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中国人抗击瘟疫的那些事，了解一下“伍氏口罩”
在中医学里，疫病是指感受疫疠之邪而引起的一类疾病，属外感病的范畴，具有传染性、流行性、爆发性。常见发热主证，起病较急、传变较快、危害较大，病证表现有一定的规律性。《说文解字》曰 ：“疫，民皆疾也。”《大戴礼记·盛德》清王聘珍训释 ：“疫，病流行也。”把凡能传染的疾病通称为“疫”。“瘟”则是烈性传染病，可以在禽畜与人之间相互感染。特别烈性的瘟病可以朝发夕死，所以中国古代把传染病、流行病通称为“瘟疫”。
在历史上，中国是个流行病多发的国度。在历代史籍中，对于流行病的记载比比皆然。早在公元前 674 年，就出现了疫病的记载。《左传·庄公二十年》记载：“夏，齐大灾。”《公羊传》解为“大疫”。据邓拓《中国救荒史》一书的不完全统计，历代发生疫灾的次数为 ：周代 1次，秦汉 13 次，魏晋 17 次，隋唐 17 次，两宋 32 次，元代 20 次，明代 64 次，清代 74 次。
瘟疫流行的几个高峰期
东汉末年是我国瘟疫流行的高峰期。从建安九年（公元 204 年）至建安二十四年（公元 219 年），中原地区瘟疫肆虐，成千累万的人被病魔吞噬，遭受了十室九空的空前劫难。张仲景在《伤寒杂病论》中说，“余宗族素多，向逾二百，自建安以来，犹未十年，其亡者三分之二，伤寒十居其七”。曹植《说疫气》云 ：“建安二十二年，疠气流行，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或阖门而殪，或覆族而丧。”
金元明清是我国瘟疫爆发流行的第二个高峰期。从 1109 年至 1234 年的瘟疫大流行，“疫死者半”。金朝开兴元年（公元 1232 年）的汴京大疫是其中死亡人数最多的一次。据《金史·哀宗纪》载：“凡五十日，诸门出死者九十余万人，贫不能葬者不在是数。”
可见，在没有科技相助的情况下，古代的瘟疫犹如洪水猛兽一般暴戾恣睢、势不可挡。
防疫措施的逐步升级
在先秦以后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对于疾疫的起因不甚了解，或认为是瘟神作祟，或认为是“阴阳失位，寒暑错时，是故生疫”。为此，每于疾疫发生时，人们往往作法以驱除疫鬼 ；在日常生活、生产活动中，也非常重视顺应节气。及至明代，始有吴又可在其所著《温疫论》一书中提出了疠气说，认为是一种“疠气”导致了疾疫发生。
古代中国自然灾害频发。大灾之后，必有大疫。频繁的“大旱”“大水”“大蝗”，导致粮食减产甚至颗粒无收 ；更兼战乱频仍及官府的横征暴敛，造成“灾异蜂起，寇贼纵横，夷狄猾夏，戎事不息，百姓匮乏，疲于征发”的局面，甚至铸成“是岁饥，……民相食”的惨剧。
大灾之后寄生虫、细菌、病毒迅速滋生，人畜大量死亡，如果尸体得不到及时处理，也会导致疫病在人与人之间迅速传播。同时，由于灾民四处逃荒、流落他乡，必然把更多的细菌和病毒带到各地去。《宋史·五行志》载，南宋隆兴二年（公元 1164 年）冬，“淮甸流民二三十万避乱江南，结草舍遍山谷，暴露冻馁，疫死者半，仅有还者亦死”。接踵而来的便是疫情的惊人扩散，“是岁，浙之饥民疫死者尤众”。
随着时代的进步，古人开始从作法驱瘟转向主动防疫，逐渐认识到疾疫的发生与预防同公共卫生之间的关系密切。
首先是清理疫病生长的环境。南宋名臣真德秀在泉州任知府期间，看到城内水沟淤塞岁久，“淤泥恶水，停蓄弗流，春夏之交，蒸为疠疫”，乃作《开沟告诸庙祝文》，并兴工
清理沟渠。早在周朝，人们就有了用石灰消毒的做法，并且专门为此设立了官职。据《周礼》载 ：“赤犮氏掌除墙屋，以蜃灰攻之，以灰洒毒之，凡隙屋除其狸虫。”
先民对于最容易导致瘟疫的饮用水也有了新的认识，认为喝熟水有益健康。“纵细民在道路上，亦必饮煎水。”（《鸡肋篇》）
古代的巡诊制度最早见于先秦时期。《周礼·地官》中有“司救”一职，“凡岁时有天患民病，则以节巡国中及郊野，而以王命施惠”。《后汉书·灵帝纪》载 ：“建宁四年三月大疫，使中谒者巡行致医药。”到了宋代，对疾疫的治疗较之以往各代更为重视。每当疾疫流行，宋廷多诏命太医局及翰林医官前往救治。此外，各地官员也多方措置，广为施医散药。
在疫情严重时，朝廷还会诏令各地献方献策，以尽早控制疫情。宋元祐五年（公元 1090 年）春，蕲、黄二郡疫痢流行。哲宗下诏敕令各地名医献策。后黄郡东州知府献出祖传秘方“大黄汤”，才控制了疫情。
东汉以后，开始有了隔离病人的记载。“元始二年，旱蝗，民疾疫者，舍空邸第，为置医药。”（《汉书·平帝纪》）最迟至晋朝，对传染病人实行隔离已成为制度。萧齐时，太子长懋等人设立了六疾馆，专门隔离收治疫病感染者。（《南朝齐会要·民政》）
