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户炒股赚不到钱的重要原因：行为心理误区】
我认为，行为及心理误区，也是绝大部分投资股票的人赚不到钱的重要原因。
有哪些行为及心理误区呢？
比如过度自信。学者Svenson教授1981年在瑞士做的调查表明，90％的出租车司机认为自己的驾驶水平高于平均水平。
咱们平时生活中也能知道，不少炒股的散户对自己的股票投资水平比较自信。
我有个炒股屡屡亏钱的亲戚，在跟我交流时，给我说，他认为自己的炒股水平还可以，还不错，只不过是运气不太好。
我认为股市投资者过度自信的原因主要有这些：
他们将此前良好的投资收益归功于自己的投资能力强。在网上可以接触到大量资料和数据，这些信息会让他们产生知识幻觉。通常自己掌握股票账户，可以利用互联网点点鼠标或手机按键轻松下单，产生控制幻觉。
还有心理账户意识这种行为心理误区。
你花整整三天，熬夜写了篇文章发表，获得了500元稿费。你会用这个钱玩老虎机试试手气吗?
估计不会。
但如果你捡到500元呢?可能就会了。这两笔钱，虽然金额相同，但你记在不同的心理账户里了。
如果今天晚上你打算去听一场音乐会，票价是200元，在你马上要出发的时候，你发现你把最近充值的价值200元的公交卡弄丢了。你是否还会去听这场音乐会？
实验表明，大部分的回答者仍旧去听。
可是如果情况变一下，假设你昨天花了200元钱买了一张今天晚上音乐会门票。在你马上要出发的时候，突然发现你把门票弄丢了。如果你想要听音乐会，就必须再花200元钱买张门票，你是否还会去听？
结果却是，大部分人回答说不去了。
可仔细想一想，上面这两个回答其实是自相矛盾的。不管丢的是公交卡还是音乐会门票，总之是丢失了价值200元的东西，从损失的金钱上看，并没有区别。之所以出现上面两种不同的结果，其原因就是大多数人的心理账户的问题。
人们在脑海中，把公交卡和音乐会门票归到了不同的账户中，所以丢失了公交卡不会影响音乐会所在的账户的预算和支出，大部分人仍旧选择去听音乐会。但是丢了的音乐会门票和后来需要再买的门票都被归入了同一个账户，所以看上去就好像要花400元听一场音乐会了。人们当然觉得这样不划算了。
在炒股方面，也有心理账户现象。很多炒股的人平时菜市场买菜要花费一番时间去比较菜的质量，和菜贩讨价还价，但是，在股票市场上，对几十万甚至几百万的股票交易，往往却非常随意，往往脑袋一发热，在几分钟内就做出了几十万、几百万的股票投资决策了。
心理账户现象还体现在这样的案例上。
投资者小张购买了股票A和B， 经过一段时间后， 股票A产生收益30000元， 股票B产生亏损80000元； 刚好小张需要用一笔钱， 需要卖掉股票。单独卖掉股票A或者股票B的资金都足够满足小张的资金需求。 经过一番心理计算后，小张决定卖掉股票A， 而保留亏损的股票B。
因为这样让他感觉更好， 因为股票A产生收益， 是一次成功的交易， 卖掉股票A有愉快的成就感。 如果卖掉股票B， 就会让小张的心理产生痛苦的失败感。
上面这个例子就是投资人分别为股票A和股票B建立了不同的心理账户， 因为A账户有收益， 卖掉A有成就感， B账户亏损，卖掉股票B就会从账面亏损转变为实际亏损，产生失败感，保留股票B也许还有机会由亏转赢。
在股票投资中，散户往往倾向于赚了10%、15%就会卖出股票，因为卖出赚钱的股票是一种令他们愉悦的事，但是如果亏了钱，散户亏10%、亏15%是不肯卖出的。
因为卖出亏损的股票对他们来说，是很痛苦的事。但最后，直到亏损百分之三四十以上，才肯割肉。这种小赚大亏的操作模式，很大程度上就是他们的心理账户对股票投资产生的影响。
还有亏损厌恶症这种行为心理误区。
有些人买入股票亏损严重后会像鸵鸟，不敢面对现实，总幻想会涨回来。甚至有的连股票账户都不想打开。
还有羊群效应这种行为心理误区。
单个投资者总是根据其他同类投资者的行动而行动，在他人买入时买入，卖出时卖出。导致出现的还有其他一些因素，比如，一些投资者可能会认为同一群体中的其他人更有信息优势。
在股市行情好时，投资者股票积极性大增的情况下，能量迅速积聚，投资者非常容易形成趋同性的羊群效应，追涨时信心百倍，蜂拥而至。
然而股市开始大跌时，恐慌心理也开始连锁反应，纷纷恐慌卖出出逃，很容易将股票卖在很低的价位上。下面是两张我在网上找到的流传很广的“散户炒股心理图”，虽然很草根，但值得深思。
未来一段时间，是买入严重低估的优质企业的好机会，也是买入低估的基金的好机会。
过一两年回头看，有很多人会为自己现在没有抓住机会而后悔的。
前提是，你要掌握方法。
用什么方法买入？
买入什么股票？买入什么基金？
我建了一个小虹圈，主要聊股票，具体聊以下内容：
1.我的投资理念。
2.如何投资股票，如何投资基金，我的投资方法及思路。
3.我的投资操作。
4.对公司、股票、基金等标的的研究分享。
5.明显高估股票的分析预警。
6.投资电子书及资料分享。
