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最后的渔村：靠海吃海，更要“养海”】
大神堂，津门第一缕曙光照耀的地方，也是天津至今唯一仍保持传统打鱼作业的的渔村。
在这个2000多人的小村庄里，传统与巨变并存。
一早出海打鱼，涨潮回港卖海货，大神堂村的渔民依然保持着传统渔业的诸多风俗。
大神堂，津门第一缕曙光照耀的地方
昔日的小渔港如今变身现代化码头；过去身披油布衣、划着小木船的渔民住进楼房、开上了小车……靠海吃海的渔民从“捕鱼达人”变身为“旅游业者”。
大神堂村民搬进了楼房
渔船走上了“智慧之路”
清晨，位于滨海新区的大神堂在曙光中醒来，大神堂的大门上刻着“神港”两个字。这是天津市150多公里海岸线上最后的一个渔村，也是天津的最东面，“津门第一缕曙光”照耀在这里。
大神堂的大门上刻着“神港”两个字
每年5月到9月是休渔期，数十条渔船有序地停靠在岸边，有的渔民在梳理修补渔网，有的检查机器设备，休渔期的大神堂码头一片宁静，渔民们休养生息，等待开海的那一天。
大神堂码头上，一条钢壳渔船在阳光的照射下格外引人注目，这艘船长31米，宽5.7米，是这个码头上最大的船。2021年12月，渔民李永全花费280万元购置了这个新型“重器”。
“这是探鱼器，利用3D成像技术能直接看到海底有没有礁石、海产品量大不大、自己的网撒在了哪里，如果有断网还能利用探鱼器找回来。这是北斗卫星，遇险时可以发射信号，救援部门就知道你在哪个方位了。” 在驾驶舱里，李永全“讲解”着他的新船，颇为兴奋，数字雷达、北斗卫星导航系统、GPS卫星定位系统，李永全的这艘安全系数极高的渔船走上了“智慧之路。”
49岁的李永全是大神堂村人，18岁便和父亲开着木质捕捞渔船出海打鱼。大神堂是天津最后的渔村，靠海吃海，捕鱼是大神堂祖祖辈辈赖以生存的方式，但捕鱼太苦，很多村民转做其他行业，目前大神堂还剩下60多条渔船，100多人靠打鱼为生。
从事了30年的捕鱼生涯，捕鱼的辛苦、危险都是李永全的经历，他曾转行卖过海鲜产品，但在大海上的自由吸引他重回渔民的身份。
“过去用的是无动力帆船，没有天气预报，只凭指南针出海，必须靠经验看好风向算好潮期，有时风大怕危险，更不敢出海作业，极大地制约捕捞效益。现在渔船安装了先进的卫星导航、通讯系统，在海上还能收听天气预报和预警通知，渔民等于有了‘护身符’。”从最初的小木渔船，到现在的钢制渔船，李永全见证了渔业的巨大变化。
海洋环境的改善也是吸引李永全坚持下来的原因，常年与大海为伍，李永全切切实实感受到了喜人的变化，“20世纪80年代，渔民出海一趟能捕2000多斤鱼，一斤重的海螃蟹也不稀罕。但是由于海洋污染、过度捕捞，渤海的渔业资源一度减少，渔民出海打捞的鱼虾产量越来越低。”
靠海吃海，更要“养海”。随着近年来伏季休渔政策的推行，海洋生态得到修复，渔民捕捞量有所上升。“鱼多了、虾蟹多了，休渔才能捕到更多的鱼，现在每次出海都能捕捞1000多斤。”李永全说。
渔村的昨日
“我是刘翠波，出海打鱼哥，家在汉沽住，文化了解多。”在刘翠波的抖音主页上，他这样介绍自己。
57岁的刘翠波可谓大神堂的“网红”，他写渔家故事，拍短视频，教做渔家菜，办渔家故事和汉沽非遗展览，出版《渔民笔下渔家事》《蔡家堡记忆》等多部著作，通过线上线下的方式讲述着大神堂的故事和变化。
刘翠波自小在渔村里长大，儿时，他走出家门十几步就是海边，游泳、在岸边捉小鱼小虾，刘翠波在海边自由快乐地成长。
在刘翠波的印象中，从记事起，爸爸就靠用渔具在海边捕捞海鲜养活一家人，“在海边拉网，落潮的时候网里能收获很多鱼虾海鲜。”刘翠波渐渐长大，十几岁开始跟着父亲一起捕鱼。
出海打鱼很苦。满潮出海满朝归是出海捕鱼的规律，渔民常常在深夜出发，一出海就是几天或十几天，“为了在鱼汛期多捞鱼，一出海就是连轴转，基本上睡不了觉。”刘翠波说，辛苦之外，渔民的“职业病”很多，风湿病、腰腿疼，渔民每天的衣服都是湿答答的。
虽然辛苦，但那个年代，捕鱼的收益颇丰，“一网子下去最多能捞上千万渔获，一天就能赚几百块钱，那个时候，海面上几百艘船打着灯连夜干，把海面都照亮了。”
昔日，刘翠波捕鱼的丰收
“富了海边的，发了摆摊的。”改革开放后，大神堂的名气越来越大，村里的万元户很多，“当时有个笑话，媒婆介绍对象，问对方是想找拿镰刀的，还是拉渔网的，姑娘们都愿意嫁给渔民，那会儿的渔民都能娶到漂亮媳妇。”
但渐渐的，刘翠波也体会到了海洋环境的变化，由于过度捕捞，大海透支了，刘翠波出海的收获越来越少。“渔船越来越大，渔网越来越细，没过几年，鱼就少多了。”刘翠波说，有时一天捕的鱼几个篮子就装完，最难的时候，连船员的工资都发不出去了。
“网红”渔民
我国在东海、黄渤海海域实行全面伏季休渔制度后，大神堂也在悄然发生变化。
李永全用改善渔具的方式提高捕捞量，坚持以捕鱼为生。
刘翠波则换了思路，做起渔业旅游。“靠山吃山，靠海吃海，不过要换个吃法。”刘翠波说。
上世纪90年代，海产品销售、加工业、出海一日游等产业在沿海区域逐渐发展起来，“我们300多户的小村庄，最多的时候开了20多个海鲜餐馆，顾客吃完了去出海游，观光休闲船对游客的吸引力很大。”
