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解析 | 香港选举制度改革：改什么，为何改，怎么改，改之后将如何？】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5日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正式开幕，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王晨作关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关于完善香港特别行政区选举制度的决定（草案）》的说明（以下简称草案说明）。
王晨表示，完善香港特别行政区选举制度的总体思路是，以对特区选举委员会重新构建和增加赋权为核心，进行总体制度设计，调整和优化选举委员会的规模、组成和产生办法，继续由选举委员会选举产生行政长官，并赋予选举委员会选举产生较大比例的立法会议员和直接参与提名全部立法会议员候选人的新职能。
港区多名全国人大代表、政界人士和分析人士对《环球时报》表示，此次香港选举制度改革是一次“全面、彻底、根本性”的改革。“香港已经回归祖国将近24年，‘爱国者治港’仍未在香港特区的管治中全面、充分和彻底体现。造成这个局面的成因很复杂，但毫无疑问，回归后香港选举制度欠完善与此有莫大关系。”
分析人士表示，此次选举制度改革与此前国安法的颁布一脉相承，旨在堵塞香港现存的主权、安全漏洞，使香港真正摆脱“政治斗争无休止”“经济民生没人理”的“低品质民主怪圈”，使“一国两制”更加行稳致远。
改什么：提升、扩大、强化“选举委员会”
据王晨介绍，将调整和优化选举委员会的规模、组成和产生办法，通过选举委员会扩大香港社会均衡有序的政治参与和更加广泛的代表性，对有关选举要素作出适当调整，同时建立全流程资格审查机制，进而形成一套符合香港实际情况、有香港特色的新的民主选举制度。
如何理解王晨所说的“调整和优化选举委员会的规模、组成和产生办法”？当天听取草案说明的港区全国人大代表、香港政府行政会议非官守成员叶国谦5日对《环球时报》介绍说，这意味着现由1200人组成的选委会成员人数将进一步增加，成员产生领域和范围也将较原先扩大。
他表示，这一改动将使香港更多民众、领域和阶层参与到特首选举过程中，使由此产生的行政长官更具代表性。同时，也通过对选委会的制度性设计，把特首所代表的特区行政权力牢牢掌握在爱国者手中，有效排除反中乱港势力进入管治架构。“这是一个大方向，也是对香港民主政治发展有利的事情”。
目前，负责选出特区行政长官的选举委员会共由4大界别组成，每个界别300人，合计1200人。据消息人士对《环球时报》透露，除增加选委会人数和界别外，还将取消第4界别中区议员的席位，使区议员的角色按照基本法规定去政治化。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支振锋此前对《环球时报》表示，香港区议会没有任何政治功能，而是一个区域性咨询服务组织。取消区议员在选举委员会的席位，是回归基本法原意。而由于近年来香港出现的政治乱象亦与区议会政治化有关，对区议会与选委会关系的调整也旨在针对香港当前的现实问题。
草案说明中另外值得注意的一大变化是，经这次改革，选举委员会未来将不仅负责选举产生特首，也将参与立法会议员的选举产生过程。据港媒5日报道，香港立法会中“超级区议会”的议席或将被取消，并将可能新增一些由选委会提名并选出的议席。
社科院政治所研究员樊鹏5日对《环球时报》记者分析称，这一调整意味着选委会将在香港政治生活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香港政制增加了间接民主成分，其制度设计将更加稳定，不容易被小党控制，也不容易出现“政治素人一步登天”的情况。同时，立法会内一些“左右摇摆”“和中央坐地起价”的人的话语权也将受到限制。
据叶国谦称，由于立法会选举产生方式发生较大变化，未来每届选委会可能需要先于立法会产生，以按照新方式参与、提名立法会议员候选人，所以原本预计在今年秋季举行的立法会选举或将再度延期。
而全国人大常委、港区全国人大代表谭耀宗5日告诉《环球时报》，此前全国人大有关延期香港立法会选举的决定中提到，延期“不小于一年”，所以立法会选举继续延期不存在问题。
“整体来看，此次选举改革有助于扩大有序的政治参与，使香港选举制度更具民主广泛性的同时，也更加稳定”，樊鹏称，未来“搞街头政治拉选票”将很难进入特区政治核心。
为何改：外部势力嚣张，反中乱港分子介入管治架构
王晨在草案说明中指出，香港特别行政区现行的选举制度机制存在明显的漏洞和缺陷，为反中乱港势力夺取香港特别行政区管治权提供了可乘之机。
他明确讲到，近几年来，特别是2019年香港发生“修例风波”以来，反中乱港势力和本土激进分离势力公然鼓吹“港独”等主张，通过香港特别行政区选举平台、立法会和区议会议事平台或者利用有关公职人员身份，肆无忌惮进行反中乱港活动，极力瘫痪香港特别行政区立法会运作，阻挠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依法施政；策划并实施所谓“预选”，妄图通过选举掌控香港立法会主导权，进而夺取香港管治权；一些外国和境外势力通过立法、行政等方式和驻港领事机构、非政府组织等渠道公然干预香港事务，对我国有关人员粗暴进行所谓“制裁”，明目张胆为香港反中乱港势力撑腰打气、提供保护伞。
“从回归开始，‘爱国者治港’便是‘一国两制’的核心原则，是‘一国两制’能否成功实践的先决条件。然而，尽管香港已经回归祖国将近24年，‘爱国者治港’仍未在特区的管治中全面、充分和彻底体现。造成这个局面的成因很复杂，但毫无疑问，回归后香港选举制度欠完善与此有莫大关系。”全国港澳研究会副会长刘兆佳5日接受《环球时报》采访时表示。
“外部势力嚣张，选举制度令反中乱港分子介入管治架构，影响行政、立法、司法机关及法定组织工作，以至社会上的媒体、教育界等都被非爱国者或反中乱港者入侵。”刘兆佳表示，香港有一大堆问题，而要解决这一大堆问题，一切都必须先从完善选举制度、全面落实“爱国者治港”开始。
怎么改：只改附件，不改基本法正文，保证特区制度连续稳定