在大规模疫情爆发的时候，疫者尸体的处理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课题。早在先秦时期便有掩埋疫者无主尸身的做法，后世相沿仿效。《南史》记载，梁武帝曾下令朝廷给死者赐棺器盛殓。宋朝更是以度碟奖励招募专门负责掩埋疫者尸体的僧人，后续更建漏泽园（官设的丛葬地）制度。
中医中药发挥的巨大作用
在古代防治瘟疫的医疗实践中，中医药发挥了巨大作用。
东汉末年瘟疫大流行时，张仲景总结前人经验并结合当时的医疗实践写成我国第一部对传染病有所著述的《伤寒杂病论》。书中对多种传染疾病的治疗方法进行了详细论述，不但书中的方药沿用至今，其中灵活多变、辨证施治的方法也奠定了中医临床实践的基础。
明末清初，在全国瘟疫猖獗、仲景的伤寒学说无能为力时，吴又可推究病源，潜心探索，创立了“疠气”病因学说，强调温疫与伤寒完全不同，明确指出“夫温疫之为病，非风、非寒、非暑、非湿，乃天地间别有一种异气所感”。其所著的《温疫论》是我国古代论述温疫的专著，是中医温病学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标志性著作，对后世温病学的形成与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清代，更是治瘟名医辈出，其中最著名的有叶天士、吴鞠通、王孟英等。尤其是吴鞠通推荐的，治疗瘟疫后期症状的安宫牛黄丸、至宝丹、紫雪丹，至今仍在临床中使用，并被称为“温病三宝”。
古代验方中还记载了用马齿苋治疗肠道传染病，用板蓝根防治暑湿夹毒，用青蒿、常山治疗疟疾等。它们现在也仍是临床治疗中的常用药。
我国曾这样抗击瘟疫
天花
天花，曾是一种严重威胁人类生存的重大传染病。1560 年，巴西流行天花，疫者死亡达数百万。清初，清人在入关伊始便遇到了天花。顺治的死因直指天花，康熙更是因天花而被册立。1874 年，年仅 19 岁的同治皇帝驾崩。紫禁城留下的《万岁爷天花喜进药用药底簿》详细记录了载淳死前的各类症状，经医生判断，属天花无疑。
其实，我国医学家很早就发明了人痘接种术，这就是一种疫苗技术。人痘接种术是把其他天花患者的痘痂保存起来，研磨成极细的粉末，对准吹入鼻孔内（称为旱苗法）；或者把细粉加净水调匀，再用棉絮浸染，塞入鼻孔（称之为水苗法）。通过这样的方法，使人体内产生天花抗体，继而存活。
人痘术后来流传到俄罗斯、朝鲜、日本等国，又经俄罗斯传到土耳其及欧洲、非洲国家。后来，人痘术在英国的流传启发了医学家琴纳，他于 1796 年发明了牛痘接种术。1980 年，世界卫生组织宣布，全世界彻底消灭了天花。
鼠疫
鼠疫是由鼠疫耶尔森菌感染引起的烈性传染病，主要在啮齿类动物间流行。鼠、旱獭等为鼠疫耶尔森菌的自然宿主，鼠蚤为传播媒介。此病传染性强，病死率极高。
20 世纪初叶，我国东北曾经爆发了鼠疫。
1910 年 11 月，鼠疫由中东铁路经满洲里传入哈尔滨，随后一场大瘟疫横扫整个东北。这场大瘟疫持续了 6 个多月，席卷半个中国，造成 6 万多人死亡，民众和清政府因此而极度恐慌。经外务部施肇基推荐，清政府指派天津北洋陆军医学院副监督伍连德为全权总医官，到东北领导防疫工作。
伍连德临危受命后，认为首要问题是要控制传染源。当年 12 月他来到东北后，发现这里的冬天天寒地冻，能够活动的老鼠并不多。但是，为什么疫情却愈演愈烈呢？抵达哈尔滨后的第三天，伍连德秘密解剖了一具鼠疫患者的尸体。通过贝克显微镜下的样本，伍连德清楚地检测到了鼠疫的疫菌。他立即电告北京外务部，并且提出初步的防疫措施 ：
控制铁路、公路交通，以防瘟疫蔓延 ；隔离疫区 ；向关内征聘医生等。
疫区的民居低矮肮脏，冬天门窗紧闭，空气不流通，室内一人染病很快即感染全家。根据这一特点，伍连德判断这种病很可能是在人与人之间通过飞沫和呼吸传播。而在伍连德上任前，日本南满铁路也曾派了一名医生前来调查病因。这名日本医生一到哈尔滨，就立即雇人捉老鼠，希望在老鼠身上发现鼠疫杆菌。但一连解剖了几百只老鼠，没有发现一例携带鼠疫杆菌。基于以上种种事实，伍连德大胆提出，在疫区流行的鼠疫不是通过动物媒介，而是通过呼吸和飞沫传染的。他将此疫命名为“肺鼠疫”，成为世界上提出“肺鼠疫”概念的第一人。
为了防止飞沫传染，伍连德设计了一种极其简单但又相当实用的双层纱布囊口罩，即用两层纱布，内置一块吸水药棉，戴上它就可以隔离病患。他调动了大量人力物力，确保口罩源源不断地供应给市民。后人称这种口罩为“伍氏口罩”。
1911 年 1 月，伍连德在哈尔滨建立了第一个鼠疫研究所并出任所长。当时他年仅 31 岁，但熟谙细菌学、流行病学与公共卫生学，堪当重任。他不避艰险，深入疫区调查研究，追索流行经路，并采取了加强铁路检疫、控制交通、隔离疫区、火化鼠疫患者尸体、建立医院收容病人等多种防治措施，不久便控制了疫情 ；不到 4 个月，就扑灭了这场震惊中外的鼠疫大流行。