用相当于吃一顿饭的小钱，提高自己，是明智之举。现在买一本书都要几十块钱，而小虹圈里我分享了精心挑选的上百本股票投资电子书，单电子书就物超所值了。欢迎感兴趣的同学用微信扫下面的二维码加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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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在脑海中，把公交卡和音乐会门票归到了不同的账户中，所以丢失了公交卡不会影响音乐会所在的账户的预算和支出，大部分人仍旧选择去听音乐会。但是丢了的音乐会门票和后来需要再买的门票都被归入了同一个账户，所以看上去就好像要花400元听一场音乐会了。人们当然觉得这样不划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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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账户现象还体现在这样的案例上。
投资者小张购买了股票A和B， 经过一段时间后， 股票A产生收益30000元， 股票B产生亏损80000元； 刚好小张需要用一笔钱， 需要卖掉股票。单独卖掉股票A或者股票B的资金都足够满足小张的资金需求。 经过一番心理计算后，小张决定卖掉股票A， 而保留亏损的股票B。
因为这样让他感觉更好， 因为股票A产生收益， 是一次成功的交易， 卖掉股票A有愉快的成就感。 如果卖掉股票B， 就会让小张的心理产生痛苦的失败感。
上面这个例子就是投资人分别为股票A和股票B建立了不同的心理账户， 因为A账户有收益， 卖掉A有成就感， B账户亏损，卖掉股票B就会从账面亏损转变为实际亏损，产生失败感，保留股票B也许还有机会由亏转赢。
在股票投资中，散户往往倾向于赚了10%、15%就会卖出股票，因为卖出赚钱的股票是一种令他们愉悦的事，但是如果亏了钱，散户亏10%、亏15%是不肯卖出的。
因为卖出亏损的股票对他们来说，是很痛苦的事。但最后，直到亏损百分之三四十以上，才肯割肉。这种小赚大亏的操作模式，很大程度上就是他们的心理账户对股票投资产生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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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丘好人# 【商丘好人｜社会道德基础就应当这样构筑和抬升】作者简介：公方彬，国防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曾任军事科学院军队政治工作研究所副所长、正师职研究员。三次参加边境作战轮战，荣立一等功2次、三等功4次，获二级英雄模范奖章、中国青年五四奖章、全国扶贫开发先进个人。担任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特约评论员、全军统评系列高级专业技术资格评审专家，是泰山学者特聘专家。担任了人民大学、兰州大学等数十家院校的客座教授、顾问，被评为国防大学杰出中青年专家，入选全军首批创新型人才，入选人民论坛“2013年度十大思想人物”，先后获人民网“2012年度、2013年度最受欢迎十大访谈嘉宾”，新浪网“2013年度最有价值专栏作家”。
向中央和军委总部上报内参、研究报告100余份，部分得到中央领导批示，进入决策。出版《大思想》《大战略》等著作32部，发表文章300余篇，个人著述600余万字。
我因为长期围绕信仰信念、核心价值与道德人文等方面的问题进行研究，故对英雄模范群体有更多关注，当有同志向我介绍“商丘好人”主题活动，并提及这项活动肇始于那个牺牲自己拯救别人的“商丘好人”——李学生，还是能够勾起当年一些记忆。
我当时只是关注了李学生的英雄事迹，而未对生养他的这块土地上发生的更多故事予以跟进。所以，当拿到“商丘好人”主题活动的相关材料，尤其了解到由活动而来的良好社会反响，及其对当地精神文明建设，或者说在优化社会和改善民风过程中发挥了积极作用，我产生了浓厚兴趣。
因为稍加梳理不难发现蕴含其间的创造性思维和规律性把握，又是因此而产生许多值得总结、抽象和推广的经验。这一点放到党中央高度重视并大力推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当下，纳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来的基础建设和相关要求当中，更凸显出意义和价值。
“商丘好人”主题活动的社会价值与广泛意义在于将自上而下教育灌输转化为启发群众自觉
任何国家或社会都会致力于主流价值体系建设，并努力作用于社会大众，因此便产生了以何种方式方法有效达成目的的问题。我们针对不同对象采取了两种模式，对在校青少年或对体制内的人们来说，多采取有组织的系统教育。这种方式无疑最有效力，但对散存于社会且处于流动中的人群来讲并不适用，因此必须采取与社会特点和群体特征相吻合的方式方法进行，这就是社会教育。
“商丘好人”主题活动是顺应时代和社会特征，结合广大人民群众的认知特点，所作的积极探索，由于持续时间长，探索深入而富于地方特色和个性特点，成长为行之有效的社会教育形式。概括起来，其最突出特点是形散神聚，“形散”是让群众在各种活动中接受教育引导，“神聚”是因为主题活动内容鲜明又聚焦，而不致流于形式。又因为活动所张扬的好人基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同时注入地方人文特色，故而形成鲜活生动的载体，让群众在咀嚼品味和感知中觉悟起来。
