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长的这半年，像一本书、更像是一部电影；经历分手、疫情、公司经营的困境，关关难过、一切都扛了过来；面对未来，期望自己既有前进一寸的勇气、亦有后退一尺的从容；不忘初心、自律上进、愿在不远处遇见更优秀的自己；面对感情、依旧相信爱情、只有该结婚的感情、没有该结婚的年纪；主动拥抱生活、敞开心扉驻足、期待美好不期而遇；六月你好#努力,只为遇见更好的自己# https://t.cn/RU1ykQe
#是我历史君#【古代很少有“腐渣工程”，全因这一制度太严格，若出现后果很严重】所谓的豆“腐渣工程”，是指那些由于偷工减料等原因造成不坚固的危险容易毁坏的工程。狭义的“豆腐渣工程”是专指质量不达标的工程，而广义的“豆腐渣工程”应是指生产、经营过程中的一切不合格项。如：楼房坍塌，往往是设计考虑不周、施工偷工减料所致。
耗资十八个亿修的大桥，通车不足一年，钢筋水泥终成豆腐渣，四辆货车冲过，桥体坍塌，车毁人亡；云南通车的第二天出现坍塌；湖南XX大桥竣工前倒塌；福建XX大桥垮塌；辽宁投资近3千万大桥竣工前坍塌.....
看到这么多的大桥大桥坍塌信息，不禁让人胆战心惊，中国的建造质量和技术，什么时候差成这样了？这样的工程，一旦建起来，对百姓来说，就是祸端和灾难，还谈什么为民造福。
那么，中国的建筑技术真的很差吗？
肯定不是。
我泱泱中华，在古代，建筑技术堪称一流。
应县木塔至今已有960年历史，赵州桥由李春设计建造，已历经1400年风雨，都江堰更是有2200年的高寿，四川达县，明代建造的彩虹桥，至今都是孩子们上学的必经之路。
洛阳桥，原名“万安桥”，结构工艺技术高超，名震寰宇。还有800年历史的卢沟桥，历经多次洪水、战乱，百吨货车驶过依然安然无恙，而有关建筑学的著作更是不胜枚举。春秋的《考工记》，北宋的《筑城法式》，南宋的《营造法式》，堪称建筑的“葵花宝典”。
古人没有钢筋水泥，没有起重机，没有空口白牙的喊口号，更没有各种花里花哨的大典、没有各种名目繁多的奖项，但是，他们的工程固若金汤，至今屹立不倒，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建筑奇迹，这不得不让人叹服！可以说，无论是建筑材料，还是建筑条件，古人都没法和今天相比。
那么，为何他们的建筑会如此牢固，如此耐用呢？
其实，古代也曾经出现过豆腐渣工程，只是他们的豆腐渣工程，只要一经发现，就绝对严惩，并且，有一整套的追溯制度，所以，一般人不敢造次。
其中，明朝的朱常瀛桂王，就曾经遇到了豆腐渣工程。话说1621年，朱常瀛要在衡阳建桂王府。知道这是块大肥肉，很多人削减脑袋去争取，一个叫黄用的太监，想要接下这个肥差，花了五万两银子行贿，终于弄到了监造的资格。历时六年，耗费五十万钱，桂王府修成，朱常瀛美滋滋地搬了进去，不料有一天他正在休息，房梁咣当一声掉下来，差点被砸到。
对于此事，黄用不得已和另一名管事一起，慌忙给人又送修补的钱，又送压惊钱，桂王爷这才没有将此事闹大。本以为这事就这样过了，没曾想，第二年三月初三，衡州连阵大雨，桂王梳洗时忽闻“如雷震响”，出来一看，蒙了，怎么回事？王府的正殿居然轰然垮塌了！六名宫女还被埋了。得，这下，纸也包不住火了，有钱也摆不平了，桂王一气之下，把事情捅到了崇祯皇帝那里。
当即，崇祯皇帝派人调查，原来黄用等人为了多捞工程款，工程建设十分潦草，地基没有夯实，墙脚根基浅薄，石料之内，用竹条、松枝与河沙充数，梁柱所用木材，竟然有低价买来的朽木，完全不符合“程式”。这还有什么说的，将黄用等人拉出去问斩，再批银子重建。你看，古人也有人想动歪脑筋，想偷工减料，不料，问责制度相当严格。结果，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其实，无论是明代还是清代，针对工程建筑，都有相应的律法，《工律》就是其中之一，针对非法营造、虚费工力、采取木石不堪用、造作低劣等方面非常具体的刑法规定，轻者打板子、给徒刑，重者处死。相比我们今天针对偷工减料，豆腐渣工程的相关人员处罚，古代人的严惩力度，明显要大很多。并且，除了在律法上的严格规定之外，古人还非常善于追本溯源。