据王晨介绍，本次完善香港特别行政区有关选举制度，可以只修改香港基本法附件一和附件二，不涉及修改香港基本法正文。
全国港澳研究会理事、香港城市大学法律学院前副院长顾敏康5日对《环球时报》记者表示，在基本法45条和68条框架下，行政长官和立法会的产生办法和表决程序分别由基本法附件一、附件二规定，基本法正文并未限制对行政长官和立法会产生办法进行调整，也没有对选委会做任何规定。因此，此次对特首和立法会选举方法的调整无需涉及基本法正文。
他介绍称，基本法正文也并非不可修改，其修改权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但正文一般不能轻言修改，因基本法经历漫长且复杂的咨询过程后制定并通过，以法律形式确保香港“一国两制”五十年不变，其中蕴含着许多承诺，因此修改基本法正文需要十分谨慎，而基本法附件一和附件二的修改此前已有先例，修订难度较小。
“采取这样的安排，将有助于保持特区制度连续性和稳定性”，顾敏康评论称。
此次选举改革的路径与时间表在草案说明中也得到进一步明确。王晨表示，中央和国家有关部门经认真研究并与有关方面沟通后，提出采取“决定+修法”的方式，分步予以推进和完成。第一步，由全国人大作出决定，明确有关基本原则和核心要素内容，授权人大常委会根据决定修改基本法附件一和附件二；第二步，全国人大常委会修订基本法附件一、附件二，对特区新民主选举制度作出具体明确规定。国家层面完成修订后，特区据此对本地有关法律作出相应修改。
据谭耀宗称，整个选举改革过程需要数月完成。相比于此前国安法的颁布过程，由于香港有关选举法律繁多复杂，特区修改各项法律并交由立法会表决需要一定时间。
改之后：加强“爱国力量建设”，促进良性竞争
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5日发表声明称，她和特区政府完全尊重中央对这次完善选举制度的主导权，并认同王晨副委员长今天在大会就有关草案说明中阐述的五大基本原则。特区政府会全面配合，通过本地立法切实执行完善措施，坚持实践“爱国者治港”原则。
她表示，鉴于未来十二个月有多场选举，立法工作刻不容缓，特区政府定必全力以赴，协助全国人大常委会修订基本法附件一和附件二，并按稍后经通过的附件条文制定修改本地的相关选举法例，交立法会审议。
而立法会主席梁君彦则发表声明称，在日后进行到本地立法阶段时，立法会将一如既往履行宪制职能，完成审议工作。中央在国家层面完善香港的选举制度可以理解，亦是合适的做法。完善的选举制度能够理顺宪制秩序，建构一个和平理性的议会，减少不必要的内耗与矛盾，确保“一国两制”行稳致远，有利香港社会繁荣稳定发展，市民生活安定。
他同时表示，香港的政治光谱广阔，中央一直都理解及包容香港社会不同的意见，相信完善选举制度后，议会仍可有不同声音。
不过，可以预见的是，这次对香港选举制度的全面改革也几乎必然会引发港内和国际社会的一定反弹。南开大学法学院台港澳研究中心主任李晓兵对《环球时报》记者表示，此次香港选举改革被港内和世界高度关注，不排除出现一定争议，外部势力借此干涉中国内政，挑动对立，这需要通过中央和特区的充分、反复沟通来解决，争取社会共识。
刘兆佳表示，选举制度改革的下一步是“爱国力量的建设”。反中乱港者出局，不意味着建制派就可高枕无忧。相反，中央会对特区管治团队提出更高的治理要求，而“爱国者治港”力量内部的良性竞争也会更加激烈。“他们必须拿出真功夫来，解决香港的社会、民生问题，才能获得更好的政治前途。”
“实际上，香港社会要总结的是，在过去数年中几次社会大震荡，从教育风波，到‘占中’发起和草草收场，从政改无果而终，到‘修例风波’演变成暴力乱港……明眼人都能看到，香港的政治、民主和治理品质正走在一个下行的轨道上。”李晓兵表示，中央不能让香港这样沉沦下去，陷于低品质民主的负面循环而无法自拔。此次选改即是阻止香港落入这样的“怪圈”和“政治陷阱”。
王晨表示，完善香港特别行政区选举制度的总体思路是，以对特区选举委员会重新构建和增加赋权为核心，进行总体制度设计，调整和优化选举委员会的规模、组成和产生办法，继续由选举委员会选举产生行政长官，并赋予选举委员会选举产生较大比例的立法会议员和直接参与提名全部立法会议员候选人的新职能。
港区多名全国人大代表、政界人士和分析人士对《环球时报》表示，此次香港选举制度改革是一次“全面、彻底、根本性”的改革。“香港已经回归祖国将近24年，‘爱国者治港’仍未在香港特区的管治中全面、充分和彻底体现。造成这个局面的成因很复杂，但毫无疑问，回归后香港选举制度欠完善与此有莫大关系。”
分析人士表示，此次选举制度改革与此前国安法的颁布一脉相承，旨在堵塞香港现存的主权、安全漏洞，使香港真正摆脱“政治斗争无休止”“经济民生没人理”的“低品质民主怪圈”，使“一国两制”更加行稳致远。
改什么：提升、扩大、强化“选举委员会”
据王晨介绍，将调整和优化选举委员会的规模、组成和产生办法，通过选举委员会扩大香港社会均衡有序的政治参与和更加广泛的代表性，对有关选举要素作出适当调整，同时建立全流程资格审查机制，进而形成一套符合香港实际情况、有香港特色的新的民主选举制度。
如何理解王晨所说的“调整和优化选举委员会的规模、组成和产生办法”？当天听取草案说明的港区全国人大代表、香港政府行政会议非官守成员叶国谦5日对《环球时报》介绍说，这意味着现由1200人组成的选委会成员人数将进一步增加，成员产生领域和范围也将较原先扩大。
他表示，这一改动将使香港更多民众、领域和阶层参与到特首选举过程中，使由此产生的行政长官更具代表性。同时，也通过对选委会的制度性设计，把特首所代表的特区行政权力牢牢掌握在爱国者手中，有效排除反中乱港势力进入管治架构。“这是一个大方向，也是对香港民主政治发展有利的事情”。
目前，负责选出特区行政长官的选举委员会共由4大界别组成，每个界别300人，合计1200人。据消息人士对《环球时报》透露，除增加选委会人数和界别外，还将取消第4界别中区议员的席位，使区议员的角色按照基本法规定去政治化。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支振锋此前对《环球时报》表示，香港区议会没有任何政治功能，而是一个区域性咨询服务组织。取消区议员在选举委员会的席位，是回归基本法原意。而由于近年来香港出现的政治乱象亦与区议会政治化有关，对区议会与选委会关系的调整也旨在针对香港当前的现实问题。
