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文明传播志愿者】1.官员和党员要带头上网，业余时间多上网，以实名面对公民监督。2.网络文明核心在于判例规则，要用法治来构建文明，要发挥NGO作用，社会能做的事情，社会多做。3.志愿者不能变为职业五毛，志愿就是兴趣，兴趣无法强求，意见达人很难培养。4.提升城市形象关键在官员，在现实体验
【潘建伟院士：这届诺贝尔物理学奖背后，也有中国科学家的贡献 】4日，瑞典皇家科学院宣布，将2022年诺贝尔物理学奖授予法国科学家阿兰·阿斯佩、美国科学家约翰·克劳泽和奥地利科学家安东·塞林格，以表彰他们为纠缠光子实验、证明违反贝尔不等式和开创性的量子信息科学所作出的贡献。
得知诺奖再次授予量子科技领域的研究者，中国科技大学常务副校长、中科院院士潘建伟感到非常振奋。
他说：“一方面，量子科技领域得到了肯定；另一方面，颁奖委员会在介绍获奖者的工作时，提到了很多中国科学家所做的工作。我们觉得，为了这个领域的发展，中国科学家也作出了杰出贡献。”
他们是第二次量子信息革命的领路人
对普通人来说，关于量子的学说都显得高深莫测。事实上，20世纪初建立的量子力学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科学革命之一。
量子科技可以在保障信息安全、提高运算速度、提升测量精度等方面突破经典技术的瓶颈，成为信息、能源、材料和生命等领域重大技术创新的源泉，为保障国家安全和支撑国民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核心战略力量。
刚刚获奖的三位科学家，是最早开展量子物理实验研究的人。
“这三位科学家早就应该获诺奖了，2010年，他们就因为量子力学非定域性检验和推动了光量子信息的处理，得到了沃尔夫奖的肯定。”潘建伟说。
“他们是第二次量子信息革命的领路人，是量子信息科学重要的先驱。”南京大学教授马小松是安东·塞林格的学生，他认为，这三位科学家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实至名归。
“在量子信息领域中，量子网络的非局域性验证、量子隐态传输、远距离量子隐态传输等，都是由这三位量子信息科学先驱开创的。”马小松介绍。
让人高兴的是，在这些研究工作中，中国科学家也作出了重要贡献。作为安东·塞林格的学生，颁奖委员会提到的安东·塞林格的研究工作，潘建伟院士是最主要的参与者之一。
“颁奖委员会提到了我导师安东·塞林格的四篇量子通信实验文章。我是其中两篇文章的第一作者，两篇文章的第二作者。”潘建伟说。
同时，“颁奖委员会还提了另外三篇文章，而这三篇文章都是中国科学家独立开展的研究工作。所以，从这一点讲，我不仅是加入了塞林格的研究团队，也参与了开创量子信息物理学这个领域，我感到很幸运。”潘建伟说。
更重要的是，“在把获奖科学家的梦想变成现实的过程中，中国科学家也作出了很大的贡献。”在这方面的成绩让潘建伟感到很骄傲。
塞林格成功预见到一个新领域即将诞生
谈到自己的导师安东·塞林格，潘建伟的第一印象是他非常知人善任。
“刚到导师团队的时候，我没有做实验的经历。面对这种情况，一般的导师都会比较犹豫，不会让一个搞理论的人去做实验。但是，因为我导师自己也有做理论的背景，所以他也很高兴，同意我去做实验工作。”潘建伟说。
同时，安东·塞林格也能够尊重学生的选择，并加以适当的引导，让学生实现自己的梦想。“从这个角度讲，他又是一位非常好的老师。”
“塞林格老师很有远见，他成功预见到一个新领域即将诞生。”潘建伟记得很清楚，欧洲第一个关于量子信息的欧盟联合课题，就是在塞林格的主导下设立的，“我看到他的项目申请书是1996年”。
