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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群众办实事示范法院”创建活动】踔厉奋发 谱写“无诉讼村屯”建设新篇章
为创新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加快推进法治乡村建设，强化矛盾纠纷多元力量对接联动，进一步满足人民群众对纠纷解决方式的多元需求，东丰县人民法院大阳人民法庭积极打造“无诉讼村屯”，着力开展诉源治理工作，推动矛盾纠纷源头化解，力争做到“矛盾纠纷不出村屯”，营造良好和谐的人居环境和社会氛围。
近日，东丰县人民法院大阳人民法庭尹宝明法官前往东丰县福合村，积极开展共建无诉讼村屯建设活动。据悉，东丰县福合村于2022年4月，由大阳人民法庭、司法所、乡镇委员会三方共治，正式挂牌成为大阳人民法庭辖区内的第一个无诉讼村屯。在此次走访过程中，尹宝明法官就当前福合村现状与当地村委会、网格员进行沟通方案，就近日来发生的矛盾进行细致了解，共同研究解决办法并及时邀请当事人进行调解，最终当事人同意调解，高效便捷地化解了此次纠纷。
一、多办好事办实事，无诉讼村屯彰显司法作为
自2021年以来，东丰县人民法院大阳人民法庭统筹推进“1+3”多元解纷联动机制，多措并举地推进矛盾纠纷化解，着力打造独具大阳特色的无诉讼村屯品牌，争取以点带面、以面带片、以片带区，推进“无诉讼村屯”在辖区内常态化建设。
“无诉讼村屯并不是指没有诉讼案件发生，而是人民法庭把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挺在前面。”大阳人民法庭庭长陈亚荣法官解释道：“大阳人民法庭在办案过程中，一直最大程度上用调解、和解的方式让矛盾双方握手言和，将矛盾纠纷解决在基层，从源头上减少纠纷诉讼，最大限度实现小事不出村，矛盾不成讼。”
陈亚荣法官在调解的过程中常常采用“聊家常，话长短”的方式，以社会道德、公序良俗、血脉亲情为切入点，从根源上解开双方当事人的心结，使矛盾得到及时有效地化解。大阳人民法庭一直努力将调解模式常态化、规范化、效率化推进，促使福合村在近三年内保持零诉讼案件，真正的做到“无诉讼，共调解，止纷争，促和谐。”
二 、服务下沉零距离，无诉讼村屯打通基层普法“最后一公里”
为进一步提高人民群众的法治意识，增强矛盾纠纷预防效能，大阳人民法庭在注重调解工作、解决村民矛盾纠纷的同时，始终不忘落实“谁执法谁普法”普法责任制，积极开展法制宣传活动。
大阳人民法庭在普法的过程紧密依托扎根乡村的优势，定期开展“普法进乡村”活动。多是在乡镇街道、田间地头、农家村院等地以现场宣讲的方式，精准对接辖区群众的司法需求，例如土地承包、民间借贷、人身健康权损害等常见的法律问题，并以生动形象的案例对《民法典》中与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的法律法规进行讲解，让法官深入群众，打通基层普法“最后一公里”，切实提高群众的法律意识，防范和化盾纠纷的发生。
三、法制建设新篇章，无诉讼村屯强化“法官进网格“治理工作
无诉讼村屯的建设是强化诉前治理的重要举措，更是促进大阳人民法庭积极推行“一村一法官+综治网格员”模式、延伸司法服务的新方法，让法律在乡村更有温度、更接地气。
截止到2022年7月份，大阳人民法庭推行建立“法官进网格”工微信工作群4个，充分运用现代科技手段，对网格员的法律问题进行解答，做到与网格员之间信息实时共享。特别是在疫情期间，大阳人民法庭依托互联网指导纠纷化解20余件，从“台上坐”到”实地走”,改变传统工作模式，深入推进了基层网格矛盾化解。
