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渡性的054型导弹护卫舰
时代的早产儿⑤
054型导弹护卫舰的设计、方案变更与建造
尽管通过政治手段获得了一些“拉法耶”级护卫舰的技术，但054型护卫舰的设计建造仍是在一种条件并不理想的环境中仓促起步的。新一代隐身导弹护卫舰的论证工作于20世纪90年代初展开，此后由于1996年“第五次台海危机”极大地刺激了中国海军力量的发展，项目开始驶入快车道，其设计目标相当的雄心勃勃：标准排水量3540吨，采用全柴联合动力，最大航速不小于27节，续航力不小于4000海里，安装性能上对标“紫菀”15的垂直发射区域防空导弹系统，不但要对海峡对岸的“成功”级形成压制，在综合性能上也要超过“拉法耶”级的原始设计。由于是第一次设计建造如此大吨位的护卫舰，还要处理好隐身、电磁兼容、船体设计等一系列问题，新型隐身导弹护卫舰的研制难度是相当大的。当然，不可否认，基础是有一些。比如，通过法国方面“分享”的部分“拉法耶”级护卫舰资料，对3000吨级护卫舰整体隐身设计有了起码的了解，同时“拉法耶”级的一些子系统法国方面原则上也同意进行技术转让。以“拉法耶”级护卫舰所用的S.E.M.T.-皮尔斯蒂克（Pielstick)SP12PA6V280柴油机为例。这是一种最大转速1050转／分、最大功率5148千瓦的中高速柴油机，“拉法耶”级护卫舰上安装了4台，总功率达20592千瓦。不但保证了“拉法耶”级具有27节的最大航速，而且能够在12节经济航速下保证8000海里的最大航程。在经过中法两国政府的多轮谈判后，1995年法国政府同意向中国转让与皮尔斯蒂克SP12PA6V280(12缸型）性能类似但是功率更大的皮尔斯蒂克16PA6STC中高速柴油机（16缸型）成品及生产许可证。这意味着关键的动力问题得到了解决，为新一代隐身导弹护卫舰的整体设计奠定了一个必要的基础。另外，“拉法耶”级护卫舰的其他一些子系统，如100毫米紧凑型全自动主炮、舰载直升机等也有所引进，甚至已经进行了仿制。所以，基于较为乐观的判断，在1998年，新一代隐身导弹护卫舰的设计方案初步完成。
这是一种“平台大、理念新、技术前沿”的护卫舰设计，跨代的能力特征十分明显。首先是“平台大”。其设计标准排水量大幅度超过了此前曾设计建造过的一切国产护卫舰，而且还保有较大的浮力储备，可以拓展到4000吨级。船型为长上层建筑、前后桥楼的结构形式，全舰外形流畅、简洁，整体舷侧外飘后再内倾，具有良好的隐身性，就连救生艇起重机也被舷墙挡住了。
该舰的外形设计简洁而前卫，完全摆脱了“江湖”系列护卫舰为方便主甲板布置的舰艏部两肋强制性外飘的做法。其次是理念新。比如在设计之初，海军方面就提出要将声隐身也纳入性能要求。当时只有少数发达国家掌握这项技术，不少专家认为我国在这一技术领域还不成熟，实际应用面临风险，建议暂缓。但是海军方面的军代表很早就开始跟踪这一前沿技术，成立了课题攻关组。他们和设计专家一起到部队调研，对噪声辐射源进行系统论证，反复测试噪声特征，做各种频谱分析，开展噪声控制的模型测试。经过军代表和设计专家一年多艰苦努力，终于拿出了完善的设计方案。再比如，抗冲击技术是新一代隐身护卫舰项目海军指名需要突破的关键技术之一，直接关系到战舰的作战能力和生命力。主管军代表协调国内有关科研院所，组成“国家队”联合攻关，围绕抗冲击技术展开了“新型护卫舰抗冲击设计及评估”“船体缩比模型水下爆炸试验”等多个课题研究，经过800多个日日夜夜的不懈攻关，解决了舰船抗冲击的一系列“瓶颈”技术难题。再有就是前沿技术应用大胆。新一代隐身导弹护卫舰时髦的舰体内采用了许多先进技术和设计，例如钛合金球鼻艏导流罩、区域集体防护、舰体被鱼雷攻击后的损害管制等。舰上的两组电站也前后分置、互为备份，一个电站受损后，另一个仍可维持所有舰载设备的最大用电需求。这是此前的国产护卫舰在设计上从未有过的。不过，由于我国在现代化军舰研发建造方面经验少，工业基础薄弱，这意味着新一代隐身导弹护卫舰起点低，要求高，在隐身、动力和作战方面要超过“拉法耶”级，研制难度可想而知。事实上，虽然国产新一代隐身护卫舰于1999年11月通过研制综合论证预审并由此开始总体方案设计（此时已获得054的项目代号），但很快就因大量舰载系统的研制进度落后而难以继续下去（这些子系统包括H/AJK16型垂直发射系统、鱼－8型火箭助飞反潜鱼雷、382型三坐标雷达、366型超视距雷达等），不得不于2000年年初进行方案变更。