2005年至2012年，马小松在安东·塞林格教授的指导下，开展量子物理学领域相关研究。
“量子物理学的实验漫长而又充满不确定，每一次实验的成功都要经历无数次失败，这是一个慢慢精进的过程，需要长时间的磨炼。在整个研究过程中，安东·塞林格教授一直保持着对这个学科的无比热爱。同时，他也非常关心年轻人的成长，经常鼓励我们，包括潘建伟院士。”马小松说。
三周前的一次学术会议上，安东·塞林格告诉马小松，他刚刚从奥地利科学院院长职位退休，又回到了他热爱的科研工作岗位，继续从事科学研究，感到非常激动。
我国有一批具有重要国际影响力的成果
近年来，我国也高度重视量子信息科技的发展，在量子信息科技领域突破了一系列重要科学问题和关键核心技术，产出了一批具有重要国际影响力的成果。
“总体而言，我国在量子通信的研究和应用方面处于国际领先地位，在量子计算方面与发达国家处于同一水平线，在量子精密测量方面发展迅速。”潘建伟说。
他表示，量子通信的发展目标是构建全球范围的广域量子通信网络体系。通过光纤实现城域量子通信网络、通过中继器实现邻近两个城市之间的连接、通过卫星平台的中转实现遥远区域之间的连接，是广域量子通信网络的发展路线。
我国的城域量子通信技术已初步满足实用化要求，我国建成了国际上首条远距离光纤量子保密通信骨干网“京沪干线”，在金融、政务、电力等领域开展远距离量子保密通信的技术验证与应用示范。在卫星量子通信方面，我国研制并发射了世界首颗量子科学实验卫星“墨子号”，在国际上率先实现了星地量子通信，首次实现了洲际量子通信，充分验证了基于卫星平台实现全球化量子通信的可行性。
量子计算研究的核心任务是多量子比特的相干操纵。当前，量子计算研究已经实现“量子优越性”，即量子计算机对特定问题的计算能力超越传统超级计算机，达到这一目标需要约50个量子比特的相干操纵。
2020年，潘建伟和陆朝阳等学者研制成功76个光子的量子计算原型机“九章”，推动了全球量子计算的前沿研究达到一个新高度，继谷歌“悬铃木”量子计算机之后，我国首次成功实现“量子计算优越性”的里程碑式突破。
然而，“我国在量子精密测量领域起步较晚，整体上相比发达国家存在一定的差距，但近年来已经迅速缩小了差距，在若干研究方向上与公开报道的国际最高水平相当。”潘建伟说。（科技日报）
得知诺奖再次授予量子科技领域的研究者，中国科技大学常务副校长、中科院院士潘建伟感到非常振奋。
他说：“一方面，量子科技领域得到了肯定；另一方面，颁奖委员会在介绍获奖者的工作时，提到了很多中国科学家所做的工作。我们觉得，为了这个领域的发展，中国科学家也作出了杰出贡献。”
他们是第二次量子信息革命的领路人
对普通人来说，关于量子的学说都显得高深莫测。事实上，20世纪初建立的量子力学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科学革命之一。
量子科技可以在保障信息安全、提高运算速度、提升测量精度等方面突破经典技术的瓶颈，成为信息、能源、材料和生命等领域重大技术创新的源泉，为保障国家安全和支撑国民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核心战略力量。
刚刚获奖的三位科学家，是最早开展量子物理实验研究的人。
“这三位科学家早就应该获诺奖了，2010年，他们就因为量子力学非定域性检验和推动了光量子信息的处理，得到了沃尔夫奖的肯定。”潘建伟说。
“他们是第二次量子信息革命的领路人，是量子信息科学重要的先驱。”南京大学教授马小松是安东·塞林格的学生，他认为，这三位科学家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实至名归。