刘翠波简单改造，把自家木船变成观光休闲船，带着游客出海。游客们拼团出海，基本十个人一条船，除了出海，刘翠波还会给游客展示在船上撒网捕鱼的方式，再熬上一条鲜美的海鱼、做上皮皮虾、虾酱炒鸡蛋等渔家饭，让游客体验渔民生活。
刘翠波带着游客出海
目前，大神堂有20多条观光船，与其他的观光船相比，在刘翠波的游船上，可以感受到地道的风土人情。“来我船上的很多外地游客，有时候我唱上几句‘渔家号子’，他们都觉得特别有意思。我一直都想把那些老一辈人流传下来的‘渔家谚语’‘渔家号子’传承下去，现在还会这些的太少了，我们不能让传统民俗枯竭了。”
2017年，天津市政府要求加强对休闲渔业的安全生产管理，统一改造休闲渔船。刘翠波趁着“渔船更新改造资金补贴”的好政策，贷款投资了70万元，让船厂定制了一艘钢制渔船，“这些年国家对渔民的政策真是太好了，要不是有贴息贷款，70多万元的新船我真是想都不敢想……”
2017年，刘翠波贷款定制的钢制渔船
刘翠波的生活透着海风，透着民俗，每到鱼汛期，很多人慕名去坐刘翠波的渔船。黝黑的面容、纯正的汉沽方言，笑容里透着朴实，刘翠波成了渔民的“形象代言人”，在渔船上，他给游客讲渔家的故事，故事生动细致，让游客了解渔家的生活。
休渔期的时候，刘翠波也不闲着，他拍视频讲渔家故事，收集民俗历史，如今，刘翠波的孩子已经成年，没有了生活的压力，他把更多的经历投入收集传播特色渔家民俗文化上。
休渔期，渔民们修船捕网
刘翠波说，经历了渤海综合治理带来的变化，曾经的风景回来了，如今的生活有滋有味，这些故事，他们还要讲给孩子们听，一起守护海洋，这个蓝色家园。
渔民的新生活
靠海吃海，大神堂有过光辉的历史，也经历了失落。渔民们也意识到，只有让眼前的这片海得到充分的休养生息，才有可能重现往日的辉煌。
2018年，渤海综合治理攻坚战打响，天津陆海统筹、河海共治，实施了“蓝色海湾”整治修复规划，投放人工鱼礁、增殖放流、禁止非法捕捞等，严守海洋生态保护红线。随着增殖放流和伏期休渔等措施的深入落实，海洋生物资源数量和品种逐渐增多。
“养海”换回了海洋资源，渔民的思路转变了，有了新想法，纷纷投资水产养殖、开饭店、办冷库、从事海产品加工、水产批发等多种经营模式。
“客悦居海鲜馆”的老板刘宝菊是大神堂村人，父亲也是当地渔民，刘宝菊成年后在村里的网厂上班。
十多年前，看到大神堂村的新变化，刘宝菊盖了三间房，办起了这家饭店。“想要吃海鲜的，北京人经常往天津跑，天津人经常往大神堂跑。”“客悦居海鲜馆”离大神堂码头只有100多米距离，开海的季节，渔船每天能捕获新鲜的海鲜，刘宝菊和渔民商定好，渔民会把当天捕捞的海鲜送来，鲜美的海鲜、渔家最传统的烹饪方法，刘宝菊的饭店很是火爆。几年前，刘宝菊又将饭店扩建出10多个包间，“到了开海季，周末或假期都是满的，包间坐不下，我在大厅尽量多摆上桌子，也都坐满了人。”
刘宝菊经营“客悦居海鲜馆”已经20多年了
“大神堂村2000多口人，传统的渔民还剩下100多人，60多条渔船，部分村民充实到二产、三产，有的村民干修船，有的干养殖、育苗，还有的村民开起了渔家乐。靠海吃海，大家还是更愿意做和海有关的事情。”大神堂村所属寨上街道工作人员介绍，寨上街现有现代设施渔业繁育养成企业13家，2021年全街渔业生产总值13458万元，其中海洋捕捞收入5634万元，渔业产业转型收入占比远高于传统捕捞收入。
此外，休闲渔业已成为渔业产业融合发展和绿色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对促进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带动农渔民就业增收发挥了重要作用。大神堂将拟推动大神堂渔港提升改造项目：对大神堂外港进行扩建，将渔港建成集渔船停靠、上水、上油、渔船维修和海上观光旅游于一体的综合性渔港。同时，对内港进行提升改造，发展游客休闲、购物、观光、娱乐等项目。
根据规划，大神堂和周边几个渔村进行了整体拆迁。村民们通过宅基地换房，以及补贴等政策，纷纷就近搬入了汉沽城区。对于搬迁出来的人们，政府帮着安置就业；放不下渔船的人，继续拿着捕捞许可证，在近海规定的渔业水域捕捞。
刘翠波从没有想过，自己能住进两室一厅的高楼，社区还有健身广场、小花园。每天晚上，刘翠波都要到小区楼下的健身广场去锻炼身体，“以前住的平房又旧又潮，现在的生活环境这么好，知足着呢。”
2021年，海洋领域污染防治攻坚的首战告捷，天津近岸海域优良水质比例达到70.4%，在环渤海三省一市中改善幅度最大。水清滩净，鱼鸥翔集，刘翠波说，他看见过白腰杓鹬等临危鸟类在近海岸的潮间带上栖息觅食……
https://t.cn/A6SP9cBa
大神堂，津门第一缕曙光照耀的地方，也是天津至今唯一仍保持传统打鱼作业的的渔村。
在这个2000多人的小村庄里，传统与巨变并存。
一早出海打鱼，涨潮回港卖海货，大神堂村的渔民依然保持着传统渔业的诸多风俗。
