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医精诚寓平番——治疗神经性耳聋中耳炎耳病专J许万山
立夏时节，柳绿花红，万物一派勃勃生机。我陪一友去给他看耳疾，特地去找位于翟店镇的稷山中医耳病专科医院院长、治疗神经性耳聋中耳炎耳病专jia许万山。
许万山大夫是我相识多年、交情非浅的老朋友。记得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在县百货公司工作时，一次偶然的机会，我与他萍水相逢，一见如故，引为知己。那时的许万山，在蔡村卫生院工作，年方四十出头，衣着朴素，脸色端庄，说话和气，动作麻利。那时他正为自己受到某些人的排挤和不公而四处反映情况申述诉求，我对他遭遇的不公平深表同情，便直接或间接地帮了一些忙。许大夫对此很为感激，便经常和我走动。当他得知我那年仅两岁的二女儿耳朵流脓到处求医难治这一情况后，用责备的口吻告诉我，赶紧把孩子送到他那儿来治！考虑到让孩子到蔡村卫生院住院治疗，既破费qian财，又影响我工作，许大夫竟然一再邀我，把孩子送到柴村他的家中，让他利用每天班前班后的时间专门治疗。就这样，我带我母亲抱上二女儿，来到许大夫家，让她们祖孙俩一连在许大夫家住了七天。许大夫每天早晚勤观察细换药，他的妻子也是精心提供每日三餐，全家人象招待贵客一般好生伺侯这祖孙俩，让我那母亲好几次在我面前念叨:“许大夫不愧是个好医生，一家子都是大好人！”当我二女儿病愈回家时，我再三要给许大夫出这看病和食宿费，被他断然拒绝了，理由是:“其一，这是住我家，不是住院，难道亲朋好友在自家住几天，还要收房钱和饭钱？其二，给你娃娃看耳病用药，都是我自个配的，根本沒用卫生院一点点药品和材料，这更不能算治疗费用！”一听这话，我只好作罢，挥手告别，一路上回想许大夫的朴实人品和高尚yi德，感叹不已……
流年似水，日月如梭。在改革开放大潮中，许大夫和我各有所忙，聚少离多，荣辱浮沉，不在话下。后来我得知，他的工作环境逐渐改善：翟店卫生院的开明院长，对老许的耳病治疗技术，特别看重，专门在院内设立专科，划出病区，使老许一身才学，从此真正有了用武之地，工作劲头大为高涨，在医疗专业技术上精益求精，来找他看病的患者越来越多，使翟店卫生院门前经常车拥人挤，宛如闹市。1995年10月，县卫生局领导们顺势而为，在翟店镇中心卫生院积极申请下，特批成立了公立稷山县耳病专科医院；2014年又根据国家支持中医药事业发展相关政策，鼓励退休人员许万山申请成立民营耳病专科医院，2014年1月，经市卫生局批准成立了民营稷山中医耳病专科医院，许万山为法人兼院长。住院大楼盖起了，医疗设施更新了，管理制度健全了，许万山院长依然不忘初心，自加压力，在“精”、“诚”二字上，百尺竿头再锐进，致臻致善做文章。
所谓“精”者，是在医朮上狠下功夫，渐进佳境。清代名医赵濂在他所著《医门补要》中自序有言:“医贵乎精，学贵乎博，识贵乎卓，心贵乎活，方贵乎纯，治贵乎巧，效贵乎捷……”这大概就是对医朮求精的最好诠释。许大夫率领他的医疗团队，在系统总结和悉心传承前人及自己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大胆创新，自主研发，有两项成果特别引人注目:一是“许氏中医八针疗法”，以针炙为主，再口服中药“开窍复聪汤剂”，充分发挥了针灸和中药的综合特效，适用治疗各种后天性神经性耳聋和后天性聋哑，其中包括感音性耳聋、突发性耳聋、yao物性耳聋、噪音性耳聋、传ran性耳聋、bao震性耳聋、外伤性耳聋、老年性耳聋。此方法，已分别列入市级和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二是治疗中耳炎的“冲洗加上药”方法:先用“清热去腐洗剂”，将患者耳道内脓液冲洗干淨，再用上药器将“清疮祛疡散剂”敷于病灶。此方法，已于1999年2月获得国家发明专利。看到许大夫这个方法介绍后，我马上联想到，当年他为我二女儿看好了耳病，大概就用的此方吧？我曾经多次来到耳病医院看望许大夫，耳闻目睹他的针法之妙和药效之神——那年许大夫因公赴京，应邀在北京某部招待所，为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物研究所一位70多岁的女研究员治疗耳聋。当时这位女研究员一耳朵的听距仅有80厘米，经许大夫治疗约不到一小时，这个耳朵在26米外都可听到了；第二天她又来继续治疗，听距提高到40多米，这位专家级的女研究员，十分高兴更佩服地说:“qi迹，qi迹！我这多年耳聋病，一下子就被许大夫治好了，他才是真正的耳病专jia”。