“在量子信息领域中，量子网络的非局域性验证、量子隐态传输、远距离量子隐态传输等，都是由这三位量子信息科学先驱开创的。”马小松介绍。
让人高兴的是，在这些研究工作中，中国科学家也作出了重要贡献。作为安东·塞林格的学生，颁奖委员会提到的安东·塞林格的研究工作，潘建伟院士是最主要的参与者之一。
“颁奖委员会提到了我导师安东·塞林格的四篇量子通信实验文章。我是其中两篇文章的第一作者，两篇文章的第二作者。”潘建伟说。
同时，“颁奖委员会还提了另外三篇文章，而这三篇文章都是中国科学家独立开展的研究工作。所以，从这一点讲，我不仅是加入了塞林格的研究团队，也参与了开创量子信息物理学这个领域，我感到很幸运。”潘建伟说。
更重要的是，“在把获奖科学家的梦想变成现实的过程中，中国科学家也作出了很大的贡献。”在这方面的成绩让潘建伟感到很骄傲。
塞林格成功预见到一个新领域即将诞生
谈到自己的导师安东·塞林格，潘建伟的第一印象是他非常知人善任。
“刚到导师团队的时候，我没有做实验的经历。面对这种情况，一般的导师都会比较犹豫，不会让一个搞理论的人去做实验。但是，因为我导师自己也有做理论的背景，所以他也很高兴，同意我去做实验工作。”潘建伟说。
同时，安东·塞林格也能够尊重学生的选择，并加以适当的引导，让学生实现自己的梦想。“从这个角度讲，他又是一位非常好的老师。”
“塞林格老师很有远见，他成功预见到一个新领域即将诞生。”潘建伟记得很清楚，欧洲第一个关于量子信息的欧盟联合课题，就是在塞林格的主导下设立的，“我看到他的项目申请书是1996年”。
2005年至2012年，马小松在安东·塞林格教授的指导下，开展量子物理学领域相关研究。
“量子物理学的实验漫长而又充满不确定，每一次实验的成功都要经历无数次失败，这是一个慢慢精进的过程，需要长时间的磨炼。在整个研究过程中，安东·塞林格教授一直保持着对这个学科的无比热爱。同时，他也非常关心年轻人的成长，经常鼓励我们，包括潘建伟院士。”马小松说。
三周前的一次学术会议上，安东·塞林格告诉马小松，他刚刚从奥地利科学院院长职位退休，又回到了他热爱的科研工作岗位，继续从事科学研究，感到非常激动。
我国有一批具有重要国际影响力的成果
近年来，我国也高度重视量子信息科技的发展，在量子信息科技领域突破了一系列重要科学问题和关键核心技术，产出了一批具有重要国际影响力的成果。
“总体而言，我国在量子通信的研究和应用方面处于国际领先地位，在量子计算方面与发达国家处于同一水平线，在量子精密测量方面发展迅速。”潘建伟说。
他表示，量子通信的发展目标是构建全球范围的广域量子通信网络体系。通过光纤实现城域量子通信网络、通过中继器实现邻近两个城市之间的连接、通过卫星平台的中转实现遥远区域之间的连接，是广域量子通信网络的发展路线。
我国的城域量子通信技术已初步满足实用化要求，我国建成了国际上首条远距离光纤量子保密通信骨干网“京沪干线”，在金融、政务、电力等领域开展远距离量子保密通信的技术验证与应用示范。在卫星量子通信方面，我国研制并发射了世界首颗量子科学实验卫星“墨子号”，在国际上率先实现了星地量子通信，首次实现了洲际量子通信，充分验证了基于卫星平台实现全球化量子通信的可行性。
量子计算研究的核心任务是多量子比特的相干操纵。当前，量子计算研究已经实现“量子优越性”，即量子计算机对特定问题的计算能力超越传统超级计算机，达到这一目标需要约50个量子比特的相干操纵。
2020年，潘建伟和陆朝阳等学者研制成功76个光子的量子计算原型机“九章”，推动了全球量子计算的前沿研究达到一个新高度，继谷歌“悬铃木”量子计算机之后，我国首次成功实现“量子计算优越性”的里程碑式突破。