当时的情况是严峻的。2000年正是中美关系处于冷战结束后的一个最为微妙的时期。冷战结束以后，美国一直在寻找一个类似于苏联这样的敌人。首先是日本，在20世纪90年代初，美国国内盛行“日本威胁论”。其次是中国，1995年，台海危机出现，而且那时中国经济发展比较迅速，美国又出现了“中国威胁论”。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发生以后，中国在亚洲金融危机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而且在缓解危机过程中起的作用比美国还大，于是“中国威胁论”的声音暂时下来了。但随后美国又转移到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威胁论、无赖国家威胁论、失败国家威胁论等，后来美国觉得涉及的这些国家都不是像苏联那样的敌人，只有中国最像。所以，尽管1997年克林顿访华，1998年江主[嘻嘻][嘻嘻]席访美，这是两国元首自冷战后的首次互访，并宣布要努力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但这种提法在美国国内并没有得到积极反响，而且2000年小布什还在竟选时说中国是美国的战略竞争对手。与政治上对中国敌对相对应，美国军事机器也开始将目标对准中国。以美国海军的军事战略转型为例。冷战结束之初，美国海军继承了冷战时期提出的、已获得巨大成功的“威慑思想”，把“战略威慑与防御”提到了冷战后第一个海军战略“由海到陆”的首要支柱地位。不久，美国海军第13战略研究小组便在《危机反应和影响力：海军军事存在价值》这一战略研究报告中，提出了“积极威慑”的思想。所谓“积极威慑”主要有两方面的含义：一是美国海军不应只等某地域发生危机后，再派航母编队去实施威慑，而应在平时就大力加强前沿存在，在危机可能发生之前就实施积极主动的威慑，力争把危机消灭在萌芽状态；二是美国海军不应只对不利于美国的危机（消极因素）做出反应、进行威慑，而应对有利于美国的积极倾向也及时做出反应，派航母编队去进行鼓励和支持。后来，美国防部长佩里又提出了更积极的“预防性防御”的思想，强调要发挥战略的预防性，通过前沿存在等积极活动，从根本上预防危机的产生。1996年底，美国海军还提出了对理论概念体系的看法，在历史上第一次将对海军战略概念的研究纳入了对整个理论概念体系的研究之中。在这一思想基础上，美国国防部于1997年《四年防务审查报告》中又提出了更为积极的“主动塑造”战略思想，要求美军不能只消极地适应形势，而应更主动、积极地去改变形势，即把不利于美国的形势改变得对美国有利，没有有利于美国的形势则要创造有利的形势，有利于美国的形势则应把它改变得对美国更加有利。美国海军战略思想从威慑一积极威慑一预防性防御一主动塑造一先发制人的不断深化过程，本质上就是将中国作为战略假想敌不断细化的一个过程。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是处理台湾问题还是应对压迫感和针对性越来越强的外部环境，解放军海军的能力建设都具有紧迫性。这意味着054型护卫舰的方案变革具有明显的应急性质。
事实上，在2000年年初，按照054型护卫舰原始设计的规划，其子系统的进展情况是这样的：PJ-87型单管100毫米舰炮、364型对海／低空搜索雷达、366型超视距对海搜索雷达、349A型火控雷达、97式火箭深弹、四联装“鹰击”83反舰导弹发射装置、三联装7424型324毫米鱼雷发射器、206型拖曳声呐和307型舰壳声呐等新装备已经成熟，可以上舰，此外，其他子系统的完成程度就很低，比如“红旗”16垂直发射防空导弹系统尚在设计阶段，H/PJ-12型7管30毫米舰炮只有原理样炮，382三坐标雷达才有样机，鱼－8型火箭助飞鱼雷还没有影子，除此之外，311型主动／被动拖曳线列阵声呐、562型水声对抗系统还都在设计或是原理试验阶段。这意味着054型护卫舰方案变革的关键是确定子系统的替代方案，并据此调整整体设计。然而，当时对此却有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是将053H3型护卫舰的舰载系统移植给054型护卫舰；另一种观点则是希望通过引进俄式设备来补足054型护卫舰的子系统。两种观点发生了激烈的对立。以舰载防空导弹的情况为例。053H3型护卫舰配置的是“海红旗”7防空导弹系统。“海红旗”7是人民海军在获得俄制“施基利”（20世纪90年代末随956型“现代”级驱逐舰引进自俄罗斯）之前唯一的对空防御屏障，解决了人民海军防空系统的有无问题（虽然在“海红旗”7之前已经有了“海红旗”61,但是“海红旗”61性能过于落后，已经无法担负舰艇防空的重任），一度成为人民海军水面舰艇的防空主战装备。
时代的早产儿⑤
054型导弹护卫舰的设计、方案变更与建造
