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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考古学家判断，炎帝出生在新石器末期的仰韶文化时代。据《宋书·符瑞志》载，炎帝生于华阳(今陕西华山之南)，本姓“伊耆”。但他在姜水流域长大，故又姓姜。新石器时，人们以猎狩为生，到炎帝时部落的人越来越多，猎狩很困难，炎帝便领着人们学会农业耕作。据《尚书》、《礼记》等古籍记载：炎帝少时，每天都到洪山南面的山脚下试种谷物，其精神感动了上天，于是上天降下了稻谷、小米、大豆，炎帝便带领人们大面积种植这些粮食作物。同时，他还潜心研究，创造了一种简单的耕作工具——耒耜，用来翻土种庄稼。这样，使我国远古的人们从消极采集和猎狩生活时期，过渡到了原始的农业时期。为了感谢炎帝“教民稼穑”的功德，人们称他是太阳神炎帝，为南方大帝，尊称他为“神农”。
据考古学家判断，炎帝出生在新石器末期的仰韶文化时代。据《宋书·符瑞志》载，炎帝生于华阳(今陕西华山之南)，本姓“伊耆”。但他在姜水流域长大，故又姓姜。新石器时，人们以猎狩为生，到炎帝时部落的人越来越多，猎狩很困难，炎帝便领着人们学会农业耕作。据《尚书》、《礼记》等古籍记载：炎帝少时，每天都到洪山南面的山脚下试种谷物，其精神感动了上天，于是上天降下了稻谷、小米、大豆，炎帝便带领人们大面积种植这些粮食作物。同时，他还潜心研究，创造了一种简单的耕作工具——耒耜，用来翻土种庄稼。这样，使我国远古的人们从消极采集和猎狩生活时期，过渡到了原始的农业时期。为了感谢炎帝“教民稼穑”的功德，人们称他是太阳神炎帝，为南方大帝，尊称他为“神农”。
#传统文化# 【讲述中国丨中国油灯与油灯文化】
油灯，记载着人类最古朴文明的历史。油灯虽小，却是历史长河中使用时间最久远的照明器具，照亮了古人的漫漫黑夜，也见证了中华文化的灿烂光明。20世纪中期，随着电灯在中国的普及，油灯的使用也逐渐走向终结，并进入收藏的领域。油灯是实用和美学的完美结合，有着燃烧自己、照亮别人的高尚品格，在中国文化中具有特殊的文化内涵，有着独特的象征意义。
最初的油灯来源于“钻燧取火”，人类燃起的第一堆篝火，其实就是人类制作的第一盏灯。 然而火把虽然可以照明，但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灯。
讲 述 人：陈履生
时 间：2016年10月13日
地 点：中国政协文史馆
人物简介：陈履生，1956年生于江苏扬中，中国汉画学会会长、中国国家博物馆原副馆长，上海美术学院、南京艺术学院特聘教授。先后多次在国内外举办个人画展，建有油灯博物馆（江苏扬中、常州）、陈履生美术馆（常州）。
新石器时代
新石器时代的陶豆，作为原始的中国灯具的雏形，和古人以特有的创造力发现了用来点灯的油脂，使得油灯的发展变得顺理成章，反映了人类文明的重要成果。
具有一定形制的油灯的出现，是人类将实用和审美结合的成果。随着实用性不断提高、审美要求的不断深入，油灯的形制也有了千变万化。常见的油灯构造是灯柱式的，包括灯座、灯柱、灯盘（油壶）三个基本要件。这一形式基本上是从新石器时代的陶豆演变而来。
青铜时代
青铜时代的油灯和其他器物一样，在造型上得到了重要的发展，创造了中国油灯艺术的辉煌。春秋战国时期出现的豆形灯，是现存的最早定形的油灯。从春秋至两汉，油灯脱离了实用的具体要求，成为特定时代的礼器，折射了社会政治的规章法度。
孙机先生在《中国圣火》中，把河北平山中山国王墓出土的一件铜鸟柱盘灯比喻为圣火：“当盘内盛满油，并将浸透了油的灯炷搭到鸟背上，再用反光的阳燧镜引下‘明火’点亮它，这件鸟柱盘就成为照耀祭品的‘明烛’、燃烧着圣火的神灯了。”
