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碑店小伙孙超:坚守帕米尔高原24载。孙超先后荣立个人一等功1次,二等功1次,三等功9次。2019年,荣获“全国模范退役军人”称号。
看到这条新闻想起我的四舅,他就是在帕米尔高原当兵很多年,后来在新疆成家,连我的表哥都是出生在帕米尔高原上。“我为祖国献青春,献完青春献终身,献完终身献子孙。”不要怀疑,就是有这种人,扎根边疆,奉献边疆,才有我们安宁的生活。 https://t.cn/RcrYrK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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锡林郭勒消防故事——平凡岗位演绎青春精彩
龚龙江,男, 籍贯贵州贵阳,1992年8月出生,2010年12月入伍,现担任锡林郭勒盟消防救援支队苏尼特左旗宝力格路消防救援站副站长,四级指挥员。担任本职工作以来,龚龙江同志立足工作实绩,发扬严谨、过硬的工作作风,从训练抓起,树立训练核心,形成以训促管机制。他多方面收集训练信息,确定工作重点,及时调整工作方向。根据消防员体能差距大、技能普遍弱的实际突出问题,制定了“以强带弱、以快带慢”的训练工作机制,以训练尖兵为骨干,因人施教,建立一对一帮扶小组,定期考核、逐个验收,消防站训练成绩明显提升。制定精神奖励为主、物质奖励为辅的训练奖惩措施,采取阶段考评,每月将考核成绩张贴公布,充分调动队员积极性,逐步形成“比、学、赶、帮、超”的训练热潮。
2018年,在支队组织的体能技能比武竞赛活动中,龚龙江带领消防站参加比武,其中单杠卷身上总成绩排名团体第一;5公里负重、400米疏散物资和搬运重物折返跑总成绩排名团体第二;夏训普考总成绩全盟第二,并荣获支队优秀冬训单位。2019年,在支队火焰蓝杯体能技能比武竞赛中带领消防站训练备战,获得团体并列第三名;第一季度支队全员考核综合成绩第四名;龚龙江荣获干部组第三名;第三季度全员岗位练兵综合成绩第三名;2019年消防站开展创建自治区级文明单位工作,已公示完毕。
2018年5月15日晚0时31分,大队接到报警称:位于苏尼特左旗呼锡公路384公里处一小轿车发生车祸,致使一人被困,急需救援。接到报警后,消防站迅速出动2辆消防车及7名消防员赶往现场进行救援。 赶到现场后,发现小轿车车底朝天翻倒在路边,被困人员被翻倒小轿车压在车下,头部被小轿车车体卡住,动弹不得,并已出现意识模糊,情况万分紧急。龚龙江同志不惧危险,组织指战员对翻倒小轿车进行固定支撑后钻入车底,提高声音对被困人员说到:“保持清醒,千万别睡着了,再坚持坚持,我陪着你呢……”为避免对被困人员造成二次伤害,指挥员与交警部门协调,调来一辆吊车,利用吊车把压住被困人员的小轿车的车尾吊起后将被困人员救出。
2020年2月29晚22时40分,大队接到报警称:苏尼特左旗满都拉图镇舒盖图社区往北约三公里处,7辆车20余人被困在的道路积雪中。龚龙江同志带领消防站指战员迅速出动,利用铁锹挖出了一条生命通道,被困车辆和人员依次被救出,转移至安全地带。此次救援受到了各级媒体关注, CCTV13《“24小时”》栏目、新华社、新华社日文专线、中国应急管理报、中国网、北方新报、北方新报抖音、内蒙古正北方网等媒体相继报道了该救援事迹。
