化、领导和员工的状态，以及在世界各地与其他品牌、势力和政权的抗衡与浴血奋斗的故事都并不清楚，可今天足足的7个小时聊天，我听到了内部管理层分享给我的许多关于华为有血有肉的故事，以及他个人的成长和思考，我真的再一次感受到自己的被滋养。
他说前几年在一个大会上，刚成立数字能源公司，华为一直有一个反复强调的观点是：我们做新公司一定要搞清楚我们不做什么，我们的边界在哪里。
有个教授把华为的战略称为「针尖」战略，所有力量凝聚在一个针尖。30年就聚焦在ICT通讯领域，对准一个城墙口，员工们前仆后继不断轰炸，一定能把它轰开，作战面不能铺得太宽。
余承东当年刚做手机，华为当时百分之七八十的收入都来自于运营商的合约机，余承东上来的第一件事就说要做「世界第一」，战略要走向高端，一定要做自己的品牌，因为当时合约机贴的都是移动logo，华为的logo小到几乎没有辨识度。合约机是一条捷径，那条路非常好走，可是捷径有时候恰恰也是最远的路。于是余承东当机立断做了七个战略，其中很大一个战略就是砍掉合约机，当时公司内部的噪音非常大， 70% 的收入没了谁负责，这就是第一个来自内部的阻力。
第二，当时所有的移动联通国外的运营商沃达丰、AT&T 等都是华为的客户，而这举动直接把这些大客户也得罪了，但当时就是「断臂」，今天回头去看这个选择是多么正确，成功把高端机做起来了。从一个几百块的手机变成几千块，甚至到了上万元，大家还是抢着买。这就是一个战略决策，“聚焦针尖战略”——把一个领域击穿，专注地把一个领域做好。
他笑着跟我提到华为老板在开会时，曾特别提到了那个b站上发明出自动驾驶的自行车的小孩。
”老板喜欢这样的人，华为内部鼓励「无用之用」，因为见过太多类似案例，他说：“华为的快充是多年前在做能源业务时就做出来的。老板有个理论叫做「沿途下蛋」比如你在爬珠穆朗玛峰，你的目标是山顶，但你可以在沿途中下好多的蛋，或许这些蛋是没用的，但这些蛋可能留给别人是有用的。
直到今天余承东做快充，就把那个技术就给应用了。科学界还有好多这样的一些例子，一个灵感来自另一个领域，所以你根本不知道这些未来会派上什么用场。所以只要方向大致正确就好。
华为对人才的重视程度到了什么地步呢？当时他们为了研究某个领域专门找到该领域顶尖科学家，可是那位科学家不愿意离开米兰去到中国，华为专门为了那科学家在当地搭建了研发中心。
早几年，小灵通崛起时代，华为在小灵通份额几乎为0，当年的中兴公司赚得盆满钵满，有一季度超过了华为，中兴所有员工集体鼓掌3分钟，就是因为当时压中了小灵通这个宝，而当时华为在投资决策 3 G 的时候，认为小灵通是不入主流的技术，它是不能给未来带来真正的商业价值的技术，是被日本淘汰落后的一个技术结果。
可当时中国电信选了，它是电网运营商，以前没有移动业务，因此就需要小灵通解决它的问题，那是一个巨大的市场的损失。当时任正非都快抑郁了，或许局部场战役来讲，华为输了，但是从更大的战场来讲，当五年后全球的 3 G 铺天盖地，华为公司迅速抢占市场。
这就是为什么华为在做那些真正有商业价值的东西，横扫全球，这是投资了 10 年一分钱没赚得产业，这恰恰也是华为公司不上市的一个好处，不会被资方裹挟，走一条长期的道路。
而这个决策的业务线在十年的周期里最终成为华为最赚钱的产业，对公司的利润贡献了超过 50 亿美金。
这件事对他的反思是巨大的。眼看它起高楼，眼看它楼又塌了，当年或许会觉得明明自己聚焦价值，为什么还是输了？可如今跳出来来看，守得住，最终还是会有一个价值回归的。
他说自己现在经常在规划业务的时候，也有这样的概念：“我不在乎一时一城一池的得失，不在乎局部的一场战役的失败或胜利。我要的是整个战场，整个战场我只要胜利就好了，所以也不会在局部跟对手过多纠缠，有时候甚至会故意让一让对手。“