即便是局外人关注该活动，也能够体察出组织推动者的理念、思路和用心在于对人民群众自我教育能力的充分信任。应当承认随着时代发展，人民群众的自我教育能力大幅上升，且拥有很强的内在动力。其自我教育能力源于改革开放40多年的历练，从而具备了较强的独立思考和独立判断能力，这是开展自我教育的基础条件。至于内在动力则源于人民群众对幸福生活与人生意义价值的理解和追求。规律表明，一个人没有饭吃找饭吃，有了饭吃后必定步入精神层面，进行人生价值的更深刻理解和更强烈追求。
中国社会人文品质已经和正在进入提升期，这个提升的动因来自于改革开放奠定的经济和社会基础，一方面人们在解决了物质生活条件的情况下，必定思考何为有品质有价值的人生，包括生命的意义和价值、幸福的源泉和争取这些终极命题。另一方面则是快速的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我们确实忽略了许多不该忽略的东西，尤其是道德建设，结果出现了许多让人痛心的现象，直接削弱了我们的幸福感。两个方面都促进全社会进入思考中。
进一步分析问题，我们从“商丘好人”主题活动中可以清楚看出当地党委和政府在此方面的思想高度。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确立了“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的三大历史使命，任何一个使命任务的完成都离不开广大人民群众的参与支持。那么，精神文明建设或社会道德建设更涉及到主体是谁与依靠谁的问题。显然，该主题活动真正把群众作为了参与主体，同时相信他们能够进行自我教育。这已经反映出党的群众路线在主题活动中得到充分体现，进而注定获得成功。
“商丘好人”主题活动的社会价值与广泛意义在于给群众创造了自我修养与社会价值实现的有利条件和通达路径
在持续进行的“商丘好人”主题活动中涌现出了一大批具有标杆意义的好人，又是因为这些标杆散落在各行各业，与广大群众密切接触，实时互动，因而产生直接而又鲜活的启蒙作用，这应当是该活动最成功之处。
换句话说，“商丘好人”应是很好地解决了可复制性和更强辐射力的问题。当群众看到原本的“身边人”和自己一样平凡普通，只是因为他们更努力而变得不再平凡普通，至少较自己而言获得了更大更广泛的社会认同和褒奖。有了身边的标杆，“幸福是干出来的”就鲜活而又生动，真切而可效仿。所以，“商丘好人”主题活动根本上是在为普通人提供更佳的人生价值或社会价值实现的途径，走上去就会产生不一样的人生。
深入分析我们会进一步理解“商丘好人”最大特色，在普通群众中开展，以优秀基层党员干部为骨干，侧重于广大群众，可谓集合了领域各层次的“成功人士”，属于混合团队，这既是特色也是启示意义和推广价值所在。
我长期担任“北京榜样”的评选专家和现场颁奖佳宾，在早期活动定位问题上就向组织方建议，一定要保持“草根”风格，之所以强调这一点，在于普通群众中的道德相对更纯净，辐射面或范围更宽广。事实上，“北京榜样群体”所以被中宣部授予“时代楷模”称号，原因之一就在于着眼和着力于普通群众的风格特点。
我们知道，英雄模范是主流社会借助的诠释主流精神和价值观的载体，要使这种载体作用得到更大发挥，不断增强辐射力和稳定性，很重要的就是将英雄模范的实践进行精神抽象，进而积淀为文化，到了这样的一个程度和高度，就富于广泛性和可复制性，也就是我们常讲的推广意义。
就一个国家和社会来讲，确需要经天纬地的大英雄，不管他们彰显于当下还是沉淀于历史，都是全社会全民族效仿的榜样，展现着前进的姿态和大众努力方向。我们经常讲，哪里有苦难哪里就有拯救之力，大英雄就是苦难危难中的拯救者，但这样的人从来都不会多，故而是大众的精神偶像，同时也难让人产生质感和可复制。“商丘好人”则是平民英雄，没有大英雄那么伟大，但在社会中不可或缺，并且构成为区域性人文建设的坚实基础。
当然，“商丘好人”主题活动还有许多可圈可点之处。最好的教育是自我教育，由心而外，由渐悟到顿悟。让群众去评价他心目中的好人，同时又让每个人接受评价，加之过程中官方主导，民众积极参与，必然形成良性互动。这是合规律的，因为我们所有人都希望获得周围人乃至更多人的认同和接受，但对实现的路径未必都很清楚，当党委和政府大力推动形成主流后，所有人便理解到只要像其他好人一样从生活点滴做起，自己就能够成为与他们一样的好人，由此自我教育得已形成。
支持自我教育的另一个内在动因也需要我们在这里关注。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人们，都关心自己的生命长度，但仅有长度是不够的，还要有宽度和厚度，这就涉及到生命的意义和价值。曾经的那个时代有句耳熟能详的话：“人的一生应该这样度过：当他回首往事的时候，他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因碌碌无为而羞愧。”今天少有人这样说，但不说不意味着不存在，尤其是当我们解决了吃饭问题，开始关注精神世界的内容，这个问题注定时时进入我们的脑海里，因为规律使然。
“商丘好人”主题活动的社会价值与广泛意义在于将地方党委和政府落实精神文明建设政治责任和主体责任变得生动质感而又丰富多彩
以更宽阔视野分析问题，我们国家承担精神文明建设主体责任者与世界大多数国家有所不同。西方国家制度设计是小政府大社会，其政府权力有限职责范围也有限，总体上政党和政府的主要职能不涉及精神或道德建设，这方面的工作或责任主要由学校和非政府组织承担，即基础教育阶段由学校承担，进入社会或职场则由教会和其他非政府组织承担。