为进一步强化网格员法治意识，自2021年起，大阳人民法庭定期对网格员、调解员进行培训，现已达10次。在培训过程中，陈亚荣法官介绍了法官进网格活动的重要意义和作用，并针对网格员提出的土地租赁、遗嘱继承等热门法律问题进行一一解答，进一步提高了网格员的法律意识，为开展好法官进网格工作打下扎实基础。据统计，2021年大阳人民法庭全年共指导协助网格员、调解员化解土地纠纷等各类矛盾纠纷800余起，2022年上半年共协助解决200余起，有效降低了辖区内矛盾纠纷的发生率和成诉率。2022年上半年，大阳人民法庭民事诉讼案件息诉服判率达97.62%，同比增长4.32%。
心系民生之本，剑指民心之痛，不驰于空想，不骛于虚声。未来，大阳人民法庭将更加积极开展“无诉讼村屯”创建活动，充分发挥乡村司法服务的桥梁纽带作用，主动延伸司法服务，引导和鼓励村民使用非诉讼方式解决纠纷，推动矛盾纠纷源头化解，让乡村治理更有温度，让乡村振兴发展更加和谐稳定，共谋共建“大调解格局”。
【“为群众办实事示范法院”创建活动】踔厉奋发 谱写“无诉讼村屯”建设新篇章
为创新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加快推进法治乡村建设，强化矛盾纠纷多元力量对接联动，进一步满足人民群众对纠纷解决方式的多元需求，东丰县人民法院大阳人民法庭积极打造“无诉讼村屯”，着力开展诉源治理工作，推动矛盾纠纷源头化解，力争做到“矛盾纠纷不出村屯”，营造良好和谐的人居环境和社会氛围。
近日，东丰县人民法院大阳人民法庭尹宝明法官前往东丰县福合村，积极开展共建无诉讼村屯建设活动。据悉，东丰县福合村于2022年4月，由大阳人民法庭、司法所、乡镇委员会三方共治，正式挂牌成为大阳人民法庭辖区内的第一个无诉讼村屯。在此次走访过程中，尹宝明法官就当前福合村现状与当地村委会、网格员进行沟通方案，就近日来发生的矛盾进行细致了解，共同研究解决办法并及时邀请当事人进行调解，最终当事人同意调解，高效便捷地化解了此次纠纷。
一、多办好事办实事，无诉讼村屯彰显司法作为
自2021年以来，东丰县人民法院大阳人民法庭统筹推进“1+3”多元解纷联动机制，多措并举地推进矛盾纠纷化解，着力打造独具大阳特色的无诉讼村屯品牌，争取以点带面、以面带片、以片带区，推进“无诉讼村屯”在辖区内常态化建设。
“无诉讼村屯并不是指没有诉讼案件发生，而是人民法庭把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挺在前面。”大阳人民法庭庭长陈亚荣法官解释道：“大阳人民法庭在办案过程中，一直最大程度上用调解、和解的方式让矛盾双方握手言和，将矛盾纠纷解决在基层，从源头上减少纠纷诉讼，最大限度实现小事不出村，矛盾不成讼。”
陈亚荣法官在调解的过程中常常采用“聊家常，话长短”的方式，以社会道德、公序良俗、血脉亲情为切入点，从根源上解开双方当事人的心结，使矛盾得到及时有效地化解。大阳人民法庭一直努力将调解模式常态化、规范化、效率化推进，促使福合村在近三年内保持零诉讼案件，真正的做到“无诉讼，共调解，止纷争，促和谐。”
二 、服务下沉零距离，无诉讼村屯打通基层普法“最后一公里”
为进一步提高人民群众的法治意识，增强矛盾纠纷预防效能，大阳人民法庭在注重调解工作、解决村民矛盾纠纷的同时，始终不忘落实“谁执法谁普法”普法责任制，积极开展法制宣传活动。
大阳人民法庭在普法的过程紧密依托扎根乡村的优势，定期开展“普法进乡村”活动。多是在乡镇街道、田间地头、农家村院等地以现场宣讲的方式，精准对接辖区群众的司法需求，例如土地承包、民间借贷、人身健康权损害等常见的法律问题，并以生动形象的案例对《民法典》中与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的法律法规进行讲解，让法官深入群众，打通基层普法“最后一公里”，切实提高群众的法律意识，防范和化盾纠纷的发生。