“华为公司内部对于「熵」的概念，就是写了厚厚的一本书，老板很喜欢这个概念的开放系统。你一定要给你的生命里，组织里引入饼状球蛋白，它能够产生很多化学反应，我们在做市场的时候，经常引入“鲶鱼”。所以给自己主动创造一个不确定性，不管去见一个不认识的人，这些都是不确定性。”
我们提到”狼性文化“时，他笑着跟我说：
我给你读一个小故事，当时有一个我们的轮值董事长，问道：”我们都是人，为什么我们要推广狼性文化的内涵？“
领导就告诉他，我们讲得「狼性」首先不是针对人的，是针对事的。
狼有三个特征：第一，狼拥有敏锐的嗅觉，对未来的预判，对世界的洞察，哪里有肉，哪里有机会它能快速嗅到。
第二，狼都是团队合作的，狼群的这种合作模式，是动物里面比较少见的，所以华为内部把它叫「胜则举杯相庆，败则拼死相救」。我们有好几句话，叫做手抓泥土，裤管粘泥，趴在地板上看。无论你是谁，都应该跳到游泳池里去，给我感受水温，别站在岸上说话，
作为领导，决策时不要简单地say no 你要告诉他怎样才能说 yes 。所以跳进水里与他一起感受选择。华为永远是一线导向的，谁离客户最近，谁最有权力。
第三个就是狼，永远不放弃，从不放弃。就像华为今天一样，被美国在各种打压，中兴直接就交钱了。可华为直到今天都不退步，我们没有错，我不会给你交钱，我也不会妥协。华为如今的下一个五年就是活下去。只有这么一个战略，就是活下去，有质量地活下去，其实是从不放弃，所以这已经是这个文化的一部分。
随后，他说自己这些年在海外真的是在最前线，感受着华为已经不再只是商业意义上的公司，这些年承受的许多误解，低头做着看起来根本不高大上的事儿，他笑着说：
“或许你不知道，我们以前工作就是背着双肩包然后在一家星巴克里里外外各种角落去测试信号，再拿着笔记本，等数据传到电脑里，一个个打点记录在本子上，好多客人看到都一度觉得我跑来跑去很傻很奇怪，这就是“老农民锄地”的状态，可我清楚知道这些信号都影响着人们的生活。
包括我们海外的员工，在拉美很多条件不好的国家，挨家挨户去帮助他们搭建网络系统，那一刻真的就是发自真心希望为那个国家提供相关的支持和帮助。
华为并不是互联网公司，前几年好多互联网工作的朋友们其实都还算是比较高大上的，腾讯、阿里……那时候的互联网热潮吸引了多少人，我也一度怀疑过自己，似乎做的事看起来真的很农民，可现在回头再去看，才明白我们在做的是把最底层的基建搭好，它是不容易被人们看到的，也是最艰难的。
还有，你知道吗？这些年华为在海外面临的对手已经不再是单纯的商业竞争了，我们甚至会影响和一些国家的建交进度，这是最大的自豪。而我后来也意识到西方很多公司可以在商业上阻拦动用无数的恶劣手段，尤其是将政治引入这场战役，所以华为的海报「芭蕾脚」真的代表了这些年我们的经历。光鲜的背后真的都是苦难。”
这些只是谈话的很小一部分，可他却让我深刻理解了「华为」内部的一些非常真实的故事。有时候，我们经常会对一些事情存在很多的刻板印象，片面认知，本质上，也是因为我们看到的信息只是被灌输的信息，不是我们主动选择的信息。
无论是对一个「国家」的认知，对「国民」「文化」的评价，又或者是对一个「企业」「人」的认知。
很多时候我们也只是从别人的报道和评判获得信息，或许我们都不曾踏入那片国土，融入当地生活，交谈过那个「人」，于是给了自己的「印象评价」，可这些我们以为的“印象”真的就是对事实客观的评价吗？
还有一些信息的整合，我也想抽些时间，放进公众号和我的个人站（搭建中），也希望这些让我感到有价值的内容，能被更多人看到。
#米索的沉思录#
✋热门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