汉 代
汉代是油灯发展的繁荣期，这一时期的油灯功能合理，造型生动，装饰富丽。尤其是具有科学理念的功能设计，表现出了前沿性的科技水平。汉代陶制或部分挂釉的瓷灯，也因为造型的独特而成为这一时期的重要样式。
南北朝
南北朝青瓷油灯的出现，为油灯生产的材质多元化以及油灯的普及作出了重要的贡献。由于制瓷工艺的问题，这一时期的油灯在体量上变小，在造型上出现了立体的带有动物造型的油灯。佛教自汉代传入后，对中国的各种器物造型装饰等方面都有极大影响。南北朝之际，灯具开始出现有明显来自于佛教的各种装饰。
隋唐五代
隋唐五代的油灯出现了多样化的发展趋势，“南青北白”（南青指浙江越窑青瓷，北白指河北邢窑白瓷）等各具地方特色的瓷器丰富了油灯的形制，特别是唐三彩的出现，这种低温釉陶以其色彩斑斓为一直是素色的油灯增添了绚丽的外表。与唐代普遍出现的狮子莲花图案相关的狮子莲花造型的油灯，或有莲花特征装饰的油灯，都表现出了时代的特色。
宋 代
宋代的窑口有了进一步的发展，著名的有定窑、耀州窑、钧窑、汝窑、磁州窑、龙泉窑、景德镇窑，还有其他一些民窑，它们都有一些各具特色油灯出品。这一时期的油灯数量大增，既有高尚的精品，又有普通的用品。一些体积较小的油灯在这一时期大量出现，高度在四五厘米之间，对于油灯的普及意义重大，也影响了后来油灯的基本规范。
元明时期
元明时期的油灯，基本上延续宋制。虽然有一些具有时代特点的作品，特别是在陶瓷器方面，但在整体上没有突出的表现。明代出现了书灯，因为考虑到读书人的熬夜时间较长，需要省油，所以在壶形的造型基础上加长了灯炷，起到了省油的作用。明清两代的青花和粉彩陶瓷油灯，和这一时期形成主流的青花、粉彩陶瓷相呼应，表现出了时代特点。
清 代
清代的油灯整体造型上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但是受到宫廷审美倾向的影响，装饰繁富，图案细密。民间油灯则呈现出多样化的取向，在造型上往往和实用结合，体现出功用上的特点。清代以来的各地民间油灯，丰富多样，在材质、工艺、造型上具有浓烈的地方色彩。玻璃灯应该说具有时代的特点，比明代在制造工艺上有很大的提高。
晚晴和民国时期
晚清和民国时期，由于“洋油”（煤油）的输入，各种各样的“洋油灯”开始广泛使用。洋油灯的最初的样式变化不大，结构大致相同，变化仅仅表现在体量之上。后来，民族化之后，上海的一些民族工业开始制造洋油灯，而像钱庄、洋行等一些大的公司开始制造属于自己专有的灯具，与上海滩上出现的具有殖民性质的洋房相匹配。洋油灯在中国的普遍使用到了20世纪中期，直至电灯的普及后结束了所有油灯的使用。
油灯虽小，其文化意义却大无边。它反映了中国文化中许多独特的内容，诗词歌赋、琴棋书画、民俗风情，有许多可以印证与油灯有关的文化内涵。灯也经常勾起人们的乡思、情思。欧阳修的《生查子·元夕》就把情思表现得淋漓尽致：“去年元夜时，花市灯如昼。月到柳梢头，人约黄昏后。今年元夜时，月与灯依旧。不见去年人，泪满春衫袖。”
杜甫在《醉时歌》中写道：“清夜沉沉动春酌，灯前细雨檐花落”，在《赠卫八处士》中写道：“人生不相见，动如参与商。今夕复何夕，共此灯烛光。少壮能几时，鬓发各已苍。”
还有李白《长相思》中“孤灯不明思欲绝，卷帷望月空长叹”的“孤灯”和《寄远》中“寒灯厌梦魂欲绝，觉来相思生白发”的“寒灯”，以及范仲淹的《御街行·秋日怀旧》中“残灯明灭枕头欹，谙尽孤眠滋味”的“残灯”，都表明了诗人的心迹，寄托着诗人的情思。
毫无疑问，中国油灯的独特性在世界文化多样性中占有重要地位。中国油灯以其独特性的发展表现了先人的智慧，表现了中华民族在文化创造中一种崇高的精神。中国特有的油灯文化，在“灯灯相传”中永远照耀着中国人前进的方向。