三、法制建设新篇章，无诉讼村屯强化“法官进网格“治理工作
无诉讼村屯的建设是强化诉前治理的重要举措，更是促进大阳人民法庭积极推行“一村一法官+综治网格员”模式、延伸司法服务的新方法，让法律在乡村更有温度、更接地气。
截止到2022年7月份，大阳人民法庭推行建立“法官进网格”工微信工作群4个，充分运用现代科技手段，对网格员的法律问题进行解答，做到与网格员之间信息实时共享。特别是在疫情期间，大阳人民法庭依托互联网指导纠纷化解20余件，从“台上坐”到”实地走”,改变传统工作模式，深入推进了基层网格矛盾化解。
为进一步强化网格员法治意识，自2021年起，大阳人民法庭定期对网格员、调解员进行培训，现已达10次。在培训过程中，陈亚荣法官介绍了法官进网格活动的重要意义和作用，并针对网格员提出的土地租赁、遗嘱继承等热门法律问题进行一一解答，进一步提高了网格员的法律意识，为开展好法官进网格工作打下扎实基础。据统计，2021年大阳人民法庭全年共指导协助网格员、调解员化解土地纠纷等各类矛盾纠纷800余起，2022年上半年共协助解决200余起，有效降低了辖区内矛盾纠纷的发生率和成诉率。2022年上半年，大阳人民法庭民事诉讼案件息诉服判率达97.62%，同比增长4.32%。
心系民生之本，剑指民心之痛，不驰于空想，不骛于虚声。未来，大阳人民法庭将更加积极开展“无诉讼村屯”创建活动，充分发挥乡村司法服务的桥梁纽带作用，主动延伸司法服务，引导和鼓励村民使用非诉讼方式解决纠纷，推动矛盾纠纷源头化解，让乡村治理更有温度，让乡村振兴发展更加和谐稳定，共谋共建“大调解格局”。
#故纸寻迹#【#与首钢齐名的京棉从文创C位出道#】在上世纪50年代，北京工业版图中曾有“一黑一白”之说，“一黑”指首钢，与其并肩的“一白”便是京棉。作为当时的新兴支柱产业，棉纺织业打一出道，便是妥妥的C位。根据首都战略发展的需要，金字招牌京棉历经发展、转型、重组，最后退出历史舞台。如今，京棉旧址作为工业遗存转型文创园，再度“C位出道”。人们徜徉其中，既可感受其华丽转身，更可汲取其腾笼换鸟、再立潮头的改革勇气。
首都工业战线上的新军
1954年8月，北京东郊一望无际的青纱帐中，一座崭新的工厂拔地而起。深灰色的高大厂房拥有5万纱锭、1千多台织布机，厂房外，三三两两的建筑工人正在修建庭院花池。这里，便是即将正式开工投产的国营北京第一棉纺织厂。这座棉纺织厂一年生产的纱布，可满足近千万人的需要。
京棉一厂的建厂速度不一般：从1953年3月开始设计，1954年4月就进入了试车生产阶段。当时，有着30多年纺织业工作经验的总工程师李宪章感叹道，建设一座同样规模的纺织厂，即便在国外也得三五年，京棉一厂“简直是个奇迹”。
这个奇迹是“众人拾柴火焰高”创造的。
京棉一厂筹建处主任杨慧洁告诉本报记者，建厂过程中曾委托青岛梭管厂代制一批纱管。谁都知道，对于一个生产管理已上轨道的工厂来说，当它的生产任务已经排好时，额外加货是很麻烦的事，更何况这批纱管的规格与该厂现有产品不同，连工具都需要重新设计制造。但一听说是支援北京的工业建设，青岛梭管厂欣然接受了这批紧急订货，并且按期赶制出来。
其他兄弟厂也纷纷伸出援手：缺乏工具，天津的棉纺厂把自用工具调配进京；没有组织管理经验，西北的棉纺厂传授经验；需要技术力量，上海和青岛的棉纺厂送来大批工程技术人员，为北京培训工人。
继京棉一厂之后，规模更大的国营北京第二棉纺织厂、国营北京第三棉纺织厂相继建成。其中，京棉三厂的产品品种除“京棉”牌白布和细布以外，还有本市从来没有大批生产过的纱哔叽、纱直贡，适合印染成各种色布、花布，可供市民做春秋装或冬装。