在我们国家主体责任必然地落在党委和政府肩上，这与传统文化有关，比如我们是非宗教传统国家，更重要的还是与制度建构和权力运行关联，一定意义上我们建设的是权力和责任相对无限的政府，没有其他任何政治或社会组织能够替代党委、政府所承担的责任。
正是由于责任由党委和政府一力承担，无任何推卸责任的理由，决定了必须以最优成果来完成或回应使命责任，这就有了长期以来各地各级党委和政府不懈探索和创新。应当说“商丘好人”主题活动就是当地党委和政府的创新成果。对于该成果和经验，宏观讲属于党和国家整个精神文明建设成果的组成部分，具体说则是当地党委和政府求真务实的结晶，同时折射出责任感与工作姿态。
认定整个主题活动富于鲜活生动而又丰富多彩，还是从与社会脉动层面认识。“商丘好人”主题活动已然成为区域内精神文明建设的品牌或名片，由此大幅提升社会关注度及其聚焦能力，这一点在当今这个快节奏的时代不可或缺。
我们都有这样的体会或体验，生活在快节奏的时代或社会，太多让我们关注的事物，这很容易分散注意力，很多事物处在“闪过”状态，留不下太多印象就不会驻足思考，更难进入价值系统，化作行为上的自觉。当这项主题活动成为品牌和名片，效果大不相同。
仍然以好人主题公园建设分析问题，不管是建设规模还是图景设计，思想内含还是表现力，该项建设对主题活动都是一个点睛之笔。它生动诠释了“商丘好人”主题活动的品质和要义，由个体到群体，有起点无终点，不断丰富延伸发展，因此形成更多在发展空间和升华高度。
既然“愈是民族的愈是世界的”，那么我们也可以说愈是得到实践证明的区域经验，也应当可以抽象和规律化，而广泛的推广价值。还可以说，“商丘好人”给各方面的启示之一，社会主流价值引领过程中还有很大的创新和突破空间，只要立身当地社会实际，同时着眼群众喜闻乐，坚持贴近、贴近、再贴近，许多富于生命力的经验做法必定产生出来。
向中央和军委总部上报内参、研究报告100余份，部分得到中央领导批示，进入决策。出版《大思想》《大战略》等著作32部，发表文章300余篇，个人著述600余万字。
我因为长期围绕信仰信念、核心价值与道德人文等方面的问题进行研究，故对英雄模范群体有更多关注，当有同志向我介绍“商丘好人”主题活动，并提及这项活动肇始于那个牺牲自己拯救别人的“商丘好人”——李学生，还是能够勾起当年一些记忆。
我当时只是关注了李学生的英雄事迹，而未对生养他的这块土地上发生的更多故事予以跟进。所以，当拿到“商丘好人”主题活动的相关材料，尤其了解到由活动而来的良好社会反响，及其对当地精神文明建设，或者说在优化社会和改善民风过程中发挥了积极作用，我产生了浓厚兴趣。
因为稍加梳理不难发现蕴含其间的创造性思维和规律性把握，又是因此而产生许多值得总结、抽象和推广的经验。这一点放到党中央高度重视并大力推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当下，纳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来的基础建设和相关要求当中，更凸显出意义和价值。
“商丘好人”主题活动的社会价值与广泛意义在于将自上而下教育灌输转化为启发群众自觉
任何国家或社会都会致力于主流价值体系建设，并努力作用于社会大众，因此便产生了以何种方式方法有效达成目的的问题。我们针对不同对象采取了两种模式，对在校青少年或对体制内的人们来说，多采取有组织的系统教育。这种方式无疑最有效力，但对散存于社会且处于流动中的人群来讲并不适用，因此必须采取与社会特点和群体特征相吻合的方式方法进行，这就是社会教育。
“商丘好人”主题活动是顺应时代和社会特征，结合广大人民群众的认知特点，所作的积极探索，由于持续时间长，探索深入而富于地方特色和个性特点，成长为行之有效的社会教育形式。概括起来，其最突出特点是形散神聚，“形散”是让群众在各种活动中接受教育引导，“神聚”是因为主题活动内容鲜明又聚焦，而不致流于形式。又因为活动所张扬的好人基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同时注入地方人文特色，故而形成鲜活生动的载体，让群众在咀嚼品味和感知中觉悟起来。
即便是局外人关注该活动，也能够体察出组织推动者的理念、思路和用心在于对人民群众自我教育能力的充分信任。应当承认随着时代发展，人民群众的自我教育能力大幅上升，且拥有很强的内在动力。其自我教育能力源于改革开放40多年的历练，从而具备了较强的独立思考和独立判断能力，这是开展自我教育的基础条件。至于内在动力则源于人民群众对幸福生活与人生意义价值的理解和追求。规律表明，一个人没有饭吃找饭吃，有了饭吃后必定步入精神层面，进行人生价值的更深刻理解和更强烈追求。
中国社会人文品质已经和正在进入提升期，这个提升的动因来自于改革开放奠定的经济和社会基础，一方面人们在解决了物质生活条件的情况下，必定思考何为有品质有价值的人生，包括生命的意义和价值、幸福的源泉和争取这些终极命题。另一方面则是快速的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我们确实忽略了许多不该忽略的东西，尤其是道德建设，结果出现了许多让人痛心的现象，直接削弱了我们的幸福感。两个方面都促进全社会进入思考中。
