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湖是苏东坡人生的春天
苏东坡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以此来总结毕生的成就，其实这是从诗词歌赋、文学的领域，你不要觉得赤壁泛舟很潇洒，潇洒的背后、“功业”的诞生都是伴随着极大的痛苦的，正所谓苦中作乐！黄州惠州儋州于苏东坡都是极其艰难的。
纵观他的一生，最逍遥莫过于杭州了：执政有成就，不为吃喝发愁，有好吃好喝好玩，还有好友、红颜知己常相伴，岂不快哉！在世俗的世界里可以说是逍遥的很。
浙江省文史研究馆馆员、杭州慕轼雅社创始人、著名文化学者鲍志成先生说：“西湖是苏东坡坎坷人生的春天！”可谓极有见地！苏东坡的一生不能没有西湖，苏东坡文化的传承，杭州是重中之重！
恰及春茶业与杭州西湖龙井有限公司的合作，不仅仅是茶企与茶企的合作，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更是苏东坡与西湖、与杭州、与大江南的再续前缘。这是千年之后的再牵手！
为什么这样说呢？有两层含义，如下：
其一，苏东坡与杭州、与大江南的缘份之深，首在西湖。岁月悠悠，在苏东坡的世界里，转来转去必到杭州，谈苏东坡离不开谈杭州，而谈杭州呢，又离不开谈西湖，因为西湖被称为杭州的眼睛——眉眼，而谈西湖自然离不开谈苏东坡啊！这似乎是一个闭环。
林语堂曾感慨地说：“西湖的诗情画意非苏东坡的诗思不足以极其妙；苏东坡的诗意，非遇西湖的诗情画意不足尽其才。”
我们都知道上有天堂下有苏杭，杭州之美首在西湖，西湖如何美？
苏东坡的一句诗“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西湖之美被写活了，不浓也不淡，活脱脱的一个美女！之前叫金牛湖、明圣湖、石函湖、放生湖。写了此句诗之后西湖才叫西子湖的，这首诗是西湖的定评，也是西湖的气质、杭州的气质。而苏东坡又似乎成为杭州的代名词，这当然这会引起好多城市、好多人的极大争议，甚至吃醋的，嘿嘿，我懂！
西湖龙井——作为西湖名胜物产又恰到好处地诠释了它的美和韵味，它自古就是贡品，绿茶的王者。一杯上好的龙井，兼具四绝“色绿、香郁、味甘、形美”，一口下去它能把满山春色呈现在你面前，如闻花香且听到鸟语，周身被春意盎然所萦绕。但是西湖龙井的美绝不仅限于此，从茶汤荡漾开去，你是不是能体味、品味到“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的意境呢？从来佳茗似佳人，多么贴切啊！非西湖龙井莫属，它延展了西子湖的美女形象！这似乎也是苏东坡赋予它独特的美，这是自然的美、意象的美、文化的美、永恒的美！恰及春茶业销售的西湖龙井正是基于此！
从西湖龙井，恰及春开始诉说苏东坡在杭州的故事，但这是个长长的故事……以后我们边品西湖龙井边聊故事。
苏东坡初到杭州的第三天，便解舟下西湖到孤山访问慧勤、慧思二僧，这两个和尚是欧阳修的故交，“梅妻鹤子”的林逋故居也在必访之列，从此开启了他与西湖周围寺庙、僧人、妓女的故事……一发而不可收，数不胜数。
苏东坡在杭州修西湖筑苏堤、战灾情、战疫情、创立公立医院，与杭州百姓的故事，多如牛毛。
苏东坡一生的红颜知己、天女散花、说他“一肚子不合时宜”的云蓝小袖王朝云，就出生在杭州，就曾在西湖边品龙井茶、弹琵琶，载歌载舞。