1953年到1957年，新中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重点是发展工业。在首都城市区域规划中，与民生息息相关的纺织工业必不可少。这3个新建棉纺织厂形成了北京现代纺织工业的雏形。自此，印有“京棉”字样、比五福布还要细密的平纹细布，开始一卡车一卡车运往城里。
产业链成型跻身全国前列
北京兴建现代化棉纺织厂的时期，也是全国工业快速发展的时期。1956年，全国纺织工业系统有13个工厂动工兴建，其中棉纺厂就有9个，占据大半江山。这些工厂建成以后，过去纺织工业基础薄弱的城市，如北京、郑州等地，均形成了规模巨大的纺织工业区。（1956年4月11日《北京日报》1版，《纺织系统今年将兴建十三个工厂》）
国内工业对于纺织业的重视，除了为满足老百姓的生活需要之外，也是对多年来纺织业积弱的抗争。1956年，上海市工商业联合会副主任委员荣毅仁向记者描述了新中国成立前国内纺织业的窘境，“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黄浦江里停满了美国兵舰，美国货像海潮一样地涌来，我们的棉纺厂用的大部分是美国棉花，中国的工业破产，农村破产。”上海尚且如此，其他城市更不必提。
而新中国用6年时间扭转了局面。农村土地改革让棉花产量快速提高，中国的纱厂不再依靠外国的棉花。随着纺织行业新工厂的出现，北京也逐步由一个古老的消费城市转变为生产城市。
1957年4月，中纺公司北京采购供应站的统计数据显示，北京不再只是一个棉布消费城市，随着外销市场的打开，京棉的销售版图已扩展到16个省，其中浅线呢、毛蓝粗布和特字普鲁褥面等产品最为走俏，颇受消费者喜爱。
经过近十年的发展，到上世纪60年代初期，北京纺织工业已成气候，棉、毛纺织生产水平跻身国内前列，产品大量出口，成为创汇大户。1963年，北京纺织行业举办了一次质量评比，结果显示，北京生产的棉布和精纺毛织品分别有88%和96%以上是一等品；在全市21种主要纺织品中，有7种达到国内优质产品水平。
这些变化说明：北京纺织工业经历了一个由极不完整到比较完整，纺织品品种由少到多，质量由低到高的发展过程，已今非昔比。
京棉巨轮开启产业转型之旅
到1979年时，与京西十里钢城遥遥相对的京东，已是绵延数里的“纺织城”。朝阳八里庄是京东“纺织城”的中心，纺织研究所、京棉一厂、京棉二厂、京棉三厂等都在这里。这一年，北京产品在全国纺织工业名牌产品评比会上位居前三，其中，冰山牌漂白的确良荣获了金牌产品的称号。全市纺织工业一年上缴的利税，占全市财政收入的10%。（1979年9月21日《北京日报》3版，《漫步京东“纺织城”》）
1979年北京展销会上，京棉三厂生产的京棉牌纯棉宽幅平布亮相。
优秀的成绩掀起市场上的“棉纺热”，但首都工业需要更优化的发展。1981年，北京市工业系统调整产业结构，大力发展适合首都特点的轻纺工业。具备“首都特点”的棉纺织产业，首要的就是提高产品质量，增加花色品种，不断丰富首都市场。据市纺织局统计，当年1—7月试制新产品38种，生产的新花色、新品种达6206种。棉纱一等一级品率、精纺毛织品和毛线入库一等品率、丝织品一等品率，与1980年同期相比均有提高。
1982年《北京城市建设总体规划方案》中明确，北京的工业建设规模要严加控制，工业发展主要依靠技术进步。
京棉二厂论规模曾是“中国之最”，论反应也最快。该厂迅速做出调整，将生产“三高一难”，即高档次、高质量、高附加值、有一定生产难度的产品定为目标，并且率先实现按国际质量标准组织生产，让国际上备受欢迎的“无接头纱”首次在中国“落了户”。
上世纪90年代，京棉一厂生产的高级府绸、京棉二厂生产“铜亭”牌纯棉精梳纱闻名全国，另外还有“景山”牌棉纱、“灯笼”牌氨纶纱、“珍珠”牌坯布等产品在国际纺织制造业名列前茅。