尽管通过政治手段获得了一些“拉法耶”级护卫舰的技术，但054型护卫舰的设计建造仍是在一种条件并不理想的环境中仓促起步的。新一代隐身导弹护卫舰的论证工作于20世纪90年代初展开，此后由于1996年“第五次台海危机”极大地刺激了中国海军力量的发展，项目开始驶入快车道，其设计目标相当的雄心勃勃：标准排水量3540吨，采用全柴联合动力，最大航速不小于27节，续航力不小于4000海里，安装性能上对标“紫菀”15的垂直发射区域防空导弹系统，不但要对海峡对岸的“成功”级形成压制，在综合性能上也要超过“拉法耶”级的原始设计。由于是第一次设计建造如此大吨位的护卫舰，还要处理好隐身、电磁兼容、船体设计等一系列问题，新型隐身导弹护卫舰的研制难度是相当大的。当然，不可否认，基础是有一些。比如，通过法国方面“分享”的部分“拉法耶”级护卫舰资料，对3000吨级护卫舰整体隐身设计有了起码的了解，同时“拉法耶”级的一些子系统法国方面原则上也同意进行技术转让。以“拉法耶”级护卫舰所用的S.E.M.T.-皮尔斯蒂克（Pielstick)SP12PA6V280柴油机为例。这是一种最大转速1050转／分、最大功率5148千瓦的中高速柴油机，“拉法耶”级护卫舰上安装了4台，总功率达20592千瓦。不但保证了“拉法耶”级具有27节的最大航速，而且能够在12节经济航速下保证8000海里的最大航程。在经过中法两国政府的多轮谈判后，1995年法国政府同意向中国转让与皮尔斯蒂克SP12PA6V280(12缸型）性能类似但是功率更大的皮尔斯蒂克16PA6STC中高速柴油机（16缸型）成品及生产许可证。这意味着关键的动力问题得到了解决，为新一代隐身导弹护卫舰的整体设计奠定了一个必要的基础。另外，“拉法耶”级护卫舰的其他一些子系统，如100毫米紧凑型全自动主炮、舰载直升机等也有所引进，甚至已经进行了仿制。所以，基于较为乐观的判断，在1998年，新一代隐身导弹护卫舰的设计方案初步完成。
这是一种“平台大、理念新、技术前沿”的护卫舰设计，跨代的能力特征十分明显。首先是“平台大”。其设计标准排水量大幅度超过了此前曾设计建造过的一切国产护卫舰，而且还保有较大的浮力储备，可以拓展到4000吨级。船型为长上层建筑、前后桥楼的结构形式，全舰外形流畅、简洁，整体舷侧外飘后再内倾，具有良好的隐身性，就连救生艇起重机也被舷墙挡住了。
该舰的外形设计简洁而前卫，完全摆脱了“江湖”系列护卫舰为方便主甲板布置的舰艏部两肋强制性外飘的做法。其次是理念新。比如在设计之初，海军方面就提出要将声隐身也纳入性能要求。当时只有少数发达国家掌握这项技术，不少专家认为我国在这一技术领域还不成熟，实际应用面临风险，建议暂缓。但是海军方面的军代表很早就开始跟踪这一前沿技术，成立了课题攻关组。他们和设计专家一起到部队调研，对噪声辐射源进行系统论证，反复测试噪声特征，做各种频谱分析，开展噪声控制的模型测试。经过军代表和设计专家一年多艰苦努力，终于拿出了完善的设计方案。再比如，抗冲击技术是新一代隐身护卫舰项目海军指名需要突破的关键技术之一，直接关系到战舰的作战能力和生命力。主管军代表协调国内有关科研院所，组成“国家队”联合攻关，围绕抗冲击技术展开了“新型护卫舰抗冲击设计及评估”“船体缩比模型水下爆炸试验”等多个课题研究，经过800多个日日夜夜的不懈攻关，解决了舰船抗冲击的一系列“瓶颈”技术难题。再有就是前沿技术应用大胆。新一代隐身导弹护卫舰时髦的舰体内采用了许多先进技术和设计，例如钛合金球鼻艏导流罩、区域集体防护、舰体被鱼雷攻击后的损害管制等。舰上的两组电站也前后分置、互为备份，一个电站受损后，另一个仍可维持所有舰载设备的最大用电需求。这是此前的国产护卫舰在设计上从未有过的。不过，由于我国在现代化军舰研发建造方面经验少，工业基础薄弱，这意味着新一代隐身导弹护卫舰起点低，要求高，在隐身、动力和作战方面要超过“拉法耶”级，研制难度可想而知。事实上，虽然国产新一代隐身护卫舰于1999年11月通过研制综合论证预审并由此开始总体方案设计（此时已获得054的项目代号），但很快就因大量舰载系统的研制进度落后而难以继续下去（这些子系统包括H/AJK16型垂直发射系统、鱼－8型火箭助飞反潜鱼雷、382型三坐标雷达、366型超视距雷达等），不得不于2000年年初进行方案变更。
当时的情况是严峻的。2000年正是中美关系处于冷战结束后的一个最为微妙的时期。冷战结束以后，美国一直在寻找一个类似于苏联这样的敌人。首先是日本，在20世纪90年代初，美国国内盛行“日本威胁论”。其次是中国，1995年，台海危机出现，而且那时中国经济发展比较迅速，美国又出现了“中国威胁论”。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发生以后，中国在亚洲金融危机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而且在缓解危机过程中起的作用比美国还大，于是“中国威胁论”的声音暂时下来了。但随后美国又转移到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威胁论、无赖国家威胁论、失败国家威胁论等，后来美国觉得涉及的这些国家都不是像苏联那样的敌人，只有中国最像。