《吕氏春秋》上首次提到了“物勒工名”，意思是：器物的制造者要将自己的名字刻在上面，类似于我们今天要求产品上要有相关标识。比如：生产日期、生产厂家、生产地址等，如果没有，就会被视作“三无产品”一样。我们今天大多用于产品上面，而古人则是用于方方面面，连建筑，房屋，甚至，一块砖，他们都会用这种标记的办法。
从一件商品的“工名”，可以追溯到制作商、制作者等诸多信息，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达到追本溯源，质量严控的目的。一开始，对于物勒工名，统治者是强制要求的，目的就是为了达到质量严控的目的，但是，随着越多的制造者加入其中，这一批有质量保证的，在行业内就自然会形成口碑，于是，大多数人越来越乐意将自己的信息留在商品上面，这应该就是今天商标的雏形。
许多明代留下来的砖头都刻有铭文，“招甲席俊翁甲首方朝张/窑匠卢立/造砖夫广福寺”。“长沙府礼陵县提调官典史陈福司吏冷荣/制作匠王庶人户刘高叔/洪武七年八月造”等，这些铭文，我们可以看到，有负责人，有窑匠，有工匠，每块砖，每个地方，都有相对应的负责人，每块砖都有出处，如此严密的质量监控系统，不得不让人佩服古人的智慧和严密。
更为严苛的，就是在建造的过程中，不等你建完，就有监督管理的人会过来抽查，如果是大型建筑，皇帝抽查也是常有的事。
据明代祝枝山的《野记》记载，朱元璋修南京城墙的时候，经常去现场监察，据说，他走到一处，就让工人将那一处的城墙打开，如若发现有以次充好的现象，必定严惩。“筑筑者于垣中”这一段工程的质监员、包工头、工匠都会被当作材料给砌到城墙里去，以此残酷手段确保城墙修得固若金汤。朱元璋的惩戒手法固然过于残暴，但是，确实对今天的工程质量把控，有很好的借鉴意义。
你以为古人只针对建筑才这么严苛吗？
绝对不是。
他们对所有工艺、工匠的要求都非常严苛。明代就曾经规定，织匠“就予车上编号烙印，附册开写看验提调官吏并匠作姓名，日后有不坚固者，照名究治”。是的，你没看错，对待一台织布机、织匠，他们照样要追本溯源。
随着各个行业都要追本溯源规矩的建立，各行各业的匠人们，开始各自组织商会、行会，一是出于同舟共济，同甘共苦的行业义气，还有就是想在各行业形成自己的行业标准，比如：清代光绪年间，有一条关于当地泥匠的行规，“泥墙须包三年，如三年内倒塌者，归泥匠赔修”。当地加入本行会的所有泥作匠，均须遵守这一条款。
所以，从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在古代，一个建筑，从一块砖开始，就已经有严密的质量监督体系了，从源头上几乎切断了以次充好的豆腐渣工程，在中间环节上，除了有政府的各项法律作为保障之外，还有各个行业的商会、行会，进行监督。
由此可见，古人在质量管控上的手段和方法，跟今人相比，是有过之无不及。
古人尚且知道，质量乃行业之根本，大到宫廷建筑，小到一块布，都能坚守住质量底线，为何在我们物质条件极度发达的今天，起重机我们有了，挖掘机我们也有了，多坚固的钢筋水泥，我们也能造，即便是这样，人们反而忘记了，严把质量关，总是不顾一切地追求所谓的“中国速度”不顾科学，枉顾质量。
这样带来的恶果，到底谁能承受得了？所以，望诸君，以古为鉴！
参考资料：
【《野记》、《考工记》、《筑城法式》、《营造法式》】
耗资十八个亿修的大桥，通车不足一年，钢筋水泥终成豆腐渣，四辆货车冲过，桥体坍塌，车毁人亡；云南通车的第二天出现坍塌；湖南XX大桥竣工前倒塌；福建XX大桥垮塌；辽宁投资近3千万大桥竣工前坍塌.....