其二，以苏东坡文化为企业文化核心的企业，以传承苏东坡文化为己任，“恰及春”作为一个茶叶品牌，来源于苏东坡的诗句“百日归期恰及春”，该品牌旗下的产品呈现的是苏东坡的一生，每个产品名称的背后都有苏东坡的一个故事，比如“云乡”——东坡思乡的故事，表达的是漂泊在外的人的一种共情，无论成败得失、分离聚合，最终阐述的是一种心灵自由，这样才能平衡生活中遇到的各种烦恼，获得内心的宁静，无往而不胜。又如“三种光”——主要讲苏东坡的爷爷苏序如何面对问题儿童“苏洵”的故事，苏洵从少不更事的顽劣最终成长为唐宋八大家之一，把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进行了一个有机结合，自己不仅仅成了千里马，还以伯乐的身份培养了另外两匹千里马——苏轼、苏辙。这都与苏东坡的爷爷苏序的教子有方密不可分。那么在当下，面对问题儿童、面对教育的各种喧嚣，是不是可以给我们诸多启示呢？教育问题从来都是社会的大事情、家庭的重中之重，不可忽视。苏序给我们树立了一个良好榜样，我们感谢这个千年前的老人！
我们还有酒困漫思茶（东坡与徐州乡村的故事）、一枝雪（苏东坡与密州）、云蓝小袖（东坡与朝云）、竹之节（东坡与知己文同的故事）、思翁无岁年（东坡与恩师欧阳修的故事）、黄州鼓角声（东坡与黄州的故事）……
恰及春茶处处无不诉说着苏东坡，当然，苏东坡的故事是讲不完的，这是一个极其广大的世界，欢迎来撩哦。一个号称以苏东坡文化为核心的茶业公司，怎能没有一款来自西湖边的正宗龙井呢，我们的西湖龙井，你品了吗？——我们的西湖龙井，既是天堂杭州的一抹春色，也是东坡人生的两度春天！你喝了吗？ https://t.cn/EAfGzSt
苏东坡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以此来总结毕生的成就，其实这是从诗词歌赋、文学的领域，你不要觉得赤壁泛舟很潇洒，潇洒的背后、“功业”的诞生都是伴随着极大的痛苦的，正所谓苦中作乐！黄州惠州儋州于苏东坡都是极其艰难的。
纵观他的一生，最逍遥莫过于杭州了：执政有成就，不为吃喝发愁，有好吃好喝好玩，还有好友、红颜知己常相伴，岂不快哉！在世俗的世界里可以说是逍遥的很。
浙江省文史研究馆馆员、杭州慕轼雅社创始人、著名文化学者鲍志成先生说：“西湖是苏东坡坎坷人生的春天！”可谓极有见地！苏东坡的一生不能没有西湖，苏东坡文化的传承，杭州是重中之重！
恰及春茶业与杭州西湖龙井有限公司的合作，不仅仅是茶企与茶企的合作，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更是苏东坡与西湖、与杭州、与大江南的再续前缘。这是千年之后的再牵手！
为什么这样说呢？有两层含义，如下：
其一，苏东坡与杭州、与大江南的缘份之深，首在西湖。岁月悠悠，在苏东坡的世界里，转来转去必到杭州，谈苏东坡离不开谈杭州，而谈杭州呢，又离不开谈西湖，因为西湖被称为杭州的眼睛——眉眼，而谈西湖自然离不开谈苏东坡啊！这似乎是一个闭环。
林语堂曾感慨地说：“西湖的诗情画意非苏东坡的诗思不足以极其妙；苏东坡的诗意，非遇西湖的诗情画意不足尽其才。”
我们都知道上有天堂下有苏杭，杭州之美首在西湖，西湖如何美？
苏东坡的一句诗“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西湖之美被写活了，不浓也不淡，活脱脱的一个美女！之前叫金牛湖、明圣湖、石函湖、放生湖。写了此句诗之后西湖才叫西子湖的，这首诗是西湖的定评，也是西湖的气质、杭州的气质。而苏东坡又似乎成为杭州的代名词，这当然这会引起好多城市、好多人的极大争议，甚至吃醋的，嘿嘿，我懂！
