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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音】牟宗三：读懂中国经典的方法
中国的哲学，不像西方那样的很有系统，它原初所走的就不是逻辑的进路。譬如说中国思想最蓬勃时期的先秦诸子，如孔、孟、老、庄，大体都不是很严格的逻辑系统。
譬如说读《论语》，《论语》并不是一个系统，而是嘉言懿行录。你可说它是这里一句，那里一句的，零零碎碎的。就是其他的，譬如说《孟子》，《孟子》七篇亦只是弟子的记录。最有系统性的，只有<告子篇上>。从告子曰[性猶杞柳也]一直至上篇完，一气呵成，很有系统性。
按常理论，这比较有系统性的部分，应比较容易了解。事实上却不然。这<告子上>篇，二千多年，几乎每一个读书人都读过的。唐宋以来，《四书》尤受重视，从小孩起便读，一直读到成年、成进士，但读的结果是不懂。
其他的没有系统性的文献，那便更难，这里一句，那里一句，如何来了解呢？故以西方人的眼光来看中国的思想，是很麻烦的，很难了解。
所以有一个洋人就不了解，他说为什么你们中国人这样尊崇《论语》？这《论语》毫无道理，东一句、西一句，又没有定义、没有系统，这样而如此的受尊崇，好像是不可思议的。这样的说法，发自西方人，不算希奇。西方人的智慧，要讲话便先要下定义，有概念、有系统性才过瘾，而我们的《论语》没有，故西方人发这种怀疑的态度，是很可理解的。
但渐渐不一定是西方人如此，我们中国人亦渐渐有此怀疑的态度出现。不只是现代的年轻人，在五四运动时的人，已是如此。五四那时代的人，到现在已是八、九十岁，现在看起来，不都是老师宿儒么？但他们都不能读文献、不能理解。这是一个十分严重的问题，这情形是大家眼前所看得到的。所以研究中国哲学这一方面，读文献成了一很重要的事情。
我们现在奉劝诸位，不要把精神浪费在上天下地找材料找版本的活动上。做别的研究，或许需要上天下地的找材料，但念哲学并不需要如此。我所说的文献的途径的意思，最主要是重[理解]。
民国以来，中国人的对学问的理解能力，丧失的不成样子。你不能说中国人没有聪明，但在这方面，很差、很愚蠢。就算是很普通、很好理解的东西，却可被理解的乱七八糟，人们总要想从那里出些怪花样。如是对古典都不能了解。年轻的人对古典不能了解，还可以说得过去，但老年人、老先生亦是不能了解，全都丧失了理解的能力。
照这样说起来，中国几千年的文化，究竟是在那里呢？文化的发展，发展出个什么来呢？好像中国人一直都在那里睡觉似的。事实上並不如此，中国人以前是很有理解力的。尽管古代的注疏家也有说法不同的地方，也有错误的地方，但大体上是能了解的。就只是到了民国以来，了解古典变得很困难。
为什么说以前的人比较能理解呢？譬如说儒家之学，它有其本身的传统，代代相传，有其一定的讲法。如汉朝的经学，你要是讲《公羊春秋》，是要守家法的，他们讲书很熟，有规矩。虽然汉儒的注解只是文句上的解释，但大体上义理是不错的，只是没有说到十分精微的地方。到宋儒出来，把全幅精神集中在对《四书》之研究上，《四书》是最可以把孔、孟的精神显出来的文献。
由于宋儒全幅精神集中于《四书》，所以能够比较深入，比较有深度的理解，汉儒比较不重视《四书》，对《四书》只是作一般性的文献来理解。宋明六百多年的儒学，是有一个中心问题在那里领导着的，因而形成一个发展的系统，大体上是不乱的，他们对《四书》的了解，也许会有些距离，不一定能完全符合《四书》的原意，但大体上是不差的。