图1为新石器时代陶豆油灯
图2为战国青铜鸟盘灯
图3为汉代十三头西王母油灯
图4为北朝陶质覆莲瓣九头油灯
图5为唐三彩油灯
图6为宋代汝窑娃娃油灯
图7为明代青花红彩书灯
图8为清代瓷质七捻油灯
图9为洋油灯
油灯，记载着人类最古朴文明的历史。油灯虽小，却是历史长河中使用时间最久远的照明器具，照亮了古人的漫漫黑夜，也见证了中华文化的灿烂光明。20世纪中期，随着电灯在中国的普及，油灯的使用也逐渐走向终结，并进入收藏的领域。油灯是实用和美学的完美结合，有着燃烧自己、照亮别人的高尚品格，在中国文化中具有特殊的文化内涵，有着独特的象征意义。
最初的油灯来源于“钻燧取火”，人类燃起的第一堆篝火，其实就是人类制作的第一盏灯。 然而火把虽然可以照明，但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灯。
讲 述 人：陈履生
时 间：2016年10月13日
地 点：中国政协文史馆
人物简介：陈履生，1956年生于江苏扬中，中国汉画学会会长、中国国家博物馆原副馆长，上海美术学院、南京艺术学院特聘教授。先后多次在国内外举办个人画展，建有油灯博物馆（江苏扬中、常州）、陈履生美术馆（常州）。
新石器时代
新石器时代的陶豆，作为原始的中国灯具的雏形，和古人以特有的创造力发现了用来点灯的油脂，使得油灯的发展变得顺理成章，反映了人类文明的重要成果。
具有一定形制的油灯的出现，是人类将实用和审美结合的成果。随着实用性不断提高、审美要求的不断深入，油灯的形制也有了千变万化。常见的油灯构造是灯柱式的，包括灯座、灯柱、灯盘（油壶）三个基本要件。这一形式基本上是从新石器时代的陶豆演变而来。
青铜时代
青铜时代的油灯和其他器物一样，在造型上得到了重要的发展，创造了中国油灯艺术的辉煌。春秋战国时期出现的豆形灯，是现存的最早定形的油灯。从春秋至两汉，油灯脱离了实用的具体要求，成为特定时代的礼器，折射了社会政治的规章法度。
孙机先生在《中国圣火》中，把河北平山中山国王墓出土的一件铜鸟柱盘灯比喻为圣火：“当盘内盛满油，并将浸透了油的灯炷搭到鸟背上，再用反光的阳燧镜引下‘明火’点亮它，这件鸟柱盘就成为照耀祭品的‘明烛’、燃烧着圣火的神灯了。”
汉 代
汉代是油灯发展的繁荣期，这一时期的油灯功能合理，造型生动，装饰富丽。尤其是具有科学理念的功能设计，表现出了前沿性的科技水平。汉代陶制或部分挂釉的瓷灯，也因为造型的独特而成为这一时期的重要样式。
南北朝
南北朝青瓷油灯的出现，为油灯生产的材质多元化以及油灯的普及作出了重要的贡献。由于制瓷工艺的问题，这一时期的油灯在体量上变小，在造型上出现了立体的带有动物造型的油灯。佛教自汉代传入后，对中国的各种器物造型装饰等方面都有极大影响。南北朝之际，灯具开始出现有明显来自于佛教的各种装饰。
隋唐五代
隋唐五代的油灯出现了多样化的发展趋势，“南青北白”（南青指浙江越窑青瓷，北白指河北邢窑白瓷）等各具地方特色的瓷器丰富了油灯的形制，特别是唐三彩的出现，这种低温釉陶以其色彩斑斓为一直是素色的油灯增添了绚丽的外表。与唐代普遍出现的狮子莲花图案相关的狮子莲花造型的油灯，或有莲花特征装饰的油灯，都表现出了时代的特色。
宋 代
宋代的窑口有了进一步的发展，著名的有定窑、耀州窑、钧窑、汝窑、磁州窑、龙泉窑、景德镇窑，还有其他一些民窑，它们都有一些各具特色油灯出品。这一时期的油灯数量大增，既有高尚的精品，又有普通的用品。一些体积较小的油灯在这一时期大量出现，高度在四五厘米之间，对于油灯的普及意义重大，也影响了后来油灯的基本规范。
元明时期
