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位世贸组织“女掌门”不一般】[围观]
国际商报 今天
节后开工第一天，让我们来聊个人。
恩戈齐·奥孔乔-伊韦阿拉。
她是谁想必不用小商再多做介绍，作为世贸组织有史以来首位女性总干事，恩戈齐·奥孔乔-伊韦阿拉在世贸组织“无主”状态持续近半年的情况下上任，无疑是对其能力的绝对信任。
聚光灯背后，她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们今天来“盘盘”。
如果用一个词来形容这个世贸组织新掌门工作能力，那就是——
老练
现年66岁的恩戈齐·奥孔乔-伊韦阿拉是一位发展经济学家，曾先后获得哈佛大学经济学学士学位和麻省理工学院地区经济和发展博士学位。
她曾于2003年和2011年两度出任尼日利亚财政部长，并于2006年短暂担任过外交部长。在任期间，她不仅主导了政府管理透明度、反腐等领域的多项国内改革，还与巴黎债权人俱乐部展开谈判，最终让尼日利亚免于偿还300亿美元的国际贷款。
国内从政经验，很老练。
不仅如此，她在世界银行工作长达25年，长期担任常务副行长，还作为首位非洲候选人于2012年竞选世行行长，得到不少非洲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支持。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她主导了世行针对低收入国家实施的数项援助计划，并为最贫困国家募集到近500亿美元的捐款和低息贷款。
国际组织经验，很老练。
与其他历任总干事不同的是，奥孔乔-伊韦阿拉除了担任全球疫苗免疫联盟董事会主席，她还是世界卫生组织主导的“获得抗击新冠肺炎工具加速器”国际合作倡议特使。她还作为非洲联盟特使，帮助非洲国家协调国际抗疫援助资金。
公共卫生领域工作经验，很老练。
这些都将有利于她在新冠疫情下执掌世贸组织。
如果用一个词来形容这个世贸组织新掌门形象举止，那就是——
独树一帜
色彩斑斓的花头巾、棉布裙、传统的项链、耳环……这些无一不体现着她对于非洲传统文化的致敬。
如果有关注她的发言，在国际金融领域舞台上，奥孔乔-伊韦阿拉因经常身着非洲传统服饰，援引母语的名言来诠释看似复杂的问题，在一众西装革履的精英人士中显得特立独行。
对于本身的非洲背景，她直言感到自豪，“我觉得自己很尼日利亚，很非洲，我很喜欢。”
在2020年世贸组织总干事竞选中，奥孔乔-伊韦阿拉已获多数成员支持，仅有美国时任特朗普政府表示反对，支持另一位韩国候选人俞明希。随着特朗普离任，拜登政府上台，拜登政府表示了对奥孔乔-伊韦阿拉的支持。2021年2月5日，俞明希也宣布退选，奥孔乔-伊韦阿拉进一步奠定胜局。
如果用一个词来形容这个世贸组织新掌门的成长，那就是——
坚强
据介绍，奥孔乔-伊韦阿拉1954年出生于一个教授家庭，彼时的尼日利亚还是英国的殖民地。奥孔乔-伊韦阿拉曾与祖母在农村生活过一段时间，“她(祖母)非常有爱心，但也很自律。上学前，我必须和其他孩子去溪边打水，做家务，和祖母一起去农场。”她说，在农村的生活为自己养成了专注和自律的品格，而“在战争中长大，令我非常坚强，使我能够在非常困难的条件下活下来。”
尼日利亚内战爆发后，奥孔乔-伊韦阿拉一家失去了一切，“生活真的在倒退。我的父母失去了所有积蓄”。一家人从此开始动荡不安、三餐不继的生活，“我们三年没吃过肉，直到战争最后一年，我妈妈办了一所小学后，我们才得以上学”。
18岁时，奥孔乔-伊韦阿拉离开尼日利亚，之后以优异的成绩获得美国哈佛大学经济学学士学位，又在麻省理工学院获得区域经济发展学博士学位。
1982年，奥孔乔-伊韦阿拉加入了世界银行，开始20多年的职业生涯，足迹遍及中东、东亚和非洲。之后她一路晋升，从一名关注非洲的农业经济学家，成为世界银行第一位女性副行长兼机构秘书长。
如果用一个词来形容这个世贸组织新掌门给人的印象，那就是——
可靠
作为一名成功女性，这一页页优秀履历的背后，是超乎常人想象的辛劳付出。
奥孔乔-伊韦阿拉和丈夫育有三子一女，皆为哈佛大学的学生。2003年她首度担任尼日利亚财政部长时，家人都留在美国华盛顿的家中，未能陪在左右。在一次采访时，她曾说自己那个时候经常从早上6点工作到晚上11点。
“我一定是个受虐狂，为什么我要在凌晨3点看一些文件？为什么我不在华盛顿和我的孩子们在一起？”2005年，她在被问及“为什么这么努力工作”时，调侃道。