他们能把儒学的核心观念抓住，辗转讨论引申，讨论了六百多年，长时间的磨来磨去，总会磨出一些东西，所以虽然他们的用心讨论的范围也许很狭，但就对《四书》的理解，对儒家的核心问题的研究来说，是很有贡献的，你不满意可以，但你菲薄他们，便不可以。他们确能把握儒家的核心，把最主要的骨干抓住，这便成为一个传统。
又譬如你要讲道家，亦有一定的讲法，不可乱讲。如《老子》、《庄子》，文献俱在。《庄子》文章漂亮，大家都喜欢读，但说到了解，便很难。《老子》五千言看似简单，其实亦是很不容易了解。而以前对道家的讲法，大体上是不错的，因那是中华民族自己发出来的东西。
儒家和道家都是中华民族有虞、夏、商、周相沿的传统一根而发出来的，自有一种气氛，以前的人能嗅到那气氛，故都能了解。现在的人，渐渐不能嗅到那气氛，便渐渐不能了解。故讲道家，是有道家的讲法。后来便是吸收佛教。讲佛教亦有佛教的一定讲法。
佛教较严格，较有系统性、概念性。问题是名词概念太多，很麻烦，那是另一套语言，故很难。但亦有章法，不可乱讲。你要了解佛教，不知要费多少年的工夫才能入，把它把握住，不可以望文生义地乱讲，以为随便看看便可以了解佛教。
中国吸收佛教，从魏晋起，经过南北朝、隋唐，至唐，玄奘回国，便把佛教学全部吸收到中国来，这其中经过了四、五百年的长期吸收消化。佛教代表一系统、一方向，这方向可以说是智慧的方向，了解一个智慧的方向，是不容易的。
所以你若要了解中国哲学这两千多年的发展，便要了解三个义理系统。儒家是主流，是中国思想的正统；道家是旁枝，这可以看成是对于儒家的一个补充，或提醒。后来吸收了佛教，佛教是由另一个文化系统而孕育出来的义理系统，对中国文化刺激很大。所以你要研究中国哲学，便要从文献入手，对这三方面的文献传统，便不能不注意。
亦因此我们读文献是有一定的范域，一定的限制的，並不是泛滥无归徒争博雅之名。读哲学最重思考，不能再是杂而无统、杂七杂八的知道许多东西。所以就义理系统讲，读文献並没有很多，但这並没有很多的文献，民国以来的学者都不能读，就是连对《孟子》也不能理解。
所以我常感慨，这一代的中国读书人，实在对不起古人，对不起先贤。这一代人的思想力太差，连《孟子》亦不能讲，不要说义理不能理解，连文句亦不能通。《孟子》的文句很简单，用不着许多校刊、训诂，但就是这样一个普通的文献，亦不能了解。
我们所谓的理解，便是了解句子，了解句子是不容易的，但这不容易尚只是不容易中之初步，还是比较容易。而句子与句子关联起来成为一段文章，便更不容易了解。至于前段和后段关联起来，成为一整篇文字，要贯通起来了解，便尤为困难。所以你不要以为一段文章没有杂字，很简单，便很好了解。
譬如《孟子-告子》篇有一章说“乃若其情，则可以为善矣，乃所谓善也，若夫为不善，非才之罪也”一段，这便是句与句连成一段文章，便很不好了解。这段是公都子问孟子关于人性的问题，说有人说性是中性的，又有人说性有善有恶，为什么你单单说性善，难道那些说法统统都不对吗？公都子提出这问题，孟子便要有答覆，但孟子的答覆却像是凭空而来的：[乃若其情......]对于这一段的解释，我曾修改了三四遍，才觉得较为妥当。这段是很不好了解的。
所以你说训诂明而后义理明这话，乃是没有真正的老老实实的读古典，才会说的话。假使你真正的老老实实的读古典，把古典作古典看，而想真正去了解其中的意义时，你便不会说这话，假若你是《说文》、《尔雅》的专家，你当更不会说这话。说这句话，那是表示你是外行。