随着改革开放的继续深入，北京作为首都在上世纪80年代就摸索实践的工业产业结构调整方向，有了更明确的思路。
北京纺织城所在地原来是地广人稀的东郊，但随着城市化的扩展，已成为人口密集区，显然不再适合设置工厂。按照北京工业布局的新规划，1997年京棉一厂、二厂、三厂整合为北京京棉集团，厂房设在顺义。从此，八里庄一带不再有纺织车间的机器轰鸣声，取而代之的是鑫帝大厦、华堂商场等商业设施，北京纺织业进入了世纪之交的转型期。
顺应时代之变，北京仍在与时俱进。
1998年北京市两会《政府工作报告》中，将“以纺织行业棉纺压锭减员增效为突破口，推动工业的调整和发展”作为国企解困的思路。当年4月13日，北京棉纺集团首批一万锭落后细纱机，当着各有关部门监销员的面，被倒入转炉红通通的炉膛中……此举打响了京城压缩棉纺纱锭的“第一炮”，拉开了以纺织为突破口，实现国有企业脱困与改革目标攻坚战的序幕。
随着国有企业改革沿市场化方向深入推进，京棉巨轮通过兼并、转移、破产等途径，开启了产业结构调整和转型之旅。先是北京印染厂、纺织机械厂，而后是京棉一厂、京棉三厂，最后，盛极一时的京棉二厂也在2006年进行改革重组。
“老纺织”转身文创再立潮头
2008年8月，一则“京棉二厂老厂址要建文化创意产业园”的消息引发人们关注。原本京棉二厂的土地也计划像京棉一厂、三厂那样进行房地产开发，一次性收益颇丰，怎么突然改变主意了呢？
京棉集团将目光投向文创产业，与当时工业遗存资源保护和再利用愈加受到重视有关。
2004年北京总规第五次修编后，明确北京是全国的政治中心、文化中心，是世界著名古都和现代国际城市。工业资源与文化创意产业的结合，与首都功能定位相符。2007年11月，北京市工促局、规划委、文物局联合发布了《北京市保护利用工业资源，发展文化创意产业指导意见》，探讨建立工业遗产的评价标准和认定机制，对其进行保护。（2008年1月23日《北京日报》5版，《工业遗迹将登文保名录》）
北京市规划委相关负责人透露，改建文化创意产业园，一方面可以保护工业文化遗存，延续城市历史记忆；另一方面可实现产业升级，获得长期收益。
2011年9月，占地面积相当于半个798园区的原京棉二厂重新开放，变身为容纳125家优质创意企业、年产值100亿元的莱锦文化创意产业园。开园仪式现场，大屏幕上密密麻麻排列着来头不小的入驻企业LOGO：昌荣传播公司、东方风行集团、安世亚太科技公司、华策影视公司……高端产业、国际化、总部型，是这些入驻企业的特色。
2015年，《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中将纺织业列入北京市坚决淘汰产业范围，“纺织”既不适应北京经济社会发展要求，也与北京城市战略定位不相符。2016年，北京纺织印染、服装加工生产业态全面转出北京地区。它们所属的老国企北京纺织控股，也宣布更名为时尚控股，走上了一条时尚之路。
抢先一步，便是不一样的天地。在“老纺织”纷纷退场的同时，京棉二厂已凭借莱锦文化创意产业园再度“C位出道”，成为老旧厂房华丽转身的典范。它既是新兴的创业和创意园区，也是北京城市文化的新景观。2015年10月，莱锦文化创意产业园从全市百余家园区中脱颖而出，入选北京市首批4个“市级文化创意产业示范园区”，这意味着它在政策先行先试、资金优先扶持、搭建服务平台、优化人才服务、保障项目审批等方面将获得更加有力的支持。
2018年10月，来自20个国家23家媒体的记者来到朝阳区，参观转型升级后的老旧厂房。在莱锦文化创意产业园，京棉二厂老厂房改造成为46栋花园式低密度工作室的创意、近百家文化创意企业在这里创造500亿元年产值的成绩，让外国记者赞叹不已。他们纷纷表示，要把中国经验带回自己的国家。