所以，尽管1997年克林顿访华，1998年江主[嘻嘻][嘻嘻]席访美，这是两国元首自冷战后的首次互访，并宣布要努力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但这种提法在美国国内并没有得到积极反响，而且2000年小布什还在竟选时说中国是美国的战略竞争对手。与政治上对中国敌对相对应，美国军事机器也开始将目标对准中国。以美国海军的军事战略转型为例。冷战结束之初，美国海军继承了冷战时期提出的、已获得巨大成功的“威慑思想”，把“战略威慑与防御”提到了冷战后第一个海军战略“由海到陆”的首要支柱地位。不久，美国海军第13战略研究小组便在《危机反应和影响力：海军军事存在价值》这一战略研究报告中，提出了“积极威慑”的思想。所谓“积极威慑”主要有两方面的含义：一是美国海军不应只等某地域发生危机后，再派航母编队去实施威慑，而应在平时就大力加强前沿存在，在危机可能发生之前就实施积极主动的威慑，力争把危机消灭在萌芽状态；二是美国海军不应只对不利于美国的危机（消极因素）做出反应、进行威慑，而应对有利于美国的积极倾向也及时做出反应，派航母编队去进行鼓励和支持。后来，美国防部长佩里又提出了更积极的“预防性防御”的思想，强调要发挥战略的预防性，通过前沿存在等积极活动，从根本上预防危机的产生。1996年底，美国海军还提出了对理论概念体系的看法，在历史上第一次将对海军战略概念的研究纳入了对整个理论概念体系的研究之中。在这一思想基础上，美国国防部于1997年《四年防务审查报告》中又提出了更为积极的“主动塑造”战略思想，要求美军不能只消极地适应形势，而应更主动、积极地去改变形势，即把不利于美国的形势改变得对美国有利，没有有利于美国的形势则要创造有利的形势，有利于美国的形势则应把它改变得对美国更加有利。美国海军战略思想从威慑一积极威慑一预防性防御一主动塑造一先发制人的不断深化过程，本质上就是将中国作为战略假想敌不断细化的一个过程。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是处理台湾问题还是应对压迫感和针对性越来越强的外部环境，解放军海军的能力建设都具有紧迫性。这意味着054型护卫舰的方案变革具有明显的应急性质。
事实上，在2000年年初，按照054型护卫舰原始设计的规划，其子系统的进展情况是这样的：PJ-87型单管100毫米舰炮、364型对海／低空搜索雷达、366型超视距对海搜索雷达、349A型火控雷达、97式火箭深弹、四联装“鹰击”83反舰导弹发射装置、三联装7424型324毫米鱼雷发射器、206型拖曳声呐和307型舰壳声呐等新装备已经成熟，可以上舰，此外，其他子系统的完成程度就很低，比如“红旗”16垂直发射防空导弹系统尚在设计阶段，H/PJ-12型7管30毫米舰炮只有原理样炮，382三坐标雷达才有样机，鱼－8型火箭助飞鱼雷还没有影子，除此之外，311型主动／被动拖曳线列阵声呐、562型水声对抗系统还都在设计或是原理试验阶段。这意味着054型护卫舰方案变革的关键是确定子系统的替代方案，并据此调整整体设计。然而，当时对此却有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是将053H3型护卫舰的舰载系统移植给054型护卫舰；另一种观点则是希望通过引进俄式设备来补足054型护卫舰的子系统。两种观点发生了激烈的对立。以舰载防空导弹的情况为例。053H3型护卫舰配置的是“海红旗”7防空导弹系统。“海红旗”7是人民海军在获得俄制“施基利”（20世纪90年代末随956型“现代”级驱逐舰引进自俄罗斯）之前唯一的对空防御屏障，解决了人民海军防空系统的有无问题（虽然在“海红旗”7之前已经有了“海红旗”61,但是“海红旗”61性能过于落后，已经无法担负舰艇防空的重任），一度成为人民海军水面舰艇的防空主战装备。
#文承凯：2.26黄金暂时性脱离下跌趋势、周初看震荡上涨#金价##现货黄金[超话]##外汇[超话]##黄金##黄金##白银##外汇黄金[超话]#
上周五，黄金价格创下了新高，成功突破了春节前的下跌高点2030美元，并站在了此上方。这表明黄金已经完全脱离了下跌趋势，现在是以2020美元下方为新的支撑点，持续上涨至2041美元。上周五的美盘时段，我们重点强调了2020-2022美元区间的支撑重要性，并鼓励大家敢于把握机会，勇于出手。尽管金价未能触及我们预期的2045美元，但它仍然上涨了20美金，显示出强劲的上升势头。目前对黄金、白银、外汇、期货、原油投资感兴趣，但遇到了困难和挑战，例如资金缩水、收益不理想或者仓位上有套着的单子，都可以寻求文承凯老师（免费指导微：wck1889）的帮助。
黄金的日线结构显示，其当前转强的态势已十分明显。特别是上周五成功冲破2030美元的关键压力位，这极大地抑制了技术上的回调需求。因此，预计本周黄金即使有回调，其空间也将相对有限。在下方，我们应重点关注均线带的支撑测试，其中包括5日线附近的2028美元作为短线支撑，以及20日线附近的2025美元作为强支撑。同时，10日线附近的2020美元可作为本轮回升趋势的关键防线。