看到这么多的大桥大桥坍塌信息，不禁让人胆战心惊，中国的建造质量和技术，什么时候差成这样了？这样的工程，一旦建起来，对百姓来说，就是祸端和灾难，还谈什么为民造福。
那么，中国的建筑技术真的很差吗？
肯定不是。
我泱泱中华，在古代，建筑技术堪称一流。
应县木塔至今已有960年历史，赵州桥由李春设计建造，已历经1400年风雨，都江堰更是有2200年的高寿，四川达县，明代建造的彩虹桥，至今都是孩子们上学的必经之路。
洛阳桥，原名“万安桥”，结构工艺技术高超，名震寰宇。还有800年历史的卢沟桥，历经多次洪水、战乱，百吨货车驶过依然安然无恙，而有关建筑学的著作更是不胜枚举。春秋的《考工记》，北宋的《筑城法式》，南宋的《营造法式》，堪称建筑的“葵花宝典”。
古人没有钢筋水泥，没有起重机，没有空口白牙的喊口号，更没有各种花里花哨的大典、没有各种名目繁多的奖项，但是，他们的工程固若金汤，至今屹立不倒，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建筑奇迹，这不得不让人叹服！可以说，无论是建筑材料，还是建筑条件，古人都没法和今天相比。
那么，为何他们的建筑会如此牢固，如此耐用呢？
其实，古代也曾经出现过豆腐渣工程，只是他们的豆腐渣工程，只要一经发现，就绝对严惩，并且，有一整套的追溯制度，所以，一般人不敢造次。
其中，明朝的朱常瀛桂王，就曾经遇到了豆腐渣工程。话说1621年，朱常瀛要在衡阳建桂王府。知道这是块大肥肉，很多人削减脑袋去争取，一个叫黄用的太监，想要接下这个肥差，花了五万两银子行贿，终于弄到了监造的资格。历时六年，耗费五十万钱，桂王府修成，朱常瀛美滋滋地搬了进去，不料有一天他正在休息，房梁咣当一声掉下来，差点被砸到。
对于此事，黄用不得已和另一名管事一起，慌忙给人又送修补的钱，又送压惊钱，桂王爷这才没有将此事闹大。本以为这事就这样过了，没曾想，第二年三月初三，衡州连阵大雨，桂王梳洗时忽闻“如雷震响”，出来一看，蒙了，怎么回事？王府的正殿居然轰然垮塌了！六名宫女还被埋了。得，这下，纸也包不住火了，有钱也摆不平了，桂王一气之下，把事情捅到了崇祯皇帝那里。
当即，崇祯皇帝派人调查，原来黄用等人为了多捞工程款，工程建设十分潦草，地基没有夯实，墙脚根基浅薄，石料之内，用竹条、松枝与河沙充数，梁柱所用木材，竟然有低价买来的朽木，完全不符合“程式”。这还有什么说的，将黄用等人拉出去问斩，再批银子重建。你看，古人也有人想动歪脑筋，想偷工减料，不料，问责制度相当严格。结果，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其实，无论是明代还是清代，针对工程建筑，都有相应的律法，《工律》就是其中之一，针对非法营造、虚费工力、采取木石不堪用、造作低劣等方面非常具体的刑法规定，轻者打板子、给徒刑，重者处死。相比我们今天针对偷工减料，豆腐渣工程的相关人员处罚，古代人的严惩力度，明显要大很多。并且，除了在律法上的严格规定之外，古人还非常善于追本溯源。
《吕氏春秋》上首次提到了“物勒工名”，意思是：器物的制造者要将自己的名字刻在上面，类似于我们今天要求产品上要有相关标识。比如：生产日期、生产厂家、生产地址等，如果没有，就会被视作“三无产品”一样。我们今天大多用于产品上面，而古人则是用于方方面面，连建筑，房屋，甚至，一块砖，他们都会用这种标记的办法。
从一件商品的“工名”，可以追溯到制作商、制作者等诸多信息，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达到追本溯源，质量严控的目的。一开始，对于物勒工名，统治者是强制要求的，目的就是为了达到质量严控的目的，但是，随着越多的制造者加入其中，这一批有质量保证的，在行业内就自然会形成口碑，于是，大多数人越来越乐意将自己的信息留在商品上面，这应该就是今天商标的雏形。