大神堂，津门第一缕曙光照耀的地方
昔日的小渔港如今变身现代化码头；过去身披油布衣、划着小木船的渔民住进楼房、开上了小车……靠海吃海的渔民从“捕鱼达人”变身为“旅游业者”。
大神堂村民搬进了楼房
渔船走上了“智慧之路”
清晨，位于滨海新区的大神堂在曙光中醒来，大神堂的大门上刻着“神港”两个字。这是天津市150多公里海岸线上最后的一个渔村，也是天津的最东面，“津门第一缕曙光”照耀在这里。
大神堂的大门上刻着“神港”两个字
每年5月到9月是休渔期，数十条渔船有序地停靠在岸边，有的渔民在梳理修补渔网，有的检查机器设备，休渔期的大神堂码头一片宁静，渔民们休养生息，等待开海的那一天。
大神堂码头上，一条钢壳渔船在阳光的照射下格外引人注目，这艘船长31米，宽5.7米，是这个码头上最大的船。2021年12月，渔民李永全花费280万元购置了这个新型“重器”。
“这是探鱼器，利用3D成像技术能直接看到海底有没有礁石、海产品量大不大、自己的网撒在了哪里，如果有断网还能利用探鱼器找回来。这是北斗卫星，遇险时可以发射信号，救援部门就知道你在哪个方位了。” 在驾驶舱里，李永全“讲解”着他的新船，颇为兴奋，数字雷达、北斗卫星导航系统、GPS卫星定位系统，李永全的这艘安全系数极高的渔船走上了“智慧之路。”
49岁的李永全是大神堂村人，18岁便和父亲开着木质捕捞渔船出海打鱼。大神堂是天津最后的渔村，靠海吃海，捕鱼是大神堂祖祖辈辈赖以生存的方式，但捕鱼太苦，很多村民转做其他行业，目前大神堂还剩下60多条渔船，100多人靠打鱼为生。
从事了30年的捕鱼生涯，捕鱼的辛苦、危险都是李永全的经历，他曾转行卖过海鲜产品，但在大海上的自由吸引他重回渔民的身份。
“过去用的是无动力帆船，没有天气预报，只凭指南针出海，必须靠经验看好风向算好潮期，有时风大怕危险，更不敢出海作业，极大地制约捕捞效益。现在渔船安装了先进的卫星导航、通讯系统，在海上还能收听天气预报和预警通知，渔民等于有了‘护身符’。”从最初的小木渔船，到现在的钢制渔船，李永全见证了渔业的巨大变化。
海洋环境的改善也是吸引李永全坚持下来的原因，常年与大海为伍，李永全切切实实感受到了喜人的变化，“20世纪80年代，渔民出海一趟能捕2000多斤鱼，一斤重的海螃蟹也不稀罕。但是由于海洋污染、过度捕捞，渤海的渔业资源一度减少，渔民出海打捞的鱼虾产量越来越低。”
靠海吃海，更要“养海”。随着近年来伏季休渔政策的推行，海洋生态得到修复，渔民捕捞量有所上升。“鱼多了、虾蟹多了，休渔才能捕到更多的鱼，现在每次出海都能捕捞1000多斤。”李永全说。
渔村的昨日
“我是刘翠波，出海打鱼哥，家在汉沽住，文化了解多。”在刘翠波的抖音主页上，他这样介绍自己。
57岁的刘翠波可谓大神堂的“网红”，他写渔家故事，拍短视频，教做渔家菜，办渔家故事和汉沽非遗展览，出版《渔民笔下渔家事》《蔡家堡记忆》等多部著作，通过线上线下的方式讲述着大神堂的故事和变化。
刘翠波自小在渔村里长大，儿时，他走出家门十几步就是海边，游泳、在岸边捉小鱼小虾，刘翠波在海边自由快乐地成长。
在刘翠波的印象中，从记事起，爸爸就靠用渔具在海边捕捞海鲜养活一家人，“在海边拉网，落潮的时候网里能收获很多鱼虾海鲜。”刘翠波渐渐长大，十几岁开始跟着父亲一起捕鱼。
出海打鱼很苦。满潮出海满朝归是出海捕鱼的规律，渔民常常在深夜出发，一出海就是几天或十几天，“为了在鱼汛期多捞鱼，一出海就是连轴转，基本上睡不了觉。”刘翠波说，辛苦之外，渔民的“职业病”很多，风湿病、腰腿疼，渔民每天的衣服都是湿答答的。
虽然辛苦，但那个年代，捕鱼的收益颇丰，“一网子下去最多能捞上千万渔获，一天就能赚几百块钱，那个时候，海面上几百艘船打着灯连夜干，把海面都照亮了。”
昔日，刘翠波捕鱼的丰收
“富了海边的，发了摆摊的。”改革开放后，大神堂的名气越来越大，村里的万元户很多，“当时有个笑话，媒婆介绍对象，问对方是想找拿镰刀的，还是拉渔网的，姑娘们都愿意嫁给渔民，那会儿的渔民都能娶到漂亮媳妇。”
但渐渐的，刘翠波也体会到了海洋环境的变化，由于过度捕捞，大海透支了，刘翠波出海的收获越来越少。“渔船越来越大，渔网越来越细，没过几年，鱼就少多了。”刘翠波说，有时一天捕的鱼几个篮子就装完，最难的时候，连船员的工资都发不出去了。
“网红”渔民
我国在东海、黄渤海海域实行全面伏季休渔制度后，大神堂也在悄然发生变化。
李永全用改善渔具的方式提高捕捞量，坚持以捕鱼为生。
刘翠波则换了思路，做起渔业旅游。“靠山吃山，靠海吃海，不过要换个吃法。”刘翠波说。
上世纪90年代，海产品销售、加工业、出海一日游等产业在沿海区域逐渐发展起来，“我们300多户的小村庄，最多的时候开了20多个海鲜餐馆，顾客吃完了去出海游，观光休闲船对游客的吸引力很大。”
刘翠波简单改造，把自家木船变成观光休闲船，带着游客出海。游客们拼团出海，基本十个人一条船，除了出海，刘翠波还会给游客展示在船上撒网捕鱼的方式，再熬上一条鲜美的海鱼、做上皮皮虾、虾酱炒鸡蛋等渔家饭，让游客体验渔民生活。
刘翠波带着游客出海