元明时期的油灯，基本上延续宋制。虽然有一些具有时代特点的作品，特别是在陶瓷器方面，但在整体上没有突出的表现。明代出现了书灯，因为考虑到读书人的熬夜时间较长，需要省油，所以在壶形的造型基础上加长了灯炷，起到了省油的作用。明清两代的青花和粉彩陶瓷油灯，和这一时期形成主流的青花、粉彩陶瓷相呼应，表现出了时代特点。
清 代
清代的油灯整体造型上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但是受到宫廷审美倾向的影响，装饰繁富，图案细密。民间油灯则呈现出多样化的取向，在造型上往往和实用结合，体现出功用上的特点。清代以来的各地民间油灯，丰富多样，在材质、工艺、造型上具有浓烈的地方色彩。玻璃灯应该说具有时代的特点，比明代在制造工艺上有很大的提高。
晚晴和民国时期
晚清和民国时期，由于“洋油”（煤油）的输入，各种各样的“洋油灯”开始广泛使用。洋油灯的最初的样式变化不大，结构大致相同，变化仅仅表现在体量之上。后来，民族化之后，上海的一些民族工业开始制造洋油灯，而像钱庄、洋行等一些大的公司开始制造属于自己专有的灯具，与上海滩上出现的具有殖民性质的洋房相匹配。洋油灯在中国的普遍使用到了20世纪中期，直至电灯的普及后结束了所有油灯的使用。
油灯虽小，其文化意义却大无边。它反映了中国文化中许多独特的内容，诗词歌赋、琴棋书画、民俗风情，有许多可以印证与油灯有关的文化内涵。灯也经常勾起人们的乡思、情思。欧阳修的《生查子·元夕》就把情思表现得淋漓尽致：“去年元夜时，花市灯如昼。月到柳梢头，人约黄昏后。今年元夜时，月与灯依旧。不见去年人，泪满春衫袖。”
杜甫在《醉时歌》中写道：“清夜沉沉动春酌，灯前细雨檐花落”，在《赠卫八处士》中写道：“人生不相见，动如参与商。今夕复何夕，共此灯烛光。少壮能几时，鬓发各已苍。”
还有李白《长相思》中“孤灯不明思欲绝，卷帷望月空长叹”的“孤灯”和《寄远》中“寒灯厌梦魂欲绝，觉来相思生白发”的“寒灯”，以及范仲淹的《御街行·秋日怀旧》中“残灯明灭枕头欹，谙尽孤眠滋味”的“残灯”，都表明了诗人的心迹，寄托着诗人的情思。
毫无疑问，中国油灯的独特性在世界文化多样性中占有重要地位。中国油灯以其独特性的发展表现了先人的智慧，表现了中华民族在文化创造中一种崇高的精神。中国特有的油灯文化，在“灯灯相传”中永远照耀着中国人前进的方向。
图1为新石器时代陶豆油灯
图2为战国青铜鸟盘灯
图3为汉代十三头西王母油灯
图4为北朝陶质覆莲瓣九头油灯
图5为唐三彩油灯
图6为宋代汝窑娃娃油灯
图7为明代青花红彩书灯
图8为清代瓷质七捻油灯
图9为洋油灯
【古人较为青睐的花】
中国人自古就喜欢花卉植物，花卉大国”之桂冠或许非中国莫属。不论是花卉种类、名品数量，还是价值利用、盆景开发，中国都曾领先世界。其中，原产品种梅、兰、菊、牡丹最具代表性，为古人最爱。
梅花被古人称为“天下尤物”
如果问历代古人都青睐的花卉是哪种，梅花堪称第一。用宋代文人范成大在《梅谱》中的说法，叫“梅，天下尤物”。
从现代考古发现来看，梅子最晚在五六千年前已进入中国人的生活。在新石器早期的河南新郑裴李岗遗址上，便曾发掘出土了中国最早的梅核。《诗经·召南·摽有梅》一诗已有：“摽有梅，其实七兮。”意思是，用竹竿去打梅子吧，树上只剩七个梅子了。
先秦人视梅与盐一样的重要，梅子是上等酸味调料。《尚书·商书·绝命上》中称：“若作和羹，尔唯盐梅。”但是，将梅作一种名贵花卉来栽植应在汉代。据汉刘歆《西京杂记》记载，西汉皇家园林上林苑内有“梅七：朱梅、紫叶梅、紫华梅、同心梅、丽枝梅、燕梅、猴梅。”
梅作一种观赏花卉是在汉魏以后。据南宋文人、赏梅专家杨万里考证，在南北朝时，梅花“始一日以花闻天下”（《洮湖和梅诗序》）。到唐代，梅花已全面受宠，明张之象所编的《唐诗类苑》中咏梅唐诗达52首，仅次于牡丹。