古人所谓的讲义理，义便是概念，而概念与概念之间的关连，便是理。形成一概念便要用文字来表达，孔子和孟子在说这些话时，他们心中有些什么想法？想些什么问题？孔、孟的心中总有个想法，有个生命上的体验。
你要懂得孔、孟说着些话的意思，固然要仔细通文字，但同时亦要懂得孔、孟说这话时生命的内蕴，及其文化的背境。若果你对他们的生命没有感应，又把他们的文化的背境抽离掉，而孤立地看这些话，那你便完全不能懂。
现代人了解古典的困难便在于此。现代的人对古典全没有生命上的感应，不知道孔、孟的这些话是什么问题，是那方面的话，不知道他们所说这些话的社会背境、文化背境是什么，而只会用那些不相干的浮薄观念去瞎比附，这便是现代人了解古典的一个很大的障碍。
来源于：《研究中国哲学之文献途径》
中国的哲学，不像西方那样的很有系统，它原初所走的就不是逻辑的进路。譬如说中国思想最蓬勃时期的先秦诸子，如孔、孟、老、庄，大体都不是很严格的逻辑系统。
譬如说读《论语》，《论语》并不是一个系统，而是嘉言懿行录。你可说它是这里一句，那里一句的，零零碎碎的。就是其他的，譬如说《孟子》，《孟子》七篇亦只是弟子的记录。最有系统性的，只有<告子篇上>。从告子曰[性猶杞柳也]一直至上篇完，一气呵成，很有系统性。
按常理论，这比较有系统性的部分，应比较容易了解。事实上却不然。这<告子上>篇，二千多年，几乎每一个读书人都读过的。唐宋以来，《四书》尤受重视，从小孩起便读，一直读到成年、成进士，但读的结果是不懂。
其他的没有系统性的文献，那便更难，这里一句，那里一句，如何来了解呢？故以西方人的眼光来看中国的思想，是很麻烦的，很难了解。
所以有一个洋人就不了解，他说为什么你们中国人这样尊崇《论语》？这《论语》毫无道理，东一句、西一句，又没有定义、没有系统，这样而如此的受尊崇，好像是不可思议的。这样的说法，发自西方人，不算希奇。西方人的智慧，要讲话便先要下定义，有概念、有系统性才过瘾，而我们的《论语》没有，故西方人发这种怀疑的态度，是很可理解的。
但渐渐不一定是西方人如此，我们中国人亦渐渐有此怀疑的态度出现。不只是现代的年轻人，在五四运动时的人，已是如此。五四那时代的人，到现在已是八、九十岁，现在看起来，不都是老师宿儒么？但他们都不能读文献、不能理解。这是一个十分严重的问题，这情形是大家眼前所看得到的。所以研究中国哲学这一方面，读文献成了一很重要的事情。
我们现在奉劝诸位，不要把精神浪费在上天下地找材料找版本的活动上。做别的研究，或许需要上天下地的找材料，但念哲学并不需要如此。我所说的文献的途径的意思，最主要是重[理解]。
民国以来，中国人的对学问的理解能力，丧失的不成样子。你不能说中国人没有聪明，但在这方面，很差、很愚蠢。就算是很普通、很好理解的东西，却可被理解的乱七八糟，人们总要想从那里出些怪花样。如是对古典都不能了解。年轻的人对古典不能了解，还可以说得过去，但老年人、老先生亦是不能了解，全都丧失了理解的能力。
照这样说起来，中国几千年的文化，究竟是在那里呢？文化的发展，发展出个什么来呢？好像中国人一直都在那里睡觉似的。事实上並不如此，中国人以前是很有理解力的。尽管古代的注疏家也有说法不同的地方，也有错误的地方，但大体上是能了解的。就只是到了民国以来，了解古典变得很困难。
为什么说以前的人比较能理解呢？譬如说儒家之学，它有其本身的传统，代代相传，有其一定的讲法。如汉朝的经学，你要是讲《公羊春秋》，是要守家法的，他们讲书很熟，有规矩。虽然汉儒的注解只是文句上的解释，但大体上义理是不错的，只是没有说到十分精微的地方。到宋儒出来，把全幅精神集中在对《四书》之研究上，《四书》是最可以把孔、孟的精神显出来的文献。