2020年1月,新冠肺炎疫情爆发,接到上级通知后,龚龙江同志顾不上照顾已怀胎八月的妻子,第一时间召开疫情防控工作会议,组织成立以骨干为基础的应对处置新型冠状病毒专班,自身担任组长,作为第一应急响应力量。并建立值班值守机制、会商机制、应急处置机制、信息报送机制。为了有效确保疫情防控工作的顺利开展,参与制定了《疫情期间苏尼特左旗医院灭火救援预案》,组织消防站开展专项疫情处置拉动演练,第一时间强化人员出动力量,落实了人员、器材、药品、值守“四到位”。只有在忙完手上的工作后才给妻子打个电话、发个视频,叮嘱怀孕的妻子做好防护,保重身体。
疫情期间,龚龙江同志亲自把关严格落实每日排查登记,对全体指战员、休假消防员、及近亲属、邻居逐一排查,确保不漏一人。对营门岗哨实时跟踪督查,严格落实疫情期间岗哨职责要求,对出入人员体温测试、消毒登记。每日利用交接班对个人防护装备、车辆器材、防护用品进行亲自检查,并组织人员每日对营区、车辆、器材装备进行两次消毒。在营区定点设置医药用品处置点,防止医药物品交叉感染。每次在灭火、应急救援和执勤处置行动结束后,在安全区域设立洗消站,划分卸装、洗消、隔离等区域,利用简易洗消架、喷洒器具等,对人员、装备分类实施洗消。
寒来暑往,秋收冬藏。龚龙江,这位来自云贵高原的铮铮赤子扎根内蒙古大草原,传承着吃苦耐劳、一往无前的蒙古马精神,默默的为消防事业奉献自己青春和热血。
龚龙江,男, 籍贯贵州贵阳,1992年8月出生,2010年12月入伍,现担任锡林郭勒盟消防救援支队苏尼特左旗宝力格路消防救援站副站长,四级指挥员。担任本职工作以来,龚龙江同志立足工作实绩,发扬严谨、过硬的工作作风,从训练抓起,树立训练核心,形成以训促管机制。他多方面收集训练信息,确定工作重点,及时调整工作方向。根据消防员体能差距大、技能普遍弱的实际突出问题,制定了“以强带弱、以快带慢”的训练工作机制,以训练尖兵为骨干,因人施教,建立一对一帮扶小组,定期考核、逐个验收,消防站训练成绩明显提升。制定精神奖励为主、物质奖励为辅的训练奖惩措施,采取阶段考评,每月将考核成绩张贴公布,充分调动队员积极性,逐步形成“比、学、赶、帮、超”的训练热潮。
2018年,在支队组织的体能技能比武竞赛活动中,龚龙江带领消防站参加比武,其中单杠卷身上总成绩排名团体第一;5公里负重、400米疏散物资和搬运重物折返跑总成绩排名团体第二;夏训普考总成绩全盟第二,并荣获支队优秀冬训单位。2019年,在支队火焰蓝杯体能技能比武竞赛中带领消防站训练备战,获得团体并列第三名;第一季度支队全员考核综合成绩第四名;龚龙江荣获干部组第三名;第三季度全员岗位练兵综合成绩第三名;2019年消防站开展创建自治区级文明单位工作,已公示完毕。
2018年5月15日晚0时31分,大队接到报警称:位于苏尼特左旗呼锡公路384公里处一小轿车发生车祸,致使一人被困,急需救援。接到报警后,消防站迅速出动2辆消防车及7名消防员赶往现场进行救援。 赶到现场后,发现小轿车车底朝天翻倒在路边,被困人员被翻倒小轿车压在车下,头部被小轿车车体卡住,动弹不得,并已出现意识模糊,情况万分紧急。龚龙江同志不惧危险,组织指战员对翻倒小轿车进行固定支撑后钻入车底,提高声音对被困人员说到:“保持清醒,千万别睡着了,再坚持坚持,我陪着你呢……”为避免对被困人员造成二次伤害,指挥员与交警部门协调,调来一辆吊车,利用吊车把压住被困人员的小轿车的车尾吊起后将被困人员救出。
2020年2月29晚22时40分,大队接到报警称:苏尼特左旗满都拉图镇舒盖图社区往北约三公里处,7辆车20余人被困在的道路积雪中。龚龙江同志带领消防站指战员迅速出动,利用铁锹挖出了一条生命通道,被困车辆和人员依次被救出,转移至安全地带。此次救援受到了各级媒体关注, CCTV13《“24小时”》栏目、新华社、新华社日文专线、中国应急管理报、中国网、北方新报、北方新报抖音、内蒙古正北方网等媒体相继报道了该救援事迹。