唐宋时期，作为中国原创花艺一绝的“盆景”已经出现，时称“盆栽”，被移植进花盆里的梅花称为“盆梅”。被误传为苏东坡妹婿、苏小妹丈夫的秦少游就非常喜欢盆梅，曾作《梅花百咏》，其中《盆梅》诗称：“花发圆盆妙入神，静观意思一团真……”
在宋代，梅花成为养花人一致的首选品种。范成大《梅谱》称：“学圃之士，必先种梅，且不厌多，他花这有无多少，绵不系重轻。”大概意思是，家里养花，其他品种可有可无，多点少点都不要紧，但不能少了梅花。宋人爱梅几至痴迷，北宋诗人林逋便号称“梅妻鹤子”。
明清时期，梅的文化内涵被进一步发掘，清嘉庆时文人苏灵曾将盆景植物分为“四大家”、“七贤”、“十八学士”和“花草四雅”等四大类，梅花被排在“十八学士”之首。
到了近现代，梅花仍为群芳之首。民国十八年（公元1929年），《内政部呈行政院为拟定梅花为国花请核转鉴核施行文》中，拟定梅花为国花的理由之一，是梅花“凌冬耐寒，冠冕群芳，其坚贞刚洁之概，颇足为国民独立自由精神之矜式”。这，或许就是古今中国人均爱梅花的重要原因！
兰花被古人誉为“天下第一香”
在古人所喜爱的花卉中，以香味独特而受到青睐的首推兰花。古人认为，兰花姿态秀美，芳香馥郁，故誉之为“香祖”，又有“天下第一香”的说法。北宋文人、书法家黄庭坚在《书幽芳亭》中称：“兰之香盖一国，则曰国香。”
其实，兰花的“国香说”，最早并非出自黄庭坚之口，《左传·宣公三年》里便出现“兰有国香”之语。其典为：郑穆公的母亲燕姞未被郑文公宠幸前，仅是一名贱妾，一次她的祖先托梦给她，告诉她将有“兰”这个儿子。并提醒她，兰花的香味在全国数第一，佩带兰花，别人就会像爱兰花一样地爱上你。果然燕姞不久后即受郑文公宠幸，并生下了儿子，取名“兰”，此即郑穆公。
先秦名人中，给兰花评价最高的名人是儒家圣人孔子。《孔子家语》一书里，多处提到孔子对兰花的赞美：“芝兰生于深林，不以无人而不芳”、“与善人居，如入芝兰之室，久而不闻其香”。
兰花的人工栽植也是到唐宋时才趋于普遍。在唐代文人中，对兰花最有心得的当是诗人王维。王维是制作兰花盆景的高手，他对花盆特讲究，后唐冯贽《云仙杂记》中“贮兰蕙”条称：“王维以黄磁斗贮兰蕙，养以绮石，累年弥盛。”
北宋黄庭坚也是兰花专家，他主张种兰必须选用沙石，其在《幽芳亭》中写道：“兰蕙丛出，莳以沙石则茂，沃以汤茗则芳。”由于兰花的普及，宋代画兰之风遂兴，郑所南便是一位以画兰花出名的南宋画家。宋代宁波人赵时庚还写出了中国最早的兰花专著《金漳谱》，同时期类似的著作还有《兰谱》、《兰易》等。但兰花最受人们欢迎、研究最深入的时代是在明清时期，《兰史》、《罗篱斋兰谱》、《第一香笔记》、《兰蕙同心录》、《兰蕙镜》、《兰言述略》、《艺兰四说》等研究兰花的论著，都是这一时期出现的。
古人为何这么推崇兰花？原因大概全在孔子的话里——兰花“不以无人而不芳”，这是优秀人品的象征。
菊花是古人最早开发药用功能的花卉
相对来说，在古人喜爱的花卉中，比较平民化的是菊花。春、夏、秋、冬四皆可赏菊，但什么样的菊花为贵，古人有相对一致的标准，这就是清初陈淏子《花镜》中的观点：菊花“究竟开于秋冬者为正，以黄为贵”。
菊花的别称很多，有近20种，女华、延年客、更生、朱赢、女茎、金蕊等，都是菊花的异名。菊花也是先秦时即进入人们生活的，《礼记·月令》中称，晚秋“鞠有黄华”；“鞠”通“菊”，意思是晚秋时节，菊开出黄花。
与梅花一样，古人之所以很早就认识菊花，与对其食用价值的较早开发和利用有关。早期，古人更看重菊花的食用价值，而非用于观赏。屈原《楚辞·离骚》中便称：“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