所谓“诚”者，是在医德上待人至仁，用方至正，服务至善。正如宋人刘昉所言:“未医彼病，先医我心。”明代小说家冯梦龙也曰:“古人医在心，心正药自真。”行医六十余载，办院二十多年来，许万山大夫始终体察病人之心痛苦，体贴病人之需求，千方百计予以关心和照顾，尽可能减轻他们的经济困难和心理负担，让他们尽快痊yu，恢复健康。许万山出身农家，扎根农村，属于“脱下白大褂，回家把田下，既能看病症，也会舞镰叉”的基层医疗卫生人员，对父老乡亲和底层人群有一种天然的亲切感，多年来党的教育和医界先贤的精神感召，更使他自觉恪守医德，秉持仁心，善待每一位前来就诊的患者及家属。好多人反映，许大夫这人心地良善好说话，看病特別认真负责。即便现今他已是一院之长，著ming专jia，但依然沒有盛气凌人的傲气、居高临下的官气，从来都是那种“上的庙堂，下的厅堂，嚼的菜根，透的地气”之老好人和平常心。单说他从医执业数十年来，主动为求诊的孤寡老人、特困群众和jun人家属减免诊疗费或义诊赠药，就不计其数，难以统计！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许大夫和他创办的稷山中医耳病专科医院，以精立院，以诚树信，声名远播，吸引全国各地，甚至还有老挝、泰国、日本等国外的患者前来就诊或网上咨询，治yu者近万人。有关部门和权威专jia考察后一致认为:许万山大夫研创的中医八针疗法，已tu破yi学jin区，攻克世界上至今也不能解决的神经性耳聋难题。市县领导则评价，许大夫和他的耳病专科医院，为全县乃至全市树起了对外宣传的一面特色医疗旗帜。著ming诗人杨山虎，曾欣然为许大夫题字:“神qi银针一入耳穴，聋人回归有声世界。”还有一位经许大夫治yu的患者凤鸣，向他热情赠联:“两只启障回声手，一颗安民济世心。”2019年3月，中共稷山县委授予许万山大夫“稷山县第五批拔尖人才”称号。同年，中共山西省委授予他“入选2018年山西省三晋英才支持计划拔尖骨干人才”。
那天我陪挚友去见许万山大夫时，看到他儿子许明其正在忙着给病人检查病情，扎针换药。许大夫微笑着告诉我，儿子已随他从医20多年，进步很快，目前已是医院技术主力、业务院长。不仅如此，许大夫的孙子也从医学院毕业，已取得国家注册医师资格，目前在西安某综合医院从师西医理论实践，力争耳病专科在中西医结合方面取得新的突破。环视医院里每个房间挂满的患者赠送的锦旗和镜匾，以及几大柜子里塞满的荣誉证书和感谢信，凝望着眼前这位年逾八旬但依然精神焕发的许大夫，我内心倍生温暖，更感振奋，激动地对他说:“一剂奠基，八针树名。百年立业，三代传承。许大夫您把这个事业干对了，干成了，干好了，今后继续干下去，我们期待着你们在新时代里的新发展、新成就！”
写于2020年5月10日
本文作者：
宁水龙，山西省作家协会会员、省级非遗项目“稷王的传说”代表性传承人、稷山后稷文化研究会会长、《后稷文化》刊物主编等。
立夏时节，柳绿花红，万物一派勃勃生机。我陪一友去给他看耳疾，特地去找位于翟店镇的稷山中医耳病专科医院院长、治疗神经性耳聋中耳炎耳病专jia许万山。
许万山大夫是我相识多年、交情非浅的老朋友。记得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在县百货公司工作时，一次偶然的机会，我与他萍水相逢，一见如故，引为知己。那时的许万山，在蔡村卫生院工作，年方四十出头，衣着朴素，脸色端庄，说话和气，动作麻利。那时他正为自己受到某些人的排挤和不公而四处反映情况申述诉求，我对他遭遇的不公平深表同情，便直接或间接地帮了一些忙。许大夫对此很为感激，便经常和我走动。当他得知我那年仅两岁的二女儿耳朵流脓到处求医难治这一情况后，用责备的口吻告诉我，赶紧把孩子送到他那儿来治！考虑到让孩子到蔡村卫生院住院治疗，既破费qian财，又影响我工作，许大夫竟然一再邀我，把孩子送到柴村他的家中，让他利用每天班前班后的时间专门治疗。就这样，我带我母亲抱上二女儿，来到许大夫家，让她们祖孙俩一连在许大夫家住了七天。许大夫每天早晚勤观察细换药，他的妻子也是精心提供每日三餐，全家人象招待贵客一般好生伺侯这祖孙俩，让我那母亲好几次在我面前念叨:“许大夫不愧是个好医生，一家子都是大好人！”当我二女儿病愈回家时，我再三要给许大夫出这看病和食宿费，被他断然拒绝了，理由是:“其一，这是住我家，不是住院，难道亲朋好友在自家住几天，还要收房钱和饭钱？其二，给你娃娃看耳病用药，都是我自个配的，根本沒用卫生院一点点药品和材料，这更不能算治疗费用！”一听这话，我只好作罢，挥手告别，一路上回想许大夫的朴实人品和高尚yi德，感叹不已……