进一步分析问题，我们从“商丘好人”主题活动中可以清楚看出当地党委和政府在此方面的思想高度。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确立了“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的三大历史使命，任何一个使命任务的完成都离不开广大人民群众的参与支持。那么，精神文明建设或社会道德建设更涉及到主体是谁与依靠谁的问题。显然，该主题活动真正把群众作为了参与主体，同时相信他们能够进行自我教育。这已经反映出党的群众路线在主题活动中得到充分体现，进而注定获得成功。
“商丘好人”主题活动的社会价值与广泛意义在于给群众创造了自我修养与社会价值实现的有利条件和通达路径
在持续进行的“商丘好人”主题活动中涌现出了一大批具有标杆意义的好人，又是因为这些标杆散落在各行各业，与广大群众密切接触，实时互动，因而产生直接而又鲜活的启蒙作用，这应当是该活动最成功之处。
换句话说，“商丘好人”应是很好地解决了可复制性和更强辐射力的问题。当群众看到原本的“身边人”和自己一样平凡普通，只是因为他们更努力而变得不再平凡普通，至少较自己而言获得了更大更广泛的社会认同和褒奖。有了身边的标杆，“幸福是干出来的”就鲜活而又生动，真切而可效仿。所以，“商丘好人”主题活动根本上是在为普通人提供更佳的人生价值或社会价值实现的途径，走上去就会产生不一样的人生。
深入分析我们会进一步理解“商丘好人”最大特色，在普通群众中开展，以优秀基层党员干部为骨干，侧重于广大群众，可谓集合了领域各层次的“成功人士”，属于混合团队，这既是特色也是启示意义和推广价值所在。
我长期担任“北京榜样”的评选专家和现场颁奖佳宾，在早期活动定位问题上就向组织方建议，一定要保持“草根”风格，之所以强调这一点，在于普通群众中的道德相对更纯净，辐射面或范围更宽广。事实上，“北京榜样群体”所以被中宣部授予“时代楷模”称号，原因之一就在于着眼和着力于普通群众的风格特点。
我们知道，英雄模范是主流社会借助的诠释主流精神和价值观的载体，要使这种载体作用得到更大发挥，不断增强辐射力和稳定性，很重要的就是将英雄模范的实践进行精神抽象，进而积淀为文化，到了这样的一个程度和高度，就富于广泛性和可复制性，也就是我们常讲的推广意义。
就一个国家和社会来讲，确需要经天纬地的大英雄，不管他们彰显于当下还是沉淀于历史，都是全社会全民族效仿的榜样，展现着前进的姿态和大众努力方向。我们经常讲，哪里有苦难哪里就有拯救之力，大英雄就是苦难危难中的拯救者，但这样的人从来都不会多，故而是大众的精神偶像，同时也难让人产生质感和可复制。“商丘好人”则是平民英雄，没有大英雄那么伟大，但在社会中不可或缺，并且构成为区域性人文建设的坚实基础。
当然，“商丘好人”主题活动还有许多可圈可点之处。最好的教育是自我教育，由心而外，由渐悟到顿悟。让群众去评价他心目中的好人，同时又让每个人接受评价，加之过程中官方主导，民众积极参与，必然形成良性互动。这是合规律的，因为我们所有人都希望获得周围人乃至更多人的认同和接受，但对实现的路径未必都很清楚，当党委和政府大力推动形成主流后，所有人便理解到只要像其他好人一样从生活点滴做起，自己就能够成为与他们一样的好人，由此自我教育得已形成。
支持自我教育的另一个内在动因也需要我们在这里关注。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人们，都关心自己的生命长度，但仅有长度是不够的，还要有宽度和厚度，这就涉及到生命的意义和价值。曾经的那个时代有句耳熟能详的话：“人的一生应该这样度过：当他回首往事的时候，他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因碌碌无为而羞愧。”今天少有人这样说，但不说不意味着不存在，尤其是当我们解决了吃饭问题，开始关注精神世界的内容，这个问题注定时时进入我们的脑海里，因为规律使然。
“商丘好人”主题活动的社会价值与广泛意义在于将地方党委和政府落实精神文明建设政治责任和主体责任变得生动质感而又丰富多彩
以更宽阔视野分析问题，我们国家承担精神文明建设主体责任者与世界大多数国家有所不同。西方国家制度设计是小政府大社会，其政府权力有限职责范围也有限，总体上政党和政府的主要职能不涉及精神或道德建设，这方面的工作或责任主要由学校和非政府组织承担，即基础教育阶段由学校承担，进入社会或职场则由教会和其他非政府组织承担。
在我们国家主体责任必然地落在党委和政府肩上，这与传统文化有关，比如我们是非宗教传统国家，更重要的还是与制度建构和权力运行关联，一定意义上我们建设的是权力和责任相对无限的政府，没有其他任何政治或社会组织能够替代党委、政府所承担的责任。
正是由于责任由党委和政府一力承担，无任何推卸责任的理由，决定了必须以最优成果来完成或回应使命责任，这就有了长期以来各地各级党委和政府不懈探索和创新。应当说“商丘好人”主题活动就是当地党委和政府的创新成果。对于该成果和经验，宏观讲属于党和国家整个精神文明建设成果的组成部分，具体说则是当地党委和政府求真务实的结晶，同时折射出责任感与工作姿态。
认定整个主题活动富于鲜活生动而又丰富多彩，还是从与社会脉动层面认识。“商丘好人”主题活动已然成为区域内精神文明建设的品牌或名片，由此大幅提升社会关注度及其聚焦能力，这一点在当今这个快节奏的时代不可或缺。