到了汉代，菊花的药用功能得到进一步认识。《神农本草经》中即称，菊花“久服利血气，轻身耐老延年”，其别称“延年客”，即因此而来。
魏晋时，菊花的观赏价值得到肯定。这一时期，把菊花赏出品位和境界的是“不为五斗米折腰”的东晋文人陶渊明。其在《饮酒》诗之五中称：“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
一句“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令菊花的身价和地位暴涨，菊花从此成为中国文人赏玩的珍贵花卉。“九华菊”是陶渊明最为欣赏的菊花良品之一，《花镜》一书释名菊达152种，其中就有九华菊。此菊，花大心黄，白瓣，花朵达两寸半，清香异常，越人又称为“大笑菊”。
到了宋代，菊花已由室外露天栽培发展到室内盆栽，成为“盆菊”，中国第一部菊花专著《菊谱》即为宋人刘蒙所撰。明清时期，人们对菊花的研究更有热情，明王象晋的《群芳谱》中，记菊达270种，分为黄、白、红，粉红、异品等种类。
牡丹是古人心目中最能代表富贵吉祥的花卉
在古人心目中，最能代表富贵吉祥的花卉是“花中之王”牡丹花。古时有“南梅花，北牡丹”的说法，牡丹在隋唐以后，备受北方贵族的喜爱，并以唐人为最。
“牡丹”一名最早出现在曾任永嘉（今浙江温州）太守的东晋山水诗人、世称“谢康乐”的谢灵运笔下，《谢康乐集》中有这样的说法：“永嘉水际，竹间多牡丹。”
牡丹得名，说法不一。明李时珍在《本草纲目》称：“牡丹以色丹者为上，虽结子，而根上生苗，故谓之‘牡丹’。”事实上，牡丹初无名，秦汉依芍药名，称为木芍药，且始有木、草之分，芍药则对应地称为草芍药，后人誉它们为“花中二绝”。
牡丹正式当上“花中之王”并获“国色天香”之美誉，是在隋唐时期。唐代诗人刘禹锡《赏牡丹》一诗，最能代表唐人对牡丹的喜爱之情：“庭前芍药妖无格，池上芙蕖净少情。惟有牡丹真国色，开花时节动京城。”
牡丹的“百两金”、“富贵花”等别称，都是隋唐时叫开的。栽植、观赏牡丹，以唐开元年间为盛，唐玄宗李隆基的宠妃杨玉环最爱牡丹花，李白《清平调》中咏牡丹名句：“云想衣裳花想容，春风拂槛露华浓”，就是李隆基带着杨玉环月下赏花时，应诏进宫的李白即景随性而作。
到了宋代，长安牡丹输给了洛阳牡丹。宋欧阳修《洛阳牡丹记》称，“牡丹出丹州、延州，东出青州，南亦出越州，而出洛阳者，今为天下第一。”牡丹称“洛阳花”，即源于此。
洛阳牡丹之盛，民间认为要感谢武则天。传说，有一年武则天雪中赏梅，一时心血来潮，希望“冬天百花开”。手书圣旨一道：“明朝游上苑，火速报春知；花须连夜放，莫待晓风吹。”次日，御花园里啥花都开，独牡丹不放。一怒之下，武则天把牡丹贬出长安，扔于洛阳北郊邙山上。
当然，这仅仅是传说，但让牡丹及其他花卉反季节开放在唐代已完全可能。据《续仙传》记载，有一个叫殷七七的唐代道士就有调节花期的技术，“能开非时花”。当时，为花木建温室或是将花卉放在浴堂里养已不鲜见，李白《春葺新居》诗句：“看惯温室树，饱识浴堂花”，描述的就是这种情形。
中国人自古就喜欢花卉植物，花卉大国”之桂冠或许非中国莫属。不论是花卉种类、名品数量，还是价值利用、盆景开发，中国都曾领先世界。其中，原产品种梅、兰、菊、牡丹最具代表性，为古人最爱。
梅花被古人称为“天下尤物”
如果问历代古人都青睐的花卉是哪种，梅花堪称第一。用宋代文人范成大在《梅谱》中的说法，叫“梅，天下尤物”。
从现代考古发现来看，梅子最晚在五六千年前已进入中国人的生活。在新石器早期的河南新郑裴李岗遗址上，便曾发掘出土了中国最早的梅核。《诗经·召南·摽有梅》一诗已有：“摽有梅，其实七兮。”意思是，用竹竿去打梅子吧，树上只剩七个梅子了。