流年似水，日月如梭。在改革开放大潮中，许大夫和我各有所忙，聚少离多，荣辱浮沉，不在话下。后来我得知，他的工作环境逐渐改善：翟店卫生院的开明院长，对老许的耳病治疗技术，特别看重，专门在院内设立专科，划出病区，使老许一身才学，从此真正有了用武之地，工作劲头大为高涨，在医疗专业技术上精益求精，来找他看病的患者越来越多，使翟店卫生院门前经常车拥人挤，宛如闹市。1995年10月，县卫生局领导们顺势而为，在翟店镇中心卫生院积极申请下，特批成立了公立稷山县耳病专科医院；2014年又根据国家支持中医药事业发展相关政策，鼓励退休人员许万山申请成立民营耳病专科医院，2014年1月，经市卫生局批准成立了民营稷山中医耳病专科医院，许万山为法人兼院长。住院大楼盖起了，医疗设施更新了，管理制度健全了，许万山院长依然不忘初心，自加压力，在“精”、“诚”二字上，百尺竿头再锐进，致臻致善做文章。
所谓“精”者，是在医朮上狠下功夫，渐进佳境。清代名医赵濂在他所著《医门补要》中自序有言:“医贵乎精，学贵乎博，识贵乎卓，心贵乎活，方贵乎纯，治贵乎巧，效贵乎捷……”这大概就是对医朮求精的最好诠释。许大夫率领他的医疗团队，在系统总结和悉心传承前人及自己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大胆创新，自主研发，有两项成果特别引人注目:一是“许氏中医八针疗法”，以针炙为主，再口服中药“开窍复聪汤剂”，充分发挥了针灸和中药的综合特效，适用治疗各种后天性神经性耳聋和后天性聋哑，其中包括感音性耳聋、突发性耳聋、yao物性耳聋、噪音性耳聋、传ran性耳聋、bao震性耳聋、外伤性耳聋、老年性耳聋。此方法，已分别列入市级和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二是治疗中耳炎的“冲洗加上药”方法:先用“清热去腐洗剂”，将患者耳道内脓液冲洗干淨，再用上药器将“清疮祛疡散剂”敷于病灶。此方法，已于1999年2月获得国家发明专利。看到许大夫这个方法介绍后，我马上联想到，当年他为我二女儿看好了耳病，大概就用的此方吧？我曾经多次来到耳病医院看望许大夫，耳闻目睹他的针法之妙和药效之神——那年许大夫因公赴京，应邀在北京某部招待所，为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物研究所一位70多岁的女研究员治疗耳聋。当时这位女研究员一耳朵的听距仅有80厘米，经许大夫治疗约不到一小时，这个耳朵在26米外都可听到了；第二天她又来继续治疗，听距提高到40多米，这位专家级的女研究员，十分高兴更佩服地说:“qi迹，qi迹！我这多年耳聋病，一下子就被许大夫治好了，他才是真正的耳病专jia”。
所谓“诚”者，是在医德上待人至仁，用方至正，服务至善。正如宋人刘昉所言:“未医彼病，先医我心。”明代小说家冯梦龙也曰:“古人医在心，心正药自真。”行医六十余载，办院二十多年来，许万山大夫始终体察病人之心痛苦，体贴病人之需求，千方百计予以关心和照顾，尽可能减轻他们的经济困难和心理负担，让他们尽快痊yu，恢复健康。许万山出身农家，扎根农村，属于“脱下白大褂，回家把田下，既能看病症，也会舞镰叉”的基层医疗卫生人员，对父老乡亲和底层人群有一种天然的亲切感，多年来党的教育和医界先贤的精神感召，更使他自觉恪守医德，秉持仁心，善待每一位前来就诊的患者及家属。好多人反映，许大夫这人心地良善好说话，看病特別认真负责。即便现今他已是一院之长，著ming专jia，但依然沒有盛气凌人的傲气、居高临下的官气，从来都是那种“上的庙堂，下的厅堂，嚼的菜根，透的地气”之老好人和平常心。单说他从医执业数十年来，主动为求诊的孤寡老人、特困群众和jun人家属减免诊疗费或义诊赠药，就不计其数，难以统计！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许大夫和他创办的稷山中医耳病专科医院，以精立院，以诚树信，声名远播，吸引全国各地，甚至还有老挝、泰国、日本等国外的患者前来就诊或网上咨询，治yu者近万人。有关部门和权威专jia考察后一致认为:许万山大夫研创的中医八针疗法，已tu破yi学jin区，攻克世界上至今也不能解决的神经性耳聋难题。市县领导则评价，许大夫和他的耳病专科医院，为全县乃至全市树起了对外宣传的一面特色医疗旗帜。著ming诗人杨山虎，曾欣然为许大夫题字:“神qi银针一入耳穴，聋人回归有声世界。”还有一位经许大夫治yu的患者凤鸣，向他热情赠联:“两只启障回声手，一颗安民济世心。”2019年3月，中共稷山县委授予许万山大夫“稷山县第五批拔尖人才”称号。同年，中共山西省委授予他“入选2018年山西省三晋英才支持计划拔尖骨干人才”。