2020年1月,新冠肺炎疫情爆发,接到上级通知后,龚龙江同志顾不上照顾已怀胎八月的妻子,第一时间召开疫情防控工作会议,组织成立以骨干为基础的应对处置新型冠状病毒专班,自身担任组长,作为第一应急响应力量。并建立值班值守机制、会商机制、应急处置机制、信息报送机制。为了有效确保疫情防控工作的顺利开展,参与制定了《疫情期间苏尼特左旗医院灭火救援预案》,组织消防站开展专项疫情处置拉动演练,第一时间强化人员出动力量,落实了人员、器材、药品、值守“四到位”。只有在忙完手上的工作后才给妻子打个电话、发个视频,叮嘱怀孕的妻子做好防护,保重身体。
疫情期间,龚龙江同志亲自把关严格落实每日排查登记,对全体指战员、休假消防员、及近亲属、邻居逐一排查,确保不漏一人。对营门岗哨实时跟踪督查,严格落实疫情期间岗哨职责要求,对出入人员体温测试、消毒登记。每日利用交接班对个人防护装备、车辆器材、防护用品进行亲自检查,并组织人员每日对营区、车辆、器材装备进行两次消毒。在营区定点设置医药用品处置点,防止医药物品交叉感染。每次在灭火、应急救援和执勤处置行动结束后,在安全区域设立洗消站,划分卸装、洗消、隔离等区域,利用简易洗消架、喷洒器具等,对人员、装备分类实施洗消。
寒来暑往,秋收冬藏。龚龙江,这位来自云贵高原的铮铮赤子扎根内蒙古大草原,传承着吃苦耐劳、一往无前的蒙古马精神,默默的为消防事业奉献自己青春和热血。
#文史春秋#【高士范文藻( 下)】
□王蓬
二
范文藻1923年9月出生于四川自贡,1942年考入国民政府重庆中央研究院管辖的国立艺专。其时一代宗师张大千正在重庆举办“临摹敦煌壁画展”,年轻的范文藻被那些精美绝伦的作品深深打动,“敦煌情结”由此生根,竟壮胆拜访了张大千,还见到了于右任、陈寅恪、徐悲鸿、梁思成、常书鸿等名家。1943年6月,国民政府决定成立“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由留法归来的画家常书鸿负责筹办。1946年范文藻以第一名成绩从国立艺专毕业,校长徐悲鸿专门给他写下“智勇仁天下之大德也”的书法题词以资勉励。他也由此得以和中央大学吕斯百、王临乙等名教授同赴敦煌。两年后敦煌艺术研究所在南京举办大型《敦煌艺展》,展出作品500幅,年轻的范文藻作品多达百幅。艺展场面恢宏,声势浩大,连蒋介石、于右任、陈立夫、孙科、傅斯年等大人物都冒雨参观。之后,范文藻留在敦煌直至1949年全国解放,这期间为研究佛教艺术,他曾赴缅甸、印度考察,回国后依旧沉浸在敦煌这座举世无双的艺术宝库中,夜以继日地临摹历代壁画,成果多达数百幅。
1949年元月北京和平解放,人民解放军和党政机关随之入城,来自解放区的文艺工作者和国统区的各党派民主人士汇聚北京,中华全国美术工作者协会(简称全国美协)于1949年7月21日在北京中山公园来今雨轩宣布成立,徐悲鸿当选为第一任主席,江丰、叶浅予为副主席,后改称中国美术家协会。范文藻凭籍卓越的美术修养与才华,被邀请参加了这次盛会,成为中国美协首批会员。其时范文藻才26岁。
在新中国成立后不久,1950年4月,中国美协与敦煌研究所在北京故宫举办的《敦煌文物展览》,范文藻作品多达280幅。虽是临摹,却尽显神采,彰显着杰出的修养与才华。当时,郭沫若、沈雁冰、郑振铎、吴晗、剪伯赞、徐悲鸿、齐白石、吴作人、张仃等大家云集。一时间,好评如云,名家大师们参观后认为一颗新星正从敦煌冉冉升起,范文藻应该是继张大千、常书鸿之后,中国最优秀的敦煌学专家。年轻的范文藻也得以与徐悲鸿、沈从文、吴作人、叶浅予、刘开渠、李苦禅、张仃等大家成为忘年交或朋友。尤其是范文藻与沈从文先生的交往堪称一段佳话。