随着北京打造全国文化中心，大力发展文化创意产业，越来越多老旧厂房再利用的故事在北京上演。“东有莱锦，西有永乐”——这个“永乐”指的是位于丰台区造甲街的永乐文智园，其前身是京棉二厂分厂。昔日的老厂房，如今已成为一个集文创中心、全智能路演中心、办公、文化书店、文化产品交流展示、创意工作室、品牌商铺、特色餐饮、休闲健身等于一体的融合功能空间，建筑面积超2万平方米。从位置上看，永乐文智园与丰台火车站相距仅1.2公里，随着丰台站站城一体化发展，它将成为城南地区新的文化亮点。（2021年2月18日《北京日报》2版，《65岁老棉纺厂编织“文创梦”》）
纺织，曾是首都工业的一面旗帜，是新中国对外展示的窗口。当时代的车轮滚滚向前，它成为了北京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排头兵。如今“老纺织”编织着新时代的“文创梦”，乘上东风，再立潮头。
（北京日报客户端 记者汪丹）
首都工业战线上的新军
1954年8月，北京东郊一望无际的青纱帐中，一座崭新的工厂拔地而起。深灰色的高大厂房拥有5万纱锭、1千多台织布机，厂房外，三三两两的建筑工人正在修建庭院花池。这里，便是即将正式开工投产的国营北京第一棉纺织厂。这座棉纺织厂一年生产的纱布，可满足近千万人的需要。
京棉一厂的建厂速度不一般：从1953年3月开始设计，1954年4月就进入了试车生产阶段。当时，有着30多年纺织业工作经验的总工程师李宪章感叹道，建设一座同样规模的纺织厂，即便在国外也得三五年，京棉一厂“简直是个奇迹”。
这个奇迹是“众人拾柴火焰高”创造的。
京棉一厂筹建处主任杨慧洁告诉本报记者，建厂过程中曾委托青岛梭管厂代制一批纱管。谁都知道，对于一个生产管理已上轨道的工厂来说，当它的生产任务已经排好时，额外加货是很麻烦的事，更何况这批纱管的规格与该厂现有产品不同，连工具都需要重新设计制造。但一听说是支援北京的工业建设，青岛梭管厂欣然接受了这批紧急订货，并且按期赶制出来。
其他兄弟厂也纷纷伸出援手：缺乏工具，天津的棉纺厂把自用工具调配进京；没有组织管理经验，西北的棉纺厂传授经验；需要技术力量，上海和青岛的棉纺厂送来大批工程技术人员，为北京培训工人。
继京棉一厂之后，规模更大的国营北京第二棉纺织厂、国营北京第三棉纺织厂相继建成。其中，京棉三厂的产品品种除“京棉”牌白布和细布以外，还有本市从来没有大批生产过的纱哔叽、纱直贡，适合印染成各种色布、花布，可供市民做春秋装或冬装。
1953年到1957年，新中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重点是发展工业。在首都城市区域规划中，与民生息息相关的纺织工业必不可少。这3个新建棉纺织厂形成了北京现代纺织工业的雏形。自此，印有“京棉”字样、比五福布还要细密的平纹细布，开始一卡车一卡车运往城里。
产业链成型跻身全国前列
北京兴建现代化棉纺织厂的时期，也是全国工业快速发展的时期。1956年，全国纺织工业系统有13个工厂动工兴建，其中棉纺厂就有9个，占据大半江山。这些工厂建成以后，过去纺织工业基础薄弱的城市，如北京、郑州等地，均形成了规模巨大的纺织工业区。（1956年4月11日《北京日报》1版，《纺织系统今年将兴建十三个工厂》）
国内工业对于纺织业的重视，除了为满足老百姓的生活需要之外，也是对多年来纺织业积弱的抗争。1956年，上海市工商业联合会副主任委员荣毅仁向记者描述了新中国成立前国内纺织业的窘境，“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黄浦江里停满了美国兵舰，美国货像海潮一样地涌来，我们的棉纺厂用的大部分是美国棉花，中国的工业破产，农村破产。”上海尚且如此，其他城市更不必提。