那天我陪挚友去见许万山大夫时，看到他儿子许明其正在忙着给病人检查病情，扎针换药。许大夫微笑着告诉我，儿子已随他从医20多年，进步很快，目前已是医院技术主力、业务院长。不仅如此，许大夫的孙子也从医学院毕业，已取得国家注册医师资格，目前在西安某综合医院从师西医理论实践，力争耳病专科在中西医结合方面取得新的突破。环视医院里每个房间挂满的患者赠送的锦旗和镜匾，以及几大柜子里塞满的荣誉证书和感谢信，凝望着眼前这位年逾八旬但依然精神焕发的许大夫，我内心倍生温暖，更感振奋，激动地对他说:“一剂奠基，八针树名。百年立业，三代传承。许大夫您把这个事业干对了，干成了，干好了，今后继续干下去，我们期待着你们在新时代里的新发展、新成就！”
写于2020年5月10日
本文作者：
宁水龙，山西省作家协会会员、省级非遗项目“稷王的传说”代表性传承人、稷山后稷文化研究会会长、《后稷文化》刊物主编等。
【从地名学看村落与宗族的关系】
春秋以前中国是个族群社会，以封地为族姓、又以族姓为地名是常见的现象。但自秦以下，族群社会被官僚制帝国的编户齐民社会或曰“吏民社会”所取代，乡村聚落的命名也就十分彻底地非族姓化了。秦汉时代的闾里、吴简中所见的丘，三国以下的村坞屯聚，其名几乎都与族姓无关。秦汉的里名或取自“吉语”（如长乐、富贵、成汉、汉兴等等），或取自地理方位（如都里、西道、市阳、亭南、中治等等）及其他。由于取材有限，重名率极高（但在一个县的范围内似乎不允许重名）。例如汉简中所见，居延、昭武、故道、江陵等县都有“市阳里”，而“万岁里”之类的里名更似乎多数县都有。东汉、三国的里、丘命名渐趋多样化，尤其吴简中所见之丘名多俚俗，大概是取自民间而非官府所起。但是以族姓命名的似乎还没有。
那时偶有“郑里”“刘里丘”“吴丘”“何丘”之名，有人认为这就是以居民姓氏命名之聚落。但细考之，这些地名也不像是取自姓氏。因为这类里、丘的人户很少——大多数情况下完全没有——以里丘所名为姓者。如前所引：江陵出土的“郑里廪簿”被认为是全里的完整登记，其中并无姓郑者。走马楼吴简中有66个单名里、丘，其中11个单名可用为姓，但却与当地实际居民姓氏无关。如“何丘”已知姓氏共有19户，分属15姓，其中恰无姓何者。其他如莫丘、吴丘、寇丘、区丘、温丘、贺丘、杨丘、龙丘等，也完全没有莫吴寇区温贺杨龙等姓。只有“刘里丘”有刘姓，但也不是第一大姓。当然，后世以姓名村者也有原居姓氏流散、现居民全无村名所指姓的现象，但那时其他村落的居民姓氏同于村名者至少不罕见。如果完全没有后一种情况，就很难以姓氏流散来解释前一种现象。因此吴简所见的何丘等等，大概与其他绝大多数单字丘名（捞丘、略丘之类）一样另有所本，不是以姓名村。
三国以降，里制渐坏，屯、聚、村、坞以及更晚的庄、寨（砦）、堡等聚落类型兴起。但在很长时间内这些聚落类型也未发现有以姓氏命名的。
以“村”为例，日本汉学界曾有过关于“村”起源的讨论。宫崎市定说“村（邨）”起源于屯田之“屯”，而堀敏一认为“屯”与屯田无关，它起源于“屯聚”，因而村与“聚”有缘。但屯、聚也好，村、坞也罢，宋以前都极少与姓氏相联系。笔者以电脑检索“二十五史”，得“村”之记载共1738处。其中最早是《三国志》卷十六《郑浑传》中“村落齐整如一”之说。《三国志》《晋书》都只有这类“村落”“村坞”的一般提法，正式以村为地名，则始于南北朝，主要是南朝。如《宋书》中有康亭村、牛门村、虎槛村等30处；《魏书》有高柳村、商王村等26处。总计南五史出现117处，北四史出现84处，但没有一处是以姓名村的。
隋唐两代仍然如此。《隋书》《旧唐书》《新唐书》各出现村名17、46、12处，基本都与姓氏无涉。如隋之宋谷村、白土村、孝敬村，唐之白石村、襄王村、水门村等。但这时已出现了个别例外。如《隋书》卷二十三：“大兴城西南四里有袁村。”这是检索出正史中以姓名村的首例。但其起源可能仍然与上层有关，正如大兴（隋都，即后之长安）附近当时已有的韦曲、杜曲、樊川等地名一样，不是以当地居民姓氏而是以与当地有关的某显贵得名。
五代时，以姓名村开始多见。《旧五代史）有任村、杨村、王村、罗村、杨村赛、杨村渡；《新五代史》有赵村、王村等。到了《宋史》中，以姓名村之例就多达37处，占该史记载239处“村”名的15%。《辽史》《金史》各有以姓名村2例与15例，分别占总村名的28.5%与16%。《元史》有34例，占总村名的41%。《明史》77例，占36%。《清史稿》则多至377处，占56%。可见，以姓名村之风，是宋代兴起，到明清才大盛的。