由于宋儒全幅精神集中于《四书》，所以能够比较深入，比较有深度的理解，汉儒比较不重视《四书》，对《四书》只是作一般性的文献来理解。宋明六百多年的儒学，是有一个中心问题在那里领导着的，因而形成一个发展的系统，大体上是不乱的，他们对《四书》的了解，也许会有些距离，不一定能完全符合《四书》的原意，但大体上是不差的。
他们能把儒学的核心观念抓住，辗转讨论引申，讨论了六百多年，长时间的磨来磨去，总会磨出一些东西，所以虽然他们的用心讨论的范围也许很狭，但就对《四书》的理解，对儒家的核心问题的研究来说，是很有贡献的，你不满意可以，但你菲薄他们，便不可以。他们确能把握儒家的核心，把最主要的骨干抓住，这便成为一个传统。
又譬如你要讲道家，亦有一定的讲法，不可乱讲。如《老子》、《庄子》，文献俱在。《庄子》文章漂亮，大家都喜欢读，但说到了解，便很难。《老子》五千言看似简单，其实亦是很不容易了解。而以前对道家的讲法，大体上是不错的，因那是中华民族自己发出来的东西。
儒家和道家都是中华民族有虞、夏、商、周相沿的传统一根而发出来的，自有一种气氛，以前的人能嗅到那气氛，故都能了解。现在的人，渐渐不能嗅到那气氛，便渐渐不能了解。故讲道家，是有道家的讲法。后来便是吸收佛教。讲佛教亦有佛教的一定讲法。
佛教较严格，较有系统性、概念性。问题是名词概念太多，很麻烦，那是另一套语言，故很难。但亦有章法，不可乱讲。你要了解佛教，不知要费多少年的工夫才能入，把它把握住，不可以望文生义地乱讲，以为随便看看便可以了解佛教。
中国吸收佛教，从魏晋起，经过南北朝、隋唐，至唐，玄奘回国，便把佛教学全部吸收到中国来，这其中经过了四、五百年的长期吸收消化。佛教代表一系统、一方向，这方向可以说是智慧的方向，了解一个智慧的方向，是不容易的。
所以你若要了解中国哲学这两千多年的发展，便要了解三个义理系统。儒家是主流，是中国思想的正统；道家是旁枝，这可以看成是对于儒家的一个补充，或提醒。后来吸收了佛教，佛教是由另一个文化系统而孕育出来的义理系统，对中国文化刺激很大。所以你要研究中国哲学，便要从文献入手，对这三方面的文献传统，便不能不注意。
亦因此我们读文献是有一定的范域，一定的限制的，並不是泛滥无归徒争博雅之名。读哲学最重思考，不能再是杂而无统、杂七杂八的知道许多东西。所以就义理系统讲，读文献並没有很多，但这並没有很多的文献，民国以来的学者都不能读，就是连对《孟子》也不能理解。
所以我常感慨，这一代的中国读书人，实在对不起古人，对不起先贤。这一代人的思想力太差，连《孟子》亦不能讲，不要说义理不能理解，连文句亦不能通。《孟子》的文句很简单，用不着许多校刊、训诂，但就是这样一个普通的文献，亦不能了解。
我们所谓的理解，便是了解句子，了解句子是不容易的，但这不容易尚只是不容易中之初步，还是比较容易。而句子与句子关联起来成为一段文章，便更不容易了解。至于前段和后段关联起来，成为一整篇文字，要贯通起来了解，便尤为困难。所以你不要以为一段文章没有杂字，很简单，便很好了解。
譬如《孟子-告子》篇有一章说“乃若其情，则可以为善矣，乃所谓善也，若夫为不善，非才之罪也”一段，这便是句与句连成一段文章，便很不好了解。这段是公都子问孟子关于人性的问题，说有人说性是中性的，又有人说性有善有恶，为什么你单单说性善，难道那些说法统统都不对吗？公都子提出这问题，孟子便要有答覆，但孟子的答覆却像是凭空而来的：[乃若其情......]对于这一段的解释，我曾修改了三四遍，才觉得较为妥当。这段是很不好了解的。