西湖龙井——作为西湖名胜物产又恰到好处地诠释了它的美和韵味，它自古就是贡品，绿茶的王者。一杯上好的龙井，兼具四绝“色绿、香郁、味甘、形美”，一口下去它能把满山春色呈现在你面前，如闻花香且听到鸟语，周身被春意盎然所萦绕。但是西湖龙井的美绝不仅限于此，从茶汤荡漾开去，你是不是能体味、品味到“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的意境呢？从来佳茗似佳人，多么贴切啊！非西湖龙井莫属，它延展了西子湖的美女形象！这似乎也是苏东坡赋予它独特的美，这是自然的美、意象的美、文化的美、永恒的美！恰及春茶业销售的西湖龙井正是基于此！
从西湖龙井，恰及春开始诉说苏东坡在杭州的故事，但这是个长长的故事……以后我们边品西湖龙井边聊故事。
苏东坡初到杭州的第三天，便解舟下西湖到孤山访问慧勤、慧思二僧，这两个和尚是欧阳修的故交，“梅妻鹤子”的林逋故居也在必访之列，从此开启了他与西湖周围寺庙、僧人、妓女的故事……一发而不可收，数不胜数。
苏东坡在杭州修西湖筑苏堤、战灾情、战疫情、创立公立医院，与杭州百姓的故事，多如牛毛。
苏东坡一生的红颜知己、天女散花、说他“一肚子不合时宜”的云蓝小袖王朝云，就出生在杭州，就曾在西湖边品龙井茶、弹琵琶，载歌载舞。
其二，以苏东坡文化为企业文化核心的企业，以传承苏东坡文化为己任，“恰及春”作为一个茶叶品牌，来源于苏东坡的诗句“百日归期恰及春”，该品牌旗下的产品呈现的是苏东坡的一生，每个产品名称的背后都有苏东坡的一个故事，比如“云乡”——东坡思乡的故事，表达的是漂泊在外的人的一种共情，无论成败得失、分离聚合，最终阐述的是一种心灵自由，这样才能平衡生活中遇到的各种烦恼，获得内心的宁静，无往而不胜。又如“三种光”——主要讲苏东坡的爷爷苏序如何面对问题儿童“苏洵”的故事，苏洵从少不更事的顽劣最终成长为唐宋八大家之一，把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进行了一个有机结合，自己不仅仅成了千里马，还以伯乐的身份培养了另外两匹千里马——苏轼、苏辙。这都与苏东坡的爷爷苏序的教子有方密不可分。那么在当下，面对问题儿童、面对教育的各种喧嚣，是不是可以给我们诸多启示呢？教育问题从来都是社会的大事情、家庭的重中之重，不可忽视。苏序给我们树立了一个良好榜样，我们感谢这个千年前的老人！
我们还有酒困漫思茶（东坡与徐州乡村的故事）、一枝雪（苏东坡与密州）、云蓝小袖（东坡与朝云）、竹之节（东坡与知己文同的故事）、思翁无岁年（东坡与恩师欧阳修的故事）、黄州鼓角声（东坡与黄州的故事）……
恰及春茶处处无不诉说着苏东坡，当然，苏东坡的故事是讲不完的，这是一个极其广大的世界，欢迎来撩哦。一个号称以苏东坡文化为核心的茶业公司，怎能没有一款来自西湖边的正宗龙井呢，我们的西湖龙井，你品了吗？——我们的西湖龙井，既是天堂杭州的一抹春色，也是东坡人生的两度春天！你喝了吗？ https://t.cn/EAfGzSt
寒假迎新春，萌娃要归来？努力工作的同时，也不要忘记抽空陪娃呀~正所谓在阅读中成长，更在互动中陪伴！恰逢周末，特别推出“京二代萌娃养成记”之——“神兽”归来！
让阅读，带给萌娃们一个快乐假期~https://t.cn/A6qVTDCk 随手转发，抽2位朋友赠出【盲盒图书+芝麻街特定小书签1份】~ https://t.cn/A65Ay8Z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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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钱锺书先生诞辰110周年。
