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三老碑》版本考（下）

三老是古代掌握思想教化的鄉官，具有民法式的地位與威望。《漢書•高帝紀》載：「舉民年五十以上，有修行，能帥眾為善，置以為三老。」但三老僅是鄉黨的道德表率並非行政職務，不享俸祿。戰國時已設三老一職，秦代設「鄉警三老」，西漢加設「縣三老」，東漢又添「郡三老」。遺憾的是，此《漢三老碑》未載明三老是哪一級三老，但碑文有「三老徳業赫烈，克命先己，汁稽履化，難名兮」句，如此功績德行似乎應該是高級別的三老，而非一般鄉里三老。

三老生一子而有九孫，此碑乃九孫中第七孫名「邯」者所立。碑文右欄大意為第七孫「邯」追記祖孫三代的名諱及祖父輩的忌日。左欄書刻立碑原委。漢人最重避諱，先人的名字不能直接提及和書寫，恐祖禰久遠，子孫或不知而誤觸。「忌日」是指父母或先祖的去世日子，先人的忌日要永久牢記，每逢忌日勿忘追思與祭祀。此碑當時可能樹立於家廟庭堂中，非墓壙之碑，故未刻姓氏籍貫文字。

此碑出土後直至同治末年，眾多金石家對《三老碑》開展了研究，但文字釋讀工作始終不盡人意。究其原因是，周世熊提供的第一批拓片文字漫漶，拓工粗劣，但存形模，碑文點畫與石沏痕相混淆，文字難以認定。光緒年間，魏稼孫、趙之謙等專家的介入，令拓工張文蔚用小墨團加撲數四的新方法，椎拓出文字清晰的拓片，方為碑文釋讀提供了依據。

清咸豐十一年歲次辛酉（一八六一年），太平天國攻佔余姚，嚴陵塢周清泉宅第被焚毀，因三老碑亭相去稍遠，幸免劫灰。然碑僕於地砌作竈石，石為炊煙薰灼，左側黔黑，所幸文字無恙，浙中第一遺跡賴以不墜。一九一九年周氏後人力不能常保碑石，轉售於上海房地產商人陳渭泉（鎮江丹徒人）。歲次一周，再逢辛酉，時值一九二一年，碑石遂輾轉至上海，滬上外國商人欲以重金收購，若任其轉徙或竟流落海外，使後人不復見漢人遺跡，豈非國人之恥耶！浙江古董商人毛經疇得知此事，即與在上海知縣沈寶昌、前清遺老姚煜商議，後經西泠印社首任社長吳昌碩與創社四英等人多方呼籲，發佈募捐公啓，印社上下不忍古物之淪亡，積極認捐，加上浙江同鄉慷慨捐資，共募集大洋一萬一千二百七十元，以其中八千元從陳渭泉手中購回《漢三老碑》。保存古物，一人守之，不若與眾人共守之。此碑重回浙江，入孤山西泠印社永久保存，成為鎮社重寶，印社為其定制了一方與漢代刻石相配的方形石座，碑上另築石室，耗資二千二百元。一九二二年五月，吳昌碩撰文並楷書《漢三老石室記》碑立於石室右後，其碑陰刻有捐金贖碑六十五人題名。一九二三年仲秋，馮煦題寫「漢三老石室」鐫刻於石室門楣之上。當年許炳璈（奏雲）有感於三老碑的回歸，賦詩雲：三老神碑去復還，長教靈氣壯河山。漫言片無輕重，點點猶存漢士斑。」

關於《漢三老碑》的拓片版本年代主要可分以下三個階段：
（一）周世熊拓本（一八五二年至一九一九年）
（二）陳謂泉拓本（一九一九年至一九二一年）
（三）西泠印社拓本（一九二一年後）

其中陳渭泉、西泠印社時期的拓片版本問題較為簡單，碑石在陳渭泉手中時間較短，此時拓片較少，上海圖書館發現鈐有「陳渭泉己未所得三老碑印記」章的拓本（按：「己未」為一九一九年，據此印章推斷出陳渭泉一九一九年購得此碑，而非世間流傳的一九二一年)。入西泠印社後的拓片大多鈐有「石藏杭州西泠印社」章，故無須贅言。周世熊拓本較為繁多，按時間與拓法又可分為前後兩種：
（一）咸豐、同治舊法拓本（一八五二年至一八七四年）。
（二）光緒以後新法拓本（一八七五年至一九一九年）。

咸豐、同治舊法拓本（一八五二年至一九七四年）又以咸豐辛酉之亂（一八六一年）為界一分為二：
（一）辛酉之前拓本右欄第四列第一行「次子」之「次」字末筆未損，直線外尚有石少許，稱「次字未損本」。拓制時間從咸豐二年至咸豐末年（一八五二年至一八六一年），此十年間的拓片幾乎無差異，均可視為（初拓本），又稱（咸豐拓本）。
（二）辛酉之後拓本「次」字右側崩裂一小塊，石花泐及線內。