这是中华民族在两千多年漫长的封建社会中战胜的最后一个大瘟疫，也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依靠科学手段，在人口密集的大城市成功控制传染病的典型范例。（《家庭中医药》杂志2020年第3期 作者 程超寰 ）
在中医学里，疫病是指感受疫疠之邪而引起的一类疾病，属外感病的范畴，具有传染性、流行性、爆发性。常见发热主证，起病较急、传变较快、危害较大，病证表现有一定的规律性。《说文解字》曰 ：“疫，民皆疾也。”《大戴礼记·盛德》清王聘珍训释 ：“疫，病流行也。”把凡能传染的疾病通称为“疫”。“瘟”则是烈性传染病，可以在禽畜与人之间相互感染。特别烈性的瘟病可以朝发夕死，所以中国古代把传染病、流行病通称为“瘟疫”。
在历史上，中国是个流行病多发的国度。在历代史籍中，对于流行病的记载比比皆然。早在公元前 674 年，就出现了疫病的记载。《左传·庄公二十年》记载：“夏，齐大灾。”《公羊传》解为“大疫”。据邓拓《中国救荒史》一书的不完全统计，历代发生疫灾的次数为 ：周代 1次，秦汉 13 次，魏晋 17 次，隋唐 17 次，两宋 32 次，元代 20 次，明代 64 次，清代 74 次。
瘟疫流行的几个高峰期
东汉末年是我国瘟疫流行的高峰期。从建安九年（公元 204 年）至建安二十四年（公元 219 年），中原地区瘟疫肆虐，成千累万的人被病魔吞噬，遭受了十室九空的空前劫难。张仲景在《伤寒杂病论》中说，“余宗族素多，向逾二百，自建安以来，犹未十年，其亡者三分之二，伤寒十居其七”。曹植《说疫气》云 ：“建安二十二年，疠气流行，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或阖门而殪，或覆族而丧。”
金元明清是我国瘟疫爆发流行的第二个高峰期。从 1109 年至 1234 年的瘟疫大流行，“疫死者半”。金朝开兴元年（公元 1232 年）的汴京大疫是其中死亡人数最多的一次。据《金史·哀宗纪》载：“凡五十日，诸门出死者九十余万人，贫不能葬者不在是数。”
可见，在没有科技相助的情况下，古代的瘟疫犹如洪水猛兽一般暴戾恣睢、势不可挡。
防疫措施的逐步升级
在先秦以后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对于疾疫的起因不甚了解，或认为是瘟神作祟，或认为是“阴阳失位，寒暑错时，是故生疫”。为此，每于疾疫发生时，人们往往作法以驱除疫鬼 ；在日常生活、生产活动中，也非常重视顺应节气。及至明代，始有吴又可在其所著《温疫论》一书中提出了疠气说，认为是一种“疠气”导致了疾疫发生。
古代中国自然灾害频发。大灾之后，必有大疫。频繁的“大旱”“大水”“大蝗”，导致粮食减产甚至颗粒无收 ；更兼战乱频仍及官府的横征暴敛，造成“灾异蜂起，寇贼纵横，夷狄猾夏，戎事不息，百姓匮乏，疲于征发”的局面，甚至铸成“是岁饥，……民相食”的惨剧。
大灾之后寄生虫、细菌、病毒迅速滋生，人畜大量死亡，如果尸体得不到及时处理，也会导致疫病在人与人之间迅速传播。同时，由于灾民四处逃荒、流落他乡，必然把更多的细菌和病毒带到各地去。《宋史·五行志》载，南宋隆兴二年（公元 1164 年）冬，“淮甸流民二三十万避乱江南，结草舍遍山谷，暴露冻馁，疫死者半，仅有还者亦死”。接踵而来的便是疫情的惊人扩散，“是岁，浙之饥民疫死者尤众”。
随着时代的进步，古人开始从作法驱瘟转向主动防疫，逐渐认识到疾疫的发生与预防同公共卫生之间的关系密切。
首先是清理疫病生长的环境。南宋名臣真德秀在泉州任知府期间，看到城内水沟淤塞岁久，“淤泥恶水，停蓄弗流，春夏之交，蒸为疠疫”，乃作《开沟告诸庙祝文》，并兴工
清理沟渠。早在周朝，人们就有了用石灰消毒的做法，并且专门为此设立了官职。据《周礼》载 ：“赤犮氏掌除墙屋，以蜃灰攻之，以灰洒毒之，凡隙屋除其狸虫。”
先民对于最容易导致瘟疫的饮用水也有了新的认识，认为喝熟水有益健康。“纵细民在道路上，亦必饮煎水。”（《鸡肋篇》）
古代的巡诊制度最早见于先秦时期。《周礼·地官》中有“司救”一职，“凡岁时有天患民病，则以节巡国中及郊野，而以王命施惠”。《后汉书·灵帝纪》载 ：“建宁四年三月大疫，使中谒者巡行致医药。”到了宋代，对疾疫的治疗较之以往各代更为重视。每当疾疫流行，宋廷多诏命太医局及翰林医官前往救治。此外，各地官员也多方措置，广为施医散药。
在疫情严重时，朝廷还会诏令各地献方献策，以尽早控制疫情。宋元祐五年（公元 1090 年）春，蕲、黄二郡疫痢流行。哲宗下诏敕令各地名医献策。后黄郡东州知府献出祖传秘方“大黄汤”，才控制了疫情。
东汉以后，开始有了隔离病人的记载。“元始二年，旱蝗，民疾疫者，舍空邸第，为置医药。”（《汉书·平帝纪》）最迟至晋朝，对传染病人实行隔离已成为制度。萧齐时，太子长懋等人设立了六疾馆，专门隔离收治疫病感染者。（《南朝齐会要·民政》）