2006年，奥孔乔-伊韦阿拉短暂地担任尼日利亚外交部长，并于2007年重返世行任董事总经理，又于2011年再次回到尼日利亚担任财政部长。2012年，她曾被提名为世行行长，成为首位竞选该职位的女性及非裔候选人。
在世界银行前同事眼中，她是个很可靠的人。世界银行发展经济学高级总监肖恩·巴特利特曾这么评价她，“尽管恩戈齐极度辛勤和长时间地工作，但她总是保持冷静和镇定，从不慌乱，这在以忙碌著称的商业发展领域里是非常可贵的。”
如果用一个词来形容这个世贸组织新掌门上任之后需要面对的，那就是——
挑战
目前来讲，世界各方对奥孔乔-伊韦阿拉执掌世贸组织充满期待，但摆在她面前的是多重考验，包括新冠疫情下亟待解决的经济衰退、贸易失速等短期问题，以及世贸组织自身和多边贸易体制面临的长期挑战。
据世贸组织估计，受新冠疫情影响，2020年全球货物贸易量缩水9.2%，且未来疫情发展和各国可能实施的防控措施等因素使得贸易复苏前景仍存在高度不确定性。而一些国家针对医疗物资、日常用品等采取的贸易限制措施，也对全球团结抗疫构成阻力。对此，奥孔乔-伊韦阿拉强调，多边贸易体制的可预测性和稳定性有助于各国尽早走出衰退阴霾。她表示将努力确保多边贸易体系和世贸组织规则能够帮助贫穷国家确实获得抗疫药品和医疗用品，同时也指出需要平衡知识产权问题以确保创新和研究得到支持。
当前，多边贸易体制遭受单边主义、保护主义侵蚀，世贸组织难以发挥正常功能。奥孔乔-伊韦阿拉说，多边贸易体制近年来遇到困难和挑战，世界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一个“恢复活力”的世贸组织。她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也明确指出，新任总干事的首要任务就是准备今年的世贸组织第12届部长级会议。“部长级会议是世贸组织的最高决策机构，在部长级会议上取得积极成果非常重要，因为它向人们展示出世贸组织正在朝着达成协议的方向努力。”
文字/商言
编辑/徐若滨
视觉/郭小溪
审核/王瑄
国际商报 今天
节后开工第一天，让我们来聊个人。
恩戈齐·奥孔乔-伊韦阿拉。
她是谁想必不用小商再多做介绍，作为世贸组织有史以来首位女性总干事，恩戈齐·奥孔乔-伊韦阿拉在世贸组织“无主”状态持续近半年的情况下上任，无疑是对其能力的绝对信任。
聚光灯背后，她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们今天来“盘盘”。
如果用一个词来形容这个世贸组织新掌门工作能力，那就是——
老练
现年66岁的恩戈齐·奥孔乔-伊韦阿拉是一位发展经济学家，曾先后获得哈佛大学经济学学士学位和麻省理工学院地区经济和发展博士学位。
她曾于2003年和2011年两度出任尼日利亚财政部长，并于2006年短暂担任过外交部长。在任期间，她不仅主导了政府管理透明度、反腐等领域的多项国内改革，还与巴黎债权人俱乐部展开谈判，最终让尼日利亚免于偿还300亿美元的国际贷款。
国内从政经验，很老练。
不仅如此，她在世界银行工作长达25年，长期担任常务副行长，还作为首位非洲候选人于2012年竞选世行行长，得到不少非洲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支持。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她主导了世行针对低收入国家实施的数项援助计划，并为最贫困国家募集到近500亿美元的捐款和低息贷款。
国际组织经验，很老练。
与其他历任总干事不同的是，奥孔乔-伊韦阿拉除了担任全球疫苗免疫联盟董事会主席，她还是世界卫生组织主导的“获得抗击新冠肺炎工具加速器”国际合作倡议特使。她还作为非洲联盟特使，帮助非洲国家协调国际抗疫援助资金。
公共卫生领域工作经验，很老练。
这些都将有利于她在新冠疫情下执掌世贸组织。
如果用一个词来形容这个世贸组织新掌门形象举止，那就是——
独树一帜
色彩斑斓的花头巾、棉布裙、传统的项链、耳环……这些无一不体现着她对于非洲传统文化的致敬。
如果有关注她的发言，在国际金融领域舞台上，奥孔乔-伊韦阿拉因经常身着非洲传统服饰，援引母语的名言来诠释看似复杂的问题，在一众西装革履的精英人士中显得特立独行。
对于本身的非洲背景，她直言感到自豪，“我觉得自己很尼日利亚，很非洲，我很喜欢。”
在2020年世贸组织总干事竞选中，奥孔乔-伊韦阿拉已获多数成员支持，仅有美国时任特朗普政府表示反对，支持另一位韩国候选人俞明希。随着特朗普离任，拜登政府上台，拜登政府表示了对奥孔乔-伊韦阿拉的支持。2021年2月5日，俞明希也宣布退选，奥孔乔-伊韦阿拉进一步奠定胜局。