草案说明中另外值得注意的一大变化是，经这次改革，选举委员会未来将不仅负责选举产生特首，也将参与立法会议员的选举产生过程。据港媒5日报道，香港立法会中“超级区议会”的议席或将被取消，并将可能新增一些由选委会提名并选出的议席。
社科院政治所研究员樊鹏5日对《环球时报》记者分析称，这一调整意味着选委会将在香港政治生活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香港政制增加了间接民主成分，其制度设计将更加稳定，不容易被小党控制，也不容易出现“政治素人一步登天”的情况。同时，立法会内一些“左右摇摆”“和中央坐地起价”的人的话语权也将受到限制。
据叶国谦称，由于立法会选举产生方式发生较大变化，未来每届选委会可能需要先于立法会产生，以按照新方式参与、提名立法会议员候选人，所以原本预计在今年秋季举行的立法会选举或将再度延期。
而全国人大常委、港区全国人大代表谭耀宗5日告诉《环球时报》，此前全国人大有关延期香港立法会选举的决定中提到，延期“不小于一年”，所以立法会选举继续延期不存在问题。
“整体来看，此次选举改革有助于扩大有序的政治参与，使香港选举制度更具民主广泛性的同时，也更加稳定”，樊鹏称，未来“搞街头政治拉选票”将很难进入特区政治核心。
为何改：外部势力嚣张，反中乱港分子介入管治架构
王晨在草案说明中指出，香港特别行政区现行的选举制度机制存在明显的漏洞和缺陷，为反中乱港势力夺取香港特别行政区管治权提供了可乘之机。
他明确讲到，近几年来，特别是2019年香港发生“修例风波”以来，反中乱港势力和本土激进分离势力公然鼓吹“港独”等主张，通过香港特别行政区选举平台、立法会和区议会议事平台或者利用有关公职人员身份，肆无忌惮进行反中乱港活动，极力瘫痪香港特别行政区立法会运作，阻挠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依法施政；策划并实施所谓“预选”，妄图通过选举掌控香港立法会主导权，进而夺取香港管治权；一些外国和境外势力通过立法、行政等方式和驻港领事机构、非政府组织等渠道公然干预香港事务，对我国有关人员粗暴进行所谓“制裁”，明目张胆为香港反中乱港势力撑腰打气、提供保护伞。
“从回归开始，‘爱国者治港’便是‘一国两制’的核心原则，是‘一国两制’能否成功实践的先决条件。然而，尽管香港已经回归祖国将近24年，‘爱国者治港’仍未在特区的管治中全面、充分和彻底体现。造成这个局面的成因很复杂，但毫无疑问，回归后香港选举制度欠完善与此有莫大关系。”全国港澳研究会副会长刘兆佳5日接受《环球时报》采访时表示。
“外部势力嚣张，选举制度令反中乱港分子介入管治架构，影响行政、立法、司法机关及法定组织工作，以至社会上的媒体、教育界等都被非爱国者或反中乱港者入侵。”刘兆佳表示，香港有一大堆问题，而要解决这一大堆问题，一切都必须先从完善选举制度、全面落实“爱国者治港”开始。
怎么改：只改附件，不改基本法正文，保证特区制度连续稳定
据王晨介绍，本次完善香港特别行政区有关选举制度，可以只修改香港基本法附件一和附件二，不涉及修改香港基本法正文。
全国港澳研究会理事、香港城市大学法律学院前副院长顾敏康5日对《环球时报》记者表示，在基本法45条和68条框架下，行政长官和立法会的产生办法和表决程序分别由基本法附件一、附件二规定，基本法正文并未限制对行政长官和立法会产生办法进行调整，也没有对选委会做任何规定。因此，此次对特首和立法会选举方法的调整无需涉及基本法正文。
他介绍称，基本法正文也并非不可修改，其修改权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但正文一般不能轻言修改，因基本法经历漫长且复杂的咨询过程后制定并通过，以法律形式确保香港“一国两制”五十年不变，其中蕴含着许多承诺，因此修改基本法正文需要十分谨慎，而基本法附件一和附件二的修改此前已有先例，修订难度较小。
“采取这样的安排，将有助于保持特区制度连续性和稳定性”，顾敏康评论称。
此次选举改革的路径与时间表在草案说明中也得到进一步明确。王晨表示，中央和国家有关部门经认真研究并与有关方面沟通后，提出采取“决定+修法”的方式，分步予以推进和完成。第一步，由全国人大作出决定，明确有关基本原则和核心要素内容，授权人大常委会根据决定修改基本法附件一和附件二；第二步，全国人大常委会修订基本法附件一、附件二，对特区新民主选举制度作出具体明确规定。国家层面完成修订后，特区据此对本地有关法律作出相应修改。
据谭耀宗称，整个选举改革过程需要数月完成。相比于此前国安法的颁布过程，由于香港有关选举法律繁多复杂，特区修改各项法律并交由立法会表决需要一定时间。
改之后：加强“爱国力量建设”，促进良性竞争
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5日发表声明称，她和特区政府完全尊重中央对这次完善选举制度的主导权，并认同王晨副委员长今天在大会就有关草案说明中阐述的五大基本原则。特区政府会全面配合，通过本地立法切实执行完善措施，坚持实践“爱国者治港”原则。
她表示，鉴于未来十二个月有多场选举，立法工作刻不容缓，特区政府定必全力以赴，协助全国人大常委会修订基本法附件一和附件二，并按稍后经通过的附件条文制定修改本地的相关选举法例，交立法会审议。
而立法会主席梁君彦则发表声明称，在日后进行到本地立法阶段时，立法会将一如既往履行宪制职能，完成审议工作。中央在国家层面完善香港的选举制度可以理解，亦是合适的做法。完善的选举制度能够理顺宪制秩序，建构一个和平理性的议会，减少不必要的内耗与矛盾，确保“一国两制”行稳致远，有利香港社会繁荣稳定发展，市民生活安定。
他同时表示，香港的政治光谱广阔，中央一直都理解及包容香港社会不同的意见，相信完善选举制度后，议会仍可有不同声音。
不过，可以预见的是，这次对香港选举制度的全面改革也几乎必然会引发港内和国际社会的一定反弹。南开大学法学院台港澳研究中心主任李晓兵对《环球时报》记者表示，此次香港选举改革被港内和世界高度关注，不排除出现一定争议，外部势力借此干涉中国内政，挑动对立，这需要通过中央和特区的充分、反复沟通来解决，争取社会共识。