朱儁——东汉末年名将
朱儁（？－195年），字公伟。会稽郡上虞县（今浙江省绍兴市上虞区）人。东汉末年将领。
朱儁出身寒门，赡养母亲，以好义轻财闻名，受乡里敬重。后被太守徐珪举为孝廉，任兰陵县令，颇有治绩。因功升任交州刺史，率家兵五千大破叛军，平定交州。战后以功封都亭侯，入朝拜官谏议大夫。光和七年（184年），黄巾起义爆发，朱儁任右中郎将，与皇甫嵩等镇压颍川、汝南、陈国等地黄巾军；又围攻南阳赵弘、孙夏等部黄巾军。以功进封西乡侯，调镇贼中郎将。中平二年（185年），进拜右车骑将军，更封钱塘侯。后外任河内太守，击退进逼的黑山军首领张燕。权臣董卓秉政时，想用朱儁为副手，遭其婉拒。其后出逃荆州，更屯军中牟，徐州刺史陶谦等欲推举他为太师，并传檄各州牧伯，相邀讨伐权臣李傕、奉迎汉献帝。但朱儁却奉诏入京任太仆。初平四年（193年），升任太尉、录尚书事。兴平元年（194年），又被授为行骠骑将军事，持节镇关东，因故未成行。兴平二年（195年），李傕与郭汜相互攻杀，郭汜扣留朱儁作为人质。朱儁性格刚烈，即日发病而死。
朱儁率军讨平黄巾，与皇甫嵩齐名，“威声满天下”，时人称赞他“天姿聪亮，钦明神武，策无失谟，征无遗虑”。#三国杀[超话]#

《汉三老碑》版本考（下）

三老是古代掌握思想教化的乡官，具有民法式的地位与威望。《汉书•高帝纪》载：“举民年五十以上，有修行，能帅众为善，置以为三老。”但三老仅是乡党的道德表率并非行政职务，不享俸禄。战国时已设三老一职，秦代设“乡警三老”，西汉加设“县三老”，东汉又添“郡三老”。遗憾的是，此《汉三老碑》未载明三老是哪一级三老，但碑文有“三老徳业赫烈，克命先己，汁稽履化，难名兮”句，如此功绩德行似乎应该是高级别的三老，而非一般乡里三老。

三老生一子而有九孙，此碑乃九孙中第七孙名“邯”者所立。碑文右栏大意为第七孙“邯”追记祖孙三代的名讳及祖父辈的忌日。左栏书刻立碑原委。汉人最重避讳，先人的名字不能直接提及和书写，恐祖祢久远，子孙或不知而误触。“忌日”是指父母或先祖的去世日子，先人的忌日要永久牢记，每逢忌日勿忘追思与祭祀。此碑当时可能树立于家庙庭堂中，非墓圹之碑，故未刻姓氏籍贯文字。

此碑出土后直至同治末年，众多金石家对《三老碑》开展了研究，但文字释读工作始终不尽人意。究其原因是，周世熊提供的第一批拓片文字漫漶，拓工粗劣，但存形模，碑文点画与石沏痕相混淆，文字难以认定。光绪年间，魏稼孙、赵之谦等专家的介入，令拓工张文蔚用小墨团加扑数四的新方法，椎拓出文字清晰的拓片，方为碑文释读提供了依据。

清咸丰十一年岁次辛酉（一八六一年），太平天国攻占余姚，严陵坞周清泉宅第被焚毁，因三老碑亭相去稍远，幸免劫灰。然碑仆于地砌作竈石，石为炊烟熏灼，左侧黔黑，所幸文字无恙，浙中第一遗迹赖以不坠。一九一九年周氏后人力不能常保碑石，转售于上海房地产商人陈渭泉（镇江丹徒人）。岁次一周，再逢辛酉，时值一九二一年，碑石遂辗转至上海，沪上外国商人欲以重金收购，若任其转徙或竟流落海外，使后人不复见汉人遗迹，岂非国人之耻耶！浙江古董商人毛经畴得知此事，即与在上海知县沈宝昌、前清遗老姚煜商议，后经西泠印社首任社长吴昌硕与创社四英等人多方呼吁，发布募捐公启，印社上下不忍古物之沦亡，积极认捐，加上浙江同乡慷慨捐资，共募集大洋一万一千二百七十元，以其中八千元从陈渭泉手中购回《汉三老碑》。保存古物，一人守之，不若与众人共守之。此碑重回浙江，入孤山西泠印社永久保存，成为镇社重宝，印社为其定制了一方与汉代刻石相配的方形石座，碑上另筑石室，耗资二千二百元。一九二二年五月，吴昌硕撰文并楷书《汉三老石室记》碑立于石室右后，其碑阴刻有捐金赎碑六十五人题名。一九二三年仲秋，冯煦题写“汉三老石室”镌刻于石室门楣之上。当年许炳璈（奏云）有感于三老碑的回归，赋诗云：三老神碑去复还，长教灵气壮河山。漫言片无轻重，点点犹存汉士斑。”

关于《汉三老碑》的拓片版本年代主要可分以下三个阶段：
（一）周世熊拓本（一八五二年至一九一九年）
（二）陈谓泉拓本（一九一九年至一九二一年）
（三）西泠印社拓本（一九二一年后）

其中陈渭泉、西泠印社时期的拓片版本问题较为简单，碑石在陈渭泉手中时间较短，此时拓片较少，上海图书馆发现钤有“陈渭泉己未所得三老碑印记”章的拓本（按：“己未”为一九一九年，据此印章推断出陈渭泉一九一九年购得此碑，而非世间流传的一九二一年)。入西泠印社后的拓片大多钤有“石藏杭州西泠印社”章，故无须赘言。周世熊拓本较为繁多，按时间与拓法又可分为前后两种：
（一）咸丰、同治旧法拓本（一八五二年至一八七四年）。
（二）光绪以后新法拓本（一八七五年至一九一九年）。

咸丰、同治旧法拓本（一八五二年至一九七四年）又以咸丰辛酉之乱（一八六一年）为界一分为二：
（一）辛酉之前拓本右栏第四列第一行“次子”之“次”字末笔未损，直线外尚有石少许，称“次字未损本”。拓制时间从咸丰二年至咸丰末年（一八五二年至一八六一年），此十年间的拓片几乎无差异，均可视为（初拓本），又称（咸丰拓本）。
（二）辛酉之后拓本“次”字右侧崩裂一小块，石花泐及线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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