然而，“我国在量子精密测量领域起步较晚，整体上相比发达国家存在一定的差距，但近年来已经迅速缩小了差距，在若干研究方向上与公开报道的国际最高水平相当。”潘建伟说。（科技日报）
【潘建伟院士：这届诺贝尔物理学奖背后，也有中国科学家的贡献 】4日，瑞典皇家科学院宣布，将2022年诺贝尔物理学奖授予法国科学家阿兰·阿斯佩、美国科学家约翰·克劳泽和奥地利科学家安东·塞林格，以表彰他们为纠缠光子实验、证明违反贝尔不等式和开创性的量子信息科学所作出的贡献。
得知诺奖再次授予量子科技领域的研究者，中国科技大学常务副校长、中科院院士潘建伟感到非常振奋。
他说：“一方面，量子科技领域得到了肯定；另一方面，颁奖委员会在介绍获奖者的工作时，提到了很多中国科学家所做的工作。我们觉得，为了这个领域的发展，中国科学家也作出了杰出贡献。”
他们是第二次量子信息革命的领路人
对普通人来说，关于量子的学说都显得高深莫测。事实上，20世纪初建立的量子力学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科学革命之一。
量子科技可以在保障信息安全、提高运算速度、提升测量精度等方面突破经典技术的瓶颈，成为信息、能源、材料和生命等领域重大技术创新的源泉，为保障国家安全和支撑国民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核心战略力量。
刚刚获奖的三位科学家，是最早开展量子物理实验研究的人。
“这三位科学家早就应该获诺奖了，2010年，他们就因为量子力学非定域性检验和推动了光量子信息的处理，得到了沃尔夫奖的肯定。”潘建伟说。
“他们是第二次量子信息革命的领路人，是量子信息科学重要的先驱。”南京大学教授马小松是安东·塞林格的学生，他认为，这三位科学家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实至名归。
“在量子信息领域中，量子网络的非局域性验证、量子隐态传输、远距离量子隐态传输等，都是由这三位量子信息科学先驱开创的。”马小松介绍。
让人高兴的是，在这些研究工作中，中国科学家也作出了重要贡献。作为安东·塞林格的学生，颁奖委员会提到的安东·塞林格的研究工作，潘建伟院士是最主要的参与者之一。
“颁奖委员会提到了我导师安东·塞林格的四篇量子通信实验文章。我是其中两篇文章的第一作者，两篇文章的第二作者。”潘建伟说。
同时，“颁奖委员会还提了另外三篇文章，而这三篇文章都是中国科学家独立开展的研究工作。所以，从这一点讲，我不仅是加入了塞林格的研究团队，也参与了开创量子信息物理学这个领域，我感到很幸运。”潘建伟说。
更重要的是，“在把获奖科学家的梦想变成现实的过程中，中国科学家也作出了很大的贡献。”在这方面的成绩让潘建伟感到很骄傲。
塞林格成功预见到一个新领域即将诞生
谈到自己的导师安东·塞林格，潘建伟的第一印象是他非常知人善任。
“刚到导师团队的时候，我没有做实验的经历。面对这种情况，一般的导师都会比较犹豫，不会让一个搞理论的人去做实验。但是，因为我导师自己也有做理论的背景，所以他也很高兴，同意我去做实验工作。”潘建伟说。
同时，安东·塞林格也能够尊重学生的选择，并加以适当的引导，让学生实现自己的梦想。“从这个角度讲，他又是一位非常好的老师。”
“塞林格老师很有远见，他成功预见到一个新领域即将诞生。”潘建伟记得很清楚，欧洲第一个关于量子信息的欧盟联合课题，就是在塞林格的主导下设立的，“我看到他的项目申请书是1996年”。
2005年至2012年，马小松在安东·塞林格教授的指导下，开展量子物理学领域相关研究。