刘兆佳表示，选举制度改革的下一步是“爱国力量的建设”。反中乱港者出局，不意味着建制派就可高枕无忧。相反，中央会对特区管治团队提出更高的治理要求，而“爱国者治港”力量内部的良性竞争也会更加激烈。“他们必须拿出真功夫来，解决香港的社会、民生问题，才能获得更好的政治前途。”
“实际上，香港社会要总结的是，在过去数年中几次社会大震荡，从教育风波，到‘占中’发起和草草收场，从政改无果而终，到‘修例风波’演变成暴力乱港……明眼人都能看到，香港的政治、民主和治理品质正走在一个下行的轨道上。”李晓兵表示，中央不能让香港这样沉沦下去，陷于低品质民主的负面循环而无法自拔。此次选改即是阻止香港落入这样的“怪圈”和“政治陷阱”。
【#党史上的今天#——3月2日】1930年3月2日 左翼作家联盟成立
大革命失败后，一大批党和党所影响的文化工作者陆续来到了上海，在新开辟的革命思想文化阵地上，以笔作刀枪，同国民党的专制统治进行英勇的战斗。为了把文化界的力量组织起来，1929年下半年，中共中央成立了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由潘汉年任书记。
1930年3月2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推动下，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在上海成立。参加成立大会的有鲁迅、茅盾、田汉、冯雪峰、郁达夫、蒋光慈、冯乃超等50多人。会上鲁迅作了题为《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的重要讲话。后来又成立了左翼文化界总同盟。左翼文化工作者及其各种组织，对于宣传马克思主义思想，扩大共产党的影响，反对国民党法西斯文化专制主义和文化“围剿”都起了重要作用。
1962年3月2日 周恩来作《论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
1962年3月2日，周恩来在广州向出席全国科学工作会议及全国话剧、歌剧和儿童剧创作座谈会的代表作《论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
报告指出“十二年来，我国大多数知识分子已有了根本的转变和极大的进步”，重新肯定了我国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已经是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而不是属于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强调在社会主义建设中要发挥科学和科学家的作用。
这一报告精辟地阐述了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批判了1957年以后出现的左的倾向，重申了中国知识分子绝大多数已是劳动人民―部分的观点。
1965年3月2日 中共中央书记处召开会议
1965年3月2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召开会议。会上对文化战线上开展的错误批判提出批评。邓小平指出：现在有人不敢写文章，新华社每天只收到两篇稿子，戏台上只演兵，只演打仗的，电影哪有那么完善？这个不让演，那个不让演。那些“革命派”想靠批判别人出名，踩着别人的肩膀上台。并指出要赶快刹车。但是他的意见未能生效。
1969年3月2日 苏联军队入侵乌苏里江主航道中国一侧的珍宝岛
1969年3月2日 苏联军队入侵乌苏里江主航道中国一侧的珍宝岛，造成严重流血事件。我边防部队被迫还击。我国外交部三次向苏联政府提出强烈抗议。这一事件的发生，使党对国际形势的估计更加严峻。3月15日，毛泽东在中央文革碰头会上着重谈了准备打仗的问题。
1983年3月2日 邓小平提出小康社会的六条标准
1983年3月2日，邓小平视察江苏、浙江、上海回北京后同中央几位负责人谈话时，提出小康社会的六条标准。
他指出：这次，我经江苏到浙江，再从浙江到上海，一路上，看到情况很好，人们喜气洋洋，新房子盖得很多，市场物资丰富，干部信心很足。看来，四个现代化希望很大。到本世纪末实现翻两番，要有全盘的更具体的规划，各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也都要有自己的具体规划，做到心中有数。现在，苏州市工农业总产值人均接近八百美元。在这样的水平上，下面这些问题都解决了：
第一，人民的吃穿用问题解决了，基本生活有了保障；
第二，住房问题解决了，人均达到二十平方米，因为土地不足，向空中发展，小城镇和农村盖二三层楼房的已经不少；
第三，就业问题解决了，城镇基本上没有待业劳动者了；
第四，人不再外流了，农村的人总想往大城市跑的情况已经改变；
第五，中小学教育普及了，教育、文化、体育和其他公共福利事业有能力自己安排了；
第六，人们的精神面貌变化了，犯罪行为大大减少。
在谈到搞经济协作区问题时指出：这个路子是很对的。我主张不只是搞上海和山西两个经济协作区，也不要老是试点。经济协作有许多思想问题要统一，但现在要开步走。在谈到智力开发时指出：智力开发是很重要的，包括职工教育在内的智力开发。大专院校要发展。重点院校增加一倍学生没有多少问题。我们现在一方面是知识分子太少，另一方面有些地方中青年知识分子很难起作用。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包括改善他们的生活待遇问题，要下决心解决。
1985年3月2日至7日 全国科学技术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
1985年3月2日至7日，全国科学技术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对科技体制的改革问题进行了讨论。邓小平讲话指出：经济体制，科技体制，这两方面的改革都是为了解放生产力。新的经济体制，应该是有利于技术进步的体制，应该是有利于经济发展的体制。双管齐下，长期存在的科技与经济脱节的问题，有可能得到比较好的解决。邓小平强调，一个公有制占主体，一个共同富裕，这是我们所必须坚持的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