许多明代留下来的砖头都刻有铭文，“招甲席俊翁甲首方朝张/窑匠卢立/造砖夫广福寺”。“长沙府礼陵县提调官典史陈福司吏冷荣/制作匠王庶人户刘高叔/洪武七年八月造”等，这些铭文，我们可以看到，有负责人，有窑匠，有工匠，每块砖，每个地方，都有相对应的负责人，每块砖都有出处，如此严密的质量监控系统，不得不让人佩服古人的智慧和严密。
更为严苛的，就是在建造的过程中，不等你建完，就有监督管理的人会过来抽查，如果是大型建筑，皇帝抽查也是常有的事。
据明代祝枝山的《野记》记载，朱元璋修南京城墙的时候，经常去现场监察，据说，他走到一处，就让工人将那一处的城墙打开，如若发现有以次充好的现象，必定严惩。“筑筑者于垣中”这一段工程的质监员、包工头、工匠都会被当作材料给砌到城墙里去，以此残酷手段确保城墙修得固若金汤。朱元璋的惩戒手法固然过于残暴，但是，确实对今天的工程质量把控，有很好的借鉴意义。
你以为古人只针对建筑才这么严苛吗？
绝对不是。
他们对所有工艺、工匠的要求都非常严苛。明代就曾经规定，织匠“就予车上编号烙印，附册开写看验提调官吏并匠作姓名，日后有不坚固者，照名究治”。是的，你没看错，对待一台织布机、织匠，他们照样要追本溯源。
随着各个行业都要追本溯源规矩的建立，各行各业的匠人们，开始各自组织商会、行会，一是出于同舟共济，同甘共苦的行业义气，还有就是想在各行业形成自己的行业标准，比如：清代光绪年间，有一条关于当地泥匠的行规，“泥墙须包三年，如三年内倒塌者，归泥匠赔修”。当地加入本行会的所有泥作匠，均须遵守这一条款。
所以，从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在古代，一个建筑，从一块砖开始，就已经有严密的质量监督体系了，从源头上几乎切断了以次充好的豆腐渣工程，在中间环节上，除了有政府的各项法律作为保障之外，还有各个行业的商会、行会，进行监督。
由此可见，古人在质量管控上的手段和方法，跟今人相比，是有过之无不及。
古人尚且知道，质量乃行业之根本，大到宫廷建筑，小到一块布，都能坚守住质量底线，为何在我们物质条件极度发达的今天，起重机我们有了，挖掘机我们也有了，多坚固的钢筋水泥，我们也能造，即便是这样，人们反而忘记了，严把质量关，总是不顾一切地追求所谓的“中国速度”不顾科学，枉顾质量。
这样带来的恶果，到底谁能承受得了？所以，望诸君，以古为鉴！
参考资料：
【《野记》、《考工记》、《筑城法式》、《营造法式》】
印度经济清零式崩盘：“莫迪经济学”玩不下去了
疫情对经济造成了严重的冲击，世界主要经济体都不能幸免。然而，各国4月份主要经济指标出炉后，人们发现“环球同此凉热”的方向一致，但“凉”的程度却大大不同。比如备受瞩目的“龙象之争”主角——中国和印度，4月经济指标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差距。
印度经济的“清零式崩盘”
5月7日公布的4月财新中国通用服务业经营活动指数（服务业PMI）录得44.4，较3月回升1.4个百分点。此前公布的4月财新中国制造业PMI回落0.7个百分点至49.4，再回收缩区间。4月财新中国综合PMI录得47.6，回升0.9个百分点。
低于PMI荣枯线50的指数，显示中国经济仍处于收缩区。疫情的影响尚未结束，疲软的数据并不出乎意料。而印度“清零式崩盘”则让人大跌眼镜。
著名金融数据公司IHSMarkit公布的数据显示，印度4月服务业采购经理人指数（PMI）跌至5.4，为史上首次出现个位数，同时创出世界最低纪录。前值则为49.3，下跌幅度达到了88.4%，也是创纪录的跌幅。
受服务业PMI拖累，印度4月综合PMI从3月的50.6降至7.2。由此推算，印度4月GDP年化萎缩15%。
如果说“中国龙”正在疫情阴影之下徘徊起伏，那么“印度象”直接掉进了深坑，其经济表现已经远低于全球其他主要经济体。即使以疫情高峰期间严格限制出行的防控政策解释，也很难说得通。