在上方，短期内应继续关注2040美元的压力测试。虽然突破此位是可能的，但若无基本面的进一步利好消息或美元持续下跌的支持，黄金在短期内可能难以强势上扬。上方2050、2060美元附近都可能成为技术阻力。
本周初，我们需要根据实际走势来验证上周五上涨的有效性。因此，周初应关注下方2030美元附近的争夺，并允许行情有一定的回撤动作，但回撤幅度不宜过大。特别是在周一，最好不要重新回撤至2020美元附近，以免市场对上周五的上涨产生质疑。
操作上，鉴于目前黄金走势偏强，而美元走势震荡，市场基本面相对温和，短线行情可能需要一个反复震荡消化的过程。因此，保守的投资者可在周初选择观望，以确认上周五阳线的有效性。而激进的投资者则可继续持有看涨预期，并在区间内进行操作，但应侧重于低位买入。
目前，黄金价格依然保持上升的节奏，但需要注意的是，2032美元现在处于中间位置。今天早上，金价出现了小幅跳空低开的情况，因此不建议大家急于追单。上周五，金价虽然一度达到2041美元，但收盘时回落至2035美元。如果金价能够稳定在2036.3美元上方，那么今天就有可能继续上涨。然而，为了安全起见，我们建议等到金价回调至下轨位置，即2025美元附近时再入手。
对于今天的交易策略文承凯建议黄金在2026-2030美元区域时买入，止损设置在2020美元。初步目标先看10-12美金的涨幅。一旦金价重新站上2040美元，我们可以考虑进一步推进目标。
如果你仓位被套，我会根据你的进场点位和风险状况，为你提供合理的策略。因为每个人的情况都有所不同，因此我会根据你的具体情况，提供最合适的解决方案。如果你目前处于被套状态，那种越套越慌、浮亏不断放大的感觉确实让人焦虑。如果你错过了机会，感到无助和迷茫，那么你可以找到【文承凯wck1889】会尽我所能帮助你解决这些问题。
上周五，黄金价格创下了新高，成功突破了春节前的下跌高点2030美元，并站在了此上方。这表明黄金已经完全脱离了下跌趋势，现在是以2020美元下方为新的支撑点，持续上涨至2041美元。上周五的美盘时段，我们重点强调了2020-2022美元区间的支撑重要性，并鼓励大家敢于把握机会，勇于出手。尽管金价未能触及我们预期的2045美元，但它仍然上涨了20美金，显示出强劲的上升势头。目前对黄金、白银、外汇、期货、原油投资感兴趣，但遇到了困难和挑战，例如资金缩水、收益不理想或者仓位上有套着的单子，都可以寻求文承凯老师（免费指导微：wck1889）的帮助。
黄金的日线结构显示，其当前转强的态势已十分明显。特别是上周五成功冲破2030美元的关键压力位，这极大地抑制了技术上的回调需求。因此，预计本周黄金即使有回调，其空间也将相对有限。在下方，我们应重点关注均线带的支撑测试，其中包括5日线附近的2028美元作为短线支撑，以及20日线附近的2025美元作为强支撑。同时，10日线附近的2020美元可作为本轮回升趋势的关键防线。
在上方，短期内应继续关注2040美元的压力测试。虽然突破此位是可能的，但若无基本面的进一步利好消息或美元持续下跌的支持，黄金在短期内可能难以强势上扬。上方2050、2060美元附近都可能成为技术阻力。
本周初，我们需要根据实际走势来验证上周五上涨的有效性。因此，周初应关注下方2030美元附近的争夺，并允许行情有一定的回撤动作，但回撤幅度不宜过大。特别是在周一，最好不要重新回撤至2020美元附近，以免市场对上周五的上涨产生质疑。
操作上，鉴于目前黄金走势偏强，而美元走势震荡，市场基本面相对温和，短线行情可能需要一个反复震荡消化的过程。因此，保守的投资者可在周初选择观望，以确认上周五阳线的有效性。而激进的投资者则可继续持有看涨预期，并在区间内进行操作，但应侧重于低位买入。
目前，黄金价格依然保持上升的节奏，但需要注意的是，2032美元现在处于中间位置。今天早上，金价出现了小幅跳空低开的情况，因此不建议大家急于追单。上周五，金价虽然一度达到2041美元，但收盘时回落至2035美元。如果金价能够稳定在2036.3美元上方，那么今天就有可能继续上涨。然而，为了安全起见，我们建议等到金价回调至下轨位置，即2025美元附近时再入手。
对于今天的交易策略文承凯建议黄金在2026-2030美元区域时买入，止损设置在2020美元。初步目标先看10-12美金的涨幅。一旦金价重新站上2040美元，我们可以考虑进一步推进目标。
如果你仓位被套，我会根据你的进场点位和风险状况，为你提供合理的策略。因为每个人的情况都有所不同，因此我会根据你的具体情况，提供最合适的解决方案。如果你目前处于被套状态，那种越套越慌、浮亏不断放大的感觉确实让人焦虑。如果你错过了机会，感到无助和迷茫，那么你可以找到【文承凯wck1889】会尽我所能帮助你解决这些问题。