如果用一个词来形容这个世贸组织新掌门的成长，那就是——
坚强
据介绍，奥孔乔-伊韦阿拉1954年出生于一个教授家庭，彼时的尼日利亚还是英国的殖民地。奥孔乔-伊韦阿拉曾与祖母在农村生活过一段时间，“她(祖母)非常有爱心，但也很自律。上学前，我必须和其他孩子去溪边打水，做家务，和祖母一起去农场。”她说，在农村的生活为自己养成了专注和自律的品格，而“在战争中长大，令我非常坚强，使我能够在非常困难的条件下活下来。”
尼日利亚内战爆发后，奥孔乔-伊韦阿拉一家失去了一切，“生活真的在倒退。我的父母失去了所有积蓄”。一家人从此开始动荡不安、三餐不继的生活，“我们三年没吃过肉，直到战争最后一年，我妈妈办了一所小学后，我们才得以上学”。
18岁时，奥孔乔-伊韦阿拉离开尼日利亚，之后以优异的成绩获得美国哈佛大学经济学学士学位，又在麻省理工学院获得区域经济发展学博士学位。
1982年，奥孔乔-伊韦阿拉加入了世界银行，开始20多年的职业生涯，足迹遍及中东、东亚和非洲。之后她一路晋升，从一名关注非洲的农业经济学家，成为世界银行第一位女性副行长兼机构秘书长。
如果用一个词来形容这个世贸组织新掌门给人的印象，那就是——
可靠
作为一名成功女性，这一页页优秀履历的背后，是超乎常人想象的辛劳付出。
奥孔乔-伊韦阿拉和丈夫育有三子一女，皆为哈佛大学的学生。2003年她首度担任尼日利亚财政部长时，家人都留在美国华盛顿的家中，未能陪在左右。在一次采访时，她曾说自己那个时候经常从早上6点工作到晚上11点。
“我一定是个受虐狂，为什么我要在凌晨3点看一些文件？为什么我不在华盛顿和我的孩子们在一起？”2005年，她在被问及“为什么这么努力工作”时，调侃道。
2006年，奥孔乔-伊韦阿拉短暂地担任尼日利亚外交部长，并于2007年重返世行任董事总经理，又于2011年再次回到尼日利亚担任财政部长。2012年，她曾被提名为世行行长，成为首位竞选该职位的女性及非裔候选人。
在世界银行前同事眼中，她是个很可靠的人。世界银行发展经济学高级总监肖恩·巴特利特曾这么评价她，“尽管恩戈齐极度辛勤和长时间地工作，但她总是保持冷静和镇定，从不慌乱，这在以忙碌著称的商业发展领域里是非常可贵的。”
如果用一个词来形容这个世贸组织新掌门上任之后需要面对的，那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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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多边贸易体制遭受单边主义、保护主义侵蚀，世贸组织难以发挥正常功能。奥孔乔-伊韦阿拉说，多边贸易体制近年来遇到困难和挑战，世界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一个“恢复活力”的世贸组织。她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也明确指出，新任总干事的首要任务就是准备今年的世贸组织第12届部长级会议。“部长级会议是世贸组织的最高决策机构，在部长级会议上取得积极成果非常重要，因为它向人们展示出世贸组织正在朝着达成协议的方向努力。”
文字/商言
编辑/徐若滨
视觉/郭小溪
审核/王瑄
#饭圈美工设计[超话]#
手幅案例*2
分别是初稿/终稿
两稿都改头换面了
中间还修改了n次
约稿小tips：
如果客妹们约稿时有自己的想法的话不要让美工随意发挥[允悲]。因为我真的不是你肚子里的蛔虫，不要怕提要求，尽管提。不然真的浪费双方的和时间。为了让客妹的钱花的有价值我一般不会飞机稿。但有什么约的时候一定要讲清楚[抱一抱][泪]。
手幅案例*2
分别是初稿/终稿
两稿都改头换面了
中间还修改了n次
约稿小tips：
如果客妹们约稿时有自己的想法的话不要让美工随意发挥[允悲]。因为我真的不是你肚子里的蛔虫，不要怕提要求，尽管提。不然真的浪费双方的和时间。为了让客妹的钱花的有价值我一般不会飞机稿。但有什么约的时候一定要讲清楚[抱一抱][泪]。
药物经济学测算专家组长揭秘医保谈判：拆信封像奥斯卡颁奖
澎湃新闻记者 周頔 李潇潇
“7和4连在一起不吉利。”
“降价别跟挤牙膏似的。”
这些段子般的话来自2020年的医保谈判现场，网友们称之为“灵魂砍价”。
医保谈判因灵魂砍价、药品降幅而出圈，实际上，在谈判专家与企业代表坐在谈判桌之前，还有许多工作，其中就包括药物经济学测算专家组、医保基金测算专家组分别对拟谈判药品进行评价和测算，最终形成对每款药品的推荐价格，这是是谈判组专家与企业谈判桌上“针锋相对”的底牌与底气。