4月份欧元区国家也处于疫情高峰期，多国执行了程度不同的居家隔离政策，但欧元区4月服务业PMI初值报11.7、综合PMI初值13.5，跌幅均在50%左右，比起印度的“大出血”要正常得多。印度经济到底发生了什么？
“莫迪经济学”的数字游戏
问题首先可能出现在“数据注水”。印度经济此前的数据可能被人为拔高了。莫迪政府执政的2013年至2018年期间，印度国内生产总值增速年均达到了7%以上，这一成就被归功于“莫迪经济学”的成绩。
然而，外界似乎忽略了2015年莫迪政府对GDP核算方式的“修订”，人为制造了“纸面上的繁荣”。
印度这次修订可谓大刀阔斧、魄力惊人：制造业月度指数强行绑定于同类商品，比如印度生产了一辆印度国产车，强行与市场上的奥迪车等价。
金融领域，原先统计方式是计算银行和保险两个行业的数据，修订后增加了已经进入股票交易和券商的资金数据。
消费方面，印度的金银饰品消费旺盛，这原本算作消费部分的数据，按照新的统计方式还把买入的金银部分算作储蓄，实现了“一菜两吃”。总之，各种数字游戏的“做大做强”为印度经济化了个浓妆。
这套新统计核算方法出台后，从2012年的数据开始“修订”，印度的经济数据成功“化妆”。莫迪政府是2013年5月正式执政的，从上一年度开始修正的用意昭然若揭。
尽管IHSMarkit是总部位于伦敦的金融数据公司，没有义务配合印度政府的数据游戏，但是PMI指数的数据来源也很难完全绕开印度官方数据，历史数据含有“水分”在所难免。
直到疫情暴发后，印度经济停摆，虚高部分放大了落差，数据泡沫的真相浮出了水面。
把难题留到最后的印度经济结构
除了数据泡沫，印度经济结构也存在先天的缺陷。中印两国同属新兴经济国家，都拥有庞大的人口以及廉价劳动力优势。
但是，在本轮全球化浪潮中，中印两国点开了不同的“科技树”分支：中国选择了制造业发展的路径，而印度选择了服务业作为“第一桶金”。
印度的选择符合本国国情。印度完整保留了殖民时代的遗产，其中就包括成熟的英式金融体系，服务业的起点较高。
早在1980年，印度以金融为主的服务业就占据了GDP的40.32%，而中国在2000年，服务业才达到GDP的39.79%。
在服务业的发展起点上，印度比中国领先了一个世代。
大英帝国的另一遗产——作为官方语言的英语，也让印度的外向型服务业具备更好的劳动力基础。
在中国接受制造业转移的同时，印度成了欧美企业服务业外包的天堂。欧美人士很快就熟悉了来自孟买的、印度口音浓重的售后服务电话。
良好的英语基础还让印度的软件产业获得了先发优势。印度科学学院所在的“科学城”班加罗尔早在本世纪初就成了全球软件外包业的中心，华丽转型为“印度硅谷”。
服务业的发展优势在于投入小、见效快，印度外向型服务业的高速发展曾经让中国也羡慕不已。
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印两国的经济表现还难分伯仲，但印度的发展模式看上去更为轻松。
中国制造业发展在经历大量人口转移、“血汗工厂”和沉重环境代价的痛苦阶段时，印度新兴白领阶层已经开始了写字楼生涯。绕开二产，发展外向型三产，印度似乎走了一条发展的捷径。
但是，外向型服务业的短板也逐步体现。制造业发展是一个滚雪球的过程，既带动了基础设施建设、迅猛的城市化进程，也促进了内生市场的发育。
而外包型服务则是“躲进小楼成一统”，对外服务的产能对印度本土经济的拉动非常有限。印度经济在疫情之前已经出现了瓶颈，看似领先的服务业也进入了“只开花不结果”的怪圈。
最为典型的是电商产业。中国的电商产业已经在体量上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服务于9亿网民。
但印度的电商产业还只能覆盖三大都市，只占印度总人口的8%。印度强大的金融体系无法解决支付问题，强大的软件产业不能补上网络普及率的短板。
落后的基建条件、糟糕的物流系统，金融精英和IT高手们面对国内市场只能感慨“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外向型服务业的“超前发展”等于把最难解的题留到了最后。