【23条立法和香港社会的“知情权”“言论自由权”】香港政府为《基本法》23条立法进行为期一个月的公众咨询。咨询期不长，时间选在农历新年前后，给人一种“快刀斩乱麻”的感觉。完成《基本法》23条立法是香港落实“一国两制”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立法任务，也解决了香港回归20多年以来的一个头痛问题，使香港在风风雨雨后，能够重新上路，是香港落实“一国两制”的里程碑。
政府的咨询文件长达80多页，准备订立的法例名为《维护国家安全条例》，文件涵盖和说明了法例的各个方面，内容相当全面，当中大量引述和引用外国、特别是施行普通法国家的相关法例，以作参考和比较，用意看来是向公众说明国家安全立法普遍存在，外国的有关规定往往比香港准备订立的严厉得多。
香港资深传媒人陈景祥日前在一篇文章中指出：“23条咨询文件第1.5段指出：‘在一个国家之内的任何地方，必须适用同一套国家安全标准。香港特区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离的部分，应同样适用国家的国家安全标准……而香港特区本地法例中就‘国家安全’的定义，应与国家法律中‘国家安全’的定义一致。”他指出，“换言之，在国家安全的议题下，只有‘一国’没有‘两制’。”
国家安全，无论问题出现在哪里，处理的原则及目的当然只能用同一套的国家安全标准。香港，也包括澳门，甚至台湾，国家安全的目标及标准都是一样的，但处理的办法则不一定、也不需要相同。在“一国两制”的安排下，处理这些问题，就要按当地的、内地以外的“一制”的法律、制度、方式去处理，这是“一国两制”设立的基本考虑及原则。
如果在处理国家安全的问题上，只有“一国”，没有“两制”，那就根本不需要在香港另外制定有关国家安全的法律。国家可以将这类事情，无论是调查、检察、审判、服刑，与国防和外交事务一样，由国家的体制去处理。《基本法》要求香港自行立法管制这方面的事务，又证明事实并非这样。
这样做当然不是消解“国家安全”问题的严肃性和统一性，相反恰恰是为了维护国家安全，使其能够在香港真正落实下去。方法和手段的灵活，正是为了目的的达成。
陈景祥在文章中还提到，“内地的国家安全观主要思维是严防西方干预、防止西方在内地推动‘和平演变’。当香港通过23条立法后，在国安问题上将会与内地保持高度一致。”对此，香港和内地社会早有共识。西方国家到处推动“和平演变”，香港也是他们的目标，回归以来香港发生的很多事，正是有人在外部势力支持下，企图将香港打造成一个“独立的政治实体”，并企图夺取香港的管治权。
陈还指出，“在西方国家的盘算中，23条通过后，香港已彻底跟西方国家分道扬镳”，但早在《香港国安法》通过及落实后，美西方就已经对香港的政治角色作出调整，他们在香港的政治活动，不可能与以前的一样，香港目前为《基本法》23条立法并不是造成西方国家态度转变的原因。至于在欧美主导下的金融体系下，香港会不会不再被视为“国际金融中心”，这不是他们说了算的事。
维护国家安全的法例，无可避免触及公民权利和自由的问题，咨询文件多处提到这点，反复强调会在两者之间谋取平衡。安全和自由之间有一种辩证关系，既相连，又矛盾：不在权利和自由上作一定的让渡，安全无法保证；安全建立不起来，权利和自由也会失去保障。
咨询文件提到了这一点，但这个平衡难以抽象地定出具体原则、客观标准。这个问题可以被提出来讨论，但正式立法时不一定能解决，我们对此可以适度期待，但也要从实际出发。香港社会一向重视权利多于义务，过于功利主义，这种倾向需要通过这次咨询讨论过程作出引导及调整。
从目前的媒体讨论看，此次征询较受公众关注的有以下几项：泄露国家秘密可否以公众利益为抗辩？新闻记者可否有特殊例外处理？煽动罪如何和意见表达的自由相区别？勾结外国势力和香港广泛的国际联系是否有矛盾？涉嫌干犯国家安全罪者在被拘押期间，不得接触特定律师，这规定是否侵犯公民应得的法律保障？这些问题固然重要，但都属于惯常的争议，脱离具体实际情况及事例，很难解决。
首先，以什么理由抗辩，完全是辩方的权利，所以没有“泄露国家秘密可否以公众利益为抗辩？”的问题。提出这个意见的人，实际上是要求立法时，订明可以以公众利益为理由，泄露国家机密。但如果具体探讨下去，技术上明显是不可能的。谁来评估“公众利益”？涉及的公众利益有多重要？被泄露的国家机密会对国家造成多大的伤害？这些问题都将成为立法过程中的难点。
以公众利益为抗辩理由，成功推翻泄露国家机密控这种犯罪行为的典型案例，就是《纽约时报》刊登美国国防部机密研究报告“五角大楼文件”(Pentagon Papers)的一案。美国最高法院确认，因应公众利益理由，虽然《纽约时报》的行为明显是违反法律，但仍判它无罪。在“某些情况”下，因为公众利益的考虑，可以违反国家的保密法，已因应这案例成为一个法律原则。