我们都有这样的体会或体验，生活在快节奏的时代或社会，太多让我们关注的事物，这很容易分散注意力，很多事物处在“闪过”状态，留不下太多印象就不会驻足思考，更难进入价值系统，化作行为上的自觉。当这项主题活动成为品牌和名片，效果大不相同。
仍然以好人主题公园建设分析问题，不管是建设规模还是图景设计，思想内含还是表现力，该项建设对主题活动都是一个点睛之笔。它生动诠释了“商丘好人”主题活动的品质和要义，由个体到群体，有起点无终点，不断丰富延伸发展，因此形成更多在发展空间和升华高度。
既然“愈是民族的愈是世界的”，那么我们也可以说愈是得到实践证明的区域经验，也应当可以抽象和规律化，而广泛的推广价值。还可以说，“商丘好人”给各方面的启示之一，社会主流价值引领过程中还有很大的创新和突破空间，只要立身当地社会实际，同时着眼群众喜闻乐，坚持贴近、贴近、再贴近，许多富于生命力的经验做法必定产生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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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家“隐形冠军”的抉择
——来自沈阳躬远科技的成长启示与思考
图为躬远科技研发的物联网通信系统为人们生产生活提供智能化数据支撑。
以物联网技术为切入点，从外包项目干起，再到形成自有品牌，四年来，沈阳躬远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躬远科技”）从一家草根科技公司，一跃成为国内物联网领域的“隐形冠军”企业。“白手起家的创业公司之所以能够走得更远，离不开拿得出手的创新产品，同时，更需要企业带头人敢于应对市场及时做出正确预判。躬远科技创立至今，经历两次艰难抉择：一次是勇于走出东北，进军南方市场；另一次就是站在沈阳参与全球竞争。”躬远科技总经理甘凤喜如是说。
“把脉”躬远科技的成长之路，看企业在发展瓶颈期的艰难抉择，或许可以为更多沈阳本土新兴产业的科技型中小企业提供一些借鉴。
何为物联网
物联网是新一代信息技术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信息化”时代的重要发展阶段。顾名思义，物联网就是物物相连的互联网。这有两层意思：其一，物联网的核心和基础仍然是互联网，是在互联网基础上的延伸和扩展的网络；其二，其用户端延伸和扩展到了任何物品与物品之间，进行信息交换和通信，也就是物物相息。物联网也被称为继计算机、互联网之后世界信息产业发展的第三次浪潮。
走出东北进军南方
以一款物联网基站产品切入市场，年轻的躬远科技如今已是国内物联网技术领域的“红人”。四年来，成功获得了国内物联网通信行业领军企业中科图灵、上海广电、阿里巴巴、日海物联等标杆客户，并在众多的园区、工厂、机场与高铁站实现了物联网络覆盖和应用。
2015年，30岁出头的甘凤喜意气风发，辞去了本地最大IT公司的工程师职位，和一群志同道合的小伙伴“杀”入物联网领域。“因为2015年是窄带物联网技术发展的元年，所以借着这个趋势和我们技术团队的技术积累，大家开始了创业。”然而，创业并非一帆风顺，市场的实际情况远比甘凤喜想象得复杂。躬远科技先从给一些科技公司做外包项目做起。尽管形势还不错，但甘凤喜认为，做外包项目永远处于产业链底端，要实现长远发展，必须要有自己的核心技术和拳头产品。
一年后，躬远科技拿出了公司的“拳头”产品——窄带物联网通信基站，以其“大连接、广覆盖、极低功耗”的特点得到了行业专家的好评，太阳能基站还获得了在北京举办的“世界物联网大会创新产品前十强”的殊荣。然而，产品在推向东北市场时却遇到了“寒冬”。“沈阳当时的物联网终端市场几乎是封冻状态。”在甘凤喜看来，与沈阳及东北客户打交道的过程中，他强烈地感受到，东北市场对物联网等新技术的接受程度偏低。
一番纠结后，甘凤喜决定进军南方市场。
希望站在沈阳看世界
甘凤喜感受到南方市场的“热气腾腾”。
“南方市场对物联网、大数据等新技术的接受程度要高一点，我们先从广州开始，站住脚以后，全面布局。”2016年躬远科技广州分公司注册成立，随后是深圳分公司和重庆分公司相继成立。如今，在南方城市的银行业、全国的高铁站、机场大多有躬远科技的前沿技术和产品。
“近几年国内窄带物联网技术的飞速发展，我们企业牢牢借着这项技术的发展趋势发力才有今天的躬远。”甘凤喜说，创业的日子里，自己没睡过一天好觉。为了和对手进行差异化竞争，2017年，在公司多数人不理解的情况下，他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进军海外市场。甘凤喜的理由是：与其在国内市场与运营商正面厮杀，不如直面一个对物联网技术理解更加深入的国际市场。于是，躬远科技在南方市场的“铺垫”下，将触角伸向东南亚、欧洲、美洲。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甘凤喜正忙于联系马来西亚一个面积达3500亩植物园的网络覆盖项目。与此同时，澳大利亚及新西兰的客户也向躬远科技投来橄榄枝，希望将“沈阳智造”应用到其智能化项目建设中。甘凤喜透露，在2019年的计划中，躬远的产品将有一半出口到世界各地，让更多“中国智造”融入国外的智慧生活当中。
“作为沈阳人的儿子，我的根在沈阳，选择创业在沈阳，也是希望实现自己儿时的梦想，用知识使自己变得强大，回报家乡。”甘凤喜希望随着躬远的持续发展，“站在沈阳看世界”的梦想能够实现。
