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参”纷争三百年（十）】
——五加科人参派与桔梗科党参派争论述评及古典人参再考证
作者： 汤一笑
【有琴注:从汉代张仲景应用人参以来，直到清代防风党参单独列入本草，千余年中，竟然无一人记载桔梗科党参的药材特征和植株特征，难道不正说明党参应用历史之短暂吗？吴鞠通明斥医家不识党参之伪，而今之医者又复病此病者也！】
吴仪洛在《本草从新》（1757 年）卷一中将“党参”单列一条，其云：“按古本草云，参须上党者佳。今真党参久已难得。肆中所卖党参，种类甚多，皆不堪用。唯防风党参，性味和平足贵，根有狮子盘头者真，硬纹者伪也。”一般认为这是本草中最早将桔梗科“党参”单列的。吴氏显然认为防风党参不是“真党参”，而是一种代用品。他说的“真党参”有可能是指刘奎所说的“真党参”。
1765年赵学敏的《本草纲目拾遗》分列有“上党参”和“防风党参”两条，比较奇怪，这可能反映了“防风党参”刚兴起时，药市上正如刘奎所说的那样，有一种“真党参”，又有一种新兴的“防党”（桔梗科党参）。
吴鞠通1798年撰有《医医病书》，其中有“伪药论”一节，全文如下：
“古时医者自采药，详辨其形、色、气、味，屡试确当者，方敢为人医病。近日药肆买之药行，药行买之客人，客人买之大马头坐客，坐客买之各省山农，其中作伪，不可悉数。即如黄河以南所用之党参，系青州软苗防风；本京所用之党参，系北口荠苨，问有山西潞州之防风荠苨，美称之曰潞党、西党。按上党所产之参，与辽产无二形，其价亦相若。现在王气在东，上党所产甚少．不能发卖。岂有数百文买参一斤之理？岂天下之大，四海之广，药铺之多．大者积数百斤，中者数十斤，上党一山，岂竟能产如许之参以待天下之用？不待智者而知其伪也。且党参果可代用，何必以重价买人参哉？何世医佥不知之，而必以党参代人参之用？岂真不知哉？以为便于行也。不知医便于行而用假药，是欺病人也。病人赖医者救命，可设一骗局以欺之哉？”
吴鞠通明确地说 “党参”（桔梗科）就是众所周知的假药，并认为党参不可以代人参用。并且一针见血地指出世医以党参代人参用，是明知假药而欺骗病人，原因是“以为便于行也”。吴鞠通无疑是清代有大影响的名医，但他对党参的观点对后世影响不大，大概由于此书印数少，流传不广的缘故。
从史料来看，清朝前期对于新兴的“党参”就已经形成两种相反的观点，一种认为“防风党参”就是古典上党人参；另一种则认为“防风党参”只是古典上党人参的代用品或假药。不过从现实用药的情况看，因为人参稀贵而人参又不得不用的现实问题，清朝中后期的药用人参实际多是“防风党参”之类的代用品，从《张聿青医案》（1897年）、《马培之医案》（1893年）、《理瀹骈文》（1870年）中党参已经被广泛使用来看，清末时以党参代人参已经是医家常态。以至清末有的医家就认为防党（潞参）就是古之真人参，而关东人参，至明才始入中国为用，如清末王堉《醉花窗医案》就这么认为。毛对山《对山医话》（1903年）甚至认为“（古时）百济、新罗、高丽等国，来中土互市者，皆上党之类（指防党）”。张锡纯刊于1918至1934年间的《医学衷中参西录》是近代发行量最大的医书之一，他“古所用之人参即今之党参”之论，对党参代人参的风气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近年桔梗科党参派袁俊贤先生所持系列观点就包括了清末民初的这些观点。
3、桔梗科党参派难以解释的问题