2000年3月2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进行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工作的通知》
2000年3月2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进行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工作的通知》。《通知》指出，为了探索建立规范的农村税费制度、从根本上减轻农民负担的有效办法，党中央、国务院决定进行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农村税费改革试点的主要内容是：取消乡统筹费、农村教育集资等专门面向农民征收的行政事业性收费和政府性基金、集资；取消屠宰税；取消统一规定的劳动积累工和义务工；调整农业税和农业特产税政策；改革村提留征收使用办法。
大革命失败后，一大批党和党所影响的文化工作者陆续来到了上海，在新开辟的革命思想文化阵地上，以笔作刀枪，同国民党的专制统治进行英勇的战斗。为了把文化界的力量组织起来，1929年下半年，中共中央成立了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由潘汉年任书记。
1930年3月2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推动下，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在上海成立。参加成立大会的有鲁迅、茅盾、田汉、冯雪峰、郁达夫、蒋光慈、冯乃超等50多人。会上鲁迅作了题为《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的重要讲话。后来又成立了左翼文化界总同盟。左翼文化工作者及其各种组织，对于宣传马克思主义思想，扩大共产党的影响，反对国民党法西斯文化专制主义和文化“围剿”都起了重要作用。
1962年3月2日 周恩来作《论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
1962年3月2日，周恩来在广州向出席全国科学工作会议及全国话剧、歌剧和儿童剧创作座谈会的代表作《论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
报告指出“十二年来，我国大多数知识分子已有了根本的转变和极大的进步”，重新肯定了我国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已经是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而不是属于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强调在社会主义建设中要发挥科学和科学家的作用。
这一报告精辟地阐述了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批判了1957年以后出现的左的倾向，重申了中国知识分子绝大多数已是劳动人民―部分的观点。
1965年3月2日 中共中央书记处召开会议
1965年3月2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召开会议。会上对文化战线上开展的错误批判提出批评。邓小平指出：现在有人不敢写文章，新华社每天只收到两篇稿子，戏台上只演兵，只演打仗的，电影哪有那么完善？这个不让演，那个不让演。那些“革命派”想靠批判别人出名，踩着别人的肩膀上台。并指出要赶快刹车。但是他的意见未能生效。
1969年3月2日 苏联军队入侵乌苏里江主航道中国一侧的珍宝岛
1969年3月2日 苏联军队入侵乌苏里江主航道中国一侧的珍宝岛，造成严重流血事件。我边防部队被迫还击。我国外交部三次向苏联政府提出强烈抗议。这一事件的发生，使党对国际形势的估计更加严峻。3月15日，毛泽东在中央文革碰头会上着重谈了准备打仗的问题。
1983年3月2日 邓小平提出小康社会的六条标准
1983年3月2日，邓小平视察江苏、浙江、上海回北京后同中央几位负责人谈话时，提出小康社会的六条标准。
他指出：这次，我经江苏到浙江，再从浙江到上海，一路上，看到情况很好，人们喜气洋洋，新房子盖得很多，市场物资丰富，干部信心很足。看来，四个现代化希望很大。到本世纪末实现翻两番，要有全盘的更具体的规划，各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也都要有自己的具体规划，做到心中有数。现在，苏州市工农业总产值人均接近八百美元。在这样的水平上，下面这些问题都解决了：
第一，人民的吃穿用问题解决了，基本生活有了保障；
第二，住房问题解决了，人均达到二十平方米，因为土地不足，向空中发展，小城镇和农村盖二三层楼房的已经不少；
第三，就业问题解决了，城镇基本上没有待业劳动者了；
第四，人不再外流了，农村的人总想往大城市跑的情况已经改变；
第五，中小学教育普及了，教育、文化、体育和其他公共福利事业有能力自己安排了；
第六，人们的精神面貌变化了，犯罪行为大大减少。
在谈到搞经济协作区问题时指出：这个路子是很对的。我主张不只是搞上海和山西两个经济协作区，也不要老是试点。经济协作有许多思想问题要统一，但现在要开步走。在谈到智力开发时指出：智力开发是很重要的，包括职工教育在内的智力开发。大专院校要发展。重点院校增加一倍学生没有多少问题。我们现在一方面是知识分子太少，另一方面有些地方中青年知识分子很难起作用。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包括改善他们的生活待遇问题，要下决心解决。