“谈判前，谈判组成员一起打开信封，就像奥斯卡颁奖一样，价格纸条已经在里面了，然后开始跟企业进行谈判。”
近日，2020年《国家医保目录》调整药物经济学测算专家组组长、北京大学全球健康发展研究院院长刘国恩在接受澎湃记者专访时透露，医保谈判专家首先尽可能把谈判价格的起点控制在推荐价格上浮15%以内，再进行后续的实质性谈判，直到达成在专家推荐价格之下的一个水平。
医保谈判专家打开推荐价格信封像奥斯卡颁奖
澎湃新闻：在《国家医保目录》调整的评审中，药物经济学如何发挥评价作用？
刘国恩：对于此次《国家医保目录》调整的具体工作而言，药物经济学旨在根据成本效益的实证基础，提出关于评价药品的推荐价格。相比于临床经验，药物经济学提供更为客观性的评价基础。
主要考评申报药品与对照药品在临床效果、副作用和药物综合费用这三方面的差异。基于综合价值原则，从基本性、创新性、公平性、预算性、竞争性等五个属性进行考量。结合临床经验、药物学经验等，判断是否推荐该申报药品入选，如果入选，推荐价格应该是多少。
澎湃新闻：您提到谈判药品的推荐价格，这个是如何计算出来的？
刘国恩：测算推荐价格的过程非常复杂，没法形成一种固定的算法和价格机制。
因为药品的种类繁多，大类就有中药和西药的区别，在这里面中成药、生物药、化学药差别巨大，不可能有统一的计算方法。对于药物经济学评价的推荐价格，我们基于两大类因素进行考虑：一是基于药品研发、生产的成本，二是基于药品的市场供求关系。对于药品价格的考虑，我们需要与它同类的药品进行比较，特别是已经上市和在《国家医保目录》里面的药品。
比如，某一款药今年申报想要进入《国家医保目录》，我们就把它与已经在《国家医保目录》里的同类药品进行对比。如果它的疗效更好，副作用更低，或用药之后还能节约其他诊疗、住院费用或者辅助用药等，那么它的价格比原有药品的价格高应该说得过去。
如果疗效、副作用差不多，其他费用也没有特别的优势，即使跟目录内药品完全一样，想要进入《国家医保目录》，就得比现有目录内药品的价格更有竞争优势，就像常言说的交“投名状”一样。
澎湃新闻：那么，最终谈判组掌握的价格是如何形成的？
刘国恩：对于申报药品的价格测算，药物经济学测算组和医保基金测算组会相互独立地给出参考价格，最终由国家医保局基于两组价格对药品推荐价格进行综合确定。
比如一款药，药物经济学测算组给出的参考价格是70（元），医保基金测算组给出的价格是80（元），医保局会将两组价格进行综合考量，最后确定一个在70与80之间的价格，将这个价格密封在信封里交给谈判组。
谈判前，谈判组成员一起打开信封，就像奥斯卡颁奖一样，价格纸条已经在里面了，然后开始跟企业进行谈判。他们首先需要尽可能把谈判价格的起点控制在推荐价格上浮15%以内，再进行后续的实质性谈判，直到达成在专家推荐价格之下的一个水平。
澎湃新闻：此次《国家医保目录》调整中，药物经济学测算工作历时多长时间？具体工作是如何开展的？
刘国恩：此次共有40位专家参与了《国家医保目录》调整的药物经济学组评审工作，一位组长，两位副组长。组长、副组长负责统一评价标准、原则和协调工作，但不直接参与具体药品的评审；37位专家组成员直接进行药品的评审测算，平均每人负责四到六款药品的评价工作。
评审期间，所有专家都是集中在人民大会堂宾馆封闭评审。2020年11月28日晚上入住，第二天国家医保局召开了全体动员大会，11月30日专家们就开始看材料了，直到12月9日晚上我完成工作离开时，仍有专家还在继续工作。
我们都签订了保密协议和责任书，对所作出的评价工作负责。工作纪律严格禁止相互交流评审内容，专家们只知道自己评审的是哪几款药，彼此并不知道谁在评审什么药，规避了信息泄露的风险。
澎湃新闻：您是第一次参与《国家医保目录》调整评审，让您感受最深的是什么？
刘国恩：《国家医保目录》的调整越来越重视药物经济学评价，更好发挥了药物经济学更具客观性的方法作用。我们从事药物经济学研究的学者能够有幸参与到国家医保目录调整的重大工作当中，深感莫大的责任和光荣。
2020年11月29日，在动员大会上，国家医保局局长胡静林特别指出，《国家医保目录》调整需要基于客观证据的支撑，此项重任就落在了我们40位药物经济学者的肩上。这既是对参与评审的药物经济学专家提出的高标准、严要求，也是给与大家的高度信任。
动员大会上，我代表40位药物经济学专家做了发言，主要强调了大家务必坚守严肃、严格、严谨的“三严”作风，把保密、公正、不徇私舞弊作为开展工作的第一原则。对在座很多中年药物经济学者，记得我还特别忠告：犯不着为了任何形式的眼前利益毁掉自己的远大前程。