“量子物理学的实验漫长而又充满不确定，每一次实验的成功都要经历无数次失败，这是一个慢慢精进的过程，需要长时间的磨炼。在整个研究过程中，安东·塞林格教授一直保持着对这个学科的无比热爱。同时，他也非常关心年轻人的成长，经常鼓励我们，包括潘建伟院士。”马小松说。
三周前的一次学术会议上，安东·塞林格告诉马小松，他刚刚从奥地利科学院院长职位退休，又回到了他热爱的科研工作岗位，继续从事科学研究，感到非常激动。
我国有一批具有重要国际影响力的成果
近年来，我国也高度重视量子信息科技的发展，在量子信息科技领域突破了一系列重要科学问题和关键核心技术，产出了一批具有重要国际影响力的成果。
“总体而言，我国在量子通信的研究和应用方面处于国际领先地位，在量子计算方面与发达国家处于同一水平线，在量子精密测量方面发展迅速。”潘建伟说。
他表示，量子通信的发展目标是构建全球范围的广域量子通信网络体系。通过光纤实现城域量子通信网络、通过中继器实现邻近两个城市之间的连接、通过卫星平台的中转实现遥远区域之间的连接，是广域量子通信网络的发展路线。
我国的城域量子通信技术已初步满足实用化要求，我国建成了国际上首条远距离光纤量子保密通信骨干网“京沪干线”，在金融、政务、电力等领域开展远距离量子保密通信的技术验证与应用示范。在卫星量子通信方面，我国研制并发射了世界首颗量子科学实验卫星“墨子号”，在国际上率先实现了星地量子通信，首次实现了洲际量子通信，充分验证了基于卫星平台实现全球化量子通信的可行性。
量子计算研究的核心任务是多量子比特的相干操纵。当前，量子计算研究已经实现“量子优越性”，即量子计算机对特定问题的计算能力超越传统超级计算机，达到这一目标需要约50个量子比特的相干操纵。
2020年，潘建伟和陆朝阳等学者研制成功76个光子的量子计算原型机“九章”，推动了全球量子计算的前沿研究达到一个新高度，继谷歌“悬铃木”量子计算机之后，我国首次成功实现“量子计算优越性”的里程碑式突破。
然而，“我国在量子精密测量领域起步较晚，整体上相比发达国家存在一定的差距，但近年来已经迅速缩小了差距，在若干研究方向上与公开报道的国际最高水平相当。”潘建伟说。（科技日报）
得知诺奖再次授予量子科技领域的研究者，中国科技大学常务副校长、中科院院士潘建伟感到非常振奋。
他说：“一方面，量子科技领域得到了肯定；另一方面，颁奖委员会在介绍获奖者的工作时，提到了很多中国科学家所做的工作。我们觉得，为了这个领域的发展，中国科学家也作出了杰出贡献。”
他们是第二次量子信息革命的领路人
对普通人来说，关于量子的学说都显得高深莫测。事实上，20世纪初建立的量子力学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科学革命之一。
量子科技可以在保障信息安全、提高运算速度、提升测量精度等方面突破经典技术的瓶颈，成为信息、能源、材料和生命等领域重大技术创新的源泉，为保障国家安全和支撑国民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核心战略力量。
刚刚获奖的三位科学家，是最早开展量子物理实验研究的人。
“这三位科学家早就应该获诺奖了，2010年，他们就因为量子力学非定域性检验和推动了光量子信息的处理，得到了沃尔夫奖的肯定。”潘建伟说。
“他们是第二次量子信息革命的领路人，是量子信息科学重要的先驱。”南京大学教授马小松是安东·塞林格的学生，他认为，这三位科学家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实至名归。
“在量子信息领域中，量子网络的非局域性验证、量子隐态传输、远距离量子隐态传输等，都是由这三位量子信息科学先驱开创的。”马小松介绍。