北京故宫举办《敦煌文物展览》时,沈从文正在故宫工作。范文藻由此与沈从文结识,两人都对文物有浓厚兴趣,也就有共同话题。日后,沈从文在写作《中国古代服饰研究》时,因要采用范文藻临摹的敦煌与汉唐古墓壁画来展示汉唐人物服饰,两人多次在书信中探讨。沈从文笔墨勤快,信都很长,对服饰细节都不放过,留下许多珍贵史料,可惜毁于“文革”。好在近年沈从文多次再版的《中国古代服饰研究》采用多幅范文藻临摹的敦煌与汉唐古墓壁画,亦是对两人友情的最好纪念。
其时刚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百废待兴,原本范文藻是要留在北京,参与首都建筑美术设计的,但195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首次组织中央美术学院、西北军政委员会文化部、敦煌文物研究所等单位组成西部文物艺术考察团,人员有吴作人、肖淑芳夫妇,张仃、赵望云、常书鸿、段文杰和考古学家冯国瑞等,后起之秀范文藻自然也在其列。这次对西北多处佛窟、胜迹系统了解,仅在麦积山就长达数月,画家们各展神通,临摹彷制,多有收获。当时不到30岁的范文藻以勤奋、严谨及笔墨的灵动神韵给时任西北军政委员会文化处处长的赵望云留下深刻印象,也因此改变了范文藻的人生轨迹。
其时,陕西也正筹建历史博物馆,极需懂传统美术的专门人才。以摹制敦煌壁画出名的范文藻是最合适的人选。在赵望云再三挽留下,范文藻留在了西安,成为陕西省博物馆首任陈列部主任、复制部主任。在之后的岁月中,范文藻在关中大地,在汉墓唐陵壁画的临摹中默默奉献了大半生。
三
我曾心生疑问,范文藻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起就长住西安,又如此了得,为何没有侧身名动京师的“长安画派”之中?后来细想,20世纪50年代,庆祝新中国成立10周年时,从延安走出的画家石鲁以巨幅画作《转战陕北》奠定在中国画坛大家地位。他与被誉为“无疑当属现代中国画坛艺术大众化之先驱与代表”的赵望云携手,提出“一手伸向传统,一手伸向生活”的文艺主张,一批表现西北山川河流、黄土高原、风情风物,富于浓郁地方色彩,又有鲜明时代特色的作品问世,正好为处于饥锇状态的共和国所需要。所以当《转战陕北》《梅山水库》《南泥湾》《采春茶》等作品在京展出时,便以“充满时代新情新意”震动了中国画坛,风靡京华。而范文藻30年间却把全部精神与心血投入到关中大地发掘的汉唐古墓的壁画保护与临摹中去,在古代先贤创造的艺术天地间徘徊。虽然是临摹,但更需要广博的知识与深厚的学养,同时还需要高超的画技与创新精神,况且敦煌莫高窟与陕西汉唐古墓壁画多有损毁,面目残破,如何保持原作风貌又展示其神韵,就更非大手笔不可为之。曾在敦煌临摹壁画的张大千、王子云、常书鸿都属大师级画家,范文藻临摹敦煌与汉唐古墓壁画作品尽显神采,不在以上大师之下。他可以说把全部思维与精力都投入其中了,自然不可能绘制有“充满时代新情新意”的新画作。
范文藻临摹了几乎所有的中国西部著名佛窟和汉唐墓中壁画,结集作品有《敦煌石窟壁画》《新疆石窟壁画》《陕西乾陵唐墓壁画》等。沈从文的《中国历代服饰研究》选用的多幅画作便出自其中,不难看出范文藻辉煌的艺术生涯和极高的艺术成就。生前,他向陕西历史博物馆捐献了临摹敦煌壁画和乾陵唐墓的全部作品。
上海博物馆马承源曾说:“文藻作唐壁画冠绝当世,今观旧物真有长沟流水之感。珍之。”陕西同行说:“范文藻把良知、艺术乃至灵魂留在了敦煌;把责任和使命留在了陕西!”