1985年3月2日至7日 全国科学技术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
1985年3月2日至7日，全国科学技术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对科技体制的改革问题进行了讨论。邓小平讲话指出：经济体制，科技体制，这两方面的改革都是为了解放生产力。新的经济体制，应该是有利于技术进步的体制，应该是有利于经济发展的体制。双管齐下，长期存在的科技与经济脱节的问题，有可能得到比较好的解决。邓小平强调，一个公有制占主体，一个共同富裕，这是我们所必须坚持的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
2000年3月2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进行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工作的通知》
2000年3月2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进行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工作的通知》。《通知》指出，为了探索建立规范的农村税费制度、从根本上减轻农民负担的有效办法，党中央、国务院决定进行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农村税费改革试点的主要内容是：取消乡统筹费、农村教育集资等专门面向农民征收的行政事业性收费和政府性基金、集资；取消屠宰税；取消统一规定的劳动积累工和义务工；调整农业税和农业特产税政策；改革村提留征收使用办法。
【开凿大运河：政治走向的晴雨表】
大运河是中国东部平原上的水利建筑，始建于公元前486年，全长近3000公里，是世界上开凿最早、规模最大的运河。它沟通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是中国古代南北交通的大动脉，对地区间经济、文化的交流，沿线经济的发展、以及城镇的兴起都起到了推动作用。
中国东部平原河流水系大部分向东流，五大水系的干流和支流自古就是东西水运交通的重要航道。但要发展南北方向的水运交通，就要在这些水系之间开凿运河。
早在春秋时期，各大水系之间的开凿工作就已经开始，三国以前，五大水系就已经通过运河大致连接起来。但只有在统一王朝，各段运河才会连成完整统一的运转体系，比如秦汉运河，隋唐运河，以及元代的京杭大运河。而在分裂时代，他们只能各自为“战”，在其所在的政权势力范围内发挥作用。
运河的修建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不停地被改造和修缮。
中国历史上，运河需要不停整修有如下三个原因：
第一，航线需要不断优化，问题段落需要逐渐修复。
春秋时期，因为技术水平和人力有限，会挑选两个水系间距离最近的支流开通运河，以便用最短的时间和最小的力气完成连通工作，所以两条主干道相连，就要先绕行到支流，自然会绕路。所以历朝历代，在技术水平和国力允许的前提下，会不断缩短这类航线。
有些航线上会有险滩、急流等问题，历代也会不断寻找突破的方法和技术，慢慢加以解决。
第二，因失修淤塞的运河，后世需要重新疏浚。
水流会带有泥沙，泥沙会使河道淤塞，要保证船只往来通畅，必须不停清理和维护。如果王朝式微无力维护河道，或者遇到战乱，都会导致运河淤塞甚至被废弃，那么日后再次启用就要重新疏浚。
第三，政权更迭，运河随之改变走向。
运河最主要的作用，一是连通政治中心和富庶地区的物资运输，二是运兵。所以一旦政权更迭，政治中心改变，战略重点调整，运河的走向也会随之变更。
接下来详细了解一下中国历代运河的变化。
一、三国以前：五大水系相互连通。
秦汉时期，以及三国、南北朝时期。秦汉是统一运河，其他时代运河“各自为战”。
（1）战国以前，钱塘江、长江、淮河和黄河相互连通。
这四大水系是通过如下运河连接起来的。
长江、淮河间的邗沟
公元前486年，吴王夫差为了北上争霸，修建沟通长江和淮河之间的邗沟，这是世界上有确切纪年的第一条大型运河，是后续2500多年江淮连通的最主要通道。
但这条运河有很多不足，比如，因为借用了江淮之间的湖泊，导致线路曲折；风浪大，行船困难等等。所以，各个时代在有条件的情况下，都会对其进行不同程度的整修。
先看黄河、淮河间的鸿沟。
战国时，魏惠王在开封西侧的荥阳引黄河水，开通荥阳到开封之间的水运，黄河水在开封折向南，通过淮河支流颖水连通了淮河。这条黄河-颖水-淮河的路线，一直使用至南北朝。因为这段运河，荥阳一下子重要起来，一直到宋朝，都是黄河南下沟通淮河，北上沟通海河的枢纽。
再看长江、钱塘江间的江南运河。
这段大致也修建于春秋后期吴越崛起时，从钱塘江口的杭州北上，经过太湖水系，通至长江。这段运河水源充沛，地势平坦，问题较少。
（2）秦汉时，西起关中的东西大运河建成。
秦始皇统一六国时，荥阳以东的黄河水系跟东南部的沟通已经比较顺畅，秦都咸阳也可以通过渭水与黄河相连。但渭水到黄河是天然河道，曲折900里，险滩很多，从关东运粮到咸阳一次需要6个月。
西汉定都长安，为解决粮食问题，放弃渭河水道。但引用渭河水，开通长安向东至潼关的漕渠，然后连通黄河。这条漕渠只有300多里，远远优于秦朝的渭水通道。
至此，西起关中，东南到杭州的东西大运河算是比较通畅了。但东汉定都洛阳，长安-潼关漕渠就被废弃了。
（3）三国时曹操开通白沟，运河首次到达北京周边。
曹操为了北征袁尚和乌桓，需要往北方运兵。他在黄河北侧的清水和海河支流淇水之间挖掘白沟，然后通过黄河支流漳水连通黄河。这样，海河和黄河第一次连通起来。而海河支流子牙河水系可以到达北京周边。
曹操还修通了开封往东到商丘之间的黄河水道，即汴渠，这是后来隋炀帝通济渠的重要一段。
需要补充的是，南北朝时，从杭州到浙江宁绍平原的浙东运河也修好了，这是东达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一环，一直到清朝都在发挥作用。
到南北朝为止，淮河以南的运河水系大体定型，一直被后世沿用，只需修修补补。但淮河以北的运河因为战争和政权更迭等关系，变化很大。