先秦人视梅与盐一样的重要，梅子是上等酸味调料。《尚书·商书·绝命上》中称：“若作和羹，尔唯盐梅。”但是，将梅作一种名贵花卉来栽植应在汉代。据汉刘歆《西京杂记》记载，西汉皇家园林上林苑内有“梅七：朱梅、紫叶梅、紫华梅、同心梅、丽枝梅、燕梅、猴梅。”
梅作一种观赏花卉是在汉魏以后。据南宋文人、赏梅专家杨万里考证，在南北朝时，梅花“始一日以花闻天下”（《洮湖和梅诗序》）。到唐代，梅花已全面受宠，明张之象所编的《唐诗类苑》中咏梅唐诗达52首，仅次于牡丹。
唐宋时期，作为中国原创花艺一绝的“盆景”已经出现，时称“盆栽”，被移植进花盆里的梅花称为“盆梅”。被误传为苏东坡妹婿、苏小妹丈夫的秦少游就非常喜欢盆梅，曾作《梅花百咏》，其中《盆梅》诗称：“花发圆盆妙入神，静观意思一团真……”
在宋代，梅花成为养花人一致的首选品种。范成大《梅谱》称：“学圃之士，必先种梅，且不厌多，他花这有无多少，绵不系重轻。”大概意思是，家里养花，其他品种可有可无，多点少点都不要紧，但不能少了梅花。宋人爱梅几至痴迷，北宋诗人林逋便号称“梅妻鹤子”。
明清时期，梅的文化内涵被进一步发掘，清嘉庆时文人苏灵曾将盆景植物分为“四大家”、“七贤”、“十八学士”和“花草四雅”等四大类，梅花被排在“十八学士”之首。
到了近现代，梅花仍为群芳之首。民国十八年（公元1929年），《内政部呈行政院为拟定梅花为国花请核转鉴核施行文》中，拟定梅花为国花的理由之一，是梅花“凌冬耐寒，冠冕群芳，其坚贞刚洁之概，颇足为国民独立自由精神之矜式”。这，或许就是古今中国人均爱梅花的重要原因！
兰花被古人誉为“天下第一香”
在古人所喜爱的花卉中，以香味独特而受到青睐的首推兰花。古人认为，兰花姿态秀美，芳香馥郁，故誉之为“香祖”，又有“天下第一香”的说法。北宋文人、书法家黄庭坚在《书幽芳亭》中称：“兰之香盖一国，则曰国香。”
其实，兰花的“国香说”，最早并非出自黄庭坚之口，《左传·宣公三年》里便出现“兰有国香”之语。其典为：郑穆公的母亲燕姞未被郑文公宠幸前，仅是一名贱妾，一次她的祖先托梦给她，告诉她将有“兰”这个儿子。并提醒她，兰花的香味在全国数第一，佩带兰花，别人就会像爱兰花一样地爱上你。果然燕姞不久后即受郑文公宠幸，并生下了儿子，取名“兰”，此即郑穆公。
先秦名人中，给兰花评价最高的名人是儒家圣人孔子。《孔子家语》一书里，多处提到孔子对兰花的赞美：“芝兰生于深林，不以无人而不芳”、“与善人居，如入芝兰之室，久而不闻其香”。
兰花的人工栽植也是到唐宋时才趋于普遍。在唐代文人中，对兰花最有心得的当是诗人王维。王维是制作兰花盆景的高手，他对花盆特讲究，后唐冯贽《云仙杂记》中“贮兰蕙”条称：“王维以黄磁斗贮兰蕙，养以绮石，累年弥盛。”
北宋黄庭坚也是兰花专家，他主张种兰必须选用沙石，其在《幽芳亭》中写道：“兰蕙丛出，莳以沙石则茂，沃以汤茗则芳。”由于兰花的普及，宋代画兰之风遂兴，郑所南便是一位以画兰花出名的南宋画家。宋代宁波人赵时庚还写出了中国最早的兰花专著《金漳谱》，同时期类似的著作还有《兰谱》、《兰易》等。但兰花最受人们欢迎、研究最深入的时代是在明清时期，《兰史》、《罗篱斋兰谱》、《第一香笔记》、《兰蕙同心录》、《兰蕙镜》、《兰言述略》、《艺兰四说》等研究兰花的论著，都是这一时期出现的。
古人为何这么推崇兰花？原因大概全在孔子的话里——兰花“不以无人而不芳”，这是优秀人品的象征。
菊花是古人最早开发药用功能的花卉
相对来说，在古人喜爱的花卉中，比较平民化的是菊花。春、夏、秋、冬四皆可赏菊，但什么样的菊花为贵，古人有相对一致的标准，这就是清初陈淏子《花镜》中的观点：菊花“究竟开于秋冬者为正，以黄为贵”。
菊花的别称很多，有近20种，女华、延年客、更生、朱赢、女茎、金蕊等，都是菊花的异名。菊花也是先秦时即进入人们生活的，《礼记·月令》中称，晚秋“鞠有黄华”；“鞠”通“菊”，意思是晚秋时节，菊开出黄花。