——————钱钟书（1910——1998）
摘录复旦大学王水照教授的一篇雄文。
王水照：这是贯穿钱锺书先生全部著述的一个“系统”

今年是钱锺书先生诞辰110周年。
一位朋友在病中与我通电话，建议我把这些年来所写的有关钱先生的文字汇辑成集，以作纪念。我十分犹豫。我和钱先生相识相交算来共有38年：前18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跟随他治学和工作，承他耳提面命，不弃愚钝，对我的成长花费不少心力，他是我学术道路上最重要的引路人；后20年虽分隔京沪两地，仍不时请益，常得教言。值此冥寿之际，理应奉上一瓣心香。
然而，自审已经发表的文字，对钱先生的人生经历了解不深，对他的学识涵养、格局眼界更尚未摸到门径，好像一份不合格的作业，如何拿得出手？我曾经主持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钱锺书与宋诗研究”，虽已结项却未成书；打算撰作的《钱锺书学术评传》仅只完成第一章，真是愧对先生。
但毕竟曾亲炙于先生者，至今日已为数不多，我还是有向年轻学子述说自己感受的冲动，似乎也是一种责任。
本书内容大致包含钱先生其人、其事、其学三项，厘为四辑：第一辑涉及生平经历和日常学者风范，第二辑记述与学术有关的事件，第三、四两辑则关于“钱学”，又大致依《宋诗选注》《宋诗纪事补正》《钱锺书手稿集》几部著作为重点展开，尤倾力于《手稿集》的研读，特立专辑，内容均集中在宋代文学，兼及唐代文学。
为便于读者阅读，每篇均增设若干小标题，以醒眉目。这一设计希望能使原先零散无序的文章，略具条理性和系统性。各辑分类容有不当，钱先生的人生本来就是有学术的人生，他的学术又与生命息息相关，是不容截然分离的。
这次编集，除了文字的修订外，我新写了此篇《自序》《读〈容安馆札记〉拾零四则》及两则附记，都是近年来萦绕脑际的问题。衰年作文，既力不从心，又不吐不快，只好期待读者的“了解之同情”了。
《钱锺书的学术人生》，王水照著，中华书局出版
有位年轻朋友当面对我说：“你写的有关钱先生文章是‘仰视’，我们则认为应该用平视的视角。”我欣赏他的直率，更佩服其勇气。我也听懂他话外的意思：一是切勿随意拔高，二是力求叙事真实。这确应引以为戒。
我曾作过一次《记忆中的钱先生》的讲座，题目是主办方出的。这个题目，钱先生在世一定不能认可：他既反对别人研究他，又对“记忆”做过调侃：“而一到回忆时，不论是几天还是几十年前，是自己还是旁人的事，想象力忽然丰富得可惊可喜以至可怕。”
鲁迅也写过回忆性散文，就是《朝花夕拾》。他在《小引》中说：“这十篇就是从记忆中抄出来的，与实际容或有些不同，然而我现在只记得是这样。”鲁迅的“现在只记得是这样”，不失为可以践行的一条原则，也不算违背“修辞立其诚”的古训。
本书所记不少是我亲见亲闻，自信力求真实，即使是传闻之事，也经过一些考查。至于“仰视”云云，则情形比较复杂。我不能花两个星期温一遍《十三经注疏》；不能看过宋人三百多家别集，一一做过笔记；不能读遍明清人别集；不能按照图书馆书架一整排一整排地海量阅读；更不能留下多达四十几卷的手稿集……仅此数端，“仰视”视角自然形成。装作“平视”甚或“俯视”，不是太不自然了吗？当然，不要因“仰视”而影响论析的客观性、科学性，这是很好的提醒。