除了“村”以外，其他以族姓得名的聚落称谓也是如此。由电脑检索可知，“x各庄”一类地名明以前未见，始见于《明史》也只有卷八十六“纪各庄”一例，而《清史稿》则有24例。
“x格庄”，清以前没有，《清史稿》则有7例。“x家村”，《宋史》2例，《金史》1例，《明史》2例，而《清史稿》多至20例。“x家集”，明以前无，《明史》有5例，《清史稿》则多达97例。“x家寨”，始见于《旧五代史》1例，以后《辽史》3例，《元史》5例，《明史》19例，《清史稿》42例。“x家镇”，始见于《金史》1例，《明史》2例，《清史稿》达到60例。“X家堡”，是出现较早的姓氏化地名，但早期它基本上只见于边防要塞式居民点，始见于《宋史》者凡12例，皆在西北抗夏军事前沿。以后一度少见，《金史》《元史》仅各1例，《明史》9例，而《清史稿》有36例，并且扩及了河南、江苏、湖广等内地省份。
同姓相对聚居的存在不是宗族组织、尤其具有实质性功能的宗族得以形成的充分条件，但应当是必要条件。在古代生存状态下，距离对于人际交往的限制要比近代大得多。如果人们不住一处，仅凭所谓共同祖先的“伦理”基础是很难保持稳定交往、发展公共认同并形成功能性组织的。如今人们论述“国权不下县”时往往强调古代技术条件对国家权力延伸的限制。其实制度化权力组织本身就是可以创造“奇迹”的。像金字塔、始皇陵那样靠近代技术也不容易搞起来的惊人之举就是明证。
作者：秦晖来源：《书摘》2020年第10期 转引自： 江西地名研究
春秋以前中国是个族群社会，以封地为族姓、又以族姓为地名是常见的现象。但自秦以下，族群社会被官僚制帝国的编户齐民社会或曰“吏民社会”所取代，乡村聚落的命名也就十分彻底地非族姓化了。秦汉时代的闾里、吴简中所见的丘，三国以下的村坞屯聚，其名几乎都与族姓无关。秦汉的里名或取自“吉语”（如长乐、富贵、成汉、汉兴等等），或取自地理方位（如都里、西道、市阳、亭南、中治等等）及其他。由于取材有限，重名率极高（但在一个县的范围内似乎不允许重名）。例如汉简中所见，居延、昭武、故道、江陵等县都有“市阳里”，而“万岁里”之类的里名更似乎多数县都有。东汉、三国的里、丘命名渐趋多样化，尤其吴简中所见之丘名多俚俗，大概是取自民间而非官府所起。但是以族姓命名的似乎还没有。
那时偶有“郑里”“刘里丘”“吴丘”“何丘”之名，有人认为这就是以居民姓氏命名之聚落。但细考之，这些地名也不像是取自姓氏。因为这类里、丘的人户很少——大多数情况下完全没有——以里丘所名为姓者。如前所引：江陵出土的“郑里廪簿”被认为是全里的完整登记，其中并无姓郑者。走马楼吴简中有66个单名里、丘，其中11个单名可用为姓，但却与当地实际居民姓氏无关。如“何丘”已知姓氏共有19户，分属15姓，其中恰无姓何者。其他如莫丘、吴丘、寇丘、区丘、温丘、贺丘、杨丘、龙丘等，也完全没有莫吴寇区温贺杨龙等姓。只有“刘里丘”有刘姓，但也不是第一大姓。当然，后世以姓名村者也有原居姓氏流散、现居民全无村名所指姓的现象，但那时其他村落的居民姓氏同于村名者至少不罕见。如果完全没有后一种情况，就很难以姓氏流散来解释前一种现象。因此吴简所见的何丘等等，大概与其他绝大多数单字丘名（捞丘、略丘之类）一样另有所本，不是以姓名村。
三国以降，里制渐坏，屯、聚、村、坞以及更晚的庄、寨（砦）、堡等聚落类型兴起。但在很长时间内这些聚落类型也未发现有以姓氏命名的。
以“村”为例，日本汉学界曾有过关于“村”起源的讨论。宫崎市定说“村（邨）”起源于屯田之“屯”，而堀敏一认为“屯”与屯田无关，它起源于“屯聚”，因而村与“聚”有缘。但屯、聚也好，村、坞也罢，宋以前都极少与姓氏相联系。笔者以电脑检索“二十五史”，得“村”之记载共1738处。其中最早是《三国志》卷十六《郑浑传》中“村落齐整如一”之说。《三国志》《晋书》都只有这类“村落”“村坞”的一般提法，正式以村为地名，则始于南北朝，主要是南朝。如《宋书》中有康亭村、牛门村、虎槛村等30处；《魏书》有高柳村、商王村等26处。总计南五史出现117处，北四史出现84处，但没有一处是以姓名村的。
隋唐两代仍然如此。《隋书》《旧唐书》《新唐书》各出现村名17、46、12处，基本都与姓氏无涉。如隋之宋谷村、白土村、孝敬村，唐之白石村、襄王村、水门村等。但这时已出现了个别例外。如《隋书》卷二十三：“大兴城西南四里有袁村。”这是检索出正史中以姓名村的首例。但其起源可能仍然与上层有关，正如大兴（隋都，即后之长安）附近当时已有的韦曲、杜曲、樊川等地名一样，不是以当地居民姓氏而是以与当地有关的某显贵得名。