目前，大神堂有20多条观光船，与其他的观光船相比，在刘翠波的游船上，可以感受到地道的风土人情。“来我船上的很多外地游客，有时候我唱上几句‘渔家号子’，他们都觉得特别有意思。我一直都想把那些老一辈人流传下来的‘渔家谚语’‘渔家号子’传承下去，现在还会这些的太少了，我们不能让传统民俗枯竭了。”
2017年，天津市政府要求加强对休闲渔业的安全生产管理，统一改造休闲渔船。刘翠波趁着“渔船更新改造资金补贴”的好政策，贷款投资了70万元，让船厂定制了一艘钢制渔船，“这些年国家对渔民的政策真是太好了，要不是有贴息贷款，70多万元的新船我真是想都不敢想……”
2017年，刘翠波贷款定制的钢制渔船
刘翠波的生活透着海风，透着民俗，每到鱼汛期，很多人慕名去坐刘翠波的渔船。黝黑的面容、纯正的汉沽方言，笑容里透着朴实，刘翠波成了渔民的“形象代言人”，在渔船上，他给游客讲渔家的故事，故事生动细致，让游客了解渔家的生活。
休渔期的时候，刘翠波也不闲着，他拍视频讲渔家故事，收集民俗历史，如今，刘翠波的孩子已经成年，没有了生活的压力，他把更多的经历投入收集传播特色渔家民俗文化上。
休渔期，渔民们修船捕网
刘翠波说，经历了渤海综合治理带来的变化，曾经的风景回来了，如今的生活有滋有味，这些故事，他们还要讲给孩子们听，一起守护海洋，这个蓝色家园。
渔民的新生活
靠海吃海，大神堂有过光辉的历史，也经历了失落。渔民们也意识到，只有让眼前的这片海得到充分的休养生息，才有可能重现往日的辉煌。
2018年，渤海综合治理攻坚战打响，天津陆海统筹、河海共治，实施了“蓝色海湾”整治修复规划，投放人工鱼礁、增殖放流、禁止非法捕捞等，严守海洋生态保护红线。随着增殖放流和伏期休渔等措施的深入落实，海洋生物资源数量和品种逐渐增多。
“养海”换回了海洋资源，渔民的思路转变了，有了新想法，纷纷投资水产养殖、开饭店、办冷库、从事海产品加工、水产批发等多种经营模式。
“客悦居海鲜馆”的老板刘宝菊是大神堂村人，父亲也是当地渔民，刘宝菊成年后在村里的网厂上班。
十多年前，看到大神堂村的新变化，刘宝菊盖了三间房，办起了这家饭店。“想要吃海鲜的，北京人经常往天津跑，天津人经常往大神堂跑。”“客悦居海鲜馆”离大神堂码头只有100多米距离，开海的季节，渔船每天能捕获新鲜的海鲜，刘宝菊和渔民商定好，渔民会把当天捕捞的海鲜送来，鲜美的海鲜、渔家最传统的烹饪方法，刘宝菊的饭店很是火爆。几年前，刘宝菊又将饭店扩建出10多个包间，“到了开海季，周末或假期都是满的，包间坐不下，我在大厅尽量多摆上桌子，也都坐满了人。”
刘宝菊经营“客悦居海鲜馆”已经20多年了
“大神堂村2000多口人，传统的渔民还剩下100多人，60多条渔船，部分村民充实到二产、三产，有的村民干修船，有的干养殖、育苗，还有的村民开起了渔家乐。靠海吃海，大家还是更愿意做和海有关的事情。”大神堂村所属寨上街道工作人员介绍，寨上街现有现代设施渔业繁育养成企业13家，2021年全街渔业生产总值13458万元，其中海洋捕捞收入5634万元，渔业产业转型收入占比远高于传统捕捞收入。
此外，休闲渔业已成为渔业产业融合发展和绿色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对促进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带动农渔民就业增收发挥了重要作用。大神堂将拟推动大神堂渔港提升改造项目：对大神堂外港进行扩建，将渔港建成集渔船停靠、上水、上油、渔船维修和海上观光旅游于一体的综合性渔港。同时，对内港进行提升改造，发展游客休闲、购物、观光、娱乐等项目。
根据规划，大神堂和周边几个渔村进行了整体拆迁。村民们通过宅基地换房，以及补贴等政策，纷纷就近搬入了汉沽城区。对于搬迁出来的人们，政府帮着安置就业；放不下渔船的人，继续拿着捕捞许可证，在近海规定的渔业水域捕捞。
刘翠波从没有想过，自己能住进两室一厅的高楼，社区还有健身广场、小花园。每天晚上，刘翠波都要到小区楼下的健身广场去锻炼身体，“以前住的平房又旧又潮，现在的生活环境这么好，知足着呢。”
2021年，海洋领域污染防治攻坚的首战告捷，天津近岸海域优良水质比例达到70.4%，在环渤海三省一市中改善幅度最大。水清滩净，鱼鸥翔集，刘翠波说，他看见过白腰杓鹬等临危鸟类在近海岸的潮间带上栖息觅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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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首个科学实验舱发射成功 建设中国空间站 看我津产“大火箭”】https://t.cn/A6ameLVE
我国首个科学实验舱发射成功。 新华社记者 李刚 摄
照片由天津航天长征火箭制造有限公司提供
昨日14时22分，搭载问天实验舱的长征五号B遥三运载火箭（以下简称长五B遥三箭）发射成功。