澎湃新闻：评审过程中有什么让您印象深刻的故事可以分享么？
刘国恩：我们会把申报药品与现有产品进行比较，通过研读企业提供的相关数据和报告，对申报药品形成一个初步认识。之后，分三组和企业进行一对一沟通，详细告知专家的初步意见并倾听企业反馈，给企业修正和补充数据内容的机会。
沟通主要围绕三个核心要点：第一，是否准确；第二，全不全面；第三，是否有错误。最后，评审专家再次开会对药品品种进行评审讨论，并根据企业反馈的信息进行进一步分析和完善，形成最终关于评审药品的药物经济学推荐意见。
有一次，专家在评审一款中成药时发现，企业提供的资料中，没有写明所使用药材是天然的还是人工培育的。这二者的成本差别非常大，甚至可以形成两个截然相反的评价结果，于是我们就当场打电话给企业核实，不把问题留下来。
有的药企提出，他们的药品跟参照药品的疗效差不多，我们的评审专家就去找证据，然而在材料里面并没有找到能够证实或者证伪的数据。
这个“差不多”的结论是怎么来的？如果不能够证明这两个药品临床效果的比较结论，药物经济学专家就没办法进行下一步的工作。对此，我们也和药企进行沟通，请他们自己查询，建立支持结论的证据链条。
当然，因为时间非常有限，有些药企难以找到充足证据。时间不等人，我们就只能依据现有材料进行必要的假设，其分析的结论自然容易出现意见分歧。
我的确也遇到过专家评审的结果出现了问题，而被企业指正的情况。
专家对有一款药的评审结论是与对照药品在患者生存率上没有差异。但在与企业沟通的过程中，企业提出了不同意见。企业表示，患者用了他们的药品，生存率有了显著的提高，相比对照药品有明显优势。
我当场虚心核实，请教企业所提出的意见有没有证据支持？药企有备而来，准备材料很充分，立即展示了他们所说情况的文献证据。我当时跟药企表示：非常抱歉，我们的专家在这个地方处理不当，你们提供的正确信息会如实反馈，一定让专家根据你们提供的材料证据，把不准确的地方修改过来。
我之所以记住这个案例，是因为我当时深感抱歉和不好意思，因为我们专家也许只是一个评价错误，但对于企业来说就是生死攸关的问题。当然这是极个别的案例，除此之外就没再遇到过在关键指标上出现问题的情况了。
药物经济学评价需要药企提供更多准确材料
澎湃新闻：在进行评价过程中，您遇到了哪些压力或者难点？
刘国恩：令我最头大的事，无非就是在药企提供的材料当中，所能够让我们药物经济学专家进行客观、科学评价的素材不够。不少药企提供的素材和数据要么质量不好，要么数量不足，还有些数据没办法用。
澎湃新闻：您认为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个情况？
刘国恩：我认为这其中有三个原因：
第一，不同药企在发展阶段上存在着较大差异，在药物经济学研究的人才储备上普遍不足，导致了对药物经济学认知水平较低、能力不足。特别是一些老字号企业、偏远地区的地方企业，研发队伍能力相对较弱，对药物经济学的投入有限。受这些客观条件限制，药企提供的材料质量不高就是大概率事件，这是基础性原因。
第二，企业对药物经济学工具使用的主观重视程度不够。药物经济学评价进入《国家医保目录》调整工作也就是近两、三年的事情。此前没有明文政策要求，企业也就没有巨大的压力和动力开展药物经济学研究，不愿意在此投入资源。这不是企业单方面的问题，也是相关政策对药物经济学使用程度决定的。
第三，企业进行申报时选择的对照药品，与临床专家建议的对照药品常有较大出入。药企在开展药物经济学研究的时候，因为对照药品并非唯一，所以不确定性高，经常出现药企选择的对照药品和专家要求的对照药品不一致，但到了评审阶段，再通知药企变更对照药品已经来不及了。
澎湃新闻：相比较而言，国外企业在材料申报、药物经济学研究开展等领域会好一些么？
刘国恩：对于跨国药企，在基础研究、临床技术、人力资本、管理手段等方面的实力确实强一些。他们的认知、视野宽广，包括对药物经济学研究的重视和投入具有明显的优势，所以外企在提供数据方面，整体而言的质量更好。
澎湃新闻：对于提高药企提供药物经济学评价材料的质量，您有什么建议？
刘国恩：首先，专业人才配比低是一个相当普遍的共性问题，当然不仅是在药物经济学领域，各个领域可能都有待提高。中国要进一步在人才培养、人才储备方面加快步伐。2008年的金融危机以来，世界经济萎靡不振，2020年的新冠危机再雪上加霜，目前来看，在全球人才市场招聘优秀专业人员应该是难得的好时机，这可能是当务之急。
其次，可以通过完善制度来提高企业对药物经济学评价的重视程度，让企业主动提高数据的质量。通过释放政策导向信号，可以使企业采取相应的行动对资源进行调整配置。只要继续加强药物经济学评价在《国家医保目录》调整政策当中的实际作用，企业定会作出良好的反应，配置更多优质资源，提高数据质量。