五代时，以姓名村开始多见。《旧五代史）有任村、杨村、王村、罗村、杨村赛、杨村渡；《新五代史》有赵村、王村等。到了《宋史》中，以姓名村之例就多达37处，占该史记载239处“村”名的15%。《辽史》《金史》各有以姓名村2例与15例，分别占总村名的28.5%与16%。《元史》有34例，占总村名的41%。《明史》77例，占36%。《清史稿》则多至377处，占56%。可见，以姓名村之风，是宋代兴起，到明清才大盛的。
除了“村”以外，其他以族姓得名的聚落称谓也是如此。由电脑检索可知，“x各庄”一类地名明以前未见，始见于《明史》也只有卷八十六“纪各庄”一例，而《清史稿》则有24例。
“x格庄”，清以前没有，《清史稿》则有7例。“x家村”，《宋史》2例，《金史》1例，《明史》2例，而《清史稿》多至20例。“x家集”，明以前无，《明史》有5例，《清史稿》则多达97例。“x家寨”，始见于《旧五代史》1例，以后《辽史》3例，《元史》5例，《明史》19例，《清史稿》42例。“x家镇”，始见于《金史》1例，《明史》2例，《清史稿》达到60例。“X家堡”，是出现较早的姓氏化地名，但早期它基本上只见于边防要塞式居民点，始见于《宋史》者凡12例，皆在西北抗夏军事前沿。以后一度少见，《金史》《元史》仅各1例，《明史》9例，而《清史稿》有36例，并且扩及了河南、江苏、湖广等内地省份。
同姓相对聚居的存在不是宗族组织、尤其具有实质性功能的宗族得以形成的充分条件，但应当是必要条件。在古代生存状态下，距离对于人际交往的限制要比近代大得多。如果人们不住一处，仅凭所谓共同祖先的“伦理”基础是很难保持稳定交往、发展公共认同并形成功能性组织的。如今人们论述“国权不下县”时往往强调古代技术条件对国家权力延伸的限制。其实制度化权力组织本身就是可以创造“奇迹”的。像金字塔、始皇陵那样靠近代技术也不容易搞起来的惊人之举就是明证。
作者：秦晖来源：《书摘》2020年第10期 转引自： 江西地名研究
#江阴发布# 【他从北京送来“双节”的祝福！】
9月10日就是教师节和中秋节了！江阴籍著名教育家、北京师范大学教授顾明远先生特地从北京发来祝福和寄语，“祝福江阴的父老乡亲、老师们身体健康、阖家幸福！祝愿江阴奋进新时代，谱写新华章！”
为庆祝北京师范大学120周年华诞，近日，由顾明远先生主编的《北师大的先生们》一书正式出版发行。
据顾明远先生介绍《北师大的先生们》一书，主要记录了35位大先生们的生活趣闻和教育往事，致敬他们的高尚品格和大师风范。
江阴籍著名教育家、北京师范大学资深教授顾明远：《北师大的先生们》一书仅用了半年时间便编写完成。从年初接受北师大出版社的邀请，到主题确立、人物遴选编排、出版印刷等，时间紧、任务重，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互相配合下圆满完成。
在采访过程中，当顾老谈到“先生”一词时非常激动、有感而发，从内心深处表达了对“先生们”的敬重以及对教育事业的热爱。江阴籍著名教育家、北京师范大学资深教授顾明远：在主编的过程中，最让我感动的是，学生们以回忆录的形式来致敬自己的先生，文字间吐露的真情是朴实而真挚的，既描写了先生们传道授业解惑的点点滴滴和辛勤付出，又表达了深厚难忘、亲密无间的师生情。同时，我希望这本书能够更好地激励中青年教师发扬爱岗敬业的精神。
除了担任主编之外，顾老还亲自参与了此书的封面设计、书名拟定以及前言撰写。
前言
在中国，“先生”二字是一种尊称，是对父兄、长者或教师的称呼。大先生更是对有德业者的尊称。《礼记·曲礼》中就有一句“从于先生，不越路而与人言。遭先生于道，趋而进，正立拱手”。这里的先生指的就是老师，对老师要恭敬。
大学里的老师，更是承担着传承学术和文化的职责。梅贻琦曾说：“所谓大学者，非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大学者，思想汇聚之地，求真育人之所。大师者，学术之师也，人格之师也。大师是大学的根基，标志着一所大学的水平和声望。
北京师范大学是中国高等师范教育之先驱，自1902年京师大学堂师范馆的创建至今，已走过120年的历程，作为培养教师的摇篮，“学为人师、行为世范”的校训精神，浓缩着北师大悠久的办学传统和文化遗产。北师大在120年的办学历史中，名师荟萃、学风诚朴、成就辉煌。一代一代名师先贤在此弘文励教，如梁启超、李大钊、范源濂、鲁迅、钱玄同、刘盼遂等。他们都是北师大的大先生，他们德操高尚，笃学敬业，以身作则，为人师表。他们身上有着学者的责任和博大的胸怀，有着高尚的道德情操和身体力行的奉献精神。