与梅花一样，古人之所以很早就认识菊花，与对其食用价值的较早开发和利用有关。早期，古人更看重菊花的食用价值，而非用于观赏。屈原《楚辞·离骚》中便称：“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
到了汉代，菊花的药用功能得到进一步认识。《神农本草经》中即称，菊花“久服利血气，轻身耐老延年”，其别称“延年客”，即因此而来。
魏晋时，菊花的观赏价值得到肯定。这一时期，把菊花赏出品位和境界的是“不为五斗米折腰”的东晋文人陶渊明。其在《饮酒》诗之五中称：“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
一句“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令菊花的身价和地位暴涨，菊花从此成为中国文人赏玩的珍贵花卉。“九华菊”是陶渊明最为欣赏的菊花良品之一，《花镜》一书释名菊达152种，其中就有九华菊。此菊，花大心黄，白瓣，花朵达两寸半，清香异常，越人又称为“大笑菊”。
到了宋代，菊花已由室外露天栽培发展到室内盆栽，成为“盆菊”，中国第一部菊花专著《菊谱》即为宋人刘蒙所撰。明清时期，人们对菊花的研究更有热情，明王象晋的《群芳谱》中，记菊达270种，分为黄、白、红，粉红、异品等种类。
牡丹是古人心目中最能代表富贵吉祥的花卉
在古人心目中，最能代表富贵吉祥的花卉是“花中之王”牡丹花。古时有“南梅花，北牡丹”的说法，牡丹在隋唐以后，备受北方贵族的喜爱，并以唐人为最。
“牡丹”一名最早出现在曾任永嘉（今浙江温州）太守的东晋山水诗人、世称“谢康乐”的谢灵运笔下，《谢康乐集》中有这样的说法：“永嘉水际，竹间多牡丹。”
牡丹得名，说法不一。明李时珍在《本草纲目》称：“牡丹以色丹者为上，虽结子，而根上生苗，故谓之‘牡丹’。”事实上，牡丹初无名，秦汉依芍药名，称为木芍药，且始有木、草之分，芍药则对应地称为草芍药，后人誉它们为“花中二绝”。
牡丹正式当上“花中之王”并获“国色天香”之美誉，是在隋唐时期。唐代诗人刘禹锡《赏牡丹》一诗，最能代表唐人对牡丹的喜爱之情：“庭前芍药妖无格，池上芙蕖净少情。惟有牡丹真国色，开花时节动京城。”
牡丹的“百两金”、“富贵花”等别称，都是隋唐时叫开的。栽植、观赏牡丹，以唐开元年间为盛，唐玄宗李隆基的宠妃杨玉环最爱牡丹花，李白《清平调》中咏牡丹名句：“云想衣裳花想容，春风拂槛露华浓”，就是李隆基带着杨玉环月下赏花时，应诏进宫的李白即景随性而作。
到了宋代，长安牡丹输给了洛阳牡丹。宋欧阳修《洛阳牡丹记》称，“牡丹出丹州、延州，东出青州，南亦出越州，而出洛阳者，今为天下第一。”牡丹称“洛阳花”，即源于此。
洛阳牡丹之盛，民间认为要感谢武则天。传说，有一年武则天雪中赏梅，一时心血来潮，希望“冬天百花开”。手书圣旨一道：“明朝游上苑，火速报春知；花须连夜放，莫待晓风吹。”次日，御花园里啥花都开，独牡丹不放。一怒之下，武则天把牡丹贬出长安，扔于洛阳北郊邙山上。
当然，这仅仅是传说，但让牡丹及其他花卉反季节开放在唐代已完全可能。据《续仙传》记载，有一个叫殷七七的唐代道士就有调节花期的技术，“能开非时花”。当时，为花木建温室或是将花卉放在浴堂里养已不鲜见，李白《春葺新居》诗句：“看惯温室树，饱识浴堂花”，描述的就是这种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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