让人高兴的是，在这些研究工作中，中国科学家也作出了重要贡献。作为安东·塞林格的学生，颁奖委员会提到的安东·塞林格的研究工作，潘建伟院士是最主要的参与者之一。
“颁奖委员会提到了我导师安东·塞林格的四篇量子通信实验文章。我是其中两篇文章的第一作者，两篇文章的第二作者。”潘建伟说。
同时，“颁奖委员会还提了另外三篇文章，而这三篇文章都是中国科学家独立开展的研究工作。所以，从这一点讲，我不仅是加入了塞林格的研究团队，也参与了开创量子信息物理学这个领域，我感到很幸运。”潘建伟说。
更重要的是，“在把获奖科学家的梦想变成现实的过程中，中国科学家也作出了很大的贡献。”在这方面的成绩让潘建伟感到很骄傲。
塞林格成功预见到一个新领域即将诞生
谈到自己的导师安东·塞林格，潘建伟的第一印象是他非常知人善任。
“刚到导师团队的时候，我没有做实验的经历。面对这种情况，一般的导师都会比较犹豫，不会让一个搞理论的人去做实验。但是，因为我导师自己也有做理论的背景，所以他也很高兴，同意我去做实验工作。”潘建伟说。
同时，安东·塞林格也能够尊重学生的选择，并加以适当的引导，让学生实现自己的梦想。“从这个角度讲，他又是一位非常好的老师。”
“塞林格老师很有远见，他成功预见到一个新领域即将诞生。”潘建伟记得很清楚，欧洲第一个关于量子信息的欧盟联合课题，就是在塞林格的主导下设立的，“我看到他的项目申请书是1996年”。
2005年至2012年，马小松在安东·塞林格教授的指导下，开展量子物理学领域相关研究。
“量子物理学的实验漫长而又充满不确定，每一次实验的成功都要经历无数次失败，这是一个慢慢精进的过程，需要长时间的磨炼。在整个研究过程中，安东·塞林格教授一直保持着对这个学科的无比热爱。同时，他也非常关心年轻人的成长，经常鼓励我们，包括潘建伟院士。”马小松说。
三周前的一次学术会议上，安东·塞林格告诉马小松，他刚刚从奥地利科学院院长职位退休，又回到了他热爱的科研工作岗位，继续从事科学研究，感到非常激动。
我国有一批具有重要国际影响力的成果
近年来，我国也高度重视量子信息科技的发展，在量子信息科技领域突破了一系列重要科学问题和关键核心技术，产出了一批具有重要国际影响力的成果。
“总体而言，我国在量子通信的研究和应用方面处于国际领先地位，在量子计算方面与发达国家处于同一水平线，在量子精密测量方面发展迅速。”潘建伟说。
他表示，量子通信的发展目标是构建全球范围的广域量子通信网络体系。通过光纤实现城域量子通信网络、通过中继器实现邻近两个城市之间的连接、通过卫星平台的中转实现遥远区域之间的连接，是广域量子通信网络的发展路线。
我国的城域量子通信技术已初步满足实用化要求，我国建成了国际上首条远距离光纤量子保密通信骨干网“京沪干线”，在金融、政务、电力等领域开展远距离量子保密通信的技术验证与应用示范。在卫星量子通信方面，我国研制并发射了世界首颗量子科学实验卫星“墨子号”，在国际上率先实现了星地量子通信，首次实现了洲际量子通信，充分验证了基于卫星平台实现全球化量子通信的可行性。
量子计算研究的核心任务是多量子比特的相干操纵。当前，量子计算研究已经实现“量子优越性”，即量子计算机对特定问题的计算能力超越传统超级计算机，达到这一目标需要约50个量子比特的相干操纵。
2020年，潘建伟和陆朝阳等学者研制成功76个光子的量子计算原型机“九章”，推动了全球量子计算的前沿研究达到一个新高度，继谷歌“悬铃木”量子计算机之后，我国首次成功实现“量子计算优越性”的里程碑式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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