在大规模疫情爆发的时候，疫者尸体的处理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课题。早在先秦时期便有掩埋疫者无主尸身的做法，后世相沿仿效。《南史》记载，梁武帝曾下令朝廷给死者赐棺器盛殓。宋朝更是以度碟奖励招募专门负责掩埋疫者尸体的僧人，后续更建漏泽园（官设的丛葬地）制度。
中医中药发挥的巨大作用
在古代防治瘟疫的医疗实践中，中医药发挥了巨大作用。
东汉末年瘟疫大流行时，张仲景总结前人经验并结合当时的医疗实践写成我国第一部对传染病有所著述的《伤寒杂病论》。书中对多种传染疾病的治疗方法进行了详细论述，不但书中的方药沿用至今，其中灵活多变、辨证施治的方法也奠定了中医临床实践的基础。
明末清初，在全国瘟疫猖獗、仲景的伤寒学说无能为力时，吴又可推究病源，潜心探索，创立了“疠气”病因学说，强调温疫与伤寒完全不同，明确指出“夫温疫之为病，非风、非寒、非暑、非湿，乃天地间别有一种异气所感”。其所著的《温疫论》是我国古代论述温疫的专著，是中医温病学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标志性著作，对后世温病学的形成与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清代，更是治瘟名医辈出，其中最著名的有叶天士、吴鞠通、王孟英等。尤其是吴鞠通推荐的，治疗瘟疫后期症状的安宫牛黄丸、至宝丹、紫雪丹，至今仍在临床中使用，并被称为“温病三宝”。
古代验方中还记载了用马齿苋治疗肠道传染病，用板蓝根防治暑湿夹毒，用青蒿、常山治疗疟疾等。它们现在也仍是临床治疗中的常用药。
我国曾这样抗击瘟疫
天花
天花，曾是一种严重威胁人类生存的重大传染病。1560 年，巴西流行天花，疫者死亡达数百万。清初，清人在入关伊始便遇到了天花。顺治的死因直指天花，康熙更是因天花而被册立。1874 年，年仅 19 岁的同治皇帝驾崩。紫禁城留下的《万岁爷天花喜进药用药底簿》详细记录了载淳死前的各类症状，经医生判断，属天花无疑。
其实，我国医学家很早就发明了人痘接种术，这就是一种疫苗技术。人痘接种术是把其他天花患者的痘痂保存起来，研磨成极细的粉末，对准吹入鼻孔内（称为旱苗法）；或者把细粉加净水调匀，再用棉絮浸染，塞入鼻孔（称之为水苗法）。通过这样的方法，使人体内产生天花抗体，继而存活。
人痘术后来流传到俄罗斯、朝鲜、日本等国，又经俄罗斯传到土耳其及欧洲、非洲国家。后来，人痘术在英国的流传启发了医学家琴纳，他于 1796 年发明了牛痘接种术。1980 年，世界卫生组织宣布，全世界彻底消灭了天花。
鼠疫
鼠疫是由鼠疫耶尔森菌感染引起的烈性传染病，主要在啮齿类动物间流行。鼠、旱獭等为鼠疫耶尔森菌的自然宿主，鼠蚤为传播媒介。此病传染性强，病死率极高。
20 世纪初叶，我国东北曾经爆发了鼠疫。
1910 年 11 月，鼠疫由中东铁路经满洲里传入哈尔滨，随后一场大瘟疫横扫整个东北。这场大瘟疫持续了 6 个多月，席卷半个中国，造成 6 万多人死亡，民众和清政府因此而极度恐慌。经外务部施肇基推荐，清政府指派天津北洋陆军医学院副监督伍连德为全权总医官，到东北领导防疫工作。
伍连德临危受命后，认为首要问题是要控制传染源。当年 12 月他来到东北后，发现这里的冬天天寒地冻，能够活动的老鼠并不多。但是，为什么疫情却愈演愈烈呢？抵达哈尔滨后的第三天，伍连德秘密解剖了一具鼠疫患者的尸体。通过贝克显微镜下的样本，伍连德清楚地检测到了鼠疫的疫菌。他立即电告北京外务部，并且提出初步的防疫措施 ：
控制铁路、公路交通，以防瘟疫蔓延 ；隔离疫区 ；向关内征聘医生等。
疫区的民居低矮肮脏，冬天门窗紧闭，空气不流通，室内一人染病很快即感染全家。根据这一特点，伍连德判断这种病很可能是在人与人之间通过飞沫和呼吸传播。而在伍连德上任前，日本南满铁路也曾派了一名医生前来调查病因。这名日本医生一到哈尔滨，就立即雇人捉老鼠，希望在老鼠身上发现鼠疫杆菌。但一连解剖了几百只老鼠，没有发现一例携带鼠疫杆菌。基于以上种种事实，伍连德大胆提出，在疫区流行的鼠疫不是通过动物媒介，而是通过呼吸和飞沫传染的。他将此疫命名为“肺鼠疫”，成为世界上提出“肺鼠疫”概念的第一人。
为了防止飞沫传染，伍连德设计了一种极其简单但又相当实用的双层纱布囊口罩，即用两层纱布，内置一块吸水药棉，戴上它就可以隔离病患。他调动了大量人力物力，确保口罩源源不断地供应给市民。后人称这种口罩为“伍氏口罩”。
1911 年 1 月，伍连德在哈尔滨建立了第一个鼠疫研究所并出任所长。当时他年仅 31 岁，但熟谙细菌学、流行病学与公共卫生学，堪当重任。他不避艰险，深入疫区调查研究，追索流行经路，并采取了加强铁路检疫、控制交通、隔离疫区、火化鼠疫患者尸体、建立医院收容病人等多种防治措施，不久便控制了疫情 ；不到 4 个月，就扑灭了这场震惊中外的鼠疫大流行。