印度经济在4月份的“清零式崩盘”，不是因为印度封城了，而是因为欧美封城了。
失去外部需求的印度经济直接“卸妆”，露出了“贫血”的本色——这不过是一个人均GDP 2100美元的发展中国家，印度国内市场虚弱、基础建设水平低下的短板暴露无遗。
结语
当然，特殊时期、极端条件之下的经济表现并不能作为“龙象之争”的最终判断依据。
全球化经济时代的国际竞争不是零和博弈，“邻居家的不幸”不值得庆贺。
印度良好的金融体系、灵活的国际关系定位以及50%人口处于25岁以下的年轻人口结构，都会让她的灾后复苏更为顺畅。
经历了这次疫情，誓言打造“印度制造”的莫迪政府肯定会加速工业化进程，提高制造业水平。补课第二产业将会是印度未来经济政策的重心。
对中国而言，印度的“疫情经济”也很有启发。服务业发展固然重要，但没有工业化、没有良好的制造业基础，一切都是空谈。看似时髦的“去工业化”、拔苗助长的产业升级，绝不可取。
□关不羽（专栏作家 经济学者）
疫情对经济造成了严重的冲击，世界主要经济体都不能幸免。然而，各国4月份主要经济指标出炉后，人们发现“环球同此凉热”的方向一致，但“凉”的程度却大大不同。比如备受瞩目的“龙象之争”主角——中国和印度，4月经济指标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差距。
印度经济的“清零式崩盘”
5月7日公布的4月财新中国通用服务业经营活动指数（服务业PMI）录得44.4，较3月回升1.4个百分点。此前公布的4月财新中国制造业PMI回落0.7个百分点至49.4，再回收缩区间。4月财新中国综合PMI录得47.6，回升0.9个百分点。
低于PMI荣枯线50的指数，显示中国经济仍处于收缩区。疫情的影响尚未结束，疲软的数据并不出乎意料。而印度“清零式崩盘”则让人大跌眼镜。
著名金融数据公司IHSMarkit公布的数据显示，印度4月服务业采购经理人指数（PMI）跌至5.4，为史上首次出现个位数，同时创出世界最低纪录。前值则为49.3，下跌幅度达到了88.4%，也是创纪录的跌幅。
受服务业PMI拖累，印度4月综合PMI从3月的50.6降至7.2。由此推算，印度4月GDP年化萎缩15%。
如果说“中国龙”正在疫情阴影之下徘徊起伏，那么“印度象”直接掉进了深坑，其经济表现已经远低于全球其他主要经济体。即使以疫情高峰期间严格限制出行的防控政策解释，也很难说得通。
4月份欧元区国家也处于疫情高峰期，多国执行了程度不同的居家隔离政策，但欧元区4月服务业PMI初值报11.7、综合PMI初值13.5，跌幅均在50%左右，比起印度的“大出血”要正常得多。印度经济到底发生了什么？
“莫迪经济学”的数字游戏
问题首先可能出现在“数据注水”。印度经济此前的数据可能被人为拔高了。莫迪政府执政的2013年至2018年期间，印度国内生产总值增速年均达到了7%以上，这一成就被归功于“莫迪经济学”的成绩。
然而，外界似乎忽略了2015年莫迪政府对GDP核算方式的“修订”，人为制造了“纸面上的繁荣”。
印度这次修订可谓大刀阔斧、魄力惊人：制造业月度指数强行绑定于同类商品，比如印度生产了一辆印度国产车，强行与市场上的奥迪车等价。
金融领域，原先统计方式是计算银行和保险两个行业的数据，修订后增加了已经进入股票交易和券商的资金数据。
消费方面，印度的金银饰品消费旺盛，这原本算作消费部分的数据，按照新的统计方式还把买入的金银部分算作储蓄，实现了“一菜两吃”。总之，各种数字游戏的“做大做强”为印度经济化了个浓妆。
这套新统计核算方法出台后，从2012年的数据开始“修订”，印度的经济数据成功“化妆”。莫迪政府是2013年5月正式执政的，从上一年度开始修正的用意昭然若揭。
尽管IHSMarkit是总部位于伦敦的金融数据公司，没有义务配合印度政府的数据游戏，但是PMI指数的数据来源也很难完全绕开印度官方数据，历史数据含有“水分”在所难免。