二、隋朝：在东西运河基础上开通南北大运河。
经过魏晋南北朝的动乱，北方很多水利设施已经荒废，隋朝统一后，开始逐段维修。
首先是广通渠。隋定都长安，仿照西汉修建了长安到潼关间的漕渠（取名广通渠），后来隋炀帝迁都洛阳，广通渠荒废，但被后来的唐朝启用。
其次是永济渠。隋炀帝为了用兵辽东，选择涿郡（今北京市）作为基地，需要开通都城洛阳到北京周边的运河。三国时曹操虽然已经连通黄河和海河之间的水道，但多为自然河道，航路不畅，无法满足隋炀帝的需要。
隋炀帝就在原来曹操运河（清水+白沟+淇水≈海河支流卫河）的基础上，引泌水与黄河连通（泌水与黄河交汇处在荥阳附近），泌水又与卫水上游相连，通过卫水下游到达海河，再通过海河支流永定河到达涿郡，隋炀帝又扩充河道，使运输更加通畅，这段就是永济渠。
再看通济渠。隋朝之前，淮河和黄河之间靠魏惠王鸿沟水系相连，即黄河-颖水-淮河。隋炀帝放弃这条通道，而是利用曹操开通的汴渠，在荥阳以西用黄河水连通洛阳，往东过开封、商丘后继续往东南开通，一直到江苏睢眙，直接进入淮河，相比鸿沟绕到颖水，隋炀帝让黄河和淮河直接相连，航道缩短很多，这就是著名的通济渠（后世又称为汴河）。
这样，北方连通海河达到涿郡，向西到达黄河边上的洛阳，东南通过江南河到达杭州，一个东西南北皆通的大运河建成了。而且为了方便乘龙舟南巡，隋炀帝把通济渠、邗沟、江南运河都加宽加深，所以工程量非常大。
唐朝定都长安，将隋初修建的广通渠重又利用起来，所以大运河西侧又抵达长安。唐朝对大运河非常依赖，为有效利用，还改革了漕运制度。
宋代定都开封，汴河交通是繁华汴京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北宋在运河上建船闸等，以保持航道水位，调节航行深度，非常先进。
三、元朝建成贯通南北的大运河。
南宋时，黄河决堤，隋朝修建的通济渠基本被毁。北方金朝迁都燕京（今北京），当时海河水系通过白河（海河支流）到达通州，距离燕京城50里，金想连接通州至燕京水运，但比较失败。
元朝定都北京，第一要解决水运直达北京城的问题，第二要重新连通黄河和淮河。水利专家郭守敬居功至伟。
首先是通过通惠河、坝河和积水潭解决北京城水运问题。
金朝之所以无法成功修建通州和北京城之间的运河，主要因为北京地势较高，周围水系难以向上供水，北京城内又缺少大型水源。金朝曾把积水潭和坝河（到达通州城北）相连，也曾开通连接北京城到通州的金口河，但都因水源不足，作用有限。而郭守敬找到了合适的水源，并对其很好地加以利用。
他为积水潭+坝河这段漕运找到玉泉山的水源，又在城北山上找到白浮泉，沿途吸收溪水和泉水，接通金朝开通的金口河，建成通惠河。找到水源其实只完成第一步，还需要蓄水、控制水流，选择流经路线等等。郭守敬通过精确的考察和测算，解决了坝河和通惠河水源，建闸门解决了蓄水和水流问题，让北京城和通州之间拥有至少两条水运线路。
然后修建山东运河，使黄淮海三大水系沟通线路大大缩短。
通济渠被黄河冲垮后，郭守敬通过南北走向的泗水直接北上山东（泗水是淮河支流，但黄河改道后进入泗水，所以泗水也算黄河），然后在山东修建直达海河的山东运河。隋唐时，淮河是先到西边荥阳拐个弯后再折向海河的，但山东运河却直接北上，大大缩短了航线。
然而，因为地势偏高，山东运河水流不稳定，元朝通常需要走海路完成南方至海河的运输。这个问题被明朝解决，以致京杭大运河为明清经济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清朝时黄河倒灌，运河泥沙淤积严重，越来越难以治理。清朝中后期海运发达，运河最终弃置不用。为明清经济乃至中国历史上做出过重大贡献的大运河，正式终结了使命。尽管如此，运河不会被遗忘，它作为一种文明将被永远载入史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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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运河是中国东部平原上的水利建筑，始建于公元前486年，全长近3000公里，是世界上开凿最早、规模最大的运河。它沟通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是中国古代南北交通的大动脉，对地区间经济、文化的交流，沿线经济的发展、以及城镇的兴起都起到了推动作用。
中国东部平原河流水系大部分向东流，五大水系的干流和支流自古就是东西水运交通的重要航道。但要发展南北方向的水运交通，就要在这些水系之间开凿运河。
早在春秋时期，各大水系之间的开凿工作就已经开始，三国以前，五大水系就已经通过运河大致连接起来。但只有在统一王朝，各段运河才会连成完整统一的运转体系，比如秦汉运河，隋唐运河，以及元代的京杭大运河。而在分裂时代，他们只能各自为“战”，在其所在的政权势力范围内发挥作用。
运河的修建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不停地被改造和修缮。
中国历史上，运河需要不停整修有如下三个原因：
第一，航线需要不断优化，问题段落需要逐渐修复。
春秋时期，因为技术水平和人力有限，会挑选两个水系间距离最近的支流开通运河，以便用最短的时间和最小的力气完成连通工作，所以两条主干道相连，就要先绕行到支流，自然会绕路。所以历朝历代，在技术水平和国力允许的前提下，会不断缩短这类航线。
有些航线上会有险滩、急流等问题，历代也会不断寻找突破的方法和技术，慢慢加以解决。
第二，因失修淤塞的运河，后世需要重新疏浚。
水流会带有泥沙，泥沙会使河道淤塞，要保证船只往来通畅，必须不停清理和维护。如果王朝式微无力维护河道，或者遇到战乱，都会导致运河淤塞甚至被废弃，那么日后再次启用就要重新疏浚。
第三，政权更迭，运河随之改变走向。
运河最主要的作用，一是连通政治中心和富庶地区的物资运输，二是运兵。所以一旦政权更迭，政治中心改变，战略重点调整，运河的走向也会随之变更。
接下来详细了解一下中国历代运河的变化。
一、三国以前：五大水系相互连通。
秦汉时期，以及三国、南北朝时期。秦汉是统一运河，其他时代运河“各自为战”。