这是中华民族在两千多年漫长的封建社会中战胜的最后一个大瘟疫，也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依靠科学手段，在人口密集的大城市成功控制传染病的典型范例。（《家庭中医药》杂志2020年第3期 作者 程超寰 ）
#佛教[超话]#《增壹阿含经》
闻如是：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有此三福之业。云何为三？施为福业，平等为福业，思惟为福业。
彼云何名施为福业？若有一人，开心布施沙门、婆罗门、极贫穷者、孤独者、无所趣向者，须食与食，须浆给浆，衣被、饭食、床卧之具、病瘦医药、香华、宿止，随身所便，无所爱惜，此名曰施福之业。
云何名平等为福业？若有一人不杀、不盗，恒知惭愧，不兴恶想；亦不盗窃，好惠施人，无贪悋心，语言和雅，不伤人心；亦不他淫，自修梵行，己色自足；亦不妄语，恒念至诚，不欺诳言，世人所敬，无有增损；亦不饮酒，恒知避乱。复以慈心遍满一方，二方、三方、四方亦尔，八方、上下遍满其中，无量无限，不可限，不可称计，以此慈心普覆一切，令得安隐。复以悲、喜、护心普满一方，二方、三方、四方亦尔，八方、上下悉满其中，无量无限，不可称计，以此悲、喜、护心悉满其中。是谓名为平等为福之业。
彼法云何名思惟为福业？于是，比丘，修行念觉意，依无欲，依无观，依灭尽，依出要；修择法觉意，修念觉意，修猗觉意，修定觉意，修护觉意，依无欲，依无观，依灭尽，依出要。是谓名思惟为福业。
如是，比丘，有此三福之业。
尔时，世尊便说此偈：
布施及平等，慈心护思惟，
有此三处所，智者所亲近。
此间受其报，天上亦复然，
缘有此三处，生天必不疑。
是故，诸比丘，当求方便，索此三处。如是，诸比丘，当作如是学！
尔时，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参考资料】*三福业～俱舍论十八卷九页云：契经说有三福业事。一、施类福业事。二、戒类福业事。三、修类福业事。此云何立福业事名？颂曰：施戒修三类，各随其所应，受福业事名。差别如业道。论曰：三类皆福。或业，或事，随其所应，如业道说。谓如分别十业道中，有业亦道，有道非业。此中有福亦业，亦事；有福、业，非事；有福、事，非业；有唯是福，非业、非事。且施类中，身语二业，具福业事三种义名。彼等起思，唯名福业。思俱有法，唯受福名。戒类既唯身语业性；故皆具受福业事名。修类中慈，唯名福事。业之事故。慈相应思，以慈为门而造作故。慈俱思戒，唯名福业。余俱有法，唯受福名。或福业名，显作福义。谓福加行。事、显所依。谓施戒修，是福业之事。为成彼三，起福加行故。有说：唯思是真福业。福业之事，谓施戒修。以三为门，福业转故。
*～集异门论五卷六页云：三福业事者：一、施类福业事。二、戒类福业事。三、修类福业事。施类福业事者：云何施类，云何福，云何业，云何事，而说施类福业事耶？答：施类者：谓施主布施诸沙门婆罗门、贫穷苦行，道行乞者，饮食汤药衣服华鬘涂散香等房舍卧具灯烛等物；是名施类。复次或由身布施。谓或施身，或施身业，或施所舍物。或由语布施。谓或施语，或施语业，或施所舍物。或由意布施。谓或施意，或施意业，或施舍心。是名施类。福者：谓施俱行身律仪，语律仪，命清净；是名福。业者：谓施俱行诸思等思现等思已思思类作心意业；是名业。事者：谓施主、受者、及所施物；是名事。此中施类，名施类，亦名福，亦名业，亦名事。此中福，名为福，亦名业，亦名事，亦名施类。此中业，名为业，亦名事，亦名施类，亦名福。此中事，唯名事。戒类福业事者：云何戒类，云何福，云何业，云何事，而说戒类福业事耶？答：戒类者：谓离害生命，离不与取，离欲邪行，离虚妄语，离饮窣罗迷丽耶末陀放逸处酒。是名戒类。福者：谓戒俱行身律仪语律仪命清净；是名福。业者：谓戒俱行诸思等思现等思已思思类作心意业；是名业。事者：谓若防若止若遮若离害生命事，是离害生命事。若防若止若遮若离不与取事，是离不与取事。若防若止若遮若离欲邪行事，是离欲邪行事。若防若止若遮若离虚妄语事，是离虚妄语事。若防若止若遮若离饮窣罗迷丽耶末陀放逸处酒事，是离饮诸酒事。是名事。此中戒类，名为戒类，亦名福，亦名业，亦名事。此中福，名为福，亦名业，亦名事，亦名戒类。此中业，名为业，亦名事，亦名戒类，亦名福。此中事，名为事，亦名戒类，亦名福，亦名业。修类福业事者：云何修类，云何福，云何业，云何事，而说修类福业事耶？答：修类者：谓慈悲喜舍四无量；是名修类。福者：谓无量俱行身律仪语律仪命清净；是名福。业者：谓无量俱行诸思等思现等思已思思类作心意业；是名业。事者：谓所缘事；缘彼而起四无量；是名事。此中修类，名为修类，亦名福，亦名业，亦名事。此中福，名为福，亦名业，亦名事，亦名修类。此中业，名为业，亦名事，亦名修类，亦名福。此中事，唯名事。
闻如是：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有此三福之业。云何为三？施为福业，平等为福业，思惟为福业。