此外，对于药企与专家在对照药品选择上的不一致物体，可以通过评估工作制度完善来进一步弥补。比如，今后的医保目录调整工作可以进一步常态化，成立由临床药学和医学专家组成的兼职专家组，一旦药品开始评审前的上市后再评价，无论进行循证医学还是药物经济学研究，可以同步向国家医保部门提出对照药选择的咨询，获得专家组意见和系统备案后，再推进相关研究，这样就可以从制度上避免上述对照药不一致的问题，大幅降低社会和政府不必要的资源浪费代价，提高药物经济学评价的科学性、公平性、有效性。
我相信很多药企可以通过此次《国家医保目录》调整更加认清药物经济学评价的重要性，针对2021年度以及未来更远期的《国家医保目录》调整，可以准备更全面、更充分的数据和材料。
澎湃新闻：在《国家医保目录》遴选中，市场价格机制如何发挥作用，医保部门又该如何选择？
刘国恩：有些专家认为，每一类药保留一、两个品种就好了，但这可能作茧自缚。因为某个企业可以用很低的价格进来，如果《国家医保目录》只选择了极个别产品，一旦其他企业的生产线停产转型，市场独家垄断的风险就可能在所难免，到时医保和居民的需方条件就会被动不少。在市场中，可选择的范围越小，竞争度就越低，一旦市场缺少了供方之间的竞争，受损最大的自然是需方。
所以在《国家医保目录》的遴选中，应该尽可能保留每一类中的药品，临床使用仍然还有一定程度的选择性。从经济学的博弈角度看，保留可选择的竞争性非常必要，除非独家新药，否则应尽可能留下挑选的余地，避免最后受到供方的垄断绑架。
总之，我们期待企业和医保部门都能进一步提高对药物经济学的认识，让药物经济学在遴选评价中发挥更大作用，这方面还有很大空间可以提升。良好的政策措施，应该促进医保部门、研究人员和医药企业能够形成相容的合力，才可能不断优化国家《国家医保目录》，使得社会更好地配置资源，提高人民群众的满意度。
#医学生##药学生##中国药科大学##药师驾到#
澎湃新闻记者 周頔 李潇潇
“7和4连在一起不吉利。”
“降价别跟挤牙膏似的。”
这些段子般的话来自2020年的医保谈判现场，网友们称之为“灵魂砍价”。
医保谈判因灵魂砍价、药品降幅而出圈，实际上，在谈判专家与企业代表坐在谈判桌之前，还有许多工作，其中就包括药物经济学测算专家组、医保基金测算专家组分别对拟谈判药品进行评价和测算，最终形成对每款药品的推荐价格，这是是谈判组专家与企业谈判桌上“针锋相对”的底牌与底气。
“谈判前，谈判组成员一起打开信封，就像奥斯卡颁奖一样，价格纸条已经在里面了，然后开始跟企业进行谈判。”
近日，2020年《国家医保目录》调整药物经济学测算专家组组长、北京大学全球健康发展研究院院长刘国恩在接受澎湃记者专访时透露，医保谈判专家首先尽可能把谈判价格的起点控制在推荐价格上浮15%以内，再进行后续的实质性谈判，直到达成在专家推荐价格之下的一个水平。
医保谈判专家打开推荐价格信封像奥斯卡颁奖
澎湃新闻：在《国家医保目录》调整的评审中，药物经济学如何发挥评价作用？
刘国恩：对于此次《国家医保目录》调整的具体工作而言，药物经济学旨在根据成本效益的实证基础，提出关于评价药品的推荐价格。相比于临床经验，药物经济学提供更为客观性的评价基础。
主要考评申报药品与对照药品在临床效果、副作用和药物综合费用这三方面的差异。基于综合价值原则，从基本性、创新性、公平性、预算性、竞争性等五个属性进行考量。结合临床经验、药物学经验等，判断是否推荐该申报药品入选，如果入选，推荐价格应该是多少。
澎湃新闻：您提到谈判药品的推荐价格，这个是如何计算出来的？
刘国恩：测算推荐价格的过程非常复杂，没法形成一种固定的算法和价格机制。
因为药品的种类繁多，大类就有中药和西药的区别，在这里面中成药、生物药、化学药差别巨大，不可能有统一的计算方法。对于药物经济学评价的推荐价格，我们基于两大类因素进行考虑：一是基于药品研发、生产的成本，二是基于药品的市场供求关系。对于药品价格的考虑，我们需要与它同类的药品进行比较，特别是已经上市和在《国家医保目录》里面的药品。
比如，某一款药今年申报想要进入《国家医保目录》，我们就把它与已经在《国家医保目录》里的同类药品进行对比。如果它的疗效更好，副作用更低，或用药之后还能节约其他诊疗、住院费用或者辅助用药等，那么它的价格比原有药品的价格高应该说得过去。
如果疗效、副作用差不多，其他费用也没有特别的优势，即使跟目录内药品完全一样，想要进入《国家医保目录》，就得比现有目录内药品的价格更有竞争优势，就像常言说的交“投名状”一样。
澎湃新闻：那么，最终谈判组掌握的价格是如何形成的？