而新中国用6年时间扭转了局面。农村土地改革让棉花产量快速提高，中国的纱厂不再依靠外国的棉花。随着纺织行业新工厂的出现，北京也逐步由一个古老的消费城市转变为生产城市。
1957年4月，中纺公司北京采购供应站的统计数据显示，北京不再只是一个棉布消费城市，随着外销市场的打开，京棉的销售版图已扩展到16个省，其中浅线呢、毛蓝粗布和特字普鲁褥面等产品最为走俏，颇受消费者喜爱。
经过近十年的发展，到上世纪60年代初期，北京纺织工业已成气候，棉、毛纺织生产水平跻身国内前列，产品大量出口，成为创汇大户。1963年，北京纺织行业举办了一次质量评比，结果显示，北京生产的棉布和精纺毛织品分别有88%和96%以上是一等品；在全市21种主要纺织品中，有7种达到国内优质产品水平。
这些变化说明：北京纺织工业经历了一个由极不完整到比较完整，纺织品品种由少到多，质量由低到高的发展过程，已今非昔比。
京棉巨轮开启产业转型之旅
到1979年时，与京西十里钢城遥遥相对的京东，已是绵延数里的“纺织城”。朝阳八里庄是京东“纺织城”的中心，纺织研究所、京棉一厂、京棉二厂、京棉三厂等都在这里。这一年，北京产品在全国纺织工业名牌产品评比会上位居前三，其中，冰山牌漂白的确良荣获了金牌产品的称号。全市纺织工业一年上缴的利税，占全市财政收入的10%。（1979年9月21日《北京日报》3版，《漫步京东“纺织城”》）
1979年北京展销会上，京棉三厂生产的京棉牌纯棉宽幅平布亮相。
优秀的成绩掀起市场上的“棉纺热”，但首都工业需要更优化的发展。1981年，北京市工业系统调整产业结构，大力发展适合首都特点的轻纺工业。具备“首都特点”的棉纺织产业，首要的就是提高产品质量，增加花色品种，不断丰富首都市场。据市纺织局统计，当年1—7月试制新产品38种，生产的新花色、新品种达6206种。棉纱一等一级品率、精纺毛织品和毛线入库一等品率、丝织品一等品率，与1980年同期相比均有提高。
1982年《北京城市建设总体规划方案》中明确，北京的工业建设规模要严加控制，工业发展主要依靠技术进步。
京棉二厂论规模曾是“中国之最”，论反应也最快。该厂迅速做出调整，将生产“三高一难”，即高档次、高质量、高附加值、有一定生产难度的产品定为目标，并且率先实现按国际质量标准组织生产，让国际上备受欢迎的“无接头纱”首次在中国“落了户”。
上世纪90年代，京棉一厂生产的高级府绸、京棉二厂生产“铜亭”牌纯棉精梳纱闻名全国，另外还有“景山”牌棉纱、“灯笼”牌氨纶纱、“珍珠”牌坯布等产品在国际纺织制造业名列前茅。
随着改革开放的继续深入，北京作为首都在上世纪80年代就摸索实践的工业产业结构调整方向，有了更明确的思路。
北京纺织城所在地原来是地广人稀的东郊，但随着城市化的扩展，已成为人口密集区，显然不再适合设置工厂。按照北京工业布局的新规划，1997年京棉一厂、二厂、三厂整合为北京京棉集团，厂房设在顺义。从此，八里庄一带不再有纺织车间的机器轰鸣声，取而代之的是鑫帝大厦、华堂商场等商业设施，北京纺织业进入了世纪之交的转型期。
顺应时代之变，北京仍在与时俱进。
1998年北京市两会《政府工作报告》中，将“以纺织行业棉纺压锭减员增效为突破口，推动工业的调整和发展”作为国企解困的思路。当年4月13日，北京棉纺集团首批一万锭落后细纱机，当着各有关部门监销员的面，被倒入转炉红通通的炉膛中……此举打响了京城压缩棉纺纱锭的“第一炮”，拉开了以纺织为突破口，实现国有企业脱困与改革目标攻坚战的序幕。
随着国有企业改革沿市场化方向深入推进，京棉巨轮通过兼并、转移、破产等途径，开启了产业结构调整和转型之旅。先是北京印染厂、纺织机械厂，而后是京棉一厂、京棉三厂，最后，盛极一时的京棉二厂也在2006年进行改革重组。