彼云何名施为福业？若有一人，开心布施沙门、婆罗门、极贫穷者、孤独者、无所趣向者，须食与食，须浆给浆，衣被、饭食、床卧之具、病瘦医药、香华、宿止，随身所便，无所爱惜，此名曰施福之业。
云何名平等为福业？若有一人不杀、不盗，恒知惭愧，不兴恶想；亦不盗窃，好惠施人，无贪悋心，语言和雅，不伤人心；亦不他淫，自修梵行，己色自足；亦不妄语，恒念至诚，不欺诳言，世人所敬，无有增损；亦不饮酒，恒知避乱。复以慈心遍满一方，二方、三方、四方亦尔，八方、上下遍满其中，无量无限，不可限，不可称计，以此慈心普覆一切，令得安隐。复以悲、喜、护心普满一方，二方、三方、四方亦尔，八方、上下悉满其中，无量无限，不可称计，以此悲、喜、护心悉满其中。是谓名为平等为福之业。
彼法云何名思惟为福业？于是，比丘，修行念觉意，依无欲，依无观，依灭尽，依出要；修择法觉意，修念觉意，修猗觉意，修定觉意，修护觉意，依无欲，依无观，依灭尽，依出要。是谓名思惟为福业。
如是，比丘，有此三福之业。
尔时，世尊便说此偈：
布施及平等，慈心护思惟，
有此三处所，智者所亲近。
此间受其报，天上亦复然，
缘有此三处，生天必不疑。
是故，诸比丘，当求方便，索此三处。如是，诸比丘，当作如是学！
尔时，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参考资料】*三福业～俱舍论十八卷九页云：契经说有三福业事。一、施类福业事。二、戒类福业事。三、修类福业事。此云何立福业事名？颂曰：施戒修三类，各随其所应，受福业事名。差别如业道。论曰：三类皆福。或业，或事，随其所应，如业道说。谓如分别十业道中，有业亦道，有道非业。此中有福亦业，亦事；有福、业，非事；有福、事，非业；有唯是福，非业、非事。且施类中，身语二业，具福业事三种义名。彼等起思，唯名福业。思俱有法，唯受福名。戒类既唯身语业性；故皆具受福业事名。修类中慈，唯名福事。业之事故。慈相应思，以慈为门而造作故。慈俱思戒，唯名福业。余俱有法，唯受福名。或福业名，显作福义。谓福加行。事、显所依。谓施戒修，是福业之事。为成彼三，起福加行故。有说：唯思是真福业。福业之事，谓施戒修。以三为门，福业转故。
*～集异门论五卷六页云：三福业事者：一、施类福业事。二、戒类福业事。三、修类福业事。施类福业事者：云何施类，云何福，云何业，云何事，而说施类福业事耶？答：施类者：谓施主布施诸沙门婆罗门、贫穷苦行，道行乞者，饮食汤药衣服华鬘涂散香等房舍卧具灯烛等物；是名施类。复次或由身布施。谓或施身，或施身业，或施所舍物。或由语布施。谓或施语，或施语业，或施所舍物。或由意布施。谓或施意，或施意业，或施舍心。是名施类。福者：谓施俱行身律仪，语律仪，命清净；是名福。业者：谓施俱行诸思等思现等思已思思类作心意业；是名业。事者：谓施主、受者、及所施物；是名事。此中施类，名施类，亦名福，亦名业，亦名事。此中福，名为福，亦名业，亦名事，亦名施类。此中业，名为业，亦名事，亦名施类，亦名福。此中事，唯名事。戒类福业事者：云何戒类，云何福，云何业，云何事，而说戒类福业事耶？答：戒类者：谓离害生命，离不与取，离欲邪行，离虚妄语，离饮窣罗迷丽耶末陀放逸处酒。是名戒类。福者：谓戒俱行身律仪语律仪命清净；是名福。业者：谓戒俱行诸思等思现等思已思思类作心意业；是名业。事者：谓若防若止若遮若离害生命事，是离害生命事。若防若止若遮若离不与取事，是离不与取事。若防若止若遮若离欲邪行事，是离欲邪行事。若防若止若遮若离虚妄语事，是离虚妄语事。若防若止若遮若离饮窣罗迷丽耶末陀放逸处酒事，是离饮诸酒事。是名事。此中戒类，名为戒类，亦名福，亦名业，亦名事。此中福，名为福，亦名业，亦名事，亦名戒类。此中业，名为业，亦名事，亦名戒类，亦名福。此中事，名为事，亦名戒类，亦名福，亦名业。修类福业事者：云何修类，云何福，云何业，云何事，而说修类福业事耶？答：修类者：谓慈悲喜舍四无量；是名修类。福者：谓无量俱行身律仪语律仪命清净；是名福。业者：谓无量俱行诸思等思现等思已思思类作心意业；是名业。事者：谓所缘事；缘彼而起四无量；是名事。此中修类，名为修类，亦名福，亦名业，亦名事。此中福，名为福，亦名业，亦名事，亦名修类。此中业，名为业，亦名事，亦名修类，亦名福。此中事，唯名事。
#正一道教[超话]# 心澄神守，气定邪去∣《太上老君养身诀》阅注
经文摘自《正统道藏·洞神部·方法类·太上老君养生诀》，
篇名《养生真诀第三》。
框内绿字为经文原文，框外黑字为作者注释。
老君曰：一人之身，一国之象也。
胸腹之设犹宫室也，肢体之位犹郊境也，骨节之分犹百官也，腠理之间犹四衢也。
神犹君也，血犹臣也，气犹民也，能治其身，亦如明君能理国焉。
夫爱其民所以安其国，爱其气所以全其身。
民弊则国亡，气竭即身谢。