希望沈阳建设物联网技术平台
谈及创业的坎坎坷坷，甘凤喜说：“由于企业受地域等物理条件的局限，当年，为了给自己的产品做一项无线射频技术的检测，我们不得不飞去深圳做，不仅价格昂贵，还得托人找关系。当时的无线通信测试费用是一个小时8000元。你不做，后面有很多企业排队要做，我们光做测试一天就烧了几万块。”
甘凤喜觉得，由于长期以来东北对于新兴技术认知程度不够，导致物联网、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新兴技术企业发展不起来、不成规模。从一个行业带头人的角度，甘凤喜觉得，沈阳想要转型升级，首先是人的认知要进行改变。
甘凤喜建议，从政府层面提高对战略性新兴技术的认知程度，同时联合行业专家，牵头在沈阳建立一个围绕物联网或者相关技术的交流平台，搭建企业与政府的沟通平台，形成健康的产业生态。
借鉴重庆经验，甘凤喜认为，沈阳的政府在规划智慧城市等大型项目的同时，可以将更多信息化、智能化、网络化的元素或者模块嵌入其中，激活本地的物联网产业。
“可喜的是，近年来，我们看到沈阳政府各个部门已经认识到了信息化建设对于城市发展的重要性。如果沈阳市在探索建设智慧城市的过程中需要智库力量的支持，我们期待能够成为其中的一员。”甘凤喜说。
把脉问诊
该如何扶持高新技术企业？
在促进沈阳高新企业发展问题上，辽宁大学经济学院教授郭广珍给出了自己的观点。
郭教授表示，沈阳高新技术企业发展过程中，首先要考虑供求平衡。供给方面主要体现在该企业在人员、资金、技术等方面是否具有比较优势。有特色不是比较优势，规模大也不是比较优势，高的投入产出比才是比较优势；在需求方面，要考虑企业的真正需求，对全国或者全世界的需求。
其次，要考虑政府和市场的平衡。当前沈阳市“万人进万企”活动主要功能应该是收集企业的信息，接收企业的反馈，不能成为特定企业获得特殊政策或资源的途径，也不能成为政府进一步控制或影响企业发展的枷锁，建立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比鼓励特定企业发展更重要。
第三，要考虑短期和长期的平衡。动用政府的力量对于特定企业或者特定行业，在短期取得快速发展是比较容易的；而长期繁荣一个特定行业，或者是一个地区的所有行业，才应该是政府的目标。
按照以上原则，郭教授认为沈阳市在支持高新企业发展时应该做到以下几点：
首先，由政府牵头聘请专家和学者，对沈阳地区企业真实的需求做出大体判断。然后，深入调研沈阳市范围内的相关企业或者行业的比较优势。对于存在的真实潜在需求，但是没有供给能力的行业可以提前给出扶持政策。
其次，沈阳政府的调控方式依然要遵循“市场是资源配置主体”的指导思想，优先考虑通过市场力量调节企业行为，而不是直接对资源进行配置。
最后，沈阳高新企业的扶持政策要兼顾短期和长期。如果政府判断正确，扶持特定企业或者行业发展在短期可以见到效果；如果政府不能判断一个行业，特别是全新行业的发展方向，具体而直接的扶持即使在短期也不会达到预期效果。相比之下，普惠的政策，如降低税收，或者对基础理论研究的支持，才是培养沈阳经济长期发展基石的必由之路。
一家“隐形冠军”的抉择
——来自沈阳躬远科技的成长启示与思考
图为躬远科技研发的物联网通信系统为人们生产生活提供智能化数据支撑。
以物联网技术为切入点，从外包项目干起，再到形成自有品牌，四年来，沈阳躬远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躬远科技”）从一家草根科技公司，一跃成为国内物联网领域的“隐形冠军”企业。“白手起家的创业公司之所以能够走得更远，离不开拿得出手的创新产品，同时，更需要企业带头人敢于应对市场及时做出正确预判。躬远科技创立至今，经历两次艰难抉择：一次是勇于走出东北，进军南方市场；另一次就是站在沈阳参与全球竞争。”躬远科技总经理甘凤喜如是说。
“把脉”躬远科技的成长之路，看企业在发展瓶颈期的艰难抉择，或许可以为更多沈阳本土新兴产业的科技型中小企业提供一些借鉴。
何为物联网
物联网是新一代信息技术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信息化”时代的重要发展阶段。顾名思义，物联网就是物物相连的互联网。这有两层意思：其一，物联网的核心和基础仍然是互联网，是在互联网基础上的延伸和扩展的网络；其二，其用户端延伸和扩展到了任何物品与物品之间，进行信息交换和通信，也就是物物相息。物联网也被称为继计算机、互联网之后世界信息产业发展的第三次浪潮。
走出东北进军南方
以一款物联网基站产品切入市场，年轻的躬远科技如今已是国内物联网技术领域的“红人”。四年来，成功获得了国内物联网通信行业领军企业中科图灵、上海广电、阿里巴巴、日海物联等标杆客户，并在众多的园区、工厂、机场与高铁站实现了物联网络覆盖和应用。
2015年，30岁出头的甘凤喜意气风发，辞去了本地最大IT公司的工程师职位，和一群志同道合的小伙伴“杀”入物联网领域。“因为2015年是窄带物联网技术发展的元年，所以借着这个趋势和我们技术团队的技术积累，大家开始了创业。”然而，创业并非一帆风顺，市场的实际情况远比甘凤喜想象得复杂。躬远科技先从给一些科技公司做外包项目做起。尽管形势还不错，但甘凤喜认为，做外包项目永远处于产业链底端，要实现长远发展，必须要有自己的核心技术和拳头产品。