从唐代本草、诗文描述来看，至少从唐代开始，真人参“三桠五叶”的形象就已经深入人心。如果上党人参是非五加科蔓生植物，作为当地历史上最著名的土特产，为何清代以前那么长的时间里，当地文人或游历此地的文人墨客，包括药商，从未见有人提到过或议论过植株不同的问题？要知道古代文人对各地风俗物产、奇闻异事是非常感兴趣的，而这显然属于颇有轰动传播效应的话题。对于非五加科人参派来说，这是一个非常重大的疑问！历史上只要有一条史料专门疑惑或讨论过这个问题，仅仅只要一条，就足以镇住五加科人参派——无须任何的讨论和推理！非常遗憾，学界争论了这么多年了，我没有见到一个人举出这样的史料。
相反到了清代，“党参”之名才一出现，马上就有人指出其与五加人参植株的不同。
桔梗科党参药材具有明显的特征——“狮子盘头”，所以又有狮头参之称。而清代以前的本草、方书对于上党参从未对此特征有记载，这不奇怪吗？清代以前的本草书中均无桔梗科党参的文字描述，也没有党参植物图，这些都说明在清代以前桔梗科党参没有较广泛的应用。
对于古典上党人参具体是什么的问题，我认为只有两种的史料才可以“证死”这个问题，一种是清代以前上党人参描写的具体文字或图画，艺术化的诗歌文字自然不可靠，唯一北宋《图经本草》（1061年）“潞州人参图”的可靠性却被动摇了。此外就再也没有别的此类可靠资料。另一种可靠史料就是对古典人参实物的检验分析。“日本正仓院所藏药物122号为唐代五加科人参”这一论据也靠不住了。在我印象中一些汉代墓葬是有“上党人参”在镇墓瓶中陪葬镇墓的，不知出土时是否有残留物存在？如有，不妨使用各种方法进行科学鉴定，如多几处这种发现和鉴定，真相或许就能明了了，这种论据最为有力，一件出土文物实物胜过汗牛充栋的文字考据。但可惜似乎考古都没有实物留存下来。或许以后田野考古会有新发现。
小结综述：
综合以上所有这些讨论，粗略可以得出以下一些结论：
唐代以前的人参药材基原比较复杂，应是多种。从陶弘景《本经集注》的相关内容综合来看，当时应用的人参应主要有来自高丽的五加科人参和沙参属的某些植物。
古代上党是人参的道地产地，从古代很多史料对人参药材形态的描述以及山西古代自然环境看，古代上党人参很可能就是五加科人参。从历代有关上党人参的资料看，唐代、北宋本草所说的“紫团参”似等同于上党人参。而从南宋开始上党人参可能有两种：“人参”和“紫团参”，“紫大稍扁”的紫团参可能是拳参或熟制的人参。
从北宋孔平仲《孔氏谈苑》和徐兢《宣和奉使高丽图经》卷二十三有关高丽人参的史料，以及东晋时慕容皝送顾和辽东人参表明，高丽地区自古出口中国的人参正品就是五加科人参。不论古代上党人参具体是什么，都不能改变汉医学自东晋以前就使用五加科人参的事实。
要想证明上党自古“无”五加科人参基本不可能实现（考古学有所谓“证有易，证无难”之说）。清代以前较支持桔梗科党参是“上党人参”的资料唯有陶弘景的药材描述，仅此而已。但综合判断陶弘景所说的人参，却不可能是桔梗科党参。
对于古代上党人参的争论，综合分析五加科人参派与桔梗党参派的各自论据，即使在一些主要论据被推翻或动摇的情况下，仍然还是五加科人参派的证据链更充分可靠一些，也难怪建国以来它能一直成为本草界对古典上党人参的主流意见。
至于桔梗科党参的来历，从刘奎《松峰说疫》所论述看，桔梗科党参并不是一直存在的，它不过是清代早期才出现的“上党人参”替代品之一种，而且还不是最早的，在它之前还有一种更稀贵的“真党参”，它不过是这种“真党参”的替代品。不过后来它凭性味及极低的价格得以胜出。在它刚出现的时候，很多医家认为它虽是假药但可用，用它无非“以为便于行也”，因为关东人参实在太贵了。
——五加科人参派与桔梗科党参派争论述评及古典人参再考证
作者： 汤一笑
【有琴注:从汉代张仲景应用人参以来，直到清代防风党参单独列入本草，千余年中，竟然无一人记载桔梗科党参的药材特征和植株特征，难道不正说明党参应用历史之短暂吗？吴鞠通明斥医家不识党参之伪，而今之医者又复病此病者也！】