腠理：中医术语，泛指皮肤、肌肉的纹理。声符表义，“腠”字声符“奏”，《说文》解为“进也”，有聚集之意，匹配形符“肉”（月），泛指人身表面的肌肉组织；理，是为肌肉组织当中的纹路和通道。所谓“腠理”，即为人身肌肉组织当中渗泄体液、流通气血的通道，因而又比之为“四衢”。
四衢：通向东南西北四个方向的大路，泛指通道。
神：《素问·本病论》提过：“得神者昌，失神者亡”，指人的生命力；此外，在五脏当中，心主神，所以“神”又有“神志”之谓，亦指人的意识和思维功能。
血：中医的血，除了指纯粹的血液之外，还有一层意思，是指人体的供血能力。所以中医之“补血”，在大多数时候指的是强化人体的供血能力。
气：中医的气，一方面是指物质之气，如饮食当中的水谷之气，呼吸当中的清气，是为后天之气，如宗气、卫气、营气，皆仰赖后天水谷、空气所化；另一方面是指脏腑的动能之气，是为先天元气，能够推动五脏六腑的新陈代谢，保证生命的正常运行。
神主血——心为神舍，主导血液在经络当中的运行；
血主气——血为气母，后天之气在体内的运行仰赖于血脉的通畅；
三者协调，则身体康泰。
是故至人上士，当施医于未病之前，不追于既败之后。
故知生难保而易丧，气难清而易浊。
未病：《黄帝内经》谓之：“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在著名典故《扁鹊见齐桓公》当中，名医扁鹊发现齐桓公病在体表，建议赶快治疗，但是齐桓公不当回事；随着病情的逐渐深入，疾病经由体表逐渐深入脏腑，最后深入骨髓，错过最佳治疗时机，导致齐桓公最终病死。
“治未病”同时又引出了“讳疾忌医”这个成语，说我们现代社会有些人很奇怪，听不得医生说他健康有问题，仗着自己年轻力壮，长期熬夜，暴饮暴食，提前透支生命，最终猝死。这样的例子数不胜数。
所以说生命与健康，要保养很难，要失去却很简单。
若能审机权可以安社稷，制嗜欲可以保性命。
且夫善摄生者，要当先除六害，然后可以保性命，延驻百年，何者是也？一者薄名利，二者禁声色，三者廉货财，四者损滋味，五者除佞妄，六者去妒忌。
去此六者，则修生之道无不成耳。若此六者不除，盖未见其益，虽心希妙理，口念真经，咀嚼英华，呼吸景象，不能补其短促，盖损于其本而妄求其末，深可诫哉。
文中“六害”，除了不良情绪之外，其他皆可总结为引发身心快感的外在“刺激源”。
根据现代医学研究，包括人类在内的所有哺乳动物，能够通过纵欲刺激大脑分泌一种名为“多巴胺”的化学元素，从而使有机体（人或动物）在这个过程当中体验到身心层面的愉悦感，也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爽”。但是，经过科学家实验研究，发现有机体如果持续性地面对单一刺激源，那么其大脑当中分泌的多巴胺就会逐渐降低，换句话说，面对单一刺激源，快感会逐渐降低，因而便需要不断变更刺激源，保持多巴胺的分泌。
也就是说，“纵欲”本身是一个恶性死循环：“纵欲”可以让大脑分泌多巴胺，让人产生快感；但是，为了保持快感，就必须保持纵欲（还需要不断换花样），否则，大脑当中的多巴胺分泌就会中断。
所以老君爷才会在《道德经·第12章》说：“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畋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我们外在所接受的刺激源（包括名利、五音五味、五色和女色、金银珠宝）越多，我们就越是沉迷于快感当中，也越难从中离开。
因此，如果不能从“纵欲——产生快感——维持快感——继续纵欲——产生快感”这个死循环当中超脱出来，即便一个人再聪明，诵经再多，灵丹妙药吃得再多，练功再多，那也是舍本求末，不可能长生久视。
所以保其真者，当须少思、少念、少笑、少言、少喜、少乐、少愁、少好、少恶、少事、少机。夫多思即神伤，多念即心劳。多笑即脏腑上翻，多言即气诲虚脱，多喜即膀胱纳客风，多怒即腠理奔浮，多乐即心神邪荡，多愁即发须焦枯，多好即志气倾覆，多恶即精爽奔腾，多事即筋脉干急，多机即智慧沉迷，斯乃伐人之生，甚于斤斧，蚀人之性，猛于豺狼。
《黄帝内经》开篇的16字真言：“恬淡虚无，真气从之；精神内守，病安从来？”，其实已经概括了道教养生的根本要诀，在杜绝纵欲的基础之上，更要身心内守，情志淡泊。
所谓“上药三品，神与气精”（《玉皇心印妙经》），再精贵的灵丹妙药，再先进的医疗设备，再完善的医疗理论，其实都是建立在人体本身自带的先天疗愈能力之上，全天下的疾病，都是病人自己给自己治好的，医生与医药只不过起了从旁引导的辅助作用。
经文摘自《正统道藏·洞神部·方法类·太上老君养生诀》，
篇名《养生真诀第三》。
框内绿字为经文原文，框外黑字为作者注释。
老君曰：一人之身，一国之象也。
胸腹之设犹宫室也，肢体之位犹郊境也，骨节之分犹百官也，腠理之间犹四衢也。
神犹君也，血犹臣也，气犹民也，能治其身，亦如明君能理国焉。
夫爱其民所以安其国，爱其气所以全其身。