今值北京师范大学120周年华诞，北师大出版社邀我主编一本《北师大的先生们》，北师大在120年的办学历史中，涌现出的大先生可谓群星闪耀，如何遴选是一件难事。新中国成立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学校发展进入一个崭新时期，因此遴选一批新中国成立之后长期在我校任教的大先生，对后学者可能更具有亲近之感。这次选录的大先生，大多出生于20世纪初至二三十年代，新中国成立后积极投身于北师大的教育教学和学科建设工作，如教育系的陈景磐、毛礼锐、王焕勋、卢乐山、黄济等，文学系的钟敬文、启功、郭预衡、聂石樵、童庆炳等，历史学系的白寿彝、赵光贤、何兹全、刘家和、龚书铎等，心理系的朱智贤、彭飞、张厚粲等，数学系的钟善基、王梓坤等，物理系的黄祖洽、喀兴林、闫金铎、方福康等，化学系的刘若庄、刘伯里等，生物系的孙儒泳、郑光美等，地理系的周廷儒、张兰生等，政教系的纵瑞堂，马克思主义学院的张静如，外语系的郑敏，艺术系的黄会林，天文系的何香涛……他们都是北师大的杰出教师代表，是大师，是大先生。他们中有的已经过世，有的已过耋耄之年仍在从事教育工作，他们不仅有扎实、广博、精深的学问，而且有高尚的道德情操、严谨的治学态度、身体力行的奉献精神。
本书在人物编排上，遵循中国传统，长者为尊，按年齿排序；在内容选取上，既有这些大先生的生活和教育故事，也有大先生的学术思想探讨，均是他们的弟子或同事所撰写，同时配以他们的生平简介和照片，希望通过一个一个教书育人的故事展现大先生的人格魅力和精神力量，通过一篇一篇的学术文章展现大先生的学术思想和人生风采。书中文章有发表过的，均已注明出处；有专门邀约写作的，均已征得作者授权；大先生照片大部分由作者提供。大先生的家属或同事或学院也提供了很多帮助，在此表示衷心感谢。限于时间和篇幅，特别是资料的短缺，人物难以求全，一些大先生未能收录，留有遗憾；收录者，事迹未必齐全，文字介绍有简有繁，相片有多有少，未求平衡。他们是北师大大先生的代表，他们严谨治学、教书育人的事迹必将激励青年学子努力奋进。收录和未及收录的大先生们永远是北师大的骄傲和光荣。
致敬，北师大的先生！致敬，北师大的精神！
虽已是鲐背之年，顾老仍笔耕不辍，除了《北师大的先生们》这本书顾老今年还新出了《对话中国教育》一书。该书收集了近几年顾老与各国学者所有的对话实录，为读者站在全球视野下思考中国教育问题提供了难得的路径。
一直以来，顾明远先生都非常关注家乡江阴的教育发展事业，在第38个教师节来临之际，顾明远先生手书《师说》片段致全体教师以节日的问候。
最后，我们也祝顾明远先生教师节快乐！感谢他为中国教育事业的辛勤付出！
顾明远：江苏江阴人，1929年10月14日出生，北京师范大学资深教授、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北京明远教育书院名誉院长。曾任北京师范大学副校长、研究生院院长、教育管理学院院长，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评议组教育学科召集人，中国教育学会会长，世界比较教育学会联合会联合主席等职务。
9月10日就是教师节和中秋节了！江阴籍著名教育家、北京师范大学教授顾明远先生特地从北京发来祝福和寄语，“祝福江阴的父老乡亲、老师们身体健康、阖家幸福！祝愿江阴奋进新时代，谱写新华章！”
为庆祝北京师范大学120周年华诞，近日，由顾明远先生主编的《北师大的先生们》一书正式出版发行。
据顾明远先生介绍《北师大的先生们》一书，主要记录了35位大先生们的生活趣闻和教育往事，致敬他们的高尚品格和大师风范。
江阴籍著名教育家、北京师范大学资深教授顾明远：《北师大的先生们》一书仅用了半年时间便编写完成。从年初接受北师大出版社的邀请，到主题确立、人物遴选编排、出版印刷等，时间紧、任务重，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互相配合下圆满完成。
在采访过程中，当顾老谈到“先生”一词时非常激动、有感而发，从内心深处表达了对“先生们”的敬重以及对教育事业的热爱。江阴籍著名教育家、北京师范大学资深教授顾明远：在主编的过程中，最让我感动的是，学生们以回忆录的形式来致敬自己的先生，文字间吐露的真情是朴实而真挚的，既描写了先生们传道授业解惑的点点滴滴和辛勤付出，又表达了深厚难忘、亲密无间的师生情。同时，我希望这本书能够更好地激励中青年教师发扬爱岗敬业的精神。
除了担任主编之外，顾老还亲自参与了此书的封面设计、书名拟定以及前言撰写。
前言