承担此次长五B遥三箭制造总装任务的是来自天津滨海新区大火箭基地的天津航天长征火箭制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津火箭公司）。本报记者也在火箭总装间隙，电话采访了远在文昌航天发射场的长五B遥三箭试验队部分队员，听他们讲述天津航天人背后的故事。
“高标准、高效率，万无一失助力我国空间站建设”
今年是中国载人航天工程立项实施30周年，根据此前发布的任务计划安排，6月成功发射神舟十四号载人飞船后，随之而来的“重头戏”便是7月发射空间站问天实验舱。
面对这项承载着无数人希望与梦想的航天任务，天津火箭公司派出精兵强将，组建了一支最为精干的总装团队奔赴海南文昌。
天津火箭公司试验队调度张学伟介绍：“长五B首飞箭、遥二箭的制造总装及发射保障任务都是我们承担的，在以往经验基础上，这次我们共选派了36名骨干，其中35人至少参加过2次现场发射保障任务。我们就是要做到高标准、高效率，万无一失地把火箭送上太空，助力我国空间站建设。”
骆鑫生是装配一组组长，也是一位全部参与了长五B火箭3次发射的老队员，这次主要带队负责垂直总装和舱罩组合体总装。
“当初，长五B遥二箭发射的是中国空间站天和核心舱。这次长五B遥三箭搭载的问天实验舱就是去与天和核心舱对接的，必须一飞冲天。说实话，大伙儿压力都挺大的，但我们化压力为动力，来发射场前就做了大量准备工作。”骆鑫生说，“我们把之前编写的《靶场精细化操作流程》升级成了《靶场成败性操作图册》，把原来文字表述的工步工序，能用图片展示的都用图片，还细化完善了不少操作。在现场，每天晚上收工前，无论多晚大家都会对当天完成的操作逐一复查，再梳理推演第二天操作和可能出现的风险点，保障每一次操作都精准无误。”
不仅是队伍与技术过硬，这次长五B遥三箭的发射场总装还引入了全新的信息化手段──总装一体化管控系统。
试验队工艺员李强介绍，火箭总装专业性强、工作量大，每次总装前他们都会编写总装文件，尤其涉及载人航天，现场的各类操作更得按文件标准零误差严格执行。“以往的总装文件都是纸质版，你知道有多少吗？长五B遥三箭总装文件一共有100多本，摞在一起总厚度有1米多，细致到某个螺钉拧紧要加几牛米力矩都得写得清清楚楚。再加上每一个总装操作不论大小，完成后都需要一一记录，纸质版文件现场翻阅、事后复查多有不便。”李强说，现在有了新系统，人手一个平板电脑，记录、复查一点就成，查阅数据更是一键导出，再不需人工录入，工作效率和数据转化率大幅提升，光复查效率就提高至少50%，工作起来自然事半功倍。”
“任何困难都不能阻挡我们奔向星辰大海”
时间紧、任务重、异常繁忙是航天工作的特点，因此，记者的采访多是利用队员们的用餐或倒休时间。即便如此，交谈间记者仍能感觉到在电话另一端，他们对航天事业的热爱与奉献。
火箭发射前最后的总装、测试必须在发射场进行，这些航天人常常一离家就是几个月甚至更久。对于一年中有多少天待在发射场，骆鑫生的最高纪录是280多天，李强和张学伟的纪录则是7个多月。这两年，为了尽可能减少新冠疫情影响，队里制定了预案，队员们有时会提前隔离，有时会减少往返，离家的时间更长了。
负责安排试验队日常工作的张学伟告诉记者，这次出发前受新冠疫情影响，“五一”一过他们就开始进行闭环管理。“这样‘隔离’了十几天，我们终于来了海南，下飞机又隔离了4天，等进到发射场差不多5月下旬了。这样一趟任务下来，几乎就得离家3个月。”
“今年春节我也是在海南过的，执行的是长征八号遥二箭的发射任务。”张学伟说，“考虑到疫情防控两地来回可能需要按政策隔离，大伙儿就都没走。当时我爱人也带着孩子来海南观看火箭发射。记得当我完成所有工作出来见到儿子时，他跑来大喊了一句‘爸爸，你做的火箭好厉害，都飞上天了’，那时我感到无比骄傲，孩子的话也更坚定了我在航天道路上勇往直前的决心！”
不仅仅是张学伟，勇往直前、勇于奉献，这是采访中，队员们说得最多的。在他们看来，所有的一切都源于对火箭研制事业的热爱。“因为热爱，任何困难都不能阻挡我们奔向星辰大海！因为热爱，所以一切付出都值得！”
不久后，天津火箭公司总装测试团队就将返津继续投入到后续型号的总装测试工作之中。“乘胜追击，认认真真把工作做到极致，后续发射任务，我们继续奋斗！”这是队员们一致的心声。
▶▶小资料
大火箭基地位于滨海新区天津开发区西区，占地面积约3000亩，是集火箭零部件生产、部组件装配、总装测试与试验于一体的代表中国航天水平和国际先进水平的新航天城。在这里，天津火箭公司承担起了我国新一代大型运载火箭长征五号、长征五号B，中型运载火箭长征七号、长征七号甲、长征八号的零件、部段生产及全箭总装、总测等任务。随着长五B遥三箭发射成功，大火箭基地也在逐步跻身世界最大航天基地之一，成为彰显天津航空航天产业快速发展、助力中国空间站建设的亮丽缩影。（记者 万红 新华社记者 李刚 摄）
我国首个科学实验舱发射成功。 新华社记者 李刚 摄
照片由天津航天长征火箭制造有限公司提供
昨日14时22分，搭载问天实验舱的长征五号B遥三运载火箭（以下简称长五B遥三箭）发射成功。