民弊则国亡，气竭即身谢。
腠理：中医术语，泛指皮肤、肌肉的纹理。声符表义，“腠”字声符“奏”，《说文》解为“进也”，有聚集之意，匹配形符“肉”（月），泛指人身表面的肌肉组织；理，是为肌肉组织当中的纹路和通道。所谓“腠理”，即为人身肌肉组织当中渗泄体液、流通气血的通道，因而又比之为“四衢”。
四衢：通向东南西北四个方向的大路，泛指通道。
神：《素问·本病论》提过：“得神者昌，失神者亡”，指人的生命力；此外，在五脏当中，心主神，所以“神”又有“神志”之谓，亦指人的意识和思维功能。
血：中医的血，除了指纯粹的血液之外，还有一层意思，是指人体的供血能力。所以中医之“补血”，在大多数时候指的是强化人体的供血能力。
气：中医的气，一方面是指物质之气，如饮食当中的水谷之气，呼吸当中的清气，是为后天之气，如宗气、卫气、营气，皆仰赖后天水谷、空气所化；另一方面是指脏腑的动能之气，是为先天元气，能够推动五脏六腑的新陈代谢，保证生命的正常运行。
神主血——心为神舍，主导血液在经络当中的运行；
血主气——血为气母，后天之气在体内的运行仰赖于血脉的通畅；
三者协调，则身体康泰。
是故至人上士，当施医于未病之前，不追于既败之后。
故知生难保而易丧，气难清而易浊。
未病：《黄帝内经》谓之：“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在著名典故《扁鹊见齐桓公》当中，名医扁鹊发现齐桓公病在体表，建议赶快治疗，但是齐桓公不当回事；随着病情的逐渐深入，疾病经由体表逐渐深入脏腑，最后深入骨髓，错过最佳治疗时机，导致齐桓公最终病死。
“治未病”同时又引出了“讳疾忌医”这个成语，说我们现代社会有些人很奇怪，听不得医生说他健康有问题，仗着自己年轻力壮，长期熬夜，暴饮暴食，提前透支生命，最终猝死。这样的例子数不胜数。
所以说生命与健康，要保养很难，要失去却很简单。
若能审机权可以安社稷，制嗜欲可以保性命。
且夫善摄生者，要当先除六害，然后可以保性命，延驻百年，何者是也？一者薄名利，二者禁声色，三者廉货财，四者损滋味，五者除佞妄，六者去妒忌。
去此六者，则修生之道无不成耳。若此六者不除，盖未见其益，虽心希妙理，口念真经，咀嚼英华，呼吸景象，不能补其短促，盖损于其本而妄求其末，深可诫哉。
文中“六害”，除了不良情绪之外，其他皆可总结为引发身心快感的外在“刺激源”。
根据现代医学研究，包括人类在内的所有哺乳动物，能够通过纵欲刺激大脑分泌一种名为“多巴胺”的化学元素，从而使有机体（人或动物）在这个过程当中体验到身心层面的愉悦感，也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爽”。但是，经过科学家实验研究，发现有机体如果持续性地面对单一刺激源，那么其大脑当中分泌的多巴胺就会逐渐降低，换句话说，面对单一刺激源，快感会逐渐降低，因而便需要不断变更刺激源，保持多巴胺的分泌。
也就是说，“纵欲”本身是一个恶性死循环：“纵欲”可以让大脑分泌多巴胺，让人产生快感；但是，为了保持快感，就必须保持纵欲（还需要不断换花样），否则，大脑当中的多巴胺分泌就会中断。
所以老君爷才会在《道德经·第12章》说：“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畋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我们外在所接受的刺激源（包括名利、五音五味、五色和女色、金银珠宝）越多，我们就越是沉迷于快感当中，也越难从中离开。
因此，如果不能从“纵欲——产生快感——维持快感——继续纵欲——产生快感”这个死循环当中超脱出来，即便一个人再聪明，诵经再多，灵丹妙药吃得再多，练功再多，那也是舍本求末，不可能长生久视。
所以保其真者，当须少思、少念、少笑、少言、少喜、少乐、少愁、少好、少恶、少事、少机。夫多思即神伤，多念即心劳。多笑即脏腑上翻，多言即气诲虚脱，多喜即膀胱纳客风，多怒即腠理奔浮，多乐即心神邪荡，多愁即发须焦枯，多好即志气倾覆，多恶即精爽奔腾，多事即筋脉干急，多机即智慧沉迷，斯乃伐人之生，甚于斤斧，蚀人之性，猛于豺狼。
《黄帝内经》开篇的16字真言：“恬淡虚无，真气从之；精神内守，病安从来？”，其实已经概括了道教养生的根本要诀，在杜绝纵欲的基础之上，更要身心内守，情志淡泊。
所谓“上药三品，神与气精”（《玉皇心印妙经》），再精贵的灵丹妙药，再先进的医疗设备，再完善的医疗理论，其实都是建立在人体本身自带的先天疗愈能力之上，全天下的疾病，都是病人自己给自己治好的，医生与医药只不过起了从旁引导的辅助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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