直到疫情暴发后，印度经济停摆，虚高部分放大了落差，数据泡沫的真相浮出了水面。
把难题留到最后的印度经济结构
除了数据泡沫，印度经济结构也存在先天的缺陷。中印两国同属新兴经济国家，都拥有庞大的人口以及廉价劳动力优势。
但是，在本轮全球化浪潮中，中印两国点开了不同的“科技树”分支：中国选择了制造业发展的路径，而印度选择了服务业作为“第一桶金”。
印度的选择符合本国国情。印度完整保留了殖民时代的遗产，其中就包括成熟的英式金融体系，服务业的起点较高。
早在1980年，印度以金融为主的服务业就占据了GDP的40.32%，而中国在2000年，服务业才达到GDP的39.79%。
在服务业的发展起点上，印度比中国领先了一个世代。
大英帝国的另一遗产——作为官方语言的英语，也让印度的外向型服务业具备更好的劳动力基础。
在中国接受制造业转移的同时，印度成了欧美企业服务业外包的天堂。欧美人士很快就熟悉了来自孟买的、印度口音浓重的售后服务电话。
良好的英语基础还让印度的软件产业获得了先发优势。印度科学学院所在的“科学城”班加罗尔早在本世纪初就成了全球软件外包业的中心，华丽转型为“印度硅谷”。
服务业的发展优势在于投入小、见效快，印度外向型服务业的高速发展曾经让中国也羡慕不已。
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印两国的经济表现还难分伯仲，但印度的发展模式看上去更为轻松。
中国制造业发展在经历大量人口转移、“血汗工厂”和沉重环境代价的痛苦阶段时，印度新兴白领阶层已经开始了写字楼生涯。绕开二产，发展外向型三产，印度似乎走了一条发展的捷径。
但是，外向型服务业的短板也逐步体现。制造业发展是一个滚雪球的过程，既带动了基础设施建设、迅猛的城市化进程，也促进了内生市场的发育。
而外包型服务则是“躲进小楼成一统”，对外服务的产能对印度本土经济的拉动非常有限。印度经济在疫情之前已经出现了瓶颈，看似领先的服务业也进入了“只开花不结果”的怪圈。
最为典型的是电商产业。中国的电商产业已经在体量上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服务于9亿网民。
但印度的电商产业还只能覆盖三大都市，只占印度总人口的8%。印度强大的金融体系无法解决支付问题，强大的软件产业不能补上网络普及率的短板。
落后的基建条件、糟糕的物流系统，金融精英和IT高手们面对国内市场只能感慨“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外向型服务业的“超前发展”等于把最难解的题留到了最后。
印度经济在4月份的“清零式崩盘”，不是因为印度封城了，而是因为欧美封城了。
失去外部需求的印度经济直接“卸妆”，露出了“贫血”的本色——这不过是一个人均GDP 2100美元的发展中国家，印度国内市场虚弱、基础建设水平低下的短板暴露无遗。
结语
当然，特殊时期、极端条件之下的经济表现并不能作为“龙象之争”的最终判断依据。
全球化经济时代的国际竞争不是零和博弈，“邻居家的不幸”不值得庆贺。
印度良好的金融体系、灵活的国际关系定位以及50%人口处于25岁以下的年轻人口结构，都会让她的灾后复苏更为顺畅。
经历了这次疫情，誓言打造“印度制造”的莫迪政府肯定会加速工业化进程，提高制造业水平。补课第二产业将会是印度未来经济政策的重心。
对中国而言，印度的“疫情经济”也很有启发。服务业发展固然重要，但没有工业化、没有良好的制造业基础，一切都是空谈。看似时髦的“去工业化”、拔苗助长的产业升级，绝不可取。
□关不羽（专栏作家 经济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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