（1）战国以前，钱塘江、长江、淮河和黄河相互连通。
这四大水系是通过如下运河连接起来的。
长江、淮河间的邗沟
公元前486年，吴王夫差为了北上争霸，修建沟通长江和淮河之间的邗沟，这是世界上有确切纪年的第一条大型运河，是后续2500多年江淮连通的最主要通道。
但这条运河有很多不足，比如，因为借用了江淮之间的湖泊，导致线路曲折；风浪大，行船困难等等。所以，各个时代在有条件的情况下，都会对其进行不同程度的整修。
先看黄河、淮河间的鸿沟。
战国时，魏惠王在开封西侧的荥阳引黄河水，开通荥阳到开封之间的水运，黄河水在开封折向南，通过淮河支流颖水连通了淮河。这条黄河-颖水-淮河的路线，一直使用至南北朝。因为这段运河，荥阳一下子重要起来，一直到宋朝，都是黄河南下沟通淮河，北上沟通海河的枢纽。
再看长江、钱塘江间的江南运河。
这段大致也修建于春秋后期吴越崛起时，从钱塘江口的杭州北上，经过太湖水系，通至长江。这段运河水源充沛，地势平坦，问题较少。
（2）秦汉时，西起关中的东西大运河建成。
秦始皇统一六国时，荥阳以东的黄河水系跟东南部的沟通已经比较顺畅，秦都咸阳也可以通过渭水与黄河相连。但渭水到黄河是天然河道，曲折900里，险滩很多，从关东运粮到咸阳一次需要6个月。
西汉定都长安，为解决粮食问题，放弃渭河水道。但引用渭河水，开通长安向东至潼关的漕渠，然后连通黄河。这条漕渠只有300多里，远远优于秦朝的渭水通道。
至此，西起关中，东南到杭州的东西大运河算是比较通畅了。但东汉定都洛阳，长安-潼关漕渠就被废弃了。
（3）三国时曹操开通白沟，运河首次到达北京周边。
曹操为了北征袁尚和乌桓，需要往北方运兵。他在黄河北侧的清水和海河支流淇水之间挖掘白沟，然后通过黄河支流漳水连通黄河。这样，海河和黄河第一次连通起来。而海河支流子牙河水系可以到达北京周边。
曹操还修通了开封往东到商丘之间的黄河水道，即汴渠，这是后来隋炀帝通济渠的重要一段。
需要补充的是，南北朝时，从杭州到浙江宁绍平原的浙东运河也修好了，这是东达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一环，一直到清朝都在发挥作用。
到南北朝为止，淮河以南的运河水系大体定型，一直被后世沿用，只需修修补补。但淮河以北的运河因为战争和政权更迭等关系，变化很大。
二、隋朝：在东西运河基础上开通南北大运河。
经过魏晋南北朝的动乱，北方很多水利设施已经荒废，隋朝统一后，开始逐段维修。
首先是广通渠。隋定都长安，仿照西汉修建了长安到潼关间的漕渠（取名广通渠），后来隋炀帝迁都洛阳，广通渠荒废，但被后来的唐朝启用。
其次是永济渠。隋炀帝为了用兵辽东，选择涿郡（今北京市）作为基地，需要开通都城洛阳到北京周边的运河。三国时曹操虽然已经连通黄河和海河之间的水道，但多为自然河道，航路不畅，无法满足隋炀帝的需要。
隋炀帝就在原来曹操运河（清水+白沟+淇水≈海河支流卫河）的基础上，引泌水与黄河连通（泌水与黄河交汇处在荥阳附近），泌水又与卫水上游相连，通过卫水下游到达海河，再通过海河支流永定河到达涿郡，隋炀帝又扩充河道，使运输更加通畅，这段就是永济渠。
再看通济渠。隋朝之前，淮河和黄河之间靠魏惠王鸿沟水系相连，即黄河-颖水-淮河。隋炀帝放弃这条通道，而是利用曹操开通的汴渠，在荥阳以西用黄河水连通洛阳，往东过开封、商丘后继续往东南开通，一直到江苏睢眙，直接进入淮河，相比鸿沟绕到颖水，隋炀帝让黄河和淮河直接相连，航道缩短很多，这就是著名的通济渠（后世又称为汴河）。
这样，北方连通海河达到涿郡，向西到达黄河边上的洛阳，东南通过江南河到达杭州，一个东西南北皆通的大运河建成了。而且为了方便乘龙舟南巡，隋炀帝把通济渠、邗沟、江南运河都加宽加深，所以工程量非常大。
唐朝定都长安，将隋初修建的广通渠重又利用起来，所以大运河西侧又抵达长安。唐朝对大运河非常依赖，为有效利用，还改革了漕运制度。
宋代定都开封，汴河交通是繁华汴京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北宋在运河上建船闸等，以保持航道水位，调节航行深度，非常先进。
三、元朝建成贯通南北的大运河。
南宋时，黄河决堤，隋朝修建的通济渠基本被毁。北方金朝迁都燕京（今北京），当时海河水系通过白河（海河支流）到达通州，距离燕京城50里，金想连接通州至燕京水运，但比较失败。
元朝定都北京，第一要解决水运直达北京城的问题，第二要重新连通黄河和淮河。水利专家郭守敬居功至伟。
首先是通过通惠河、坝河和积水潭解决北京城水运问题。
金朝之所以无法成功修建通州和北京城之间的运河，主要因为北京地势较高，周围水系难以向上供水，北京城内又缺少大型水源。金朝曾把积水潭和坝河（到达通州城北）相连，也曾开通连接北京城到通州的金口河，但都因水源不足，作用有限。而郭守敬找到了合适的水源，并对其很好地加以利用。
他为积水潭+坝河这段漕运找到玉泉山的水源，又在城北山上找到白浮泉，沿途吸收溪水和泉水，接通金朝开通的金口河，建成通惠河。找到水源其实只完成第一步，还需要蓄水、控制水流，选择流经路线等等。郭守敬通过精确的考察和测算，解决了坝河和通惠河水源，建闸门解决了蓄水和水流问题，让北京城和通州之间拥有至少两条水运线路。
然后修建山东运河，使黄淮海三大水系沟通线路大大缩短。
通济渠被黄河冲垮后，郭守敬通过南北走向的泗水直接北上山东（泗水是淮河支流，但黄河改道后进入泗水，所以泗水也算黄河），然后在山东修建直达海河的山东运河。隋唐时，淮河是先到西边荥阳拐个弯后再折向海河的，但山东运河却直接北上，大大缩短了航线。
然而，因为地势偏高，山东运河水流不稳定，元朝通常需要走海路完成南方至海河的运输。这个问题被明朝解决，以致京杭大运河为明清经济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清朝时黄河倒灌，运河泥沙淤积严重，越来越难以治理。清朝中后期海运发达，运河最终弃置不用。为明清经济乃至中国历史上做出过重大贡献的大运河，正式终结了使命。尽管如此，运河不会被遗忘，它作为一种文明将被永远载入史册。
#能源经济##中国经济##水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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