吴仪洛在《本草从新》（1757 年）卷一中将“党参”单列一条，其云：“按古本草云，参须上党者佳。今真党参久已难得。肆中所卖党参，种类甚多，皆不堪用。唯防风党参，性味和平足贵，根有狮子盘头者真，硬纹者伪也。”一般认为这是本草中最早将桔梗科“党参”单列的。吴氏显然认为防风党参不是“真党参”，而是一种代用品。他说的“真党参”有可能是指刘奎所说的“真党参”。
1765年赵学敏的《本草纲目拾遗》分列有“上党参”和“防风党参”两条，比较奇怪，这可能反映了“防风党参”刚兴起时，药市上正如刘奎所说的那样，有一种“真党参”，又有一种新兴的“防党”（桔梗科党参）。
吴鞠通1798年撰有《医医病书》，其中有“伪药论”一节，全文如下：
“古时医者自采药，详辨其形、色、气、味，屡试确当者，方敢为人医病。近日药肆买之药行，药行买之客人，客人买之大马头坐客，坐客买之各省山农，其中作伪，不可悉数。即如黄河以南所用之党参，系青州软苗防风；本京所用之党参，系北口荠苨，问有山西潞州之防风荠苨，美称之曰潞党、西党。按上党所产之参，与辽产无二形，其价亦相若。现在王气在东，上党所产甚少．不能发卖。岂有数百文买参一斤之理？岂天下之大，四海之广，药铺之多．大者积数百斤，中者数十斤，上党一山，岂竟能产如许之参以待天下之用？不待智者而知其伪也。且党参果可代用，何必以重价买人参哉？何世医佥不知之，而必以党参代人参之用？岂真不知哉？以为便于行也。不知医便于行而用假药，是欺病人也。病人赖医者救命，可设一骗局以欺之哉？”
吴鞠通明确地说 “党参”（桔梗科）就是众所周知的假药，并认为党参不可以代人参用。并且一针见血地指出世医以党参代人参用，是明知假药而欺骗病人，原因是“以为便于行也”。吴鞠通无疑是清代有大影响的名医，但他对党参的观点对后世影响不大，大概由于此书印数少，流传不广的缘故。
从史料来看，清朝前期对于新兴的“党参”就已经形成两种相反的观点，一种认为“防风党参”就是古典上党人参；另一种则认为“防风党参”只是古典上党人参的代用品或假药。不过从现实用药的情况看，因为人参稀贵而人参又不得不用的现实问题，清朝中后期的药用人参实际多是“防风党参”之类的代用品，从《张聿青医案》（1897年）、《马培之医案》（1893年）、《理瀹骈文》（1870年）中党参已经被广泛使用来看，清末时以党参代人参已经是医家常态。以至清末有的医家就认为防党（潞参）就是古之真人参，而关东人参，至明才始入中国为用，如清末王堉《醉花窗医案》就这么认为。毛对山《对山医话》（1903年）甚至认为“（古时）百济、新罗、高丽等国，来中土互市者，皆上党之类（指防党）”。张锡纯刊于1918至1934年间的《医学衷中参西录》是近代发行量最大的医书之一，他“古所用之人参即今之党参”之论，对党参代人参的风气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近年桔梗科党参派袁俊贤先生所持系列观点就包括了清末民初的这些观点。
3、桔梗科党参派难以解释的问题
从唐代本草、诗文描述来看，至少从唐代开始，真人参“三桠五叶”的形象就已经深入人心。如果上党人参是非五加科蔓生植物，作为当地历史上最著名的土特产，为何清代以前那么长的时间里，当地文人或游历此地的文人墨客，包括药商，从未见有人提到过或议论过植株不同的问题？要知道古代文人对各地风俗物产、奇闻异事是非常感兴趣的，而这显然属于颇有轰动传播效应的话题。对于非五加科人参派来说，这是一个非常重大的疑问！历史上只要有一条史料专门疑惑或讨论过这个问题，仅仅只要一条，就足以镇住五加科人参派——无须任何的讨论和推理！非常遗憾，学界争论了这么多年了，我没有见到一个人举出这样的史料。
相反到了清代，“党参”之名才一出现，马上就有人指出其与五加人参植株的不同。