所以你说训诂明而后义理明这话，乃是没有真正的老老实实的读古典，才会说的话。假使你真正的老老实实的读古典，把古典作古典看，而想真正去了解其中的意义时，你便不会说这话，假若你是《说文》、《尔雅》的专家，你当更不会说这话。说这句话，那是表示你是外行。
古人所谓的讲义理，义便是概念，而概念与概念之间的关连，便是理。形成一概念便要用文字来表达，孔子和孟子在说这些话时，他们心中有些什么想法？想些什么问题？孔、孟的心中总有个想法，有个生命上的体验。
你要懂得孔、孟说着些话的意思，固然要仔细通文字，但同时亦要懂得孔、孟说这话时生命的内蕴，及其文化的背境。若果你对他们的生命没有感应，又把他们的文化的背境抽离掉，而孤立地看这些话，那你便完全不能懂。
现代人了解古典的困难便在于此。现代的人对古典全没有生命上的感应，不知道孔、孟的这些话是什么问题，是那方面的话，不知道他们所说这些话的社会背境、文化背境是什么，而只会用那些不相干的浮薄观念去瞎比附，这便是现代人了解古典的一个很大的障碍。
来源于：《研究中国哲学之文献途径》
不要随便向出家师父推荐服用某种药物！
布施供养固然是一件很好的事情，但一定要学会智慧的布施，智慧的供养。
在网络上我已经碰到过很多的居士，当他（她）一听到师父身体虚弱的时候，就会立刻向我推荐去吃什么药，并且还帮我将这些药物给寄过来。但他忘掉了中医讲究“望闻问切”，纵然是高明的中医师，也不能隔空随意给人开出药物。就算中医师见面开出来的药物，也不一定就要服用。不同的医生往往会开出不同的药物，对于病人来说，还要辩证地加以考虑，选择哪个医生的药方。服用一段时间之后，如果没有效果，甚至还有反作用，那就需要再找更合适的医生。
对身体不好的人来说，谨慎、辨证用药，这是对自己身体的负责。实际上本幻的身体都在不断恢复当中，原先怕冷很厉害，现在比以前好太多太多了。前几年还有耳鸣的症状，也早已经恢复正常了。
在调理身体上，本幻看过好几位在大医院从医多年的主任医师。有几位医生的看法，包括对某些药物和症状的判断都是意见一致的。由于本幻是身体虚弱，因此调理起来会比较缓慢。但是这几年下来，功效确确实实还是很明显的。
有几位居士曾听到师父在吃人参，就会提出来我给师父寄点。但他不知道，当师父在吃人参的时候，为了保证人参的质量，那必然需要生产日期新鲜。如果过多的买了人参，一下子吃不了。因为我是冬天服用红参，夏天服用白参。就像去年身边有居士送我红参，本来想直接拒绝的，但是出于人情又不得不接受了。那时我自己已经买好了人参，这居士送的就超出了我的预期。结果天气一热，就不能再服红参了，直到现在才重新服用。这样就等于放了近十一个月，红参药效明显受到影响。
很多时候我并不喜欢，也不愿意，甚至是很强烈的不希望，我吃的一些关系到我身体的重要东西，别人直接给我买过来，以致于后期都给我带来很不必要的麻烦，很不利于我身体的恢复。
前几年，还有一个居士要给我送一种，有100多种药物制作加工而成的补品，我一听到之后赶紧回绝。试问这样的补品能吃吗？我就怕不仅不能保养身体，还要严重的伤害身体。如果真的是100多种药物混合而成，药物的搭配在中医当中有“君臣佐使”之分。请问100多种以何为君，以何为臣，以何为佐佑。这样的混搭式开药，按《黄帝内经》等古医书来论，则是大不当。
《黄帝内经·素问》最早提出了一个中医用药标准：“治有缓急，方有大小……君一臣二，制之小也，君一臣三佐九，制之大也。”也就是说，君药（主药）加臣药（辅药）共3味的，为小方；君药、臣药，再加上佐使药共13味的，为大方。这这里说的3味、13味，不过是例举而言，差不多这个样子就是了。