(本文部分图片由范文藻女儿范蔚提供)
□王蓬
二
范文藻1923年9月出生于四川自贡,1942年考入国民政府重庆中央研究院管辖的国立艺专。其时一代宗师张大千正在重庆举办“临摹敦煌壁画展”,年轻的范文藻被那些精美绝伦的作品深深打动,“敦煌情结”由此生根,竟壮胆拜访了张大千,还见到了于右任、陈寅恪、徐悲鸿、梁思成、常书鸿等名家。1943年6月,国民政府决定成立“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由留法归来的画家常书鸿负责筹办。1946年范文藻以第一名成绩从国立艺专毕业,校长徐悲鸿专门给他写下“智勇仁天下之大德也”的书法题词以资勉励。他也由此得以和中央大学吕斯百、王临乙等名教授同赴敦煌。两年后敦煌艺术研究所在南京举办大型《敦煌艺展》,展出作品500幅,年轻的范文藻作品多达百幅。艺展场面恢宏,声势浩大,连蒋介石、于右任、陈立夫、孙科、傅斯年等大人物都冒雨参观。之后,范文藻留在敦煌直至1949年全国解放,这期间为研究佛教艺术,他曾赴缅甸、印度考察,回国后依旧沉浸在敦煌这座举世无双的艺术宝库中,夜以继日地临摹历代壁画,成果多达数百幅。
1949年元月北京和平解放,人民解放军和党政机关随之入城,来自解放区的文艺工作者和国统区的各党派民主人士汇聚北京,中华全国美术工作者协会(简称全国美协)于1949年7月21日在北京中山公园来今雨轩宣布成立,徐悲鸿当选为第一任主席,江丰、叶浅予为副主席,后改称中国美术家协会。范文藻凭籍卓越的美术修养与才华,被邀请参加了这次盛会,成为中国美协首批会员。其时范文藻才26岁。
在新中国成立后不久,1950年4月,中国美协与敦煌研究所在北京故宫举办的《敦煌文物展览》,范文藻作品多达280幅。虽是临摹,却尽显神采,彰显着杰出的修养与才华。当时,郭沫若、沈雁冰、郑振铎、吴晗、剪伯赞、徐悲鸿、齐白石、吴作人、张仃等大家云集。一时间,好评如云,名家大师们参观后认为一颗新星正从敦煌冉冉升起,范文藻应该是继张大千、常书鸿之后,中国最优秀的敦煌学专家。年轻的范文藻也得以与徐悲鸿、沈从文、吴作人、叶浅予、刘开渠、李苦禅、张仃等大家成为忘年交或朋友。尤其是范文藻与沈从文先生的交往堪称一段佳话。
北京故宫举办《敦煌文物展览》时,沈从文正在故宫工作。范文藻由此与沈从文结识,两人都对文物有浓厚兴趣,也就有共同话题。日后,沈从文在写作《中国古代服饰研究》时,因要采用范文藻临摹的敦煌与汉唐古墓壁画来展示汉唐人物服饰,两人多次在书信中探讨。沈从文笔墨勤快,信都很长,对服饰细节都不放过,留下许多珍贵史料,可惜毁于“文革”。好在近年沈从文多次再版的《中国古代服饰研究》采用多幅范文藻临摹的敦煌与汉唐古墓壁画,亦是对两人友情的最好纪念。