桔梗科党参药材具有明显的特征——“狮子盘头”，所以又有狮头参之称。而清代以前的本草、方书对于上党参从未对此特征有记载，这不奇怪吗？清代以前的本草书中均无桔梗科党参的文字描述，也没有党参植物图，这些都说明在清代以前桔梗科党参没有较广泛的应用。
对于古典上党人参具体是什么的问题，我认为只有两种的史料才可以“证死”这个问题，一种是清代以前上党人参描写的具体文字或图画，艺术化的诗歌文字自然不可靠，唯一北宋《图经本草》（1061年）“潞州人参图”的可靠性却被动摇了。此外就再也没有别的此类可靠资料。另一种可靠史料就是对古典人参实物的检验分析。“日本正仓院所藏药物122号为唐代五加科人参”这一论据也靠不住了。在我印象中一些汉代墓葬是有“上党人参”在镇墓瓶中陪葬镇墓的，不知出土时是否有残留物存在？如有，不妨使用各种方法进行科学鉴定，如多几处这种发现和鉴定，真相或许就能明了了，这种论据最为有力，一件出土文物实物胜过汗牛充栋的文字考据。但可惜似乎考古都没有实物留存下来。或许以后田野考古会有新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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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以前的人参药材基原比较复杂，应是多种。从陶弘景《本经集注》的相关内容综合来看，当时应用的人参应主要有来自高丽的五加科人参和沙参属的某些植物。
古代上党是人参的道地产地，从古代很多史料对人参药材形态的描述以及山西古代自然环境看，古代上党人参很可能就是五加科人参。从历代有关上党人参的资料看，唐代、北宋本草所说的“紫团参”似等同于上党人参。而从南宋开始上党人参可能有两种：“人参”和“紫团参”，“紫大稍扁”的紫团参可能是拳参或熟制的人参。
从北宋孔平仲《孔氏谈苑》和徐兢《宣和奉使高丽图经》卷二十三有关高丽人参的史料，以及东晋时慕容皝送顾和辽东人参表明，高丽地区自古出口中国的人参正品就是五加科人参。不论古代上党人参具体是什么，都不能改变汉医学自东晋以前就使用五加科人参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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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古代上党人参的争论，综合分析五加科人参派与桔梗党参派的各自论据，即使在一些主要论据被推翻或动摇的情况下，仍然还是五加科人参派的证据链更充分可靠一些，也难怪建国以来它能一直成为本草界对古典上党人参的主流意见。
至于桔梗科党参的来历，从刘奎《松峰说疫》所论述看，桔梗科党参并不是一直存在的，它不过是清代早期才出现的“上党人参”替代品之一种，而且还不是最早的，在它之前还有一种更稀贵的“真党参”，它不过是这种“真党参”的替代品。不过后来它凭性味及极低的价格得以胜出。在它刚出现的时候，很多医家认为它虽是假药但可用，用它无非“以为便于行也”，因为关东人参实在太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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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需要了解的学弟学妹可私信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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