在中国，“先生”二字是一种尊称，是对父兄、长者或教师的称呼。大先生更是对有德业者的尊称。《礼记·曲礼》中就有一句“从于先生，不越路而与人言。遭先生于道，趋而进，正立拱手”。这里的先生指的就是老师，对老师要恭敬。
大学里的老师，更是承担着传承学术和文化的职责。梅贻琦曾说：“所谓大学者，非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大学者，思想汇聚之地，求真育人之所。大师者，学术之师也，人格之师也。大师是大学的根基，标志着一所大学的水平和声望。
北京师范大学是中国高等师范教育之先驱，自1902年京师大学堂师范馆的创建至今，已走过120年的历程，作为培养教师的摇篮，“学为人师、行为世范”的校训精神，浓缩着北师大悠久的办学传统和文化遗产。北师大在120年的办学历史中，名师荟萃、学风诚朴、成就辉煌。一代一代名师先贤在此弘文励教，如梁启超、李大钊、范源濂、鲁迅、钱玄同、刘盼遂等。他们都是北师大的大先生，他们德操高尚，笃学敬业，以身作则，为人师表。他们身上有着学者的责任和博大的胸怀，有着高尚的道德情操和身体力行的奉献精神。
今值北京师范大学120周年华诞，北师大出版社邀我主编一本《北师大的先生们》，北师大在120年的办学历史中，涌现出的大先生可谓群星闪耀，如何遴选是一件难事。新中国成立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学校发展进入一个崭新时期，因此遴选一批新中国成立之后长期在我校任教的大先生，对后学者可能更具有亲近之感。这次选录的大先生，大多出生于20世纪初至二三十年代，新中国成立后积极投身于北师大的教育教学和学科建设工作，如教育系的陈景磐、毛礼锐、王焕勋、卢乐山、黄济等，文学系的钟敬文、启功、郭预衡、聂石樵、童庆炳等，历史学系的白寿彝、赵光贤、何兹全、刘家和、龚书铎等，心理系的朱智贤、彭飞、张厚粲等，数学系的钟善基、王梓坤等，物理系的黄祖洽、喀兴林、闫金铎、方福康等，化学系的刘若庄、刘伯里等，生物系的孙儒泳、郑光美等，地理系的周廷儒、张兰生等，政教系的纵瑞堂，马克思主义学院的张静如，外语系的郑敏，艺术系的黄会林，天文系的何香涛……他们都是北师大的杰出教师代表，是大师，是大先生。他们中有的已经过世，有的已过耋耄之年仍在从事教育工作，他们不仅有扎实、广博、精深的学问，而且有高尚的道德情操、严谨的治学态度、身体力行的奉献精神。
本书在人物编排上，遵循中国传统，长者为尊，按年齿排序；在内容选取上，既有这些大先生的生活和教育故事，也有大先生的学术思想探讨，均是他们的弟子或同事所撰写，同时配以他们的生平简介和照片，希望通过一个一个教书育人的故事展现大先生的人格魅力和精神力量，通过一篇一篇的学术文章展现大先生的学术思想和人生风采。书中文章有发表过的，均已注明出处；有专门邀约写作的，均已征得作者授权；大先生照片大部分由作者提供。大先生的家属或同事或学院也提供了很多帮助，在此表示衷心感谢。限于时间和篇幅，特别是资料的短缺，人物难以求全，一些大先生未能收录，留有遗憾；收录者，事迹未必齐全，文字介绍有简有繁，相片有多有少，未求平衡。他们是北师大大先生的代表，他们严谨治学、教书育人的事迹必将激励青年学子努力奋进。收录和未及收录的大先生们永远是北师大的骄傲和光荣。
致敬，北师大的先生！致敬，北师大的精神！
虽已是鲐背之年，顾老仍笔耕不辍，除了《北师大的先生们》这本书顾老今年还新出了《对话中国教育》一书。该书收集了近几年顾老与各国学者所有的对话实录，为读者站在全球视野下思考中国教育问题提供了难得的路径。
一直以来，顾明远先生都非常关注家乡江阴的教育发展事业，在第38个教师节来临之际，顾明远先生手书《师说》片段致全体教师以节日的问候。
最后，我们也祝顾明远先生教师节快乐！感谢他为中国教育事业的辛勤付出！
顾明远：江苏江阴人，1929年10月14日出生，北京师范大学资深教授、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北京明远教育书院名誉院长。曾任北京师范大学副校长、研究生院院长、教育管理学院院长，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评议组教育学科召集人，中国教育学会会长，世界比较教育学会联合会联合主席等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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