一年后，躬远科技拿出了公司的“拳头”产品——窄带物联网通信基站，以其“大连接、广覆盖、极低功耗”的特点得到了行业专家的好评，太阳能基站还获得了在北京举办的“世界物联网大会创新产品前十强”的殊荣。然而，产品在推向东北市场时却遇到了“寒冬”。“沈阳当时的物联网终端市场几乎是封冻状态。”在甘凤喜看来，与沈阳及东北客户打交道的过程中，他强烈地感受到，东北市场对物联网等新技术的接受程度偏低。
一番纠结后，甘凤喜决定进军南方市场。
希望站在沈阳看世界
甘凤喜感受到南方市场的“热气腾腾”。
“南方市场对物联网、大数据等新技术的接受程度要高一点，我们先从广州开始，站住脚以后，全面布局。”2016年躬远科技广州分公司注册成立，随后是深圳分公司和重庆分公司相继成立。如今，在南方城市的银行业、全国的高铁站、机场大多有躬远科技的前沿技术和产品。
“近几年国内窄带物联网技术的飞速发展，我们企业牢牢借着这项技术的发展趋势发力才有今天的躬远。”甘凤喜说，创业的日子里，自己没睡过一天好觉。为了和对手进行差异化竞争，2017年，在公司多数人不理解的情况下，他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进军海外市场。甘凤喜的理由是：与其在国内市场与运营商正面厮杀，不如直面一个对物联网技术理解更加深入的国际市场。于是，躬远科技在南方市场的“铺垫”下，将触角伸向东南亚、欧洲、美洲。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甘凤喜正忙于联系马来西亚一个面积达3500亩植物园的网络覆盖项目。与此同时，澳大利亚及新西兰的客户也向躬远科技投来橄榄枝，希望将“沈阳智造”应用到其智能化项目建设中。甘凤喜透露，在2019年的计划中，躬远的产品将有一半出口到世界各地，让更多“中国智造”融入国外的智慧生活当中。
“作为沈阳人的儿子，我的根在沈阳，选择创业在沈阳，也是希望实现自己儿时的梦想，用知识使自己变得强大，回报家乡。”甘凤喜希望随着躬远的持续发展，“站在沈阳看世界”的梦想能够实现。
希望沈阳建设物联网技术平台
谈及创业的坎坎坷坷，甘凤喜说：“由于企业受地域等物理条件的局限，当年，为了给自己的产品做一项无线射频技术的检测，我们不得不飞去深圳做，不仅价格昂贵，还得托人找关系。当时的无线通信测试费用是一个小时8000元。你不做，后面有很多企业排队要做，我们光做测试一天就烧了几万块。”
甘凤喜觉得，由于长期以来东北对于新兴技术认知程度不够，导致物联网、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新兴技术企业发展不起来、不成规模。从一个行业带头人的角度，甘凤喜觉得，沈阳想要转型升级，首先是人的认知要进行改变。
甘凤喜建议，从政府层面提高对战略性新兴技术的认知程度，同时联合行业专家，牵头在沈阳建立一个围绕物联网或者相关技术的交流平台，搭建企业与政府的沟通平台，形成健康的产业生态。
借鉴重庆经验，甘凤喜认为，沈阳的政府在规划智慧城市等大型项目的同时，可以将更多信息化、智能化、网络化的元素或者模块嵌入其中，激活本地的物联网产业。
“可喜的是，近年来，我们看到沈阳政府各个部门已经认识到了信息化建设对于城市发展的重要性。如果沈阳市在探索建设智慧城市的过程中需要智库力量的支持，我们期待能够成为其中的一员。”甘凤喜说。
把脉问诊
该如何扶持高新技术企业？
在促进沈阳高新企业发展问题上，辽宁大学经济学院教授郭广珍给出了自己的观点。
郭教授表示，沈阳高新技术企业发展过程中，首先要考虑供求平衡。供给方面主要体现在该企业在人员、资金、技术等方面是否具有比较优势。有特色不是比较优势，规模大也不是比较优势，高的投入产出比才是比较优势；在需求方面，要考虑企业的真正需求，对全国或者全世界的需求。
其次，要考虑政府和市场的平衡。当前沈阳市“万人进万企”活动主要功能应该是收集企业的信息，接收企业的反馈，不能成为特定企业获得特殊政策或资源的途径，也不能成为政府进一步控制或影响企业发展的枷锁，建立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比鼓励特定企业发展更重要。
第三，要考虑短期和长期的平衡。动用政府的力量对于特定企业或者特定行业，在短期取得快速发展是比较容易的；而长期繁荣一个特定行业，或者是一个地区的所有行业，才应该是政府的目标。
按照以上原则，郭教授认为沈阳市在支持高新企业发展时应该做到以下几点：
首先，由政府牵头聘请专家和学者，对沈阳地区企业真实的需求做出大体判断。然后，深入调研沈阳市范围内的相关企业或者行业的比较优势。对于存在的真实潜在需求，但是没有供给能力的行业可以提前给出扶持政策。
其次，沈阳政府的调控方式依然要遵循“市场是资源配置主体”的指导思想，优先考虑通过市场力量调节企业行为，而不是直接对资源进行配置。
最后，沈阳高新企业的扶持政策要兼顾短期和长期。如果政府判断正确，扶持特定企业或者行业发展在短期可以见到效果；如果政府不能判断一个行业，特别是全新行业的发展方向，具体而直接的扶持即使在短期也不会达到预期效果。相比之下，普惠的政策，如降低税收，或者对基础理论研究的支持，才是培养沈阳经济长期发展基石的必由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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