承担此次长五B遥三箭制造总装任务的是来自天津滨海新区大火箭基地的天津航天长征火箭制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津火箭公司）。本报记者也在火箭总装间隙，电话采访了远在文昌航天发射场的长五B遥三箭试验队部分队员，听他们讲述天津航天人背后的故事。
“高标准、高效率，万无一失助力我国空间站建设”
今年是中国载人航天工程立项实施30周年，根据此前发布的任务计划安排，6月成功发射神舟十四号载人飞船后，随之而来的“重头戏”便是7月发射空间站问天实验舱。
面对这项承载着无数人希望与梦想的航天任务，天津火箭公司派出精兵强将，组建了一支最为精干的总装团队奔赴海南文昌。
天津火箭公司试验队调度张学伟介绍：“长五B首飞箭、遥二箭的制造总装及发射保障任务都是我们承担的，在以往经验基础上，这次我们共选派了36名骨干，其中35人至少参加过2次现场发射保障任务。我们就是要做到高标准、高效率，万无一失地把火箭送上太空，助力我国空间站建设。”
骆鑫生是装配一组组长，也是一位全部参与了长五B火箭3次发射的老队员，这次主要带队负责垂直总装和舱罩组合体总装。
“当初，长五B遥二箭发射的是中国空间站天和核心舱。这次长五B遥三箭搭载的问天实验舱就是去与天和核心舱对接的，必须一飞冲天。说实话，大伙儿压力都挺大的，但我们化压力为动力，来发射场前就做了大量准备工作。”骆鑫生说，“我们把之前编写的《靶场精细化操作流程》升级成了《靶场成败性操作图册》，把原来文字表述的工步工序，能用图片展示的都用图片，还细化完善了不少操作。在现场，每天晚上收工前，无论多晚大家都会对当天完成的操作逐一复查，再梳理推演第二天操作和可能出现的风险点，保障每一次操作都精准无误。”
不仅是队伍与技术过硬，这次长五B遥三箭的发射场总装还引入了全新的信息化手段──总装一体化管控系统。
试验队工艺员李强介绍，火箭总装专业性强、工作量大，每次总装前他们都会编写总装文件，尤其涉及载人航天，现场的各类操作更得按文件标准零误差严格执行。“以往的总装文件都是纸质版，你知道有多少吗？长五B遥三箭总装文件一共有100多本，摞在一起总厚度有1米多，细致到某个螺钉拧紧要加几牛米力矩都得写得清清楚楚。再加上每一个总装操作不论大小，完成后都需要一一记录，纸质版文件现场翻阅、事后复查多有不便。”李强说，现在有了新系统，人手一个平板电脑，记录、复查一点就成，查阅数据更是一键导出，再不需人工录入，工作效率和数据转化率大幅提升，光复查效率就提高至少50%，工作起来自然事半功倍。”
“任何困难都不能阻挡我们奔向星辰大海”
时间紧、任务重、异常繁忙是航天工作的特点，因此，记者的采访多是利用队员们的用餐或倒休时间。即便如此，交谈间记者仍能感觉到在电话另一端，他们对航天事业的热爱与奉献。
火箭发射前最后的总装、测试必须在发射场进行，这些航天人常常一离家就是几个月甚至更久。对于一年中有多少天待在发射场，骆鑫生的最高纪录是280多天，李强和张学伟的纪录则是7个多月。这两年，为了尽可能减少新冠疫情影响，队里制定了预案，队员们有时会提前隔离，有时会减少往返，离家的时间更长了。
负责安排试验队日常工作的张学伟告诉记者，这次出发前受新冠疫情影响，“五一”一过他们就开始进行闭环管理。“这样‘隔离’了十几天，我们终于来了海南，下飞机又隔离了4天，等进到发射场差不多5月下旬了。这样一趟任务下来，几乎就得离家3个月。”
“今年春节我也是在海南过的，执行的是长征八号遥二箭的发射任务。”张学伟说，“考虑到疫情防控两地来回可能需要按政策隔离，大伙儿就都没走。当时我爱人也带着孩子来海南观看火箭发射。记得当我完成所有工作出来见到儿子时，他跑来大喊了一句‘爸爸，你做的火箭好厉害，都飞上天了’，那时我感到无比骄傲，孩子的话也更坚定了我在航天道路上勇往直前的决心！”
不仅仅是张学伟，勇往直前、勇于奉献，这是采访中，队员们说得最多的。在他们看来，所有的一切都源于对火箭研制事业的热爱。“因为热爱，任何困难都不能阻挡我们奔向星辰大海！因为热爱，所以一切付出都值得！”
不久后，天津火箭公司总装测试团队就将返津继续投入到后续型号的总装测试工作之中。“乘胜追击，认认真真把工作做到极致，后续发射任务，我们继续奋斗！”这是队员们一致的心声。
▶▶小资料
大火箭基地位于滨海新区天津开发区西区，占地面积约3000亩，是集火箭零部件生产、部组件装配、总装测试与试验于一体的代表中国航天水平和国际先进水平的新航天城。在这里，天津火箭公司承担起了我国新一代大型运载火箭长征五号、长征五号B，中型运载火箭长征七号、长征七号甲、长征八号的零件、部段生产及全箭总装、总测等任务。随着长五B遥三箭发射成功，大火箭基地也在逐步跻身世界最大航天基地之一，成为彰显天津航空航天产业快速发展、助力中国空间站建设的亮丽缩影。（记者 万红 新华社记者 李刚 摄）
【我国首个科学实验舱发射成功 建设中国空间站 看我津产“大火箭”】
昨日14时22分，搭载问天实验舱的长征五号B遥三运载火箭（以下简称长五B遥三箭）发射成功。