早在2006年白露节，一位研究宋代文学卓有成就的朋友给我来信，郑重而认真地对钱先生学问提出全面质疑。信函多达四页，畅所欲言，略无避讳，“自来与兄坦诚相见”，令我十分感动。他讲了六点意见，概括起来是两条：一是钱先生只是资料罗列，知识堆积；二是缺乏思想，更无体系，“纵观全部著述，没有系统”。这两条实是互为表里、互证互释的。我一时无力作答，延宕至今，有愧朋友切磋之道。但在我以后所写有关钱先生的文字中，内心始终悬着这两条，循此而与他进行讨论和探索，只是没有明言罢了。这次编集本书时，我踌躇再三，决意全文公布钱先生给我的一封论学书简和两份学术档案，也是为了继续讨论和探索这两个问题。
钱先生在《宋诗选注·序》中的一段论述：文学创作的真实不等于历史考订，因此不能机械地把考据来测验文学作品的真实，恰像不能天真地靠文学作品来供给历史的事实。历史考据只扣住表面的迹象，这正是它的克己的美德，要不然它就丧失了谨严，算不得考据，或者变成不安分、遇事生风的考据，所谓穿凿附会；而文学创作可以深挖事物的隐藏的本质，曲传人物的未吐露的心理，否则它就没有尽它的艺术的责任，抛弃了它的创造的职权。考订只断定已然，而艺术可以想象当然和测度所以然。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不妨说诗歌、小说、戏剧比史书来得高明。
这是对文学研究与历史考订区别的说明，其精神也同样适用于文学与哲学、文学与社会学研究。文学是“人学”，必然与各个学科发生关联，因而，单纯地从文学到文学的研究路线是不足取的，必须同时进行交叉学科的研究，但最重要的，必须坚持文学的本位，文学始终是出发点和最终目标，坚持从文学—文化—文学的路线，不能让其他学科代替文学研究本身，这是贯穿钱锺书先生全部著述的一个“系统”，对当前我国古代文学研究界，更有着特别迫切的启示作用。
（作者为复旦大学文科资深教授、博士生导师） https://t.cn/z8LV6FE
——————钱钟书（1910——1998）
摘录复旦大学王水照教授的一篇雄文。
王水照：这是贯穿钱锺书先生全部著述的一个“系统”

今年是钱锺书先生诞辰110周年。
一位朋友在病中与我通电话，建议我把这些年来所写的有关钱先生的文字汇辑成集，以作纪念。我十分犹豫。我和钱先生相识相交算来共有38年：前18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跟随他治学和工作，承他耳提面命，不弃愚钝，对我的成长花费不少心力，他是我学术道路上最重要的引路人；后20年虽分隔京沪两地，仍不时请益，常得教言。值此冥寿之际，理应奉上一瓣心香。
然而，自审已经发表的文字，对钱先生的人生经历了解不深，对他的学识涵养、格局眼界更尚未摸到门径，好像一份不合格的作业，如何拿得出手？我曾经主持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钱锺书与宋诗研究”，虽已结项却未成书；打算撰作的《钱锺书学术评传》仅只完成第一章，真是愧对先生。
但毕竟曾亲炙于先生者，至今日已为数不多，我还是有向年轻学子述说自己感受的冲动，似乎也是一种责任。
本书内容大致包含钱先生其人、其事、其学三项，厘为四辑：第一辑涉及生平经历和日常学者风范，第二辑记述与学术有关的事件，第三、四两辑则关于“钱学”，又大致依《宋诗选注》《宋诗纪事补正》《钱锺书手稿集》几部著作为重点展开，尤倾力于《手稿集》的研读，特立专辑，内容均集中在宋代文学，兼及唐代文学。
为便于读者阅读，每篇均增设若干小标题，以醒眉目。这一设计希望能使原先零散无序的文章，略具条理性和系统性。各辑分类容有不当，钱先生的人生本来就是有学术的人生，他的学术又与生命息息相关，是不容截然分离的。
这次编集，除了文字的修订外，我新写了此篇《自序》《读〈容安馆札记〉拾零四则》及两则附记，都是近年来萦绕脑际的问题。衰年作文，既力不从心，又不吐不快，只好期待读者的“了解之同情”了。