下面我们再来看看，历代有代表性的医家的处方。汉代的张仲景，是后世公认的“医圣”，他的著作《伤寒杂病论》方子一共有二、三百首，至今常用的还有近百首。书中诸方用药从一味到10味都有，大致以用7味药者为多，很少超过10味者（丸方薯蓣丸，用21味，鳖甲煎丸23味，可谓绝无仅有者）。西晋医学家皇甫谧说：“仲景垂妙于定方”；金代著名医学家张元素说：“仲景一部，为群方之祖”；明朝名医韩飞霞说：“仲景方何等简洁”；近代中医大家任应秋老医师评价到：“法随证立，方依法制，药味无多，配合得宜，经历二千余年历代医家的临床验证，疗效均甚确切，只要辨证准而用之，无不如响斯应，实为方剂学中无出其右的典型。”都是允当之言。
居士们对于看到一些师父身体不好时，要学会保护师父的身体，尊重医生们的用药。不要轻易向师父推荐某一种药物，也不要随意的就给师父买药物。除非师父买不到，请你帮忙买，如果在买得到的情况下，还是让师父自己买比较好。你如果想供养布施，不妨资助师父医药费让师父自己去买，这样师父在药物上特别是中药类，能够买到新鲜的药品，能够维持中药的功效。当知佛说，佛、圣人、和尚、阿阇梨、僧众、父亲、母亲、病人，这八种福田当中，看病福田是第一福田。正如，《梵网经》中言：“若佛子，见一切疾病人，常应供养，如佛无异。八福田中，看病福田，第一福田。”
如果你又担心，怕师父拿钱去做不如法的事情，那你连这份信任都没有，就没有必要对这位师父供养了。
同样，有些居士发心放生，这是一件很好的事情。但是在放生的时候，你也要考虑放哪些生物，能够在你所放的环境中活得更长。现有些居士很爱放鱼，倘河道水质不好，放下去鱼很快就死掉。或者你已发现某些河道有很多人在钓鱼，就没有必要在这些河道放鱼了。
本幻放生一般很喜欢放泥鳅，泥鳅存活率高，河道不是那么干净的时候，影响也不大。并且抓泥鳅的人，在我们附近这一带所放生的河道中，从来没有看到有人在抓泥鳅。因此我近年来放生，都是在放泥鳅。
前几年是放鸟比较多，到花鸟市场买一些鸟山上去放。山上也没有人抓鸟，一放了就很安全。这几年因为离花鸟市场远了，也不方便，所以就一直坚持放泥鳅。在同等条件下，花同样的钱，尽量希望能够更如理如法。
布施供养固然是一件很好的事情，但一定要学会智慧的布施，智慧的供养。
在网络上我已经碰到过很多的居士，当他（她）一听到师父身体虚弱的时候，就会立刻向我推荐去吃什么药，并且还帮我将这些药物给寄过来。但他忘掉了中医讲究“望闻问切”，纵然是高明的中医师，也不能隔空随意给人开出药物。就算中医师见面开出来的药物，也不一定就要服用。不同的医生往往会开出不同的药物，对于病人来说，还要辩证地加以考虑，选择哪个医生的药方。服用一段时间之后，如果没有效果，甚至还有反作用，那就需要再找更合适的医生。
对身体不好的人来说，谨慎、辨证用药，这是对自己身体的负责。实际上本幻的身体都在不断恢复当中，原先怕冷很厉害，现在比以前好太多太多了。前几年还有耳鸣的症状，也早已经恢复正常了。
在调理身体上，本幻看过好几位在大医院从医多年的主任医师。有几位医生的看法，包括对某些药物和症状的判断都是意见一致的。由于本幻是身体虚弱，因此调理起来会比较缓慢。但是这几年下来，功效确确实实还是很明显的。
有几位居士曾听到师父在吃人参，就会提出来我给师父寄点。但他不知道，当师父在吃人参的时候，为了保证人参的质量，那必然需要生产日期新鲜。如果过多的买了人参，一下子吃不了。因为我是冬天服用红参，夏天服用白参。就像去年身边有居士送我红参，本来想直接拒绝的，但是出于人情又不得不接受了。那时我自己已经买好了人参，这居士送的就超出了我的预期。结果天气一热，就不能再服红参了，直到现在才重新服用。这样就等于放了近十一个月，红参药效明显受到影响。