刘国恩：对于申报药品的价格测算，药物经济学测算组和医保基金测算组会相互独立地给出参考价格，最终由国家医保局基于两组价格对药品推荐价格进行综合确定。
比如一款药，药物经济学测算组给出的参考价格是70（元），医保基金测算组给出的价格是80（元），医保局会将两组价格进行综合考量，最后确定一个在70与80之间的价格，将这个价格密封在信封里交给谈判组。
谈判前，谈判组成员一起打开信封，就像奥斯卡颁奖一样，价格纸条已经在里面了，然后开始跟企业进行谈判。他们首先需要尽可能把谈判价格的起点控制在推荐价格上浮15%以内，再进行后续的实质性谈判，直到达成在专家推荐价格之下的一个水平。
澎湃新闻：此次《国家医保目录》调整中，药物经济学测算工作历时多长时间？具体工作是如何开展的？
刘国恩：此次共有40位专家参与了《国家医保目录》调整的药物经济学组评审工作，一位组长，两位副组长。组长、副组长负责统一评价标准、原则和协调工作，但不直接参与具体药品的评审；37位专家组成员直接进行药品的评审测算，平均每人负责四到六款药品的评价工作。
评审期间，所有专家都是集中在人民大会堂宾馆封闭评审。2020年11月28日晚上入住，第二天国家医保局召开了全体动员大会，11月30日专家们就开始看材料了，直到12月9日晚上我完成工作离开时，仍有专家还在继续工作。
我们都签订了保密协议和责任书，对所作出的评价工作负责。工作纪律严格禁止相互交流评审内容，专家们只知道自己评审的是哪几款药，彼此并不知道谁在评审什么药，规避了信息泄露的风险。
澎湃新闻：您是第一次参与《国家医保目录》调整评审，让您感受最深的是什么？
刘国恩：《国家医保目录》的调整越来越重视药物经济学评价，更好发挥了药物经济学更具客观性的方法作用。我们从事药物经济学研究的学者能够有幸参与到国家医保目录调整的重大工作当中，深感莫大的责任和光荣。
2020年11月29日，在动员大会上，国家医保局局长胡静林特别指出，《国家医保目录》调整需要基于客观证据的支撑，此项重任就落在了我们40位药物经济学者的肩上。这既是对参与评审的药物经济学专家提出的高标准、严要求，也是给与大家的高度信任。
动员大会上，我代表40位药物经济学专家做了发言，主要强调了大家务必坚守严肃、严格、严谨的“三严”作风，把保密、公正、不徇私舞弊作为开展工作的第一原则。对在座很多中年药物经济学者，记得我还特别忠告：犯不着为了任何形式的眼前利益毁掉自己的远大前程。
澎湃新闻：评审过程中有什么让您印象深刻的故事可以分享么？
刘国恩：我们会把申报药品与现有产品进行比较，通过研读企业提供的相关数据和报告，对申报药品形成一个初步认识。之后，分三组和企业进行一对一沟通，详细告知专家的初步意见并倾听企业反馈，给企业修正和补充数据内容的机会。
沟通主要围绕三个核心要点：第一，是否准确；第二，全不全面；第三，是否有错误。最后，评审专家再次开会对药品品种进行评审讨论，并根据企业反馈的信息进行进一步分析和完善，形成最终关于评审药品的药物经济学推荐意见。
有一次，专家在评审一款中成药时发现，企业提供的资料中，没有写明所使用药材是天然的还是人工培育的。这二者的成本差别非常大，甚至可以形成两个截然相反的评价结果，于是我们就当场打电话给企业核实，不把问题留下来。
有的药企提出，他们的药品跟参照药品的疗效差不多，我们的评审专家就去找证据，然而在材料里面并没有找到能够证实或者证伪的数据。
这个“差不多”的结论是怎么来的？如果不能够证明这两个药品临床效果的比较结论，药物经济学专家就没办法进行下一步的工作。对此，我们也和药企进行沟通，请他们自己查询，建立支持结论的证据链条。
当然，因为时间非常有限，有些药企难以找到充足证据。时间不等人，我们就只能依据现有材料进行必要的假设，其分析的结论自然容易出现意见分歧。
我的确也遇到过专家评审的结果出现了问题，而被企业指正的情况。
专家对有一款药的评审结论是与对照药品在患者生存率上没有差异。但在与企业沟通的过程中，企业提出了不同意见。企业表示，患者用了他们的药品，生存率有了显著的提高，相比对照药品有明显优势。
我当场虚心核实，请教企业所提出的意见有没有证据支持？药企有备而来，准备材料很充分，立即展示了他们所说情况的文献证据。我当时跟药企表示：非常抱歉，我们的专家在这个地方处理不当，你们提供的正确信息会如实反馈，一定让专家根据你们提供的材料证据，把不准确的地方修改过来。
我之所以记住这个案例，是因为我当时深感抱歉和不好意思，因为我们专家也许只是一个评价错误，但对于企业来说就是生死攸关的问题。当然这是极个别的案例，除此之外就没再遇到过在关键指标上出现问题的情况了。
药物经济学评价需要药企提供更多准确材料