在普通法的体制下，香港也维持了原有的普通法制度，这个案例自然也可以引用到香港，这完全是香港法官的酌情权。但应慎重指出，“五角大楼文件”一案，涉及的官方保密材料，是美国国防部对美国如何介入越南战争的一个历史研究报告，不涉及军方当时的事务及行为，故对美国政府当时的施政没有造成即席的伤害。加上法院认为公民对这件事情有知情权，故作出了这个历史性的判决。在立法的过程中，没有可能就这些抽象原则，及对立的利益考虑，作出具体的法律规定。
另有意见提出，能否给予新闻工作者一个特殊的豁免。作为“第四权”，新闻工作者的工作也是为公众利益服务。从好的角度来看，这完全是一个利益群组为伸张自己的好处而作出的要求。从坏的角度来看，这绝对是个荒谬的建议。不少间谍是以新闻工作者的身份进行活动，如果新闻工作者拥有及泄露国家机密的豁免权，就变成天下第一大笑话。提这些建议的人，应先要求那些重视人权自由的美西方国家，先行落实这个鬼主意。
另一个可笑及幼稚的质疑，就是“煽动”的定义是否过宽？如何与意见表达作出分别？会否影响辩论自由？在普通法的案例中，已有大量涉及“煽动”的判例，对“煽动”的定义已有明确的规范。“煽动”明显不是一般的意见表达，这差别并不含糊，也不难分辨。提出这个意见的人，是在“捉虫”，无中生有。
有媒体尝试将这次立法的内容和2003年的立法草案比较，认为这次的立法范围广阔得多，涉及的规定也严厉得多，这种说法没有问题，但经不起分析。2003年时，无论是中央政府还是香港社会，均未形成对国家安全的概念，当时我们所处的国际环境与今日相比，根本不可同日而语，更何况香港还经历了2014年“占中”及2019年“黑暴”，因而将两者比较意义不大。
正是由于上述几个原因，现在香港社会已普遍接受维护国家安全的原则，因而对这次立法也就表现得平静。当然，如何管控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是件复杂的事情，法律的完善通常主要倚赖在实践过程中的不断改进、补充，以呼应实际情况，香港社会应该明白这一点。
故此，展望今次立法，相信会在无风无浪之下进行，咨询期结束后，法案很快会呈上立法会，估计在立法会暑假休会前便可完成立法。
另一个要留意的事，是咨询期开始以来，外国的反应相当有限，只有个别政客作出过一些负面评论，官方的表态也相对慎重，多只表示关注。不过，这当然并非代表美西方不会介入香港这次的立法，估计到了进入正式立法程序及立法完成时，美西方国家会有所行动，这点应在香港政府的预计之中，不会影响我们的立法进程，而且也看不到外国政府除了表态外，还有什么可以针对香港。（文/香港新范式基金会总裁 邵善波）
政府的咨询文件长达80多页，准备订立的法例名为《维护国家安全条例》，文件涵盖和说明了法例的各个方面，内容相当全面，当中大量引述和引用外国、特别是施行普通法国家的相关法例，以作参考和比较，用意看来是向公众说明国家安全立法普遍存在，外国的有关规定往往比香港准备订立的严厉得多。
香港资深传媒人陈景祥日前在一篇文章中指出：“23条咨询文件第1.5段指出：‘在一个国家之内的任何地方，必须适用同一套国家安全标准。香港特区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离的部分，应同样适用国家的国家安全标准……而香港特区本地法例中就‘国家安全’的定义，应与国家法律中‘国家安全’的定义一致。”他指出，“换言之，在国家安全的议题下，只有‘一国’没有‘两制’。”
国家安全，无论问题出现在哪里，处理的原则及目的当然只能用同一套的国家安全标准。香港，也包括澳门，甚至台湾，国家安全的目标及标准都是一样的，但处理的办法则不一定、也不需要相同。在“一国两制”的安排下，处理这些问题，就要按当地的、内地以外的“一制”的法律、制度、方式去处理，这是“一国两制”设立的基本考虑及原则。
如果在处理国家安全的问题上，只有“一国”，没有“两制”，那就根本不需要在香港另外制定有关国家安全的法律。国家可以将这类事情，无论是调查、检察、审判、服刑，与国防和外交事务一样，由国家的体制去处理。《基本法》要求香港自行立法管制这方面的事务，又证明事实并非这样。
这样做当然不是消解“国家安全”问题的严肃性和统一性，相反恰恰是为了维护国家安全，使其能够在香港真正落实下去。方法和手段的灵活，正是为了目的的达成。
陈景祥在文章中还提到，“内地的国家安全观主要思维是严防西方干预、防止西方在内地推动‘和平演变’。当香港通过23条立法后，在国安问题上将会与内地保持高度一致。”对此，香港和内地社会早有共识。西方国家到处推动“和平演变”，香港也是他们的目标，回归以来香港发生的很多事，正是有人在外部势力支持下，企图将香港打造成一个“独立的政治实体”，并企图夺取香港的管治权。