其时刚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百废待兴,原本范文藻是要留在北京,参与首都建筑美术设计的,但195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首次组织中央美术学院、西北军政委员会文化部、敦煌文物研究所等单位组成西部文物艺术考察团,人员有吴作人、肖淑芳夫妇,张仃、赵望云、常书鸿、段文杰和考古学家冯国瑞等,后起之秀范文藻自然也在其列。这次对西北多处佛窟、胜迹系统了解,仅在麦积山就长达数月,画家们各展神通,临摹彷制,多有收获。当时不到30岁的范文藻以勤奋、严谨及笔墨的灵动神韵给时任西北军政委员会文化处处长的赵望云留下深刻印象,也因此改变了范文藻的人生轨迹。
其时,陕西也正筹建历史博物馆,极需懂传统美术的专门人才。以摹制敦煌壁画出名的范文藻是最合适的人选。在赵望云再三挽留下,范文藻留在了西安,成为陕西省博物馆首任陈列部主任、复制部主任。在之后的岁月中,范文藻在关中大地,在汉墓唐陵壁画的临摹中默默奉献了大半生。
三
我曾心生疑问,范文藻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起就长住西安,又如此了得,为何没有侧身名动京师的“长安画派”之中?后来细想,20世纪50年代,庆祝新中国成立10周年时,从延安走出的画家石鲁以巨幅画作《转战陕北》奠定在中国画坛大家地位。他与被誉为“无疑当属现代中国画坛艺术大众化之先驱与代表”的赵望云携手,提出“一手伸向传统,一手伸向生活”的文艺主张,一批表现西北山川河流、黄土高原、风情风物,富于浓郁地方色彩,又有鲜明时代特色的作品问世,正好为处于饥锇状态的共和国所需要。所以当《转战陕北》《梅山水库》《南泥湾》《采春茶》等作品在京展出时,便以“充满时代新情新意”震动了中国画坛,风靡京华。而范文藻30年间却把全部精神与心血投入到关中大地发掘的汉唐古墓的壁画保护与临摹中去,在古代先贤创造的艺术天地间徘徊。虽然是临摹,但更需要广博的知识与深厚的学养,同时还需要高超的画技与创新精神,况且敦煌莫高窟与陕西汉唐古墓壁画多有损毁,面目残破,如何保持原作风貌又展示其神韵,就更非大手笔不可为之。曾在敦煌临摹壁画的张大千、王子云、常书鸿都属大师级画家,范文藻临摹敦煌与汉唐古墓壁画作品尽显神采,不在以上大师之下。他可以说把全部思维与精力都投入其中了,自然不可能绘制有“充满时代新情新意”的新画作。
范文藻临摹了几乎所有的中国西部著名佛窟和汉唐墓中壁画,结集作品有《敦煌石窟壁画》《新疆石窟壁画》《陕西乾陵唐墓壁画》等。沈从文的《中国历代服饰研究》选用的多幅画作便出自其中,不难看出范文藻辉煌的艺术生涯和极高的艺术成就。生前,他向陕西历史博物馆捐献了临摹敦煌壁画和乾陵唐墓的全部作品。
上海博物馆马承源曾说:“文藻作唐壁画冠绝当世,今观旧物真有长沟流水之感。珍之。”陕西同行说:“范文藻把良知、艺术乃至灵魂留在了敦煌;把责任和使命留在了陕西!”
(本文部分图片由范文藻女儿范蔚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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