很多时候我并不喜欢，也不愿意，甚至是很强烈的不希望，我吃的一些关系到我身体的重要东西，别人直接给我买过来，以致于后期都给我带来很不必要的麻烦，很不利于我身体的恢复。
前几年，还有一个居士要给我送一种，有100多种药物制作加工而成的补品，我一听到之后赶紧回绝。试问这样的补品能吃吗？我就怕不仅不能保养身体，还要严重的伤害身体。如果真的是100多种药物混合而成，药物的搭配在中医当中有“君臣佐使”之分。请问100多种以何为君，以何为臣，以何为佐佑。这样的混搭式开药，按《黄帝内经》等古医书来论，则是大不当。
《黄帝内经·素问》最早提出了一个中医用药标准：“治有缓急，方有大小……君一臣二，制之小也，君一臣三佐九，制之大也。”也就是说，君药（主药）加臣药（辅药）共3味的，为小方；君药、臣药，再加上佐使药共13味的，为大方。这这里说的3味、13味，不过是例举而言，差不多这个样子就是了。
下面我们再来看看，历代有代表性的医家的处方。汉代的张仲景，是后世公认的“医圣”，他的著作《伤寒杂病论》方子一共有二、三百首，至今常用的还有近百首。书中诸方用药从一味到10味都有，大致以用7味药者为多，很少超过10味者（丸方薯蓣丸，用21味，鳖甲煎丸23味，可谓绝无仅有者）。西晋医学家皇甫谧说：“仲景垂妙于定方”；金代著名医学家张元素说：“仲景一部，为群方之祖”；明朝名医韩飞霞说：“仲景方何等简洁”；近代中医大家任应秋老医师评价到：“法随证立，方依法制，药味无多，配合得宜，经历二千余年历代医家的临床验证，疗效均甚确切，只要辨证准而用之，无不如响斯应，实为方剂学中无出其右的典型。”都是允当之言。
居士们对于看到一些师父身体不好时，要学会保护师父的身体，尊重医生们的用药。不要轻易向师父推荐某一种药物，也不要随意的就给师父买药物。除非师父买不到，请你帮忙买，如果在买得到的情况下，还是让师父自己买比较好。你如果想供养布施，不妨资助师父医药费让师父自己去买，这样师父在药物上特别是中药类，能够买到新鲜的药品，能够维持中药的功效。当知佛说，佛、圣人、和尚、阿阇梨、僧众、父亲、母亲、病人，这八种福田当中，看病福田是第一福田。正如，《梵网经》中言：“若佛子，见一切疾病人，常应供养，如佛无异。八福田中，看病福田，第一福田。”
如果你又担心，怕师父拿钱去做不如法的事情，那你连这份信任都没有，就没有必要对这位师父供养了。
同样，有些居士发心放生，这是一件很好的事情。但是在放生的时候，你也要考虑放哪些生物，能够在你所放的环境中活得更长。现有些居士很爱放鱼，倘河道水质不好，放下去鱼很快就死掉。或者你已发现某些河道有很多人在钓鱼，就没有必要在这些河道放鱼了。
本幻放生一般很喜欢放泥鳅，泥鳅存活率高，河道不是那么干净的时候，影响也不大。并且抓泥鳅的人，在我们附近这一带所放生的河道中，从来没有看到有人在抓泥鳅。因此我近年来放生，都是在放泥鳅。
前几年是放鸟比较多，到花鸟市场买一些鸟山上去放。山上也没有人抓鸟，一放了就很安全。这几年因为离花鸟市场远了，也不方便，所以就一直坚持放泥鳅。在同等条件下，花同样的钱，尽量希望能够更如理如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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