《钱锺书的学术人生》，王水照著，中华书局出版
有位年轻朋友当面对我说：“你写的有关钱先生文章是‘仰视’，我们则认为应该用平视的视角。”我欣赏他的直率，更佩服其勇气。我也听懂他话外的意思：一是切勿随意拔高，二是力求叙事真实。这确应引以为戒。
我曾作过一次《记忆中的钱先生》的讲座，题目是主办方出的。这个题目，钱先生在世一定不能认可：他既反对别人研究他，又对“记忆”做过调侃：“而一到回忆时，不论是几天还是几十年前，是自己还是旁人的事，想象力忽然丰富得可惊可喜以至可怕。”
鲁迅也写过回忆性散文，就是《朝花夕拾》。他在《小引》中说：“这十篇就是从记忆中抄出来的，与实际容或有些不同，然而我现在只记得是这样。”鲁迅的“现在只记得是这样”，不失为可以践行的一条原则，也不算违背“修辞立其诚”的古训。
本书所记不少是我亲见亲闻，自信力求真实，即使是传闻之事，也经过一些考查。至于“仰视”云云，则情形比较复杂。我不能花两个星期温一遍《十三经注疏》；不能看过宋人三百多家别集，一一做过笔记；不能读遍明清人别集；不能按照图书馆书架一整排一整排地海量阅读；更不能留下多达四十几卷的手稿集……仅此数端，“仰视”视角自然形成。装作“平视”甚或“俯视”，不是太不自然了吗？当然，不要因“仰视”而影响论析的客观性、科学性，这是很好的提醒。
早在2006年白露节，一位研究宋代文学卓有成就的朋友给我来信，郑重而认真地对钱先生学问提出全面质疑。信函多达四页，畅所欲言，略无避讳，“自来与兄坦诚相见”，令我十分感动。他讲了六点意见，概括起来是两条：一是钱先生只是资料罗列，知识堆积；二是缺乏思想，更无体系，“纵观全部著述，没有系统”。这两条实是互为表里、互证互释的。我一时无力作答，延宕至今，有愧朋友切磋之道。但在我以后所写有关钱先生的文字中，内心始终悬着这两条，循此而与他进行讨论和探索，只是没有明言罢了。这次编集本书时，我踌躇再三，决意全文公布钱先生给我的一封论学书简和两份学术档案，也是为了继续讨论和探索这两个问题。
钱先生在《宋诗选注·序》中的一段论述：文学创作的真实不等于历史考订，因此不能机械地把考据来测验文学作品的真实，恰像不能天真地靠文学作品来供给历史的事实。历史考据只扣住表面的迹象，这正是它的克己的美德，要不然它就丧失了谨严，算不得考据，或者变成不安分、遇事生风的考据，所谓穿凿附会；而文学创作可以深挖事物的隐藏的本质，曲传人物的未吐露的心理，否则它就没有尽它的艺术的责任，抛弃了它的创造的职权。考订只断定已然，而艺术可以想象当然和测度所以然。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不妨说诗歌、小说、戏剧比史书来得高明。
这是对文学研究与历史考订区别的说明，其精神也同样适用于文学与哲学、文学与社会学研究。文学是“人学”，必然与各个学科发生关联，因而，单纯地从文学到文学的研究路线是不足取的，必须同时进行交叉学科的研究，但最重要的，必须坚持文学的本位，文学始终是出发点和最终目标，坚持从文学—文化—文学的路线，不能让其他学科代替文学研究本身，这是贯穿钱锺书先生全部著述的一个“系统”，对当前我国古代文学研究界，更有着特别迫切的启示作用。
（作者为复旦大学文科资深教授、博士生导师） https://t.cn/z8LV6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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