澎湃新闻：在进行评价过程中，您遇到了哪些压力或者难点？
刘国恩：令我最头大的事，无非就是在药企提供的材料当中，所能够让我们药物经济学专家进行客观、科学评价的素材不够。不少药企提供的素材和数据要么质量不好，要么数量不足，还有些数据没办法用。
澎湃新闻：您认为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个情况？
刘国恩：我认为这其中有三个原因：
第一，不同药企在发展阶段上存在着较大差异，在药物经济学研究的人才储备上普遍不足，导致了对药物经济学认知水平较低、能力不足。特别是一些老字号企业、偏远地区的地方企业，研发队伍能力相对较弱，对药物经济学的投入有限。受这些客观条件限制，药企提供的材料质量不高就是大概率事件，这是基础性原因。
第二，企业对药物经济学工具使用的主观重视程度不够。药物经济学评价进入《国家医保目录》调整工作也就是近两、三年的事情。此前没有明文政策要求，企业也就没有巨大的压力和动力开展药物经济学研究，不愿意在此投入资源。这不是企业单方面的问题，也是相关政策对药物经济学使用程度决定的。
第三，企业进行申报时选择的对照药品，与临床专家建议的对照药品常有较大出入。药企在开展药物经济学研究的时候，因为对照药品并非唯一，所以不确定性高，经常出现药企选择的对照药品和专家要求的对照药品不一致，但到了评审阶段，再通知药企变更对照药品已经来不及了。
澎湃新闻：相比较而言，国外企业在材料申报、药物经济学研究开展等领域会好一些么？
刘国恩：对于跨国药企，在基础研究、临床技术、人力资本、管理手段等方面的实力确实强一些。他们的认知、视野宽广，包括对药物经济学研究的重视和投入具有明显的优势，所以外企在提供数据方面，整体而言的质量更好。
澎湃新闻：对于提高药企提供药物经济学评价材料的质量，您有什么建议？
刘国恩：首先，专业人才配比低是一个相当普遍的共性问题，当然不仅是在药物经济学领域，各个领域可能都有待提高。中国要进一步在人才培养、人才储备方面加快步伐。2008年的金融危机以来，世界经济萎靡不振，2020年的新冠危机再雪上加霜，目前来看，在全球人才市场招聘优秀专业人员应该是难得的好时机，这可能是当务之急。
其次，可以通过完善制度来提高企业对药物经济学评价的重视程度，让企业主动提高数据的质量。通过释放政策导向信号，可以使企业采取相应的行动对资源进行调整配置。只要继续加强药物经济学评价在《国家医保目录》调整政策当中的实际作用，企业定会作出良好的反应，配置更多优质资源，提高数据质量。
此外，对于药企与专家在对照药品选择上的不一致物体，可以通过评估工作制度完善来进一步弥补。比如，今后的医保目录调整工作可以进一步常态化，成立由临床药学和医学专家组成的兼职专家组，一旦药品开始评审前的上市后再评价，无论进行循证医学还是药物经济学研究，可以同步向国家医保部门提出对照药选择的咨询，获得专家组意见和系统备案后，再推进相关研究，这样就可以从制度上避免上述对照药不一致的问题，大幅降低社会和政府不必要的资源浪费代价，提高药物经济学评价的科学性、公平性、有效性。
我相信很多药企可以通过此次《国家医保目录》调整更加认清药物经济学评价的重要性，针对2021年度以及未来更远期的《国家医保目录》调整，可以准备更全面、更充分的数据和材料。
澎湃新闻：在《国家医保目录》遴选中，市场价格机制如何发挥作用，医保部门又该如何选择？
刘国恩：有些专家认为，每一类药保留一、两个品种就好了，但这可能作茧自缚。因为某个企业可以用很低的价格进来，如果《国家医保目录》只选择了极个别产品，一旦其他企业的生产线停产转型，市场独家垄断的风险就可能在所难免，到时医保和居民的需方条件就会被动不少。在市场中，可选择的范围越小，竞争度就越低，一旦市场缺少了供方之间的竞争，受损最大的自然是需方。
所以在《国家医保目录》的遴选中，应该尽可能保留每一类中的药品，临床使用仍然还有一定程度的选择性。从经济学的博弈角度看，保留可选择的竞争性非常必要，除非独家新药，否则应尽可能留下挑选的余地，避免最后受到供方的垄断绑架。
总之，我们期待企业和医保部门都能进一步提高对药物经济学的认识，让药物经济学在遴选评价中发挥更大作用，这方面还有很大空间可以提升。良好的政策措施，应该促进医保部门、研究人员和医药企业能够形成相容的合力，才可能不断优化国家《国家医保目录》，使得社会更好地配置资源，提高人民群众的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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