承担此次长五B遥三箭制造总装任务的是来自天津滨海新区大火箭基地的天津航天长征火箭制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津火箭公司）。本报记者也在火箭总装间隙，电话采访了远在文昌航天发射场的长五B遥三箭试验队部分队员，听他们讲述天津航天人背后的故事。
“高标准、高效率，万无一失助力我国空间站建设”
今年是中国载人航天工程立项实施30周年，根据此前发布的任务计划安排，6月成功发射神舟十四号载人飞船后，随之而来的“重头戏”便是7月发射空间站问天实验舱。
面对这项承载着无数人希望与梦想的航天任务，天津火箭公司派出精兵强将，组建了一支最为精干的总装团队奔赴海南文昌。
天津火箭公司试验队调度张学伟介绍：“长五B首飞箭、遥二箭的制造总装及发射保障任务都是我们承担的，在以往经验基础上，这次我们共选派了36名骨干，其中35人至少参加过2次现场发射保障任务。我们就是要做到高标准、高效率，万无一失地把火箭送上太空，助力我国空间站建设。”
骆鑫生是装配一组组长，也是一位全部参与了长五B火箭3次发射的老队员，这次主要带队负责垂直总装和舱罩组合体总装。
“当初，长五B遥二箭发射的是中国空间站天和核心舱。这次长五B遥三箭搭载的问天实验舱就是去与天和核心舱对接的，必须一飞冲天。说实话，大伙儿压力都挺大的，但我们化压力为动力，来发射场前就做了大量准备工作。”骆鑫生说，“我们把之前编写的《靶场精细化操作流程》升级成了《靶场成败性操作图册》，把原来文字表述的工步工序，能用图片展示的都用图片，还细化完善了不少操作。在现场，每天晚上收工前，无论多晚大家都会对当天完成的操作逐一复查，再梳理推演第二天操作和可能出现的风险点，保障每一次操作都精准无误。”
不仅是队伍与技术过硬，这次长五B遥三箭的发射场总装还引入了全新的信息化手段──总装一体化管控系统。
试验队工艺员李强介绍，火箭总装专业性强、工作量大，每次总装前他们都会编写总装文件，尤其涉及载人航天，现场的各类操作更得按文件标准零误差严格执行。“以往的总装文件都是纸质版，你知道有多少吗？长五B遥三箭总装文件一共有100多本，摞在一起总厚度有1米多，细致到某个螺钉拧紧要加几牛米力矩都得写得清清楚楚。再加上每一个总装操作不论大小，完成后都需要一一记录，纸质版文件现场翻阅、事后复查多有不便。”李强说，现在有了新系统，人手一个平板电脑，记录、复查一点就成，查阅数据更是一键导出，再不需人工录入，工作效率和数据转化率大幅提升，光复查效率就提高至少50%，工作起来自然事半功倍。”
“任何困难都不能阻挡我们奔向星辰大海”
时间紧、任务重、异常繁忙是航天工作的特点，因此，记者的采访多是利用队员们的用餐或倒休时间。即便如此，交谈间记者仍能感觉到在电话另一端，他们对航天事业的热爱与奉献。
火箭发射前最后的总装、测试必须在发射场进行，这些航天人常常一离家就是几个月甚至更久。对于一年中有多少天待在发射场，骆鑫生的最高纪录是280多天，李强和张学伟的纪录则是7个多月。这两年，为了尽可能减少新冠疫情影响，队里制定了预案，队员们有时会提前隔离，有时会减少往返，离家的时间更长了。
负责安排试验队日常工作的张学伟告诉记者，这次出发前受新冠疫情影响，“五一”一过他们就开始进行闭环管理。“这样‘隔离’了十几天，我们终于来了海南，下飞机又隔离了4天，等进到发射场差不多5月下旬了。这样一趟任务下来，几乎就得离家3个月。”
“今年春节我也是在海南过的，执行的是长征八号遥二箭的发射任务。”张学伟说，“考虑到疫情防控两地来回可能需要按政策隔离，大伙儿就都没走。当时我爱人也带着孩子来海南观看火箭发射。记得当我完成所有工作出来见到儿子时，他跑来大喊了一句‘爸爸，你做的火箭好厉害，都飞上天了’，那时我感到无比骄傲，孩子的话也更坚定了我在航天道路上勇往直前的决心！”
不仅仅是张学伟，勇往直前、勇于奉献，这是采访中，队员们说得最多的。在他们看来，所有的一切都源于对火箭研制事业的热爱。“因为热爱，任何困难都不能阻挡我们奔向星辰大海！因为热爱，所以一切付出都值得！”
不久后，天津火箭公司总装测试团队就将返津继续投入到后续型号的总装测试工作之中。“乘胜追击，认认真真把工作做到极致，后续发射任务，我们继续奋斗！”这是队员们一致的心声。
▶▶小资料
大火箭基地位于滨海新区天津开发区西区，占地面积约3000亩，是集火箭零部件生产、部组件装配、总装测试与试验于一体的代表中国航天水平和国际先进水平的新航天城。在这里，天津火箭公司承担起了我国新一代大型运载火箭长征五号、长征五号B，中型运载火箭长征七号、长征七号甲、长征八号的零件、部段生产及全箭总装、总测等任务。随着长五B遥三箭发射成功，大火箭基地也在逐步跻身世界最大航天基地之一，成为彰显天津航空航天产业快速发展、助力中国空间站建设的亮丽缩影。（记者 万红 新华社记者 李刚 摄）
昨日14时22分，搭载问天实验舱的长征五号B遥三运载火箭（以下简称长五B遥三箭）发射成功。