“老纺织”转身文创再立潮头
2008年8月，一则“京棉二厂老厂址要建文化创意产业园”的消息引发人们关注。原本京棉二厂的土地也计划像京棉一厂、三厂那样进行房地产开发，一次性收益颇丰，怎么突然改变主意了呢？
京棉集团将目光投向文创产业，与当时工业遗存资源保护和再利用愈加受到重视有关。
2004年北京总规第五次修编后，明确北京是全国的政治中心、文化中心，是世界著名古都和现代国际城市。工业资源与文化创意产业的结合，与首都功能定位相符。2007年11月，北京市工促局、规划委、文物局联合发布了《北京市保护利用工业资源，发展文化创意产业指导意见》，探讨建立工业遗产的评价标准和认定机制，对其进行保护。（2008年1月23日《北京日报》5版，《工业遗迹将登文保名录》）
北京市规划委相关负责人透露，改建文化创意产业园，一方面可以保护工业文化遗存，延续城市历史记忆；另一方面可实现产业升级，获得长期收益。
2011年9月，占地面积相当于半个798园区的原京棉二厂重新开放，变身为容纳125家优质创意企业、年产值100亿元的莱锦文化创意产业园。开园仪式现场，大屏幕上密密麻麻排列着来头不小的入驻企业LOGO：昌荣传播公司、东方风行集团、安世亚太科技公司、华策影视公司……高端产业、国际化、总部型，是这些入驻企业的特色。
2015年，《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中将纺织业列入北京市坚决淘汰产业范围，“纺织”既不适应北京经济社会发展要求，也与北京城市战略定位不相符。2016年，北京纺织印染、服装加工生产业态全面转出北京地区。它们所属的老国企北京纺织控股，也宣布更名为时尚控股，走上了一条时尚之路。
抢先一步，便是不一样的天地。在“老纺织”纷纷退场的同时，京棉二厂已凭借莱锦文化创意产业园再度“C位出道”，成为老旧厂房华丽转身的典范。它既是新兴的创业和创意园区，也是北京城市文化的新景观。2015年10月，莱锦文化创意产业园从全市百余家园区中脱颖而出，入选北京市首批4个“市级文化创意产业示范园区”，这意味着它在政策先行先试、资金优先扶持、搭建服务平台、优化人才服务、保障项目审批等方面将获得更加有力的支持。
2018年10月，来自20个国家23家媒体的记者来到朝阳区，参观转型升级后的老旧厂房。在莱锦文化创意产业园，京棉二厂老厂房改造成为46栋花园式低密度工作室的创意、近百家文化创意企业在这里创造500亿元年产值的成绩，让外国记者赞叹不已。他们纷纷表示，要把中国经验带回自己的国家。
随着北京打造全国文化中心，大力发展文化创意产业，越来越多老旧厂房再利用的故事在北京上演。“东有莱锦，西有永乐”——这个“永乐”指的是位于丰台区造甲街的永乐文智园，其前身是京棉二厂分厂。昔日的老厂房，如今已成为一个集文创中心、全智能路演中心、办公、文化书店、文化产品交流展示、创意工作室、品牌商铺、特色餐饮、休闲健身等于一体的融合功能空间，建筑面积超2万平方米。从位置上看，永乐文智园与丰台火车站相距仅1.2公里，随着丰台站站城一体化发展，它将成为城南地区新的文化亮点。（2021年2月18日《北京日报》2版，《65岁老棉纺厂编织“文创梦”》）
纺织，曾是首都工业的一面旗帜，是新中国对外展示的窗口。当时代的车轮滚滚向前，它成为了北京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排头兵。如今“老纺织”编织着新时代的“文创梦”，乘上东风，再立潮头。
（北京日报客户端 记者汪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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