陈还指出，“在西方国家的盘算中，23条通过后，香港已彻底跟西方国家分道扬镳”，但早在《香港国安法》通过及落实后，美西方就已经对香港的政治角色作出调整，他们在香港的政治活动，不可能与以前的一样，香港目前为《基本法》23条立法并不是造成西方国家态度转变的原因。至于在欧美主导下的金融体系下，香港会不会不再被视为“国际金融中心”，这不是他们说了算的事。
维护国家安全的法例，无可避免触及公民权利和自由的问题，咨询文件多处提到这点，反复强调会在两者之间谋取平衡。安全和自由之间有一种辩证关系，既相连，又矛盾：不在权利和自由上作一定的让渡，安全无法保证；安全建立不起来，权利和自由也会失去保障。
咨询文件提到了这一点，但这个平衡难以抽象地定出具体原则、客观标准。这个问题可以被提出来讨论，但正式立法时不一定能解决，我们对此可以适度期待，但也要从实际出发。香港社会一向重视权利多于义务，过于功利主义，这种倾向需要通过这次咨询讨论过程作出引导及调整。
从目前的媒体讨论看，此次征询较受公众关注的有以下几项：泄露国家秘密可否以公众利益为抗辩？新闻记者可否有特殊例外处理？煽动罪如何和意见表达的自由相区别？勾结外国势力和香港广泛的国际联系是否有矛盾？涉嫌干犯国家安全罪者在被拘押期间，不得接触特定律师，这规定是否侵犯公民应得的法律保障？这些问题固然重要，但都属于惯常的争议，脱离具体实际情况及事例，很难解决。
首先，以什么理由抗辩，完全是辩方的权利，所以没有“泄露国家秘密可否以公众利益为抗辩？”的问题。提出这个意见的人，实际上是要求立法时，订明可以以公众利益为理由，泄露国家机密。但如果具体探讨下去，技术上明显是不可能的。谁来评估“公众利益”？涉及的公众利益有多重要？被泄露的国家机密会对国家造成多大的伤害？这些问题都将成为立法过程中的难点。
以公众利益为抗辩理由，成功推翻泄露国家机密控这种犯罪行为的典型案例，就是《纽约时报》刊登美国国防部机密研究报告“五角大楼文件”(Pentagon Papers)的一案。美国最高法院确认，因应公众利益理由，虽然《纽约时报》的行为明显是违反法律，但仍判它无罪。在“某些情况”下，因为公众利益的考虑，可以违反国家的保密法，已因应这案例成为一个法律原则。
在普通法的体制下，香港也维持了原有的普通法制度，这个案例自然也可以引用到香港，这完全是香港法官的酌情权。但应慎重指出，“五角大楼文件”一案，涉及的官方保密材料，是美国国防部对美国如何介入越南战争的一个历史研究报告，不涉及军方当时的事务及行为，故对美国政府当时的施政没有造成即席的伤害。加上法院认为公民对这件事情有知情权，故作出了这个历史性的判决。在立法的过程中，没有可能就这些抽象原则，及对立的利益考虑，作出具体的法律规定。
另有意见提出，能否给予新闻工作者一个特殊的豁免。作为“第四权”，新闻工作者的工作也是为公众利益服务。从好的角度来看，这完全是一个利益群组为伸张自己的好处而作出的要求。从坏的角度来看，这绝对是个荒谬的建议。不少间谍是以新闻工作者的身份进行活动，如果新闻工作者拥有及泄露国家机密的豁免权，就变成天下第一大笑话。提这些建议的人，应先要求那些重视人权自由的美西方国家，先行落实这个鬼主意。
另一个可笑及幼稚的质疑，就是“煽动”的定义是否过宽？如何与意见表达作出分别？会否影响辩论自由？在普通法的案例中，已有大量涉及“煽动”的判例，对“煽动”的定义已有明确的规范。“煽动”明显不是一般的意见表达，这差别并不含糊，也不难分辨。提出这个意见的人，是在“捉虫”，无中生有。
有媒体尝试将这次立法的内容和2003年的立法草案比较，认为这次的立法范围广阔得多，涉及的规定也严厉得多，这种说法没有问题，但经不起分析。2003年时，无论是中央政府还是香港社会，均未形成对国家安全的概念，当时我们所处的国际环境与今日相比，根本不可同日而语，更何况香港还经历了2014年“占中”及2019年“黑暴”，因而将两者比较意义不大。
正是由于上述几个原因，现在香港社会已普遍接受维护国家安全的原则，因而对这次立法也就表现得平静。当然，如何管控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是件复杂的事情，法律的完善通常主要倚赖在实践过程中的不断改进、补充，以呼应实际情况，香港社会应该明白这一点。
故此，展望今次立法，相信会在无风无浪之下进行，咨询期结束后，法案很快会呈上立法会，估计在立法会暑假休会前便可完成立法。
另一个要留意的事，是咨询期开始以来，外国的反应相当有限，只有个别政客作出过一些负面评论，官方的表态也相对慎重，多只表示关注。不过，这当然并非代表美西方不会介入香港这次的立法，估计到了进入正式立法程序及立法完成时，美西方国家会有所行动，这点应在香港政府的预计之中，不会影响我们的立法进程，而且也看不到外国政府除了表态外，还有什么可以针对香港。（文/香港新范式基金会总裁 邵善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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