承担此次长五B遥三箭制造总装任务的是来自天津滨海新区大火箭基地的天津航天长征火箭制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津火箭公司）。本报记者也在火箭总装间隙，电话采访了远在文昌航天发射场的长五B遥三箭试验队部分队员，听他们讲述天津航天人背后的故事。
“高标准、高效率，万无一失助力我国空间站建设”
今年是中国载人航天工程立项实施30周年，根据此前发布的任务计划安排，6月成功发射神舟十四号载人飞船后，随之而来的“重头戏”便是7月发射空间站问天实验舱。
面对这项承载着无数人希望与梦想的航天任务，天津火箭公司派出精兵强将，组建了一支最为精干的总装团队奔赴海南文昌。
天津火箭公司试验队调度张学伟介绍：“长五B首飞箭、遥二箭的制造总装及发射保障任务都是我们承担的，在以往经验基础上，这次我们共选派了36名骨干，其中35人至少参加过2次现场发射保障任务。我们就是要做到高标准、高效率，万无一失地把火箭送上太空，助力我国空间站建设。”
骆鑫生是装配一组组长，也是一位全部参与了长五B火箭3次发射的老队员，这次主要带队负责垂直总装和舱罩组合体总装。
“当初，长五B遥二箭发射的是中国空间站天和核心舱。这次长五B遥三箭搭载的问天实验舱就是去与天和核心舱对接的，必须一飞冲天。说实话，大伙儿压力都挺大的，但我们化压力为动力，来发射场前就做了大量准备工作。”骆鑫生说，“我们把之前编写的《靶场精细化操作流程》升级成了《靶场成败性操作图册》，把原来文字表述的工步工序，能用图片展示的都用图片，还细化完善了不少操作。在现场，每天晚上收工前，无论多晚大家都会对当天完成的操作逐一复查，再梳理推演第二天操作和可能出现的风险点，保障每一次操作都精准无误。”
不仅是队伍与技术过硬，这次长五B遥三箭的发射场总装还引入了全新的信息化手段──总装一体化管控系统。
试验队工艺员李强介绍，火箭总装专业性强、工作量大，每次总装前他们都会编写总装文件，尤其涉及载人航天，现场的各类操作更得按文件标准零误差严格执行。“以往的总装文件都是纸质版，你知道有多少吗？长五B遥三箭总装文件一共有100多本，摞在一起总厚度有1米多，细致到某个螺钉拧紧要加几牛米力矩都得写得清清楚楚。再加上每一个总装操作不论大小，完成后都需要一一记录，纸质版文件现场翻阅、事后复查多有不便。”李强说，现在有了新系统，人手一个平板电脑，记录、复查一点就成，查阅数据更是一键导出，再不需人工录入，工作效率和数据转化率大幅提升，光复查效率就提高至少50%，工作起来自然事半功倍。”
“任何困难都不能阻挡我们奔向星辰大海”
时间紧、任务重、异常繁忙是航天工作的特点，因此，记者的采访多是利用队员们的用餐或倒休时间。即便如此，交谈间记者仍能感觉到在电话另一端，他们对航天事业的热爱与奉献。
火箭发射前最后的总装、测试必须在发射场进行，这些航天人常常一离家就是几个月甚至更久。对于一年中有多少天待在发射场，骆鑫生的最高纪录是280多天，李强和张学伟的纪录则是7个多月。这两年，为了尽可能减少新冠疫情影响，队里制定了预案，队员们有时会提前隔离，有时会减少往返，离家的时间更长了。
负责安排试验队日常工作的张学伟告诉记者，这次出发前受新冠疫情影响，“五一”一过他们就开始进行闭环管理。“这样‘隔离’了十几天，我们终于来了海南，下飞机又隔离了4天，等进到发射场差不多5月下旬了。这样一趟任务下来，几乎就得离家3个月。”
“今年春节我也是在海南过的，执行的是长征八号遥二箭的发射任务。”张学伟说，“考虑到疫情防控两地来回可能需要按政策隔离，大伙儿就都没走。当时我爱人也带着孩子来海南观看火箭发射。记得当我完成所有工作出来见到儿子时，他跑来大喊了一句‘爸爸，你做的火箭好厉害，都飞上天了’，那时我感到无比骄傲，孩子的话也更坚定了我在航天道路上勇往直前的决心！”
不仅仅是张学伟，勇往直前、勇于奉献，这是采访中，队员们说得最多的。在他们看来，所有的一切都源于对火箭研制事业的热爱。“因为热爱，任何困难都不能阻挡我们奔向星辰大海！因为热爱，所以一切付出都值得！”
不久后，天津火箭公司总装测试团队就将返津继续投入到后续型号的总装测试工作之中。“乘胜追击，认认真真把工作做到极致，后续发射任务，我们继续奋斗！”这是队员们一致的心声。
▶▶小资料
大火箭基地位于滨海新区天津开发区西区，占地面积约3000亩，是集火箭零部件生产、部组件装配、总装测试与试验于一体的代表中国航天水平和国际先进水平的新航天城。在这里，天津火箭公司承担起了我国新一代大型运载火箭长征五号、长征五号B，中型运载火箭长征七号、长征七号甲、长征八号的零件、部段生产及全箭总装、总测等任务。随着长五B遥三箭发射成功，大火箭基地也在逐步跻身世界最大航天基地之一，成为彰显天津航空航天产业快速发展、助力中国空间站建设的亮丽缩影。（记者 万红 新华社记者 李刚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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